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水利专制之源----《河渠书》的阴谋式解构 -- 普罗丁
于是“OK挖渠”几个字，就顺势地从嘴里跑了出来。
这一挖，挖了整整三年。
说到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需要指出：汉武帝挖渠事件的决策责任，难道仅在郑当时身上吗？不是这样的，汉武帝的责任同样不小。为什么呢？因为天子无戏言。如果你汉武帝刘彻，真的同意了郑当时的建议，准备动手挖渠，那你也应该说清楚，究竟从哪里开挖，挖到哪里！！
可是，汉武帝没有说，他只说了“OK挖渠”几个字（原文是“以为然”），然后满朝的文武，就认为这事已经定了（什么事？还是不知道！）。这时，有一个官员战战兢兢地提出一个问题：“谁来主持挖渠工作呢？”
厉害，连项目经理都没有找好，居然就能把一件事定下来。这个官员还算有勇气的，敢提出这个问题。汉武帝想了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只好问郑当时：爱卿有什么理想的人选吗？
郑当时回答：我推荐齐人徐伯表。
好了，现在除了郑国人，齐国人中间也有擅长水利的了。姓“徐”，可见祖上不是齐国当地的，是不是不搞点歪门邪道，就混不下去了呢？齐国和我们前边讨论过的蜀国，有一点是非常相似的，就是流行道教（当时还没有这个名字），装神弄鬼、捞取钱财的业务，自然就比较发达。那么在这个徐伯表的眼中，做水工是不是显然要比做道士高尚一些呢？（这些都是笔者的猜测，缺少确凿材料的支持，仅供参考）
但是，徐伯表这个工程师的存在，至多说明了此次挖渠事件（我实在不愿意使用“项目”这个词，还差得很远）的一种客观条件。现在我们需要稍作分析的是，这一事件还有没有更具根本性的动力和根源？
从郑当时的话语看，隐约可见三种动力：
1. 以前运粮食，有“难处”
2. 顺便“溉田”
3. 郑当时的身份是“大农”，即农业部长，有“做事”的动力
先说第一点，我们和汉武帝刘彻一样渴望知道，究竟以前的运法，有什么“难处”？
可是，既然郑当时和司马迁都不肯说，我只好用猜测的了。好在我的猜测，不会全无依据，因为下文紧接着就有一个河东守，指出了某种难处。他说：
“漕从山东西，岁百馀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
虽然这个叫做番系（大约可念作“潘系”）的官员，也是出于挖渠的动机才说这番话的，但是总算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点线索。他的话语显示，最大的难处在于“败亡”，其次是“烦费”。
败亡是什么意思呢？番系本人已经死了几千年了，太史公也过世许久（虽然他的英灵，仍在许多人的梦中出现），所以我仍然只能猜测。从字面上分析，“败”，当然不是打了败仗的意思，而应该是腐败。粮食运得太久，所以腐败了。虽然他没说究竟要运多久，但我们从前边农业部长那个恐怖的“六月”数字，可以体会到一些问题的严重性。不过，还是要追问一下，粟米放上六个月，就会腐败吗？那还要粮仓做什么？实际上，腐败不腐败，存放的条件是相当关键的，如果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应该可以放上两年以上。当然了，有人可能会在此指出，对于运到咸阳给皇室和贵族食用的米，不要说六个月，两个月都不行！必须是最新鲜的！如果你渠道不畅，我就向唐玄宗学习，让你也运一回荔枝，看你畅不畅！（原来，唐玄宗和杨妃当年的做法，竟可能含有某种政治和管理意义啊。）
再看这个“亡”字，亡就是没有了。好好的大米，作为物质而客观存在的大米，当然不会凭空消失，那么只能是有人把它“转移”了。谁呢？两种人，一是外部人，二是内部人。无论哪种做法，都叫做“盗”。更糟糕的是，无论哪种做法，都不好处理。内部的偷盗如果泛滥了，几乎就是无法处理的。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终于大约可以明白，郑当时大人所说的“难处”是什么了。说白了，这些都是它农业部长职分内的事，管理起来，固然很难（几船米运上几个月，还要水手押夫始终规规矩矩？奴隶也做不到啊。烦[人力]和费[财力]，是免不了的了，烦费之后是否管用，则更难讲！），但是要在皇帝和百官面前承认自己失职，恐怕是难上加难。
再看“溉田”。
或许需要再次强调，我们目前考察过的每一次挖渠工程，灌溉田地都是附带的、次要的目的。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古代的官员，就不关心百姓的生计吗？其实道理一说透了很简单：这些地方在挖渠通水之前，根本没有田地。要么是森林，要么是荒原。
可能有人提出置疑：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以其他理由为名，行利益百姓之实呢？
