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最近突然就文革开始论战了？这算什么信号？ -- foursea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彻底变质了，恐怕，HWX要被灭族。反功倒算的所有矛头，最终的原罪都是他们，HWX的子弟们看不明白这一点。。。那就去大山里种红薯吧。
说实话，如果是我，我有点怕，怕我熬不过刑。怕我也会犯错误。呵呵，还怕中美人计。不过，没有这样一个过程，怎么能让这个党，让我们的事业继续前进呢？
我觉得，可能得这么想，大浪淘沙，发现自己是沙子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敢于站到潮头上让时代的大浪淘洗。
这样当我快死的时候，我或者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这辈子一直为自己入党时的理想在努力。我犯过错误，但是没有背叛过自己的理想。
那伙人是能见得中国好的吗？
据邓力群说法，胡最喜欢的事就是语出惊人，以吸引听众，至于对不对或行不行，他是不管的，他要的就是他讲完后那一瞬间的掌声和惊叹。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让他把这种“连教国歌都不敢”的情况反映到微博上，看看能不能砸出点动静来。当然，前提是他的安全有保障。最好是已经结束支教回内地来了。
一个真天真的人是没可能在政治圈子里混，最后还爬到高峰。
之所以认为他“天真”，只不过是因为还相信“他是一个好人”。如果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好人呢？虽然这个结论难让人接受，但是很多事情不就得到了圆满的解释？
比如说他为什么不问情由，一律平反啊？因为人家要收买人心啊。从叛乱分子普世精英到各个部门头头到最高领导，个个都曾承恩于他，能不为他说话吗？不为他说话的是什么人，就是没有受过他恩，反而深受他决策之害的人，比如藏疆两地的人民及干部。但是人家精明在走了上层路线，你们这些中下层的官吏平民，人数再多冤气再多有屁用？即使在乱邦所为恶果全面呈现的今天，被控制在JY手里的主流媒体还不是对他歌功颂德的，而TG对此有何反应，为什么不能反应？
你能说人家这个小九九天真吗？一点不天真。
为什么不换思想就换人？听不得反对意见？说浅了是心胸狭窄，潜意识还是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只是性格有点缺陷。如果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好人呢？哪个坏人不把反对自己的人搞掉，搞死的？
为什么要那样恶整毛远新，连总设计师都指示不用那样干他还要亲自策划此事？是天真呢，还是因为这个“好人”认为，通过此事，不但可以否定文革，还可以彻底搞臭毛远新，因为毛远新本人从性格到表现，实在找不到江青他们那样的漏子，没有他们那样招人恨，甚至在老一辈中是存在一份认可的。最最重要的是相比他们，他还那么年轻。对毛远新，邓和胡都是要整的，而邓更有私怨，因为毛远新在主席面前打过他“小报告”，导致他再次落马。但是和毛远新没有明显“过节”的胡，表现却更为恶毒。
伪君子远比真小人来得更丑恶。
再看乱邦子女及部下现在的表现，看看胡德平的说话，你说人家是天真吗？人家一点不天真。人家算盘打得如意得很呐！虽然老爸的庇护之下从国家身上挖了那么一小块，变成了“资本家”，但人家清楚得很，这样拿到手的东西还不能算是自己的，因为这个国家名义上还是公有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难保哪天不“充公”了。这个国家彻底变色了，拿到手的东西才算是袋袋平安。
也有人说这种想法其实也是天真，因为中国是个传统的官僚社会，依附于权力才有真正的保障，整倒自己的立身之所有什么意义。这想法就不周到了，有一句话叫“君子之泽，三世而竭”。胡德平现在还可以打着他爸的旗号，利用着他爸的关系，但是之后呢？孙子曾孙怎么办呢？
人家也有自己的长远之计，只是人家为的“私”，不是“公”。人家现在两面下注，还有后路。实在不行，就跑国外呗。国外还没有被逼到走投无路收割华人财富的份上，一切看上去还很美。
主席说乱邦是死读书是说轻他了，因为那时乱邦还没有什么表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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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邓小平的怀柔政策
第九章“拨乱返正”
10﹑输血与肿瘤
十一﹑巨额补贴。以上各项都需要大量的钱﹐西藏的企业（包括商业）只亏不赚﹐农牧民则不缴税﹐这钱从何而来﹖当然只有靠中央政府补贴。下面是列年来中国政府给西藏自治区政府的财政补贴（不包括专项基建投资如上述大工程与驻军费用）及其占自治区政府支出的百分比（88）﹕
年份 中央补贴(万元) 补贴占支出%
1960 2725 18
1965 11804 104
1970 18345 173
1975 29179 122
1980 60104 129
1985 105772 103
1989 123715 104
1990 124389 96
1995 313440 90
1997 339776 89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文革爆发前夕的1965年（自治区正式成立之年）到文革结束前夕的1975年（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增15%﹔从1975年到1980年的华国锋时代年增21%﹔从1980年到1989年的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年增12%﹔从1989年到1997年的江泽民时代年增22%（这里算出的年增率只是近似值﹐旨在给读者一个大致的概念﹐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年增率）。无论哪个时期﹐都超过了中国财政收入的年增率。
上面是纵向比较﹐再来看横向比较。1988年内蒙古人均工农业产值为986元﹐西藏仅为440元﹐不足内蒙古的一半。在消费水平上﹐情况颠倒过来。同年内蒙古职工平均工资为1641元﹐外加社会福利费213元﹔西藏职工平均工资为2739元﹐外加社会福利费582元。西藏比内蒙古高了79%。1990年中央给内蒙古的财政补贴为人均130元﹐而给西藏的为人均566元。1988年中央财政补贴占各自治区政府开支的比例如下﹕广西45%﹐内蒙古53%﹐新疆60%﹐宁夏63%﹐西藏100%。1994年广西和内蒙古的经济发展使中央补贴在其总收入里的比重降低到13%和27%﹐宁夏和新疆变化不大﹐而西藏仍高达83%（89）。1997年中央给内蒙古的补贴的比重又降低到22%﹐而西藏反而上升到占其总收入的92%﹐总支出的89%（是年西藏财政赤字）（90）。从1993年到1997年﹐西藏的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五年增长达到两位数﹐1997年高达13.4%（91）﹐其实这个数字只及中央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增长率的一半﹐有什么可夸耀的呢﹖
这么多钱用到哪里去了﹖首先﹐给西藏的15万多国家职工（其中四分之三为藏族）发工资。1997年西藏国家职工工资总额为164175万元（16.4亿元）﹐占当年自治区政府总支出381952万元（38.2亿元）的43%。这只是给职工的现金﹐如加上职工的住房﹑医疗﹑水电﹑燃料﹑交通及其它福利（西藏各单位经常发放食品）﹐其总数超过一半。其次是行政企业管理费﹐1997年仅现金支出为96864万元（近十亿元）﹐其中很大一部分花在公费吃喝与旅游上。再次是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费﹐1997年为78837万元（近八亿元）﹐这是为西藏人民做好事实事。第四是价格补贴﹐1997年为16680万元（1.7亿元）。西藏人民必需的茶﹑盐﹑糖﹑布﹑服装﹑燃油（汽油﹑柴油﹑煤油）﹑药品﹑日用百货﹑烟酒﹑食品﹑工农业生产资料等大都要从内地调入﹐其价格必须和内地差不多﹐这巨额运费就要由政府补贴。1992年政府对每市斤本地粮（在西藏议价收购的）补贴0.455元﹐对内地粮每市斤补贴0.67元﹐而销售价本地粮为0.43元﹐内地粮为0.457元﹐不算收购﹑储藏与运输成本﹐仅仅补贴价就高于销售价。甚至从尼泊尔进口的粮价都比内地运来的粮食成本低30%。八十年代中期政府撤消国营副食店﹐给全体市民发副食补助﹐让他们自己去自由市场买菜。1993年政府放开粮价﹐给予全体市民粮食补贴﹐结果引起藏人示威。第五是企业（工业﹑商业﹑建筑﹑运输等）亏损﹐1997年国有企业计划亏损为11979万元（1.2亿元）。这笔钱也和价格补贴一样﹐花在西藏人民头上。例如西藏发电成本巨大（火电厂的燃油须从青海送来﹐水电站建设管理成本高昂）﹐但对市民只象征性地收一点费﹐对农牧民免费﹐这亏损当然只能由政府补贴。煤气灶与自来水也一样。还有些企业亏损连连﹐因有许多藏族员工﹐也只好由政府补贴维持（汉族员工可以内调）。加以为了解决藏族市民的就业问题﹐所有的企业都人浮于事﹐毫无效率可言﹐岂有不亏之理﹖第六是支持农牧业﹐1997年高达14169万元（1.4亿元）﹐计有小型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补助费﹑支持农村合作生产组织资金﹑农村农技推广和植保补助费﹑农村草场和畜禽保持补助费﹑农村造林和林木保护补助费﹑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支出等项目。如前所述﹐中国政府对农牧民不收税﹐不派购征购农牧产品﹐却免费或低价提供生产资料﹑技术服务﹐低息或无息提供﹑甚至白送贷款﹐自然要大量贴钱。第七是“落实政策”﹐1997年在自治区财政支出表上的“其它”项高达51384万元（五亿多元）﹐同年自治区银行的“国家对个人其它支出（相对于职工工资奖金而言的其它）”则高达61488万元（6亿多元）（92）﹐占自治区财政当年支出的16%。据了解这是对寺庙与个人“落实政策”的赔偿﹐包括文革前与文革初寺庙被砸﹑佛像被毁与个人被抄家的赔偿﹐可能还包括给寺庙与僧尼的津贴。上述各项相加略微超过同年自治区政府的总开支数﹐是因为文化教育卫生科学事业费等项中包含了职工工资﹐计算时有重叠。
综上所述﹐西藏的经济是不折不扣的输血经济﹐1992年前西藏的财政全靠中央补贴﹐其后也基本上靠中央补贴。据知情者说﹐从1992年起西藏财政之所以小有收入﹐主要不是来自发展生产﹐而是来自向内地“转让”中央给予西藏的优惠政策的收益﹐即把中央给西藏的平价（计划价）物资以议价（市场价）倒卖给内地﹔还有把中央允许西藏免税进口的物资加价转卖给内地。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在中国各少数民族中是最优厚的﹐藏族已经成为中国56个民族中名副其实的贵族。
《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也承认中国政府给了西藏财政补贴﹐但说其中“绝大多数实际上只是做为中国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平常开支费用以及为迁移定居西藏的中国人提供各种补贴而已”﹔又说“在所谓的财政补贴之分配过程中﹐在城市与乡村间有着惊人的悬殊”。美国国务院1997年西藏人权报告也说﹕“中央政府和其它中国省份给西藏经济大量津贴﹐从1989年至1996年每年递增10.5%。90%以上的西藏预算来自自治区外。西藏还享有广泛的经济与税收优惠政策。”“总的说来﹐政府的发展政策提高了许多藏人的生活水平﹐但许多好处被汉人捞去了。”
诚然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并未平均分给每个藏人。其主要受益者是15万多国家职工﹐其中四分之三约12万是藏族（1997年）﹐可见至少四分之三的好处被藏族捞去了。以每家两个孩子并且不算老人计﹐藏族国家职工及家属达23万多﹐占西藏藏族人口的10%左右﹐占西藏藏族市民的87%（有关统计数字出处见本章前文）。换言之﹐中国政府用汉族纳税人的血汗包养了十分之一的藏族﹐使之变成了藏族中的贵族﹑中国的贵族中的贵族。他们的人均收入高于中国市民的人均收入﹐实际人均生活水平与北京市民不相上下。占西藏藏族人口约十分之九的农牧民也从免税政策﹑支农政策﹑物价补贴﹑免费医疗教育及社会福利等中分享了部份中央的财政补贴﹐但只能说中国政府对他们实行半养﹐他们在相当程度上还得靠天吃饭。由于西藏的天特别严峻﹐他们的人均收入低于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这就与藏族市民构成了巨大的反差。中国政府目前还没有财力把藏农牧也全部送进城里包养起来﹐即便有﹐西方人权卫士与达赖喇嘛更要指责中国政府毁灭西藏文化了。西藏的城镇特别是拉萨就像荒凉原始的世界屋脊上的畸形繁华的现代化绿洲。正如《天葬》指出的﹐西藏自身的资源不可能产生和供养现代化﹐西藏的现代化只能由外力（中国政府的财政补贴即汉族纳税人的血汗）来维持﹐《天葬》因此把现代化称为“西藏的肿瘤”﹐说它不是西藏的繁荣﹐而是西藏的疾病（93）。这个问题留待后文讨论。
达赖喇嘛说﹕“中共的目的只有掠夺。他们对西藏作的极少的投资﹐宣传得非常强﹐但是对他们从西藏掠夺去的东西﹐却一声不吭。（94）”达赖喇嘛举得出中国政府从西藏“掠夺”的具体内容与证据吗﹖如前所述﹐西藏历代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搜刮的财宝早在1950年就被达赖喇嘛自己运到锡金去了。1959年叛乱时﹐大批逃亡贵族﹑活佛﹑藏官又带走了自己的财宝﹐留在西藏的可供中共掠夺的财宝也就所剩无几。中共自1980年以来年年都在向寺庙与旧贵退赔﹐其数额每年高达数亿元。直到1997年﹐都占了自治区财政支出的16%。
《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甚至还说﹕“其实﹐如用现金数额来计算﹐仅仅从西藏运往中国的木材﹐其价值便大大超过了中国声称的所谓给予西藏的财政补贴数。”真是天大的笑话。1997年运出西藏的木材共12931吨（95）﹐是年中央给西藏的财政补贴为339776万元。一公斤木材能值263元吗（且不说伐木和运输的高昂成本）﹖何况出售木材的收益也和西藏开矿的收益一样全部归西藏自治区财政﹐用在西藏各项包养藏人的事业上﹐中央政府不收分文。连“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达瓦才仁都承认﹕“西藏暂时来说在物质利益上面对中共没有什么好处（96）”﹐非常难得他说了一句真话。
注释﹕
（88）西藏自治区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8年﹐99页。
（89）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218页。
