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文论武之文明复兴（五）：农村建设 -- 井底望天
五
这个系列，耽搁了很长时间，正好谈到政府体制改革，在乡镇一级，原来是我一直想探讨，于是希望能写完这个系列。
在宋朝的时候，出现的各种社会变化中，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就是唐朝废除了均田制之后，其实土地的兼并加速，导致了地权的高度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其实和以前各朝代的区别并不特别大。而在宋朝出现这种情况的同时，又正好是工业化出现，大规模城市产生，人类第一个工业革命蓬勃发展，而导致人口向大城市移居。
这种农民和土地配置上的不稳定性，造成了宋朝社会的几个主要痼疾。
由于土地流转速度加快，流民也因此增多。这个在唐朝中期，就导致了政府对户籍和人口管理能力的降低。出现的直接结果，就是唐朝军队的来源，不得不从“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变成后来的募兵制，而这个是导致藩镇坐大的一大原因。
宋朝的募兵，有不少是来自于流民，混迹在大城市的各种市场之中。这样的兵源，其战斗力和素质，在于西夏的4年战争中，弱点暴露无遗。
当时宋朝面临的维稳压力很大，北部边防有两个强大敌人辽国和西夏，南部地方，不少少数民族首领也不停的暴动。再加上内部失去土地的流民引发的盗贼风行，以及每个朝廷都会遇到的自然灾害，让宋朝的财政压力很大。
在宋仁宗开始进行庆历改革的时候，宋朝其实是在战时经济，就是政府岁入的很大部分用在了军费上面。而山西、河北和河东几个地方的税收，都大幅度上涨了3成以上，给真正担负赋税的自耕农和工商业者造成过大的负担。
这个时候的改革措施，自然是以压缩财政为主，而主要被改革的对象，是当时出现的规模过于庞大、裙带关系充斥、以及无能处理政务的官僚体系。
以当时改革的领导者范仲淹、富弼和韩琦，以及欧阳修、蔡襄等一大批官员，其实在官僚体系里面的资历颇深，能力很大。但是因为面对的利益集团过于庞大，这场改革无疾而终。然后各种问题继续积累，导致了宋神宗的时候，再次出现王安石领导的改革。
王安石在官僚体系里面的势力，就要弱很多，所以不敢对体系开刀。而是继续保证财政支出，希望在开源上面多下一些功夫，所以他的改革措施，不少是针对经济发展和政府的金融财政制度上面的改革。
而要解决军队的兵源质量问题，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要解决国家财政问题，必须解决农村的土地流转，解决农村的组织建设，用今天的语境来说，就是如何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问题。
其实考虑中国社会的组织机构，如果说一个国家和民族，形成了一个大的命运共同体的话，那么每一个家庭，就是那种非常典型的夫妇和两个孩子一家4口的农民家庭，就是这个社会最小的一个命运共同体。
从最小的共同体开始，大家相邻而居，就形成了更大的命运共同体。但是在这些越来越大的命运共同体中，你会有内部的张力。那就是共同体内部的分子之间的不断竞争，而产生的优胜劣汰的两极端化结果。
如果这个共同体中没有竞争，那么死气沉沉，死水一潭，整个共同体会消亡。但是如果放任内部的张力，无止境地继续冲突和激荡，那么这个共同体也会最终无法维持，而导致破灭。
其实作为国家这个最大的命运共同体的出现，是在现代国家体制确立，出现了主权在民这个政治概念之后，才真正建立。而在古代的君权社会，这样的国家认同，大概只是在官僚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面才有，而对广大的庶民来说，并不明确。
这个时候，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以及是否稳固，其实是靠建立在家庭这个小共同体上面的各种中型命运共同体，是否稳固，和是否对国家表示支持来实现的。
但是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中，从氏族到诸侯国，最后到豪门大族和宗社结构，就是一直扮演着这个中型命运共同体的角色。而从治国人才的选拔，从以前地方势力推荐代表的举孝廉制度，到后来靠选拔官评定的中正制度，再到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都离不开中型共同体这个经济基础。
一旦土地的兼并无止境，那么这个基础，就自然受到了很大的动摇。可是唐朝中期一大特点，就是以前的豪门望族，基本上瓦解了。那么这个地方留下的空间，就必须被某种势力所填补。
其中一大势力，就是民间宗教势力。
中国的民间宗教势力，其实一直都比较强盛。这些宗教势力，基本上是起了部分上面所说的中型命运共同体的角色。对这些宗教势力的界定，很难用简单的好和坏来定义。但是大部分的情况，就是当政府控制力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较好，社会风气比较正的时候，这些宗教势力起的作用，还是相当正面的。
当然也不排除少数极端的宗教势力，对国家、社会和家庭，都起了破坏性的后果。不过要是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政权缺乏统治合法性的时候，人家这些宗教势力造反，你也不能说人家就是恶势力。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情况，有好多起。比较著名的，就是汉朝末年出现，在东部地区出现的信奉道教的黄巾军组织，和西部地区同样信奉道教五斗米组织。
后来出现的佛教的白莲教和弥勒教组织，在元明清三朝，都有大的动作。而在清朝中后期，又有信奉基督教的太平天国起义，和信奉道教和其他地方宗教的义和团运动。
其实在其他国家，比如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起到中型命运共同体的功能，也是靠的各种宗教组织。大部分的美国新教组织，还是比较属于世俗化的。这些组织提供给教民的服务，包括心灵慰藉、家庭矛盾调解、以及依赖教会教众群体经济实力，进行经济救助等等。
