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华文明为什么可以绵延不绝，并将复兴——换了一个题目 -- 慧诚

如果一直在公和私之间推敲，就还没有走出那个框框。其实就一条，谁能组织起更大规模的生产，谁的生产更有效率。不管什么形式，能做到更强就牛逼。习太子闻听吾言曰：快，创先争优！俺们共党从来都是最牛逼的（呵呵呵呵）。不如我们跳出公私这样纯粹精神上的领域来回归现实——市场。（因为市场的基本假设就是市场中的人都是利己的，而且是理智的和对市场信息充分了解的）其实这个问题早就有答案了——目前市场是对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组织形式。而且共党最认可的就是这条。所以共党中不管老左老右，其研究的出发点和分歧点就是给市场经济加装什么样的涡轮。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能源；什么样的市场信息服务；什么样的物流和加工效率；什么样的分配；什么样的消费。（老左偏重生产要素市场，而老右偏重消费市场）

PS：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客体分为“自然客体”、“社会客体”、“精神客体”。把公心私心这样的“精神客体”当作“社会客体”来研究是不科学的。

文明就是要超越这种自私的天性，遇到障碍是必然的。

西方国家中的国家权力并不完全处于顶层的。美联储高于白宫。我们不能按照中国人对于国家的理解来想象美国。

只不过是显性的国家机构领导人，还是隐形的财团组织大boss罢了。

资本主义（包括中国式资本主义）正在毁掉这个星球。这句话有意思，联系整篇行文特点作者左倾，但感觉更接进西方社会民主党或费边社会主义。后一个印度有传统，尼赫鲁就是，采苏式经济体，用英式议府选举制，算得上独辟蹊径，这是印度人的心气劲儿，要独立门户，另开一路。但这也是印度的悲伤，迄今为止成效有限。看这篇之意思，明显批判改革20年来的印度，不知作者对改革前印度怎么想。

要我说，作者面对的是印度人指导思想上的根本性难题，想集人类发展道路与国家模式之大成，只取优势而弃绝缺陷，走出一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双体制优点的综合体。其心可嘉，但作为国家实践活动，预期向淡。

通篇文章中可有资本主义不行的铁样论证或坚定信心--没有，不信任资本主义能解决印度问题—有，没走好资本主义正道才导致了印度问题---您别说倒隐隐有这层意思。印度想自创门派可有历史传统了，独立建国后的印度倒也实践过了集大成的模式，只是不算成功。要知道人类工业化以来闯出路来的两种模式都已用尽世界级思想界与政治界精英之力量，成功之子哪儿是想生就生得出来的。

印度知识分子真与中国精英不同，中国精英抱负小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左看右看也就是做好入室弟子那么点志气。本事没到手就老实当弟子不拿架子，关键在本事得是真功夫，闯江湖要用得上，是真本事再苦再难咱炼，一定给您做到位；本事不够呢，再学呗，偷师也行明着拜也行，功夫在身上谁能收回去，到了江湖上凭本事再自立名号不晚呀。

印度啊，思想飞行在身体前面太远了，这家不行那家有病，心太大了；而没有身体的思想之光还有什么力量，因为没有力量格外重视外人评判，老是行走在可以批评资本主义又想博得资本主义自身的喝彩的边线上，批评资本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文化生态中的一枝花，印度知识分子老想一举超过资和社两大主义，为人类社会另开山门。尼赫鲁走英国访苏联眼看八方时，老毛同学还在钻山沟呢，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实样一个没见过还处在纯理论信仰阶段呢，哪及得上尼同学既有比较权衡的机会，又有世界级政治家论坛上往来间无白丁的历练，印度首代政治家心高气傲的确有本钱。印度追求出理论家成功率要高于中国，出政治家这手劲儿有年头要苦练了。

总之看完全篇，无从判断其样本在全印度经济政治生活中的比重或重要性，估计真实性有，但其视角中的盲区追求目标的局限决定了它批评力度绝然不够准头也有点疑问，社会实践的出路更找不到（坚决相信资本主义毁了印度的人一定会急切找出路的，作者的焦点恐怕是说印度现实版资本主义毁了印度）。

说实话，作者要不带上中国，我也就当纯印度问题讨论的资料看了，带上中国才让人多想了想。查过该作者，算是世界知名印籍作家，英文写作，作品角度与发表在国内被批有些政治意图。