（90）《内蒙古综合经济实力增强》﹐《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12月25日。
（91）罗布次仁﹐《西藏经济去年增长一成多﹐再次超过全国平均发展速度》﹐《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1月5日。
（92）本段统计数字见﹕西藏自治区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8年﹐60﹑267﹑104-105﹑101页﹔粮价比较数字见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1996年﹐204-205页。
（93）《天葬》﹐421-422页。
（94）薛伟﹐《像朋友那样真诚相待----达赖喇嘛访谈录》﹐《北京之春》﹐1996年4月号。
（95）西藏自治区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8年﹐234页。
（96）亚衣﹐《让西藏流亡者早日回归家园----访<西藏通讯>主编达瓦才仁先生》﹐《北京之春》﹐1997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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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邓小平的怀柔政策
第十章﹕法轮常转
1﹑恐惧与崇拜
中共在平叛民改中捣毁了大部分寺庙﹐遣散了大部分僧尼﹔在文革中捣毁了大部分剩下的寺庙﹐遣散了全体剩下的僧尼﹐还禁止一切宗教活动。说毛泽东企图消灭西藏的佛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然而由西藏的自然（天）决定的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道）并未因此改变﹐他们需要新的宗教来填补心灵与生活的空白﹐这个新教就是毛泽东的共产乌托邦主义（简称毛教）。
《天葬》对西藏的“神界轮回”作了精彩的论述。它说西藏的宗教起源于莫名的恐惧﹐由恐惧而敬畏﹐由敬畏而产生神。毛泽东用恐怖手段打倒了西藏的旧神﹐藏人就把毛当作新神来崇拜。邓小平放弃了恐怖手段﹐藏人就不崇拜他﹐重新崇拜达赖喇嘛。
法国十八世纪哲学家霍尔巴赫说过﹕“恐惧第一个在地上创造出神”﹔“人之所以迷信﹐只是由于恐惧。人之所以恐惧﹐只是由于无知。人缺乏对于自然力量的认识﹐于是设想自然受一些看不见的势力支配﹐认为依靠这些势力﹐想象它们可以发起脾气来对自己不利﹐也可以有利于自己的族类”（1）。西藏地广人稀﹐自然环境又特别严酷﹐孤立无援的藏人的恐惧自然格外强烈。自然而外﹐还有社会。西藏的统治阶级特别残酷﹐他们的刑具并不像《天葬》说的那样只是“文化象征”（2）﹐尊贵如藏军总司令龙厦尚且惨遭挖眼就是明证。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无论是农奴还是贵族﹐都无法摆脱对自然﹑对社会﹑对命运的恐惧﹐神于是应运而生。
藏人的原始宗教是本教﹐主张灵魂不死﹑灵魂转移。这是所有原始人包括汉人的祖先的本能﹐导源于神秘莫测的梦。那时人们不理解梦的生理原因﹐认为是灵魂的活动。死人会出现在梦里﹐可见人死后灵魂仍然存在﹐至今有些汉人还认为死人会“托梦”。由于本教的教义较简单﹐敌不过庞大复杂的佛教。更重要的是﹐佛教为时刻生活在恐惧中的藏人指明了一条简明扼要（这对没有文化的藏人特别重要）﹑极为诱人而又无从验证（这也同样重要）的出路----因果报应﹑超度来世﹐从而使几乎全体藏人都沉溺其中﹐难以自拔。由此可见﹐佛教并不是藏族与生俱来的宗教﹐藏人自古以来就有接受外来宗教的传统﹐只要它适合他们的需要。
藏人同时还有崇拜强者的传统。他们的神既然是从恐惧中产生的﹐自然具有比使他们恐惧的东西更强大的威力﹐否则如何保护他们免于恐惧﹖到过喇嘛寺的非藏人士一定会对其偶像的狰狞恐怖与色情淫荡产生深刻印象﹐所谓欢喜佛就是两者结合的典型﹐那是汉传佛教绝对没有也无法想象的。关于色情淫荡问题暂且不论﹐只谈狰狞恐怖。那既是他们害怕的东西﹐又是他们崇拜的偶像。他们在历史上接受过蒙古人与满洲人的统治﹐因为后两者显示过强大的军事威力。当英国人刚开始进入西藏时﹐他们坚决将其拒之门外。然而当英国侵略军在1904年杀死数千藏人﹐打进拉萨﹐用实力表明自己比满清更强大后﹐藏人就把自己的崇拜由满清转向英国﹐达赖自传中感谢英国侵略军头目荣赫鹏﹑赞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文字就是明证。那么毫不奇怪﹐当毛泽东通过平叛民改打断西藏上层的脊梁骨后﹐藏人包括被打断了脊梁骨的上层人士也会转而崇拜毛﹐何况毛也确实给了西藏下层人民以看得见的利益呢﹖
如前所述﹐藏人信仰佛教﹐是因为它许诺他们通过现世的修行可以换取来世的好运。正如本书第二章所引戈伦夫的话说的那样﹐西藏的穷人安于现状只是出于无奈。贪图享受﹑要求尊严原是人类的本性。穷奢极欲﹑爱摆排场的西藏上层就为农奴和奴隶做出了榜样。农奴和奴隶之所以虔诚拜佛﹐不就是为了来世能像眼前的上层那样尊荣富贵吗﹖那么当毛泽东打倒了上层﹐把他们的土地﹑牲畜﹑房屋﹑衣物无偿分给农奴和奴隶﹐并把原先的上下层的社会地位翻了个个﹐使后者在现世就享受到他们渴望于来世的东西时﹐他们岂有不欢喜若狂﹑感恩戴德之理﹖
注释﹕
（1）霍尔巴赫﹐《神圣的瘟疫》﹐《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北京﹐558页。
（2）《天葬》﹐294页。
第三部：邓小平的怀柔政策
第十章﹕法轮常转
2﹑毛教的兴衰
藏族百姓对毛泽东的崇拜既然是建立在恐惧加感恩的双重基础上的﹐这种感情当然要比原先仅仅建立在恐惧上的宗教感情更加强烈。然而藏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毕竟不同于汉族﹐他们除了出于人类的本性贪图现世的享受外﹐还要超度来世。而中共的意识形态却是无神论﹐不承认有来世。它不仅捣毁了大部分寺庙﹑遣散了全部僧尼﹑禁止一切宗教活动﹐还反复向藏人宣传没有来世﹑幸福只在现世的思想﹐那么藏人如何解决超度来世的问题呢﹖
瑞士哲学家兼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 1896-1980）提出的发生认识论（Cognitive Development）（3）认为﹐人们在接触新事物时﹐会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头脑里固有的概念﹑逻辑﹑价值体系去诠释新事物﹐将其解释﹑翻译成自己可以理解的东西﹐他称这种机制为“同化”（assimilation）。当年西方探险家斯坦因去敦煌盗窃文物时﹐哄看守人王道士说﹐他是印度的唐僧﹐倒朔着唐僧的路线到中国来取经了﹐后者马上对这个洋唐僧肃然起敬。英国人与俄国人拉拢藏人时﹐都哄他们说﹐只有英国女王与俄国沙皇才是西天大菩萨的化身。十三世达赖喇嘛确曾相信过后者﹐还接受了后者赐给他的东正教大主教金色法衣。诚然﹐中共从来不曾告诉藏人说﹕只有毛泽东才是西天大菩萨的化身﹐只有共产主义才是最好的宗教。中共只告诉藏人﹐只有毛泽东才是藏人的大救星﹐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天堂。在同化机制的作用下﹐藏人马上把毛泽东诠释为西天大菩萨的化身﹐特别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如前所述﹐藏人曾把清朝皇帝当作文殊菩萨的化身来崇拜）﹔把共产主义诠释为佛教里的天堂。文革捣毁了寺庙与佛像﹐禁止一切佛事﹐却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刚好填补了藏人的宗教感情与仪式需要。
藏人于是把毛像当成佛像﹐把鞠躬敬礼当成磕头﹐把毛的著作﹑语录当成佛经﹐把毛语录牌当成玛尼堆（藏人常在路口堆石﹐插上经幡﹐围之转经﹐藏语称为玛尼）﹐把“早请示﹑晚汇报”当成祈祷﹐把去北京当成朝圣﹐把“毛主席万岁”当成“六字真言”﹐把“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当成毛的“转世灵童”……确曾有许多藏人围绕毛的塑像﹑语录牌转经。“早请示﹑晚汇报”﹑念语录﹑唱颂歌这一套本是中共从基督教那里学来的仪式（祈祷﹑念圣经﹑唱赞美诗）﹐用以取代佛教仪式也顺理成章﹐如前所述﹐藏人本有接受外来宗教的传统。至于某些细节上的差异----诸如毛的服装扮相与菩萨大不一样﹔佛教里的天堂是在另一个世界﹐而共产主义天堂则在子孙后代的人世﹔转世灵童只能在其前世死后诞生﹐而毛泽东死时华国锋已经56岁了等等----藏人倒不甚计较﹐可以忽略不计。1982年我进藏时﹐华国锋已下台一年﹐内地已看不到他的相片﹐西藏的党政机关和百姓家里﹐依然并排悬挂毛华的像。当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把俄国沙皇当成“北方佛法大王”﹐把沙皇让德尔智带给他的东正教大主教的金色法衣当成袈裟时﹐也不曾计较过扮相与式样的差异----十三世达赖喇嘛虽未见过沙皇﹐却见过德尔智带给他的沙皇照片﹐他的秘书长还随德尔智去过俄国﹐见过沙皇。
当然也有藏人不为毛教所动﹐坚信佛教﹐偷藏佛像﹐在夜深人静时悄悄拜佛﹑祈祷。戈茨坦的新着《雪狮与龙》就说起有个藏女在文革中冒着被邻居检举的危险在家里点酥油灯拜佛的故事（4）。但文革中藏人狂热地捣毁寺庙与佛像﹑疯狂地检举﹑批斗“达赖特务”（已故的西藏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卢耀曾的妻子﹑藏人达噶在文革中曾被检举为“达赖特务”﹐遭到残酷批斗﹐卢也陪斗）﹑至今坚决要求独立的藏人仍崇拜毛泽东（5）等事表明﹐许多藏人确曾虔诚信仰过毛教。
唐山地震﹐毛泽东驾崩﹐华国锋也很快下台。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放弃对西藏实行恐怖手段﹐改为用现代物质文明收买。藏人便不再崇拜他们﹐转而崇拜美国。他们从种种渠道（中国的电视报刊﹑进藏汉人的言行﹑达赖和西方的电台﹑归国探亲的流亡藏人）得知﹐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连中共都害怕它﹑崇拜它﹑千方百计地迎合它﹑讨好它﹐而美国是支持达赖喇嘛的﹐所以达赖喇嘛也和美国一样强大。中共从1979年起邀请了几批被他们赶走的达赖喇嘛的代表团衣锦还乡﹑待为上宾一事向藏人证明﹐中共也怕达赖喇嘛﹐藏人于是重新崇拜达赖喇嘛。藏人在历史上曾有过恐英（国）崇英（国）的传统﹐此时很自然地转换成崇美媚美。邓﹑胡﹑赵给藏人享受现代物质文明﹐他们开始还有点感恩。后来﹐他们天天从达赖与西方的电台﹑达赖喇嘛派遣的间谍﹑喇嘛尼姑那里听说﹐中共消灭了120万藏人﹑掠夺了全西藏﹑在西藏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共也一再向藏人道歉﹐承认毛泽东时代的错误﹐答应赔偿﹐他们便不再感恩﹐而把中共给他们的所有好处都看成是赎罪﹐无论多少永不满足。因为人欲无止境﹐何况他们从电视里看到了西方生活方式﹐中共给的那些算什么﹖洋人个个有汽车﹐中共能给每个藏人发一辆汽车吗﹖
邓﹑胡﹑赵反对个人迷信﹐不再大量发行领袖相片并对之搞崇拜仪式﹐这当然是好事。然而藏人有崇拜活的偶像的本能需要。中共废止了毛泽东的“转世灵童”华国锋﹐1983年初在西藏下令禁止悬挂华的相片﹐却没有发行新的领袖的相片﹐藏人就用达赖喇嘛的相片来填充空白。1983年中共发行过六十年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在一起的相片﹐但邓的形象很不显眼﹐也未用行政权力大力推广（我当时在西藏）。1986年9月自治区党委与政府办公厅曾向全体藏人赠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画像﹐这两个办公厅联合发出的通知说﹕“悬挂﹑张贴和摆放领袖像﹐是一种符合西藏人民传统习惯和心理素质的宣传教育形式。在赠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彩色肖像时﹐要热情细致地介绍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姓名﹑职务﹐宣传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的‘长征’﹐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为此还举行了隆重的赠送仪式（6）﹐说明西藏当局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可惜他们忽略了如下环节﹕第一﹐既要树立偶像﹐就只能独树一个。不突出个人﹐搞集体领导﹐不符合藏人的心理需要﹐没有用处的。第二﹐既要树立偶像﹐就要有相应的强制性的崇拜仪式﹐如文革中的“早请示﹑晚汇报”﹐念语录﹑唱颂歌﹐到处立塑像﹑语录牌﹐高呼万岁等等﹐最好是磕头﹐方能收旗帜鲜明﹑印象深刻﹑条件反射之效。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要用一字不识的藏人也听得懂的宗教式的语言（而不是藏人听不懂的“新长征”语言）﹐大张旗鼓地宣传唯一的偶像﹐把今世与来世的一切好事全部归功于一人﹐将其说成是无比伟大﹑无所不能﹑战无不胜﹑法力无边的神﹐方能把达赖喇嘛从他们的心中挤走。当然他们即使想到了也不敢做﹐那么他们赠送的肖像就只能被藏人当作废纸。说句笑话﹐如果中共那时在西藏大量发行邓小平的相片﹐大搞文革式的个人崇拜﹐并告诉藏人﹕“邓小平就是文殊菩萨（或观音菩萨）的化身﹐你们只要崇拜他﹐就可超度来世。”也许藏人就不会那样狂热崇拜达赖喇嘛﹐也不会发生那样严重的骚乱。
邓﹑胡﹑赵还拨款三亿多元﹐修复了1787座寺庙﹐招收了46380名僧尼﹐由政府发薪或津贴（西藏数字﹐不包括川青甘云藏区）﹐使藏人重新回到熟悉到骨子里去的佛教氛围中去﹐显赫一时的毛教顿时灰飞烟灭﹐达赖喇嘛重新变成至高无上的神。
注释﹕
（3）Piaget, Jean, Logic and Psychology,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Marjorie Gabi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7); Insights and Illusions of Philosophy,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Wolfe Mays (New York: World Pub. Co., 1971); Adaptation and Intelligence: Organic Selection and Phenocopy,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Stewart Eam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4）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60.