当然比较极端的教会，比如说犹他州的摩门教，就发生过摩门军队，和美国联邦军队开战的事件。即使是后来，美国政府对大部分摩门教徒违法举动，采取听之任之，你好我好的态度，只要你不上电视大声鼓噪，我也乐得清静的态度。
比较激进的组织，比如发生在美国国内最大的一起恐怖案件，把奥克拉荷马联邦大楼给炸了事件，都算是比较少的。这个起源于大部分宗教组织的温和立场，不以反政府为主要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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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的新农村建设，除了转移人口土地集约，集中建设提升消费。。。等等，在大一级的框架里它扮演什么角色呢？望老大指点。
裁撤表示就此一代而终的意思
并不是现在在位的人不养了。
相差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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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样，以现在中国农户耕作的规模来讲，无论是与进口的农产品竞争还是在销售时在定价权上取得主动各方面都是处于劣势的。所以扩大规模是在必行，而扩大规模肯定就要兼并。基于以前各朝代兼并的教训，以及保证兼并可以提高效益而，就必须采取与以往不同的方式进行兼并。
首先，以中国如此之大的农村人口（从统计上看，仍有一半的人口），在现在农产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要产出多少东西来才能实现农村的普遍富裕呢？我想在现阶段的技术条件下，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吧。如果能完成，我想咱么中国也可以养活全世界了。所以，把农村人口从农村抽离要是最先要做的。在资源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农村人口少了，资源自然就能相对集中。
其次，要实现资源的怎样的集中？是使用的集中还是产权的集中，这个问题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其实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农业也企业化运营。农业企业集中大量的土地的使用权，雇佣农业工人从事生产，和初级的产品加工。现在的农民可以以土地参股，也可以选择将土地出租给这样的公司。留在农村的人，就在企业就业，领工资和奖金。离开的人也可以有分红或地租，至少可以让他们免于衣食无着。这个方案看起来有点像人民公社，但是还是基于私有化的基础之上的。需要农民自发组织或者是政府主导，农民自觉加入的。考虑的还不成熟，希望各位大牛点评。
六
现在中国农村里面，各种宗教势力也是比较盛行，其中包括海外背景的宗教组织，比如基督教里面的韩国人团体，或者说新疆南疆的瓦哈比教派等等。
这里就谈一下基督教团体的传教特点。在基督教自身内部，是分成两种派别的。一种就是见到你，就向你传播教会的福音，这种通常叫做福音派。另一种就不一样，有特别的仪式，然后突然之间，传道人口吐白沫，一阵痉挛，说是上帝上身了。这种因为比较讲究通灵，因此也叫做灵音派。而灵音派还喜欢玩圣灵治病，通常被福音派人士视为异端。
当年拜上帝会的东王杨秀清，就是上帝上身的高手，每次一上身，连他的老板，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弟弟，号称天王的洪秀全，也只好乖乖地跪下来听令。
而在中国农村里面盛行的，有不少是这种萨满教和基督教的混合体，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样的宗教团体，也不是个个都敢踩政府的底线的。不过这种以自然村落为组织的传教方式，可不可以像洪秀全和冯云山那样，可以跳出地理界限，而成为广西客家村落的统一组织，倒是值得情治部门多花一点心思。
中国当代研究农村问题和新农村建设的一个主要学者，曹锦清先生是我很敬佩的人物。曹先生曾经专门研究了宋朝的农村问题，发现和现在中国农村的现状有某些相似之处。
那就是极度分散化的土地产权，和极度发达的工商业社会下的市场经济，会形成一种极端不利于农民的冲突。
前面说到宋朝出现的情况，相比于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的规模，和2.5亿农户的小农分散经济，完全是小巫见大巫了。但宋朝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却经历了元朝，直到明代中晚期才算是完成。
为此曹先生专门研究了宋朝儒家的脉络，认为张载是第一个强调要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学者，而他的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就是重建宗社。
当时不少人都意识到了宋朝的农村，出现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佃户，这样我们在1950年都很熟悉的阶层，如果不好好治理，会出大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在货币经济的冲击下（当时中国已经进入白银本位制），农村的问题会更加严重。而当时宋朝的外部危机重重，但是如果不解决内部问题，根本无力应付外部的挑战，因此宋儒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
在张载的思想体系里，建立乡村组织，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恢复宗族体制。在这个体制之下，同宗的人们通过祖先崇拜，建立文化上的共同理念。而在经济上，则通过部门田产集体所有，用来作为服务集体的公共产品，以防止集体内部的贫富分化过于激烈，相当于今天国家的福利和社会安全保险。
