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东亚民族的心理特征及进入工业化社会后面临的挑战 -- 酥油茶
本文希望探讨的是一个颇值得玩味的话题，即东亚黄种人社会在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出现的趋势以及该趋势背后的群体心理学因素。
本文的讨论基础在于，认为东亚民族具有内部高度相似而与外界迥异的一些特征，由于东亚社会内部强大的同质化压力，使得这种特征非常突出。同时，在有限的未来这种民族特征不可能被改变，就像其他文化圈也难以改变一样，也就造成了各个文化圈在经济合作、文化独立的背景下，走上彼此迥异的社会进化之路。
关于东亚民族的心理特征，美国人类学家所著一书《菊与刀》虽然是针对日本民族而写，但也指出了一些普遍的心理特征。
如果要归纳一下这些特征的话，我们首先要记住的，是任何民族或者个体的心理，都有对立统一的两个部分，如极度自大常与极度自卑结合,勤俭节约的另一面往往是贪婪和占有欲，对一个事物在乎得越深，对其它事物就往往放任自流，而越是口头上强调某事，实际上越可能是其软肋；这两个部分互为补充，想让一个部分发展得深入，另一个部分也得跟上，否则，就只能处于混沌状态。
菊与刀中，提到罪恶感和羞耻感是日本人的动力来源，实际上对其他东方民族也是如此。从小老师让我们背诵的成语，如卧薪尝胆，如破釜沉舟，都是强调这种因羞耻感而发奋的精神，同时，这种驱动模式要求必须有羞耻感作为第一驱动力，也就促使着社会内部需要互相激发羞耻感与罪恶感。这种要求使得东亚社会内部具有很大的趋同压力。使得东亚社会的个体一面追求个体的超越性，即在公认的知识、技能、道德、外貌方面的提升，另一方面，又在心灵深处处于对外界抵触的状态。
这种心理状态很容易理解，就如训斥一个幼儿，并对他说“你不如邻居的某小朋友那么听话！”直到孩子哭起来为止，哭起来证明他被成功地灌输了挫折感和失败感，但同时进入孩子心灵的，还有对邻居小朋友的抵触感和竞争情绪，伴随着不安全感和焦虑。
像后者这样的的情绪，影响的是个体对于自我和社会关系的界定，自我和家庭之间关系的界定这样在早期形成的基本感觉，也包括对自我价值的定义。
一般说来，以羞耻感为动力的文化，由于影响的是个人驱动力这样一种比较内核的层面，也就造成了阶层代际之间普遍的心理控制。心理控制的一个附带后果就是，个体需要在社群之中以获得心理的安全感，也就是“扎堆”现象。
但同时，心理被外界造成的羞耻感影响的另一面，是被迫躲到更深处的自我具有了对外界敌意，因为被肯定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而不能稳定，时刻有可能处于情绪爆发状态的特点。也就是歇斯底里症侯。
典型的场景，我们在看日韩大陆台湾香港的肥皂剧里会常常见到，琼瑶阿姨对中国人传统心理的把握也不能再典型了。韩剧据说是这一特征的最明显体现。说白了，每个人都是被伤害的小孩，造成了人人心理都有一根刺。
华人离不开华人论坛，却又把它变成情绪宣泄的垃圾场，其背后的动力大概就是如此
同时，这种躲到更深处的自我，对东亚社会中的个体如何界定亲密关系和如何建构亲密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东亚社会的家庭关系要求的亲密程度，也就是互相影响的程度，可以说是比其它文化里要明显得多。在传统的家庭里，父母子女的互相影响，特别是父母对子女的训诫造成儿女在心理上依赖于父母这样的设定，使得家人一体的意识非常明显，而和外界鸿沟分明。
当然这里也有两个方面，由于抵抗的程度和控制的程度是正相关的，在精神依赖越强烈的家庭里面，家庭成员歇斯底里化的程度就越可能显著。这就导致家庭矛盾和冲突的频密和日常化，导致一种“痛并依赖着”的家庭关系。
同时家庭关系也投射到社会合作的建构中，上对下极端控制，上对下极端顺从的模式可以说是东亚社会目前来看唯一稳定的模式，否则的话，缺少控制的人际关系反而会促使“心魔”的释放而使合作解体。
如果进一步探究的话，就会发现东亚社会普遍极端重视人际关系的培养，实际上是其成员普遍对人际关系的建立在内心存在着很强的抗拒反应的一种表达，就如嚷嚷着金钱多么重要，没钱不行的往往是穷人。事实上，也很少有其它文化下的人对建立关系这件事情产生这种一方面极度看重，另一方面内心紧张抵抗，实际上效率很低的心理状态。而研究也发现，中国人的人际圈子的广度和深度都比美国人要低很多。
