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4断章取义 一 -- 桥上

上面那段提到《象》的《左传》，杨伯峻先生有注云：“《易》乃《周易》，其六十四卦与《卦辞》、《爻辞》作于西周初，《十翼》则战国至西汉之作品，韩起不及见。人多以“《易?象》”连读，为一事，今从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六说分读，与《易》为二事。《象》即哀三年《传》“命藏《象魏》”之《象魏》，因其悬挂于象魏，故以名之，亦省称《象》。象魏亦名象阙，亦名魏阙，又曰观，为宫门外悬挂法令俾众周知之地。据《周礼?大宰》，正月一日公布政治法令于象魏，此法令谓之《治象》；地官亦悬《教象》，为教育法令；夏官公布《政象》，秋官公布《刑象》，即军政法令，司法法令。公布十日，然后藏之，此《象》当是鲁国历代之政令。《鲁春秋》即《孟子?离娄下》“鲁之《春秋》”。《春秋》为列国史之通名，《墨子?明鬼下篇》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故鲁史曰《鲁春秋》。下言“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则韩起所见《鲁春秋》，必自周公-姬旦以及伯禽叙起，今《春秋》起隐公，讫哀公，自惠公以上皆无存。《公羊传》又有所谓不修《春秋》，即未经孔丘所改定之《春秋》。万一其言可信，韩起所见必《鲁春秋》简策原本。”

《左传》中还有一段提到《象魏》：“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伤人则止，财可为也。命藏《象魏》，”杨伯峻先生于此有注云：“此《象魏》可以藏，非指门阙。象魏为门阙见庄二十一年《传?注》及定二年《经?注》。当时象魏悬挂法令使万民知晓之处，因名法令亦曰《象魏》，即旧章也。服虔主此说。”（《哀三年传》（p 1620）（12030201））（135）

据《汉语大字典》，“象”有一义为法令，从何而起则不知。这里杨先生的解释与此一致。至于历代存底云云，则是就这一段《左传》的情境而言。

诸侯移民既久，各自的流利语应该早已地方化，语感和笑点恐怕也都各自不同了。

唯有诗书是大家的共同语汇，如同后来的官场上的套话，共同的语汇，各人发扬各有巧妙，说者有意，听者会心，然官场之外的人听了或不明觉厉，或索然无味。

这句的翻译我个人觉得朱熹的理解未必正确。“粮”古义为行路之食，如此“度”似应解为“穿过”更合适。"彻田为粮"，田当解为田猎，是搜猎以为军粮的意思。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全诗讲的是周人的行军过程。早晨登上高岗辨别南北方向，观察水源流向，然后行军。经过隰原，彻底搜猎以充行路之食。直到傍晚，在荒野宿营。

先秦的东西，旧儒的理解未可全信。

关于先周之周人与农业，我的认识是：先周之周人在农业方面已经对商人有较大优势，且在周人克商时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我不太同意许倬云先生《西周史》中的部分观点。虽然我前面已经说过这个认识，但最近又有过些争论，感觉还是该再多说点，也整理一下思路，所以有这个帖子。下面参照许先生的观点，讨论四个问题：

一、

首先，许倬云先生也同意，周人对农业非常重视，后稷之事就反映了农业对周人的重要性：

周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发展了农业，后稷的功业即是以农业为主。（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233）

周人称其始祖为后稷，而这个称号又继续沿用为农官的职称，可知稷在周人农业中的地位了。（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232）

《诗经》“周颂•天作”：“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由太王开辟以至文王的发达，周人可说已有长足的进展。但是《书经》“无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一方面追怀文王的勤劳，一方面也说明了周人的生产能力有限，即使文王也还必须自己下田，即使是典礼性的象征，至少可见周人的王室，不敢忽视农作。（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079）

其他相关学者对此也是赞成的，例如：

周在灭商以前，早已有了初步发展的农业。《诗•大雅•生民》和《公刘》诸篇曾经追述到周族远祖时的农业生产情况，直到文王，还亲自参与农事（《书•无逸》），可见周族对于农业生产一向就是很重视的。（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考古》p 166）

