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不合时宜的话：我对抵制日货的看法 -- 豫蒙
简单的说：有所保留。
原因是：
经济技术上的：
我觉得有很多技术现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科技的竞争，当然不完全是，但是科技的力量还是基本的实力之一，在这一点上，我们距离日本还有很大差距。这是很让国人不舒服的事实。但既然是事实那我们也只能够接受。
怎么办呢？要向别人学习，多国外的好东西我们要名正言顺的学、要偷偷摸摸地学，不管怎么样，目的都是为了学会了以后赶上他们，更要超过他们。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我们要对我们自己有信心，更要有志气。不然，也只能作人家的加工基地、倾销市场和垃圾排放站。
学习的对象很多了，美国、俄国、德国都要学，日本得东西我们也要学。事实上，日本在华企业虽然不愿意把核心技术给我们，但是，我们的员工、管理者还是学到不少管理、质量控制方面的东西。
第二， 政治上的。
我国虽然近年来发展很快，但是跟日本相比还不能说已经处于上风。在这种情况下，让日本人在中国建厂、销售，一方面可以为国民创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也很重要：经济实际上是一种软绳索，打个比方说有点像姜太公的“捆仙绳”，其实是通过商业的密切联系来栓住日本，让日本国民、政府对中日关系的恶化有所顾及。倘若我们真的不管不顾，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真的下降到如此地的地步，以至于日本政府真的跟中国翻脸也无所顾及，进一步贴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存心、卖力、无所顾忌地搅局，那真正受害的反倒是我们。
日本人不反省这也事实上，一方面，我们通过抵制日货让他们明白我们的决心，变得理性点，另一方面，抵制日货也可以为其他的替代产品适大市场，使日本人感到压力，为国货创造机会。这都是正面的因素，所以我支持抵制日货。但是，还是那句话，有所保留。
制日货要发扬我们的传统，有理有利有节。而且要有针对性，对那些对政治部感兴趣，一心闷头发财的日本我们要支持；对那些对华比较友好的日本人我们要支持；，他们既可以创国内的造就业机会，有可以把栓在日本身上的绳索拉地更进一些。
对那些政治上中立的日本人我们要团结，如果他们原意不问政治跟我们加强经济友好，我们支持；如果他们有反华的言行，那我们要加以警告，争取把他们拉回到中立的立场上来。
对那些有明确的反华言论、反华行为的日本人，我们要明确的加以标记，要让国人知道这些人，知道他们的言行，直到他们的商品，我们抵制日货的对象就是这些人。对这些人要毫不手软的加以制裁，把他们的商品赶出中国去，那他们疼在肉里，更疼在心里。
也通过这些人的下场，警告那些准备支持日本右翼、心里有所活动，以为反华言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的某些亲右翼分子，叫他们有所顾及。
总之，我的态度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抵制日货，一方面是因为那样做是不现实的，对此你克我服已经作了很好的解释了；另一方面，日本经济语种过的密切联系对我们有这科技上、政治上的重要作用，从而不能完全抵制。所以，我们要对日本人有所区别，要团结一批朋友或者中立者，打击一批敌人。我觉得，这样抵制日货的效果才会真正发挥出来。
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国人基于对日本的义愤准备不加区别的对日货一概加以抵制，基于上面的理由我不赞成这种做法。国人的这种义愤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正当的，但是，光有正当的情绪，并不一定就能达到理想的正当效果。应该用理性来约束情感，把我们的愤怒化为学习敌人、赶超的人的力量。等我们的实力真正超过他们了，我们才可能真正制服敌人，特别是日本这种只认实力的国民，更是如此。
所以，如和约束国民冷静下来是今天的当务之急，一味地情绪化的、漫无目标的发泄多普通日本国民、日本商品的愤怒之火不旦会丧失那些本来可以为我所用的力量，而且会进一步强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妖魔化”形象，破坏我们今后的发展的空间与机会。
http://news.sina.com.cn/c/2005-04-23/11246470695.shtml