对传统儒家的看法，张载进行了改良。一个就是族长不再按照血缘的嫡传方式，而是和贤能才干同时考虑。另一个就是取消士大夫才可以立祠堂的限制，让庶民也可以为之。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定期召开大会，搞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宗亲大会，奖善罚恶。
张载的这些想法，很大部分被他的弟子吕大钧应用到了《吕氏乡约》里面。而其他的大儒，从程颐、朱熹、陆九渊等等，都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理论和实践。从政治的层面上，王安石的保甲到朱元璋，都是试图在家庭之上建立起一个社会组织，来提供公共品和维系次序。
这样的理论和实践，从《吕氏乡约》，到清朝的朴学派，一直到民国的儒家梁漱溟，可谓是一脉相承。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任何以土地地权细分，重视个人和家庭的小农经济，最后都会走向贫富差距变大，无力维系集体经济，导致农田、水利、农村基本建设，比如说道路、电力等等公共服务品维护上面的困难。
而就是是在这种内部分子竞争中占有优势的农民，或者说富农们，在货币经济的市场大潮之下，也是同样的弱势群体，更不要说那些不占优势，成为弱势中的弱势的贫农了。
从中国的现代历史上来看，我们其实是经历过了两次土地改革。第一次是1950年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将少量地主拥有的大量土地分给了无地的雇农，算是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
第二次就是小岗村发起的分地运动，展开了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第一次的土地改革运动之后，短短几年，农村经济很快就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的局面。于是以农民自己发起，政府积极支持的互助组和合作社，像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后来这种合作社，通过初级社和高级社的演进，最后就出现了人民公社这个非常特别的组织。
正如前面描述过的，在家庭组成的共同体内部，必然存在着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张力。而在小共同体组成的中共同体内部，也同样存在着张力。因此人民公社，就是后来的乡镇这一个级别，和现在的行政村，就是以前的生产大队，和现在的自然村，就是以前的生产小队，这样的三个层次之间，自然有着自己内部的各层的张力。
早期的人民公社，因为没有顾及到自己内部的小圈子和中圈子的张力，就受到了不少挫折，最后在1962年的时候，回到了以小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
但是人民公社最后运作失败了，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虽然照顾到了农民需要有一些自留地这样的个人和家庭利益的需求，但是整个结构的基调，是一大二公。
而最关键的是，当时人民公社的建立，是为了依赖农村的贡献，来支持中国的工业化。那么这种对农村的主要索取，自然就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农民的生活长时间得不到改进。这个也是导致联产承包责任制出台的一个主要原因，而首先进行这个分集体行为的村庄，在淮河大地，也正是中国历史上宗族体制重建北方不如南方的一个后果。
那么在中国今天的农村组织的建设上，其实指明的一条路子，就是回归人民公社的建制。当然为了避免很多人心脏加速太快，我们就改个名字，叫做农民自治协会好了。这样的话，得罪了人就少些了。
新农村建设，还不如说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至于具体形式上，在健康的基层党组织基础上，可以搞实验，什么都有可能搭起来，什么适合公共服务和生产力发展都可以试验。否则，当然是白搭。搭什么垮什么。
非常不赞成土地兼并，买卖土地后形成的公司农场，里面寻租空间太大。
以地参股，还有个好处，就是可以继续解放劳动力
但要上一定规模，可以自行组织也可以政府介绍，农户自愿参股的形式来搞
总之，土地的最终使用决定权（参股后经营时的使用决定可以股东大会形式来决定）一定要掌握在参股的农民手里。
再解决全国市场流动的话，种地也是个有奔头的活。
一个难点在于如何保证种粮亩数，不要搞成一窝蜂的去种经济作物。
真心实意想办法解决问题的，相信农民兄弟也不会反对他们入党。
也不会让他们的待遇低下，毕竟大家都明白发展需要奖励。
其制约是农民股东的大会，政府做为裁判者，上级党组织做为监督者
合作社嘛，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仅仅是若干家农户抱成团。
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开始，很快就会向高级社的方向发展的。但是离企业化经营还是有差距。而且农村也缺乏企业管理的人才，这方面可能还是需要政府处理牵头。
看井大在农村建设（6）里的表述吧，土改后贫富分化，接着互助社、合作社，发展到人民公社。然后就是分产到户，贫富分化，现在又开始搞合作社了。接下去的发展，你的建议跟井大的类似，叫高级社叫农民自治协会，其实不就是人民公社。
历史转了一圈，又准备回到原点了？当然螺旋上升了之后，即便名字一样，内涵也不会完全相同的。要是引进现代管理方法，说不准新公社还真有可为。
现在许多农村的村民小组已经改名叫xx社,在此基础上更进一不应该可行
一乡一社，合作社下分为合作组与合作小组。三级核算，改头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