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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 -- 古城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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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

题目录自日人大沼枕山的汉诗,把有关六朝晚唐的文字都放在这里。

家园 痴人王述不分谤

分谤一词在汉语里有多种用法,这里特指以自己名声为代价,将别人的名誉也搞坏。这是一种绝招,类似于自杀性袭击,很不好对付。发难者用意并不在于说理,甚至也不只是泄愤,而是有意识有目的地挑逗对手,如果对手一激动回应,则正好中计。两人对骂,风度尽失,在旁观者眼里,都失了身份,丢了面子,但对挑逗者而言,这正是他要的效果。

《世说新语.雅量》:“王夷甫与裴景声志好不同,景声恶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诣王,肆言极骂,要王答己,欲以分谤。王不为动色,徐曰:「白眼儿遂作。」”

王衍本是清谈高手,玄言名家,矫情容物是他的基本功,相形之下,王述的举动就更不容易了,因为他做事说话经常任性率意。

《世说新语.忿捐》:“谢无奕性粗强,以事不相得,自往数王蓝田,肆言极骂。王正色面壁不敢动。半日谢去,良久,转头问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后复坐。时人叹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时人眼里,谢奕是个粗人,而王述则是个“痴人”——有点傻,或者说有点笨,他们两个很多事当时都被当成笑料传。可能王述晚年名誉转佳,原来跟他名声相似的谢奕心理很不平衡,所以才借机闹上门去,意图分谤。但王述只是背对谢奕面墙而立,一声不吭,等他骂完走了,半天才问左右“他走了吗”,知道走了才转身坐下来。

从效果来看,当时舆论普遍肯定王述的做法,《世说新语》里说“时人叹其性急而能有所容”,《晋书》里也说“人以此称之”,连谢奕的弟弟谢安也“叹美之”。后世也有其他看法,明代有人就认为王述是“此固小巫见大巫,不觉自屈”,说王述是小痴碰见大痴,小傻遇见大傻,小鬼撞见大鬼,自然气馁。

王述可以当众给王导扫兴,因为那是王导,有宰相的雅量,反而会“改容谢之”;王述可以给王羲之难堪,因为那是王羲之,有名士的风度,只能自己生闷气——唯其人而已矣。王述至少知道人和人是不同的,需要区别对待,用王导的话说:“王掾不痴,人何言痴也?(王述不傻,怎么别人老说他傻呢)”

家园 虚荣可惜王羲之

王羲之一身而兼政界要人、书圣、诗文名家,诚然绝代风流。其诗文风格高旷,通达宇宙,淡然生死,固超脱于世俗之外矣。

然而羲之能超脱于宇宙生死而不能超脱于个人名利。王羲之出身琅琊王氏,他一向看不起另一支王氏高门太原王氏的王述,而晚年王述受朝廷器重,授任扬州刺史,王羲之任会稽内史,成了王述的下属。王羲之以为耻辱,就派人向朝廷要求将会稽郡从扬州分出,成立越州,以便不受王述管辖,结果不但没有被朝廷接受,反而成为人们笑柄。王羲之更觉难堪,于是在父母墓前发下毒誓,辞官而去,从此隐居兰亭不出。

王羲之对儿子们说:“吾不减怀祖,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认为自己还是比王述强,之所以晚年位望不如王述,是因为儿子们都比不上王述的儿子王坦之。这个说法也有道理,王坦之号称“江东独步”,才干在当时后生辈里冠绝群伦,后来与谢安齐名并重,成为朝廷柱石。俗谚云:“三十年前看父敬子,三十年后看子敬父”,王坦之极受时人看重,桓温都很想招他为女婿。因为儿子太有出息,平庸的父亲也被人另眼相看,这也是世间常事。

王羲之的痛苦也给儿子们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估计王献之后来与原本感情不错的表姐郗氏离婚,联姻皇家,很可能于此有关,可能王献之想借成为驸马的机会更好往上爬,为父亲和自己雪耻。结果给王献之留下了一个终身遗憾,以至临终时说,自己别的没有愧疚的,只是想起与郗家离婚就难过。

人超脱于生死利害有时还不难,可是要真超脱于个人一点虚荣就很难,王羲之就是一个典型,值得深思。

家园 二流温峤胜一流

《世说新语.品藻》:“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

魏晋时盛行人物品鉴,社会上的贤人和闲人们聚到一起,喜欢谈论当时的著名ID。温峤被认为是二流人物里拔尖的,或者说一流人物里垫底的,每当人们把一流人物,王导、王敦、庾亮、郗鉴、何充、卞壶、陶侃、祖逖......快要说完的时候,温峤就很紧张,脸色都变了,惟恐说不到自己。