央视《新闻会客厅》播出《吴建民谈中日关系：分清爱国与误国》，以下是节目内容实录。
主嘉宾：吴建民 前外交部新闻发言人 中国前驻法大使 现任外交学院院长
为什么大使亲自宣讲中日关系
沈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会客厅周末版《决策者说》，从4月19号开始，中宣部和外交部联合组织中日关系形势宣讲团到天津、上海、广州等地进行巡回宣讲，讲解当前形势，让民众了解中日关系的历史以及现状，今天我们请到宣讲团成员之一，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为什么组织这个宣讲团？
吴建民：这主要是考虑了在专门研究国际形势的中国毕竟是少数人，也就是说政府同民间一种沟通，为什么当前中日关系的情况大家觉得很关注，到底情况如何，应当怎么正确处理，可以通过这个来跟民众沟通。
沈 冰：沟通有很多方式，为什么要组织三位大使去讲，有什么必要性？
吴建民：大使来讲有好处，第一他可以直接面对面的交流，第二，大使搞外交若干年，他懂得国家的根本利益在什么地方，把国家利益放在世界的全局来看，他的视野跟一般人不同。
沈 冰：通过这次宣讲团的宣讲活动，你们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效果？
吴建民：达到的效果就使得了广大公众能够正确地理解中央的对日政策，相信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能够把中日关系处理好。
分清爱国与误国的界限
沈 冰：对现在老百姓对日本的情绪和态度，您是怎么看的？
吴建民：我觉得就是最近几年来，日本的右翼他们不断有些活动，可以说是在历史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开倒车，引起了我们公众的强烈愤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个表示愤慨的过程当中，必须划清三个界限。第一个界限，爱国和误国的界限。什么叫爱国？爱国不是空的，爱国是有具体内容的，爱国是同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中国的根本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你口头讲是爱国的，但如果不跟中国人的根本利益连在一起，那你就会办误国的事情。我举个例子，中国当前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四个字，繁荣统一。所以爱国行动一定要符合这个大局，要有利于中国的繁荣和统一。最近一段时间有人提出来抵制日货，这是爱国吗？什么年代了？20年代抵制日货可以，完全是日本造的，今天讲了那么多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哪些是日货？你再想，再往深处想一想，日本在华投资666亿美元，意味着什么？就是在日本日企业里工作的人员有200多万，抵制日货，是不是要这些人都下岗？中国会有多少人失业？这是我们自己的损失。双刃剑，如果几百万人下岗，谁负责？
沈 冰：所以这是您讲的第一个，要把爱国和误国分清楚。
吴建民：第二个，要反对一小撮日本右翼分子，要把反华的错误行径同广大日本人民分开，这个界限非常重要，因为做出错误做法是少数日本反华右翼分子的行径，不能说日本人民都是坏的，如果这个不分清楚，就会有一种误导，好像反日就是爱国。不对，反对日本右翼分子反华行径是爱国，但凡是见了日本人都吐唾沫，这是爱国？这不是爱国。
沈 冰：第三个界限呢？
吴建民：第三个界限，合法和违反的界限，中国是一个法制国家。改革开放以来，进入中国的外资已经六千亿美元，这个巨变来之不易，1979年到1989年进入中国的外资十年才多少？一百来亿美元，现在六千来亿美元，为什么出现这个局面？就是因为大家觉得你的投资环境好，投资环境好意味着什么？稳定，法制，有章可循，保护驻外使领馆。如果有人违法呢？世界上电视台一拍，你说这会造成什么影响？表达愤怒情绪可以，但必须合法途径，不能采取非法行动，非法行动会给中国造成巨大的损失。
造成中日两国民众好感下降的核心原因
