主题:【原创】美国真的烂下去了? -- hwd99
行业刚开始时候,各国基本都在同一起跑线上,要追赶自然容易,60年代中国的电子业,用手工搞个能跑的晶体管计算机,还是没问题的,但也就仅此而已了。人家开始大规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出来了,就根本赶不上了。
走进微电子
56年毛主席,周总理为了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采取了四项紧急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加速半导体学科的发展,清华当年即创办了半导体专业,57年李志坚教授从前苏联学成回国,领导教研室,58年前苏联专家又来清华讲学,因此母校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理工大学)即时派我到清华进修,主攻半导体器件,从此与微电子学结上了终身之缘。
我是与清华首届半零[1]同学一起听课和学习的,全部课余时间在初创的实验室参加科研。我被分配到晶体管组,进行合金P-N结的研究并自制一台晶体管参数测试仪。这种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的效果非常好,李教授刚讲完能带论、P-N结,我们马上能在科研中看到它、测到它。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集体,虽然学习、科研很紧张,但大家都非常愉快、融洽,它既培养了我们的刻苦钻研精神,又培养了我们的团队精神。
60年学毕返校,创建了半导体专业,讲授半导体器件与材料课,同时带领一批比我更年青的教工和学生,风风火火地创建了实验室。什么都自己动手干,并研制出了半导体二极管。当时居然得到心中敬仰的科学院院长、著名诗人、作家郭沫若的视察及鼓励,大家非常兴奋。可是三年困难时期到了!粮食很紧张,国家制定了调整方针,学校对一批刚上马的专业也调整了,半导体下马。62年10月按应届毕业生分配到了中科院计算所二室101组(固体电路组)工作。一进实验室,四壁空空,只看见一个年青人,身穿白大褂,蹲在一个电炉旁边,炉上有一个玻璃烧杯,里面有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紫蓝色硅片,他说:“这是要做二极管的”。我心里暗想,似曾相识!后来才了解到,本组是由59年刚回国的青年科学家黄敞研究员领导,他还在北大讲授半导体器件课,52年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即从事晶体三极管的创业工作,应该属于晶体管的创始人之一。58年就在美国电化学与半导体会议上发表过外延模型,并预言可以改善晶体管特性。当时组里正在研究厚膜电阻译码器二极管矩阵(混合集成电路)以及外延技术,这在国内是领先的,与世界亦是同步的。我立即被分配负责研制平面二极管,接着研制外延小功率开关三极管,一切都很吸引人,开始埋头苦干。63年9月,我们组被命名为十一室(集成电路研究室)。
激情燃烧的日子---参加微型计算机研制
65年8月,我们去参加了一个院里召开的大会,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张劲夫在台上来回走动,激动地挥动双手说:“我提着脑袋把任务给你们要来了,你们要好好干”!,会上宣布,成立计算所二部,亦称“156”,专门研制微型计算机。我们在台下,亦热血沸腾!深知自己参加的工作,是国家所急需,是时代赋予的使命,心中既高兴,又紧张!随后,很快从科大、清华调来了十来个毕业生,干部及设备也配齐了。特别是从东北光机所三天之内调来了一个室。我被任命负责研制外延中功率开关三极管,这个任务难度很大,初期做出的P-N结总是低压击穿,饱和压降也下不来,于是将全组排成三班倒。大家都是随叫随到,正副组长则是12小时一轮换,常常一天干13-14个小时。黄敞先生也亲自指导,教我不要局限一点,要全面考虑各种参数的全面配合,我们又重新设计了版图……那时全组团结得如一个人,人人尽职尽责,指到哪,打到哪,真是激情燃烧的日子!部室领导也抓的非常紧。科研处处长马庆魁就常站在实验室外面等着芯片,副主任何绍宗晚上给我们送面条、面包……情景十分感人。主任赵松岩则遥望南楼,感慨的说:“灯火辉煌156”。记得我们室有一个叫韩景春的同志,负责封装,既无资料更无经验,只有不断地摸索才能前进,在他试验用什么化学药品时,没有高级设备去分析,只靠舌头去尝,感到不对劲时,就跑到水龙头处马上用水冲。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把研制出的组件硬是给封好了!76年他重病在身,已病危了,我去看他时,他已经神志不清了,但还陆陆续续跟我说:“毛主席还活着,他正在深圳的上空走着呢!”听着听着,我的泪水洒满了面颊。当时就是这样一群人,为了国家的需要,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既无职称、无荣誉,更无光环、奖金,却默默无闻地工作了一辈子,他们什么也不求,只求祖国的富强!