温峤被评为二流人物,估计跟他当时身份有关。他是刘琨派到江南的劝进使,此前只是刘琨的手下(右司马),算是参谋长吧,自己并没有任职朝廷公卿封疆大吏的资历,又是孤身南来,没有实力,不象郗鉴、祖逖,各自还带了一大帮流民,所以不被人看重也是自然。说实话,能以这样的条件得到“第二流之高者”的评价,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温峤的表现却非常出色,不但很快在东晋朝廷里站住脚,而且在两次重要变乱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一次是王敦第二次发兵建康,一次是苏峻之乱,前一次他是平乱的前敌司令,后一次更是实际上的总指挥。

苏峻之乱时,陶侃因为实力最强,被推为盟主。开始打了几仗都失利,陶侃有些泄气,发脾气说要先回荆州。温峤说:“今之事势,义无旋踵,骑猛兽,安可中下哉!公若违众独反,人心必沮。沮众败事,义旗将回指于公矣。”当时形势不利,陶侃如果西归,联军有散伙的危险,这时温峤没有好言劝慰,苦苦恳求,反而辞色甚严,甚至说“义旗将回指于公矣”。一向不为人下,吃软不吃硬的陶侃也被温峤震住了,于是留下齐心攻灭苏峻。

温峤那番话,倒是很有刘琨的风格。刘琨也是不管处境怎么艰难,说话从不垂头丧气,总是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刘琨在北方对阵刘聪、石勒,负多胜少,形势也愈益不利,但他听到祖逖北伐就说“吾枕戈待旦,志枭胡虏,常恐祖生先吾着鞭”,晋元帝赠给他名刀,他又说要用这刀亲手杀了刘聪、石勒,好象胜利在望一样。以前曾经受以成败论英雄的影响,觉得好象是大言欺人,后来阅世读人渐多,才体悟有的人英豪天纵,愈挫愈奋,不但非常人所能企及,甚至非常人所能理解。船山先生临终自提墓石,云“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天从致”,张溥则以为刘琨“武侯(诸葛亮)、武穆(岳飞)之间,一人而已”,盛赞如此,非无故也。

不过温峤好象给自己的定位也并不高,只要能在一流人物里挂个号就心满意足了。苏峻之乱平后,庾亮激变引起众怒,王导表现平平声望大减,温峤则一跃为众望所归,大家都希望由他辅政。可是温峤向来佩服尊重王导,他曾一见王导就许为“江东管夷吾”,不愿夺王导的权,执意不肯,坚持出镇江州,不久病殁,“江州士庶闻之,莫不相顾而泣。”

人经常会过高估计自己,这样的人数不胜数,象温峤这样具备出众才能,却又由衷认为自己不够格当一把手的人,却并不多见。我觉得粟裕有点象他,运筹决策毫不迟疑,可是总觉得自己当不了司令员,一定要请陈毅在上面心里才塌实。

好在历史对他们是公正的。房玄龄修《晋书》,将温峤与郗鉴合为一传,是认为他们两人才堪称东晋一朝真正的“社稷之臣”,温峤甚至还在他自以为望尘莫及的郗鉴前面,而且这种评价一直得到后世的认可。在后人眼里,温峤不但是东晋初年的第一流人物,甚至在第一流人物里也出类拔萃。温峤在天之灵有知,或者在稍感不安之余,也会喜出望外吧。

家园 何意百炼刚 化为绕指柔

一、

重赠卢谌

握中有悬壁,本自荆山璆。

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滨叟。

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

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

重耳任五贤,小白相射钩。

苟能隆二伯,安问党与仇?

中夜抚枕叹,想与数子游。

吾衰久矣夫,何其不梦周?

谁云圣达节,知命故不忧?