（5）《天葬》339页说藏独示威者也崇敬毛泽东﹔徐邦泰1996年去达兰萨拉访问时﹐问一个坚决要求独立的藏族青年领袖“汉人中您最佩服的是谁”﹐后者竟回答“毛泽东”----徐邦泰﹐《中庸是金箴》﹐《中国之春》﹐1997年11月号。
（6）《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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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邓小平的怀柔政策
第十章﹕法轮常转
3﹑宗教与文化
自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以来﹐中共为了向西方显示其尊重西藏人权的诚意﹐与达赖喇嘛展开了一场狂热吹捧西藏文化的竞赛。胡在西藏干部大会讲话时就带头吹捧西藏文化﹐时至今日﹐中国的新闻媒体与出版物包括学术刊物与著作对于西藏文化仍只许说好﹐不许说坏。谁要是指出西藏文化的缺陷或不足﹐就是大汉族主义﹑违反民族政策（这与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奇怪的是﹐中国所有媒体与出版物在提到藏族与藏人时﹐都要说成“藏民族”﹑“西藏人”﹑“藏族人”﹑“藏族同胞”或“藏族人民”（有时简称为“藏胞”与“藏民”）﹐绝对不能单独用“藏族”与“藏人”两字﹐似乎称他们为藏族与藏人就是不敬﹐尽管它们提到汉族与汉人时却一贯单独称“汉族”与“汉人”﹐并不以为有什么不敬。
自1985年以来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西藏自治区党委文教书记的丹增更是张口闭口“我们西藏拥有世界上最伟大﹑最悠久﹑最光辉﹑最灿烂的文化”﹐“西藏的宗教就是西藏的文化”（这都是我亲耳听到的）。姑且不论西藏文化是否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光辉﹑最灿烂”的文化﹐单说“最悠久”就不够格。就拿西藏的佛教来说﹐它是从印度传来的﹐可见西藏的宗教没有印度的悠久。诚然佛教传入之前西藏有本教﹐但本教能被佛教取代﹐可见本教不如佛教伟大﹑光辉﹑灿烂。据“西藏流亡政府”机关刊物《西藏通讯》每期末页介绍﹐藏文是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时代创制的﹐藏文字母则是仿效梵文字母的。那时汉文已有了数千年历史﹐那么藏文也没有汉文与梵文悠久。甚至达赖喇嘛都要比丹增谦虚一点﹐前不久达赖告诉一个汉人说﹕“西藏的佛教是最好的佛教。（7）”虽然这话能否得到泰国﹑缅甸﹑斯里兰卡﹑柬埔寨﹑日本﹑韩国等国的佛徒的首肯尚属疑问﹐他们似乎从未请达赖喇嘛去布道﹑加持﹐但至少他没有说“最伟大﹑最悠久﹑最光辉﹑最灿烂”之类的胡话。达赖喇嘛大肆吹捧西藏文化不足为奇﹐他就是要煽动藏人的民族自大情绪与排汉仇汉心理。中共信任与重用的西藏文教书记在吹捧西藏文化上比达赖喇嘛还要达赖喇嘛﹐中共岂不是自挖墙脚吗﹖
不过丹增有句话说对了﹐西藏文化的确是宗教文化﹐类似于被天主教会垄断的欧洲中世纪文化与汉族的儒家文化（有人称之为儒教）﹐其共同特点是政教合一（特指西藏与欧洲）﹑压抑人性﹑轻视科技。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打倒了政教合一﹐改造了中世纪文化﹐使之顺应自由﹑民主﹑人权﹑理性﹑科学的历史潮流。中国汉族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于一役﹐“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话文﹐号召解放个性﹐从西方引进科学与民主﹐改造了儒家文化﹐使之顺应自由﹑民主﹑人权﹑理性﹑科学的历史潮流（当然没有欧洲那么彻底）。西藏从未出现类似的文化宗教改革运动﹐更未出现理性启蒙运动﹐西藏文化至今仍然是一个中世纪式的宗教文化。虽然中共废除了政教合一﹐在文革中“消灭”了西藏宗教﹐但1980年后﹐中共又不遗余力地恢复了西藏宗教﹐于是中世纪式的西藏宗教按其本性又要求恢复政教合一﹐每次骚乱都由喇嘛尼姑打头阵就是明证。西藏宗教重又吸收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劳动力（僧尼越来越多）与民众的时间精力﹐使之不能用于发展生产。藏文至今无法译介科技知识与现代社会科学。更重要的是﹐喇嘛教的非理性的思维方式继续束缚藏人﹐使之无法发展科学与民主的必要前提----理性思维﹐藏人重又狂热崇拜达赖喇嘛（比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更厉害）就是明证。
甚至藏人中的有识之士也在摇头。有位至今仍在西藏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曾听到西藏文化厅的两个藏干议论宗教。来自拉萨的藏干说﹕西藏的“宗教政策”落实得不够﹐西藏的宗教还应大发展。来自甘南的藏干则说﹕藏族之所以落后﹐就是宗教麻醉人民﹐阻碍社会和科技发展﹐现在宗教搞过头了。然而中国政府自1980年以来给西藏巨额补贴﹐又派出大批汉族专业人员进藏大兴土木并管理各种现代设施﹐把现代物质文明免费奉送到藏人手中﹐让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地坐享其成﹐根本感觉不到有学习科技知识﹑培养理性思维的必要。中共不计血本培养的藏族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文史哲专业的﹐不学科技就不知道西藏文化的缺陷﹐也不知道天高地厚。在对西藏文化只许说好不许说坏的指导思想与舆论环境下﹐他们大都成为和丹增一样的西藏文化至上主义者﹐西藏大学藏文系的学生在历次骚乱中打冲锋﹑被称为藏独系就是明证。1988年3月5日骚乱时﹐西藏大学藏文系学生班长洛桑丹增持刀刺死了在大昭寺外面徒手站岗的武警班长﹑康定藏人袁石生（8）。他被捕后﹐他的同学纷纷去探监﹐尊他为藏独英雄。他被判死缓﹐由于美国某些议员的关切﹐他被一再减刑。我在西藏时就听一个藏族同事说过﹕我们西藏有世界上最好的文化﹐我们藏族不需要你们汉族﹗----虽然他也和所有的藏人一样不遗余力地争工资﹑争福利﹑争房子﹑争美差（这些被争的东西都是中共享汉族的血汗提供的）。中共享汉族的血汗包养西藏的结果是被包养的藏人得出藏族不需要汉族的结论﹐可谓始料未及。
注释﹕
（7）曹长青﹐《抵抗撒旦的和平偶像----达兰萨拉采访达赖喇嘛记》﹐《世界周刊》﹐1998年4月26日。
（8）秦文玉﹐《神秘雪域》﹐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1995年﹐206-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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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邓小平的怀柔政策
第十章﹕法轮常转
4﹑农牧民不关心独立
我在上面用“藏人”一词﹐当然是泛指﹐具体到每个藏人﹐情况又很不一样。一般而言﹐文化程度越低﹑年龄越大﹑离拉萨或各中心城镇越远﹑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好处越少（相对而言）﹑与汉人交道打得越少﹑生活越贫困也越传统化的藏人如大多数农牧民﹐对达赖喇嘛越虔诚﹑对中国政府越尊敬﹑对汉人也越友好﹔反之﹐文化程度越高﹑年龄越轻﹑离乡村越远﹑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的好处越多﹑与汉人关系越密切﹑生活越富裕也越汉化的藏人如藏族干部﹑职工﹑市民﹐对达赖喇嘛越不虔诚﹑对中国政府和汉人越仇恨﹐这种矛盾的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
前一种藏人是本色的藏人﹐他们只有宗教意识﹐没有政治﹑国家意识。他们虽然从宗教感情出发﹐对达赖喇嘛最虔诚﹐却听不懂达赖与西方电台的政治宣传﹐不知自由﹑民主﹑人权﹑独立为何物﹐也不崇美媚美﹐没有民族主义狂热﹐没有政治野心﹐所以不恨中国政府﹔远离花花世界（中心城镇）﹐不看也看不到电视﹐对生活水平的期望值低﹐并不狂热追求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商业娱乐﹐与汉人接触也少﹐所以不嫉恨汉人﹔由于中国政府自1980年以来﹐不仅不迫害藏人﹐不限制宗教活动﹐反而分地﹑畜到户﹐取消农牧税和农牧区工商税﹐给予农牧民大量好处（全民公费医疗与教育﹑免费或廉价生产资料与技术服务﹑各种优惠贷款与福利救济等）﹐他们对中国政府和汉人颇为感激﹑尊敬。用一个藏族老农的话来说﹕“共产党管现世幸福﹐达赖喇嘛管来世幸福。”现世来世的幸福他们都要﹐于是在物质上认同中共﹐在精神上认同达赖﹐两者并行不悖﹐也不觉得有什么矛盾。当他们刚好身在骚乱现场（这样的概率当然是很小的）﹑受到喇嘛尼姑以达赖喇嘛名义的煽动﹑处于宗教狂热中时﹐也会跟着高喊独立﹑打砸抢烧汉人商店与政府机关﹔当他们蹲在家乡的承包地里﹑享受中共的好处时﹐又尊敬政府﹑善待汉人。中共对藏农牧只实行半包养政策﹐尚未养成他们一切依赖中共供给的心理。即便家乡的喇嘛尼姑向他们宣传达赖喇嘛的独立主张﹐他们也不过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他们想不出独立对他们有什么好处。这样的藏人在农牧民中占了绝大多数﹐所以拉萨的骚乱始终扩散不到乡下去。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发现﹐西藏“农林牧渔业劳动者”占全区在业人员的79.1%﹐其中文盲半文盲占79.4%﹐小学毕业占19.7%﹐初中毕业占0.8%﹐高中专毕业占0.1﹐大学毕业为零（9）。如此低下的文化素质是藏农牧一方面虔诚信教﹐另一方面又听不懂藏独宣传的根本原因。
如今50岁以上﹑出身农奴和奴隶的藏人对农奴制的黑暗残酷与中共的解放之恩尚有记忆﹐他们至今认为“毛主席的恩情是永远不能忘记的”。近年来中共在寺庙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时﹐请要求独立的年轻喇嘛的父母去给他们忆苦思甜﹐据说还颇有成效。有位朋友告诉我﹐1986年他去当雄乡下时﹐听说有个40多岁的乡党支部书记“请假回家”（退党辞职）了。我的朋友去采访他﹐他说现在共产党为资产阶级服务﹐穷人贷不到款﹐富人贷款送上门﹔寺庙越修越大﹐（乡村民办）小学却因没钱解散了﹐所以他不干了。谈话间﹐他向一位乡邻借两百元钱﹐后者说只有二﹑三十元。这时一个昔日的“富牧”的儿子表示愿意借两百元给他。他说﹕“你的钱再多我也不要。”“富牧”之子说﹕“你怎么这样说﹐你以前也没有整过我嘛。”他说﹕“我以前不整你﹐是因为党的政策好。”人民公社解散后﹐农牧区基层干部失去了权力﹐他们中许多人因不善于经营而变成了穷人﹐而昔日被专政的“农奴主”﹑“牧主”﹑“富农”与“富牧”及其子女却因头脑灵活而发了财。但中共当年培养出来的翻身农奴干部依然保持了当年的“阶级立场”。虽然不合时宜﹐却至少说明﹐藏农牧中还是有一批人至今对达赖喇嘛与旧西藏的社会制度持仇恨态度。如果藏独真的成了气候﹐只要中共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坚决投入反对藏独的战斗中去。至于说他们已经老化﹐很快会消逝﹐那么他们是达赖喇嘛的同辈人﹐可以奉陪到达赖喇嘛也消逝。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1988年去西藏进行问卷调查时意外地发现﹐拉萨老城市民中有4.8%不信教﹐而农牧民中竟有12%不信教（10）。据知情者说﹐去拉萨朝佛的藏人在“喇嘛书记”伍精华时期达到高潮﹐1990年以来大幅度减少。可见信教与否和文化程度有时并不成正比关系。推想起来﹐在经济改革大潮中﹐大多数拉萨老城市民的生活反而没有某些头脑灵活的农牧民改变大﹐后者中间某些人（如前所述﹐这些人往往是文革中的“阶级敌人”及其后代）学会或适应了新的﹑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尝到了个人奋斗﹑精明计较﹑理性思维﹑发家致富的甜头﹐原有的安贫乐佛﹑不思进取﹑超度来世的宗教观念因而被轰毁。不言而喻﹐藏干不信教的比例要高得多﹐可见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西藏总的气候（天）固然恒古不变﹐但城镇及其周围与公路沿线的小气候（局部的天）却变了﹐那里的藏人的文化心理结构（道）也会跟着变﹐这就是皮亚杰所说的“顺应机制”（后文详述）。
注释﹕