以上我粗浅地分析了一下传统东亚社会个体的心理驱动模式及该模式对亲密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影响，下面我将对受西方影响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东亚社会受到的冲击和影响，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出一些分析和预测。
工业化后，东亚社会面临的第一个冲击是人口的迁移和小家庭化，造成以往的大家族和隔代家族解体，并造成了小家庭内部的“失序化”，并带来一系列后果。
在传统的东亚社会里，妻子随着成为儿媳妇加入男方家庭，进入到大家庭的秩序中，并且通常在夫权和族权的压迫下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小家庭化之后，妻子在家庭内部取得对丈夫和资源的主导权几乎是自热而然的事情。因为在亲密情感的体察和控制方面，一般来说，女性无疑是主动的，而男性事实上是更容易被身边人引导的——这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怕老婆，以及城市里认为男生外向的理论基础。
而这样的家庭权力转移事实上造成了长一辈老人对下一代家庭的掌控力降低，以及大家庭结构的分崩离析，其结果是把小家庭推到了社会的第一线上。而社会本身无法承担传统家族单元的族内压力功能，也就是东亚社区结婚、生育和传承的动力。
这里分析的基础依然是东亚民族的动力来源于羞耻感这一前提，而工业化社会使得这种羞耻感丧失了来源基础，就如同上大学的学生失去了升学的压力一般，其结果就是个体在享受这种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履行人生责任的动力。
此外，小家庭在社会上受到的压力与大家族内部所受压力不同，也造成了追求方向不同的结果。
另一方面，对于华人社区来说，谈恋爱，结婚，生孩子，建立社交关系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轻松的事情，而是有诸多的人际压力在里面，这就造成了外压不足，内压持续偏高，“配对”难度加大。
总之，这种由于第一动力失去而产生的懈怠状态加上社交氛围改变不大的实施，可以很好地解释工业化后东亚社会出现的大龄不婚，已婚不育，御宅食草等等现象。
可以想象，这种现状也许将在三代之后减轻，前提是工业化社会里减小的社会压力会改变父母的培养方式和下一代的心态，他们会像ABC一样，越来越不像传统的华人，变得自我随性，但能否建立新的驱动模式，还说不好。
同时在创新方面，文化方面，政治及经济结构方面是否会出现同样的压力扭转的趋势，目前还难以看清楚，悲观的话，东亚民族将继续持续目前为世界人民打工的生态位。因为侵略也好，殖民也罢，都是需要心理状态的，而这种状态是目前东亚民族整体还不具备的。
同时，东亚民族和其他民族和平相处的状态，目前为止，似乎只能在一个非民族主义甚至西方主义的政府下做到。首先东亚民族的圈子实际上是极端排外的。事实上，其它民族相比东亚民族都可以被认为是“笨懒”的民族，这种判断的核心是东亚民族的罪感耻感文化，因为其他民族并无这种文化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就不能避免被判断的结果。一个既无能力影响外族，又不能接受外族的民族，按照其本来文化来和其余民族密切来往，几乎是不大可能做到的事情。
所以，东亚民族目前的成功范式是在西方模式下做好生产者和组织者，但自身仍然存在驱动力的问题，要说为世界引导方向，还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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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世界方向
这个命题太大
需要太多的运气、时机和人品
不过从个人来说，如果东亚，不，中国人放下羞耻感，对人不用那么纠结，或许会找到自己的动力源泉
经过这原始积累的几十年，下一代中国人会相当放得开。
问题是中国人的实力成为世界一极的时候，我们尊崇的是怎样的文化。比如说，如果我们只是盎-萨文明的复制或继承者，那我们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就算不上是领导性的。