宣尼悲获麟,西狩涕孔丘。

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

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

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

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輈。

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

刘琨是王船山先生很有深情的人物,自题墓石说“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明末士林领袖张溥也很推崇他,认为是“武侯、武穆之间,一人而已”。可是,建国后刘琨的名声却逐渐湮没,不要说与诸葛亮、岳飞鼎足而立,连同时代的祖逖风头也盖过了他。刘琨与祖逖争名一世,还是被祖逖着了先鞭。

刘琨诗传世仅三首,却足以称为魏晋诗坛重镇。这些诗本来已被历代诗评家反复详细的分析过,似乎已榨不出什么新鲜的味道,而我读来,仍悲凉感动不已。原因只能说是刘琨的悲哀太重,历经千年仍有生气。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而好诗之情,却可以感动千年的。

对此诗的意思,有两种意见:一种如《晋书》传记和李善注释,以为“琨托意非常,想张陈以激,谌素无奇略,以常词酬琨。”赵宋以前人多持此见;一种如沈德潜等以为是“越石英雄失路,万绪悲凉”,自己感慨身世,明清后人更倾向此说。

越石当时心态,证据残缺,千年以下,只能揣测,设身处地而言,应该是后者多一些罢。

刘琨和刘备一样,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刘邦的后代。皇室后裔,似乎也有一种流风在,刘秀、刘备、刘琨乃至后来的刘裕,或富或贫,或奢华或简朴,或文采斐然或粗朴不文,却都天然有种英雄气在身上。当时刘琨也是以自己的出身自豪的,魏晋虽然取代了汉,庙堂重臣仍公然津津乐道于汉高光武的事迹,如果文章里提到“高祖”,那并不是说曹家或者司马家的祖上,指的还是刘邦,似乎在魏晋人的眼里,能够称的上“高祖”的仍然只有他。这时的风气,还能分清大小轻重,不会象明清的文人那么无聊而又无耻的编造说元朝的皇帝其实是另一个赵氏孤儿,所以天下似乎还是姓赵。刘琨虽然是刘邦的后裔,他势不两立的敌人却是打着刘邦汉家旗号的匈奴刘渊、刘聪。

可是很难说逃到江东的司马氏对刘琨的心情,司马氏天下得来不正,也就格外敏感前朝后裔和草泽英雄。特别在经历过魏晋两朝的混乱,人们对汉的态度逐渐有所变化了,记忆里的汉,变的亲切起来,桓灵的无道慢慢淡化了。这或许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总有那么多谣言追逐着刘琨,说他有“不臣”之心,哪怕在他穷途末路之时。最后刘锟的死虽然直接的凶手虽然是段匹磾,也不妨说幕后有只黑手是王敦,而且,再联想一下祖逖兄弟、桓温备受猜忌掣肘的经历,不妨再大胆的说司马氏和围绕他们的王谢家族集团对刘琨也有些侧目而视的。说他们幸灾乐祸或许严刻,但说他们坐观败亡恐怕并不算过分的。船山先生曾说刘琨可以如魏胜、辛弃疾归命朝廷,然而以刘琨当时的处境,恐怕他是欲为辛弃疾而不能了,之所以潦倒穷困,仍然徘徊北方而不南下,有以也。

如果刘琨还有什么苦涩的话,就是他华夷之分太清,天下皆知,固然可以结北方汉人之心,却隐然也让别的民族不能诚心共事。段匹磾拘禁刘琨是起于他弟弟叔军的话:“我,胡夷耳;所以能服晋人者,畏吾众也。今我骨肉乖离,是其良图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尽矣。”而刘琨当初劝降石勒,石勒回信说“事功殊途,非腐儒所闻。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刘琨慷慨言谈中明分华夷,别人自然也在他面前分的很清楚,以至于无法用夷,力弱自困,这恐怕也是他并不愿意的。古人说为大臣要有量,不能清浊太明,其实为大将也是如此,更不要说孤身系北方安危的刘琨了,过犹不及,在夷夏之辨上亦然,刘琨在这点上,就显得度量权变有些欠缺了。

这样再想象刘琨当时的心情,应该是很复杂的。他一心王室,可是江东的司马氏对他是否一心?而且司马氏的偏安无为实在令人失望寒心。他虽被段氏囚禁,可段氏毕竟还是效忠司马氏的,还是倾向于抗击石勒的(最后段氏也都死于石赵)。说他激卢谌效法陈平张良解自己之围,恐怕还不是。不能权衡轻重大小,任气而为,那是祖逖的作风,祖逖敢弛书公然威胁王敦,这种事决不是刘琨所能为的。而他担心的也正是如祖逖那样养成军中骄横习气,难以善后,最后祖逖之弟祖约兵反败降石勒。以此反复揣摩,则刘琨处境,真似岳飞末路,动辄得咎,只能束手待毙保全一个名声和问心无愧了。

但刘琨仍然无法平静,于是才有“谁云圣达节,知命故不忧?”的疑问和感慨,或者说理解了。都说孔子知命不忧,孔子自己也那么说,可是他听说获麟不还是伤心泪下吗?于是才有“谁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的沉痛。

