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报纸里的文革1966 -- 天天向上A
有句话叫聪明反被聪明误，或许用在这里比较合适。小聪明还是斗不过大智慧的。
喊毛主席万岁的,有人是借毛的大旗为自己服务，有人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剩下的大部分则是或者真心崇拜或者迫于形势敷衍了事，到底各占多大比例，只有天知道了。
但在农村绝大多数是真心崇拜的，因为我家当时就在农村，还是了解一些的。你说农民愚昧也好，朴实也好，但真心崇拜确实是事实。
严嵩父子杀杨继盛的旧事：杨也无必死之罪，案子三年而不绝，最后严嵩父子将杨的名字夹在杀张经和李天宠的奏章中，嘉靖盛怒之下签了字。
那也是无法查清的案子，所以徐阶不能从查此案子来扳倒严嵩。
同意天天兄对遇罗克案子的判断。
刘的历史，存在很多不合逻辑的疑点：
1、首先是多次被捕而毫发无损。特别是1929年夏在奉天的被捕，时值张学良与苏联开战，东北人对俄共心存恶感，按理以工党共党罪名被捕，狱内就会被修理个够。刘居然没事、很快就出来了。
谁保刘？俄共？不可能。日本？没理由。说刘出卖同志？可连顾顺章在出卖后都被处死，刘又有何能耐能让血气方刚、与俄共开战的张学良不杀他？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高岗查档，死得很快；邓的角色是“揭发”，邓在党史上看不出在揭发之前和刘有多接近，邓的真实动机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康生以抓叛徒出名。可为什么他也不敢查刘的档案、而是指点红卫兵去查？
2、王光美：
有谁能告诉我，现在有一个漂亮的女青年、在拿到美国全额奖学金后，因为受到感召，放弃了这份奖学金、跑到中国西部的乡下去工作？
河里的历史大牛们，有谁能告诉大家王光美之外的第二个例子：一个有留学机会的女青年，在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时，跑去延安？
很遗憾，目前我们没有找到第二个例子。
相反的例子有：曾给毛岸英介绍对象，女方是抗战时期来解放区的，也漂亮有学历。面对中共一把手的长子、留苏青年军官，女方却在1946年坚决回了国统区大城市，淹没在历史中。
王是学物理的硕士，邓家太太也是北大物理系的。可是在中国搞核武器的始终，毛却始终不让这两个“人才”参与，为什么？
按王自己的回忆文章，1947年3月5日刘第一次单独“接见”她，理由是“帮助提高一个来自国统区的非党女青年的觉悟”。1947年3月11日胡宗南军队攻入延安。近年史料披露熊向辉冒着生命危险在1947年3月4日将胡的准确进攻日期告诉了延安。呵呵，此时“帮助提高一个来自国统区的非党女青年的觉悟”，哈哈哈哈！
他和杨广的条件太像了，我要是李渊，打死我都不会让他当太子。
谢谢！的确不应割裂看问题，还有就是用评书和宫廷戏里的段子来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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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变化，作者，声望:1；铢钱:0。你，乐善:1；铢钱:15。本帖花:1
因为普罗大众受剥和极少数人收益是公认事实，所以要保邓，只好从“国家”层面上说。又绕不过76年政变，居然把李世民死人翻出来顶小矮子！
也好，咱们就把李世民和矮子的“国家”层面的功业比比：
1、李世民：万国来朝；矮子：108万裸官，只要是西方就去
2、李世民：一个小薛，，就能踏平印度语国家；矮子：棒子、越南、菲律宾都敢拿你的海洋国土资源、到你的领海抓人
3、李世民：20年，国库富足得难以置信；矮子：30年，财富都换成美国白条
4、李世民：官员名节；矮子：是官都贪
5、李世民：为传位杀太子；矮子：所有子女都发国难财
河友可以继续补充
九大上，副统帅可是进了党章，这个时候，不管是副帅搞的，还是副帅手下搞的，这个时候反对，那是赤裸裸公然打副帅的脸。歪曲毛泽东思想，这个在当时可是大罪名。69年这么说的话，云鹤可是和副帅那边彻底撕破脸皮了。
除非，这些反对的话是71,72年说还有可能，
不过，据说停止忠字舞，九大后是有文件的，找到文件，可以看出一点原因把。
至于谁搞的。现在真的好像没有看到太多的说法，似乎都是在说副帅搞的。比较奇怪。
前几年凤凰台有个关于红卫兵的节目，现在当然都是老头老太太了，他们在镜头前描述主席接见的时候，那个激动的，非常令人动容。
先扯几句闲话
记得念书时，我颇爱议论。有一次，我激烈批评某事“矫枉过正”，父亲说我并不知道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他拿出一片弯曲的薄金属片，用手将金属片上端拨至正位，放手后金属片自然还是弯的。父亲随后将金属片上端用力拨过正点，再放手，金属片就不弯了。
我这才知道，矫枉过正原来不应该是批判用词，而应为状态描述用词，本是用来描述事物发展的正常历史历程——矫枉必然过正，矫枉也必须过正。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矫枉过正以求进步的历史，用更常见的话来说，就是螺旋型发展。
矫枉过正是历史常态，也是历史正态，所以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段，都不难找到过错。奇怪的是，某些人，包括那些赞同甚至高喊“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的人，却一直要求文革是完美的，否则他们就说文革彻底黑暗。这种损着别人牙眼、以自身坐标为道德制高点的家伙，自然是永远正确的，因为他们定义了什么是错误。