在以上基础上，考虑先周时周人的想法，显然尊奉后稷为祖宗的他们认为自己是比同时的殷人更擅长农业的，而殷人以畜牧业创始人王亥为祖宗，则他们自豪的是自己更擅长畜牧业。而且在殷代，“周”这个字本身就是田地之象，也反映当时周人的特征是拥有经过整修、疆界清晰的一块块农田。

二、

关于周人农业是否比殷人（商人）强，许倬云先生是这么说的：

也有人以为周人善于农业，其农具比较精良，周人使用金属锋刃可能早于商人。极端之论，如郭沫若所主张，甚至以为周人可能己用铁制农具。保留一点的说法也认为周人用带刃的耜，商人用岐头的耒。耜的刃可用金属，自然较为锋利。是以凭借较优的农具大启土宇，辟地日广，复利用被征服的部族供农作之役使，遂立下战胜殷人的基础（李剑农，1962 ：17—20）。这种以工具决定生产力，以生产力解释历史的理论，自然是唯物史观的主要立场。（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076）

张家坡西周居住遗址的年代，早期一层当在成康以前，则相当于文王作丰的时代。由张家坡出土的生产工具颇可用来验证西周在灭商时的生产能力。（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076）

许倬云先生这里考察生产工具水平以“验证西周在灭商时的生产能力”，依循的乃是上面他总结的“以工具决定生产力，以生产力解释历史的理论”的前一半，即“以工具决定生产力”。而既然要“验证西周在灭商时的生产能力”，则许先生恐怕也认可如果“生产能力”较高，那么也意味着实力较强。在此前提下，许先生提出了他的论据和观点：

农具：……出土的铲有112件，石铲23件，蚌铲7 件，其余均为骨铲，共82 件，或由牛马的下颚骨制成，或由肩胛骨制成。铲子一类的工具都是刃部宽，顶端较窄，有的有肩，或在两侧有凹凸不齐的现象，大约原来都是捆缚有木柄的。从骨铲的使用痕迹看，刃都是偏刃，有竖行沟纹，大约是用于挖土点种的农具。刀和镰都是收割工具。刀共246 件，镰只有90 件，刀和镰都是石制或蚌制，蚌刀178 件，蚌镰88 件，在数量上占了绝大多数。据沣西的发掘报告，大量使用蚌壳制作农具或其他器物，是西周时期非常显著的特点。石刀的基本形状是长方形，系磨制。比较其他时代的石刀，西周石刀较宽，较厚，刀刃少偏刃，多由两面磨刀。刀孔或单或双，靠近刀背。蚌刀的情形也类似。这种刀用于收割谷物的穗子，现代尚有带孔铁刀绑扎在苇杆上，一手攀穗，一手持刀，掐断穗杆。镰的形状与近代镰刀相似，大抵在宽的一端用木把夹持，能齐根割取谷物。据原报告人猜测，西周应有耒耜一类木制农具，但未见出土。（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077）

由这些生产工具的情形推断，西周初期并未有大量的青铜农具，甚至也没有加了金属刃锋的农耕用具。黄土土壤较为松软，蚌铲骨铲已可奏功。割穗的刀多于割杆的镰，说明单位劳动力的工作效率不高。蚌器数量大，可由泾渭河流中就地取材。骨器则取自牛马，角器则为鹿角。渔猎生活中，当以取蚌及射猎鹿类与小动物为主。除了食用之外，蚌壳及鹿角、鹿骨都是制作工具的素材。（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078）

青铜农具及工具，出土者为数甚少。最近安徽贵池、江苏苏州、浙江水嘉三处，都有窖藏的青铜农具出土。这些器物中，有耘田的耨，收割的镰，以及许多种类庞杂的农具。诸器均已破旧残毁，与铜料一起储存，显然是准备销熔的废料。这批器物的时代，当在春秋时代，甚至战国晚期。由这批材料待销的情形判断，青铜农具在不堪使用时，即予回炉。同时，古代礼制不以农具随葬，墓葬中不见农具，也就不足为奇了。战国中期，铁器已流行，遂有这些青铜残件留下，西周时青铜农具必定回炉重铸，出土的机会就更少了（李学勤.1980A：39）。（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238）

