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公私”概念出发理解中国和西方 -- 慧诚

风寒可以捂，风热是要清热解毒的

　　他们搞的是反抗，而反抗不等于革命。加缪说过一句很有存在感的话，“我反抗，故我在。”Je me révolte, donc je suis。反抗是个人或者集体对权力的斗争， 从加缪的这句话就能看出，反抗强调的是个人的存在感（个体的尊严或者利益），这种反抗可能停留在私人性和局部性（家族，种族或者宗教派别），也可能被纳入革命的系统，如果他能够真正放弃个人利益，走向公义的伦理。反抗者可以是右派，但是革命只能是“左派”的专有名词。

中国搞一党制的可能性

　　我在《民主与集权》的系列中曾经说过，二元对立传统的西方容易走极端，所以搞多党制形成平衡，是必须的，否则国家走极端，极其危险。但是由于中华文明的中庸之道，搞一党制是可能的。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的“公义”文化要求必须有一个人处在“公”的位置加以裁判，这个人过去是皇帝，今天是共产党中央。历史上的皇帝制度有两个最大的弱点：第一个弱点是上文已经说过的家天下，公器私有，在伦理上缺乏合法性，后世儒家知识分子承认皇帝的权威实际上是迫于无奈；第二个弱点是从第一个派生，就其候选人的范围有限，导致皇帝的素质得不到保证，一旦出现昏庸的皇帝，国家就岌岌可危。中国目前的制度基本上已经确定：一是任期制，保证权力不被个人和家族占有，实际上这种制度基本上类似夏朝以前的禅让制，这是儒家知识分子最崇尚的制度；二是集体领导，虽然常委中总书记权力最大，但是在重大事项上，还是要形成集体的共识，这是对核心权力的另一层平衡。拿皇权来比附中国的现实政治，作为比喻修辞，无可厚非，但是若当成实情，并以此来推论国家的命运，只能是闭目自娱的笑话。

　　中国的一党制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党制，因为中国的“一“不是二元对立之一端，而是先天之太一。也就是整体性，中共在”三个代表“之后做出的重大转变，就是不再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而是力图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各个阶层的代表，资本家入党对于共产党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共产党自我改造，以适应中国的现实，力图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重大努力。

　　西方“普世价值“指导下的一党制必然形成执取一端，严重威胁社会的多元化；而中国式的一党制则可以” 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书?大禹谟》）。西方必须依赖多党协商保持国家处于相对的中道；而中国则可以一党来保持中道，并保持社会的多元化。西方的思维以为这不可能，因为他们离那个”太一“已经太远，只能不断骗自己说：中国必将因多元化而崩溃。

　　一党制对于中国来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否则中国必将崩溃分裂。如果我们暂时把政治放在一边，观察中国和欧洲，会发现与中国对等的不是德国、法国、瑞士，而是整个欧洲。中国的现实是有多种地理环境，多种文化，多民族，而且中国的民族是聚居的，这一点与美国的多民族不同。中国是单一国家，而欧洲是大大小小几十个国家，就像中国有几十个省市。匈牙利，奥利地，其实就类似中国的河南，湖北。欧盟7.5亿人，就有27个国家。

　　欧洲人的统一之梦不是从欧盟开始的，自从罗马倒塌之后，欧洲人就一直梦想建立一个新罗马，统一欧洲。这个“神圣罗马帝国“之梦直到弗朗茨二世于1806年8月6日放弃神圣罗马皇帝尊号 。在此之后，欧洲一方面走向政教分离，另一方面逐渐走向“民族国家”之路。民族国家是指近代以来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或民族独立运动建立起来的，以一个或几个民族为国民主体的国家。欧洲的现代国家主要是通过“合并”的方式，也就是以消除贵族封建的革命，超越地方小领主的割据，形成大的国家，这是一个“公”克服“私”的过程。法国和德国在欧陆的建国历程最为典型。欧洲之外的大部分民族国家是通过民族解放运动，赶走殖民者的方式形成的。在有国家传统的亚洲，这一过程较为顺利；在有相同血统和基督教文化的南美，也比较顺利；在缺少成熟国家传统的非洲，则依然饱受内战和冲突的困扰。我们今天看起来理所当然的国家，绝非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下面是我在《组织一个国家与登月工程》中的一段话：