最近网络上帝国派的声音很响。帝国之路不管能否成功，看来都是必然会走的了。我身上有隐形帝国基因，因此也说几句——中国未来可能的帝国之路，是对19世纪以来屈辱历史的矫枉过正式的反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可能结果，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结果。不管帝国之路走得顺不顺，在未来都应该还有一个社会主义回归潮，虽然我认为，这个潮流更可能伴随着帝国的失败而兴起。
任何一个以帝国为目标的挑战者，都必须另起炉灶，也必然不会得到现任霸主的祝福。因为现秩序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现霸主而不是挑战者的利益最大化，也因为扫帚不到，灰尘不会更不愿自己跑掉。因此，在现体系内的所谓崛起，就像戴着镣铐起舞一样，是不可能实现其目标的。
网上还很喜欢用“孙子决定了爷爷是否成功”这样的说法。这话有一定的正确度，但绝不是真理，因为它忽视了孙子“不肖”的可能——孙子喜欢被视为“正常国家”，不等于爷爷也喜欢。爷爷或者就是喜欢自己定义“正常国家”而不是被别人约束；或者就是喜欢火中取栗；或者就是明白对挑战者来说，乱是自己的机会；或者就是有能力在玩“三国杀”时直接走上巅峰，而无需乞求现任霸主的什么“祝福”。
由于现在政府的倾向性，在描述1971年重返联合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的中国，被形容为一个街头混混被正常社会招安了，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所谓“欢欣”也被放大了。似乎中国这个刺头之所以能进入联合国，是因为西方主流意识的大度，而不是不让中国进入联合国，中国就要自组“反美小联合国”；似乎尼克松之所以访华，是对一个青春荷尔蒙分泌过甚的二傻青年的安抚，而不是为了拯救美国自己；似乎那时的中国，很为自己的被接纳而受宠若惊，而不是只将联合国视为一个斗争的新战场。
社会主义也好，马克思理论也好，在我看来只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工具。毛泽东一生都在寻求这样的目标：强国、富民、民治、民享。这几个目标缺一不可。因为马克思理论和社会主义可以契合毛泽东的理想，所以毛泽东才选择了它们。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不是教条主义者的根本原因，也是毛泽东搞文革进而发展马克思理论的根本原因——这些主义也好理论也好，如果不能达到强国富民民治民享的目的，就不值得追随。强国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富民，但如果强国富国而不能为民所享，这样的强国就不是百姓福祉，不要也罢。而民治，是保证强国富国的成果能被民享的关键词，因而也是文革的关键词。没有民治、民享，则强国中的百姓，是要受二茬罪的。
这几段东扯西拉的，都是闲话，自也无需主题。再闲话一句——客观评价文革乃吾辈责任。所谓客观，就是正视成就，也不回避错误。不过呢，由于现在错误说多了，说过了，也说得太梦幻了，本人此帖，还真就是主要为写成就而设的。我写文革成就时不会回避错误，但也绝不专挑错误来写，更不会放大错误，因为这才是让文革立体起来客观起来的基础。某些人想捣乱也没啥，无非搞点绿化，无非帮忙顶贴，越捣乱，我还就越要写。这些上蹿下跳的家伙，要气死也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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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1964年9月10日接见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时说
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在那个年代，中国主要用“空话”即输出革命来争取生存空间的，并用“空话”这种惠而不费的方式，加上一场在异域的战争和投资回报率极高的对外援助，为自己打开了一片天。
让我们看看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吧：
自1958年9月8日中国对4艘美舰入侵中国领海提出严重警告以来，到1966年年底，中国一共对美国入侵我领海、领空、炸毁我公海渔船等侵犯主权行为提出过419次严重警告——1958年共提出45次严重警告；1959年共提出32次严重警告,1960年共提出53次严重警告，1961年共提出52次严重警告,1962年共提出44次严重警告,1963年共提出48次严重警告,1964年共提出80次严重警告,1965年共提出42次严重警告，1966年共提出23次严重警告。1964年“北部湾事件”发生后，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开始升级，对中国的军事入侵也在那一年达到顶峰。
1964年，美国在北纬17度线附近已经布置了超过25000名美军；1965年3月，美国又派遣海军陆战队进入南越，同时加紧对南北越的炮击和轰炸；1965年4月24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宣布将越南全境和中国部分领海（西沙群岛附近领海）列入“战斗地区”，1966年底，侵越美军人数已经超过37万。1966年，美国多次轰炸河内和我国在北部湾公海航行的渔船，并多次入侵中国领海领空，该年的9月9日，美机甚至侵入广西东兴，疯狂扫射当地村庄和正在劳动的百姓。
1965年，中国开始了“抗美援越”，与此同时，开始大规模输出革命，中国的核力量也逐步成型。从那以后，美国入侵次数逐渐减少，1967年到1971年的5年时间，美国入侵次数平均为19.5次/年，最后一次严重警告为1971年12月25日抗议美国在23日、24日入侵西沙群岛永兴岛、东岛领海。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到文革结束，中国政府没有对美国发出类似的严重警告了。
