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共和国走过60年 -- 吴非

俺言语着实刻薄了些，但你的那些话也太招人拍砖了。

别拿出些自以为是的东西让人嘲笑。不跟你辩论一是没时间，二是你的档次不够。

我习惯就事论事，上来就玩人身攻击那套的档次都不够。

而且可以未卜先知，提前为三年灾害做准备，情况会好得多，这个我承认。

但你要论证可以不搞统购统销，还是得先把我说的数据查清楚。

农民当时自己粮食都不够吃,即使增产了粮食,首先也是用于自己消费,不会拿出多少来交换商品的。

关于搞商品经济的问题,可以参考老田的这篇文章:

新中国经济史论之二：市场缺陷的修补措施

市场经济的一大主要特色是货币的广泛使用，极大地降低了货物流通和交换的费用。货币的信用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关键要素。由于中国工农业的落后和人口数量巨大同时存在，有限的资源分摊到个人头上就非常有限，许多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货物如粮食和燃料等产品，长期处于短缺状态，这些产品的价格弹性都很高，只要供应方面出现很小的波动和不足，就足以急剧地影响价格走势，相对少量的囤积行为就足以拉动市场价格大幅度上涨，投机资本的牟利空间和客观市场条件就在于此。

投机资本家曾经扬言：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指纱布、粮食和煤炭），就能够把人民币赶出上海。为了捍卫货币的市场信誉，保持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就必须有效地排除投机资本的作用和干扰。仅仅粮食价格急剧波动，足以影响全部市场价格分配关系，后来对多种民生产品实现票证和计划配给制度，就是防止高价格弹性产品的脆弱供求关系被破坏，避免市场价格受到投机资本势力的干扰，避免最终出现“驱逐货币”这样一种对市场经济的毁灭性破坏后果。各种对应资源分配关系紧张状况的市场缺陷空前明显，“统购统销”政策的提出，就是着眼于这样一个背景。毕竟货币与市场交换是交易费用最低的经济运行方式，因此不能冒着货币失效的风险。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在投机资本的操纵下，半个月之内银元对人民币的价格就由600元上涨到1800元，并带动其他物价的猛涨。在接下来的囤积粮食、纱布和煤炭的投机风潮中间，物价也是节节攀升，以1949年6月上海物价批发物价指数为100， 1950年2月就迅速上涨到2097.9，上涨20倍，这样的投机和价格走势足以把货币驱逐出“市场”。在打击投机和统一财经政策实施之后，以1950年3月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为100，1950年12月为85.4，1951年12月为92.4，1952年12月为92.6。国民党时期的严重通货膨胀和糟糕的货币信誉状况，得到根本扭转，纸币总算是可以参加市场流通，帮助降低交易费用了。但是脆弱的供求平衡关系，仍然是非常容易受到投机风潮的干扰，而且新中国的工农业产出也不可能一下子超脱严重短缺的局面，特别是高弹性的民生产品的供给能力无法在短期内迅速增加，这客观上需要一个稳定的制度安排去保护市场经济的核心货币信誉和地位。

陈云在决定采取“统购统销”方针时曾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提‘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为了解决粮食供应问题，他列出8种方案，最后选择了统购统销。对于统购统销可能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列举了17条，陈云在17条之外又加了一条：“有意想不到的毛病。”但是如果不这样做，陈云预测：“那我们就要恢复到大清帝国、北洋军阀、国民党的那个办法。就是进口粮食，向美国、向加拿大、向澳洲买粮食、买麦子。一年进口300万吨。我们的外汇有多少呢?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向香港出口的青菜、猪鬃、大豆，加上侨汇，总计不过3亿美金，大概能买300万吨粮食。如果把这些买了粮食，那我们就不要建设了，机器也不要搞了。工业也不要搞了。那时也有一种后果，我们也要挨东西，挨什么呢?挨飞机炸弹，挨大炮，还要加上挨扁担。你搞得不好，帝国主义打来了，农民扁担还会打你。”（参见《陈云文选》(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4，202—216页。）