　　我想到了登月工程，可以说这是十年完成的计划，但是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是人类经过几千年，集合亚洲和欧洲所有人的智慧和心血才能完成，无论是阿基米德或者牛顿，或者中国火药的发明者，他们都是这一计划的参与者。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人类的文明。它是如此伟大，因为它如此困难。

　　人的文明有两个基本的向度，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登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人与人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很近，例如一个家庭；也可以很远，例如你今天吃的午饭是千里之外的农民耕种出来的。在一个文明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单位就是国家。建设一个国家的政治并不比登月更容易，它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一个顶级产物。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人，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想象，有多少人在我们提供直接和间接的服务，无论是道路还是地铁，无论是国家的预算，还是海岛上的某一位士兵，他们都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所从事的具体工作，很多都是事务性的，也许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把所有这些琐碎的事物整合到一起，这种工作的复杂性完全超出人的想象力。我们完全无法理解我每天的工作对这个国家产生什么影响，而国家对我又产生什么影响。

　　中国十三亿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自己的家庭、习惯和习性，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他们是各不相同的人。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通过各种方式形成这个庞大的共同体。这种运转，是无法由个人甚至一个集体，来预见和完全控制的，这就是为什么计划经济必然失败的原因，但是他们也不像索马里一样一盘散沙，人与人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的负责性甚至超出了他自己的理解能力。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活的有机体，国家也是一个活的有机体，他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但是他与每个人都保持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中国不仅仅是十三亿人，而是可以形成某种特殊共同体的人。

　　我想起了一本书《想象的共同体》，这本书解释了民族主义的起源以及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他谈到了美洲、欧洲和东南亚。但是唯独避开了中国，这个从古代流传到现代的文明。是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不是“民族国家”，国家的基石也不是民族主义。

　　民族国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乃20世纪主导的现代性民族自决和自治概念及实践。民族国家的认同感的来源主要是种族、语言、历史和文化。整个国家的基石是“民族”。美国是一种特殊的民族国家，在建国的时候，美国白人的认同感依靠的是种族（欧洲白种人）和基督教。现在，白人的重要性有所削弱，但是基督教仍然是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而且美国和欧洲的主要区别是美国没有明显的民族聚集区。近年以来，墨西哥移民大量增加，加州的墨西哥裔已经成为加州第一大民族，但是依然不能占到百分之五十。墨西哥人的宗教也是基督教（天主教）。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州很难形成强烈的独立意识。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民族众多，而且许多具有悠久历史民族都有其聚居地，新疆、西藏、蒙古是典型。中国自古就是用“天下”的观念超越民族观念，对于中国政治来说，民族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国家的基础。“华夷之辨”以“伦理”来确立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而不是血统和宗教，使中国可以容纳不同的民族和宗教。中国的天下式集权与帝国式集权是完全不同的。下面引用的是我写的《谈谈两类不同的集权国家》：

　　在中国和欧洲的古代史上，曾经有过两类不同的集权国家，一种是罗马式帝国，另一种就是中国式的天下国家。

　　在今天中国人的大多数眼中，罗马曾经是一个跨越亚非欧的大国，把地中海当成它的内海，无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的记忆中，它都享有无限的荣光。这样的说法既是正确的，又是有问题的。因为这里涉及到如何理解罗马的疆域的问题。罗马确实曾经控制到北非甚至英吉利，当时的北非人和英吉利人并不是“罗马人”，他们只是殖民地人。罗马在共和国时期仅仅指的是坐落在波河边上的这个城市而已，是由几个部落集合起来的联盟，只有这几个部落的人才是罗马人，他们征服了意大利，后来又征服了大半个欧洲，北非和一部分西亚地区。这些被征服的地方始终不是罗马人，他们向罗马缴纳贡赋，而罗马人实际上就是被养起来的贵族，他们的职责就是扩张地盘，镇压反抗，收取保护费。后来因为意大利人的起义和反抗无法收拾，才把意大利人纳入罗马之内。因此在我们所理解的罗马疆域之内，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罗马：一个是居于顶端，收保护费的罗马；另一个是被迫缴纳保护费的殖民地，这是一个固化的等级剥削和掠夺秩序。罗马共和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黑社会，元老院是黑社会老大的会议，后来的皇帝，则是黑社会老大的总老大。