自苏联撤出在中国的专家并停止对华援助，中苏关系急剧退温，1963年9月开始发表《九评》后，中苏关系降至冰点。现在某些人认为中国不应该和苏联闹僵，以为中国委屈一下就可以求全，却不知道50年代中期波匈事件后，中国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非常警惕，且已经不是毛泽东一人的想法了。毛泽东的中国，自始自终都以建设独立自主的工业国为目标。早在苏联撤走全部专家之前的1958年6月17日，毛泽东就在为向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印发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批语上指示，要独立自主地搞建设
1958年7月22日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也表明毛泽东对苏联（包括斯大林）的不满早已有之。这篇讲话和其他几篇文献，我将以附件的方式贴上（见附件《三个重要的文献》）。
1966年10月7日，苏联单方面决定中国全体留苏学生休学，限令他们于十月份离开苏联，并阻止留学生在离苏前向列宁和斯大林墓献花。华沙阵营的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同年11月2日，匈牙利勒令5名中国留学生停止学业并回国；古巴在这一年彻底倒向苏联，中古关系出现激烈摩擦。
1965年“930事件”后，印度尼西亚在美国支持下，开始剿灭国内共产党势力，并大规模排华。中国在东南亚也陷入反华包围圈，连小国老挝也在1966年开始追随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在这一年的1月3日，非洲小国达荷美（即贝宁）中止与中国的外交关系；1月6日，中非共和国军事政变集团中止了两国的外交关系。10月28日，加纳也中断了两国外交关系。
为了化解美苏压力，并进而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空间，中国采取了3个主要措施：
1、以战止战
负责防空的中国空军高炮部队是首批赴越的作战部队，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北越防空任务。但1966年各大报纸对这场战争的报道，主要集中在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口头支持上，以及中苏之间关于援越物质运输纠纷上，而对中国援越部队的报道则非常少（也就对“海空雄鹰团”的报道沾点边）。
始自1965年的抗美援越，是建国以来第三次大规模战争，也是解除美国对华军事封锁关键的一环。由于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显示出了顽强作风，再加上中国军事力量大幅提升，中国在抗美援越的人力投入相对来说就小很多，以战止战的效费比也高得多。
对于美国以侵越方式遏制中国，中国采取了以战止战的对策，并最终赢得了胜利。这个话题可以聊的东西太多，也不是本章节主题，就此打住。
2、对外援助
后人在评价毛泽东时代时，喜欢指责毛泽东“过于大方，拿国家财产做恩惠”。且不说一个以全球大国为目标的国家是否需要对外援助，也不去比较尚不是大国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对外援助数量，光看毛泽东时代的对外援助，其实也不是现在所说的那样。那时的对外援助，有相当一部分是援建，援建的形式包括：1、给对方低息或无息贷款，然后中国企业拿这个钱去建设，也就是说，这个钱对方是要还的。2、对方自己出钱，中国来建造，此种方式在文革期间的报纸上一般称为“帮助建设”。这个和目前的对外招投标没啥大的区别。另外，对外援助也包括医疗等技术支持，对非洲的援助有相当一部分是采用这个方式的。完全无条件的无偿援助，在毛泽东时代其实比例并不大。
如坦桑铁路就是采用提供无息贷款、由中国勘探、设计、建设的方式建造的。是2011年，而不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免除了50%该铁路的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债务。
在1966年和随后的数年内，中国一直对越南进行无偿援助，但这个援助和对别国的援助不同。和抗美援朝一样，抗美援越的目的也是为了中国自身的直接安全。除此之外，1966年《人民日报》报道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对外无偿援助只有一次，即12月21日签订的为期5年的对尼泊尔的无偿援助，这个援助以分期提供成套设备的方式进行。
除此之外，整个文革期间《人民日报》对外无偿援助的报道还有：1967年年初，无偿援助尼泊尔2万吨大米；1967年8月和越南签订无偿援助军备和粮食的协定；1969年7月14日与也门政府签订无偿援助也门政府建立一所中等技术学校的协议；1970年5月25日与越南签订无偿援助经济、军事物质的协定；1970年6月29日为遭受严重水灾的罗马尼亚无偿援助棉花、棉纱、焦炭、冻猪肉、大豆、冻鱼、咸鱼、奶粉、蛋粉、猪皮和山羊皮；1972年2月2日的《联合公报》协议将对巴基斯坦的4项贷款改为无偿援助，另一笔贷款偿还期推迟20年；1974年4月，向柬埔寨提供无偿援助等等。在这些无偿援助中，以对越南的援助最多，因为那时的越南，是中国抗美的前线。以中国一贯的作风，我不认为《人民日报》会隐瞒对外无偿援助数量，虽然我在检索时，有可能因为关键词的设置而造成部分漏检，但数量不会大（我是用“无偿援助”检索的，只发现上述这些项目）。
1966年，坦桑尼亚广播电台短波广播发射台、刚果综合纺织厂、西非马里共和国的杜加布古糖厂和塞古联合纺织厂及马里吉奥利巴卷烟厂、锡兰（斯里兰卡）班达拉奈克纪念国际会堂、柬埔寨“亚新运动会体育城”、阿尔巴尼亚的地拉那拖拉机配件厂和爱尔巴桑轧钢厂及卢什涅造纸厂等项目，中国采取的是援助建设方式；对蒙古国住宅工程的援助，采取的是贷款方式；6月23日与巴基斯坦签订的援助兴建综合重型机器厂的议定书，采取的是无息贷款方式。11月16日和几内亚共和国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议定书，中国以贸易贷款方式向几内亚共和国政府提供协助，以便购买中国货物。