（9）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西藏自治区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2年﹐第2册﹐366页﹑421页。
（10）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238页
第三部：邓小平的怀柔政策
第九章“拨乱返正”
3﹑平反﹑统战﹑分地
根据我在西藏的观察与有关资料﹐所谓怀柔政策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取消阶级与阶级斗争。给全体因政治﹑宗教原因受到迫害或惩罚的藏人平反。这项工作从1978年就开始进行﹐所有因参加过1959年叛乱而被判刑﹑关押或“群众专政”的藏人全部被释放﹑摘帽（这是中共的专用名词﹐意指不再被称为“反革命分子”﹐不再受到歧视﹑监视与管制）﹔所有在民改﹑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革中被定为“阶级敌人”（农奴主﹑富农﹑牧主﹑富牧﹑坏分子﹑新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等）也全部被摘帽。六十年代初与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诸如“小班禅案”﹑“七星党案”﹑“中华民族党案”﹑“地下寺庙﹑经堂案”﹑“复叛组织案”﹑“回民叛国集团案”等﹐以及数不胜数的反革命组织与分子﹑叛乱组织与分子﹑达赖特务等等----全部一风吹（11）。1983年10月邓小平﹑陈云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下令在全国开展清理“三种人”（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 与“打砸抢分子”）﹐胡耀邦特地明令在藏族中不清理（我在西藏听到正式传达）。文革初中共停发了给未叛领主的赎买金﹐此时也全部补发。文革初被造反派抄家的﹐也尽量退还﹔无法退还的折价赔偿。据统计﹐当时共补发了近百万元工资﹐折价赔偿被抄财物800多万元﹐补发赎买金400多万元（12）。是谓“落实对敌斗争政策”。
二﹑收买旧西藏上层。把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达赖时代的官员﹑贵族﹑上层喇嘛﹑新老活佛等恭恭敬敬地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特权。自1976年至1988年﹐共安排2100多名上层人士当官（13）。他们的子女也被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镀银镀铜﹐毕业后也当干部。1959年时的叛军司令拉鲁﹐曾坐过六年牢﹐然后当过十年农民﹐如今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昔日的贵族吉普﹐曾是噶厦政府的五品官﹐如今是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是谓“落实统战政策”。
三﹑让农牧民休养生息。自1984年起﹐解散人民公社﹐把公社的土地﹑牲畜﹑牧场及其它生产资料全部分给农牧民﹐实行“两个长期不变”政策﹕“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14）。自1980年起至今﹐不收农牧税﹑不派购征购农牧产品﹑不收农牧区工商税（即农牧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产品不交商业税﹔乡镇私营﹑集体企业也不交税）﹑不向农牧民摊派任何钱物﹐乡村干部的津贴全部由政府开支。政府还向全体农牧民提供免费医疗﹑免费教育（部分藏族中学生还由政府包吃﹑住﹑穿）﹑免费科技与兽医服务﹑免费或廉价（由政府补贴）生产资料（良种﹑机械﹑电力﹑油料﹑化肥﹑农药﹑农膜等）﹑廉价（政府补贴）茶和盐（这是藏农牧的头号生活必需品）﹑无子女者的养老金﹑各种扶贫款﹑抚恤款﹑救济款等﹐农牧民的汽车﹑拖拉机也免收养路费﹐还允许农牧民开采矿产（15）。实际上对农牧民实行半包养政策。
1992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去拉萨郊区达村调查时﹐发现“达村农业对国家的依赖性很强。达村使用的良种﹐过去一直是国家低价售给﹐价格相当于国家的粮食收购价﹐现在才逐步走向良种自给。使用的化肥﹑农药﹑农机更是国家高额补贴。一吨化肥国家约补贴260元﹐一台手扶拖拉机﹐约补贴770元﹐农药几乎是白送。农用周转资金往往也是国家无息﹑低息贷款甚至拨款﹐资金回收率非常低﹐事实上国家在相当大程度上承担农民的农业投资﹐农民享受投资带来的实惠。如1990年达村固定资产的255848元中﹐农民的自有资金只占39.34%﹐银行贷款却占53.87%﹐其它资金占6.79%。资金的大部分购买了手扶拖拉机﹐到1992年我们调查时﹐归还贷款的数量相当少﹐乡信用社透支15万元上交县人民银行补助。躺在国家高补贴之上的达村农业﹐基础非常脆弱。”“达村的农业生产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如过去打场﹑扬场需一﹑二月时间﹐现在因使用机器而只需20多天﹐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很好地转化为农业进步﹐反而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的过剩﹐每年除了三个月的农忙外﹐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农闲﹐青壮年劳动力浪费相当严重。”（16）
据统计﹐1991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45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1979年的159元增长160%。1996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97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1991年增长48%﹐年均增长8.2%。1997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1040元﹐突破千元大关（17）。然而由于西藏的自然条件实在太恶劣（高寒﹑缺氧﹑干燥﹑大风等）﹐又无发展乡镇企业的条件（如前所述﹐西藏由于地处亚洲腹地与世界屋脊﹐内外交通都极为艰险﹐又缺乏廉价能源﹐加以人口文化素质太低﹐又深受喇嘛教的非理性思维束缚﹐根本不具备发展工业的条件﹐何论乡镇企业）﹐人口增长又过快（因为中国政府慑于国际舆论不敢要求藏农牧搞计划生育）﹐藏农牧的人均纯收入仍远远低于全国平均值。1997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090元（18）﹐藏农牧的人均纯收入仅为其一半。众所周知﹐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靠东部沿海农村的外向（出口）型乡镇企业﹐这是远离海洋的西藏永远无法企及的。考虑到西藏以外的全国农民没有免费医疗与教育﹑廉价生产生活资料等福利﹐藏农牧的实际纯收入与全国平均值的差距要比统计数字显示的小。又考虑到西藏的自然与地理条件是全国最恶劣的﹐能做到这样已属不易﹐那是与政府的大力扶持分不开的。
据噶厦政府统计﹐1950年西藏约90%的人口没有自己的住房﹐现在除了少数游牧区外﹐绝大多数藏人都有固定住房。1995年西藏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为20平方米。1952年西藏每亩地粮食产量仅80公斤﹐人均占有粮食仅125公斤。尽管1991年西藏人口比1952年增长一倍多﹐但1991年西藏人均占有粮食仍达290公斤﹐比1952年提高1.2倍。1996年西藏人均占有粮食372公斤﹐比1991年增长28%。在人口增长了一倍半的情况下﹐人均占有粮食仍比五十年代初增长了两倍（19）。
注释﹕
（12）洛桑丹珍﹑赤来﹐《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与党的统一战线》﹐《西藏研究》﹐1995年第3期。
（13）（14）《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1年﹐401页﹑413页。
（15）同上﹐406-407页﹔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进展》﹐1998年2月24日。
（16）徐平﹐《达村社区调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西藏社会发展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7年。
（17）（19）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1992年9月21日﹔《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进展》﹐1998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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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邓小平的怀柔政策
第九章“拨乱返正”
4﹑提干﹑招工﹑加薪
四﹑大量内调汉族和其它非藏干部工人（以下简称汉族干部工人）﹐大量提拔藏族干部﹑增加藏族职工。胡耀邦一声令下﹐西藏立即大规模内调汉人。最西边的阿里地区最积极﹐全区918名汉干﹐走783名﹐占85%。各县的秘书﹑会计﹑统计﹑医生﹑兽医及其它专业人员几乎全部走光。结果医院的医疗机械无人会用﹐一般手术无人会做﹐危急病人无人会抢救﹐牲畜生病也无人会治﹐财会制度混乱﹐有的县委机关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因为无人会做工资表）﹐商业供销无计划﹐贵的贱卖﹐贱的贵卖﹐各县区情况无法汇总上报（因无人会统计﹑总结）﹐有的县区工作瘫痪﹐有的县委连中央文件都无人能看懂。自治区党委不得不报告胡耀邦﹐请求西藏第二批内调时保留领导骨干和业务骨干﹐胡被迫同意（20）。
尽管如此﹐自1980年至1983年西藏共内调汉族干部20045人（包括退休者﹐下同）﹐工人25069人﹐共45114人﹐连同家属子女约八万人（21）。1986年又内调汉族干部工人约17000人（22）。同时大量提拔藏干﹐到1984年底﹐全自治区民族干部（藏族与西藏其它少数民族如门巴﹑珞巴等族）占干部（包括领导干部与业务干部）总数的60%﹐民族工人占64%。自治区级官员30人﹐其中民族干部24人﹐占80%﹔地专级官员691人﹐其中民族干部539人﹐占78%﹔县级官员889人﹐其中民族干部668人﹐占75%﹔县以下官员全部是民族干部（23）。
必须说明﹐中共所谓干部﹐既指党政官员（又称“领导干部”）﹐即统治者﹑当权派﹔也包括各种专业人员（小公务员﹑教师﹑医护人员﹑经济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文化工作者﹑农艺师﹑兽医等等﹐又称“业务干部”）﹐即老百姓﹑被统治者。在上述自治区﹑地﹑县级与县以下领导干部即官员中﹐民族领导干部即官员的百分比高达80%﹑78%﹑75%与100%﹐而包括领导干部与业务干部在内的混合干部总数中民族干部仅占60%﹐大大低于领导干部总数中民族领导干部的百分比。由此可见﹐在西藏﹐汉族业务干部在业务干部中的百分比要大大高于汉族领导干部在领导干部中的百分比。换言之﹐大多数汉干在西藏是干实事﹑卖苦力﹑受压榨的被统治者﹑老百姓﹐而大多数藏干是指挥﹑压迫﹑奴役汉干的统治者﹑官员。不仅如此﹐由于藏人在升官﹑提级（职称）﹑加薪﹑分房﹑出美差﹑招工﹑考大学﹑家属医疗（藏人全民公费医疗﹐汉干家属却要自费）﹑中小学教育（藏人全部免费﹐农牧民子女还包吃﹑包穿﹑包住﹐汉人子女全部自费）﹑计划生育（藏干与藏族市民可生两胎﹐藏农牧无限制﹐汉人只能生一胎）等方面藏人都有优惠﹐除了极少数汉族领导干部以外﹐绝大多数汉人在西藏变成了时时处处受歧视的二等公民。
