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骆家辉真的住不起博鳌大酒店吗？ -- 海外俗人
心口不一，容易憋出病来，我是为你好，相信这一段你也没拉下。
那么将来全党就无一人了。
逗个闷子，算是饭后消遣，这一段应该也没拉下
其实就是先帝那时候的那么多伟光正的前朝老臣，也不是人人都抱着吃草的念头的嘛。
就好像冯友兰吧，这冯友兰文革以后因为梁效的顾问身份，也是灰头土脸，吃了些许苦头的。可就算是人家冯友兰，当年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问题也说过：“我就是觉得以前革命还没成功的时候，咱们当然要提社会主义。可现在不是革命都成功了么？照理说以后就不该再提什么社会主义了，这日子还该怎么过还是要怎么过的。我就是想不通，怎么现在还要提社会主义呢？”
以前咱们共产党从革命起家，到了后来出于宣传的需要，这自我引用、自我吹捧、自我表扬就比较多。结果美化的多了，让老百姓居然都以为咱共产党的干部个个都不是“古代先贤”，而是“当代先贤”了。甚至老百姓居然被哄骗的以为连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韦国清这些人都是与彭湃、左权一样的“当代先贤”。
于是老百姓就不理解：为什么刘少奇这样的“当代先贤”，要搞干部吃穿用度的不平等；为什么邓小平这样的“当代先贤”，走道德沦丧贪腐盛行的黑猫白猫道路会走的这么彻底；为什么叶剑英这样的“当代先贤”，都老不死成那个样子了还要跟小护士“交流”思想，更不要说他那几个乌烟瘴气无法无天的儿子；还有为什么韦国清这样“靠自己打出来”，而不是“只会攀附权贵”的“当代先贤”，在广西连吃人的事情都能搞出来？
其实回过头来再对照一下冯友兰的真心话，这不就一目了然了么？那里是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韦国清这样的“当代先贤”在革命胜利之后逐渐堕落？明摆着是人家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韦国清开始干革命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当“先贤”的思想，本来人家提着脑袋闹革命就是为了让自己吃穿用度跟别人不一样，本来人家提着脑袋闹革命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吃穿用度跟别人不一样，本来人家提着脑袋闹革命就是为了让自己老不死的时候还能跟小护士“交流”思想，本来人家提着脑袋闹革命就是为了让自己想吃人就吃人想杀人就杀人么！
现在好多人纠缠说，咱们毛主席在五六年的时候搞社会主义改造是“步子大了”，“路线错了”，当时不该这么早就迈入社会主义，该让中国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多呆一段时间，呆上个三五百年、三五千年再讲要不要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当时社会主义改造不但在党外的阻力大，在党内的阻力更大。原因到底是在那里？你看冯友兰的真心话不就道破天机了么？人家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韦国清本来也就是把“社会主义”当革命的幌子，人家梦想的其实还是“资本主义”的权力。而你却偏把“社会主义”当真了，这谁受得了啊？党内尚且是这样，那也怨不得党外的人士更对你共产党不满，以致最后高喊要轮流坐庄了。
这就好像男男女女谈恋爱，一方的想法是露水姻缘厮混几天就各奔东西，而另一方却是跟张爱玲一样，一厢情愿以为真要长相厮守，自我感动于自己臆想出来的忠贞不渝。这样的矛盾，最后的结果能不是悲剧么？
这彭湃也好，左权也好，其实就是把爱情当了真，真的以为爱情的目的是要吃草。这彭湃左权按照咱们天朝后清的定海神针老佛爷、四海帮中常委的前主任委员，不，咱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前总书记江泽民同志的话来说，可不就是“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么。其实，这些把爱情当真的彭湃左权们相对于其他压根就不相信爱情的党内“当代先贤”们来说，本来可是很大的隐患的。幸运或者不幸的是，党内彭湃左权这样子居然相信鬼扯出来的什么劳什子爱情的本来就不多，在革命当中又死了不少，这样一来，后来的党内“当代先贤”们就不用拘束与什么子虚乌有的“忠贞不渝之爱情”，更不用去吃草了。往后党内“当代先贤”们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该与小护士交流思想就与小护士交流思想，这也是人之常情么。
没想到到了文革的时候，有些人又拿爱情来说事，又扯什么“忠贞不渝”，你说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韦国清他们这些党内“当代先贤”们心理能痛快么？都跟你说了咱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韦国清早就移情别恋了，跟你之间半点关系也没有了，你还这么拉拉扯扯地纠缠不休，你把我们这些党内“当代先贤”们给惹急了，那还能怎么办？脸皮一厚，心肠一黑，大家撕破了脸，那也只好把你往秦城一扔就是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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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花帅、胡子日后怎样，至少，人在当初跟着老共干的时候，是放弃优裕生活，提着脑袋上的！