在1966年甚至整个文革期间，中国不会也没有能力对所有的援外项目实行无偿政策。中国真心真意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因此虽然出钱不算多，也取得了很大的效果，赢得了人心。
3、输出革命。
利用人民的力量，把战火烧到敌人后方去，一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在美苏围堵之下，毛泽东选择了美国本土、欧洲、日本和第三世界为主要战场，利用美国内部种族和阶级矛盾以及反战情绪、美日美欧矛盾、第三世界国家与殖民者之间的矛盾，以喊“空话”、发行毛选等办法，成功地使中国成为这个世界上第三股力量，也即最有思想号召力、意识形态输出最成功的力量。
在那时，中国高举“自由、民主、独立、解放”的大旗，教育全世界受压迫民族拿起武器，对抗殖民者和压迫者。一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让美帝苏修及其追随者胆颤心惊。那时，全世界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都以到北京朝拜并获取“自由战士”称号为荣。
早在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人民日报》就已经刊登了多篇中国记者或华人眼里的美国黑人生存状态的报道。50年代，毛泽东就公开支持美国黑人运动。1959年，毛泽东接见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先驱杜波依斯博士。
60年代初期，领导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市黑人运动的著名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受联邦调查局通缉，被迫流亡海外。在流亡古巴期间，罗伯特威廉两次致信毛泽东，希望毛泽东主席发表声明，支援美国黑人反种族歧视斗争。
1963年8月8日，毛泽东应邀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人民日报》1963年8月9日报道）。在这篇声明中，毛泽东说道
马丁路德金被刺身亡不久后的1968年4月16日，毛泽东再次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这两篇声明都将附在《三个重要的文献》里）。在这篇声明里，毛泽东再次告诫美国黑人，非暴力主义并不能得到美国政府的宽容，只有拿起武器、以暴制暴，才能最终赢得自身解放。
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以罗伯特威廉为代表的一大批美国黑人运动领导人，走上了迥异于马丁路德金的反抗道路，以暴力而不是非暴力对抗种族压迫。1966年，美国黑人运动的暴力程度开始升级，美国各地经常可以看到黑人和警察对射。1967年至69年，暴力运动已经严重影响了美国侵越战争和国内政局，美国政府受到很大的压力。
除了支持黑人解放运动外，毛泽东还多次接见美国和全世界反战人士，鼓励美国人民以各种形式反对侵越征兵，并声明一切种族压迫都是阶级压迫。毛泽东的号召在美国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对美国60年代至70年代的民权运动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
前些年，我在美国一大学图书馆看到一本书——《猴年，The year of the monkey: revolt on campus,1968-69》，作者William James McGill曾任美国加州大学校长。该书就描述了那时美国大学的运动状况。
在欧洲，则是民族主义者戴高乐总统为法国利益主动和中国走到一起。法国这个“搅局者”的存在，其实也代表了当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对美国颐指气使态度的不满，只不过大多数国家敢怒不敢言，而一直以“欧洲灵魂”自居的法国，敢怒敢言。和意识体态色彩不甚浓厚的北欧国家，中国则一直与其有贸易关系（见后面的农业章节）。即便是与美国穿一条裤子的英国，毛泽东也利用其国内的不满，以及英国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经济利益，削弱美国影响。欧洲国家的反抗，也体现在经济领域，并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垮台，“美金”走下神坛，变成美元。
日本在文革期间出现了很多毛泽东的狂热“粉丝”，中日之间的文化、经济、科学研究领域的交往也非常频繁，如日本著名的松山芭蕾舞团，就是第一个将电影白毛女改编为芭蕾舞剧的。在开展对日交往时，与对其他国家非政府交往一样，中国严格区分亲华人士与反华政府之间的区别，在加强两国经济文学科研交往的同时，继续批判日本佐藤政府紧随美国的反华政策，也批判日本军国主义。
日本红卫兵运动规模也不亚于中国，外链出处
这里有几张日本红卫兵运动的图
对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则采取支持民族独立、解放的方式。那个年代，殖民地独立是大趋势，而毛泽东思想在第三世界的传播，则加快了这个趋势。60年代，有一大批亚非殖民地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也成为“将中国抬入联合国”的主力军。在1966年，中国还开展了数次“支持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的大会。
