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科学家宣布发现新型粒子 符合“上帝粒子”属性 -- 葡萄
让人哭笑不得。这些遗老遗少们太不成器了。
这是客观上存在的。尤其是部分所谓的“基础学科”。
而且在这个圈子里面部分存在着“劣币驱逐良币”。这都毋庸讳言。
这种新式的“儒家”简直令人喷饭。
科学肯定是要存在的，但是肯定要逐渐地从自己的小团体里面脱离出来，逐渐走向大众，和重归客观价值观念，而不是固定的小圈子大家你我互相夸赞，然后分钱。或者一个学霸，一群喽啰。
能够避免外部失败带来更深的危机呢？
我觉得西方和东方最大的差别不在于摸到了什么球，而在于有没有说出“古人错了”这四个字的勇气和行为。
儒到宋朝，大儒纷出，直指孟荀之误而返回到孔子，甚至返回到易经那里去寻找“真正的儒”和孔子的儒。在这样的寻找过程中，与其说是寻求孔子的本意，不如说是借孔子来阐述自己的儒，所谓六经注我。
这个过程，和西方比较，差的就是一个扔铁饼实验，和亚里士多德错了这一句惊天动地的话。
中国直到康有为，依然免不了借古改制~
流传时间久远本来就是“合法性”的一个源泉。
这点东西方还真没有什么本质性差别，无论文艺复兴还是宗教改革都是托古改制。
人们都高估伽利略的“两个铁球”了。那只是证伪了亚里士多德的一个经验结论，没有撼动亚里士多德的根本，也没有撼动托马斯主义的根本。只不过罗马教廷的顽固成就了伽利略的声誉。
这个帖子里的论争让我想到汪晖的一篇文章：
《科学话语共同体与新文化运动的形成》
……那就是他们要把自己和政治区分开来。一方面，初始的动机当然是要考虑科学发明的效用，对于寻常的事物而影响到国计民生，这是非常巨大的。……但另外一方面，这个作用必须通过和国计民生、社会生活、社会政治的脱离才能获得，就是说我要对它起作用，但是起作用的前提是我要跟它区别开来。
我为什么提出“科学话语共同体”这个概念，……参与者可以说都不是科学家，不过他们一定程度上都是一个话语的共同体，跟这些科学群体共享着一套话语，所以当科学的权威性上升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这些运用科学的权威性在人文领域工作的人是共享了科学话语的权威性的，他们和科学群体之间构成了一个话语的共同体。
汪晖提出“科学话语共同体”这一概念，有两个值得玩味的地方，一是使用科学话语的未必是科学家或者科研工作者，但他们仍需要借助科学的权威，二是科学共同体或者科学话语共同体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先将科学与政治区分，但最终目的是影响政治。
这建立在两个重要的事实基础上，即一是近代大发展以来，科学技术一直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力量之一，决定着前沿和方向。二是科技与政治、意识形态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最终仍脱离不了政治，即政治需要科学，科学也需要政治。
自五四运动以降，关于科学与玄学，科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的争论已经延续了近百年。这种争论背后涵盖了几条相互斗争的线索，一是政治博弈，一是行业利益的博弈，一是路线-换代的周期性博弈。
从建国以来，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能够重新建立工业体系，搞出两弹一星，与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领导集体充分信任、倚重理工科知识分子有很大关系。因此有那个太祖最信任的是工科生，其次理科生，最后才是文科生的说法。但另一方面，理工科知识分子并没有占据共产党内部的主要领导位置，起主导作用，这是值得玩味的。包括文革时理工科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一同受到冲击，基础教育停滞的事实，也很难用一句两句话分析清楚。谈到这点，可以引用一下艾思奇主编的马哲原理教程。里面说“自然科学本身不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又说“它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比较复杂。”可见TG的价值体系对自然科学的暧昧态度。而事实上，顶尖的理科知识分子，无论从东西方，都是被意识形态化的，不论这个对象是政府，党派，教会或者普罗大众。