　　这种模式作为国家形态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中国一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人把这作为专制的罪名来攻击中国传统，实在有些可笑。对于中国的传统，这个世界没有殖民地，一切王地之民，对于王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王臣，需要爱护和管理，这就是中国的大一统伦理。

　　如果用我在《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不是资本主义？（下）——文不对题的总结》所勾勒“公私”模式和对封建的理解，欧洲一直是封建模式，也就是说固化的等级剥削和掠夺秩序；而中国在周朝的贵族社会尚没有消除的时候，就已经发展出了超越贵族等级秩序的大一统伦理观，并且在后来的郡县制皇权制度中加以贯彻。这就是所谓“天下”大一统观念和制度。对于中国来说，天地人是世界的基本要素，人为万物之灵。“做人”是中国之核心要目，只要能够具有礼仪伦理，好好做人，那么都可以纳入到这个天下的秩序之中，如果没有接受教化，就属于这个秩序的边缘，属于“夷”。但是华夷之辨不是一个剥削和掠夺秩序，也不是由血缘固化的。东亚的朝贡体制只是一个贸易和礼仪体系，任何异族只要接受礼仪的教化，同样也能为华夏之一分子。我想不出来，古代哪个地方曾经有过如此“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有哪个文明向中国一样尊重人权！今天那些依然享受殖民主义的残酷剥削带来的利益的西方人要求中国尊重人权，并且把中国视为历来不尊重人权的国家。我不由得想起这样一句话：“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西方伴随着人道主义运动的是无比血腥的殖民主义，美洲大概杀死了几千万人，几乎把一个大洲的人屠杀殆尽；与此同时，上百万非洲人强制当了奴隶。这一切都发生在“人道主义的启蒙世纪”之后，罗马帝国的模式发挥了无情的作用，欧洲成为大罗马，而全世界所有其他地方都成为可以吸血的殖民地，这里的吸血真的不是暗喻。

　　“天下”这个概念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集权体制极为重要。因为西方人的概念里只有罗马式的帝国集权国家，而今天的中国人过分依赖西方的概念来理解事物，没有看清中国的天下式国家与西方帝国的基本区别：帝国内部一定有一个固化的掠夺和剥削关系；而中国的天下式国家则没有这样一个固化的关系。

　　很多人会反驳我说，中国同样也是有剥削的，有地主的剥削和官僚的剥削，当然更有皇帝的剥削。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是用“公私”和封建模式来讨论。

　　1，中国古代地主的剥削是不固化的

　　当中国古代的血缘固化被打破之后，官僚体系建立起来，地主的位置基本上就是不可靠的。所谓“三代乘风，方为世家；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地主家里如果没有当官的作为保护就严厉剥削农民，基本上都属于找死。这一点在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有详细的研究，这里不赘述。

　　2，中国古代的官僚是不固化的，而中国的官民矛盾是更重要的矛盾。官民之间不是如同殖民地那样的纯粹剥削关系，而更多是一种分工不同。

　　3，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的政治伦理来说，一切剥削都是不合法的。中国古代的核心政治伦理是“天下为公”。“公家”是官的基本定位，它无论从伦理上还是从法理上都不是作为剥削的工具，而是作为公共管理的工具。虽然贪官污吏从来不乏其人，欺压百姓，鱼肉乡里的官僚绝非当代社会才有的新现象，但是他们始终处于伦理和法理的“非法”状态。一旦这种非法的状态太过分，那么他们可能遭遇皇权自上而下的镇压或者逼上梁山式的造反。而对于西方来说，固化的剥削和掠夺，一直都是“合法的”！这才有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官办殖民公司，也有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发放的“海盗许可证”——没错，就是海盗许可证。

　　Ps：本来英国的海盗行径纯属个人行为，但伊丽莎白女王出于政治的目的，给这些海盗船长们发“私掠许可证”(Privateering Commission)。“私掠许可证”是一国政府授予本国私人船支在战争时期攻击和劫掠敌国商船的权力。“私掠”在国际法上的合法地位一直持续到1856年。当时海盗被抓获是肯定要上绞刑架的，但如果拥有“私掠许可证”，就可以声称自己是奉命行事，享受战俘待遇。西方史学家们有时将私掠船主们称为“绅士海盗”，以区别于纯粹的海盗。对于英国的私掠船主们，现在通称“皇家海盗”，这个称号更为贴切。