除了喊“空话”外，对反殖运动的支持主要表现在出版《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等著作外文版上。早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毛泽东著作外文版就开始大量出版，1966年，毛泽东著作就有了英文、法文、日文、阿拉伯文、德文、柬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缅文、越文、意大利文、僧伽罗文、甚至盲文等等多种文字。除此之外，还发行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十六条》等文革文献的单行本。在《人民日报》上，几乎每天都有一个整版刊登输出革命动态。1966年国庆期间，彩色纪录片《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也在国外放映。
1966年，中国多次组织在华留学生和专家学习毛泽东著作，还多次组织来华专家下乡劳动。毛泽东在8月至年底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时，也接见了世界各地来京“朝圣”的“自由战士”。在文革期间，全世界有不少地方成立了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班。其中不仅有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也非常注重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1966年在北京举办的“亚非新闻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国还举办了几期亚非记者进修班，组织他们学习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要求他们多报道各地反美反殖运动，支持世界革命。
那个年代，国外媒体对中国非常关心，有不少媒体自行翻译毛主席语录并刊登。中国对外交往时自觉宣传毛泽东思想也蔚然成风。有人质疑中日围棋赛时中方代表人手一本“红宝书”，其实非常正常。那时的运动员们，也经常会“骚扰”别国运动员，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这自然不是坏事，也是输出革命的一环。人手一本“红宝书”总好过人手一本“圣经”吧？不管怎样，都是宣传中国价值观。这个世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想不被人压倒，就得自觉力行价值输出。
中国对外大肆宣扬自己的价值观，自然也受到部分国家的抵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戈德堡就说过：“美国希望中国会放弃它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策”。
1966年3月31日《人民日报》报道说，3月1日肯尼亚参议院通过了一个反华动议，恶毒地攻击中国领导人。因为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访问非洲时，针对非洲人民高涨的反帝反殖革命斗争，曾在讲话中提到非洲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此后某些人别有用心地说，“自从那次讲话以后，在一些非洲国家中确实发生了若干起政变、危机和暗杀事件”。
中国面临美苏两国和其追随者的重压时，依然不卑不亢，有时甚至可以说颇为“蛮横不讲理”。1966年11月6日，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段洛夫在谴责苏联驱赶我留学生时说
那时中国在对外交往时表现不卑不亢甚至略有些蛮横是常态，奇怪的是，中国的蛮横不仅没有让自己变得更孤立，反而树立起第三世界领军人物的形象，究其原因，无非是“天下苦美苏久矣”。毛泽东曾多次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响应者云集的前提，是有人振臂一挥，而中国就是那个不仅敢于在朝鲜和越南与美国打硬仗，也善于振臂一挥喊“空话”的国家。没有振臂一挥者，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忍气吞声的。毛泽东就是那个看透天下大势并振臂一挥者，顺势而为自然响应者云集——看看目前的国内形势就知道，大家对有资格振臂者是多么地期待。振臂一挥者的存在，和相信群众力量并不矛盾。
这个世界上，有的人气场小，其身形也就显得猥琐瘦小；有的人气场大，其身形显得比自己实际身形高大得多。这样的人，也因此具备群众号召力。那个时候的中国，还没有最终长成超级大国的身材（骨骼渐成，肌肉未丰），但气场庞大。中国在这个星球上投下了巨大的身影——远比本来身形巨大，也造成了堪比美苏的影响力，成为了实际上的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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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坦率地交流了双方看法，也谈到了多年来对苏联和斯大林的不满。
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今天请你们来谈谈，当个医生，下午就可以吃饭、睡觉了。你们很幸运，能够吃饭、睡觉。
我们言归正传，吹一吹昨天交谈的问题。就在这个房间里吹!我们之间没有紧张局势。我们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相同，一个指头不同。这个问题，我讲了两三次了你忘了没有?