：假设人性不变，那么环境（资本算是环境的一种）对人的影响是可以预测的。

从社会的角度上来说，人性的变化是很小的。虽然个人可以通过修身发生很大的变化。

但是我并不是唯物主义者。

因为人性可变，是更高的真理。

支持观点。

送花成功。有效送花赞扬。

2012年2月11日星期六

很有意思，翻起了家里的一本书《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一辑，1987年版。想当年，这也是呼风唤雨的杂志。不过，我那时只是一名高中生，啥也不懂。

第一辑的前面两篇长文都是重量级的作者：

甘阳写的《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和余英时的《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总论》

甘阳在文章中的慷慨陈词现在读起来真是能把人带到那个年轻的时代，读到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现在引起我兴趣的不是他的观点、思路和逻辑，而是他的语气，正是这样的语气让我能够再次体会到为什么那个年代会发生8平方事件，太年轻，太青春了。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在一本学术期刊中看到类似的风格。当然，我在这里说的年轻和青春，既指向它的热情而阳光，也指向它的幼稚而轻狂。这篇文章的内容不必介绍，向西看，向着未来，是那个时代的主轴。更不用说，当时意气风发的年轻的甘阳。他在结尾的时候写道：“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在了八十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肩上，因为中国的现代化今日已经真正迈开了它的步伐，有幸生活于这样一个能够亲手参与创建中国现代文化系统的历史年代，难道我们还要倒退回去乞灵于五四以前的儒家文化吗？ 天不负我辈，我辈安负天！”

今天的甘阳早已回归儒家，犹如离家闯荡的浪子终于回到故乡的怀抱，要通三统。

余英时的文章当时看起来与甘阳有些对立，他的基本观点就是中华文明很高级，只是对工业文明在技术和形式上有些不适应而已，但是中华文明对现代科技本身并不对立，而是开放的，因此只需要把技术上调整过来就可以了。他对于中华文化信心满满，认为中华文明一定可以在自身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现在读起来，我对他的观点基本是赞同的，现实发展也差不多说明他的判断是睿智的。

余英时的明智除了因为他个人的学养，同时也是因为他人在美国，相对超脱，不像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在急切赶英超美但又屡屡受挫的情况下容易心态失衡，出现过于自卑无奈的情绪。拉开心理的距离，容易看清事物，布洛的距离说看来在审美经验和社会经验都同样有效。

另外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余英时文章讨论的一些问题，会非常有意思。看看他的小标题：

1，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是对立的吗？

2，只有个别具体的文化，而无普遍抽象的文化

3，检视文化传统必须注意其个性

4，文化的价值系统究竟是什么？

5，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在中国人的文化中是相互交涉的

6，一部西方近代史主要是由圣入凡的世俗化过程

7，中国人的价值之源不是寄托在人格化的上帝观念之上

8，人的尊严自孔子以来便巩固地成立了

9，中国文化比较具有内倾的性格

10， 中国人的基本态度是“人与天地万物一体”

11， 内倾文化注重人文领域内的问题

12， “五伦”是以个人为中心发展出来的人际自然关系

13， “礼”虽有重秩序的一面，但其基础却在个人

14， 中国传统没有发展出民主的政治制度

15， 中国思想史上，个人修养一直占着主流的地位

16， 中国人对自我的态度能与现代生活相适应吗？

17， 传统的自我观念只要稍加调整即可适用现代中国人

18， 中国人的生死观仍是“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延伸

19， 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不是互相排斥的实体

20， 中国的价值系统是经得起长期挑战的

余英时的文章有53页，是一篇长文。不过用来讨论这么多复杂的问题，仍然显得很驳杂。其中心观点是中华文明与现代化并不相互排斥，是可以兼容的，全盘西化不可取。

他这篇文章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散点观察”。这些年参加硕士生的开题报告和答辩，跟学生们说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焦点不突出”，是“散点观察”，没有聚焦，要求论文必须聚焦。就我自己而言，去年经过一年的思考，想到了很多问题，我对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进程是比较有信心的，但是我一直没有安心，因为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核心命题把我的这些思考串起来，成为一个命题逻辑体系。直到前几天找到一个“公私”模型的宏大叙事来解释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再想到前段时间看过的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感觉他也是一样，在找不到核心命题的焦虑中苦苦思索，终于找到了“国家财政能力”这样一个基点来观察中国明朝中期以来的历史，构建一个解释历史的脉络。我跟韩毓海一样，虽然都经历了向中国传统文化转向的过程，但是因为年轻时所受的教育和学术训练完全是西方式的，即使在思考中华文明的独特道路的时候，根本的思维还免不了落入西方的习惯模式：找到一个可以进行逻辑推演的命题。