呜呼,

“谁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

二、

刘琨被杀之后,他的旧部卢谌、崔悦等就奉刘琨之子刘群投奔了当时与段匹磾已经翻脸的他的弟弟辽西段末波,段末波早与石勒有往来,但此时段匹磾已经是刘群不共戴天的杀父仇人,自然也就没有别的选择了。

卢谌就是这时写了《太尉刘公诔》,寄托对刘琨的哀思。这时整个政治形势非常复杂,一方面一向以忠节著称的刘琨忽然被杀,舆论汹汹,群情震骇;另一方面,段匹磾还是北方拥护东晋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王敦手握兵权,雄据荆襄上游心怀叵测。东晋朝廷既无法解释为什么杀刘琨,又不能宣布刘琨无罪冤死,只好极为尴尬的装聋做哑,对这件震惊当时的大事保持难堪的沉默。

刘琨死了一年以后,卢谌、崔悦等通过段末波的使者向东晋朝廷申诉刘琨的冤情,同时,刘琨原先派往江东的旧部温峤(这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人物,《世说新语》上经常出现他的名字,在盛行品藻人物、比赛风度的魏晋时期能够脱颖而出,可以想见其风采)也上表为刘琨鸣冤,晋帝这才下诏恢复刘琨原来官爵,给了谥号,并征刘群、卢谌等南下。几次三番征召,刘群等始终没有南下,史书上的解释是“道险”、段氏“惜其才”,留而不谴。不过从双方使者往来无恙看,怕“道险”不是充分的理由。恐怕卢谌、刘群对于刘琨曾寄予厚望,一再劝进,至三至四的东晋朝廷早已有些心灰意冷了。

再后来,石勒部下石虎攻灭辽西段氏,卢谌、刘群投降石虎(石季龙),成了石赵的降臣,并且受到石虎的善待。事情如果到此为止,似乎是另一个李广李陵祖孙的故事,然而,历史没有简单重演,反而安排了另外一个意外的血腥结局。

石虎死后,后赵陷入混乱之中,石虎的汉族养子冉闵大杀胡人,卢谌、刘群都是冉闵重要的助手。那是一场惨烈的大屠杀,冉闵亲自率领汉族“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似乎是汉民族对受胡羯长期酷虐的一次大报复。值得注意的是,冉闵曾有意上书降晋,被手下劝止,说东晋鼠窜江东,大王英武天纵,何必屈身事之?冉闵遂自己称帝。卢谌、刘群的态度史书没有记载,想来也是差不多的想法吧。曾经让刘琨魂牵梦系,望断天涯的江东正朔,对于卢谌、刘群来说,此时已经非常冷漠,没有多少吸引力和亲和力了。

不久,冉闵被慕容氏所败杀,卢谌、刘群也先后被杀。这时,离刘琨的遇难已经三十四年了。

通宝推:驿路梨花,腾格里,
家园 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

谢灵运.自述

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

这是谢灵运在临川起兵造反时吟的诗,后来广为传诵,连东魏的皇帝元善见受到高澄欺凌时也吟诵此诗,感慨流涕。不过,也许因为对当时人或者内行来说,诗的意思太明白,不需要解释,而对后来人或者外行来讲,则似乎望文生义,也能理解,于是从来不见很详细清楚分析此诗含义的。

这首诗通篇白话,似乎没有深意,其实还是有点耐人寻味的。“韩亡子房奋”,韩国灭亡后,韩国的公子张良就发奋要为韩复仇,引喻的意思则是晋朝灭亡了,作为晋朝世臣的后代谢灵运也情不自禁的要发奋了,谢灵运是东晋名将淝水之战主帅谢玄的孙子,谢氏一族,历来受到东晋朝廷的重用,自比张良也不算离谱。“秦帝鲁连耻”,则矛头所指,也正是刘宋了,刘裕以武功暴力夺天下,似乎和秦始皇很相似了。最后两句,则是一种心声的坦白:本来我是一个与世无争纵情山水的人,但是君子忠孝之心出于自然,怎能置身事外,见义不为?