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中功率管终于质量和数量全达标了,而且还帮助兄弟组做了引导二极管。整体微型机研制进展也非常快,到了66年8月即研制成功了,还会唱东方红!在2007年的一天,我逐个在一楼大厅仔细看了所历史长廊的画卷,突然一幅图片在我面前出现,令我惊呆了!这就是“156”组件计算机!从来没有看到过啊!这就是我们曾经用青春和热血灌溉过的156!这就是在浩瀚的夜空中追逐星空寻找的“156”!心情顿时激动了起来。旁边的注释是:156组件(集成电路)计算机是1966年8月研制出的我国第一台自行研制的空间计算机,1966年国庆,向国家报喜,得到周总理的表扬。此时,我已不禁热泪盈眶。
创业路、路漫漫
69年12月由于156迁内地,70年计算所又筹建集成电路研究室,71年1月1号我被调回计算所,同时成立了十一室(集成电路研究室)由沈世刚与我负责,1973年7月启动了013大型通用计算机的研制,是我国计算技术创始人之一的王正负责。他亲切地对我说:“013机的咽喉是半导体通导存储器,由你们室负责研制”。面对着更年青的队伍,我心中既兴奋又有点害怕,好在156精神依然在我们的血液中流动。虽然国外封锁厉害,很难找到资料,但我们靠顽强的拼搏,一点一点的摸索,终于完成了任务,研制成功的存储器性能稳定。013机76年也通过了鉴定,投入了使用,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77年所里将电路预研组调入我室,其组长是所知名的电路设计专家沈亚城同志,而且任命吴几康研究员为室主任。他是53年回国的专家,156时,是十三室主任,专门研究集成电路计算机(79-83年提升为计算所副所长)。任命沈世刚、我、沈亚城、许新武为副主任,沈世刚协助吴几康抓总,我负责集成电路、器件及工艺、研制芯片,沈亚城负责巨型机所用的电路设计,许新武为行政兼改造约1500M2 的芯片研制净化小楼。室已初具规模了,77年12月,所承担了千万次大型机757任务,王正仍是负责人。他说:“一定要给十一室一个项目”。因此我们分析当时各种不同电路的特性:ECL虽然快,但功耗太大,CMOS虽然集成度高,功耗小,但因为Latch-up效应尚未彻底解决,造成了成品率低,只剩下I2L电路了,其规模可大,功耗亦小,而速度太低,我们从器件原理、工艺原理的分析中,发明了P+-N-P+型高速I2L新结构,并研制成功了256ROM,与六室外设合作,成功用于757外设的打印机中,为757工程增加了独立自主研制成功的新集成电路。1983年11月757千万次机通过了国家级鉴定,获得国家科学进步一等奖,我们以“集成电路和工艺P+-N-P+型高速I2L新结构”的项目获得1980年院科技成果二等奖,沈亚城负责的电路预研组的“高速低功耗ECL电路系统”的项目亦获1980年院科技成果二等奖。
1983年6月,所里将十一室命名为大规模集成电路室,当时已有6个组,约70-80人,而且已入住改造成功的,位居南楼与北楼中的芯片研制净化小楼,正准备甩开手大干一番。当时北师大有一个“浅结离子注入”项目,我们参加了,研究多晶硅掺杂发射极晶体管及全离子注入晶体管,已有很大的进展。准备提供更高速度的电路(该项目后获北京市科技成果二等奖),但在84年末,科技处周洁来问我:计算所要不要研究大规模集成电路?令我大吃一惊!立即斩钉截铁的回答:计算所若不进行芯片研究,今后做计算机设计的人只知道用芯片,里面是什么都不知道了,怎么能设计一台好的计算机呢?然而不久,所领导正式把我们召去说:“所里经费太紧张,拿不出钱支持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究……”我知道他的意思了,一走出北楼门口,忍不住失声痛哭了,难道我们呕心沥血十几年创建的研究室就这样结束?计算所今后设计计算机的人真的只能看到黑匣子,而里面是什么都不懂了?难道计算所今后真的走向了“无芯”的未来?在万般无奈中,我把最后一个同事安排好工作岗位后,毅然到微电子中心报到了,此时已是86年年底。87年3月6号,计算所正式撤消了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室,结束了这段无法忘怀的历史。
王启明:当时空军的领导说我们要设计一个飞机,要从乌鲁木齐直飞社会主义的明灯地拉那,作为首长专机。其实运十广大的科研人员,包括很多技术人员,知道这个飞机是怎么回事的,曾经提出来过,这样的话,航程非常远,但是坐的人少,作为客机是不经济的,领导人说不考虑经济问题。所以,它的出发点不一样。因此,它的载油量就非常大,但是110吨起飞总重的飞机,按照它的设计,说是150多人,实际上坐110多个人。但是现在150座的飞机一般都是60吨到70吨,那么重就是为了装油。你除了装油,实际上结构重量效率增大了,这是一个。当时设计这个飞机的出发点不太一样,这个东西不能怪我们,当时国家就这么定的。
运-10飞机是在“文化大革命”政治形势下开始研制的,在运-10的研制不可避免的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所谓的“王洪文工程”便由此而来。当时的飞行试验研究所的所长熊焰回忆录写到,“上海当时有些人对飞机的研制横加干预,要求飞机不用做太多的试验,只要能上天飞到北京向中央报喜就行。甚至嫌型架的进度太慢,要求手工打造一个外壳,装上发动机先飞一飞。遭到飞机研制人员抵制后,竟然给研制人员扣上政治帽子,说他们‘怀疑中国工人的能力’”。