　　4，中国的“天下”与西方的帝国，最主要区别就在于中国的人道主义和人权观念。“天地之性人为贵”，当中国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就把殖民地式的剥削划入了“非法”。

　　5，罗马式的帝国是一种“封建”帝国，庞大的帝国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罗马（后来包括意大利）和殖民地。而中国的天下是大一统。这两种区别实际上一直延续到现在。目前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君主专制国家都还是没有克服“封建”的性质。例如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这个国家的基础是封建部落，卡扎菲以强人的方式给这个部落国家安上了一个现代国家的躯壳。现在卡扎菲被杀以后，整个国家迅速面临分裂或者索马里化的危险。我从来就不喜欢卡扎菲，真正了解国际政治的人也绝不会以为他是什么中国的朋友，但是在西方国家发动的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就明白，利比亚人没有卡扎菲将陷入无政府状态，军阀混战是无法避免的，老百姓会很苦。

6，中国的政治文明从习惯和传统上提出了很高的伦理要求，“天下”的大一统模式和“天下为公”政治理念从根本上确定了中国政治伦理的核心基础。但是这一理念也造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虚伪”。无论是“家天下”与“天下”之间的矛盾，还是官僚的以公肥私，都会挂羊头卖狗肉，在人心之私没有克服的情况下，以“公”的理念治国必然会造成伪君子。中国古代的皇帝这个位置是这个系统最大的软肋，一方面皇帝作为这个系统的最高处，本来承担的是至大至公的伦理要求，但是其家天下的私人特征，使这个本来应当“为公”的位置私人化了。这也是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的道统与皇权发生冲突的重要原因。朱元璋删改《孟子》，把“民贵君轻”的字句删去，并不能真正解决皇权与道统之间的冲突。无论宋明，儒家知识分子的道统对皇权都是一个很严重很严肃的制约。虽说儒家知识分子必须为皇帝所用才能建功立业，取得功名，但是从另一方面说，皇帝也必须尊重道统，才能获得伦理和法理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皇帝家天下的弱点是皇帝的个人素质难以得到保证，其他地方我已经说过这个问题，此处不赘述。

　　而罗马式的殖民掠夺，拳头大小论输赢，丛林法则，无论霍布斯还是马基雅维里，都是真小人。对于社会来说，伪君子和真小人，我们取哪一边？

　　当然，理论上的推论和思辨必然走向极端，完全的君子和小人都是理论上极端状态。事实上，中国也会认可私人的权利，而西方也强调公共的利益。如果有“度”和“相对”的概念，上面所述应该来说离历史脉络并不太远。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实际上就是更大的容忍了“私”的方面，但是在国家机器方面，通过任期制和集体领导制，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公权本身的私人化问题，现在还想当然的说中国是独裁，完全是读不懂中国而已。西方国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在国家暴力机器上面，用多党代议制的方式克服了“一部分对另一部分人固化的掠夺和剥削”，话语之中更君子化，开始学会谈论人权的问题了。但是在国际关系上，还是坚持传统的殖民模式，西方的政治家还没有“天下”的观念和胸怀。

　　7，无论如何，当我们理解帝国的时候，不要轻易用中国人对于国家的观念来理解西方的帝国传统；而西方看中国的时候，也不应当用帝国的模式来理解中国的“天下”。当欧洲人放弃罗马的理想，一心一意搞“民族国家”的时候，并不是他们不喜欢大一统，而是没有能力建立和维持大一统。因为罗马式的帝国是无法真正维系一个稳定的大一统政治的，只有“天下”这种包容性很强的国家和意识形态才能建构一个稳定的政治体。八十年代，当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心专研中国为什么“超稳定”的时候，他们搞乱了价值体系：稳定是成熟的标志，中华文明的稳定是一项功勋，而不仅仅是历史的包袱。如果中国人不能扛起现代以来落后所造成的屈辱感，因此而抛弃我们的祖先，我们实在是没有脸面做中国人。

