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来所谓“庚子赔款”办学，是美国退回骗我们的钱。 -- foursea

【不过王克敏更加反对的是与处理庚子赔款有关的条款。庚子赔款是苏俄政府于1919年宣布废除的不平等条约的一项内容。沙俄在庚子赔款中占有很可观的份额，所以虽然苏俄在协议草案中再次声明废除这一条约，但该条款又同时规定，扣除以庚子赔款为担保的各项义务所需之后，所剩余的款项要由苏俄确定其用途。据我记忆，为此要成立一个双方人数对等的委员会。王克敏先生坚决反对把这笔余款的支配权完全交给苏俄】——《顾维钧回忆录》P337这个事情到1923年还没扯清楚。而且相对于顾维钧等人更关心的外蒙问题，庚子赔款的分量就很轻了，顾维钧一开始都没有关注这点。

比较让人惊讶的是《王正廷--加拉罕协议》被披露后李大钊、吴佩孚的反应【北京大学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外交部要求与我面谈，我记得代表团的团长是李大钊。他想了解政府予以否决而不批谁的

原因所在。向他们讲明政府何以反对这一协议并不困难，于是我便向他们解释了协议草案中的各点，并着重指出，外蒙问题是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和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不容随意侵犯。……李大钊教授的回答使我极为震惊，他说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他讲话时非常激动，以致使我觉得他己失去了辨别是非的理智。因此我便对他说，他当然可以发表或坚持个人的见解，但是我作为中华民国的外交总长，有责任设法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使之免遭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电报……显然是在吴佩孚将军的怂恿下发来的……电报中所讲的与以李大钊为首的代表们所提出的非常类似，亦即认为协议草案是表明中国能够使人承认它是与一个外国处于平等地位的国家的第一个协议。即既然这是中国所签订的最好的协议，我有何把握能把它修改得更好?】P340

当然，由于顾维钧为此挨了北大学生一炸弹，可能使他在回忆录中有所偏向。

苏联庚款的数目巨大（占全部的四分之一），按说苏联既然无条件放弃，就不该指定用途，当时北洋政府穷的掉了裤子，教育界更是欠薪几年都有，对这样一笔巨款当然是人人眼红。当时吴大帅佩孚和二十年前的袁世凯一样，主张先用于铁路建设，而以红利资助教育，马上就被教育界的人士骂得狗血淋头。后来就成立了专门的俄国庚款委员会，北洋统治的最后几年，北京几个高校就是靠这笔钱苟延残喘，知道为什么杨荫榆在女师大得罪了那么多人吗？因为她乱用钱！（后来她还骂孙中山，所以就一定得下课了）为什么章士钊要搞什么整顿学风，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抢这笔钱！在三一八惨案之后，章士钊和段祺瑞搞出的通缉名单中，俄国庚款委员会的人几乎全部上榜（主要是北方国民党人士，当时国民党联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这笔钱不了了之，直接被政府接受了，教育界不能再拿了。

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后来也退还了部分庚款，但是由于交涉费时，基本上退还时，已经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这些钱就是按照政治界的要求，先用于实业，而以产生的利润资助教育；由于政府腐败，生利不多，抗战之后，投资的各项事业受到很大打击，也就拿不出多少钱了，所以兴办教育的效果比之美国庚款差得多了

法国的情况又比较特殊，很多网上的资料记载法国退还的数目很少，只几万美元，可是却干了不少事，比如兴办里昂中法大学等，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法国庚款的数目不少，可是在退还时，法国要求用这笔钱先帮助破产的中法实业银行恢复营业，然后由中法实业银行负责资助教育，教育界的人对此很不爽；而且中法教育合作被李石曾为首的留法派掌握，其他人根本无法插手，李石曾甚至办了个和中央研究院分庭抗礼的北平研究院，其实从庚款中得到钱办教育还是不少的，后来搞原子弹的钱三强等人就是北平研究院的

最悲剧的日本庚款，其实日本人也不是个个疯子，早在段祺瑞时期，日本就有部分人主张退还庚款以缓和矛盾；可是一是五四之后，中国反日情绪高涨，日本人怕还钱不起作用，二是日本人自己也比较穷（和欧美比）退款时附带条件挺多的（当时各国都有附带条件，比较下来美苏附带条件最少，日本最多），三是最悲催的中国教育界内部矛盾还挺大的，（事后看来，先要回来是正经，要分也得拿到手再分哪），结果日本人就自说自话的把这钱资助所谓的中日文化研究了（这个是完全日本人主导的，虽然有部分中国教育人士得到，但是完全没有自主权），九一八之后就完全为文化侵略服务了，所以网上的讲法是日本一钱不退，其实也并非完全如此，看你怎么算了。