昨天的问题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我有误会，也可能我是正确的，经过辩论可以解决。看来，关于海军提出的核潜艇的请求可以撤销。这个问题我脑子里没有印象，问了他们才知道，海军司令部里有那么些热心人，就是苏联顾问，他们说苏联已经有了核潜艇，只要打个电报去，就可以给。
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了我们，可能发生问题。苏联同志胜利了四十年，有经验。我们胜利才八年，没有经验，你们才提合营问题。所有制问题老早就提过，列宁就提过租让制，但那是对资本家的。
中国还有资本家，但国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
你们控制过旅顺、大连，后来走了。为什么控制?因为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国。后来你们自动走了，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了。
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后来，赫鲁晓夫同志提议取消了，我们感谢他。
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作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
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是一样的。
另外，我们对米高扬不满意。他摆老资格，把我们看做儿子。他摆架子，可神气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来西柏坡的时候，架子就很大，后来又来了几次，都是这样。每次来都劝我去莫斯科，我说去干什么?他说，总会有事情做的。后来，还是赫鲁晓夫同志出了题目，去开会，搞个文件。去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当时我说过，什么兄弟党，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这一点，我在小范围内同赫鲁晓夫等同志谈过。他们承认。这种父子关系，不是欧洲式的，是亚洲式的。当时在场的有布尔加宁、米高扬、库西宁、苏斯洛夫等人，还有你(指尤金)吗?中国方面，有我和邓小平。
我对米高扬在我们八大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议。很多代表都不满意，你们不知道。他摆出父亲的样子，讲中国是俄国的儿子。
中国有它自己的革命传统，但中国革命没有十月革命也不能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胜利。
苏联的经验要学。普遍真理要遵守，这就是《莫斯科宣言》里所写的那九条。要学习所有的经验，正确的经验要学，错误的经验也要学。错误的经验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学，有一部分辩证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学。你们叫做个人崇拜，是一个东西。斯大林很爱摆架子。
我们支持苏联，但错误的东西不支持。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我们没有公开谈，报上没有讲。我们很谨慎，也未公开批评你们，采取了内部交谈的办法。我去莫斯科以前，和你谈过。在莫斯科期间，由邓小平同志谈了五条。今后，我们也不准备公开谈，因为这对赫鲁晓夫同志不利，应该巩固他的领导。我们不谈，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些意见不是真理。
在国家关系上，我们两国是团结一致的。这连我们的敌人都承认，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只要是不利于苏联的，我们都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苏联的进攻，在大的问题上我们都反对。苏联也是这样做的。
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斯大林在世时是一百四十一项，后来赫鲁晓夫同志添了好多项。
我们对你们是没有秘密的。我们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你们都知道，你们有一千多个专家在我们这儿工作。我们相信你们，因为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的后代。
但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就向我进攻。
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
这种怀疑是必然的:“第一，你们反王明；第二，不要你们革命，你们非革命不可；第三，到莫斯科要斯大林订条约，要收回中长路，那么神气。”在莫斯科，科瓦廖夫招待我，费德林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我说，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
军事学院有个苏联顾问，在讲战例的时候，只准讲苏联的，不准讲中国的，不准讲朝鲜战争的，只准讲苏军的十大打击。让我们自己讲讲嘛!他连我们自己讲都不让。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仗嘛!在朝鲜还打了三年嘛!请军委把这个材料搜集一下，交给尤金同志，如果他要的话。
有些事情我们没说，怕影响中苏关系，尤其是在波、匈事件的时候。当时波兰要赶走你们的专家，刘少奇同志在莫斯科建议你们撤走一部分，你们接受了，波兰人就高兴了，说他们有自由了。那时我们不能提专家问题，怕你们怀疑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赶走专家。我们不赶，即使有十个波兰赶，我们也不赶。我们需要苏联的帮助。
我劝过波兰人，要学习苏联，劝他们在反教条主义以后，提出学习苏联的口号。学习苏联，对谁有利?对苏联有利，还是对波兰有利?这首先对波兰有利。
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
有些苏联顾问，任职可以定个期限。如在我国军事、公安两个部门的首席顾问，一直没有个期限，换来换去，也不通知我们，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好比说派大使吧，你尤金走了，派另外的人来，如果不和我们商量，能行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你们派到我们公安部门的顾问，坐在那里，如果中国人不告诉他情况，他能知道个什么?