在西藏如果汉人打骂藏人﹐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一定会受到严厉处分﹐藏人打骂汉人根本不算一回事。我认识的一个汉族大学毕业生与一个藏族姑娘恋爱﹐遭到藏姑家长反对。汉生不从﹐继续与藏姑来往﹐藏姑家人便把他打得死去活来。他还是自治区党校教师﹐却无处伸冤﹐愤而切脉自杀（幸被救活）﹐凶手却消遥法外。我还听说西藏某县一个新提拔的藏族县长一枪打死了一名汉族小干部﹐只因后者说了句“某某这种人连文件都读不通﹐也能当县长﹖”死者家属到处上诉﹐凶手稳如泰山。有记者告诉我这样的故事﹕某水电站的发电机出了毛病﹐不断跳闸﹐正在打扑克的藏族技师不胜其烦﹐干脆用胶布把闸刀捆死﹐致使发电机烧毁。这事放在汉人头上必定判刑﹐而那个藏族技师只作了口头检讨。1985年拉萨破获一个藏族青年流氓集团﹐他们轮奸与强奸了几十名藏族姑娘。如放在汉人头上﹐为首者必定枪毙﹐从犯也要判十来年徒刑。但该集团的首犯仅被判了两年徒刑（因为他们强奸的是藏族姑娘﹐如果他们强奸的是汉族姑娘﹐连两天刑都不会判﹐汉族姑娘告状根本无人受理）﹐从犯全部“教育释
放”。我亲耳听到一个汉族老法官发牢骚﹐认为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由于不堪忍受种族歧视与压迫﹐百余名与我同年或次年自愿进藏的汉族大学生毕业生（他们进藏时大多受到赞扬﹐有的还上了报纸﹑电视）纷纷放弃户口与工作逃离西藏（有的逃亡者还是西藏大学的教师与政府公务员﹐大都有很好听的工作）﹐宁可去新疆﹑青海等地当“盲流”﹐1985年9月《中国青年报》还为此发过该报记者孙亚明写的内参《进藏大学生为什幺纷纷逃离西藏﹖》。胡耀邦﹑乔石﹑胡启立﹑王兆国都在这份内参上作了批示﹐要求伍精华妥善处理﹐伍作的唯一的事是派人去逃亡大学生内地老家中好言安抚﹐劝他们回藏。
藏族国家职工（不包括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的比例也相应提高﹐详见下表（24）。
年份 年末职工 其中藏族 藏族百分比%
1965 62500 26600 42.56
1970 84424 36003 42.65
1975 114721 54726 47.70
1980 178433 95047 53.27
1985 152566 96896 63.51
1990 149144 95521 64.05
1995 151971 109478 72.04
1997 154262 115394 74.80
由此可见﹐到1980年﹐藏族国家职工就超过西藏国家职工总数的一半﹔到1997年﹐藏族国家职工占了总数的四分之三。1997年底西藏非农业人口（市民）为33.6万人﹐占总人口的13.8%﹔同年底有西藏户口的汉族为6.9万﹐占总人口的2.85%（25）。把1997年西藏市民总数减去汉人数﹐可知同年藏族市民总数为26.7万人。同年藏族国家职工为115394人﹐以每个职工有一个家属计（在西藏﹐只要一人为职工﹐其配偶也很快会变成职工。西藏市民可生两个孩子﹐平均每个职工有一个孩子）﹐则藏族国家职工连子女总数当为230788人﹐占藏族市民总数86.5%。如把藏族国家职工家中的老人也算作家属﹐这个百分比还要高。由此可见﹐西藏的藏族市民绝大多数是由中国政府供养的职工及其家属﹐这一现象对分析西藏的局势与骚乱至关重要。
研究一下西藏国家职工的职业构成﹐可以发现他们究竟在干些什么。下面是西藏国有单位各行业职工人数（年底数）对照表（26）﹕
行业 1980年 1990年 1997年
总计 178433 149144 154262
农林牧渔业 29417 9026 7322
采掘业 6143 3723 4435
制造业 12481 7624 5425
电水煤气业 7389 4544 5173
建筑业 16603 8379 5639
地质水利 6508 2687 2812
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讯 34913 20534 17630
商业与餐饮业 14921 11266 10136
金融保险业 1480 3172 5996
房地产业 0 304 100
社会服务业 566 4085 4933
医卫体育社会福利业 7250 10175 12031
教育文艺广播电视业 13484 19209 24034
科研与综合技术服务业 1625 2300 2388
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 26328 42116 45241
其它行业 0 0 967
从上表可以看出﹐西藏国家职工的大头是党政机关包括国家供养的社会团体如佛协﹑文联之类的官僚﹑办事员与辅助人员（中共把他们算作工人）﹐其百分比从1980年的14.8%增长到1990年的28.2%再增长到1997年的29.3%﹐翻了一番﹐占了国家职工总数的将近30%﹐这是大量提拔藏干的结果。西藏只有200多万人口﹐相当于内地一个大县﹐却也算一个省级行政区﹐有70几个厅局﹐编制与内地2000多万人的中等省不相上下。西藏文联的编制100人﹐和上亿人口的四川省的文联编制差不多。1990年﹐西藏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工作人员占西藏全体从业人员（包括农牧民）的4.44%﹐而全国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工作人员仅占全国从业人员（包括农牧民）的1.94%（27）﹐西藏是全国平均值的2.29倍﹐西藏可谓世界上官僚密度最高的地方了。这些官僚机构的成员当然都不创造任何财富﹐然而他们及其家属需要消费与享受﹐于是便有服务性行业。
西藏国家职工的半数集中在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商业﹑公用﹑教育﹑文艺﹑卫生﹑广播﹑电视﹑科技﹑金融等服务性行业即第三产业﹐其百分比从1980年的41.6%增长到1990年的47.6%再增长到1997年的50.1%。其中交通运输与商业炊饮等业的国家职工不断下降﹐说明其职能不断被私营企业分担。其它各项都有很大增长﹐特别是教育﹑文艺﹑广播与电视由1980年的7.6%增长到1990年的12.9%再增长到1997年的15.6%﹐医疗﹑卫生﹑体育与福利等业从1980年的4.1%增长到1990年的6.8%再增长到1997年的7.8%﹐都远远超过了同期的人口增长。在西藏这些行业几乎都是赔钱的﹐由政府补贴﹑供养。不能说他们与农牧民完全无关﹐特别是其中的教育﹑医疗﹑运输﹑商业﹑金融（藏农牧的医疗﹑教育与必需的粮﹑茶﹑盐﹑生产资料﹑贷款﹑日用百货等要由他们提供）﹐但西藏第三产业的大部分却是为藏汉官僚及其家属服务的﹐当然他们还相互服务。有趣的是﹐九十年代在汉地发展迅速的房地产业在西藏无声无息﹐1980年时从业职工为零﹐1990年为304人﹐1997年减少到100人。这当然不是说﹐西藏不造房子﹐而是因为西藏市民（包括个体户与无业游民）的住房都是由政府免费分配的﹐这是藏独骚乱的最大成果﹐西藏堪称中国最后的社会主义大锅饭乐园。
第一产业的农林牧渔水包括国营农场﹑林业与农牧技术兽医服务等﹐其百分比从1980年的16.5%跌到1997年的4.8%﹐主要因为农场工人大量内调。西藏农场生产规模很小﹐但农牧技术兽医服务对促进西藏的农牧业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第二产业的采掘﹑制造﹑电力﹑自来水﹑煤气﹑地勘与建筑等业的国家职工的百分比也从1980年的27.5%跌到1997年的15.2%﹐因为西藏的工业亏损严重﹐1982年关﹑停﹑并﹑转了33个企业﹐工人大量内调（28）。与民生有关的工业如发电厂﹑自来水厂等不能关﹐藏族职工多的企业也不能关﹐只好都由政府补贴。建筑工程则让给私营企业承包。如前所述﹐西藏由于缺乏廉价能源﹑运输成本奇高﹑缺乏市场（人口太少）﹑缺乏熟练工人与技术﹑管理人员﹑特别是藏族的非理性思维方式及藏文没有科技词汇﹐不适合发展工业。所以西藏的工业无论如何改革﹐都不可能有起色。从1965年到1997年﹐西藏地方财政收入中的企业收入年年是负数﹐1997年高达11071万元（一亿多元）（29）。1997年西藏分项财政收入中﹐国营企业上缴利润总额为908万元﹐交纳所得税7401万元﹐两项合计8309万元﹐但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贴总额高达11979万元﹐还有国有企业所得税退税228元﹐两者相加为12207万元（30）﹐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净亏3898万元。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在西藏办企业﹐与其说是为了赚钱﹐不如说是为了送钱。其动机之一与建立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样﹐是为了解决藏族市民的就业问题﹐或者说为了包养二十几万藏人（西藏藏族人口的十分之一强）﹐在西藏造成一个效忠于中共的阶级----《天葬》称之为“稳定集团”（31）----和一批畸形繁华的城镇﹐作为中共统治西藏的社会基础和向西方显示其德政的橱窗。后文将证明﹐其结果适得其反。
五﹑大力提高藏族生活水平。如果说藏农牧的收入增加有一部份要靠自己劳动的话﹐那么藏族市民几乎全靠政府增加工资福利。1988年﹐西藏职工年均工资是2739元﹐年均福利费（医疗﹑劳保﹑退休金等）583元（32）﹔而同年全国职工的年均工资只有1810元﹐年均福利费只有537元（33）。同年西藏市民的人均收入是1211元﹐而全国市民的人均收入只有1192元（34）。西藏都高于全国。
1990年西藏职工的年均工资是3224元﹐全国职工的年均工资只有2284元（35）﹐西藏比全国高了41%﹐因为1989年拉萨爆发了导致戒严的大骚乱﹐这就是中共包养藏人的结果。西藏的工资继续上升﹐1994年西藏职工的年均工资是7304元﹐而全国职工的年均工资只有4797元﹐西藏比全国高了52%。是年西藏职工的年均工资仅低于上海（7534元）和广东（7410元）﹐高于北京（6671元）和天津（5806元）﹐是最低省份黑龙江（3689元）的两倍（36）。1997年全国市民人均纯收入为5160元﹐而西藏市民为5913元﹐也高于全国平均值（37）。西藏职工平均工资大大高于全国平均值﹐但西藏市民人均收入与全国市民人均收入的差距没有那么大﹐因为汉族市民只能生一个孩子﹐而藏族市民可以生两个孩子。据在拉萨的朋友告诉我﹐拉萨自由市场的肉蛋菜价和北京不相上下。由于政府或单位大量补贴﹐拉萨居民的房租微不足道﹐水电﹑燃料等价格均低于北京﹐有许多单位干脆免费供应。但西藏职工平均工资却高于北京﹐可见拉萨市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已高于北京。如前所述﹐西藏农牧民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农民﹐而西藏职工人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西藏市民的人均收入也高于全国市民﹐说明西藏的城乡差别大于全国﹐这也是拉萨藏人大闹独立的结果。
1995年﹐西藏市民人均住房面积为14平方米（38）﹐远远高于全国市民人均住房面积九平方米（39）。1994年拉萨市民80%用上液化石油气（俗称煤气灶﹐来自青海格尔木）（40）。1992年西藏与全国及青海市民每百户拥有耐用消费品比较如下（41）。
全国 西藏 青海
自行车 190.0 219.0 169.0
摩托车 2.8 5.0 3.8
黑白电视机 37.7 3.0 20.6
彩色电视机 74.9 99.0 85.3
照相机 24.3 35.0 25.5
录放像机 10.0 14.0 4.1
游戏机 11.3 21.0 8.8
组合音响 4.0 7.0 3.1
钢琴 0.5 3.0 0.3
由此可见西藏市民的生活水平大大超过全国市民的平均值。其彩电拥有率已达到99%﹐照相机与录放像机拥有率比全国高了近50%﹐摩托车﹑游戏机与音响拥有率几乎是全国的两倍﹐而钢琴拥有率竟然是全国的六倍。考虑到把钢琴从上海运到西藏是一项多么浩大的工程﹐简直堪称奇迹。这里没有计算电冰箱与空调机﹐因为西藏夏季非常凉爽短暂﹐我在拉萨时从未有过穿短袖衬衫的机会。冰箱与空调在西藏没有多少用处。
注释﹕
（18）任仲平﹐《评改革开放二十年》﹐《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12月17日。
（20）（21）《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250页﹑299页。
（22）《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1年﹐438-439页。
（23）《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300页。
（24）（25）（26）西藏自治区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8年﹐49页﹑34-35页﹑52-53页。
