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特大喜讯】在西西河赚到第一个5毛，纪念一下 -- 加东

或许各地不同吧,我们那里以前犯了什么小的过失,通常是进行思想教育的.用罚款方式,如果没有政府文件,不仅是要犯错误,而且是大问题了.

叫花子一来，我妈就把我拉回房里，然后给一些米打发走他们。

这个画面很生动。

首先，俺是天津人，俺记事就是80年代中期了，但这时的存车费已经5分了，同时，冰棍也是5分到1角（俺记事时5分的冰棍已经很少了），所以最低价的冰棍和存车费应该差不多。而家里人经常提起当年的冰棍才2分，所以按照物价发展形势来看，60-70年代存车费是两分的可能性很大。

其次，和平路是全国有名的商业街，根本没有医院什么的，而且你在地图上看到的和平路只是一条马路，而加东所说的和平路是泛指包括劝业场、中原公司在内那一大片商业区。从我记事起，那里就是步行街。步行街上实际上是不允许自行车进入的（推着进去可能行，但是马路两侧绝对是不允许放车的），而存车处都设置在通向步行街的路口附近（有很多路口，大概100多米就有个路口），经常有人会既舍不得存车，又懒得走路，就会把车停在步行街内，这时，有时就会被拖到存车处里。不过我印象中也谈不上罚款，把存车费交了就行。如果你把车放到步行街外的马路或者胡同内，是没人管的。（当然后来随着经济发展，胡同也被开发成存车处了，找不花钱的停车处，越来越困难了”）。

对那个时代的评价一般都是以自身和身边人做为参照系的。所以评价不同很正常。但最好不要轻易否认别人的事实。

另外，这个例子也不能用于说明当时人民生活的窘迫，劳动人民的日子本来就是过得精打细算的。

二分钱相当于日常消费中，最小的消费单位，比如，我记事时（80年代中前期），这个单位就是5分了，存车5分，最便宜的冰棍5分，普通烧饼5分，公交车好像也是5分。但是当时也常听家里人怀念当初的二分时代。

后来到了上小学之后不久，该单位升级成1角，这时差不多是真人物价闯关的年代，

再后来到我小学高年级时学会骑车，不久该单位升级成为2角，这时差不多是南巡春风时代。

后来就是长期稳定，直到前两年又开始大规模涨价，目前可能是5角（当然公交什么的涨的更多，这个绝对和改革有关，比如北京的公交车价格就维持在有月票的情况下上车四角。说明北京保持了原有的公交的公共性），而且还在持续上涨中，我估计最后很可能会达到一元

个人认为，除了通货膨胀，这个数据和现象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直到现在很多人包括我，都是经常避免交费存车的。就我来说，不是因为交不起，而是觉得如果到商店买东西花不了多长时间，不值。

和加东对个暗号“新稻米盒饭，一块三一盒，不收粮票”

他们只想赞美下吃第五个饼时自己很饱了，同时抱怨前3个饼怎么总也吃不饱啊

当然，第四个饼估计吃的不饿了，但还想吃第五个，终于吃了第五个，嗯，很饱啦；

然后开始骂骂咧咧的，愤世嫉俗、忧国忧民的说：“妈的、前面四个饼都是什么jb玩意啊，总是吃不饱；前面四个饼肯定是做饼的师傅放了什么化学品，把他膨胀成那么大。。。”

呵呵

好搞笑的小孩子。。。

中二病么？

当年（从文革一直到改开初期），丧葬费用连火化带骨灰盒带存放，据说36块钱就可以搞定，而有单位的人，单位发的丧葬费基本上也和这个相当。

这个价格，基本上相当于当时参加工作的人刚转正后的月工资，依不同地区差别，应该相当于1000-2000元，现在那个听说2000多块钱可以死得起一个人？

以上为我于2009年姥姥葬礼上听操办丧事的“大了”（方言，读daliao，三声）所说，故为二手资料。

那个年代，没有大办丧事一说，当然一方面是经济原因，一方面是大力提倡移风易俗的原因，其实丧事都是办给外人看的，现在抱怨的“死不起”一方面有政府逃避责任，反而利用主办丧葬事业敛财，有另一方面也有厚葬之风又起的原因。

最后说说我姥姥的葬礼，由于她多年信佛，所以在天津存在着佛教徒自发组织的白事互助组织——“助念团”，就是一旦有佛教徒去世，通过互助方式，免费为教徒提供符合宗教仪轨的葬礼服务，既降低了葬礼的费用，有满足了宗教需要。实质上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政府逃避提供公共服务和厚葬之风又起的双重挤压下，以宗教内部互助的方式，降低葬礼负担的一种形势。听说，其他各种宗教也有类似的互助组织形式。我姥姥的丧事总共花了可能不到3000块钱（没买墓地，存在天津的公墓里）这是我听说过的最少的了。

向现在这样

今天饭桌上还跟人说了这个观点。

讨荒，就是到了农闲的时候，一般也就是秋收之后到春耕之前，闲着没事干，整村整村的出来到周边去讨饭，一方面是节省自己家的粮食，另一方面是让年轻人寻找走出农村的机会。

我爸他老家是湖北农村，一直是农业大县，据说他们那儿讨荒的风俗从湖广填四川开始就有，不少人就是通过要饭走向了全国各地，好像还有一些走到南洋去的。

我爷爷也是在讨荒的过程中走到了一个小城市，找到个裁缝铺当了学徒，那个时候应该是在满清末期，我爷爷还不到20岁，一穷二白，就是个臭要饭的，等后来到快解放时，我爷爷自己已经开了一个铺子，雇了几十号人给他干活。

由于我爷爷常年接济老家的穷亲戚，既没有购买房产，也没存下金银细软，对手下的学徒也很好，公私合营时把铺子给交了公，最后定家庭成份时定了个贫农，虽然算是家道中落，但好歹家里的孩子都没受文革的冲击。

我爸到解放后才出生，那个时候我爷爷已经60多了，年纪大了，虽然还有点手艺，但是新式服装做不来，精力也比不上年轻人，在国营制衣厂没干几天就回家了，没有收入，靠存下的一罐银元和亲戚的接济才把我爸和我叔两个孩子养大。

不管如何，我爷爷靠着自己的努力，虽然是通过要饭这种手段，让自己和后辈走出了农村，这也是我说勤劳勇敢的中国人的原因之一。

把当时人口的增长率，和同期国内生产以及从国际市场进口的白糖数量和国内消费数量做个对比就知道是大家日子是过好还是过差了。

另外化肥也是个很好的指标。

没人能偷换概念，但就怕有人视而不见。

但真正的左王只能是托派是赤军红色旅那帮人。现在毛左们多数都只吸收毛的民族主义的一面，而没有去真正学习过纯粹的左派理论，理论基础不扎实。

大段腌萝卜条（白萝卜腌成黄色的，带酸甜味）已经涨到五分钱了，最便宜的冰棍也五分，里面掺的不是白糖而是糖精，经常因为调的不匀吃出苦味。最早的时候全城晚上就一家馄炖店能开到晚上八点。卖鲜肉馅小馄炖，一角一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