人是会变得，权利的腐蚀性是极强的。
再次期待e大下次的好文
当时我是这样说的：
呵呵，其实这里面除少数人以外大多数人还就是野心家。
孙文那一伙人不客气的讲除了黄、宋华兴会那帮人外都是野心家，这也是民国后中国进入大混乱的主要原因。
共产党那伙人如果没有太祖这样逆天的人物加入，本质上讲不过是那个时代的带路党，仔细观察一下党在初期到49年的中枢人员构成，除太祖外，应该很清楚的认识到这伙人其实没有真正的如何改造中国和建设中国的思想，更没有如何实现理想的切合中国实际的方法手段，有的只是莫斯科的指示和并不真正通晓的一点马列主义概念，以及对权力赌博收益的预期。他的人员组成和今天的带路党成分更是一模一样，大量的有着权力野心的年轻的、失意小文人充斥其中，这样的人员结构和思想观念，当然会造成在党困难的时候或党的利益与他们自身利益或自身安危出现矛盾的时候，中枢出现无数的投机主义分子和叛徒，这一点在昆仑崩塌后更加明显，具体的事实我也难得写，想必你也看到了。
www.here4news.com/article/3613331
看这个链接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1-01/26/content_11917251.htm：
林教授说自己只是三年前（2008年）转发过，请不要继续传谣了吧。
了？有没有可能中国跟美苏两边都保持友好关系？
还是周恩来会说话，虽然开始是“提醒”，但是后来的“否则”说得很清楚，后果很严重，而且又不让人感觉到是在威胁。
其实按照上下文，最好就是只想引用那首诗，而不管作者。只是出于对作者版权的尊重，才把前面那一段话加进去的。
你现在证实不是他写的，那最好。我直接引用这首诗，上下文更流畅。
在左权将军殉国的1942年，王实昧发表了《野百合花》。文章批评延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与“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极不和谐；批评干部待遇上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批评“青年学生一天只得两餐稀粥”；批评官僚主义是“到处乌鸦一般黑”……。
王震将军看了后很不满意，说：“前方的同志在为党为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王震看后的当晚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当时毛主席就挑灯来看壁报，他对前来陪同的中央研究院的领导说：“这些东西很有教育意义，是很好的教育教材。”并当即指出：“思想斗争有目标了。”
范文澜批评说：“王实昧是一个共产党员，可是他的思想意识却集合了小资产阶级的一切劣根性之大成。……尤其危险可惊的是王实昧同志意识中含有浓厚的剥削阶级意识。＂
胡乔木和王实昧谈过两次，写过两次信。信中说：“《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的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充满了对领导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是危险，愈有加以抵制之必要。”
周扬批评王实昧：“他的文学见解和他的老祖宗与托洛斯基一模一样，……都是有意提倡托洛斯基的也是一般资产阶级历来用以骗人的捕风捉影的抽象概念，借以搅浑我们同志的思想，好去上他们的圈套。”
毛主席在一次主持高干整风学习总结时说：“王实昧是托派。”
1944年的5、6月间，监禁中的王实昧获准与中外记者见了一次面，他重复地说，＂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我应该枪毙一千次，但毛主席宽宏大量……”。
1945年党的七大时，毛主席说：“四二年，王实昧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1958年，毛主席指出，“这批‘奇文’，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谢谢丁玲、王实昧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的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而且严格地说，主要是生产资料私有权，并不是生活资料私有权。财产是什么？是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源。没有资源就什么都谈不上，对资源被私人占有的仇恨不应该延伸为对资源本身的否定和消灭。革命时期对私有财产做绝对否定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是对私有制进行否定的简单实践，是不可避免的初始步骤。但是当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当新政权从法律上否定财产主要是生产资料本来的私人属性，那么继续绝对地否定一切私有财产就没有必要了，甚至是不对的。
(估计这篇课文也被撤出教科书了,介绍一下---村干部梁生宝进城公干,在各个"经济型旅馆"里询价后,决定不住店,以节省公费开支.)
革命的年代,人有那样的觉悟,现在是不革命的年代,所以高级公务员比群众住得舒服一点,叫做养廉.
如果还用梁生宝的标准来招收干部,那么估计只能找到立着牌坊的婊子.
以我不太多的住店经验来看,在沿海城市,标准可以定在500元以下.
会影响党内斗争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