（27）张可云﹐《青藏高原产业布局》﹐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7年﹐85页
（28）《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1年﹐419页﹑424页。
（29）（30）西藏自治区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8年﹐100页﹑101页。
（31）《天葬》﹐404页。
（32）西藏自治区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89年﹐499页。
（33）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89年﹐101-151页。
（34）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189页。
（35）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120页。
（36）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113页。
（37）任仲平﹐《评改革开放二十年》﹐《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12月17日﹔西藏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8年﹐13页。
（38）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进展》﹐1998年2月24日。
（39）《安居方能乐业》﹐《人民日报》海外版﹐1997年10月17日。
（40）刘伟﹐《西藏人民走向小康之路》﹐《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8月28日。
（41）《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概论》﹐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200页。
第三部：邓小平的怀柔政策
第九章“拨乱返正”
5﹑复兴宗教
六﹑重建寺庙﹐提倡宗教。如前所述﹐文革初期捣毁了绝大多数寺庙﹐禁止一切宗教活动。1971年林彪事件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共允许有限度地恢复宗教活动﹐并拨款修复了大昭寺（42）。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后﹐中国政府拨出巨款修复寺庙﹐解除了全部宗教禁令。到1997年底﹐中国政府已拨款三亿多元修复了1787座寺庙和宗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达46380人。政府给予僧尼生活津贴与公费医疗﹐还给部分僧尼发薪。由中国政府出资﹐1983年创办了西藏佛学院﹐1987年创办了北京中国藏传系高级佛学院。各寺庙也开办了学经班﹐由政府津贴﹐1997年底有3270学僧。由政府供养的自治区佛教协会（佛协）办有佛教刊物《西藏佛教》和藏文印经院（设在木如寺的拉萨印经院）﹐出版了许多宗教典籍和研究著作（43）。如前所述﹐伍精华1985年出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后﹐带头参加宗教活动﹐西藏各级官员纷纷仿效﹐在西藏上下掀起了空前的宗教狂热﹐是谓“落实宗教政策”。
“西藏流亡政府”出版的《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宣称﹕1959年前西藏有6259座寺庙﹐592558名僧尼﹐这些寺庙在1979年前除八座外全部成为废墟。592558名僧尼中11万人被迫害致死﹐25万人被迫还俗。它说的寺庙与僧尼数字与“西藏流亡政府”出版的《西藏通讯》发表的前述班禅《七万言上书》相矛盾。后者说﹐1959年前西藏有大中小寺庙2500多座﹐僧尼11万多人。为何相差这么大﹖“西藏流亡政府”也许会说﹐班禅说的是西藏自治区的数字﹐他们说的是“大西藏”的数字。如果是这样﹐那么据《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1988年藏族共有600万﹐其中200万住在西藏自治区﹐400万住在中国其它省份。可见中国藏人总数与自治区藏人成三比一。而同书却说“大西藏”有592558僧尼﹐与班禅指出的自治区有僧尼110000人成5.38比一﹐远远超过了三比一。姑且假设1959年前中国藏族总人口是300万﹐而自治区藏族人口是100万﹐（具体数字不重要﹐只要比例是三比一就行）。那么在1959年前由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根据《十七条协议》直接统治的西藏（自治区）僧尼占当地藏族人口的11%﹔而在中共直接统治的﹑并已发生了民主改革和摧毁寺庙的川﹑青﹑甘﹑云四省藏区﹐僧尼（592558--110000=482558）却占那里的藏族人口（300万--100万=200万）的24%﹐是前者的2.18倍﹐这是多么荒谬的数字啊﹗对此只可能有两种解释﹐要么是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在1959年前就在自己统治的西藏（自治区）内进行了比中共的民主改革还要残酷的迫害僧尼的运动﹐从而使他们在当地藏族人口中的比例不足川﹑青﹑甘﹑云藏区内僧尼在当地藏族人口的比例的一半﹔要么是《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所提供的数字都是凭空捏造的﹐所以该书所谓的“事实”与“真相”也像“中共消灭了120万藏人”一样都不过是弥天大谎而已。
由于越来越多的西方游客去西藏旅游﹐达赖喇嘛无法矢口否认中共自文革结束以来恢复了宗教自由﹐于是他想出了新的遁辞﹐他在1995年访问美国时告诉美国人说﹕“藏人已被允许去寺庙祈祷﹐但他们经常不被允许接受布道﹔藏民已被允许在菩萨前烧香﹐但他们不被允许纪念重大的历史或宗教节日”（44）。这话又是弥天大谎。精通藏语文﹑经常去西藏各地调查的戈茨坦指出﹕即使在拉萨戒严期间﹐“只要拉萨人不参加政治异议活动﹐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到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会见朋友﹐请僧侣做佛事﹐聚会等等”（45）。请僧侣做佛事﹐不就要念经吗﹖佛教的念经不就是布道吗﹖西藏的头号宗教节日是藏历新年的传昭大法会﹐1988年3月5日的大骚乱就是借传召大法会发动的﹐当时有多名国务院的部与自治区级的领导人坐在大昭寺里面观看（参加）法会﹐还进行了电视实况转播（后文详述）﹐大昭寺内外有几万藏人参加﹐怎能说藏人不被允许纪念宗教节日呢﹖当然﹐达赖喇嘛把3月10日（1959年叛乱首日）定为“自由抗暴日”﹐年年在达兰萨拉开会纪念﹐中国政府当然不会允许在西藏纪念这种违反国际公法的叛国事件。
达赖喇嘛在同一个讲话里还告诉美国人﹕中国消灭了120万藏人﹐摧毁了6000座寺庙﹑宗教场所和古迹（46）。关于消灭120万藏人的问题﹐前面已经澄清过了。他在控诉中共摧毁寺庙时﹐闭口不提中共修复了寺庙﹐这就和他在同一讲话里说的“藏人已被允许去寺庙祈祷”相矛盾。如果那些寺庙至今仍是一片废墟的话﹐藏人怎么可能“去寺庙祈祷”呢﹖
《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也承认藏人自1977年起有了“磕头﹑转经﹑诵经﹑烧香﹑立经幡﹑点供灯等外在的表面形式的佛事活动”的自由﹐但又引用达赖喇嘛的话说﹕“中共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只是习俗和信仰的外在形式而已﹐对佛教在深度﹑广度上真正攻练﹐学习﹐弘扬等方面﹐采取公开或秘密﹑直接与间接等方式加以反对和否定。因此﹐这如同中共所认为的一切宗教都是迷信一样﹐佛教也就变成了一种迷信。”佛教是科学还是迷信的问题﹐宗教界与学术界已经争论了几百年﹐而且还要继续争论下去﹐这属于学术自由﹐达赖喇嘛无权禁止﹐也作不了定论。达赖喇嘛所谓的“在深度﹑广度上真正攻练﹐学习﹐弘扬”﹐如果指的是喇嘛学习﹑研究佛经﹐那么如前所述﹐北京有中国藏传系高级佛学院﹐西藏有西藏佛学院﹑西藏佛教协会﹑《西藏佛教》杂志﹑拉萨印经院和各寺庙的学经班﹐它们都是专门学习﹑研究佛经的﹐并由中国政府出资供养。我想中共还未能培养出足够数量的精通古藏文与藏文佛教典籍的干部来监视﹑干涉那么多机构与遍布西藏各地的1787座寺庙的学习﹑学术活动﹐并阻止其朝学术上的深度与广度发展﹐除非那些机构与寺庙的喇嘛自愿为中共效劳﹐在内部捣鬼。如果指的是本书第四章所述的要用十几岁的处女作“明妃”的“慧灌顶”之类﹐那么我想﹐称之为迷信都还是轻描淡写。如果西方人权卫士有一天忽然问达赖喇嘛﹐这种灌顶活动是否侵犯了无知少女的人权（在美国﹐成年人诱奸18岁以下的少女﹐即便后者愿意﹐也属犯罪﹐必须判刑）﹐达赖喇嘛何言以对﹖难道只有让这类侵犯藏族少女人权的宗教活动死灰复燃﹐才算有了宗教自由﹖按照政治学﹐宗教自由从来指群众性的宗教信仰与活动的自由﹐既然达赖喇嘛都承认﹐藏民有了宗教活动的自由﹐无论他怎样诡辩都无济于事。
《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还指责说﹕“对入寺僧侣的数量也作了限制”﹐这是事实。我在本书导论里已经根据戈茨坦的话指出﹐西藏有喇嘛越多越好的习惯﹐旧西藏的喇嘛多达男子的四分之一﹐甚至一半﹐这是对藏族妇女的人权的严重侵犯。我在本书第四章里还引用戈茨坦的话﹐指出喇嘛教是阻碍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曾在噶厦政府做过官的藏族著名老学者恰旦次旦平措也说﹕“以前我对宗教就有看法﹐寺庙搞大了﹐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那么多人﹐吃着﹐喝着﹐那么多年轻力壮的﹐不去生产﹐对民族也没好处。（47）”中国政府为了保护西藏妇女的人权和藏族的繁荣昌盛﹐不得不限制西藏喇嘛的人数。尽管如此﹐如今西藏的僧尼（没有编制的僧尼不算在内）仍然占到了西藏藏族人口的2%﹐大大超过了佛国泰国的僧尼所占人口的百分比0.7%（出处见本书导论）。
甚至美国国务院的1997年西藏人权报告（48）都承认﹕“有些旅游者报告西藏的僧尼增加了。”“有一千名宗教人士成为西藏各级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政府继续拨巨款修复文革中被毁的寺庙﹐部分是为了发展旅游业。寺庙继续招收与训练年轻僧侣以继承西藏佛教传统﹐但禁止16岁以下的孩子出家为僧。”“当局允许许多传统宗教活动和群众性的宗教信仰﹐只有会引起政治异议的活动被禁止﹐并遭到迅速镇压。”“政府允许许多宗教活动﹐但不允许那些鼓吹西藏独立或分裂主义的宗教活动。”鼓吹西藏独立的活动是政治活动﹐不是宗教活动﹐所以充其量只能说西藏没有政治自由﹐却不能说西藏没有宗教自由。
戈茨坦也说﹕中国政府允许西藏人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宗教与文化自由（49）。世界上哪个国家允许违法的宗教与文化活动﹖难道只有允许喇嘛尼姑以宗教的名义煽动藏人分裂主权国家并打砸抢烧﹐才算有了宗教自由﹖美国有这样的宗教自由吗﹖
注释﹕
（42）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187.
（43）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进展》﹐1998年2月24日。
（44）（46）"Statement by His Holiness the XIV Dalai Lama on His September 1995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Tibet Press Watch VII:V (October 1995): p.4.
（45）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93.
（47）《历史学家的眼光》﹐《西藏文学》﹐1993年3月号。
（48）"Full Text of U.S. State Department's 1997 Report on Tibet", Tibet Press Watch V:I (February 1998): pp.6-9.
（49）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73.