中国画与西方画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是散点观察的，因此没有透视；而西方绘画则强调在现实的一个点上观察事物的原貌，因此发展出精确的透视。这是两种观察事物的方法，前者更重视观察的全面性和广度，后者更强调观察的还原性和深度。对于前者来说，由于观察点的选择是个人化的，因此必然依靠直觉，其结果也难以通过逻辑的方式加以验证和还原，这样的话，观察是否准确，取决于观察者的心态和能力；后者由于可以通过实际的测量加以逻辑验证，观察是否准确，可以通过他人的验证和逻辑辩论，形成一个相对的共识。对于强调深度而不是广度的简单系统研究中，后者无疑有优势，因此西方的科技突破确实有思维模式的因素；然而对于更强调广度和平衡的复杂系统研究中，前者有优势，因此中国在政治思维上是领先于西方的。对于未来的中国来说，中西融合方为正途。中国人多，特长各不一样，只要调整好社会的心态，实现这一点并非做不到。而且我在这里所说的中西差别，并不能做水火不容的绝对化理解。中国人一样也有逻辑的能力，西方人也有综合直觉判断的能力，只不过是相对而言，终究只是个程度问题，并不是非此即彼。

一，海瑞上疏

嘉靖四十五年二月的一天清晨，春寒料峭，通往紫禁城的路上，安静得如同还孤悬在天边的月亮，两边的树枝都还是光秃秃的，它们伸出奇形怪状的胳膊，指着天，不说话。海瑞像往常一样，听着自己的脚步沙沙的响。过不多久，在临近宫门的时候，他遇到了几位同僚，相互拱拱手，没有多说话。“他们在躲着我吧。这也难怪……”海瑞心中正如是想着，就进宫了。

这一年，他47岁。可是就在前几天，他刚刚给自己订做一口薄皮棺材。昨天，他跟妻子和儿子都打好了招呼，安排后事，他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银两安排未来的生活。妻子昨天没有睡好，儿子将来做什么……

他的身体还很健康，虽然平时没有钱买肉，消瘦的他却很少生病。不过，今天来向他索命的，不是阎王派来的无常黑白，而是他袖口里揣着的一份奏折。在这份奏折里，他用文雅的语言骂了一个人，这个人是皇帝。他如此教训皇帝：

一是“竭民脂膏，滥兴土木”，“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

二是薄情寡义，：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

三是迷恋斋醮，妄求长生：“且陛下之误多矣，其大端在于斋醮。斋醮所以求长生也。自古圣贤垂训，修身立命曰“顺受其正”矣，未闻有所谓长生之说。尧、舜、禹、汤、文、武，圣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见方外士自汉、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术于陶仲文，以师称之。仲文则既死矣，彼不长生，而陛下何独求之？至于仙桃天药，怪妄尤甚。

而且奏疏还把皇帝的品行与刚刚被处死的罪犯严嵩相提并论：“既观严嵩，有一不顺陛下者乎？昔为同心，今为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为逆者也，历任有声，官户部者至今首称之。然诸臣宁为嵩之顺，不为材之逆，得非有以窥陛下之微，而潜为趋避乎？即陛下亦何利于是。”

写到高潮处，海瑞痛骂满朝文武：“今大臣持禄而好谀，小臣畏罪而结舌，臣不胜愤恨。是以冒死，愿尽区区，惟陛下垂听焉。”

读了疏文，明世宗把上疏扔在地上气急败坏，大叫：“快去抓人，不要让他跑了。”太监黄锦说：“不会跑，这人明知将死，已诀别妻子，买了棺材，在家等着呢。全家仆人早跑光了。”

皇帝沉默良久，捡起来反复默读，心中叹息。世宗内心极度煎熬，情绪剧烈摇摆，忽觉海瑞可比古代忠臣比干，忽然又深感受辱之痛，几个月后，还是忍无可忍，将海瑞投入诏狱。刑部论死，皇帝沉默不答。再过几个月，明世宗去世。海瑞在狱中住了十个月。有一天，狱警端来好酒好菜。海瑞以为要绑赴西市砍头了，更是豪吃豪饮、神色自若。狱警告诉他：恭喜您哪，马上官复原职，皇上死了。海瑞惊问：“信然乎？”随即大哭，吐出所吃食物，昏绝于地，一夜哀哭不断。