以张家坡及丰镐西周遗址的农具与殷墟农具对比，两者之间殊无显著的差别，则白川氏所谓以东方发展的高度技术来开发陕西之说，仍难肯定。（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116）

根据上面所引许倬云先生的文章，我理解许先生的观点是：由于周人与殷人所使用的农具无显著差异，则周人与殷人相比，在农业方面也并不先进。但我觉得以上许先生“西周遗址的农具与殷墟农具对比，两者之间殊无显著的差别”的论据还可以别的解释，有位李根蟠先生即有不同的解释如下：

青铜器占领的第二个农事领域是中耕。田间除草开始是用耒耜兼而为之的，但至迟商周已出现专用的青铜中耕器。《诗经•周颂•良耜》：“庤乃钱镈，奄观铚艾。”是在暮春时节命众人把中耕用的钱镈收藏起来，准备开镰收麦。“钱”就是铲，“镈”就是锄，字俱从“金”，在《考工记》中“钱镈之属”是属“攻金”的“段氏”所管，其为青铜农器无疑。考古发现商周青铜铲已有一定数量。其刃宽一般在6～8cm之间，多为有銎圆肩或方肩，安上木柄后与今日铁锹相似而小，便于在垄行间除草松土，使用方法是双手握柄贴地向前推进。钱在西周使用相当广泛，在交换中成为人们乐于接受的一般等价物，大约春秋初年出现了仿青铜铲的青铜铸币，“钱”遂成为货币名称。中国古代铜币一直延用这一名称，而“钱”作为农具的初义反而被淡忘了。这说明青铜铲曾是很普遍的农具，也反映我国货币文化是打上了农业的深刻烙印的。……我国西周时代已很重视中耕（详后），中耕农具使用时间特别长，而且体小省料，金属材料在这里能充分发挥作用。这就是青铜中耕器获得较快发展的主要原因。（李根蟠《中国农业史》p 031）

注意，这里李先生与许先生对铲用途的解释是不一样的，李先生认为铲是“在垄行间除草松土，使用方法是双手握柄贴地向前推进”，而非许先生所言“用于挖土点种的农具”。许先生还提到：

由各种农具的形制来看，西周的农具大致只有挖掘及收割两大类。农具更进一步的分化为整地、中耕、犁地等等专门用途的形制，还有待春秋战国时代的突飞猛进，也许与用铁铸制有相当的关系（许倬云，1971：810—813；刘仙洲，1963：58—62）。（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238）

在从事某种工作的更趁手的专用工具发明前，显然这种工作已经出现，这才产生了发明专用工具的需求，而这种发明的产生，恐怕需要较长时间的探索磨合。认识不同，解释也就不一样，因为与许倬云先生不同的解释，李根蟠先生才提出了“我国西周时代已很重视中耕”的观点。而且李先生还明确指出：

总的看来，青铜的出现揭开了金属农具代替石、骨、蚌农具这一长剧的序幕。虞夏时青铜农具还是凤毛麟角。但青铜器对农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已从青铜器被应用于治水和木农具制作中反映出来。到了商代，青铜镢已大量生产和使用，使垦荒和翻耕获得前所未有的锐利工具，人们又可以用青铜器加工出量多质好的耒耜，可以说，从这时起，青铜工具已在农业生产中起着主导作用了。西周春秋青铜农具进一步发展，在中耕领域占居优势。不过，青铜农具始终未能完全代替木石农具；这一任务只能由铁器来完成。（李根蟠《中国农业史》p 033）