使用科学话语共同体的未必是科学从业者，相对而言，两次大战后在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是提高了，但科学话语的地位却是降低了。汪晖的文章也提到了这一点，即一战刚结束的时候，科学家和科学话语正在大幅进入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阵地，但西方却掀起了反思科学、批判现代性、呼唤人文的潮流。在这一点上，从上世纪初到八十年代，中国一直处在一个比西方落后大约二十年的波折中。西方自六十年代以后，最流行的是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话语”，或简单称为“市场话语”。这种话语在八十年代流入中国，在八平方时经历短暂波折，而在世界范围内在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后达到顶峰。而在零八金融危机后，除了死硬的右派和部分公知，大家都竞相抛离这种话语体系。
从这个角度，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八十年代，无论科学工作者还是人文工作者，都竞相与市场话语相结合。而从九十年代中期到零八之前，企业家，经济学家，公知和金融从业者，占据了话语市场的主流。而在零八之后，这种体系逐渐瓦解（实际在西方瓦解的更早），大家一时又找不到新的话语体系，进入了一片混乱。
从这个角度，我们看最近的方韩论战可以得到一些新的东西。我在半年前说，方舟子是韩寒遇上最难啃的骨头。现在看来，韩寒也是方舟子最难吞下的一块肥肉。方舟子作为科学话语的代表人物，与韩寒代表的人文-公知体系，本来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但从11年底韩寒发表“韩三篇”，大张旗鼓的去市场话语，意味着他要进入新的话语体系，而方作为科学话语多年来的代表人物，势必要对这种“转型”做出反应。
方舟子这么多年坚守这一领域，应该说日子过得不愠不火。最近方LZ去世，方舟子发表微博纪念，怀念了他的这位老校长。虽然近几十年来，科学仍保有着内在的增长力，但在影响国计民生和普罗大众的意识形态这一点上，只有中国做得最好，而西方的黄金期是二战后到冷战结束前这一段，自去工业化后，已一日不如一日。近二十年唯一的增长点就是IT和随着IT兴起的金融和职商领域。所以方舟子也不得不经常打一打李开复、唐骏这些人，来保持影响力。但韩寒及其背后的利益群体是随着网络兴起的中国最早一批写手、媒体人，泛市场话语的利益群体，以及所有亲西方意识形态的势力。因此虽然这批人数量大且素质良莠不齐，但让他们迅速转去接受另一种话语体系，是非常困难且有风险的。因此主流意识形态采取了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
那么回到开始那个问题，科学到底能不能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我的回答是，能，又不能。能，首先是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的前瞻性给社会一切领域敞开了大门。不能，是说仅靠科学是不够的。在这点上，我跟五四那批科学家对社会的答复并无不同。问题主要出在人类运用科学的方式，从气候变暖这件事上来说，科学家忽悠起人来也一点不比其他人差。而从科学与政治的关系来讲，五四以来的科学家，建国后以钱学森为首的科技工作者，整体做得都是比较好的。问题在于，不能让只懂科学不懂政治的人，比如方LZ这种，去涉足政治。除此而外，像这个帖子里的争论，科学与文化，科学与技术，科学与国学等，更多是行业利益的争执。即谁把握了主流话语权，谁就把握了国民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方向，就能让自己所属的团体在利益博弈中获利。这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是种错觉。如果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那么整体中每一个部分都要发挥作用才能生存和发展。问题在于谁是这个世界最具生产力的群体，这不仅是个行业问题，也是人的问题。从这个基点上，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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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chere.com/article/3754873
这里面提到的这位可敬的老先生，当年没有评上院士。因此六十多岁退休，之后很快被边缘化，只能到处做点打杂的工作。
其实他的组织能力和个人魅力相当的强。