沈冰：我们可以看看日本老百姓现在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态度，日本内阁府去年10月份做的一个外交舆论调查当中表明，日本人认为中日关系不太好或者不好的人占了 61%，比他们上次做调查的时候上升了18.1%，与此同时，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在去年同期也做了一个舆论调查，中国民众对于日本不亲近的人占 53.6%，比2002年的调查上升了10.3%，中日双方民众对对方的好感都在降低，这里面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吴建民：首先造成这种状况，日本方面右翼分子的一些行动，引起中国老百姓反感的，我刚刚从美国回来，我跟美国人讲，如果在欧洲或在美国有人跳出来说，屠杀犹太人没发生过，那会遭到群起而攻之，中国什么情况？大屠杀的五倍，三千万同胞，这种引起中国老百姓的情绪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右翼他要篡改历史，当然引起老百姓反感，不仅中国人反感，韩国人也反感，亚洲各国人民都反感，这是根源在这里。
沈 冰：比如说有些外电他们就报道，日本最新他们篡改的历史教科书，其实在日本国内运用的范围非常少，所以一些外国人就很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你们需要有这么大的强烈的反应，你怎么看？
吴建民：这是这样子，用的很少，0.03%，但这触及了一个敏感神经，中日战争给中国人的伤害很深，不是一般的伤痕，所以这个时候日本政府要注意这个问题。
沈 冰：首相小泉定期参拜靖国神社，他们的回应是说，每个国家都会有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价值观。
吴建民：是有不同的文化，我们不能改变这样日本的文化，但是我们提出的意见是，里面供奉了一部分甲级战犯，这些甲级战犯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你去朝拜他，当然中国人有意见，这跟文化没有关系，他们应该考虑到中国人的感情。
沈 冰：讲到对战争的态度，日方是不是有道歉的态度？一些报道说他们进行过一些道歉，最近外相也表达了这个意愿，你觉得他们道过歉了吗？
吴建民：是道过歉，95年孙山富士来的时候道过歉，后来他们也道过歉。但是道歉，如果对历史问题有认识，那政府为什么对教科书问题任其右派分子篡改历史，政府为什么不能出来以正视听呢？
日本对外政策强硬化的历史与经济原因
沈 冰：他们对外政策上越来越强硬，为什么这种势力会越来越硬？
吴建民：这个要从日本的国内政治发展的过程来考虑，战争在欧洲结束的方式，跟在亚洲日本接受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盟军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杀，纳粹分子送上了法庭，纳粹主义受到了彻底的清算，不仅是那些人，后来跟纳粹有牵连的人还受到追查，前任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不是跟纳粹有点牵连，现在大家还在追查，他受到彻底的清算，这是一种情况。日本战争不是这样，日本的战争，两颗原子弹之后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无条件投降了之后，天皇保存了下来，这个时候由于冷战的发生，美国出于他冷战的需要，把一批战犯都保留下来，这就是现实，然后历史的情况没有真实地告诉日本人民，去年8月份的时候早稻田大学校长到北京来，我有一次跟他一次对话，我说中日双方两国国内，比如日本国内如何避免减少这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他讲了一个看法，他说要把历史的真实情况告诉青年，讲得很有道理。因为他不太了解，这是一个现实，我们要通过我们的交涉，通过我们的据理力争，逐渐要对这个情况有一点变化，但是我们要面对这个现实。
沈 冰：有专家说，随着经济发展，双方都属于大型经济体，对于资源尤其是石油有着很强的对外依赖性，这也就造成两国之间经济上的摩擦不可避免。
吴建民：经济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处理方式会完全不一样，难道大家就一定要为能源打仗？大家都要保证石油通道的安全，能不能这方面寻找一点共同点？中国的能源的利用率非常低，日本利用率很高，能不能这方面开展合作，这样中国的能耗就会减少，效率就会提高，我觉得现在世界上面临问题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化解，一种是对抗，我想从我们中国人的利益来讲，从世界人民的利益来讲，有本事化解，把这些看来很激烈的问题能把它化解掉。中国人要珍惜目前发展的机遇，一百多年，从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有这个机会。