不过现在谈论这个话题感觉很奢侈很伤人品。
传统社会在城市和乡村仍旧顽强的生存和繁衍着，中国不乏千年古村古镇，数百年历史的村子更是星罗棋布，这些东西构成了郡县制实体之下的最基本元素，是宗族和血脉，是古老家族的传承，虽然工业化造成了人口大流动，但这种基本格局在城市化未完成之前应该是继续存在的，中国人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和文化趋同性上的民族而集合起来的，基于对外界的不可知性是偏保守的，很多文化显现的是传统社会顽强的生命力，我们的文明是农耕社会的小村子小群落逐渐同化，扩张的，存在内在的文化逻辑，羞耻感是根本放不下的，德与名，利与功是传统士大夫追逐的核心，也是这个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名利双收是中国人最愿意追求的结果，这一代接受了完全的工业化思维的洗礼，我们还不能把握住方向，总要时间来验证，三千年之大变还在持续进行中
我认为楼主提出的模式有些地方不太切合
香港让这种文化更加紧缩，社会价值观更加一致，没有打开局面
有一个阶段会无所适从，带来混乱
我觉得吧，东亚民族的心理特征，工业化，这些题目都太大，你一个个分开来说比较好。你用一个羞耻感统领一切，还是搞自然科学的一元论思维在作怪。大的不说，挑几个Bug：
1，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确实是分析民族心理的经典之作，但她自己在书中说了，这种分析只适用于日本民族，其他东亚民族特别是中华民族是明显有别于此的。分析问题要具体化。
2，你混淆了“力量”和“方向”两个要素，具体来说，日本民族是以“他人的评判”为价值尺度的，就像《菊与刀》中举的例子，一个武士杀了人，若没被人看到，那就可以当没发生过，若被人发现了，他就必须切腹。问题在于，“他人的评判”是个不可测的东西，发展到最后，必然成为强权逻辑，即谁狠听谁的，所以日本必然是依附强者的，属于“有力量没方向”。
而中华民族的羞耻感是有一个内在评判尺度的，核心就是“仁”，外化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发展到后来，就是心学的“心即是理”。所以儒家是把人的内心当做一个完整的具有价值评判功能的能量体的，并不需要借助外部力量。至于方向，则需要上一代的传承和教诲，启发心智，明心见性。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有可能会被外部力量打断。所以你看到的平常人，会有因羞耻而迷失方向的现象，就像鸦片战争至今的国人。
至于西人，尤其是基督教文化下的西人，倒更接近于你所说的“罪恶感文化”，这点你看本尼迪特克的书不仔细，她是明确提出来“羞耻感”和“罪恶感”不同的。“羞耻感”着眼点在于个人和群体的关系，“罪恶感”的核心在于死亡恐惧，日本人和西人的问题就在于在这两点上走的太远，力量是有了，但整体却容易堕入无节制状态。而国人经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再加上一百五十年的复兴之路，整体处于一种迷蒙而重启的状态，这时候套哪种范式都是不合适的，需要仔细分析，小心求证。推荐你看几本书：
1，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本书把传统文化的家庭结构、社会结构和人生结构的架构描述的很清楚，虽然还有一些问题，拿来作参照是很好的，过去的东西基本总结到了。
2，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这个是大部头了，近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思考都可以在里面找到源流，你会发现你想过的问题前人基本都想到了。读完此书，一个基本的想法是，对于未来，不着急做价值判断，不着急下结论。