其实为了庚款的主导权，教育界内部也是矛盾很多，彼此大喷口水，现在谁还好意思提起这不光彩的往事？

好象只占全部庚款的7%左右，未进前五

最多的是俄国24%

其次是德国16%

英国、法国、日本都比美国多

美国退了4-5千万银元左右，超过他按条约应得份额的一半，且应用效果最佳，对中美双方应该是都是合算的

章宗祥：“直至十二年（1923），日本因此款闲置，中国政府亦不继续前议，遂定为日本对中国文化事业之用，由外务省派员主持，请中国加入委员数人，此为退还赔款问题之变相，与前议大不同矣。....日本外务省之文化事务员朝冈访余询意见。余告知曰：仆任使时，与贵国政府所协议者，为贵国以整个赔款退还中国，由中国自行使用，特用途须两国预先商定而已。今以此款由贵国使用，惟用之于中国文化事业，虽中国将来亦得其益，但与贵国前此将赔款退还中国之声明，则大相径庭。仆与此问题，今日但有感想，无意见也。嗣因时局不定，所谓文化事业，亦未能积极进行，当时之努力及外交部所得之成案，虽无人顾及者。”

1 日本在段祺瑞时期借给北洋政府很多条件看似优惠的借款，也有退还庚款的意思，不过五四之后，相关经手人大部下台，日本见没有亲日政府，就不想还了

2 但是，在美国等国陆续退还之后，日本也搞了一个它自己主导的文化事业，但是其实也邀请部分中国教育界人士参与，结果一是小日本的条件很苛刻，不少人不愿吃嗟来之食，二是愿意领这钱的人相互排挤，结果效果很差，九一八之后，则完全用于文化侵略；所以国人一般认为，日本没有退还庚子赔款

是抢不过其他强盗的，所以就转为培植它的代言人~~~并不是它就比其他强盗温柔多少~~~~！

老胡在那些年如此大红大紫，学界人人争着跟他做朋友，看来他的红楼研究，留美博士光环，还真不算决定因素，这里还有金光灿烂的美金在起磁铁般的吸引作用。受教了。

很多时候，国人，尤其是有头面，识文断字的人们，嘴里跟台面上说的，还真不是与其心里想着惦记着的同一码事儿。

红学研究只是胡适的业余爱好

留美博士不仅是光环而已，师从实验主义大师杜威的胡适是有真才实学的，他在哥大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是用西方哲学理论方法整理中国思想史的开山之作

26岁当上北大教授，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均是学问上的实力使然

不过他确实并非一个纯学究式的人物，北大校长之类的行政职务，以及后来的从政，都分散了他的精力，人生的后半段在学术上建树不大

我们说过了，美国退还的庚款分两批。第一批组织了留美和清华大学（清华本来就是预备班），第二批则交给一个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同时还代管清华基金，也就是说美国退回的钱全归中基会管理）。这个中基会一共15个委员，中方10个，美方5个。应该说美国人对中国教育界的干涉是最少的，向中基会申请赞助的形式是公开的，至少还可以公平竞争；可是中国人自己不争气，内斗的很厉害。这个委员会是北洋政府时期组建的，国民政府建立之后，杨杏佛（此人在政界学界都颇有势力，后来反对老蒋，被暗杀了）和原来委员会中的郭秉文（南京大学的前身东南高师的前校长）有私怨（杨原在郭手下混，不合被开了），就怂恿政府发令改组中基会中方委员，而这是违背中基会章程的，胡适当是就极力反对杨的胡闹（美国人的观点很简单，美国政府负责把退还的庚款交给中基会资助中国教育事业，中基会为一非政府组织，其委员由内部推选更替。一旦政府下令更换其委员-换的很多撤了五人，占中方委员的一半，则视为中基会本身已经解散，没接受机构，美方不能拨款，狠吧~！)，但后来在政府令发布之后又极力帮忙弥缝，终于达成了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所以中基会内部的人都挺感激老胡的

因此老胡在这笔钱的应用有很大的发言权，他本人也当了多年的中基会委员，和他交好的学界人士多得照顾也是没办法的。当时学界不是没有人因为这个骂他，只是现在提的人少了、

得益较多的一个是北京大学，当时老胡在那里当院长，为北大争取了大笔经费设立教席、奖学金以及改善设施等，其他学校羡慕的很

再一个老胡歪楼很大的是，中基会的宗旨主要在于赞助科学事业，可是老胡是文科生，科学他是不在行的，可是中基会用来赞助翻译科学著作、教材的费用，他争取了不少用于翻译世界文学名著（梁实秋译莎士比亚，就从中领了些赞助），虽然不能说滥用，总是和章程有违。

因此，当时虽然不少人巴结“我们的朋友胡适之”，但钱数总是有限的，拿不到的人抱怨他的也不少，这些在共和国初年批他的时候都是“罪证”呢

现在的知识分子呢，出于反对**的目的，把老胡夸成一朵花，这些臭事又都不提了，这不是合理的态度。

当然，老胡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是态度清楚，做人有原则的一个，比杨杏佛还是强的。