沈 冰：3月份的经济人杂志里进行了这样一段评论，说东亚格局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两个强国并存的状态，一直都是一强一弱，所以有人担心不适应这种格局的双方将会出现多种矛盾，您怎么看这种评论？
吴建民：出现矛盾不可避免，我赞成，能不能化解，寻找共同利益，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要学习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是有大智慧的人，你看钓鱼岛问题，我们这代人智慧不够，留给下一代人，什么意思？钓鱼岛为这个问题谈不拢，怎么办？发生冲突，妨碍中日关系大局的发展，对双方都不利。小平同志1984年3月25日接见来访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说中日之间世世代代友好比任何其它问题都重要。谁也不会说邓小平不爱国，他高瞻远瞩，认为中日应当友好下去。
不合法的抗议活动对中国影响更大
沈 冰：2004年日本财务省统计，日本对华贸易总额2004年是两千多亿美元，占日本外贸总额的20%还多，对于中国，中日贸易额2004年是1680亿美元，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5.4%，现在这种对立关系对谁的损失更大？
吴建民：更大是中国呀，中国的经济总量占日本的三分之一，中日两国2000年交往的教训、经验是什么，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我们国家刚刚起来，今后中日关系发展余地很大，真要斗起来，近期内我想我们损失是大的，我们国家人均GDP多少？排在世界一百位之后。中日关系共同利益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相当大的依存度，这种现实对两国关系是一个稳定因素，日本经济增长相当一部分来自同中国的贸易，我们中国的经济也有一部分是来自日本的贸易。
观 众：您提到中国民众的一些反日做法有的不是特别合法，但是这些做法有没有在一定程度上打击日本的右翼势力呢？
吴建民：我想不能这么说，右翼势力对这种行为才高兴呢，为什么？中日关系搞坏了，右翼分子就是要这个目的，不能够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任何行动要世界觉得中国人还是比较讲道理的，得有这个形象。
沈 冰：现在我们对于日本民众和对于日本政府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吴建民：我就是三条建议，划清爱国、误国的界限，划清反对少数日本右翼分子的错误行径和广大日本人民的界限，跟日本人民要友好。中国有大量的日本留学生，我希望我国大学生跟日本同学很好地相处。第三，划清合法和违法的界限，必须按照有什么情绪，有什么意见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表达，这是中华民族成熟的表现。
不过，对日本心里不能心存畏惧，不能怕跟日本谈崩了，我们就活不下去了。
合则两利，分则两不利，而不是两败，到不了那个地步。双方都会受影响，对日本影响更大，但中国到不了“败”的地步。这点要清楚。不是那样的，我们需要日本的支持，但是，并不是离了日本就活不下去。日本人要是想拿这点来要挟我们，那他就错了。我们是不怕要挟的。这点要清楚。
还是觉得当局者要有这种勇气，心里绝对不能气弱，在这个基础上该团结的团结，该斗争的斗争，不怕跟他们谈崩，才能真正敢跟他们斗，才能斗得赢。
作为官员，也不好说鼓动抵制日货的话。再说，谁听他的？
需要证实。（见后）
不过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大连的政绩主要就是靠日本人投资躬起来的。
附：
商务部长薄熙来：抵制日货对中国不利
● 李慧玲（北京特派员）
中国政府首次表态反对抵制日货的呼声，指这不利于中国的对外合作与发展。
官方媒体新华社昨天晚上发出“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就中日经贸关系答记者问”的通稿，解释了在全球化发展下，各国生产要素已经相互交流，经济发展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抵制日货对中国不利。
薄熙来列举了两国经贸往来的数据，希望提出抵制日货的群众“理智地表达爱国热情，自觉维护社会稳定，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