“统购统销”还有一重涵义，就是要在基本的民生产品分配上，限制市场价格上涨对消费者的排斥作用，避免把许多人变成为“不合格的消费者”。在中国人均资源不足的现实中间，是对大量低收入者的一种生存保险措施。同时票证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斥货币的作用，可以防止价格跟随紧缺走高向均衡价格的高位移动，避免把大部分人变成不合格的消费者而长期保持市场容量的存在，人为地保持流通环节的“排队现象”，可以大幅度降低产品实现的成本，减少流通环节的需要资源投入，集中资源投入生产环节。

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初步骤是重工业优先，相应的产品供应实际上并不存在为市场而生产的生产者。几乎每一个大工业项目，都要求从头到尾的完全配套，从生产上的动力供应，到生产过程中间需要的各种辅助产品，因为缺乏相应的市场供应能力，都要求同时配套新的生产能力。例如武汉重型机床厂建设中间，该厂的各种设备需要的电力容量，武汉市场就缺乏相应的电力供应，必须配套建设5万千瓦的火电厂以及专用的11万伏输电线路。这在工业化早期的快速成长阶段，市场缺乏相应的综合供应能力，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因此就要求在每一个项目中间都做好各种计划。没有市场，就只有自己生产，舍此别无出路。

在新中国刚刚开始工业化的时候，整个社会剩余都是非常有限，缺乏其他的的资金来源和渠道，重工业项目建设总是要求全部生产过程要一揽子安排和解决。这样就又要求有限的剩余，在分配上要集中使用，一个大工厂要求的配套能力，甚至省一级的地方政府都缺乏相应的配套资金，必须由中央一级政府进行综合平衡，在市场缺陷的背后客观上导致中央主导剩余分配的计划经济。这又进一步要求把各种重要的物资集中掌握和分配，1952年10月10日 中财委颁发对35种重要物资实行全国统一分配办法(试行草案)。凡需用国家统一分配物资的企业和部门，均应按照其生产计划与基本建设计划以原材料、燃料、电力的消费定额，核算其全部需要量，逐级审核汇总，分别由中央各部及大区财委、计委向中财委统一申请并负责供应。

1954年6月30日 陈云向中央汇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说，工业基本建设方面，在“141”项工程的建设全面铺开后，全国支持的力量会更加分散；而在“一五”后两年基本建设大规模铺开，会遇到更多困难。因此，有些项目(包括“141”项)要推迟。轻工业目前主要问题是缺少原料。五年计划中规定的轻重工业投资1：7．3的比例，仍维持不变。重工业内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防工业突出，石油工业落后，煤、电紧张，他还认识到这种紧张状在况短期内无法改变的。

为了防止货币的信誉，需要采取措施排斥市场自发力量对脆弱的供求关系的干扰，重工业优先也要求集中使用有限的剩余和资源。经济短缺的状况无法在短期之内解决，特别高价格弹性产品的供求关系无法缓解，是对货币信誉和市场交易方式的一个重大威胁因素，因此对市场自发势力的限制措施就必须继续保持。

现在GDP高，但利润都在外资和私人手里。真正对国家和社会的积累有帮助的依然主要是国企（葡萄有个帖子，说国企贡献是私企５倍）。这就是我所说＂利润不在tg手＂。而当时的利润比现在更重要，因为资本小。

如果不出口，反而进口一部分，不会那么早就要统购统销，到57年基本上就没必要了。越统购统销，农民越不愿意卖，而且消灭了民间交易，民间交易也是有功能的。国家的力量完全可以击败投机的企图，民间交易没有那么大资金。你要的数据我前面已经说了，1957年人均已经有600斤了，有足够的商品经济的余地了。而且绝不能否认大跃进错误的政策造成的农业减产。

重工业产品更是稀缺商品，不是老百姓直接买的就不能搞商品经济那是完全荒谬的。资金缺乏是因为没有使用货币工具，没有使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计划当然要计划，我列的可是主管计委和国营大企业的人为政治局常委的。计划和实施中很多环节都可以由企业来做，国家就要大方向，大成果就可以，加上由部来确定政策和长远规划。