笔者承认，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我一向以为，凡事的“动机”只是一个侧面，而且是不太重要的一个侧面。具体做了什么，做成了什么，做失败了什么，考察出来更有意义。
那么，依据司马迁的记载，汉武帝时期的这几次挖渠，究竟发挥了多少“溉田”效果呢？以下列个简表：
郑当时工程----
溉田预期：而渠下民田万馀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穀。
溉田结果：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
番系工程----
溉田预期：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壖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万石以上。
溉田结果：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
庄熊罴工程（龙首渠）----
溉田预期：诚得水，可令亩十石。
溉田结果：作之十馀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
总结一下，郑当时的水渠，使渠下的许多民田得到灌溉水源。番系的水渠，原来希望把河水流过的“弃地”连接起来，但由于河水屡次改道，挖了渠的地方又没有水，实际上没有发挥什么灌溉作用。最后把这些无水的土地，交给当地人，少收一点税。（能用来做什么呢？恢复森林还是继续低水平放牧？）庄熊罴的工程，司马迁没有明说究竟发挥了多少灌溉作用，只用了一种形象化的说法，类似于“没有想象的那么繁荣”。如果就此判断，那么作用也是基本没有的。
可见，三项巨大的工程（其实太史公记载了四项，但另一项根本没打算用来灌溉，完全是运粮用的，结果还没运成，因为水太浅），只有郑当时那一项，发挥了有效的灌溉作用。但是是否像他预期的那样灌了“万顷”良田，则未可知。那么，这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加起来约十年的努力，基本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里有个问题，这十万左右的挖渠大军，究竟是哪里来的？
小的特来献花！
这方面，司马迁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每次就是那两个字“发卒”。于是这两个字，怎么翻译非常关键了。“发”，应当是发动，动员。“卒”是什么东东？
我们都下过中国相棋，里边有两种最小的武力单位，一种叫兵，一种叫卒。可见卒是一种行政级别最低的人士。但这里的关键是，他们是“兵”吗？
笔者认为不是，因为他们如果是“兵”，那就没有必要动员了，直接派过去就行了。因此，他们至少不会是常备军的成员，他们平时的身份是“民”。当然，这些民们之前可能打过仗，之后也可能随时会去打仗，但这不能改变他们在绝大多数时期是“民”的事实。
于是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场景，那边郑当时的水渠项目一申请下来，这边郑当时的关系人和手下就闻风而动，带着凭证，带着钱财，来到了一片他们熟悉的城乡，贴出告示，称天子眷顾万民，准备挖渠，特征募民夫两千名（这里有个技巧，你一下子说征两万名，反而没人来了）。
问题来了：这些“民”们，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愿意去跟着郑大人挖渠呢？有三种可能性。
1. 钱多
2. 当官
3. 扬名
先看第一个。所谓“钱”，当然是在商品经济社会才有意义的东西，中原和我们前边讨论的四川不同，战国时期就有了比较像模像样的商品经济，经过汉初的恢复，到了汉武帝时代，钱能够管用这一点，还是可以肯定的。但是钱管用还是不管用，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每一个人，都会去考量，究竟你郑大人给的钱多呢，还是我自己种田或做买卖挣得的钱多。
从“发卒”工作的顺利情形来判断，郑大人给的钱，是很有诱惑力的。这是为什么？难道当时中原有那样大规模的人群，处于失业状态吗？
“失业”是一个恐怖的词汇，相当恐怖，这一点，如今30岁以上的人士，恐怕没有多少体会，因为他们往往从一生下来，自己一生的“业”，差不多都确定了，反正都是为国家、政府做贡献，区别只在怎么做而已。
但是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情况完全不同。他（她）的业，很大的程度上还处于未知的状态。而未知的领域，永远能够激发出人类最强大的创造力，当然，也可能是最强大的破坏力。
那么，汉武帝那个时代的人，那些“民”们，他们的业，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呢？