　　8，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天下式文明国家，在这样的国家形态之下时，建设军事防御设施－－－城池时，是把百姓安危考虑在内的，所以中国自古是连百姓一起保护的城池－－－大而方；而西方文明在帝国形态时，在建筑任何军事防御设施时，从来没有考虑过百姓的安危，只考虑城主自己，所以欧洲自古是只保护城主的城堡－－－小而圆。不要小看城池和城堡的形态差别，它们反映出来的，就是东西方文明 思维方式上最根本的差别，也是东西方文明未来走向的区别所在。看看诸子百家的学说我们再想想：“百姓”在东西方文明的思维方式中差别在什么地方，这种差别导致的政府体制和国家体制区别在哪里？这种差别导致的人文思想区别在哪里？这种差别导致的意识形态区别在哪里？这种差别导致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区别在哪里？这种差别导致的“大 方”和“圆 滑”区别在哪里？这种差别导致的“百姓”与“政府”的关系区别在哪里？这种差别导致的中华文明历尽劫难却不断的出现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的人物对中华文明续存至今和西方文明的区别在哪里？……. 整个文明体系你就想明白了。

　　9，其实这就是西方封建贵族社会与古代中华天下大一统社会的区别。在贵族眼里，因为贵族的高贵血统，他们才有真正的价值，所以要用城堡保护起来。没有价值的农奴，当然也就不必保护。在中华传统文化里面，“人命关天”，所以用城池把所有人保护起来。刘皇叔逃难带着老百姓，很多人笑话他迂腐，其实这才是刘皇叔能够从一个逃难的小军阀混到三国鼎立的原因。在中世纪，一个贵族会带着农奴逃难？这是不可想象的。那些农奴连“初夜权”都是贵族的。这样的历史在西方持续上千年。我们每个人都受到过去生活经历的影响，一个文明一定会受到历史的影响。道理都是相通的。不知人，则不知史；不知史，则不知人。

　　10， 无论是拿破仑和元首心目中的帝国，都是罗马式的。而中国（尤其是汉人政权）从未设想过罗马式的殖民体系。今天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依然是罗马式的，欧美国家的高福利橄榄形社会实际上就是以世界性的金字塔为基础的，就像当年享受福利的罗马公民，这些福利的基础是殖民收益。一旦失去这些殖民收益，高福利就不可维持。今天的欧债危机，美债危机，表面上看是一个国家内部治理上的问题，实际上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受到挑战之后的结果。南方国家的崛起，将对传统秩序构成严重的挑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界的秩序不会一成不变。未来的十年对于世界和中国的走向极为关键。

　　对于中国来说，大一统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否则就立刻会走向分裂和混战。一个超越于地方利益之上的中央公权是“天下”的根本保证，没有这个强有力的公权，中国则无法协调各个地区和民族极为不同的利益要求。中国政府可以在20年前集中力量先发展东南沿海，今天又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的手段把东南的税收用于西部大开发，甚至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可以命令每个省承包重建一个乡镇的任务，在短短两年多时间新建多个城市（按照西方标准，汶川不是重建一个城，而是多个城市）。这都是西方国家无法完成的协调工作，因为西方政治从本质上是利益交易性质的juste，而不是中国的政治式的“公义”。

　　国家本来就是集体，因此集体主义所有现代国家所必须的精神基石。欧洲国家用“民族”来建构集体共同体的观念和伦理，一方面确实促进了现代国家的建立，但是另一方面，民族本身也是一种分裂的力量，因为除了安道尔和卢森堡这样的小国，任何稍微大一点的国家都不会是纯粹的单一民族、单一宗教和文化，在“民族主义”作为国家基础的体系中，分裂就成为永恒的主题。比利时已经不算大了，但是一些弗拉芒人还是希望分得更小些；大不列颠其实很小，一些苏格兰还想继承“勇敢的心”，彻底变成小不列颠。这是因为民族虽然有集体主义的因素，但是相比封建贵族的血统家族制度和文化，也只是进化到“小集体”的程度，无法彻底摆脱“民族血统、宗教血统“等制约。