比如哈电要建个配套锅炉厂，可以由计委审定方案，银行提供贷款，由哈电去完成订货，建设等。哈电的产品根本不愁销路，以商品经济的原则由市场加上计划确定个合理价格，自然能还上贷款。

50年代哪有外资和私人？搞商品经济，所有关键生产部门都是土共垄断，私人掌握球利润。

就算现在，2010年国企利润都相当于工业增加值的12%了。增加值＝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

"2010年国企利润都相当于工业增加值的12%了", 这不是更说明积累效率更低？

私企的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都很少吧，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利润一般不会积累到国家和社会。

外资也类似。

河友szbd辩论态度不错（不象那个史节，一贯的立场歪水准臭风度差兼语无伦次，俺上来拍了几砖，人不就你言论驳斥直接板砖反拍过去，居然还屏蔽了俺，俺稀罕理会他啊，屏蔽得好！），不过俺觉得他的方法论有问题。

静看你们继续讨论，有空再指出他方法论上的问题。

不出口粮食，反而进口，哪里来的钱？

57年人均600斤，就能得出以后年年都能达到600斤？

市场有点石成金的功能？特别是搞重工业，光有货币工具，没有人提供设备、材料、能源供应，你到哪里去买？

“比如哈电要建个配套锅炉厂，可以由计委审定方案，银行提供贷款，由哈电去完成订货，建设等。”

哈电到哪里去完成订货？

下文节选自马前卒的名篇：《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骨架版》，这一部分全面描述了新中国建立时的国情。如果对当时的国情没有基本的共识，后面的讨论是无法进行的。

49年的中国，工业集中分布在东北和少数几个沿海城市（主要是上海天津青岛三大工业中心），从GDP来看，一般认为此时的工业产值占10%，但其中绝大部分是对农业社会提供的原料进行简单加工的工厂，如卷烟厂，纺织厂，罐头厂、火柴厂、造纸厂、面粉厂等。这其中不乏利润丰厚的企业，但这种利润不过是反映了工业的极端稀缺；由于根本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设备、零部件、工程师都完全依赖于进口或外国在华产业，它们的利润和生存依赖于与工业国家的贸易，而真正的利润大头也正是在这样的贸易中流向国外。至于构成工业核心的重工业，除了东北有一些日本留下的残破企业和内地屈指可数的几个矿山之外，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具体到一些大宗物资产量，1952年（战乱带来的震荡基本消失 各种产品都超出了建国前最高产量）钢产量是135万吨，煤炭6600万吨，电力73亿千瓦/小时，除去行业内部消耗和政府和军队必然要消耗的部分，剩余的物资勉强可以满足今天一个中型城市的需要。至于石油和高级工业产品，产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上面谈到的各个工业部门，不论大小，至少在中国可以找到几个象样的企业，还说不上“一无所有”。其实当时中国最缺的是制造业的核心——机械制造业及相应的材料工业，即便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工业中心”，大部分所谓的“机器厂”，“制造厂”不过是弄堂里面的数十个工人加手工操作的机床。到1949年，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上海总共拥有金属切削机床5700台（90%是皮带机床），除少量为国内仿制外，均为进口设备；操作人员大多是未接受过现代科学技术教育，凭经验工作的工人，既接受过工科大学教育又有国内企业实际技术管理经验的工程师全国也没有几个。限于设备水平和人员素质，即便在最大的几个机器厂加工粗糙零件，车削45#钢的极限速度不过80m/min上下，称之为“高级铁匠铺”断不为过。

除了规模小、水平差，标准化也是严重问题，由于中国的工业长期依附于其他国家和20世纪列强对中国采取的“门户开放政策”，中国工业的机械、量具、技术标准和技术人员的知识体系居然分别来自十几个国家。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工厂，与西方母国大工业体系配合作业尚可应付，一旦要组合起来提升技术水平，满足国内需求，单是换算问题就够技术人员伤脑筋了，何况产品规格（如钢筋直径）、特性（如金属延展度，化工原料参数）等方面的不协调问题根本不是简单的换算问题能解决的，在西方严密的封锁下，许多工厂就此废弃。