去年中日双边贸易额均超过1600亿美元，中日两国互为最大的进口来源地，日本是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中国则是日本第二大出口市场。
薄熙来也承认日资企业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透露在华日资企业直接和间接吸纳就业人数920万人；2004年，日资企业缴纳税收约490亿元人民币。
他承诺将依法保护包括日本企业在内的一切在华外商的合法权益。
不过，在谈到“政冷经热”时，薄熙来也提醒日本，如果不和谐的政治关系持续下去，“政冷”将影响“经热”。
他指出，2003年前的11年，日本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去年已被欧盟和美国所取代，中欧、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额都已超过了日本。在投资方面，韩国当年的对华投资额也已超过了日本。
而根据日本外务省早前公布的数据，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薄熙来也间接对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亚非峰会上的讲话作出回应。他说：“如果日本政治家能以‘村山谈话’的客观态度来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并言而有信，中日两国的经贸合作必将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昨天晚上播发了薄熙来答记者问的部分内容。
中国政府连日来动用各种资源，通过各平面和网络媒体，有序地为几周来的反日情绪降温。
新华社评论员昨天在一篇《党员要做促进发展维护稳定的表率》里，抬出共产党的纪律要求，促党员要“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做到令行禁止，确保中央政令畅通”。
中国关闭反日网站
为防止民间反日情绪进一步升温，以及担心在五一黄金周出现新一波的大规模反日示威活动，中国的一些反日网站被关闭，有些网站则暂时关闭其论坛。
被关闭的网站传递号召5月1日和4日在上海、南京、温州和重庆等城市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的信息。
而昨天新闻网站上也高调报道了小泉在亚非峰会上“对日本过去殖民侵略表示深刻反省道歉”的信息。
网民在评论时普遍对小泉的反省和道歉表示怀疑。有网民说：“不要被简单的一步退让给迷住了双眼、自大了虚荣；我们要的是彻底的反省、整个日本国的反省、右翼的消失。”
另一方面，对于日本议员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在受询时对“一些不顾大局的消极举动表示强烈不满，希望他们从两个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多做有利于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的事”。
《联合早报》
的确不应该讲。包括很多与日本竞争的公司，包括老外的头，都不会这么讲。
这是民间自己的事。
区分对待日本货，说的容易，做起来很难。哪里有完全手册？
我们的传统就是说得多而做得太少，这点不发扬也罢。日本人都说不管他们怎么参拜，中国人都照样买日货。
不敢苟同。所谓民主国家，一个国家、政府是代表人民，最终是人民决定了政府的表现。即使是那些“对中国友好”的日本人，如果他们的利益没有损失，有几个会主动要求日本政府改变？你在等待日本人自己“觉悟”吗？抵制的一个结果就是有更多的日本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来力图改变现状。
如果你认为这是“妖魔化”中国，那么我也就没有与你再交流的欲望了。
我不想劝别人，日货我是一定要抵制的，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
从您的标题看，您也应该是一个很宽容的人，但我对您的答复却有些失望：你根本还没有弄清楚我想说什么嘛。
在我回复你之前，在这里我一共写了主贴一、回贴一，请您以及赞同你这个回贴的朋友们再仔细读一读，看看我什么时候说过：
禁止抵制日货
或者
抵制“抵制日货”
甚至
反对“抵制日货”
我说过这样的话么？请诸位再仔细看看，然后再作答复，好不好？
我从来没有反对抵制日货，我反对的是不加区别的、逢日必反的抵制。我主张的是“有所区别”；或者说是：“分化瓦解，重点打击”。
