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骆家辉真的住不起博鳌大酒店吗？ -- 海外俗人

对农民来讲某个地主可能是好人，但要指望整个地主阶级都是好人，那就是做梦。人都有历史局限，伟人也是。

一直对马克思“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的论断心存疑虑。因为这和马克思的另一个论断相抵触——“奴隶起义和农民起义，都只能动摇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却不能取消其制度本身，只有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才是促进旧制度瓦解的根本原因。”

我们由一个农民、没落地主阶级组成的革命军队领导，打败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建立起中国自己强大的资本主义，已经不错了。比起当年美国，由一帮子农奴主领导，打败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之后又保持了近一百年的农奴制度，已经要幸运多了，要知足。

这是一个奇怪却又真实的逻辑：撇开苏联的支持不谈，中共最早起家的那批人，秉持的是对平等纯洁社会的向往，又依赖最底层的穷人参加武装暴动。但这批人中间在大革命时期就有了分野，有些人始终坚持理想，有人满足于等级制的地位。离开这两类人，革命就无法进行，仅仅所谓秀才造反而已。

问题在于最高领导一手呼吁理想，一手又制造出大中小灶、衣分五色、食分三等的体制。前者维系着凝聚力和革命的正义性，后者当然可说是工作需要，但给了农村出身的穷小子以希望，让他们憧憬胜利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出门有汽车，身后有警卫，娶上城里女学生的好日子。

49年进城后，这些理想基本上都变成了现实。十八级工资制，国、省部军、厅局、处、科、股……，级别待遇细分起来直追古代九品官阶。毛承认王实味、丁玲等“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就是承认他们的理念是革命的，只不过将现实主义的党放在了革命的反面，因此就是以“捕风捉影的抽象概念”反对现实的革命运动。其实当初所谓托派，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仰比延安的人们更纯正。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很难说毛发动文革没有与王实味一样的初衷或者借口，可惜以王的出身和地位，他绝难逃脱反党也就是反革命的下场。

左权若活到解放后，也未必能善终。战争时期，中共高级将领生活最艰苦，坚持与士兵完全一样待遇的还有两位：彭德怀和项英。

在浪漫的野百合花和现实的老萝卜之间，有没有另一种可能？只是这些都已成往事了。

尤其是京沪这种大城市，每次都在类似的地方看到各种口音的干部。时间长了，这对整个干部的形象有不可估量的促进。

别小看细节，细节的力量真正无敌。

别管骆家辉是少钱还是无耻的忘记了华裔身份，人家做的事情是捍卫美国价值观替美国拉广告赞助，这点广大观众虽有意见也要看到骆家辉是为了美国国家利益做了该做的事情！

快捷就150左右，几乎每星期住五天的人飘过。

有什么可以特别赞叹的？要不跟慈禧太后时代比比，中国人都能用上电，用上抽水马桶，看电视，共产党的成就可真大，每个中国人的生活素质都比慈禧太后还高呢。

祥林嫂的怨妇气味太浓。

龙的传人怎么今天变成了这个吊养，还拿来现眼。

抢劫犯抢劫的时候，强奸犯强奸的时候，毒贩贩毒的时候，杀人犯杀人的时候，他们也是提着脑袋干的，审判的时候要不要管他以前生活优裕不？他们的犯罪所得合法不？

这一篇很扯淡，扯淡在假设人是不会变的。一个人参加革命的时候怎么想，他革命成功后就怎么想，改革开放时期还这么想，于是改开时期就这么干。于是他改开时期怎么干，就反映了他参加革命时候怎么想。

这个逻辑链条的要害就在于假设人不会变。但是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当初参加革命的时候，连明天会不会死都不知道，哪还能考虑到胜利了的享受？反过来，彭德怀是在高级医院的病床上去世的，你难道能说他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享受一个最高级别的医疗待遇？正面的例子，刘少奇是主张等级制的，但是就是这个等级制，搞得他自己因为孩子多经济很拮据，居然要戒烟以减少支出。刘少奇要是活回来，看到现在腐败成这个样子，肯定是要大搞“四清”，杀掉一批基层腐败干部的。

人这个东西，是会变化的。人的特点就是，在变化的环境下能够及时调整自己适应变化。南巡以前，腐败是不严重的；南巡完了，大大小小官员都理解了，“就是要搞资本主义”，于是本来不腐败的也去腐败了。

就这么简单。

“放弃优裕生活，提着脑袋上的！”or“为了优裕生活，提着脑袋干”

年龄大于60以后，很多老人控制不住自己的言行，某部分会反老还童，表现出极强的占有欲，和性欲。经常见70岁老头平常一本正经，出门拉女孩裤子的飘过。

其实你只要父母年龄大，接触过那个群体就了解了。现在老头嫖娼可是占很大比例的哦

林彪的这首诗作于战火中的1943年，从中可见林彪对左权的感情真挚，也可见和葡萄和也要崛起说的，左权的确很能服人。

从书上看到的，只能手打。

母亲：亡国奴的确不好当，在被日寇占领区域内，日人大肆屠杀，奸淫掳抢，烧房子……等等，实在痛心。日寇不但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

现全国抗日战争，已进到一个严重的关头，华北，淞沪抗战，均遭挫败。但我们共产党主张救国良策，仍不能实现。眼见得抗战的失败，不是中国军队打不得，不是我们的武器不好，不是我们的军队少，而是战略战术上指挥的错误，是政府政策上的错误，不肯开放民众运动，不肯开放民主，怕武装民众，怕改善民众的生活。军官的蠢拙，军队纪律的坏，扰害民众，脱离民众……等等。我们曾一再向政府建议，并提出改善良策，他们都不能接受。这确是中国抗战的危机，如不能改善上述这些缺点和错误，抗战的前途，是黑暗的、悲惨的。

我们不敢（管）怎样，我们是要坚持到底。我们不断督促政府逐渐改变其政策，接受我们的办法，改善军队，改善指挥，改善作战方法。现在政府迁都了，湖南成了军事政治的重地，我很希望湖南的民众大大的觉醒，兴奋起来，组织武装起来，成为民族解放自由战争中一支强有力的力量。因为湖南的民众，素来是很顽强的，在革命的事业上，是有光荣历史的。

我军在西北的战场上，不仅取得光荣的战绩，山西的民众，整个华北的民众，对我们极表好感。他们都唤着“八路军是我们的救星”。我们也决心与华北人民共艰苦、共生死。不敢（管）敌人怎样进攻，我们准备不回到黄河西岸来。我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当局对我们仍是苛刻，但我全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草，准备还吃草。

母亲！你好吗，家里的人都好吗？我时刻纪念着！

敬祝

福安

男 自林

十二月三日于洪洞

左权如果不牺牲，他的正常路线应当是和彭德怀长期搭档，成为“彭左大军”的二把手，而这个位置是不可能在1955年授元帅的，最多只能是大将第二，前面还有一个粟裕。

看《野百合花》，也管中窥豹的看到了当时一些延安知识青年的精神状态，实就是普通人的精神状态。只有通过不断的磨练，不断的坚持，才能达到一个自控力相对较强的心理状态。当然我也不是为了“裴多菲俱乐部”开脱，也不是为了某子弟学校可以随便吃鸡鸭鱼肉开脱，我主要是为大量的中低层党员开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