这样残破弱小杂乱的工业基础，能为其他部门提供的物资种类和数量都是异常可怜的，以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的1952年计，农业部门只能得到2千吨农药，39000吨化肥，即使不考虑质量上的差异，这些物资在今天也只够一个农业大县使用。至于军事需求与建设现代化工业的投资需求，需要的都是量产的标准化重工业物资，根本不能指望继承自旧时代的工厂帮什么忙，朝鲜战争时，出国作战部队的轻武器居然有13种不同的口径，东北边防部队预储各种枪械子弹合计不过一亿发，45年缴获的日军火炮一直用到了金门炮战。而1958年动用包括中央机关干部在内的无数人力修十三陵水库的场景更是为人熟知。

不过，中国毕竟是传统农业大国，人力和农业资源的潜力远远超过寻常国家，如果进行妥善利用，即便没有自主的工业体系支持，也能创造一些看起来很惊人的成果。比如说：1918年中国江南造船所建造官府号和西立斯希尔号两艘万吨轮。比如说1951年朝鲜战争中空军缺乏配件，东北航校五厂（后来的沈阳飞机制造厂）组织全国的能工巧匠用手工打造飞机零件，补充抛弃率极高的副油箱，居然也满足了战斗损耗。比如1919年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制造水上飞机等等。这些成就是很了不起的，但这些成果要么是附着于外国大工业体系，由外国提供图纸、技术组织与指导、关键部件与材料，自己只是出点人力，靠的是简单劳动力的勤勉；要么靠万中选一的工匠反复制作同样的零件，然后选出合格产品，用极高的淘汰率和巨大的浪费来换取少量物资，前提条件是拥有庞大的人力资源。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庞大而勤勉的人口确实可以让农业-手工业经济保持繁荣，但在工业时代，无论是依附于外国大工业打工还是用庞大的人力替代现代工业体系，都只能创造不可持续，不可复制的一次性成就，不能强国也不能真正富民。要想让自己的国家发达强大，唯一的道路是建立大工业体系。

b 科技教育

工厂本身只是大工业体系的硬件，要建立大工业体系，科技力量是更本质也更有决定性的因素。由于中国在近一个世纪时间内处于依附性经济地位，1949年的中国科技能力比工业本身的相对地位更差。按1950年统计，分布在工厂、政府、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各种技术人员约有5万人弱（含见习生），专职科研机构只有190个（不分大小），其中59%是农业科研、调查机构。工业（含土木工程）科研机构不过区区32个（归并后共21个）！全国科研力量，尚不如发达国家的一所大学。从成果来看，大部分科研成果与国情脱离，论文内容或是基础理论（如动植物分类）或为外国工商业在中国的拓展提供参考资料（矿业调查，水道勘测），针对本国工业经济，与本国工农业生产直接结合的非常罕见。因为实验条件差，合格操作人员少，许多科研成果在国内搜集资料后，必须到国外实验室才能完成研究。另外，由于类似的生存环境，中国科研机构也和工业部门一样面临标准不统一，人才分布不成体系的严重问题。

科技和工业的基础是教育，从数字来看，当时的情况绝不令人乐观，1949年的文盲率是80%，全国大学生不过14万人，中学生145万，小学生2437万(人口粗略统计为5亿)，到了1952年，大学计划招生7.5万，竟无足够的合格高中毕业生报考；即便在集中了绝大多数读书人的城镇职工干部中，文盲率依然超过50%，（煤炭，建筑业均为60%以上）。更严重的问题是当时的教育与工业化社会所需要的教育相去甚远，除了沿海发达地带和东北一些城市（日本人留了一定的基础）大部分乡村小学和部分中学的教师依然包括大量科举时代的知识分子或只受过旧式教育的年轻人，现代科学教育限于初等数学和简单的地理知识，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对大部分学生来说闻所未闻。即使在最西方化的大学教育中，工科专业的学生只有20%，约三万人，而且如果没有外聘教师和留学生，理工科教师根本不敷使用。当教育的目标从培养精英官僚转向为现代工业体系输送人才时，原有的教育体系的实际效果必须从表面数字上再打个折扣。