我劝你们去各省跑跑，与人民接触，多了解情况。我同你谈了多次，如果不是一万次，也有一千次了。
苏联专家中大部分人基本上是好的，个别人有些缺点。我们过去也有缺点，没有主动多向苏联同志介绍情况。现在要克服这些缺点，采取积极的态度。这次就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总路线，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多次。
这些话，都是由于搞核潜艇“合作社”引起的。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两把手不好办。
打起仗来情况就不同了，你们的军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的军队也可以到你们那儿去。如果在我们这儿打，你们的军队也应该听我们的指挥。如果在你们那儿打，我们的军队比你们少的话，也应该听你们的指挥。
我这些话很不好听，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
取消四个合营公司、撤销旅顺基地的是赫鲁晓夫同志。斯大林在世时，要在我们这儿搞罐头工厂。我回答他说，你们给我们设备，帮助我们建设，全部产品都给你们。赫鲁晓夫同志夸奖了我，说我回答得好。但为什么现在又搞海军“合作社”?你们建议搞海军“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讲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讲话?你们可以训练中国人，同帝国主义斗争，你们作顾问。否则，旅顺，不仅旅顺，可以租给你们九十九年。搞“合作社”有一个所有权问题，你们提出双方各占百分之五十。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他们(指在座的其他中国领导人)没有气，我一个人有气。如果犯错误，是我一个人。
(周恩来：这是我们政治局的一致意见。)
这次没谈通，可以再谈，可以每天向你谈一次。不行，我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同志谈，或者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把一切问题都谈清楚。
(彭德怀：今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给我打来一个电报，要求在中国海岸建设一个长波雷达观测站，用来在太平洋指挥潜艇舰队，需要的费用一亿一千万卢布，苏联负担七千万，中国负担四千万。)
这个问题和搞海军“合作社”一样，无法向人民讲，向国外讲，政治上不利。
(彭：彼得罗舍夫斯基，在作风上也很粗暴。他对我们的建军原则，对我们在个别地方不采用苏军条例，很不满。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福建军区的叶飞[21]同志说，福建到处是山，苏军的练兵条例不完全适用，因为苏军条例主要是按平原的条件制定的。彼得罗舍夫斯基听了很不满意当时就说:“你污辱了伟大斯大林所创造的伟大的军事科学。”他这样一说，会场的气氛很紧张。)
上面这些事，有的过去讲了，有的没有讲。你们这样大力地帮助我们，而我们又讲你们的坏话，可能使你们难过。我们的关系，就好像教授与学生的关系。教授可能有缺点，学生是不是要提意见?要提，这不是要把教授赶走，教授还是好教授。
你们就帮助我们建造核潜艇嘛!你们可以作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
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但其他方面的合作还可以进行，决不会闹翻。我们还是始终一致地支持苏联。我们可以在房子里吵架。
我在莫斯科时同赫鲁晓夫同志谈过，你们不一定满足我们的一切要求。你们不给援助，可以迫使我们自己努力。满足一切要求，反而对我们不利。
政治上的合作很重要。在政治上，我们拆你们的台，你们不好办；你们拆我们的台，我们也不好办。
战时，我们的一切军港、一切机场，你们都可以使用，一切地方你们都可以来。你们的地方，你们的海参崴，我们也可以去。战争结束了，就回来。关于这点，可以先订一个战时协定，不要等到战争开始时才订，要提前订。在协定里也要规定，我们也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即使我们不去，也要这样订，因为这是个平等问题。平时，这样做不行。平时你们帮助我们建立基地，建设军队。
搞海军“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我在莫斯科也和他吵过嘛!
赫鲁晓夫同志取消了“合作社”，建立了信任。这次提所有权问题，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可能是我误会了，但话要讲清楚。
你昨天说，你们的条件不好，核潜艇不能充分发挥力量，没有前途，中国的条件好，海岸线长，等等。你们从海参崴经库页岛、千岛群岛出大洋，条件很好嘛!
你们讲的话，使我感到不愉快。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
分歧还是有的。我们的，有的你们不同意；你们的，有的我们不同意。比如，我们的“人民内部矛盾”、“百花齐放”，你们就那么满意呀!
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候，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
(尤金：对于中共的各项政策，我们苏共中央的态度是:中国问题怎样解决，是中国同志自己的事情，因为他们最了解情况。同时，我们认为，议论像中共这样伟大的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轻率的、傲慢的。)
只能说是基本上正确。我自己也犯过错误，由于我的过错，在战争中也打过败仗，比如长沙、土城等四次战役。如果说我基本上是正确的，我就很高兴了。只能说我基本上正确是接近实际的。
建立潜艇舰队的问题，这是个方针问题:是我们搞你们帮助，还是搞“合作社”，这一定要在中国决定。赫鲁晓夫同志也可以来，因为我已经去过他那里了。
对于什么都不能迷信。比如，你们一位专家，根据一个院士的一本书，就说我们山西的煤不能炼焦。这样一来就完了，我们没有炼焦煤了，因为山西的煤最多嘛!
