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水利专制之源----《河渠书》的阴谋式解构 -- 普罗丁

于是“OK挖渠”几个字，就顺势地从嘴里跑了出来。

这一挖，挖了整整三年。

说到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需要指出：汉武帝挖渠事件的决策责任，难道仅在郑当时身上吗？不是这样的，汉武帝的责任同样不小。为什么呢？因为天子无戏言。如果你汉武帝刘彻，真的同意了郑当时的建议，准备动手挖渠，那你也应该说清楚，究竟从哪里开挖，挖到哪里！！

可是，汉武帝没有说，他只说了“OK挖渠”几个字（原文是“以为然”），然后满朝的文武，就认为这事已经定了（什么事？还是不知道！）。这时，有一个官员战战兢兢地提出一个问题：“谁来主持挖渠工作呢？”

厉害，连项目经理都没有找好，居然就能把一件事定下来。这个官员还算有勇气的，敢提出这个问题。汉武帝想了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只好问郑当时：爱卿有什么理想的人选吗？

郑当时回答：我推荐齐人徐伯表。

好了，现在除了郑国人，齐国人中间也有擅长水利的了。姓“徐”，可见祖上不是齐国当地的，是不是不搞点歪门邪道，就混不下去了呢？齐国和我们前边讨论过的蜀国，有一点是非常相似的，就是流行道教（当时还没有这个名字），装神弄鬼、捞取钱财的业务，自然就比较发达。那么在这个徐伯表的眼中，做水工是不是显然要比做道士高尚一些呢？（这些都是笔者的猜测，缺少确凿材料的支持，仅供参考）

但是，徐伯表这个工程师的存在，至多说明了此次挖渠事件（我实在不愿意使用“项目”这个词，还差得很远）的一种客观条件。现在我们需要稍作分析的是，这一事件还有没有更具根本性的动力和根源？

从郑当时的话语看，隐约可见三种动力：

1. 以前运粮食，有“难处”

2. 顺便“溉田”

3. 郑当时的身份是“大农”，即农业部长，有“做事”的动力

先说第一点，我们和汉武帝刘彻一样渴望知道，究竟以前的运法，有什么“难处”？

可是，既然郑当时和司马迁都不肯说，我只好用猜测的了。好在我的猜测，不会全无依据，因为下文紧接着就有一个河东守，指出了某种难处。他说：

“漕从山东西，岁百馀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

虽然这个叫做番系（大约可念作“潘系”）的官员，也是出于挖渠的动机才说这番话的，但是总算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点线索。他的话语显示，最大的难处在于“败亡”，其次是“烦费”。

败亡是什么意思呢？番系本人已经死了几千年了，太史公也过世许久（虽然他的英灵，仍在许多人的梦中出现），所以我仍然只能猜测。从字面上分析，“败”，当然不是打了败仗的意思，而应该是腐败。粮食运得太久，所以腐败了。虽然他没说究竟要运多久，但我们从前边农业部长那个恐怖的“六月”数字，可以体会到一些问题的严重性。不过，还是要追问一下，粟米放上六个月，就会腐败吗？那还要粮仓做什么？实际上，腐败不腐败，存放的条件是相当关键的，如果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应该可以放上两年以上。当然了，有人可能会在此指出，对于运到咸阳给皇室和贵族食用的米，不要说六个月，两个月都不行！必须是最新鲜的！如果你渠道不畅，我就向唐玄宗学习，让你也运一回荔枝，看你畅不畅！（原来，唐玄宗和杨妃当年的做法，竟可能含有某种政治和管理意义啊。）

再看这个“亡”字，亡就是没有了。好好的大米，作为物质而客观存在的大米，当然不会凭空消失，那么只能是有人把它“转移”了。谁呢？两种人，一是外部人，二是内部人。无论哪种做法，都叫做“盗”。更糟糕的是，无论哪种做法，都不好处理。内部的偷盗如果泛滥了，几乎就是无法处理的。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终于大约可以明白，郑当时大人所说的“难处”是什么了。说白了，这些都是它农业部长职分内的事，管理起来，固然很难（几船米运上几个月，还要水手押夫始终规规矩矩？奴隶也做不到啊。烦[人力]和费[财力]，是免不了的了，烦费之后是否管用，则更难讲！），但是要在皇帝和百官面前承认自己失职，恐怕是难上加难。

再看“溉田”。

或许需要再次强调，我们目前考察过的每一次挖渠工程，灌溉田地都是附带的、次要的目的。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古代的官员，就不关心百姓的生计吗？其实道理一说透了很简单：这些地方在挖渠通水之前，根本没有田地。要么是森林，要么是荒原。

可能有人提出置疑：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以其他理由为名，行利益百姓之实呢？

笔者承认，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我一向以为，凡事的“动机”只是一个侧面，而且是不太重要的一个侧面。具体做了什么，做成了什么，做失败了什么，考察出来更有意义。

那么，依据司马迁的记载，汉武帝时期的这几次挖渠，究竟发挥了多少“溉田”效果呢？以下列个简表：

郑当时工程----

溉田预期：而渠下民田万馀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穀。

溉田结果：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

番系工程----

溉田预期：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壖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万石以上。

溉田结果：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

庄熊罴工程（龙首渠）----

溉田预期：诚得水，可令亩十石。

溉田结果：作之十馀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

总结一下，郑当时的水渠，使渠下的许多民田得到灌溉水源。番系的水渠，原来希望把河水流过的“弃地”连接起来，但由于河水屡次改道，挖了渠的地方又没有水，实际上没有发挥什么灌溉作用。最后把这些无水的土地，交给当地人，少收一点税。（能用来做什么呢？恢复森林还是继续低水平放牧？）庄熊罴的工程，司马迁没有明说究竟发挥了多少灌溉作用，只用了一种形象化的说法，类似于“没有想象的那么繁荣”。如果就此判断，那么作用也是基本没有的。

可见，三项巨大的工程（其实太史公记载了四项，但另一项根本没打算用来灌溉，完全是运粮用的，结果还没运成，因为水太浅），只有郑当时那一项，发挥了有效的灌溉作用。但是是否像他预期的那样灌了“万顷”良田，则未可知。那么，这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加起来约十年的努力，基本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里有个问题，这十万左右的挖渠大军，究竟是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