c 基础设施与积累

1949年的中国，只有铁路网和长江水运尚能称的上近代化，铁路共2万公里，一半以上分布在东北，其余均在沿海、平原地带（通车率不足50%，复线率4%,机车4000台），轮驳船5698艘（合计载重吨位37万），沿海泊位（不分深浅水）161个，其中铁路在客、货总周转量中占84％和71％，水路货物周转量占25％。公路名义上有8.07万公里，（汽车5万辆），但破损严重，大部分是继承自农业时代的“官道”，硬化路面的等级公路只有数百公里，运输量可以忽略不计。至于商业民航和管道运输，完全是一片空白。

1949年的电讯网其实只是一个临时军用网络和沿海商业联络网的拼凑物，全国电信传输网络仅有架空明线杆路7万多公里，首都与各省会相互间的通信联络主要靠无线电维持，有线网络只能用于部分区间通信。而且这个残破的网络严重依赖于外国设备、备件和技术支持。一旦西方资本发现在中国再无利可求，转而封锁中国，不仅战乱中破坏、失修的部分不能再使用，剩余部分也在逐渐颓坏。至于邮政系统，当时全国只有2万5千个邮政所（其中自办邮政所4000处，相当于现在各单位的传达室、书报亭），89%分布于县级以上城市，农村与外界的联系依然靠信客、会馆等传统方式，一旦有亲属失散在外，只有专门雇人寻找，十有八九是找不到的。

水利建设的优劣历来是各个王朝是否称职的标准，王朝覆灭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水旱灾害，清朝也不例外。民国数十年战乱频繁，水利设施进一步破损失修，到了1949年全国仅有水浇地2.4亿亩，不足耕地大量被占用后的今天的1/3，（由于缺乏电力提灌系统，许多水浇地也经常因其仰赖的自然水流减小而变成靠天吃饭的旱地），大中型水库20余座，机电排灌总动力7万千瓦，水电装机容量36万千瓦，机井数量为0。各种灾害频繁，仅1931年，长江干堤就决口300多处。由于缺乏航线勘测、对礁、滩的整治，包括长江上游在内的许多大江大河的航道只能通过小型船只。京杭运河因黄淮流域水旱频繁也损失了大半运力。即使以传统农业社会的标准来看，中国的水利设施也是一片破败，根本满足不了灌溉和防洪需求，更无法为工业建设提供电力和航运资源。

另外一个常被忽视的财富是本国的普查信息资源。任何国家进行工业化的前提条件都是对本国的地质 地理 人文 生物 农业等方面进行精确普查，掌握人力、资源的分布和数量。但当新政权进入北京的时候，他们发现许多档案资料居然继承自明朝！事实上，由于贫弱和战乱频繁，中国从来没有过与工业社会相匹配的全面、全国性普查。 只有在中国具有特殊利益的外国势力进行了一些区域性和针对性非常强的调查，譬如日本对中国东部的地形测绘和长城内外的人文地理调查，英国对长江流域茶叶、蚕丝资源的调查等等。但对于建设大工业体系的目标而言，这些杂乱不成体系的信息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中国人必须在1949年以后从零开始建立自己国家的资源信息库。