三、

如果周人大规模推广了系统的中耕及相关技术，虽然在农具方面未必需要明显改进，但比之下面许倬云先生引述的殷人（商人）农事状况的前两步，显然有了巨大进步：

商代农耕技术不高，田地不能继续使用而不失地力。裒田即是开发田地的制度。大量劳动力在合作垦荒方面的效力远比少数人手各自进行为有效。张政烺根据卜辞记载推测，裒田的第一阶段在盛夏夏至前后烧薙草木，及严冬冬至前后，剥除树皮使树木枯死。在用石器为主要砍伐工具时，只有经过这种方式才能清除大片土地上的林莽。第二步则是平整地面，疏解土壤，使成为可用的田地。水淹火烧杂草腐木，可以增加土壤的肥力。这时，地力已足，事实上已可种植了。第三步则是把大片田地的陇亩修整，有疆埒畎亩，可作良田了。张政烺认为这一连串工作，属于垦辟田地的过程，正合《诗经》“菑、畬、新”的三个阶段（张政烺，1973：98—102）。（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028）

上面第三步张政烺先生提到“把大片田地的陇亩修整，有疆埒畎亩，可作良田”，但我以为陇亩的出现实际上意味着中耕的出现，而且恐怕是先有除草后有条播，有了除草的要求才会产生条播的需要，也才有陇亩，这是一套系统的技术，至少从民族学资料看前两步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方式与这样的第三步恐怕并不相配，而且《诗经》还是周人文献，似也不宜用于殷人。我感觉这里许倬云先生没有仔细分辨，因此许先生对于周代农业才有以下论述：

西周时代的农田，有所谓“菑田”、“新田”、“畲田”的名称。如《诗经》“周颂•臣工”：“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小雅•采芑”：“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干此菑亩。”《尚书》“大诰”：“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这三种田亩，徐中舒以为是三圃制的轮耕法。杨宽以为“菑”是第一年初开垦的荒田，“新”是第二年刚好可用的新田，而“畲”是第三年已垦好的熟田（徐中舒，1955；杨宽，1965：12—14，45—48）。二说相比，杨说较为合理。轮耕抛荒，在刀耕火种阶段，原为常见。但在西周的核心地带，人口已多，农具未见改良，单位面积产量不增加，只有依仗增加垦田面积，方足解决人口太多，土地不足的难题。中国古代使用绿肥以及其他肥以改良土壤，可能早到商代（陈良佐，1971）。分三次改良土地，也已见于商代（张政烺，1973：98—100）。（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239）

但是有位陈文华先生指出：

中耕是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国外有的农学家曾把我国的传统农业称之为中耕农业。中耕主要是除草、松土，改善作物的生长环境。原始农业在播种后“听其自生自实”，自然没有中耕这一环节。后期可能有除草等作业，主要是靠手工或是一些简单的竹木工具来操作。到了商周时期，中耕技术有了一定的发展，据胡厚宣先生的考证，甲骨文中一些字像是双手在壅土或者是用工具锄地除草，看来商代已有除草和培土技术。《诗经•小雅•甫田》：“今适南亩，或耘或籽，黍稷薿薿。”《毛传》：“耘，除草也。籽，壅本也。”说明至迟在西周时期，人们已认识到除草培土(耘、籽)对作物生长的促进作用，中耕技术确已产生无疑。……可见到了西周时期，不但强调中耕除草，而且已经利用野草来肥田了，这也是一个进步。商周时期出现的钱镈之类的锄草农具就是为这一中耕技术服务的。（陈文华 《农业考古•二、中国农业考古的主要收获•（五）农耕技术的创造•3．中耕技术》 p 125）

印证《诗经》，其中有两个字其实是先周已经出现系统中耕技术的旁证，这两个字一个是“耘”，另一个则是“亩”。“耘”字只有除草培土之意，指的就是中耕；且这个字未见甲骨文，应该是后起的字，反映系统中耕的后起。而“亩”字意为田地中之垄，这是系统中耕的一部分，至于作为面积单位的“亩”，则是后起的，最开始只是一条垄宽，百步长为一亩，是从田垄引申出来的。“亩”字亦未见与甲骨文。下面是《诗经》中出现“耘”字和“亩”字的例子：

今適南亩，或耘或耔。（《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328）《小雅•甫田之什•甫田•首章（共四章）》）

民有肃心，荓云不逮。（《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439）《大雅•荡之什•桑柔•六章（共十六章）》）。高亨先生于此注云：