第三部：邓小平的怀柔政策
第九章“拨乱返正”
2、胡耀邦与阴法唐的攻守战
同年5月﹐胡耀邦偕副总理万里等领导人亲自视察西藏﹐藏农牧的贫困令他震惊。5月29日﹐胡在西藏干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演讲﹐称“西藏现在的情况不十分美妙”﹐“西藏人民生活没有显著的提高”﹐“我们党对不起西藏人民”。他强调﹐西藏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尽快提高藏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万里插话﹐称之为“一个发展﹐两个提高”）。为此他宣布了六条措施﹐总结起来是三点﹕一是由中国政府给西藏更多的钱。上一章说过﹐从1966年到1976年（文革期间）﹐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均增长9.09%﹔此时﹐胡许诺年增10%。二是大批内调汉干（把汉族干部调回内地）﹐大量提拔藏干。他说汉干进藏30年了﹐他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他要求西藏干部中藏人要占三分之二以上﹐万里则说要占80%（这里说的干部主要指党政官员）。三是大力发展西藏文化（5）。
胡的讲话在西藏干部职工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多数藏干当然欢欣鼓舞﹐他们最听得入耳的是大批内调汉干﹑大量提拔藏干。他们趁机大肆嘲笑﹑挤兑汉干﹐催他们赶快打包走路﹕总书记都说你们在西藏没干好事﹐你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你们还不快滚蛋﹗
汉干的反应十分复杂。那些“和平解放”与“平叛民改”时期进藏的汉干（汉人称他们“老西藏”﹐藏人称他们“老汉人”﹐他们大部分有一官半职）认为胡全盘否定了他们的丰功伟绩﹐使他们陷入了被嘲笑被挤兑的不光彩境地。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贫下中农﹐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根深蒂固﹐对胡积极协助邓小平发动思想解放运动﹑批判个人迷信早就反感透顶（由于他们的抵制﹐思想解放运动在西藏毫无动静）﹐此时一齐大怒﹐大骂胡“乱放炮”。后来进藏的“新西藏”（大部分是小公务员﹑专业人员与工人）则欢喜若狂。他们在西藏并无值得自豪的光荣历史与丰功伟绩﹐却深受缺氧﹑严寒﹑缺电﹑缺菜﹑高山病﹑物资匮乏﹑生活枯燥﹑交通不便﹑家庭分散﹑土皇帝（上司）跋扈﹑文革后遗症（冤假错案平反不彻底﹑整人或被整或派性斗争造成的人际关系紧张）之苦﹐巴不得马上内调﹐早日离开这块对他们毫无魅力的地方。
以上各点﹐除了土皇帝跋扈之外（当时西藏的土皇帝大多是“老西藏”自己）﹐其余各点﹐“老西藏”也同样身受﹐甚至因进藏时间更长而更严重。据自治区党委1978年给中央的报告﹐当时西藏的汉干中﹐长期（一年以上﹐有的15年）在内地治病﹐基本不能回来工作的有1035人﹐其中地专级官员19人﹐占同级8.2%﹔县级官员137人﹐占同级10.6%。在藏边工作边治疗的共3436人﹐其中地专级官员28人﹐占同级12.1%﹔县级官员183人﹐占同级14.2%。一人在藏工作﹑与家属长期分居的达50%。家分几处﹐负担重﹔或夫妻在藏﹐子女在内地分托二至四处﹔或夫妻在藏﹐内地无家可归等情况的达48.1%（6）。不言而喻﹐他们中大部分是“老西藏”。平心而论﹐“老西藏”中许多人尚有毛时代培养起来的“献身精神”（献身西藏的革命事业最光荣）﹐并不怎么想内调。再说他们也明白﹐以他们的学历﹑能力与年龄﹐调回内地未必有西藏那样的地位与权力﹐更无西藏那样的关系网。
有趣的是﹐许多“和平解放”与“平叛民改”时期加入中共的翻身农奴干部﹐一方面巴不得汉干统统走光﹐让他们当权﹔另一方面也反感胡否定中共进藏以来的“伟大成就”﹐因为这中间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与苦劳。他们和“老西藏”联合抵制邓﹑胡的怀柔政策﹐特别是其中的宗教﹑统战政策﹐使之难以贯彻得如邓﹑胡所愿。他们（以阴法唐为首）认为﹐放宽政策发展经济责无旁贷﹐但无限制地拨款修复寺庙﹑恢复宗教活动将会或已经导致宗教狂热﹐等于在为达赖喇嘛效劳﹔无限制地给上层人士退赔﹑做官将会或已经使后者翘尾巴﹐甚至向西藏当局指手划脚﹐是向被平叛民改打倒的农奴主阶级投降。长此以往﹐有可能引发新的叛乱。
他们特别反感的是班禅﹐后者自平反后﹐重新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曾要求兼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相当于省长）﹐被邓小平以政教分离为由拒绝。他在1982年6月至8月去西藏视察时﹐虽也说了许多反对西藏独立的话﹐却引发了宗教狂热。单在拉萨和日喀则两地受其摸顶的藏民达30万人次。藏民对他夹道欢迎﹑献礼﹑磕头﹑欢呼﹐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均为历史罕见。以致7月6日在大昭寺举行佛事时发生混乱﹐踩死一人﹐挤伤11人。而班禅还认为自治区党委执行宗教政策是“收”不是“放”。阴法唐不同意他的说法。双方各自向中共中央告状﹐结果中央批评阴法唐“不尊重班禅”。1983年6月《西藏日报》报导六届人大会议时﹐没有刊登班禅的照片﹐班禅又向中央告状﹐中央批评自治区党委犯了“政治错误”（这在中共是很严重的事情）。自治区党委不得不专门写报告﹐说明会议期间新华社没有单独发过班禅的照片和言论（据其它人大代表说﹐新华社几次拍照﹐班禅均不在场）﹐因此《西藏日报》无法采用班禅的照片和言论（7）。由此可见﹐班禅复出以后﹐野心膨胀﹐想当西藏的太上皇。而胡耀邦也事事迁就他﹐使他的野心越来越大。
邓小平﹑陈云1983年10月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发起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给了阴法唐一个借口“反右”。在中共的术语里﹐“反左”就是要放松控制﹐即实行怀柔政策﹔“反右”就是要加强控制﹐即实行强硬政策。既然“清污运动”明言“反右”﹐对胡耀邦的怀柔政策不满的阴法唐就趁机做文章。西藏的事情总是慢半拍﹐11月18日﹐自治区党委才给中央写报告﹐先表示拥护“清污运动”﹐然后说西藏也有“精神污染”﹐其表现是﹕政治上﹐反动势力（指达赖集团﹐当时胡耀邦不准公开点名批判达赖喇嘛﹐所以只好含糊其辞﹐反正大家都明白所指）的颠覆宣传十分突出（这是邓﹑陈发动“清污运动”时列举的“精神污染”的内容里没有的﹐是西藏当局自己的发明﹐目的是提醒中央放任宗教狂热的严重后果）﹔理论上﹐也有人宣扬“异化论”（这是“清污运动”批判的重点﹐虽然自治区党委成员谁也不懂什么叫“异化”﹐西藏也没有人宣扬“异化论”﹐但必须写上﹐才能与这场运动挂上钩）﹔文艺上﹐有人搞“自由化”（这也是“清污运动”的题内之义﹐必须写上﹐反正“自由化”是顶大帽子﹐到处套得上）﹔宗教上﹐有的同志不敢宣传无神论﹐有些民族干部说﹕“在西藏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目前在思想战线和宗教工作中﹐既要继续纠“左”﹐又要着重反右﹐克服软弱焕散﹑放任自流倾向（这“宗教工作”云云也是“清污运动”的题外之义）。图穷匕首见﹐自治区党委原来是想借“清污运动”﹐反对胡耀邦无限制地放宽宗教﹑统战政策。他们借“民族干部”之口说出“在西藏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这句话﹐也可谓用心良苦。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用第一人称说出这句话﹐一定会被胡斥为“大汉族主义”﹑“违反民族﹑宗教政策”。12月12日﹐自治区党委又给中央写报告﹐说明西藏宗教势力抬头﹐干预政治﹑生产与教育。有的党员参加念经﹑求神﹑朝佛﹑转经等。农牧区参与宗教活动的党员约占20%﹐有的地方高达50%﹐极少数党员要求退党。以此证明宗教政策上已出现焕散软弱和右的倾向﹐必须“反右”。
然而胡耀邦不买帐﹐仅仅过了一个月﹐自治区党委就收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确对待宗教问题的指示》。该指示说﹐清污运动就是解决理论﹑文艺界的问题﹐宗教和精神污染是两回事﹐要把正常的宗教活动和精神污染区别开来（8）。阴法唐只得转向﹐把规模极小﹑微不足道的西藏文艺界当成替死鬼﹐在茶杯里面掀风作浪﹐这就是本书导论里说过的﹑我有幸恭逢其盛的“清污座谈会”。
为了逼迫以阴法唐为首的自治区党委彻底执行怀柔政策﹐1984年2月至3月胡耀邦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胡指出阴在西藏又犯了“左”的错误（这是我在西藏听到的正式传达）﹐特别是没有执行好宗教﹑民族﹑统战政策﹐对班禅﹑阿沛等尊重不够﹐对西藏宗教与文化不重视。胡强调要从个别到一般和从一般到个别两个环节认识西藏的特殊性﹐并列举了西藏特殊性的五大表现﹕地处世界屋脊﹑长期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单一藏族聚居区﹑全民信仰喇嘛教﹑外国势力策划分裂活动。他认为西藏当局对西藏的特殊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在工作中有四个担心﹐即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会不会削弱﹑宗教影响越来越大后会不会出叛乱（不知为什幺他只说了三个担心）。他说﹐丢掉这四个担心后﹐西藏工作就可能大进一步（9）。同年8月﹐胡又派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副总理田纪云到西藏﹐督促阴法唐彻底贯彻怀柔政策。1985年6月1日﹐胡终于撤掉了阴﹐代之以从未去过西藏的彝族人士伍精华（10）﹐并一再指示伍在西藏大反特反“左”。当时藏人不服气﹐他们说﹐中央派个汉人领导西藏倒也罢了﹐汉族毕竟是藏族的老大哥﹔可彝族是藏族的小弟弟﹐凭什么来领导西藏﹖伍果然不负胡的期望﹐他穿上藏袍﹐置政教分离于脑后﹐亲自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各级藏干纷纷仿效﹐在西藏上下掀起了空前的宗教狂热﹐伍因而被称为“喇嘛书记”。
胡耀邦的学历虽然不高﹐却是个非常聪明好学的人。他概括的西藏的五大特殊点也非常精辟。可惜他压根儿不懂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天真烂漫地认为只要不惜血本地善待藏人﹐藏人就会投桃报李﹑将心比心﹐善待中共与汉人。他把邓制定的怀柔政策发展到了极点﹐实际上变成了绥靖政策。他说不要担心宗教影响大后会出叛乱﹐竟变成了忏语----1987年至1989年的拉萨三次大骚乱与十多次小骚乱实际上就是不拿枪的叛乱。那时他虽已下台﹐却还健在﹐亲眼看到了绥靖政策的后果﹐也不知作何感想。
1987年初胡下台时﹐传说有一条罪状是对西藏“太右”﹐“老西藏”们也曾高兴了一阵﹐以为中央对西藏的政策会有所收紧。不料赵紫阳接任总书记后﹐宣布西藏政策不变。他不仅继承了胡的绥靖政策﹐甚至变本加厉﹐终于导致了三次拉萨大骚乱﹐迫使他在拉萨戒严﹐这是后话。
注释﹕
（5）《天葬》附录四。该书未注明出处﹐估计录自中共内部文件。我在西藏时看过这个文件﹐内容大致不差。
（6）（7）（8）（9）（10）（11）《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212页﹑237-238页﹑264-265页﹑279页﹑278-283页﹑285页﹑291页﹑305页﹑213-237页。
第三部：邓小平的怀柔政策
第九章“拨乱返正”
1、怀柔政策的来由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撒手人寰﹐溘然长逝﹐整整一个时代结束了。毛自以为英明天纵﹑洞察秋毫﹐却未能预见自己身后一个月的事﹕他自己指定的继承人华国锋10月6日逮捕了他的遗孀江青及其亲信。华国锋既要利用人民对毛的痛恨打击江青﹐又要高举毛的旗帜维护自己空前的独裁权力（党主席﹑总理﹑军委主席三位一体）﹐可谓不自量力。邓小平为了夺取华国锋的权力﹐打出“拨乱返正”的旗号﹐发起“思想解放运动”。他说毛晚年犯了错误﹐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在要拨清迷误﹐返回到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上来。针对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作出的决策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的指示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及其亲信胡耀邦故意对着干﹐和毛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在西藏问题上﹐他们遵循同样的思路﹕既然毛推行的是高压政策﹐那就要反过来﹐推行怀柔政策﹔既然毛不与达赖喇嘛谈判﹐那就要反过来﹐同达赖喇嘛谈判。
1978与1979两年﹐西藏释放了全部叛乱分子﹐平反了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其中最重要的是班禅案）﹐允许流亡藏人回来探亲﹐恢复宗教活动。1979年2月28日达赖喇嘛的二兄嘉乐顿珠应邀到达北京﹐3月12日受到邓小平接见。邓告诉他﹐1959年的叛乱是不好的﹔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中央与他们是内部对话﹐不是国与国的谈判（1）。
邓还邀请达赖喇嘛派代表团回西藏参观访问。他被中共自己的宣传所欺骗﹐一厢情愿地认为﹐达赖代表团会被西藏的“进步与团结”所打动﹐促进达赖喇嘛回归﹐他大大失算了。是年8月﹐达赖喇嘛三兄洛桑三旦等五人组成的第一个参观团先去甘南﹑青海藏区参观﹐所到之处﹐受到藏民热烈欢迎。中共中央书记处担心地问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荣﹐如果这个参观团到达拉萨﹐会发生什么情况。任荣答﹐拉萨人民的政治觉悟比青海的藏农牧高得多﹐他们会坚定地站在党和祖国一边﹐不必担心出乱子。任荣如此自信﹐以至在参观团到达拉萨前夕﹐命令拉萨各居民委员会召集藏族市民开会﹐告诫他们对参观团要有礼貌﹐不要出于对旧社会的仇恨向后者扔石头或吐口水﹐因为后者毕竟是中国政府的客人。次日的情况大出任荣的意外﹐成千上万藏人涌向参观团。他们大声号哭﹑磕长头﹑献哈达﹑争先恐后地触摸洛桑三旦﹑请求他摸顶。当后者向群众煽动时﹐有人喊出了“西藏独立”﹑“汉人滚蛋”等口号（2）。然后的两个参观团到西藏时﹐这样的场面也一再出现。以至中国政府不得不驱逐由“少壮派”组成的﹑到处狂热煽动独立的第二个参观团﹐从而迫使第三个参观团保持低调（3）。
前文说过﹐毛泽东不懂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根本不同于汉人﹐邓小平﹑胡耀邦﹑任荣也不懂。邓﹑胡从统治汉族的经验出发﹐以为只消把一切过错推到林彪﹑“四人帮”头上﹐最多轻描淡写地说几句“毛泽东晚年错误”﹐并放松毛的高压政策﹐藏人就会像大多数汉人一样感激涕零﹑谢主戴恩。当时汉人中确有一些无耻文人﹐创造出“家鸡打得团团转”﹑“娘打屁股儿不恨”的奴才理论﹐向中共献媚邀宠。邓﹑胡们也信以为真。他们忘记了﹐藏族不是“家鸡”与“嫡子”﹐而是=“野鸡”与“养子”。挨了打的野鸡会朝山里飞﹐挨了打的养子会记仇。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文革中既剥夺了藏人在平叛民改中分得的现世财富﹐又剥夺了藏人超度来世的希望（这个问题很复杂﹐这里暂且这样说﹐后文将详述）﹐许多人被整得死去活来﹐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恰恰在藏人怨恨最深﹑思想最乱的时候﹐邓小平请来了达赖喇嘛的亲戚﹐这就使藏人心中压抑﹑沉睡了十几年的宗教感情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其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它提醒藏人（当然还要加上达赖电台与打进西藏的内线的宣传）﹐远在天边的达赖喇嘛不仅健在﹐而且连中共都怕他﹐否则为什幺在用武力将其驱逐出境二十几年后﹐还要恭恭敬敬地把他的亲戚请回来﹖可见只有达赖喇嘛才是藏族的救星与希望。第二﹐它告诉达赖喇嘛与全世界﹐在逃亡二十几年后﹐达赖喇嘛依然是藏人心中的偶像与神﹐从而增强了达赖方面向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的资本﹐口气越来越大﹐态度越来越硬。第三﹐参观团拍摄到了大量被捣毁的寺庙与藏人生活贫困的照片﹐用第一手资料向全世界显示中共罪恶﹐加上藏人狂热欢迎参观团的照片﹐在西方引起极大轰动﹐令中共大丢其脸﹑极为尴尬。第四﹐它狠狠地教训了邓小平﹑胡耀邦﹐使他们对西藏问题的严重性产生了新的认识﹐不得不重新考虑西藏政策。
1980年3月14日与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上撤消了令中共丢尽脸面的任荣的职务﹐代之以阴法唐（解放西藏时进藏的师政委﹐平叛民改时曾任江孜分工委书记）。会议纪要指出﹐西藏的中心任务是用一切办法发展经济﹐提高藏民生活水平（4）。邓﹑胡决心用物质上的好处拢络藏人﹐换取他们的归顺﹔同时也为了改善中共在西方面前的形象﹐换取西方的投资与其它经济上的好处。按照中国的史学术语﹐姑且称之为怀柔政策。这一政策不仅仅为了稳定西藏﹐还为了配合全国的改革开放。胡耀邦虽于1987年初下台﹐邓小平也于1997年初作古﹐但他们制定的这一总政策却一直被中共执行到现在。
注释﹕
（1）《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213-220页。
（2）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61-62.