说谢灵运完全是自欺欺人,也说不过去的。他率数百家丁造反,有如儿戏,简直是送死,则他自比张良博浪一击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吟此诗时他的心情肯定是悲愤乃至绝望的,是知道要送掉自己的性命的,其悲愤决不同与普通文人墨客的无病呻吟。

但要说谢灵运就是怀抱张良、鲁仲连之志,则从古至今也没人给他这样的评价,可见公论不可欺,好名不易得。谢灵运原先对刘宋也不是那么痛恨的,他曾在刘裕手下当过差,还写诗歌颂过刘裕的赫赫武功。可惜,刘裕平生最喜欢研究琢磨的是如何打仗,物以类聚,臭味相投的不是好斗善战的猛士,就是阴险深沉的谋士,象谢灵运这样擅长歌咏写作的人自然不被重视提拔。刘裕不但是个大老粗,而且主动自觉与知识分子趣味小资产阶级情调划清界限,他不通音律,后来官做大了,在盛行比赛风流雅致的东晋朝堂里实在显得有些不上档次,有人就劝他:“太尉,您怎么不学学琴呢?”,刘裕则说:“我不喜欢”,别人说:“学会了就喜欢了。”刘裕说:“我知道学会了就会喜欢,所以才不去学。”

东晋士人仍然沉浸在对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风度的崇拜和模仿中,弹琴听音是很重要,刘裕却掩耳不听,谢灵运空怀满身本领,对牛弹琴一段时间后,只好自叹倒霉,开始闷闷不乐了。他曾经看见一个机会,他和刘裕宠爱的次子刘义真关系很好,本来也可以指望这位王子登基后自己时来运转的。不料,刘裕死后不久,刘义真被托孤重臣徐羡之、谢晦等所杀,原因也就是锋芒太盛。此后的谢灵运就在晦气中辗转挣扎:当个小官也当不安稳,不停地被一些“小人”找麻烦告发,直到终于最后当又一次朝廷使臣来逮捕他时,忍无可忍的谢灵运反而带着家兵把来人拿下,要仿效张良和暴秦拼命了......

其实读谢灵运时,更喜欢下面这首乐府。也许因为自己也漂泊在外,比较容易引起共鸣罢。而且,这首诗嘹亮高朗,琅琅上口,很容易背诵。不过诗里也隐隐有着不平之音,最后两句,更是满腹怨气跃然纸上,似乎也可以看见谢灵运那愤愤不平的样子了。

折杨柳行

郁郁河边树,青青野田草。

舍我故乡客,将适万里道。

妻妾牵衣袂,抆泪沾怀抱。

还拊幼童子,顾托兄与嫂。

辞诀未尽终,严驾一何早。

负笮引文輈,饥渴常不饱。

谁令尔贫贱,咨嗟何所道?!

元宝推荐:铁手,
家园 儒学再兴第一人——颜之推

儒学在汉末魏晋的衰落零微,已经为一般人所熟知,孔融非孝,嵇康非汤武,阮籍不守礼教这些故事尤其为文人耳熟能详。但是,曾经一度声名扫地的儒学,在南北朝末期再度复兴,以至于到隋唐再度成为社会主流,这个过程就往往不为人重视了,颜之推就是儒学这次复兴开先河的人物之一。

魏晋以后,以前反潮流的清谈玄学一直是主要潮流,以礼教为桎梏,以忠孝为聱疣,只有风流放任才是名士,是通达,是高人。所以,对朝代更迭无动于衷,对篡位弑君谈笑置之,对沙场胜负漠不关心,对百姓苦乐充耳不闻。这种道德败坏在颜之推生活的梁朝末年达到了极点:举国坐视四十多年的天子梁武帝被饿死台城,可谓无忠臣;武帝诸子置被囚老夫于不顾而忙于手足相残,可谓无孝子;武帝之女做了杀父仇人侯景的宠妃还自得其乐,可谓无贞妇;文臣武将朝三暮四旦降夕叛可谓无信友。礼教扫地无余,廉耻荡然无存,触目惊心,不寒而栗。在士大夫们心目里,曾经被视若败履的忠义孝弟,渐渐变的亲切温暖,而不是令人生厌,曾经被束之高阁置之度外的圣贤教诲,渐渐变的娓娓动听,而不是装腔作势,相反,那些谈玄说妙的清谈反而开始让人厌恶了,用颜之推自己的话说:“元帝在江、荆间,复所爱习,召置学生,亲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至乃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吾时颇预未筵,亲承音旨,性既顽鲁,亦所不好云”(《颜氏家训.勉学》)。即使皇帝亲自讲授,也不能让他提起兴趣了。