二，清官意识

说海瑞是中国官场之“异”。是因为像他那样的官员不多，明朝的薪水太少，俸禄极度严苛，像海瑞这样完全靠薪水度日，会非常艰难。明朝敢骂皇帝的官员其实也不少，文死谏算是明朝留下的传统。但是像海瑞那样抬棺而骂，骂到皇帝举足无措，进退失踞，却并不多。更难得的是，海瑞并非一时之勇，而是一生正直不阿，无党无群，独来独往。人不喜而不得不敬，海瑞被囚之后，内阁大学士徐阶和其他大臣设法委婉劝说皇帝，尽力保全。

然而海瑞又是中国官场之“常”。中国几千年历史，官员不计其数，在人民的心中，论声望，能够跟海瑞相比美的，恐怕就只有包公了。一般官员，在世时自然有人尊敬，百年之后，如过眼云烟，不知何踪。如海瑞包拯，则久唱不绝，历久而新。论之者无数，传之者无数，谈之者无数。中国的京剧中，海瑞的形象在舞台上赢得观众的一片喝彩和一片泪花。

这阵阵的喝彩和泪花在后来的学者那里得到了一个总结：清官意识。这个词在今天的语汇中，恐怕算不得什么好词。当然，就大部分学者而言，他们倒不是想批判海瑞和包拯本人，他们犀利的眼光对准的是这两位“大人”的屁民粉丝。关于清官意识的讨论很多，本文作为一篇笔记，无力在这里做思想史的梳理。虽然我下面要写的东西可能看起来是在为“清官意识”平反，但是我也必须首先承认，对清官意识的诸多批判都有合理的一面，因为至少，清官意识并没有保证，当官的都是清官。倘若都是清官，包公和海瑞也不会有今天的名声，也不会有那么多粉丝。这就是历史的悖论。

三，清官意识：中国的特殊性

不过，话说回来，既然二十世纪批判的话已经说了那么多，那么我就站在另外一边说道说道。一分为二，阴阳平衡，方为自然之道。

清官意识

1，中国之所以有清官意识，是因为在中国，官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官代表的是“公家”。人类文明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超越“私”的问题，人人生而有“私”，但是仅仅有私，则无法成其为社会。因此文明的一切努力就在于超越这个小我。相对于个人而言，个人为私，小集体就是公；相对于小集体而言，小集体为私，大集体为公。中国自郡县制的皇权制度建立以后，天下一统，这个天下则为公，而代表这个“天下”的就是皇帝和他手下的官。因此中国很早就确立了所谓“公家”的概念。官具有了特殊的地位，形成所谓“官本位”。就如我在其他《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不是资本主义？》中所说的，中国的主导矛盾是官民矛盾，在政治上，这个矛盾的重要性超过了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因此所谓官本位，也就意味着中国

2，从官的本质上来，本来与私人并没有政治的矛盾。“何者为公？”成就众人之私，则为公，保护众人之私，则为公。站在公私的纯理论角度而言，官作为公来保卫私人的利益，本来应该得到民众的坚决拥护和支持的。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由于官员本人作为有私心的凡人，他很有可能损公肥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利益是他个人的，而损失是大家来承担——这是一切公共管理所面临的必然难题，用经济学的术语可以说是“公地悲剧”。

3，清官的意义就在于他做到了官的“本位”。也就是说，官本来就应该所处的位置，就是“公”。清官在政治的价值，并不在于纯粹的“道德”。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清官才具有崇高的道德。中国历史上，有崇高的农民，有崇高的隐士，有崇高的工匠，但是在人民大众中，很少有人崇拜出“好农民意识”，“高隐士意识”，“巧工匠意识”，虽然他们也都有各自伟大之处，但是他们不能像海瑞和包公得到万民景仰，是因为中国的清官所成就的不但是他们个人的人生道德价值，而且是“官”的价值。是官的本质体现，这个本质体现象征了“中华政治文明”的最高核心——公。因此，人民大众所崇拜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而是“政治的公”。对包公和海瑞的崇拜，实际上既是是对“公”的呼唤，同时也是对“官”的道德要求和压力。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中国的普通农民，当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时候，所表现的集体智慧远超过绝大多数大学教授。清官意识也绝非智力低下的产物。当我们轻蔑人民智慧的时候，通常都是因为我们缺少智慧，读不懂人民。