（3）Avedon, John F., 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 (U.K.: Michael Joseph Ltd, 1984): 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尹建新译﹐财团法人台北市慧炬出版社﹐1991年﹐359-376页。
（4）《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226-227页。
第三部：邓小平的怀柔政策
第九章“拨乱返正”
1、怀柔政策的来由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撒手人寰﹐溘然长逝﹐整整一个时代结束了。毛自以为英明天纵﹑洞察秋毫﹐却未能预见自己身后一个月的事﹕他自己指定的继承人华国锋10月6日逮捕了他的遗孀江青及其亲信。华国锋既要利用人民对毛的痛恨打击江青﹐又要高举毛的旗帜维护自己空前的独裁权力（党主席﹑总理﹑军委主席三位一体）﹐可谓不自量力。邓小平为了夺取华国锋的权力﹐打出“拨乱返正”的旗号﹐发起“思想解放运动”。他说毛晚年犯了错误﹐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在要拨清迷误﹐返回到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上来。针对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作出的决策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的指示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及其亲信胡耀邦故意对着干﹐和毛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在西藏问题上﹐他们遵循同样的思路﹕既然毛推行的是高压政策﹐那就要反过来﹐推行怀柔政策﹔既然毛不与达赖喇嘛谈判﹐那就要反过来﹐同达赖喇嘛谈判。
1978与1979两年﹐西藏释放了全部叛乱分子﹐平反了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其中最重要的是班禅案）﹐允许流亡藏人回来探亲﹐恢复宗教活动。1979年2月28日达赖喇嘛的二兄嘉乐顿珠应邀到达北京﹐3月12日受到邓小平接见。邓告诉他﹐1959年的叛乱是不好的﹔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中央与他们是内部对话﹐不是国与国的谈判（1）。
邓还邀请达赖喇嘛派代表团回西藏参观访问。他被中共自己的宣传所欺骗﹐一厢情愿地认为﹐达赖代表团会被西藏的“进步与团结”所打动﹐促进达赖喇嘛回归﹐他大大失算了。是年8月﹐达赖喇嘛三兄洛桑三旦等五人组成的第一个参观团先去甘南﹑青海藏区参观﹐所到之处﹐受到藏民热烈欢迎。中共中央书记处担心地问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荣﹐如果这个参观团到达拉萨﹐会发生什么情况。任荣答﹐拉萨人民的政治觉悟比青海的藏农牧高得多﹐他们会坚定地站在党和祖国一边﹐不必担心出乱子。任荣如此自信﹐以至在参观团到达拉萨前夕﹐命令拉萨各居民委员会召集藏族市民开会﹐告诫他们对参观团要有礼貌﹐不要出于对旧社会的仇恨向后者扔石头或吐口水﹐因为后者毕竟是中国政府的客人。次日的情况大出任荣的意外﹐成千上万藏人涌向参观团。他们大声号哭﹑磕长头﹑献哈达﹑争先恐后地触摸洛桑三旦﹑请求他摸顶。当后者向群众煽动时﹐有人喊出了“西藏独立”﹑“汉人滚蛋”等口号（2）。然后的两个参观团到西藏时﹐这样的场面也一再出现。以至中国政府不得不驱逐由“少壮派”组成的﹑到处狂热煽动独立的第二个参观团﹐从而迫使第三个参观团保持低调（3）。
前文说过﹐毛泽东不懂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根本不同于汉人﹐邓小平﹑胡耀邦﹑任荣也不懂。邓﹑胡从统治汉族的经验出发﹐以为只消把一切过错推到林彪﹑“四人帮”头上﹐最多轻描淡写地说几句“毛泽东晚年错误”﹐并放松毛的高压政策﹐藏人就会像大多数汉人一样感激涕零﹑谢主戴恩。当时汉人中确有一些无耻文人﹐创造出“家鸡打得团团转”﹑“娘打屁股儿不恨”的奴才理论﹐向中共献媚邀宠。邓﹑胡们也信以为真。他们忘记了﹐藏族不是“家鸡”与“嫡子”﹐而是=“野鸡”与“养子”。挨了打的野鸡会朝山里飞﹐挨了打的养子会记仇。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文革中既剥夺了藏人在平叛民改中分得的现世财富﹐又剥夺了藏人超度来世的希望（这个问题很复杂﹐这里暂且这样说﹐后文将详述）﹐许多人被整得死去活来﹐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恰恰在藏人怨恨最深﹑思想最乱的时候﹐邓小平请来了达赖喇嘛的亲戚﹐这就使藏人心中压抑﹑沉睡了十几年的宗教感情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其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它提醒藏人（当然还要加上达赖电台与打进西藏的内线的宣传）﹐远在天边的达赖喇嘛不仅健在﹐而且连中共都怕他﹐否则为什幺在用武力将其驱逐出境二十几年后﹐还要恭恭敬敬地把他的亲戚请回来﹖可见只有达赖喇嘛才是藏族的救星与希望。第二﹐它告诉达赖喇嘛与全世界﹐在逃亡二十几年后﹐达赖喇嘛依然是藏人心中的偶像与神﹐从而增强了达赖方面向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的资本﹐口气越来越大﹐态度越来越硬。第三﹐参观团拍摄到了大量被捣毁的寺庙与藏人生活贫困的照片﹐用第一手资料向全世界显示中共罪恶﹐加上藏人狂热欢迎参观团的照片﹐在西方引起极大轰动﹐令中共大丢其脸﹑极为尴尬。第四﹐它狠狠地教训了邓小平﹑胡耀邦﹐使他们对西藏问题的严重性产生了新的认识﹐不得不重新考虑西藏政策。
1980年3月14日与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上撤消了令中共丢尽脸面的任荣的职务﹐代之以阴法唐（解放西藏时进藏的师政委﹐平叛民改时曾任江孜分工委书记）。会议纪要指出﹐西藏的中心任务是用一切办法发展经济﹐提高藏民生活水平（4）。邓﹑胡决心用物质上的好处拢络藏人﹐换取他们的归顺﹔同时也为了改善中共在西方面前的形象﹐换取西方的投资与其它经济上的好处。按照中国的史学术语﹐姑且称之为怀柔政策。这一政策不仅仅为了稳定西藏﹐还为了配合全国的改革开放。胡耀邦虽于1987年初下台﹐邓小平也于1997年初作古﹐但他们制定的这一总政策却一直被中共执行到现在。
注释﹕
（1）《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213-220页。
（2）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61-62.
（3）Avedon, John F., 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 (U.K.: Michael Joseph Ltd, 1984): 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尹建新译﹐财团法人台北市慧炬出版社﹐1991年﹐359-376页。
（4）《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226-227页。
武力加后盾的重新文统？
要吃米 找万里。
问题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连收音机都还没有大面积普及的时代，如此相隔千里的2个领导被如此相隔千里的2地人民同声歌颂，你认为这里面有多少真实呢？
那时候可没有晚报都市报，没有娱记狗仔队，没互联，没围脖，没QQ，79年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的杀伤力远远超过所有的大片（一个上千人的工厂唯一的一台哦）。
安抚和武力都要用，重在于谋。
１
在抚上对于不太听话的不给或其码微给，对于大派要给，但在紧崩着给，不能叫他们有余，给一次吃不了两天，就要来求，求点给点。对一些听话的小派，要多给，当年班达两个要没中央策封也作不大，而当年封他们，不就是因为他们相对听话么，当年的中央能把两个人抬成大喇嘛，现在的政府就不能给听话的小派，修个大点的庙，多给点钱，叫他们多办些法会巡游，多收些信众么？当然不能一两家，怎么也得五七家。
反正所有喇嘛都是中央出钱养，宗教活动不少也是政府出的钱，既给了，再不给确实不合适，但给谁不给谁，给谁多给谁少，总要清楚吧。
听话的派系多给点相信大家也没什么不同意的，大家恨主要还是恨喂白眼狼。
２
武力也不能少，但是要策略点，前些年骚乱，过后往庙里派消防队，就是个高招，派兵驻寺不好听，但驻消防队，就好看多了，而中国的消防是武警系统的一部分。
不过这个东西还可以作的更好看，消防毕竟还是武警，是穿军装的，为什么不能把一些喇嘛也纳入安全体系哪？
前面说了，要扶听话的小派，可这个听话怎么算哪？他当面说好，背地里搞事怎么办，或者先装着听话，后面拿了好处壮大后再搞事怎么办。
首先扶小派不能扶一两个，要五七个，多几个选则，叫他们之间也有个竞争，再就是组织他们联防，可以用治安的名义，也可以用消防的名义。
先由小派系的活佛，到大派，特别是有问题的大派地界去开法会，再从中选出有能力的，也就是能通过法会等活动，从大派那里招来新信众的。先这么几个，重点扶持，然后再由他们手下的喇嘛里，选出些人，转着混编成治安或消防名义的联防队，常驻在有问题的大派地界，到一定时候甚至可以帮他们在大派地界建分寺。
说白了吧，活佛们原本就不是铁板一块，两大活佛的体制原本就是当年的中央政府，为了方便管理，以效忠度为标准扶持的。
清中央政府基于管理方便可以扶两大活佛，我们现在的中央政府，为什么不能基于管理，扶几个中活佛？
达赖在海外，和不同教派的其它藏人都打，怎么在国内，我们却一定要死守着两大活佛的旧规？
当然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能急，两大活佛的体制不用也不便马上打破。
但中央政府在既有的针对藏地宗教界的援助中，把更多的份额，用于扶持听话的中小派别，并给他们更多的，表现对中央忠诚的机会，有什么问题么？
３
当然，要小心出现扶新白眼狼，所以扶中小派，应该大面选，选那些确实和有问题的大派，表现出竞争意愿，并形成实际矛盾的，而且不能只扶一两个，要五七个，甚至十二三个，太多容易滥也废钱，但少一出问题连个后备都没有。
４
养喇嘛可以，但要养听话的，效忠国家的喇嘛，养有既有力量，但不那么听话的喇嘛也可以，但不能把他们往更大了养。
此消彼长，确立两大活佛，的根本原因，不是他们是所有活佛里法力最大的，而是因为他们最终于大清朝，这两大活佛能大那么多年，不被其它活佛取代，则是他们对大清的效忠换来的中央政府支持。
这才是西藏两大活佛及其地位的真正来源。
５
大派过去有的经援，可以保持，甚至还可以接着增加，但是在经援总量，和经援增长率上，以及政府其它扶持上，一定要向效忠的小派倾斜。
最其码要在两大活佛和上千小活佛及其教派之间，建立一个，少则五七个，我则十几个的，中等活佛及其教派的，中间层。
这些人的选拔标准，不是名号，更不是什么所谓法力（谁真信这种所谓法力，应该第一时间开除出共产党），而是对中央政府的效忠，不是口头效忠，是要有明确表现的。
不愿学习的喇嘛拉去挖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