颜之推自己的遭遇非常坎坷,颠沛流离于江南、关中、山东、河北诸地,身历萧梁、西魏、北齐、北周、隋几朝,对他而言,连什么是故国,什么是故乡都显得模糊不清了。欲忠已无君可忠,欲孝已无亲可孝,欲报国且无国可报,更不必说治国平天下,就专心于教养后人,于是就有了传诵至今不衰的《颜氏家训》,其中字字都有血泪,句句饱含深情。颜之推对老庄玄学者流批判甚严,对阮籍、嵇康等也没有什么同情,也是见惯了流血死亡之后,已经无法再做书生之论了。他尤其反感老庄玄学名为养生实为偷生:“夫生不可不借,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匿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自乱离已来,吾见名臣贤士,临难求生,终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愤懑”(《颜氏家训.养生》)。这样掷地有声的话,自从魏晋以来,几乎从来没有读书人说过了。颜之推并非仅仅空谈,他也曾冒险举家从西魏偷渡北齐,想要报效梁朝,曾作诗《夜渡砥柱》明志:“侠客重艰辛,夜出小平津。马色迷关吏,鸡鸣起戍人。露鲜华剑彩,月照宝刀新。问我将何去?北海就孙宾。”也是慨然至生死于度外,重现了失传已久的仁人志士的风采。

颜之推,还有瘐信等有相似经历的南朝文士,喊出了向儒学回归的第一声,他们有切肤之痛的呼唤与原河西诸儒所保存的礼乐制度相结合,就掀起了儒学复兴的新潮流,并进而为隋唐帝国的建立准备了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支持。颜氏一门,数百年家教不衰,门廷不落,大儒颜师古,名臣颜真卿,人才辈出,群星璀璨,成为著名的华族。

今人南怀瑾曾说:道家是随波逐流,儒家是做中流砥柱。其实也是皮相之见,儒家并非仅仅是抱守不变,当风云际会时,也能成为开辟新时代的人物。只不过,儒家所坚持的,与所开创的本质上都是一样,卫道守道与开风气引潮流只是方法不同,而这与道家见风使舵随机应变确乎是不同的,而这是浸淫佛老的南怀瑾所无法领悟的:他哪里知道,儒家还能够挺身开风气引领潮流。

通宝推:晴空一鹤,
家园 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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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最后的汉学大师诸葛亮

程朱之学兴于宋,而宋亡于金元;陆王之学盛于明,而明亡于满清。所以有清一代学术,于汉学最为推崇。不过清人对于汉代学术,只是邯郸学步,亦步亦趋,得其躯壳而未得其精神,只是形似而已。

汉人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杂而已矣,用汉宣帝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霸王道分别是法家儒家道家),从不固执一端,刻意求纯。两汉的政治制度,是兼有郡县封建的特点,西汉还有很多封国,而汉之太守,总揽地方政权财权兵权人事权司法权,无诸侯之名而有诸侯之实,故汉宣帝曰:“与朕共天下者,其二千石乎?”东汉监察数郡的刺史(也叫州牧),更是盘踞一方,称王称霸。

汉人之学问,也是博采众家。故司马迁以文章圣手而通天文订历法;张仲景以长沙太守而著医论成医圣;张衡以术学而擅长诗赋,蔡伦以宦者而发明造纸。即使以训诂闻名之大儒比如郑玄,也绝非如清儒只是考订字句,辨析音韵。刘备曾游学于郑玄门下,后来说听郑玄讲过很多治国安民之道,却从来没说过大赦。这跟清儒埋头故籍不问世事是很不一样的。

这种博采深造的风格,其最后的表现就是诸葛亮。诸葛亮高卧南阳,三顾而起,为隐士之榜样;鞠躬尽瘁,三代尽忠,为忠臣之楷模;其文章,则《诫子书》《出师表》,垂于千古;其技术,则损益连弩,木牛流马,巧夺天工。无所不用其极而莫测其极,故曰无极而太极。陈寿曰:“亮言教书奏多可观”,不仅为帝王之师,而且为一国之师,不仅为一时之师,而且为百世之师,可谓大师矣。

曹操父子,网罗文人于邺下,歌唱吟咏,造作名誉,司马父子,阴谋险计,不择手段,世风乃一变而为轻薄浮华。武侯殁,后汉亡,两汉之风俗斩,六朝之风气成。故诸葛亮一身之存亡,不仅关乎汉室之兴废,而且关乎世风之变化,学术之变迁,重于泰山矣。

家园 晚唐艳情诗盛行的深层原因及其效果

安史之乱,使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元气尽失,后来虽然有唐宪宗“元和中兴”的努力,但已经是回光返照,唐帝国势不可挡地走向没落,而这也被敏锐的唐代诗人们准确而深刻地认识到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白居易),诗人们在叹息声中送别盛唐,迎来晚唐。