荓（pēng），当读为耕。云，借为耘。逮，借为㥆[忄隶]（tuì）。《广雅•释诂》：“㥆[忄隶]，缓也。”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500）《周颂•闵予小子之什•载芟•首章（共四章）》）

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133）《齐风•南山•三章（共四章）》）

我疆我理，南东其亩。（《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325）《小雅•谷风之什•信南山•首章（共六章）》）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亩。（《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376）《大雅•文王之什•绵•四章（共九章）》）。高亨先生于此注云：

宣。疑借为畎，垄沟也。亩，垄也。畎亩即开垦筑垄。

周人《诗经》中多处开始采用新造的“耘”字和“亩”字，正反映系统中耕技术的大规模推行始自他们。

四、

关于周人对殷人（商人）的优势是怎么来的，是否和周人农业更强有关，许倬云先生有下列论述：

由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综合看来，周人的国势不足与商抗衡，周人的生产能力，至多站在商人的同一水平上，并没有突破性的发展，以支持周人生产力较高的解释。历史时代常见草原民族挟其快速马队，以少数人口征服人口较多的农耕民族。中国历史上这种例子屡屡出现。下文将探讨周人的作战方式，以观有无此种可能。（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079）

周以蕞尔小国而能克商，既不能由经济力强弱作理由，又不能由军事力量的优劣来分高低，周之胜利当只能由战略的运用以寻求解释了。（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086）

吴为姬姓，见于金文；《左传》哀公元年、哀公十三年及定四年，吴人君臣也都自称姓姬。……长江下游离渭水流域虽远，周初也未必不可能有交通与联络。张家坡西周遗址出土了若干带釉陶片，陶胎作青灰色，陶质细致，表面有青色或黄绿色的釉。很多西周墓中都曾发现带釉陶片，地区分布由陕西长安，河南洛阳，到安徽屯溪，江苏丹徒都有之，而尤以丹徒、屯溪的西周墓中更为大量出现，器形也较中原一带为多样。原发掘报告认为这些在长安出土的带釉陶片的化学成分与原始的吴越青瓷接近，也与屯溪的硬陶片性质类似，而与北方的瓷器不同。因此他们以为张家坡陶片可能是在南方烧造的。……由江苏，经安徽，到陕西，陶器可以流传正启示了西周与东南有某种特殊的关联。（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086）

陕晋之间姬姓部族不少，如犬戎、骊戎，河北之鲜虞也是姬姓而视作戎狄，可能早在周之为周已存在（徐中舒，1936A：143，155）。凡此诸部更可能即是先周在公刘以前的同族。文王的势力大了，旧日同族遂折而又与之联系。（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088）

按召公为姬姓从无别说，但向来不能决定其所自出。如果召族为姬姓诸族中由山西向南开拓的一支，则向西开拓的周人在东向图商时，同为姬姓的召族与周联盟，自在情理之中，崇为商人重镇，然在周召合击之下，恐也难为商守。周人在晋南沿河东进，殆也有召族接应。（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089）

周人在不断的经营。上文说过召方可能即分布在豫西豫南，召公图南国，江河一带是真目标。周初可能已着眼在此。……如果南国早在文武之际已因召族的势力而服属周王，则周人在克商以前即在江汉流域建立若干据点，也未尝不可能（徐中舒，1936A：144—145）。……相对的，商在东方遭遇不小的麻烦。《左传》昭公四年，“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都说商纣时东夷与商之间有战事，纣明明不是在克东夷之后死亡，此处所谓“陨其身”，当指东夷之叛促成了商的失败及纣的死亡。（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090）

总之，整个情势，商人处于不利的局面。周人在北边已循晋南拊朝歌之背，由山西高地高屋建瓴，俯视商人王畿。中路一线，已克崇而入中原。南路一线，江汉已为周人疆土。这时商的东方，却又有大规模的东夷之叛！……周人克商的大战略，已经接近完成。《左传》襄公四年：“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周人的声势也就不小了。《论语》“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以当时的“天下”而言，周人大约已居渭水流域，黄河中游之半，并加上晋南及江汉，而殷商占了黄河下游及东夷所在的淮上以迄海边。双方盛衰之分确已判然。（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091）