4，当人民崇拜和要求“公”的时候，并不意味这个群体的成员具备“公”的素质，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也准备像他们所崇拜的包公们一样，能够克己奉公，牺牲小我为大我，牺牲小家为大家。他们的崇拜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道德的感染力，这是对崇高人格的尊重和心灵上的模仿；另一方面他们希望自己的合法利益得到“公”的保护。“公德”与“私利”在伦理上是对立的，但是在现实上，众人的合法私利却恰恰需要“公”的保护。那么这个“公”，实际上就是官，过去是皇帝手下的官，今天是共产党的官。这也就是我过去强调的，腐败对中国具有特殊的杀伤力，它所破坏的不是具体的个人和某个具体组织，它所破坏是能够维系大一统的“公”意识。倘若这个“公”的意识过分削弱，私的意识过去强大，利益集团就会兴风作浪，封建力量抬头，国家就会“乱世而亡”，陷入分裂。——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对这一点应该并不陌生。

有关清官意识的几点争议

1，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天对“清官意识”的批判基本上都是西学东渐以后，站在现代西方的角度来批判所谓”官本位“的角度展开的。所以要想把清官问题说清楚，就必须首先谈谈官本位。在《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不是资本主义？》我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并没有展开说。

从社会等级秩序的角度上来说，大致而言，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三种本位。一种是“官本位”（中国自秦汉到今天），一种是“血统本位”（中国春秋战国以前），另外一种是“钱本位（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三种本位或者这三种本位的混合体，因此，当您想批判和打倒“官本位”的时候，请您想好，您是希望这个世界是血统本位还是钱本位呢？也许您要说，我什么本位都不要，我要平等。那么我真诚地告诉您，在我们有可能看得见的将来，在地球人类上，没有这种可能性。官本位还是钱本位？您想好了没有？官本位实质上“公”对“私”的超越。但是，如同越耀眼，其阴影也越明显。中国自古形成强烈的“公”的意识一方面维系了中国的大一统和以“公平”为诉求的政治伦理，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一套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对官员提出了更高的道德标准，因此一旦官员修身不足，所造成的危害也更严重。用俗话来说就是，梯子爬得越高，摔得越重。

2，尤其当我们站在西方的立场批判古代“官本位”和清官意识的时候，并且把这当做中国人劣根性，当做中国文明是落后文明的例证的时候，完全是处于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因为当包公和海瑞被人崇拜的时候，欧洲还是贵族和农奴的社会。他们没有官本位，也没有清官意识。除了乞求贵族不要过于残酷之外，他们根本就处于完全的绝望，根本就不可能祈祷任何人来帮助他们用“公权”来保护他们的基本利益，公权根本就不存在。唯一的安慰只能是彼岸的上帝。也许上帝代表的是“公”，因为上帝没有私心。但是上帝的荣光在彼岸，而不是人间。如果说中国古代存在着“不公的官员”破坏了“公的政治伦理”，那么在当时的欧洲，则根本就不存在“公”这么回事。因此，假设有人在那时的欧洲批判“清官意识”，如同我们现在到索马里面对饥民痛诉营养不均衡对身体健康的危害。

3，欧洲是通过法国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封建力量，才建立起了真正有权威的中央政府（法国国王曾经努力建立专制，而且我感觉正是因为法国国王打破封建，所以才使革命成为可能，路易十四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上的同时，也为自己的王位挖好了坟墓）。这时才逐渐有了“公”的概念，十八世纪才建立起公权（不出我所料，刚刚查字典，法语中，public这个词十六世纪晚期才出现，而中国的“天下为公”出自《礼记》）。

4，而且欧洲的公权也是靠“集权”来推广的，法国是拿破仑，德国是俾斯麦和威廉，俄罗斯靠的是彼得大帝，后来的苏联靠的是苏维埃。但是欧洲的集权通常都会走极端，最后不得不崩溃。（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民主与集权》系列博文）。因此，欧洲的“公权”发展都有限，而且历史比较短暂，还缺乏传统。西方国家，公还没有压倒私，因此“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无法得到解决，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不过是周期性崩溃的最近一次而已。因此当我们为中国的官民矛盾而纠结的时候，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同样的方式来想象西方，官本位的社会与钱本位的社会是不同的。胃痛的人以为胃痛才是最严重，肝病的人以为肝病是最严重的，如果连这样的人情都不能体会，就根本无法理解社会现象。西方社会最重要的矛盾不是官民矛盾，不是公私矛盾，而是私人之间的矛盾：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西方国家的官民矛盾不如中国官民矛盾尖锐，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社会矛盾不尖锐，更不意味着，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水平之下，倘若采取那样的社会结构，整体的社会矛盾会更轻。现实情况是，在他们的人均财富几乎是中国的十倍的情况下，社会矛盾已经相当尖锐。