我的理由在主贴里面已经说得很清除了。现在现反驳一下你对我观点的误解，以便您和别的朋友可以清楚理解我的意思。
我说“制日货要发扬我们的传统”，而您却说：“我们的传统就是说得多而做得太少，这点不发扬也罢。”
“我们的传统”真的是您所说的那个样子么？我不知道您是怎么得出这样的结论来的。或许您指的是这十来年的事，十来年的作为真的可以称之为“传统”么？是不是时间太短了一点？又或许您指的是“晚清时候”的事，那是慈禧、李鸿章的作派，那是我们的传统么？
我说的“我们的传统”，指的是我们从晚清以来，通过血与火的代价取得的一点心得，也就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八字方针。这才是我们的传统。虽然比不上中国传统文化的时间长，但近百年斗争的经验，也或多或少算得上一点“传统”吧？
老毛说过，革命有三大法宝，我们不管他建国后犯了多大的错误，我们只说他建国前的政治艺术确实是极为高超的。这一点温相是专家，我想他可以作个旁证。那么，我们就该向老毛取取经：我们不但敢于跟日本人作斗争，而且要善于跟他们作斗争。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抵制日货？我们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抵制日货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或许未必能得到您的赞同，但我觉得还不至于让您反对，我的看法就是：抵制日货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是让日本政府与日本国民清醒得认识到中国人的义愤，这种愤怒主要是源于日本政府不能够正确认识其侵华战争史，并且又通过各种卑劣手段极力否定这段血腥历史，同时，又在内政、外交上对抗中国，工业上剥削中国工人，销售上欺骗中国消费者等等一系列不光彩的作为引起的。我们抵制日货的目的是要让日本政府，以及右翼势力意识到他们这样倒行逆施是不被中国人所许可、所原谅的，中国人的反应会给他们造成巨大的、甚至致命的创伤。他们应该改弦更张。至少也要让日本政府和右翼分子在胡作非为之前对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反应有所顾及、有所收敛。
所以我说，这种义愤是正当的，合理的。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与您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的压力迫使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态度，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或许你觉得这样的目的不对，或者不够解气，我们要把日本斗跨、斗亡才行，那才是我们的目的。
那么，我请您想一想，我们目前有没有这样的实力斗垮斗亡日本呢？至少短期间内没有吧？我们想想，这个目标美国做得到么？也很成问题吧？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得选择那些我们能够实现的来作为我们的目标。我个人认为的目标是上面的东西。
我也说了，我们要敢跟日本斗，心里不能怕他们，和则两利，不和两不利，对日本尤其如此，但对中国还不至于“败”。我们要毫不畏惧的跟他们作斗争。我这些话你可以看看我对神仙驴的回贴。
但是，我觉得，斗争是要讲究方法与策略的。是不是抵制一切日货就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呢？我觉得未必。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有所区别”。
我不赞成抵制一切日货的原由在主贴力已经说了，现在再阐述并且补充一下，以便您以及其他朋友清楚我的意思。
首先，我觉得要区别什么是日货什么不是，本身就很难。您说什么是呢？厂房所在地？有很多大伙所认可的“日本企业”工厂在中国。
公司注册地？商标注册的？日本人在美国注册的公司算什么企业？
董事会成员的国籍？如果这个厂开在美国，经理一下全都是美国人，你说它算什么企业？算日企？它法理上应该算美国公司，那就不该抵制；不抵制吧，日本人又得利了。你说该怎么算？
而且，即便是所谓的公司注册的在美国、商标注册的在美国、董事会成员也是美国人的“美国”企业，假若日本人是其股票的重要买方，那么这样的公司应该归到哪一类？
或者说吧，一个公司注册的在美国、商标注册的在美国、董事会成员也是美国人，甚至股票业主要有美国人购买的企业，某一产品的设计者是日本人，或者制造者，或者，这样的产品应该怎么算？