美国人习惯通过地下组织控制别国，而且一直有人说胡适的背后是共济会。中基会一共15个委员，中方10人中有多少是共济会的人呢？拒绝中国政府更换委员，是为了保证中基会的非政府性质，还是为了保证这笔钱能始终控制在共济会和它在大陆发展的会员手中？

这笔钱用来资助高等教育培训亲美精英，而不是扫盲教育，是在把中国往印度的方向培养啊。

哥大博士论文倒是有人考证过，当时没有通过，十年后才拿到博士学位。所以当北大教授和新文化运动旗手的胡适，其实是个冒牌博士。

• 刚一解禁，又被无差别砸草

一朝天子一朝臣而已，没啥特别的

第一届的十个委员呢，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外交人士+大学校长

一个一个列：

颜惠庆 、顾维钧、施肇基这三位都是北洋时期外交总长、驻外公使，前二位还多次代理总理，拿洋人退还的钱，没有外交界的专业人士操作，不好办，这几个人主要负责把钱搞到手

范源廉（北师大校长，原教育部长）、张伯苓（南开校长）、蒋梦麟（北大代校长）、郭秉文（东南大学校长）、周怡春（前清华校长），还有个黄炎培是中华教育改进会的，一个丁文江是地质调查所的，要说这里头就丁一个人是科技人员，但他也卷入政治过深，后来给孙传芳当过上海督办的，这几个人负责监督怎么分钱

中基会的钱，是公开申请地，所以弊端还算少的，而且即使是胡适等有权的人，也不能太公开的袒护本帮人马

同是英美派的留学人员，也有不少人拿不到钱，比如实验生物学的汪敬熙就和分类生物学的秉志、胡先肃等人吵架（胡适办的杂志成了他们吵架的平台），按关系呢胡适是汪敬熙老师辈的，他和

秉志等人不是一派的，但是汪敬熙还是输了，没拿到钱

最开始的中基会，是贿选总统曹锟任命的，所以国民政府当然不愿承认，顾维钧丁文江先后在北洋军阀手下任职，当时还被国民政府通缉，这才是改组中基会的核心，但是坦率的说杨杏佛之辈也是留美出身，他们接管不会比原来的委员有多大改进，而一旦开了政府干涉的口子，这钱能有多少用于教育就很难讲了，其实后来在政府的压力下，借了不少钱添基本教育经费的窟窿，已经是滥用了

至于说用于精英教育，那是中国人自己搞得，美国人是明确反对的。

参与瓜分阿拉伯的前后几十年分别有英法意苏美......

是不是因为差了三国，所以没发展起来？

那时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协和医科大学的钱，买的是豫王府（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豫亲王多铎后人的府第），据说挖出不少钱，但具体数目谁也不知道

蒋梦麟 1908年8月赴美留学。次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岁3月，蒋梦麟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

郭秉文 早年卒业于美国差会开办的上海清心书院，1908年赴美留学，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

周诒春 21岁时周从上海圣约翰学院毕业。这所座落在上海万航路的大学是由美国基督圣公会所创办，贵族化的高等学府。在学校的校友名册中众多知名人物，如：林语堂、宋子文、孔祥熙的千金孔令侃、荣毅仁、邹韬奋、贝聿铭、连战先生的祖父连横。毕业后，周诒春自费到美国留学，就读十威斯康星大学和耶鲁大学，获硕士学位。

丁文江 1902年秋（15岁）东渡日本留学。1904年夏，由日本远渡重洋前往英国。1906年秋在剑桥大学学习。1907-1911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动物学及地质学， 格拉斯哥大学获双学士。1911年5月离英回国，回国后在滇、黔等省调查地质矿产。

我不是说这些前辈参与西方阴谋。那个时代的共济会，就如同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以推进科学进步反迷信反封建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具有理想主义光辉。在那时的共济会看来，这些出色的前辈可能正是共济会在中国的同路人。

搞阴谋、秘密教派在中国毫无疑问是行不通的，这方面最出色的白莲教在明朝建国后也遭到残酷镇压。中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个地区的文化必然是以乾卦为首卦的周易文化，这种文化环境下只能靠阳谋成事，崇尚道德。西方不同，他们属于坤卦为首卦的归藏易文化，这正是作为归藏易的易传——道德经在西方流行的原因，这种文化物质第一，崇拜金钱，阴谋才是西方历史的主线。

双方遭遇时，西方习惯用阴谋和地下组织来复制过去的成功试图改造中国，但是阴谋在中国往往作用有限；而中国通常为对方的表面文章迷惑，习惯性忽视西方体制中阴谋的成分，只把表面的花拳绣腿如民主、自由拿来当做宝贝。东西方互相看不懂，差别尽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