运-10实际上是在文革结束后才走上正常发展轨道。造民航客机不能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指导思想去确定发展方向。 运-10不是由航空部门研制,而承担研制的工厂当时只是一个空军飞机修理工厂,由于上海没有研制的经验和足够的人员,所以当时从航空部门抽调了好多人员充实运-10的研制队伍。贪大求洋,未能量力而行。
运-10的研制过程中,一直是政出多门,领导多头,决策多变。各部门之间互相扯皮,严重影响了工程的正常进行。研制运-10由上海主管、三机部归口管理;国务院方面,负责主管运-10项目的先是国家计委、国防工办,后来又改称国家机械委,再后来又是国防工办、国防科工委管,不断出现间隙和无人负责的现象。
到1980年运-10首飞,但是还有大量的试验工作没有进行。机身结构尚存在问题,仪表系统可靠性方面也不完善。当时较早研制的运-7飞机首飞已经十年还没有定型,运-7于1970年首飞,1982年才正式定型。而运-10显然比运-7面临更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同一时期涡扇-8发动机的研制进展也不顺利,漏油问题严重。
运-10数年甚至十年内无法投入运营,连专家们也不能描述出其景。当时作为飞机的用户民航局曾明确表态:从可靠性方面要求,不需要运-10这种干线飞机。
当年中国是一个航空工业并不强大的国家。当时中国只能够生产运-5(仿安-2)客机。运-7(仿安-24)和运-8(仿安-12)还在研制尚困难重重。
中国当时选择民航客机方向未进行全面而科学的调研和论证,贪大求洋,未能量力而行。造民航客机可不能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指导思想。 造作战飞机(包括军用运输机)可以按“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指导思想。因为这是在同敌人战争的需要。但是民用客机“安全第一”是关键,可靠性是第一要素。而且运-10是先有产品,才想到去找市场。 运-10比波音707短几米,但空重却更重。当时中国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实现大型涡扇发动机的自给,采用进口的707备件形式来组装运-10。运-10在工艺上有严重的问题,不能量产。民航部门从使用上提出几个问题:成本太高,包括采购成本和使用成本;故障率太高;维修复杂。
运-10作为中国航空业首次研制(仿制可也是研制)的大型客机,作为一个试验是成功的,作为一个产品不成熟,还没定型就已经落后了。成功试飞不等同于安全可靠。而且在运营中能否赚钱还是疑问。自主开发具有安全保障的民航客机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中国当时经济基础不能负担开发运-10的巨额经费,继续研制运-10占用经费,会殃及运-7,运-8的研制。
难道也动过改锥搬手?
你87年用的肯定是落伍产品。国内最早81左右已经有IBM的大中型机(当时的水平)。是CRT绿屏,键盘输入的,用于某大项目。那应该是国内最先进的。
国产机我比你更早用,纸带输入的,太痛苦了,连存入程序都不行。修改程序,浆糊剪刀是基本配备。就这样,也没有多少上机的机会。与IBM根本没法相比。
运十试飞就是作为运输机。
我是80年学的计算机,用国产010,后来用过710、130、美国“保罗”机、最早的IBM PC(只有双5寸软盘,没有硬盘)……,用小锤子、黑胶纸修纸带是基本功。
30年前有液晶显示屏,还记得那些Casio FX80计算器吗?
和纸带有什么关系?87年中科大用纸带有点不可思议,77年还差不多。用计算机第一次是80年,看到计算机可是77年就看到了。那也是键盘输入,但不是常规意义下的字母键盘,而是编码键盘。换句话说,Algol语言的begin不是按照b-e-g-i-n这样输入,而是8进位(不是现在常用的16进位)代码,时间太久了,记不清了,好像是70773?
也有终端,数量有限
运输机和客机有很大的不同,现代大型运输机都有的尾部的大舱门,也有放在头部的如美国的C5,运十有吗?
如果运十试飞就是作为运输机,当年就是要问军方要不要了,而不是问民航局要不要。
俺在八十年代初就买到过国产门电路,一块上两个jk触发器,北京出的,现在还保存着。
印象中更早些还买到过小规模的,买的处理的没型号,只有底面有数字标注,俺把它打开在显微镜下分析是什么电路。
中国到中规模以上就大大落后了,我看可能有个原因是精密机械落后。
如两弹一星,新四大发明,核潜艇等。这后30年,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报道说,一直到现在运十空气动力学方面都算是很先进的,我相信这个说法,毕竟有世界在这方面顶级科学家钱学森,钱是超音速空气动力学理论创始人。这是决定性因素,它决定以后只需要改善其他部分,不用推导重来。例如,材料性能改善了,就可以减少飞机本身重量。
材料性能不同,最佳的结构设计也不同。
毛泽东时代干一件成一件?
J12、J9、空警一号、直6、直7、涡扇6。
方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