除了基础设施，有形的积累还包括外汇和贵金属，但经晚清民国数十年赔款，数百年贸易积累的金银外汇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国民党政府又通过强制手段强征民间剩余金银，虽然积累日益减少，到了1949年，南京政府尚有美金8000万元，黄金92.4万两，银元3000万元（说法不一，但数量相差不大）。不过，这所剩无几的财产，大多又被南京政府运到了台湾。只是因为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在上海有6180两黄金、154万块银元、8768.22元美钞未及启运就被缴获。这就是共产党政府继承的全部硬通货。

d 传统资源

在工业化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中，中国最丰富的是来自传统农业社会的各种资源，如人力、自然资源、手工业技巧、道德规范、组织动员力量等，毕竟中国是最大、连续历史最悠久的农业文明。不过，由于人口总体过剩和中国传统社会运行周期的影响，到了20世纪中期，这些传统资源的总体水平正处在历史的低位，大部分资源都被捉襟见肘地用于支持原有社会的运行和少数人的奢侈享受，很难在不引发动荡的前提下从旧体制中提取用于工业化的剩余。

1949年的中国约有5.4亿人口，大部分人口要靠传统的农业耕作为生，人均拥有耕地2.7亩。由于工业不发达，农村无法得到农药、优选种子、电力等能源物资，粮食亩产仅为70公斤上下，能提供的剩余并不多。随着土改的进行，粮食的商品率从1951年的28·2%降到了1952年的25·7%，可见普通农民在1949年以前是吃不饱的，只是因为财富的相对集中才产生了一定的剩余，一旦财富被均匀分配消费量反而上升，剩余减少。对于全盘接下了旧政权的行政、教育机构（确切的说，是旧机关中较差的一部分，许多相对精干有效的人员和机关去了台湾和海外），还要抽出资源建设独立工业体系的共产党政权而言，光是一个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问题就很难应付。

更严重的问题是：在1949年以后出生率由于上一代人的传统观念和社会经验（发达农业地区的婴儿死亡率高达20%，城市估计为30%，而且这个数字不包括溺杀女婴的数量）居高不下，而婴儿死亡率、青壮年的死亡率却因为战乱消失和基本医疗保障的扩散而迅速下降，平均预期寿命大大增加，这导致了过剩人口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迅速提高（迅速增加的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在70年代以前无法成为劳动力的儿童和超出劳动年龄的老人）。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靠工业化促进农业单产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总量。但在50年代，距离工业化全面铺开的70年代还有20多年，计划生育在全世界大国中尚无先例，随着人口迅速增长，粮食日趋紧张，在70年代中期以前稍遇灾害就会出现粮食供需缺口，稍有不慎就会落入粮食紧缺——工业化速度被压制的恶性循环。

粮食问题的根源是土地-人口的矛盾，自大航海时代以来，随着玉米、马铃薯、番薯等高产作物在旧大陆的传播和旧大陆内部农业交流的频繁，除了美洲原来的农业文明区外，几乎全球的传统农业区都出现了人口急剧增长的现象，随后又由于人口增长惯性出现了马尔萨斯式的人口过剩，只有欧洲得益于工业革命避免了这一点。到了1949年，中国已经背负着超量的人口走过了大半个世纪（太平天国内战曾导致人口下降，但仅数十年就恢复了），过剩的人口开垦了绝大部分可耕土地和许多山地，只在东北尚有少量荒地可开垦，砍伐了农业地区的大部分森林（森林覆盖率约8.6%，不足今天一半，目前华北华东的森林主要是解放后种植的），江河经常泛滥，旱涝频发，土地贫瘠化，许多地区的生态平衡和土壤质量正在崩溃之中。而传统手工业组织和技艺也因为粮食生产的相对不足和西方大工业在低关税条件下的冲击而逐渐消亡。以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论，即便没有共产党政权对整个旧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造，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也不再允许旧制度再运行下去了。