5，今天对古代社会清官意识的批判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解决官员损公肥私的问题，光依赖道德是不行，要靠制度建设，中国人没有制度理性。这样说是没有错。不过，同样也是要解决一个时空倒错的问题。因为当我们批判唐宋和明朝的制度腐败的时候，当我们说那时的清官意识不顶用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在当时的欧洲，几乎就不存在“腐败”，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清明”。在贵族可以占有初夜权的时代，讨论什么腐败和清明的问题，就像跟饥民讨论食品安全。另外一方面，中国古代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忽视“制度建设”，中国古代官制早就有所谓分权，相互监督，回避制度，内阁六部。中国古代行政制度的严密和理性，如果说是第二，就没有人敢说第一。当然，您坐惯了汽车，就认定古代的马车从来就是落后的交通工具，,那么这是您的问题，不是古人的问题。

6，因此中国政治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所谓“官本位”，也不是所谓“清官意识”。而是要进一步发挥“清官意识”，以此为榜样和象征，恢复“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

7，当然，我从不反对制度建设和监督的作用，这方面是必须加强的。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考《民主和集权问题：思考片段之二》。

中华文明说到底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包容的文明，一切具有可取之处而且不排他的其他文明都可以很好的纳入到这个体系里面、甚至成为这个体系重要的一部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佛教；我想，未来，科学精神一定也可以成为中华文明非常重要的部分；而且，中华文明追求的不是征服、占用，而是同化，记得在哪里看到过，说中国最大的愿望不是把全世界都变成它的殖民地、而是把全世界都变成中国，这话说得太对了。

至于中国为什么似乎一直是，兴 百姓苦，亡 百姓苦，公允的说，中华百姓并不苦；只是中国人眼界太高，永远都只跟第一比，这样一来当然什么时候都苦了。

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是中华文明下往往倾向于“无我”、把我这个观察者的自我属性剔除、尽可能的“放眼”；而西方，则是典型的“唯我主义”，凡“我”能够认知、感受、观察和理解的，才是“客观事实”。

而现代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种种发现，应该是一点点在敲打西方人固有的观察世界的角度和方式；但是科学距离大众太远，西方人的本性应该很难更改。

说到逻辑思维能力，不知道您对中国人的数学能力远远超过西方人怎么看；我一直认为数学是逻辑的基础。西方人的“逻辑思维能力”比中国人“好”，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并不成立：公司里一旦有稍微复杂一点的项目（比如说涉及到不同服务类目的综合项目、或者客户端需求多样），西方人必须划表、否则就无法讨论，而中国人则不需要、听听就知道问题主要在哪里、影响因素有哪些（当然，超越所谓的逻辑思维能力的中国人，在分析的同时基本上就有了解决思路，有些颇有孙子兵法灵活运用的意思，而本人可能是不读这些东西的），严格地说，似乎是，西方人必须将复杂问题分解成多个简单问题、即只有一重因果，而中国人看复杂问题就是复杂问题、直接用复杂的应对解决了——表现出来却似乎是中国人不如西方人逻辑，实情是西方人无法同时考量多个角度、甚至彼此冲突的因素。

我不是搞理科的，不懂这一行。但是据说中国的数学水平排不到世界的前三名。美国、法国和俄罗斯似乎都很强。

一般的中国人数学水平比西方人好是因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水平高——所以我对教育界盲目崇洋非常担心。

但是中国人的综合把握能力强，因为中国人考虑问题很全面。

而西方人站在一个点上深挖的能力也是相当厉害的。

处理复杂系统，中国人的习惯当然是优势。而且从现在的中西文化状况上来看，是中国人拼命学习西方的优点，但是西方人对中国的学习还没有真正开始。中西融合的希望目前看是落在中国人身上。

如果自信力塑造不起来，是非常危险的。诸君一起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