我们还没有算那些美国设计，日本出资，中国制造的东西，那些东西又该怎么那归类？
正因为情况是如此地复杂，所以我才不主张不加区别的、泛泛地抵制日货。实际上，您和您的朋友虽然反对我的主张，但在实际行动的时候，多是根据公司助册地或者商标注册地、或者董事会成员国籍来划分的，您跟您的朋友们实际上已经限定了范围，实际上实行了我所主张的原则。我跟您和您的朋友们的区别其实在于，我觉得这样的划分还是太粗了，还是不够细致。
我认为，单凭那三种标准中的任一个，或者它们的组合，都很难准确的把我们要打击的对象圈画出来。所以我坚持认为，我们不能凭借公司助册地、商标注册地、经理人国籍、工厂所在地等等指标来划分，而应该按照这个企业的政治表现、政治立场来划分。
凡是对华友好的企业，不管它是在哪里注册的，不管其商标是哪国地，不管其董事会成员是哪国人、哪个民族的后裔，不管其股票主要被什么人买去了，不管它的经理层、技术层是哪国人，也不管其工厂设在哪里了，我们就不抵制它们的商品。
凡是对政治不感兴趣，甘心作纯粹的商人，一心一意的挣钱，那我们同样管它是在哪里注册的，不管其商标是哪国地，不管其董事会成员是哪国人、哪个民族的后裔，不管其股票主要被什么人买去了，不管它的经理层、技术层是哪国人，也不管其工厂设在哪里了，我们就不抵制他们的商品。
对那些政治上中立的公司，我们要团结同时要斗争，他们不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我们就团结他们，不抵制他们的商品；他们一旦有所妄为，我们就警告它们，敲打它们，让他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对那些顽固反华的公司，我们要抵制，坚决的抵制，把它们的商品从中国完全彻底的清理出去。这些才是我们要抵制的对象。这些才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对这种日货的抵制，目的也是在警告日本政府以及右翼分子，叫他们做事要三思而后行，不要为所欲为，否则，没有他们的好果子吃。
下面，我再说说为什么欢迎日本人来华投资建厂。除了第四类商人之外，我主张对其他三类日本企业或者别的什么企业都要欢迎，欢迎他们到中国办厂。
好处之一是可以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
好处之二是可以跟它们学艺，名正言顺地学也好，偷偷摸摸地学也罢，肯定能学到不少东西。关键要做有心人。
好处之三是政治上的。我再说一遍，我们欢迎这些日本企业到中国投资、建厂是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的。说得不好听一点，其实他们是我们的“人质”，当然，这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并不是真地把日本企业家、经理层当成人质，而是说，这些在中国的企业和人对日本有重要的意义，相当于我们手里的“人质”一样。这些企业对日本的经济越重要，这些”人质“的分量也就越重。小泉这次为什么这么快就做了让步？甭管他是不是真心地，即便是这种姿态，又是怎么让他作出来的？他凭什么要低头？还不是因为日本得经济日益依赖中国，有那么多的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它们的命门捏在我们手里？
大家想一想，我们是不断诱导它们把越来越大的命门暴露给我们、攥在我们手里，对我们有好处呢，还是不要这些命门，把这些人质赶走，对我们有好处？
有句俗语叫做“狗急了跳墙”，大家应该知道吧？我们既然现在还杀不了这条恶狗，可见的将来也不太可能，那么，我们是拼命地抽它、饿它，把它逼急了反噬我们好呢，还是在它不听话的时候狠狠地抽它，它害怕了，再给它俩灌了麻药的肉包子，把它弄得迷迷糊糊得好？
我觉得是后者吧？那么，我们还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抵制日货么？我们为什么要把那些原本可以加以利用的力量推给敌人呢？我们为什么不对那些泛泛地敌人加以分化瓦解，把其中的一部分发展成为我们的朋友，另一大部分中立出来、两不相帮，专心对付剩下的一小部分顽固分子呢？大家想一想，那种方法更容易成功？
斗争是要讲究方法的，光有正当的义愤，不讲究斗争的策略，很可能不会有理想的正当结果。
当我说到：“一味地情绪化的、漫无目标的发泄多普通日本国民、日本商品的愤怒之火不旦会丧失那些本来可以为我所用的力量，而且会进一步强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妖魔化’形象”的时候，我坚持的就是“区别对待”的原则。
不分青红皂白，是日本人就反，好么？未必吧？上海砸日本车的镜头大家看到了吧？其实车主是中国人，还是为女性。这样的行为算不算非理性？要不要制止？流传到国际上影响恶劣不恶劣？
