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水利专制之源----《河渠书》的阴谋式解构 -- 普罗丁

这方面，司马迁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每次就是那两个字“发卒”。于是这两个字，怎么翻译非常关键了。“发”，应当是发动，动员。“卒”是什么东东？

我们都下过中国相棋，里边有两种最小的武力单位，一种叫兵，一种叫卒。可见卒是一种行政级别最低的人士。但这里的关键是，他们是“兵”吗？

笔者认为不是，因为他们如果是“兵”，那就没有必要动员了，直接派过去就行了。因此，他们至少不会是常备军的成员，他们平时的身份是“民”。当然，这些民们之前可能打过仗，之后也可能随时会去打仗，但这不能改变他们在绝大多数时期是“民”的事实。

于是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场景，那边郑当时的水渠项目一申请下来，这边郑当时的关系人和手下就闻风而动，带着凭证，带着钱财，来到了一片他们熟悉的城乡，贴出告示，称天子眷顾万民，准备挖渠，特征募民夫两千名（这里有个技巧，你一下子说征两万名，反而没人来了）。

问题来了：这些“民”们，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愿意去跟着郑大人挖渠呢？有三种可能性。

1. 钱多

2. 当官

3. 扬名

先看第一个。所谓“钱”，当然是在商品经济社会才有意义的东西，中原和我们前边讨论的四川不同，战国时期就有了比较像模像样的商品经济，经过汉初的恢复，到了汉武帝时代，钱能够管用这一点，还是可以肯定的。但是钱管用还是不管用，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每一个人，都会去考量，究竟你郑大人给的钱多呢，还是我自己种田或做买卖挣得的钱多。

从“发卒”工作的顺利情形来判断，郑大人给的钱，是很有诱惑力的。这是为什么？难道当时中原有那样大规模的人群，处于失业状态吗？

“失业”是一个恐怖的词汇，相当恐怖，这一点，如今30岁以上的人士，恐怕没有多少体会，因为他们往往从一生下来，自己一生的“业”，差不多都确定了，反正都是为国家、政府做贡献，区别只在怎么做而已。

但是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情况完全不同。他（她）的业，很大的程度上还处于未知的状态。而未知的领域，永远能够激发出人类最强大的创造力，当然，也可能是最强大的破坏力。

那么，汉武帝那个时代的人，那些“民”们，他们的业，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呢？

这个问题相当复杂，要多复杂就有多复杂。但是，越是复杂，笔者越要尝试去了解。

我们知道，司马迁的《史记》，或者说中国目前为止所有的“史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或弱点，即对“民”关注极少，尤其是对于那些loser，那些无甚惊人之举的庶民，都不会予以关注。这就给笔者的研究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即虽然我们这里提出的只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一个关于这些“民”有没有确定的人生事业的问题，答案只需要“是”或者“否”就可以搞定的，但是要想确切地证明或阐释这个“是”或“否”，其难度却是令人恐惧的。（如果有人进一步追问，他们当时究竟有哪些“业”呢？笔者将唯有跳河以谢天下。）

怎么办呢？由于我们的司马迁同学，愣是硬着心肠，在他的长篇巨著中对庶民不着一字，笔者只能另想办法。还有什么证据，可以传达出当时民间的人生追求呢？这些证据有什么办法能够保存下来呢？有一个----坟墓。

人会说谎，但是东西不容易说谎，所以出土的西汉物品，应当是比较可靠的。但是考古又是一门大学问，笔者无奈之下，决定在此请出一位历史大家，借助他的知识权威，帮助我们解答这个要命的问题。

这个大家，叫做葛兆光。他写了一本书，叫《中国思想史》。这本书的第三编第一节，是旷古烁今唯一一段系统阐释西汉民间思想特征的文字，其间涉及了宗教、哲学、天文、地理、政治、伦理、艺术、巫术、材料技术等等领域的知识，十分强大。因此，当笔者从这段文字中搜索上述问题的答案时，心下是十分的安稳和愉悦的。

那么，考察的结果是什么呢？汉武帝那个时代的“民”，他们的人生事业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

答曰：基本是确定的。

我们来看看，葛兆光给西汉人民归纳出了哪几种“人生追求”：

1. 顺天

2. 长生

3. 幸福

一说到“天”，我们的某些大学者，就喜欢滔滔不绝，扯上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话。但是葛老师不是这样的风格，葛老师很实在，他对“顺天”的描述是：

1）对日月星辰的运行方式的模拟

2）通过祭祀神灵不断地感受一种“神秘的支配力量”

3）在生活环境（如建筑）中体现宇宙的结构

4）在生活知识（如医药健身中的“五行”）中体现秩序感

归纳一下，原来那个年代的普通人的一大追求，或者说最主要的人生追求，就是体现出自己生命的神圣感。怎么体现呢？通过以各种方式模拟和祭拜“天”来体现。这里要注意“顺天”和“通天”的区别，在葛兆光的分析中，“通天”是属于知识分子（即我们文中的先生）的特殊追求，而绝大多数的人民百姓，是把“顺天”作为一件极其快乐，极其充实的事业来做的。

但是，不是还有“长生”和“幸福”这两种追求么？它们和顺天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长生”的问题，葛兆光用几个汉代墓室的内容来回答了我们。原来，在这些墓室里边，往往刻有天地人三界的景象，那意思是说，墓主人在人间的生命结束之后，不是在天界继续存在，就是在“地界”继续存在。所以，长生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因为不但灵魂是永在的，肉体都有可能一直发挥作用。

那么，“幸福”追求的表现又是什么呢？葛老师给我们找了一面铜镜（铜镜这个东西，看来也是“天”的象征），上边有70字的铭文，几乎把所有古墓中能够找到的关于“幸福”的表达都概括了进去：

“李氏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殓灭天下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传告后世乐无极，自有纪，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饮食枣，夫妻相爱如威田鸟，长宜子。”

貌似说了很多，很乱，其实归纳一下，有这样几个方面：

1. 国家有面子，人民得休息

2. 风调雨顺，粮食熟透

3. 父母身体健康，且能够把这个信息传达给后世

4. 神仙世界的存在

5. 爱情，爱情对子女的良好影响

笔者发现，当时人的幸福追求，似乎和今天的一般追求，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仔细一看，每一样却都有所不同。比如爱国，那个时代所主张的爱国，是其他各国人民都对“大汉朝”服气，口服心服。换言之，不是自己说自己热爱国家，或心里爱着就够了，还必须是做出事情来，让别的国家仰慕，才算完成“爱国”的任务。再比如，粮食也是今天的大问题，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好像在乎的不是粮食的产量和GDP，而是“熟”，也就是说，粮食既然被种在了地上，就要努力让它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长好了，熟透了，再被人吃掉，这才算尽了“天道”。

还有祝父母身体健康，这个大概不希奇，但是那时的所谓“健康”，却是源于一种“天力”，也就是“天”的保佑，这种被保佑的感觉，似乎比身体结实、不得疾病本身还要重要，以至于一旦做到了，便非常急于让后代的子孙和其他人都知道，这才是天下最有“面子”的事情。

可见，那个时代的幸福观，和现代的最大区别，就是它在每一种现代的幸福之上，都增加了一点关于“天”，关于“神圣”的东西。对那个年代的人来说，你无论做了什么事，无论得到了什么，如果这些结果或成果是“违天”的，那一点都不会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