旧制度面临的问题不仅是物质条件的限制，维系旧制度的道德结构作为一个体系早在清朝灭亡前后就已经解体。首先，明朝和清朝交替之际，儒家知识分子并没有象前几次王朝更替时那样大换血，而是保持了很大的稳定性，这导致晚清的儒家知识分子之腐败远甚前代，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都失去了以往知识分子的领导作用。到了1905年清朝废科举，打碎了儒家体系最重要的一环，儒家道德体系开始解体。民国建立后，儒家彻底倒台，教育部门在失去指导思想后盲目的引进外国思想。包括儒学在内的所有传统文化都失去了根基，就连中医都一度被国民政府强行禁止。生长在这个时期的胡适回忆他小时候的学习生活时说：“.....当我在上海做中学生的时代，中学堂的博物，用器画，三角，解析几何，高等代数，往往都是请日本教员来教的。北京，天津，南京，苏州，上海，武昌，成都，广州，各地的官立中学师范的理科工课，甚至于图画手工，都是请日本人教的。外国文与外国地理历史也都是请青年会或圣约翰出身的教员来教的。我记得我们学堂里的西洋历史课本是美国十九世纪前期一个托名‘Peter Parley’的《世界通史》，开卷就说上帝七日创造世界，接着就说‘洪水’，卷末有两页说中国，插了半页的图，刻着孔夫子戴着红缨大帽，拖着一条辫子......”。这种教育环境所培养的知识分子自然无法再作地方社区的领袖，随着科举时代具有名望、财富和权威的传统士绅逐渐老去，地方上本来还可以勉强维持的道德政治逐步转变为暴力政治，以劫掠同乡为业的土匪到处滋生，哥老会、红枪会等绿林组织成了地方社区的主宰，这种社会现象反映到全国层次就是大小军阀割据。作者曾与家乡老人闲谈，发现在他们的回忆中，连年的战争本身并不是最可怕的经历，真正不堪忍受的是伴随战乱而来的治安混乱、人人自危的生活环境。共产党接手的正是这样一个缺乏基本道德权威的社会，即便新政权愿意用传统道德来维系新社会的秩序，激励公民为工业化而努力，他们也无法发掘到多少儒家道德遗产，所以新政权必须重新为社会定义道德权威。

社会资源中，还有一项是组织资源。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相比，一个重大差别就是各种组织机构的显著增加。与凭空建立一个组织相比，通过修正结构、转换目标来改造原有组织机构要更容易，而改造后的组织也比新建的组织节省了内部磨合、适应的时间。现代军队建立新军种的时候，往往是从旧部队中抽调成建制的部队进行改编，而不是建立新单位，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同样，在工业化进程中，如果能对旧制度中有效率的组织进行改造，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和资源。不过，遗憾的是，旧中国的人力虽然过剩，但有组织有纪律的人力并不多。从农村来看，自宋朝以来农业生产就已经分散到个体农户，新式政治经济组织的精华则跑到了海外台湾，这种情况正如黄仁宇所述：“缺乏中层结构”。成熟的中国农业社会在人力组织方面反而不如刚刚结束严格封建制度的日本欧洲。日本和欧洲都可以把高比例的贵族武士和相应的管理机构转化为工业组织，无法从传统社会得到组织资源的新中国政权被迫把自己的军队组织改变为国家机关和经济组织，因为这是新政权能找到的的最好的组织力量（虽然许多军队建制建立不过数年，尚未稳定下来）。

这一节从建立独立大工业体系的角度简要叙述了1949年前后中国的客观现实。在描述历史的时候，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不同，如果有人并不认同建立独立的大工业体系这个目标，并因此对当时的中国现实给出不同的描述，是不足为奇的。

“煤炭，石油，化工，钢铁，冶金，造船，汽车，机械，电力，铁路，等等等等基本上都是整条产业链掌握在国家手里。”

——这些产业链在50年代都没有，直到70年代中后期才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

有一点也是有。50年代发电量也是每年几十上百万千瓦地增加，石油多少有点，还有进口，钢铁产量几百万吨，煤炭1-2亿吨，一汽50年代中期投产，铁路有2万公里，造船也有一些。少也是都在国家手里，而且作用非常大。而民间根本没有。

帝国主义也是从贫穷落后发展起来的，靠的就是市场，而不是强制。

进口粮食当然是量力而行了。货币工具和市场是促进资金运转，促进投资的。哈电没地方订货，电力部就有地方订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