除了这种直接暴力之外，我们是不是要把那些日本留学生也都驱逐出去？是不是他们来买东西的时候就不卖给他们？坐车的时候设立专区？平时不理他们？这样的软暴力虽然让人痛快一时，但是不是有些意气用事？而且，在国际上的影响会不会不好？
我从来不相信坐等日本人自己转变的事情可以出现，我坚持认为，我们要跟他们斗争，但是，斗争有方法，抵制日货仅仅是斗争的一种手段而已，绝对不是斗争的目的。还是那句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专心打击最顽固的敌人。抵制日货，抵制的就是这些人的日货，打击的就是这些人的无耻作派。
除了抵制日货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手段了呢？当然有了。比如，我们应该让欧美人知道我们在二战中的贡献，让他们知道日本人在战争中犯的罪恶。
欧美人对中国对中国的情况很不了解，“妖魔化”中国是个客观的现实。欧美人妖魔化中国人的历史很长了，而且也曾经经历过对中国的“理想化”，但随着工业革命后欧洲的发展、中国的相对衰落很快就转变为鄙夷了。这里面，甚至连孟德斯鸠、黑格尔、韦伯这样的大贤都不能免俗，而且还推波助澜。这是一个大题目，以后再细细讲吧。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作些什么，还或多或少的改变他们的印象呢？我觉得，虽然欧美人对中国的改变最终还要靠我们综合国力的提高，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言行来修正他们对我们的看法。在这方面，张纯茹作了很大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让欧美人初步知道了南京大屠杀这件史实，这是了不起的工作。可惜她去世了，这是很大的损失。
河里在国外的朋友居多，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想法改变那些和我们有过交往的欧美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呢？小鬼子们已经在这方面走在我们的前面了，不是有朋友说其美国友人被小鬼子说服了的例子么？可见，我们跟日本人的竞争实全方面的，绝不仅仅局限在日货上。我觉得我们，特别是海外的朋友们，应该抓紧一切机会教育那些对远东历史一无所知、知之不多，甚至被日本人错误洗脑的那些欧美人，让他们对我们的历史功绩、对我们的民族气质、对我们今天的发展与进步有一个更客观更清楚得认识。这也是我们的一种斗争手段。
最后一点，这位朋友您说不想再和我交流了，我觉得，在社区了和谁交往、不和谁交往，完全是个人的私事，那是您的权利与自由，我无权干涉。但是，我觉得，您作这样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您没有理解我的意思的缘故，所以呢，拉拉杂杂些了这么多，希望能阐述清楚我的意思，也让您和赞同您观点的朋友们有机会重新考虑一下。
文章写得有些乱，废话也多，大家多包涵吧。
我只强调一点：我抵制日货的目的，就是要让每一个日本人都感到肉痛。抵制它我有损失，那么我一定要让他们有损失。只有这样，那样政客们才会听到民众的意见。否则无关痛痒，再“对华友善”的日本人也不会到政客那里去游说。这在所谓的民主国家，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我们“反省”，再“反省”，再“有理有节”，意义何在？对于日本这个民族，当迎头痛击，才能让他们恢复理性。
同意。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是最有效的手段，因为它能影响到每一个日本人的利益，会让更多对中国友好的日本人敢于出来说话。
我的原话是
你说“要全面抵制日货”，那也就是要“不冤枉一个，不漏过一个”，不能冤枉一个“非日货”，也不能漏过一个“日货”，对吧？这样理解没有问题吧？
那么，请问你，如何才能做到这样的“全面”呢？你划分“日货”、“非日货”的标准是什么？
你有如何敢肯定你做到这一点了？
能否指教一二？
作为官员，的确不好出面说鼓动抵制日或之类的话。
但是，如果只是乐观其成，完全可以不出面说“不鼓动抵制”这样的话的.....啥都不说就行。
如今的薄熙来的出面也好、吴健民的发言也好，都不该看作是他们个人抒发胸臆来的，而是贯彻、体现上面的意思。
代表了政府当前政策走向的发言，老兄要是认为“谁听他的？”，那就是小看政府的力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