这个问题相当复杂，要多复杂就有多复杂。但是，越是复杂，笔者越要尝试去了解。
我们知道，司马迁的《史记》，或者说中国目前为止所有的“史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或弱点，即对“民”关注极少，尤其是对于那些loser，那些无甚惊人之举的庶民，都不会予以关注。这就给笔者的研究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即虽然我们这里提出的只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一个关于这些“民”有没有确定的人生事业的问题，答案只需要“是”或者“否”就可以搞定的，但是要想确切地证明或阐释这个“是”或“否”，其难度却是令人恐惧的。（如果有人进一步追问，他们当时究竟有哪些“业”呢？笔者将唯有跳河以谢天下。）
怎么办呢？由于我们的司马迁同学，愣是硬着心肠，在他的长篇巨著中对庶民不着一字，笔者只能另想办法。还有什么证据，可以传达出当时民间的人生追求呢？这些证据有什么办法能够保存下来呢？有一个----坟墓。
人会说谎，但是东西不容易说谎，所以出土的西汉物品，应当是比较可靠的。但是考古又是一门大学问，笔者无奈之下，决定在此请出一位历史大家，借助他的知识权威，帮助我们解答这个要命的问题。
这个大家，叫做葛兆光。他写了一本书，叫《中国思想史》。这本书的第三编第一节，是旷古烁今唯一一段系统阐释西汉民间思想特征的文字，其间涉及了宗教、哲学、天文、地理、政治、伦理、艺术、巫术、材料技术等等领域的知识，十分强大。因此，当笔者从这段文字中搜索上述问题的答案时，心下是十分的安稳和愉悦的。
那么，考察的结果是什么呢？汉武帝那个时代的“民”，他们的人生事业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
答曰：基本是确定的。
我们来看看，葛兆光给西汉人民归纳出了哪几种“人生追求”：
1. 顺天
2. 长生
3. 幸福
一说到“天”，我们的某些大学者，就喜欢滔滔不绝，扯上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话。但是葛老师不是这样的风格，葛老师很实在，他对“顺天”的描述是：
1）对日月星辰的运行方式的模拟
2）通过祭祀神灵不断地感受一种“神秘的支配力量”
3）在生活环境（如建筑）中体现宇宙的结构
4）在生活知识（如医药健身中的“五行”）中体现秩序感
归纳一下，原来那个年代的普通人的一大追求，或者说最主要的人生追求，就是体现出自己生命的神圣感。怎么体现呢？通过以各种方式模拟和祭拜“天”来体现。这里要注意“顺天”和“通天”的区别，在葛兆光的分析中，“通天”是属于知识分子（即我们文中的先生）的特殊追求，而绝大多数的人民百姓，是把“顺天”作为一件极其快乐，极其充实的事业来做的。
但是，不是还有“长生”和“幸福”这两种追求么？它们和顺天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长生”的问题，葛兆光用几个汉代墓室的内容来回答了我们。原来，在这些墓室里边，往往刻有天地人三界的景象，那意思是说，墓主人在人间的生命结束之后，不是在天界继续存在，就是在“地界”继续存在。所以，长生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因为不但灵魂是永在的，肉体都有可能一直发挥作用。
那么，“幸福”追求的表现又是什么呢？葛老师给我们找了一面铜镜（铜镜这个东西，看来也是“天”的象征），上边有70字的铭文，几乎把所有古墓中能够找到的关于“幸福”的表达都概括了进去：
“李氏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殓灭天下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传告后世乐无极，自有纪，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饮食枣，夫妻相爱如威田鸟，长宜子。”
貌似说了很多，很乱，其实归纳一下，有这样几个方面：
1. 国家有面子，人民得休息
2. 风调雨顺，粮食熟透
3. 父母身体健康，且能够把这个信息传达给后世
4. 神仙世界的存在
5. 爱情，爱情对子女的良好影响
笔者发现，当时人的幸福追求，似乎和今天的一般追求，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仔细一看，每一样却都有所不同。比如爱国，那个时代所主张的爱国，是其他各国人民都对“大汉朝”服气，口服心服。换言之，不是自己说自己热爱国家，或心里爱着就够了，还必须是做出事情来，让别的国家仰慕，才算完成“爱国”的任务。再比如，粮食也是今天的大问题，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好像在乎的不是粮食的产量和GDP，而是“熟”，也就是说，粮食既然被种在了地上，就要努力让它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长好了，熟透了，再被人吃掉，这才算尽了“天道”。