晚唐的文坛,弥漫着香风艳雾:“春蚕到死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温庭筠),“蜂偷野蜜初尝处, 莺啄含桃欲咽时。”(韩偓 )充斥人们耳边的都是这样的靡靡之音,淫声浪语,使得有意振作的杜牧怒不可遏,厉声呵斥:“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然而,奇怪的是,杜牧这一声呵斥,如同利剑刺水,寂然无应,晚唐诗人不但不曾稍为收敛,而且变本加厉,从相思的情爱写到赤裸的肉欲,香艳之风愈演愈烈。莫非众人皆醉,杜牧独醒,或者国家灭亡之兆,郑卫之声先行?查验史实,却又并不尽然。艳情诗的著名作者里,固然有元稹这样的心术不正之辈,更多的还是忧国忧民的君子,李商隐、温庭筠当时虽然名声狼籍,但并无昭彰秽迹;韦庄、王建、刘禹锡更算得上心地磊落。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晚唐艳情名家韩偓,韩偓诗词毫不掩饰的描写艳情乃至性爱,号称“香奁体”,为后人仄目,可是为人却刚直有度,堪称晚唐朝廷一根栋梁。唐末宰相韦贻范丧母,依礼应该丁忧居丧,但他贪恋富贵,求助于军阀李茂贞,让李胁迫唐昭宗召其还位,令时任翰林学士的韩偓起草诏书,韩偓坚持不写,李茂贞勃然大怒,大声咆哮:“命宰相而学士不草麻,非反邪?”学士使马从皓从旁威胁:“君求死邪?”韩偓仍坦然回答:“腕可断,麻不可草!”李茂贞竟无可奈何。另一次唐昭宗正宴会群臣,大军阀朱温突然闯到,众人纷纷立座起立,韩偓纹丝不动,说:“侍宴无辄立,二公将以我为知礼。”朱温也悻然而出。

李茂贞、朱温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角色,一声号令,血流成河,敢在他们面前不为所动,有所坚持,非大勇者不敢,岂是沉溺声色、骨软胆弱者所能为?所以《四库全书.韩内翰别集》盛赞韩偓“屡触逆臣之锋,死生患难,百折不渝,晚节亦管宁之流亚,实为唐末完人”。然而为什么这样堪称高风亮节的人物也加入晚唐男女情爱的大合唱,难道仅仅是淫风所到,熏染成习吗?仔细思量,则似乎另有隐衷。

唐朝没落衰亡已成趋势,“天之所坏,不可支也”(《国语》),既然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人们思索的也就是如何使得这种衰亡的破坏性减到最小。对于熟读史书的书生来说,当时可供参考的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秦汉之亡,天下鼎沸,四海横尸,历经残酷的杀戮,然后才能再度恢复和平;一种是南朝之灭,兵不血刃,而朝代已改。其实李商隐他们何尝不知“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李商隐《北齐》)?何尝不知道沉溺声色易于亡国?只不过,他们潜意识里都希望,如果不得不亡国,不得不改朝换代,那么,与其象汉末三国,群雄逐鹿,杀到“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倒不如南陈后主陈叔宝,一夜风流梦未醒,已报北师渡江来。值得注意的是,唐末艳情诗人很喜欢咏三国,恐怕不是偶然,细读温庭筠《过五丈原》“天清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应该可以体会他们对汉末杀气的警惕和恐惧。因为晚唐的藩镇割据、农民暴动越来越使得局势有向汉末三国方向发展的危险,晚唐文人希望用艳情来冲淡即将到来的血腥,让人们把注意力更多放在儿女情而不是英雄气上,正因为有这种清醒的意识,他们才足以抗衡杜牧们的斥责而不动摇不退缩,杜牧也才在一骂之后,无可奈何。

不过,晚唐诗人的苦心孤诣,并未收到什么他们期望的效果,虽然从唐末经五代到宋初,到处都是对男欢女爱的吟唱声,却并不妨碍朱温、李克用、秦宗权、李罕之、毕师铎、孙儒之流杀人惟恐不急,更出现了朱温这种一方面到处宣淫,连部将妻女、儿子媳妇也不放过,另一方面又酷爱杀戮,所到之处,尸横遍野的人物。唐朝之亡,并没有象诗人们暗地里期待的那样因为留恋艳情少一点破坏,而是淫声与杀声同起,做爱与作战同烈。

当然,对后人来说,喜欢奸淫的人也喜欢杀戮,见得太多,就已经成为常识,不再奇怪,谁要试图用艳情文化阻止屠杀,希望通过鼓励黄色文化泛滥来削弱暴力,就显得非常愚蠢了,不过,不能过于责备晚唐诗人,毕竟他们还是少见多怪。聊赋诗一首,以寄感慨:

盛唐已去寸心孤,欲把情话厌战呼。

不料淫声本杀气,流氓不妨做屠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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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食色,性也!
家园 嗯。。。这个结论所基于的基础似乎。。。

1。唐诗中的艳情诗,开山老祖是元稹。他的代表作《莺莺传》中的诗号为XX诗之首。具体文句在:

“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

  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

  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

  无力佣移腕,多娇爱敛躬。汗流珠点点,发乱绿葱葱。

  方喜千年会,俄闻五夜穷。留连时有恨,缱绻意难终。 ”

这样的词句和““春蚕到死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温庭筠),“蜂偷野蜜初尝处, 莺啄含桃欲咽时。”(韩偓 )”相比实在有云壤之别,恐怕老农兄对艳情诗的定义和了解都未必真正把握。-----另外,“元白”都是中唐诗人。

2.杜牧本人就很“艳情”,“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正是此公。他还有两件有名的艳事,也是唐诗研究的常识。所以,所谓“杜牧这一声呵斥,如同利剑刺水,寂然无应,”一句,实在对杜牧同志要求太高了。

3,您所定义的艳情诗的概念太过广泛,其实有些是属于唐代诗人托物寄情的“闺情诗”,如“昨夜洞房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一诗,好像是写新媳妇的忐忑,事实是考进士的学生向老师拍马屁的作品。韩偓身处乱世,有很多感概都是通过这样的诗歌来说明的。他前期的香艳诗和后期的有所不同的。

4,至于这个艳情诗盛行的深层原因,是“晚唐文人希望用艳情来冲淡即将到来的血腥,让人们把注意力更多放在儿女情而不是英雄气上。”。恐怕这实在不是这些晚唐诗人的初衷吧。

匆匆看到这篇,结论虽不足论,但好多论据有着误导同学的问题,顺便澄清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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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短短一篇文字,史实上谬误何其多

第一句话就似是而非。“程朱之学兴于宋,而宋亡于金元”,宋分北南,终北宋之世,二程洛学说只是个影响力很小的学术流派罢了。说理学兴起于南宋尚可,说兴于宋,那是外行才犯的错。

“故司马迁以文章圣手而通天文订历法”

一,通天文与修史都是太史令本职工作。如司马光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他爹“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 ”所以说司马光通天文,即其本职工作罢了。这句真正错的离谱的在“订历法”,完全是胡说八道,请看《史记》《前汉书》所载

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①而巴落下闳运算转历,②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

注②集解徐广曰 : “陈术云征士巴郡落下闳也 。 ”索隐姚氏案:益部耆旧传云“闳字长公,明晓天文,隐于落下,武帝征待诏太史,于地中转浑天,改颛顼历作太初历,拜侍中不受”

引自《史记.卷二十六》

可见在司马光眼里,真正修订历法的是落下闳而不是他。那司马光和太初历的修订有无关系呢?茶《前汉书》可知:有,但无直接关系。请看:

遂诏卿、遂、与侍郎尊、 大典星射姓等议造《汉历》 。乃定东西,立晷仪,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举终以定朔晦分至,躔离弦望。乃以前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岁,至于元封七年,复得阏逢摄提格之岁,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岁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为算,愿募治历者,更造密度, 各自增减,以造《汉太初历》。 乃选治历邓平及长乐司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与民间治历者,凡二十余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都分天部, 而闳运算转历。其法以律起历.....乃诏用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历,罢废尤疏远者十七家,复使校历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复覆《太初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陵渠奏状,遂用邓平历,以平为太史丞。

《前汉书.卷二十一上律历志第一上》

这里写的很清楚了司马光确实参与太初历修订的“议”与后来的“用”。但真正的修订工作,他和其他几个给皇帝打报告,说我们干不了这事,得招募人来干。于是找了二十来个人才订出《太初历》

两段史料相印证,司马迁订历法根本不属于本位面的历史。

至于什么“蔡伦以宦者而发明造纸”,小学毕业都的犯不了这种错误吧。

短短一篇文字,史实谬误何其多。至于其观点,嘿嘿,考虑到楼主连书画都能抬进自家“国学”,我也没兴趣“品评”了

家园 是有些太想当然了

其实恐怕更多地是政治上没出路,感觉没希望,通过性这一方面消解一下而已。而且古人谈性或性地表现上比较随意但在政治上却很有气节的人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家园 难道不是这个回帖儿更应该加精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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