3，研究西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少不了要读的。至于现当代，可读的不多。孙隆基还有本《杀母的文化》是总结美国文化的，可以试着读一下。美国近一百年来没有伟大的思想家，实干家倒是有，你不妨多总结一下目前的生存环境，对于将来要走什么模式，时间长了自然会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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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在几万年前是没有的，几万年以后也可能会消失。
家庭的size，依某种秩序（如血缘/走婚）对资源的占有、分配、利用，投入产出比，效益外溢……
还可以对比下LA的同性恋家庭，法国的终生不结婚的生活伴侣，离婚率升高的中国大城市，相亲时对单亲子女的歧视……
文科生很多的问题在于看问题没有层次和方法论，把各个scale的问题混在一起。
我的论点是，华人、日本人，朝鲜人之间的共性远远大于和其它民族人种的共性。《菊与刀》有专门谈日本特有性格的地方，也有一些性格实际是共同的东亚民族心理，这个没什么好辩的。
中华民族内部的差异远远大于日韩，一般而言同化力也小于日韩，实际上更加不典型，你说的仁的概念是属于上层知识分子的，扩大到中华民族也是一种over generalization.
羞耻感或者罪恶感，我这里确实没有分开，但指的肯定不是西人的末日情结，日本人和西人的精神内核有很大的差异，否认这点其实也很难。
我倒是觉得新教伦理之后，对中国人而言，可读的书也很多，正在读一本《转变的美国：1870-1920》，似乎国内没有人提到过。
说白了，我搞的是“微小叙事”，从可以判别的小处出发，用常识来推论，小中见大，你搞得不管什么书混在一起，什么意识形态都搞在一块的砸法，才是“宏大叙事”。
首先我是理科生。你说你的方法论是
其实你的不少观点是有启发性的，比如大家庭解体后的社会结构调整，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角色变化等。但你把这些现象统一用“驱动力”来解释，属于削足适履，模型建立的过于简单。比如你说“华人、日本人，朝鲜人之间的共性远远大于和其它民族人种的共性。”又说“中华民族内部的差异远远大于日韩，”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我给你列的书目是提供更多的论据和视角，不是用来砸人的，呵呵
关于你最近以来一直在做的系统级分析，我的看法是，你并不在意分析过程，而急于做价值判断。外人能很清晰的看到你身上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和挣扎。你明显感觉到东方文化对自己的束缚，又发现西方文化不能解救这种困境，于是试图证明东方文化缺乏“逻辑自洽性”，从理性上说服自己接受西方文化作为解决方案。而你自己也明白，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未来华人的生存方式不会是二择一，也不会有现成的解决方案。我非常期待有谁能开辟出新的领域，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必然是一个集体的、长期的创造过程。所得到的成果，将比人类史上任何一个单个的发明要更有价值，也更为深远。因为我们的先贤，就是这么做的。
哪里可以买到这几本书？
我对人类社会的复杂性看法可能和你不同，也可以说受普世派加存在主义加生物常识的影响较大，即人类社会的组织复杂性其实远远没有单个人类个体的复杂性大，人类只是不小心进入大群体生活的部落动物而已，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必须从对个体的认识做起。。
比如你说“华人、日本人，朝鲜人之间的共性远远大于和其它民族人种的共性。”又说“中华民族内部的差异远远大于日韩
中华民族内部的差异远远大于日韩（内部的差异），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和前一句有什么矛盾之处？
网上大家都是闲扯么，有所得则好，鸡同鸭讲则散，如是而已。
汪晖的书和新教在当当上就能买到。孙隆基的两本，去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了一版《美国的弑母文化》，另一本《深层结构》是老书，以前广西师大出过一版，可能没有卖了，网上能下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