还有祝父母身体健康，这个大概不希奇，但是那时的所谓“健康”，却是源于一种“天力”，也就是“天”的保佑，这种被保佑的感觉，似乎比身体结实、不得疾病本身还要重要，以至于一旦做到了，便非常急于让后代的子孙和其他人都知道，这才是天下最有“面子”的事情。
可见，那个时代的幸福观，和现代的最大区别，就是它在每一种现代的幸福之上，都增加了一点关于“天”，关于“神圣”的东西。对那个年代的人来说，你无论做了什么事，无论得到了什么，如果这些结果或成果是“违天”的，那一点都不会快乐。
但是，这样分析下来，笔者仍然感觉不够满意，因为我们仍然不知道，那个时代的人，会通过哪些方式来达到“顺天”，达到“幸福”呢？他们的人生事业蓝图，有没有更加明确的确定性呢？
沿着上边提供的线索，即国家有面子、粮食熟透、父母健康和夫妻恩爱，当然还有“神仙存在”，笔者进行了一番搜索，想知道有没有一些确定的业务，可以保障西汉年间的人们，获得他们想要的幸福。
最终，笔者发掘到了一条线索。这条线索的来源，说起来有点奇怪，是一个叫商殃的人。我们知道，商殃是个搞变法的人，搞了一套严酷的法制，被后人骂得不轻。但是这个商殃，一边在推行法制的时候，一边不停地批判战国末期的社会，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反而让我们能够了解到，当时的人们究竟搞出了哪些“业”来。在秦统治中国的短短30年间，这些“业”有没有继续存在，笔者找不到足够证据。但是，当汉初大搞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时候，这些“业”肯定都能恢复了活力，这一点是笔者能够断定的。
商鞅所记载的“业”，包括：
·乐队（声）
·杂技（服）
·开旅馆
·建筑
·代人做农活
·卖米
·卖酒
·卖肉
·讲师
·魔术师（方）
·女子从事军事贸易
·家政服务
以上是商鞅直接提到的事业，他所暗示存在的事业还包括：
·出租土地与河流
·职业政客
·车辆出租
我们知道，商殃原是卫国人，后来先后到魏国、秦国寻求发展，所以他所描述的这些“乱相”，应当不是一时一地的特征，而是他游历各国之后的一种概括。可以看出，商殃最为反感的这些业务主要是两类，一类是物品贸易，一类是服务业。商殃反对这些事业，认为它们的出现妨碍了人们对耕种的专注，认为这些事业导致了大量懒惰、闲散、奸滑、贪婪的人群的出现。但是，我们从2000年后的一个西方著名经济学者的名著中，却看到一种截然相反的论断，认为正是各种“业”的出现，才使农民和城市居民摆脱了懒惰和闲散----
“闲荡、偷懒、随便这种种习惯，对于每半小时要换一次工作和工具，而且一生中几乎每天必须从事二十项不同工作的农村劳动者，可说是自然会养成的，甚而可说必然会养成的。这种种习惯，使农村劳动者常流于迟缓懒惰，即在非常吃紧的时候，也不会精神勃勃地干。”
可见，在亚当·斯密的眼中，人所从事的“业”越少，那么工作效率越高，越容易摆脱某种“天然的懒惰”。他和商鞅都渴望看到人们积极工作、态度热情向上的状态，但是呼吁的内容却截然相反。这是怎么回事呢？限于本文的主题，笔者无法对这个问题深入探究。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上边列出的所有“业务”之中，缺少了一种极端重要的内容----制造业（如果把建筑除外的话）。
那么，究竟是战国末期制造业尚未发展起来，还是商鞅并不反对这些业务呢？抑或兼而有之？无论如何，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到了西汉年间，这些业务都具有迅速恢复生气的条件。而且，正像我们从司马迁的记载中所看到的那样，一种作为现代制造业重要基础的产业----矿业，也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所以，综合起来看，汉武帝时期的人民，有许多事业可以选择。其中的不少项目，如音乐、建筑、酿酒、农业专项技术等等，即使没有现代工业作背景，仍然具有良好的成长空间。那么，他们怎么还会失业呢？怎么还会抢着去做异常艰苦、单调的挖水渠工作呢？
对于如何选择一种理想的行业或职业，如今的年轻人非常有经验。但以笔者所见，无非需要对各种职业的以下几方面进行比较：
1. 短期利润
2. 中长期利润
3. 名誉上的收获
如果再加上汉代人特有的一种考虑----“顺天”，则有了三到四种的择业标准。
那么，既然当时有大量的民众，愿意选择挖渠而不是上述各种行业，这就说明，挖渠比上述事业更加符合这四大标准。这是为什么？