在长江大桥工作过的苏联专家西宁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他的建桥方法，在你们国内一直没有用武之地。大型的不让他搞，让他搞个中型的嘛!中型的也不让他搞，让他搞个小型的嘛!小型的也不让搞。但是，他到我们这儿来一说，蛮有道理。反正我们什么也不懂，就请他搞吧!结果一试验就成功了，成了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工作。
我没有见过西宁同志。我和建设长江大桥的很多领导同志谈过话，他们一致反映:西宁是个好同志，一切工作他都亲自参加，工作方法很好，凡事都和中国同志一起做。大桥修好了，中国同志学会了很多东西。你们当中谁认识他，请代我向他问候。
不要在专家中，在两党和两国的关系中造成一种紧张气氛，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们的合作是全面的，是很好的。你要向使馆的工作人员和专家们讲清楚，不要说毛泽东同志提了意见，可不得了了。
有些问题早就想讲，但过去情况不好，发生了波、匈事件，你们政治上有困难，不宜于讲。比如专家问题，那时我们不好讲。
斯大林后来也很好了，中苏订了条约，帮助了朝鲜战争，搞了一百四十一项。当然，这不都是他个人的功绩，是整个苏共中央的功绩。因此，我们不强调斯大林的错误。
1963年8月8日，毛泽东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
美国黑人共一千九百余万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他们在社会中处于被奴役、被压迫和被歧视的地位。绝大部分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
他们一般只能从事最笨重和最受轻视的劳动。他们的平均工资只及白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他们的失业率最高。他们在许多州不能同白人同校读书，同桌吃饭，同乘公共汽车或者火车旅行。美国各级政府、三K党和其他种族主义者经常任意逮捕、拷打和残杀黑人。在美国南部的十一个州，集居着美国黑人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在那里，美国黑人所受到的歧视和迫害，是特别骇人听闻的。
美国黑人正在觉醒，他们的反抗日益强烈。近几年来，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群众性斗争，有日益发展的趋势。
一九五七年，阿肯色州小石城的黑人，为了反对当地公立学校不准黑人入学，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当局使用了武装力量来对付他们，造成了震动世界的小石城事件。
一九六○年，二十多个州的黑人举行了静坐示威，抗议当地餐馆、商店和其他公共场所实行种族隔离。
一九六一年，黑人为了反对在乘车方面实行种族隔离，举行了“自由乘客运动”，这个运动迅速地遍及好几个州。
一九六二年，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为争取进入大学的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遭到当局镇压，造成流血惨案。
今年，美国黑人的斗争是四月初从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开始的。赤手空拳、手无寸铁的黑人群众，只是由于举行集会和游行，反对种族歧视，竟然遭到大规模的逮捕和最野蛮的镇压。六月十二日，密西西比州的黑人领袖梅加埃弗斯甚至惨遭杀害。被激怒了的黑人群众，不畏强暴，更加英勇地进行斗争，并且迅速地得到美国各地广大黑人和各阶层人民的支持。目前，一个全国性的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斗争，正在美国的几乎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展开，而且还在继续高涨。美国黑人团体已经决定在八月二十八日举行二十五万人的向华盛顿的“自由进军”。
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日益严重的不安。肯尼迪政府采取了阴险的两面手法。它一方面继续纵容和参与对黑人的歧视和迫害，甚至派遣军队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又装出一副主张“维护人权”、“保障黑人公民权利”的面孔，呼吁黑人“忍耐”，在国会里提出一套所谓“民权计划”，企图麻痹黑人的斗志，欺骗国内群众。但是，肯尼迪政府的这种手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黑人所识破。美国帝国主义对黑人的法西斯暴行，揭穿了美国的所谓民主和自由的本质，暴露了美国政府在国内的反动政策和在国外的侵略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目前，压迫、侵略和威胁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各国反动派。他们是少数，我们是多数。全世界三十亿人口中，他们最多也不到百分之十。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1968年4月16日，毛泽东再次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QUOTE]最近，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突然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人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
这场黑人的斗争风暴发生在美国国内，是美帝国主义当前整个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它给陷于内外交困的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因此，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白色人种中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必将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最终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
我在一九六三年《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中说过：“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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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这样的事已经很多了。
腾讯有篇文章将“贵族学校”的创办，指向周恩来，这个我没有其他资料佐证，暂时存疑。
那时高干子弟学校、高干俱乐部蔚然成风，自然会让毛泽东愤怒。文革不是预演，至少不全是预演，而是对当时已经存在、现在更甚的等级制度的否定。
周恩来是个不能碰的火山，对左右皆如此。我认为周是很好的宰辅人物，但也只能是宰辅。历史给过他机会，不止一次。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思维丰度也是有限的，在细微事上耗力太多，就无法思考宏大问题。作为国家首脑，还真的必须思考宏大事务，所以周从来就不能成为好的国家首脑人选。即便周辅佐常凯申，也不会改变常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