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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用军粮救济中国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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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责编：谌旭彬

　　《1942》电影里有一个镜头：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飞机上巡视河南灾情，要求日军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军官们疑惑不解：“……可是他们是中国人啊！”冈村说：“别忘了，他们首先是人！”日军对灾民的救济情况究竟如何？

　　刘震云：“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

　　关于日军对灾民的救济，刘震云的纪实作品《温故一九四二》里表达得更加极端：“……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十年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国第二大省。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又自动飞走了吗？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

　　但事实是，刘的家乡延津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的“乡亲们”恰恰饿死在日军统治下

　　《温故一九四二》这篇纪实作品，以刘氏对自己家乡河南省延津县

1942-1943年饿死人的情形的调查为主轴，辅以各种历史档案文献构筑而成。刘氏在作品中引某“四九年之前的县书记”的回忆，称其家乡延津县饿死人“总有个几万人吧”。但刘氏始终没有告诉他的读者，他的家乡延津县，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在延津县的“乡亲们”被饿死，与国民政府并无关系，所谓“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纯属胡说八道。1943年，日本人也没有“开进河南灾区”，此一时期，国军的防线并未有过大幅度的后移。日本不但没有“开进来”救国统区灾民们的命，连沦陷区灾民们的命，也没有救。

　　沦陷区的灾情同样严重，日军没有主动放粮的记载，伪省府也无力救灾

　　回到冈村宁次。笔者在《冈村宁次回忆录》里没有查找到冈村曾前往河南巡视灾情的记录。电影里的这个桥段，当属杜撰。但冈村在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期间，确曾有过个人捐款，具体捐款数目，笔者看到两种，一种说是8万元，另一种则称是2.5万元。至于日军在河南“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笔者也未查阅到任何史料。但在同属冈村宁次管辖的山西沦陷区，1943年也同样灾情严重，日军并未主动放粮，偶有放粮的记载，也是在受到灾民攻击之后的应急举措——譬如“正太路阳泉车站为日军粮食集中地，1943年3月，各地灾民数以万计先后集中到阳泉车站。在（中共）城工人员的组织下，进行向日军要粮斗争，捣毁日军粮库多处。阳泉灾民300余人，从3月20日起包围了日军司令部3天，迫使日军将抢来的粮食拿出一部分分给灾民。”（《山西通志》）

　　日军未曾放粮，当时主持河南沦陷区政务的伪河南省政府，在救灾工作上也乏善可陈。1943年3月上任的伪河南省省长田文炳，素有清廉、干练的名声，长期与中共保持秘密联系，据田氏的女儿田淑平回忆：“1943年，河南省闹蝗灾，人民纷纷逃难到湖北、安徽等省。这些邻省不愿接纳灾民，田便以省长身份同两省协商。几经周折始得应允灾民入境。这虽不能根除灾民的疾苦，但相对来讲减少了一些灾民的死亡。同年秋天，田还筹集粮食赈济灾民。”田氏在沦陷区救灾方面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令从开封到海州（连云港）对开一列火车，专供灾民携故衣登车去徐州一带换回玉米等物，以解粮荒，不使饿死。”田氏的救灾举措仅限于此，因为粮食全部掌握在日本军队手里，在秋收之前，除了把灾民输送出去，田氏别无他法。而在田氏上任之前，据谢伟思1942年11月的观察，“在日军占领区，没有进行任何救济工作”，谢氏的这个观察应该是准确的，田文炳之前，伪河南省省长是陈静斋，此人盘踞河南四年，恶名远播，据曾任伪河南省宣传处长的刑汉三回忆，此人“在职的时间大约比田多五倍，但坐在办公室办公的时间可能还没田多”，清廉、干练的田文炳尚且救灾乏术，无心民瘼的陈静斋当政时期，救灾工作开展得如何，自然可想而知。沦陷区此一时期饿死多少民众，因在日军控制之下，并无数据，但可以参考丁玲1944年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该文援引晋冀鲁豫边区的统计数据，称“太岳区由豫北各地逃来难民前后不下二十万，太行区也吸收了四五万外来灾民”，豫北全部属于沦陷区，在日军严密防范沦陷区难民外逃国统区和共占区（日军此一时期壮丁紧缺）的前提下，二十万灾民越过封锁线逃亡到中共根据地，已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其他逃往更广阔的东部沦陷区及国统区的灾民，更不知有多少了。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2月16日即曾有名为《豫北敌占区民众水深火热，灾情严重多易子而食，敌多方榨取裹粮而去》的报道。

你们为了同日军作战，为了同共产党作战，为了同盟国，为了东南亚战争，为了史迪威，对我们横征暴敛，我们回过头就支持日军，支持侵略者侵略我们。所以，当时我的乡亲们，我的亲戚朋友，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五十年后，就是追查汉奸，汉奸那么多，遍地都是，我们都是汉奸的后代，你如何追查呢?据资料记载，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了械。

日本为什么用六万军队，就可以一举歼灭三十万中国军队?在于他们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民众是广大而存在的。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春，我们就是帮助了日本侵略者。汉奸乎?人民乎?白修德在战役之前采访一位中国军官，指责他们横征暴敛时，这位军官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这话我想对委员长的心思。当这问题摆在我们这些行将饿死的灾民面前时，问题就变成: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

　　这是我温故一九四二，所得到的最后结论。

当汉奸的是少数人，代表不了河南人民。

河南人反抗暴政，缴汤恩伯部的械，是正义的。但是，在抗战时期，帮助日本人，无论以什么借口，都是汉奸！

在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经常缴国民党顽固派的械，用来打日本鬼子。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日的中坚，民族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