先看利润。很难相信，开旅馆、建筑、职业政客、军事贸易等等，会比挖渠的短期收入更低。但是，这些行业的前期投入显然更大，门槛更高，往往要求某种特定的资源，为许多民众所无。另外，这些行业的市场前景，并不稳定。比如开旅馆，正如商鞅所记载的那样，是在一种外交、旅游、学术交流和商业活动蔚然成风的大气候下，才成为一项具有前途的职业。而当秦始皇把全国的富户都给集中起来，置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陕西和四川，则旅馆业兴盛的先决条件，已经丧失了一大半。建筑业和军事贸易，同样受到中央统一管理政策的严重影响，而职业政客，似乎只有在类似于“七国之乱”这样的内斗中，才能获得暂时的生存空间。
相比之下，其他的几项职业，虽然市场状况相对稳定，但利润较为微薄，而且往往需要上门服务，甚至长期的住家服务，容易让人产生不安全感。这样综合起来考量，参加挖渠队反而是一项颇为稳定的，容易令“各方面”感到放心的理想工作了。更何况，它还具有另两个方面的潜在收益：名声和当官。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笔者没有找到任何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参加水利工程，尤其是进入一线的挖渠工作有助于仕途的发展和出名。但是，从本文所讨论的李冰、郑国、徐伯表以及后来的若干项水利工程的延展情形来看，从水利和国家政治始终密不可分的关系来看，到了汉武帝的时期，从事水利工作与当官出名之间的连带关系，的确很可能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集体意识。而且，鉴于上万人的参与对组织能力所提出的特殊要求，一些善于管理和沟通的基层人员得到提拔，甚至进入上层政坛，是必定发生过的情形（汉代流行的察举征辟制，也为这一途径的畅通提供了另一重保障）。更何况，基于我们前边的分析，无论挖一条水渠的实际作用有多少，它在服务国家、利益百姓、福及子孙方面的象征意义是客观存在的，换言之，它很可能是一种“顺天”的事业。
真的是这样吗？
献个花，大师回河，幸甚至哉！
“原本中国有百多个“县”，后来，大约是感觉到这么多县的管辖，比较困难，于是嬴政同学就设了几十个郡，去“监管”这百多个县。”——这是历史老师的责任，还是数学老师的责任？
相信的书，看；不相信的书，不看。
所以，看不看之前，就已经有信不信了。这是标准的唯心主义妄想症。
居然没有读者发帖表示赞成，至少是中立的。
可见楼主是大神，不适合和凡人说话。
另外，本帖可以结集发起点。
謝謝。最后一句沒看懂。。。。
平大师的伟大思想，岂是凡人能明白的嘛。
最近不见大师在天涯发帖啊，何故
有發的，詩經與四書五經。
另外，對于煮酒，你知道我頗有想法的，呵呵。
密西西比河去年还因为洪水漫毁河堤，淹没大片田地,若干人家围着自家房屋造临时堤坝，而这次洪灾距离1993年洪灾也不过才18年。
而墨西哥湾的飓风只要一上岸，一样会搅得鸡飞狗跳。人类再牛，在大自然面前嘛也不是。
当然，米国自实施“Flood Control Act of 1950”以来，这个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方面的确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之一）。
建议参考一下2011年密西西比河洪水
这个描述不知道你满意不满意？
这个描述来源于以水利部建设司李丰副司长为团长的水利部赴美国和加拿大水利工程管理考察团一行22人，于1996年10月12日至30日在美、加进行了考察。现将考察情况报告如下：
你上面提到的那些水淹等是局部事件，可能支流或部分流域洪水超过百年一遇，而不是全流域的洪水的问题。
密西西比河自1927年大水灾后进行了一系列水利治理，主要采用大坝和分洪（利用湿地），这样汛期看上去流域某些地方被淹了，而这种被淹是分洪的形式。使得密西西比河流域的防洪标准可以达到百年一遇的洪水。
近年来密西西比流域的湿地被用于其它用途，对密西西比河防洪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在汛期水位保持较高，堤防压力增大。
1993年，美国上中西部密西西比河和密苏里河流域发生了20世纪最恶劣的洪水。圣路易斯站洪峰流量达30560立方米/秒，是130多年以来测得的最大流量，超过以前有记录洪水27%，水位超过以前有记录水位近2m，汛期中洪水持续时间达104d。
圣路易斯站洪水相当于150—200年一遇洪水，有些支流测站为500年一遇洪水。在这样的条件下，1993年出现大面积洪水泛滥是可以理解的。
在某些地段只要当地的洪峰流量超过百年一遇，出现泛滥是可以预料的，而水利失修，湿地挪用，那么这是个管理问题，同原设计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