综合言之，周人以蕞尔小邦，人力物力及文化水平都远逊商代，其能克商而建立新的政治权威，由于周人善于运用战略，能结合与国，一步一步的构成对商人的大包抄，终于在商人疲于外战时，一举得胜。（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109）

许倬云先生上面论述中着重提到了周人的友邦有很多都与周人同属姬姓，我觉得，这固然是影响因素之一，但周人在同姓或姻亲基础上向他们推广农业技术恐怕会更有利于巩固这种结盟，也有利于这些周人同盟者实力的增加。而这种猜测与以上许先生的猜测相比，同样具有一定合理性。尤其是周人后来对天下的控制方式与殷人大异其趣，也是佐证吧。

不过，引用前人诗句，断章赋诗，这个方法在后世文人之间倒是非常常见吧。有时候还故意让原有句意模糊，来表达现实的意思。比如世说新语习凿齿和孙绰（孙云：‘蠢尔蛮荆，敢与大邦为雠。’习云：‘薄伐猃狁，至于太原）两人互相地域黑。这种方法，一方面是两方都明白诗词原意，另一方面故意正用反用侧用甚至只是用一两个词来照映现实。直接说出来显得不够文雅，太过现实，这种半隐语似的引用就把事情讲清楚了。后来的具体形式肯定和春秋时代贵族交往有区别，但其旨趣似乎却是一样的。

但确实形式不同，因为本质也不一样，我是感觉在当时这是正经事，是“外交”的正式方式，因此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

不过，关于礼之本，儒家的一些想法是很有意思的。宰我三年丧期之问，以及周人以栗的回答，虽然孔子是持比较负面的态度，我觉得都比较有趣的。即使中国和日本刚开始进行外交活动的时候，也常常用一衣带水等比较特殊的词语。认真思索，其实无非还是在于这两个：一个是两方都能理解这个东西，而其他地区不具备这个基础，用这些词代表某种意义上的圈内人的感觉，这种文化纽带让人带有某种亲近感；与此同时，这个词语确实可以用来利用描述某些现实，甚至在不同场景下有不同的意味。如果兵临城下，讲这样的词语甚至会有某些威胁感。这种微妙的东西，和更普遍存在于文人之间的应和，是很类似的。春秋诸夏这些国家，很多还是周亲戚国家，其共同文化基础比现代的中日要深得多得多，形式上更加深入和礼制化也是很合理的。礼的本质还是人情，这也是孔子礼失求诸野的支撑依据。所谓“正经”也是从人情规范来的，如果没有仔细分辨礼背后的人情基础，那可能还是不够“本质”的。理解了这个，孔子所谓“不学诗无以言”的原因也就更加清晰了，也就更容易理解他为什么把礼乐当作华夏与夷狄的一个重要区分标志了——那种微妙的情绪，或许刚开始奏几个音符就能理解的默契，以及在合理的地方进行合理的应答，这是小圈子的一种隐秘又源自更老时代的标识，就和晋以后的人聊天听到菰莼就想到对方可能要致仕回家，人情上都是类似的。限缩这个是“正经”场合，反而是没有必要的，是古人从当时发展他们的正经，而不能从西装西裤隔断历史的有疏离感的外交中去上溯到当年的诸夏之间的交往……

由于很多是是周亲戚国家，有共同文化基础，所以才可能上升到正式的场合，成为正式仪轨的一部分，也因为成了正式仪轨的一部分，诗才成为贵族教育必不可少的部分，反过了巩固了他们的共同文化基础，从这个角度，自然是有本质不同了，所以才会产生所谓赋诗断章这样的总结。至于流风所及，后世有类似场景，固然如您所言，同是小圈子内的默契，毕竟失于零散，灵光一现，人人歌诗的时代终归不再。

只是毕竟其生活方式和现在差别太大了，左传里有些地方常常让我想到老家生活的一些情态，有些地方则花心思仔细揣测描摹还感觉自己理解得差不少火候。你的左传系列按照人物或者事件组织在一起，读起来紧凑了好多，很有意思。作者是做文史方面的工作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