中国的体制不太正确，缺乏终身教授这种位置，而院士这种，地位则可以坐上神坛。对大量科学人员的强制退休和对学霸的宽容，造成了两个极端，一个是大量有用的身体还不错的科研人员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另一个是另一些学霸（也包括很多两院院士）可以霸占一个领域的话语权几十年之久，退休制度对他们来说不起作用。非常非常奇怪怎么会弄成这样。最后的结果是老实人吃亏，而会耍手腕的人则占到便宜。
天球一层套一层，行星是周期运动，用天球一层一层就是傅立叶展开，可以说是地心说数学模型和观测吻合很好。这和今天统一场理论的完美很相似。只要再细化加入足够多的天球（即傅立叶展开的足够多项）就能完美描述所有天体运动。
其实真正的物质粒子就是质子、中子和电子。为了解释三个粒子用了许许多多的夸克和重子轻子，而且这些粒子不是难以探测到，就是寿命短得可怜。这样的理论虽然成立，但组织知识的效率太低。
与其说统一场理论解释了核物质，不如说是解释了能量结构，因为高能物理这些粒子在实验中就是高能碰撞的一个截面峰。
当年日心说成为主流以后，开普勒观测的数据才可以有效的组织成知识，牛顿才得以从开普勒的数据中总结出万有引力定律。如今高能物理实验从碰撞出来的喷射碎片推测那些粒子寿命短得无法到达探测器的“粒子”。用18个夸克，加上众多轻子介子，去解释三个物质粒子（质子、中子、和电子），而且，至今看不到这些理论对核能工业有什么重要的指导作用。核工业用爱因斯坦的E＝mc^2，加上经典物理的守恒定律就基本上解决了。
等下去恐怕更加被动。
就像加东说的，长的像包子，就别怨狗跟着。今年TG内外挨着夹板气，胡总在HK连个安稳觉都睡不好，同一个酒店的内地游客都觉得过分。
过于强调院士的权威，会压制一大批人，这方面真的要改改了。
你说是策略，其实是指矫枉过正。新儒家的思路就是，因为对科学话语的信奉成了一种主流话语，并且这种话语的形成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有效性以及西方中心论话语的有效性都提供了一种举足轻重的支持。所以儒家作为东方以及中国话语的一个主要“符号”，所以提出来用来重塑文化价值上的认同，并用来与西方话语抗衡，“矫枉必须要过正”。
但是一个根本性的困难就在于这种科学话语支持了马克思主义，支持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只要TG要利用自身的政治遗产一天，那么儒家意识形态就必须边缘化一天。从艾思奇到肖前的马克思主义普及都是以科学话语的方式兜售给公众的，特别还是以实证科学体系的方式得到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性”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其“科学性”不是按照西方那里的“科学体系之理念”的方式得到奠定的，而是通过已经经过五四运动建立了话语霸权的实证科学体系的结合而得以奠定的。中国人一开始接受这种科学的话语体系就是以一种“残缺”的方式接受的。科学的应有之义就包括了成为体系科学，而中国人接受的实证科学体系却是以其技术上的成就来获得思想合法性奠基的。所以这也是这帖中的很多人会把现代科学体系的价值仅仅归结为“技术”的根本原因，因为中国人并没有彻底接受西方科学作为系统科学的那个理念，没有彻底接受那种意识形态。所以中国人接受西方实证科学体系说到底还是根源于对技术文明的慑服和对船坚炮利的恐惧。
因此也就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变异。如“科学和宗教”的对立，这种在中国人心中严格的相互反对并不存于西方世界。而新儒家想要矫枉过正的标靶瞄上了现代科学话语也是一种不得要领。正是因为中国人对科学话语的接受在根本上没有接受科学的那个形而上学基础，所以新儒家对西方话语的反抗根本无需通过反抗科学话语来进行。西方对科学体系力量的信服还长久以来要求着一种严格的、得到充分奠基的形而上学，而西方彻底意义上的自信也在于这种形而上学。但是这种形而上学无以得到建立，多少次都失败了。新儒家不去找这个标靶却去找实证科学话语的那个茬，岂不也是自作多情？
实证科学体系及其话语恰恰是因为西方建立系统科学的尝试归于失败，所以才有可能彻底为中华文化驯化。这其中无需担心科学话语对中华民族自我认同的损害，因为我们没有接受其中对西方来说最核心的成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通过儒家的方式“策略性”地向世界寻求承认，这种承认完全可以部分地在中国科研的登峰造极的基础上得到奠定。
西方系统科学的失败其实是被很古老的一句话判定的：道可道非常道。
但是，这句话其实只是说天之道只有天知道。人之道还是需要的，因为吃喝拉撒这样的问题必须要解决。
所以，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人之道就从两方面来构建:
自强不息：是为执。是为对一致性的不懈追求。
厚德载物：是为不执。是为对必然出现的非一致性的态度。
既然要吃，总归有咸党和甜党。咸党杀死甜党，或者相反，当然是一种消除差异的解决方案，在本味中加入异味，从而使两者趋同，那也是一种解决差异的方案。
其实，在我的理解里，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在于对差异的态度。将差异视为对自身存在的可能威胁，那么显然就有一种悲观的，紧张的，倾向于力量型的文化特质而失之执-暴烈；反之，将差异视为自身存在的精彩可能性源泉，那么显然就有一种乐观的，豁达的，倾向于道德型的文化特质而失之不执-油浮。
最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其实是不成功的。最后就是归结到基础科学研究上突破所带来的技术突破，并进而带来全面性的产业更新这个角度上。所以这个论证还是依靠着“西学为用”、“船坚炮利”或者“奇技淫巧”这个角度来赋予科学话语权上的合法性的。
但是你看看河里有些科学工作者追求的是什么？
这是追求作为“系统科学”的理想，这个理想最终要靠一种形而上学来奠定，而这个前景已经多少次被西方人自己给否定了。可是我们的不少科学工作者仍然模模糊糊地是按照这种理想来规划自己对科学事业的想象的。他们对科学话语的合法性仍然基于这样一个前提——科学的有效基础可以得到奠定。但是现代科学体系无法提供这个东西，也没有必要提供这个东西。
葡萄的不成功就在于，他的论证给不了很多科学工作者们实际上想要的东西。那些科学工作者们虽然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要的是得到充分奠基形而上学，但是本质却恰恰是如此。这个葡萄给不了，任何人也给不了。部分科学工作者的嗔怒就在于没能搞清楚这个玄机。虽然一些人（以Da Vinci兄的话说）“反思科学、批判现代性、呼唤人文的潮流”，虽然这根本上也是浪漫主义乡愁的幼稚病，但是后现代思潮对科学理性的拆解还是有力度的，尽管它并不建设。特别是现代科学中形而上学基础的缺失，则是其永远的阿基利斯之踵。所以本主题中好多人试图化解“新儒家”、“人文学科研究者”的责难，但基本上是毫无力度的。
问题在哪里？我就没觉得这个无形而上学基础的科学体系是什么坏事。这恰恰是件好事。理由嘛，我在本主题的有个回帖中也已经说明了。
作为消弭了差异的西方科技和中国匠人传统（科学的基础找不到了），我统称为现代工匠传统。这个工匠传统可以通过诉诸一种政治哲学获得意义。也就是说现代科学不去寻求其形而上学基础，而是明确自己的意义在于服务于某种政治的、伦理的目标。
而其中一个重要理由也是出于化解西方中心论。那么如此规定现代科学体系的好处部分就在于：
2）可以为中华文明的辩护得到一个合适的出发点。《天工开物》、《本草纲目》等传统“实学”著作是在塑造一个工匠传统，这种工匠传统如果说即使没有达到西方科技传统的精细程度，但是本质上和西方的科技传统没有高下之别。并且有助于消除中西之辩的那些无聊口水仗。既然都是工匠传统，那么补课就是了。
3）由于消除了那种空洞的“中西之辩”，有些同学试图片面强调西方科技体系的短处，并试图在此基础上为中华文化辩护的企图可以休矣。也正是因为同为工匠传统，西方科技体系的毛病，中华工匠传统一样也会有。由此贬低科技工作者的价值也是不合适的，他们的工作也是在丰富我们对世界的解释。
4）以权力的角度来全面理解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把这种文明间博弈的大格局不仅仅只是把握为一种单纯的“地方性现象”。那些历史性形成的很多文化传统并不因为塑造着我们的传承和认同，就一定可以在我们与西方世界博弈的大格局中发挥正面作用。一种志在世界的文明是利维坦，是猛兽，是要吞噬一切的怪物。如果仅仅强调某种文明的特殊性传承，面对强调“普世性”（即便这种意识形态有着极强的虚伪性）的文明会最终无力招架。因此中华文化在吸收西方工匠传统这个问题上必须要青出于蓝，而不是片面否定这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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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的多少次失败都无法停止认识体系与价值体系的对接努力。现代科学作为一种崭新的认识体系，可以说还从来没有找到与它匹配的价值体系。用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说，科学需要一种可以容纳它的社会秩序才能真正成为属于一个社会的认识体系，否则科学就只是分属于社会内分立的各个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