　　只有以“公“为核心价值才能维系大一统文明，也才能超越”私“集团——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阶级利益“。党派政治就是以集团性的”私利协商“为特征的政治模式，真正有资格参与交易的并不是握有选票的老百姓，而是可以控制选票的政党和支持政党的资本家。如果中国搞多党制，那么也将变成以集团利益协商为特征的政治模式，这种政治模式加上民族主义，肯定会出现以民族为集体单位的政党，最终必然导致中国的分裂和内乱，不可避免。

不然，就是又一个封建王朝故事的重演，就像已经过去的几千年，不断的轮回！

但是我从不认为有任何办法可以一劳永逸解决政治问题。这个世界的人和事都处在轮回之中，我们只能努力让和平盛世延续得更长久一些。

有生就有死，无论人，还是事物，都是如此。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关键是大当家的态度问题。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能公平吗？君不见越反越腐，连一个财产申报公开制度都没有勇气实行，谁努力？你后面那几句话就和法国某个皇帝的“我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走向公天下，不在多党，在走向选举（普选），而选举之路有两条：1、从基层开始，逐步向上；2、从顶层开始，逐步向下。

第一条路，邓时代已开始，但村级选举就已基本失败，因为无法排除上级、黑社会、金钱等三大因素的干扰。

除了各级人大政协政府党委几百万人的体制现实，另一个现实是：由于电视的普及及集中控制，十三亿人对公众人物的“知道”是两头的：一是本单位的头；二是国家领导人级别的，中间的街道、区、市县、省、部，确实是很不了解。

所以，阻力最小、最现实的选举，是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选！无论左右理论、古代中国大同理想，都不能不支持这种选举！

当然 会有人提出各种“技术”“现实”理由来反对，但无论从左从右、无论这“技术”如何“科学”地反对这样自上而下的选举、得到某些体制内官员的支持。但这样的理由实际是见不了光的。

以反腐、公开官员财产等要求来看：自下而上的路根本走不通，人民要的，是自上而下的反腐！

反腐、公开官员财产，可以与选举同步：选到哪级，哪级就公开。这样避免一下涉及几百万人、给了现行体制内的人一个自我纠正的时间段、也避免了通过争权夺位而“反腐”（那条路从本质上也是走不通的、以私心反腐夺权，是不可能达到公天下的）。

既要民主选举、又要保证中央政府有强大的执行力，这是最符合中国99%人民的利益的。所以直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是最现实、阻力最小、理论上没有问题、技术上完全可以作到的选举！

相信相信314护旗、汶川捐款的中国人民吧！

是的，在村、乡、县、市、省级选举中，局部的人民可能还战胜不了金钱、黑势力、外来势力等干扰，但在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上，中国人民一定不比俄罗斯人民差！

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是裁判员，两党是运动员。

中国共产党就是一家，并无竞争，所以不能轻易使用比喻来思考问题。

腐败要控制，今年抓了7个部级，能说没有反腐败吗？

工业化搞了60年，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功。

反腐败搞了30年，效果不明显，需要改善。这是需要时间的。

你看看美国在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过程中那些腐败现象吧，比现在的中国还严重。普选就能防腐？

中国现在效果不够好，还需要改进，我在以后会提出一些建议。

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和高薪养廉必须同时推出，作为对冲。但是老百姓对高薪养廉还不太认可。

普选必然导致多党制，最终整个国家崩溃。中国还不像俄罗斯能够卖油，只会变得更惨。到时候，有何脸面见祖宗！！！

{你看看美国在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过程中那些腐败现象吧，比现在的中国还严重。}对于这看法，不敢苟同。先不说有什么证据说明这一观点，难道存在过的，我们也得经历一次？那是不是说，在成为强国前实行民主导致无序的混乱，也是可以承受的？反对一党专制，不是要普选，而是真正的多党协商。当时在延安，能够实行三三制，为什么现在不行呢？关于高薪养廉，现在体制内的收入也算可以了，特饭碗，还要如何？其实一党专制，就导致舍不得放权，活生生的例子就是中国足协！

想听听你展开一下：既公天下，又不普选（呵呵，那不成了中国过去2000年王朝政治的妥协了吗）

现代政党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西方国家的普选，和我们在此探讨的普选也不是一个概念。

西方有过我们在此探讨的普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