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父辈的农村经济史 -- 年近不惑

父亲出生于1946年，初中文化（在那个年代已经不得了了）。做过公社磨房的会计兼磨工，后来进入村供销社，供销社改造后，就地务农。喜欢研究本村的风物人情，从明朝山西大槐树下的迁徙，到民国、国民党时代的土匪村霸等等，几乎无所不知，也曾经被县志编撰人员专门请去探讨。

父亲的嘴停不住，只要和我见面，就唠叨不停，情绪激动处，也会拍桌子。听了多了，我也多少记住了一些，想把这些变迁记录下来，不为什么，就为记下来。

第一次在西西河上发这么正式的帖子，在下文笔不好，大家将就看吧。感谢鼓励！

我家祖上在山西是毫无疑问的，小脚趾的脚趾甲是两瓣，一般认为就是从山西大槐树下经过的人的后代的比盖的戳儿。那是明朝的事儿了吧，经过漫无目的的迁徙，来到了人已经全部死完的北公堂村，我的祖上，一户人家，就自作主张将村名根据自己的姓氏做了修改，说话算数，一直到现在。

祖上能吃苦，经济意识强。那个时候人的数量就是生产力，所以多生多生，繁衍到现在，我们村一个姓氏的人口数量就达到了4000人，而我回老家，全是本家，我喊人叔、伯、爷、老爷，也有人这样喊我。后来，我们家成了富甲一方的大地主，现在的半个乡镇，据说都是我们土地。即使如此，我的祖上仍然亲自下地、拾柴，他们认为勤劳、简朴、节约是保持家族旺盛的根本。

但，后来，祖上的后代，我的民国时期的祖上，我还叫祖上，是个能特别能花钱、特别能战斗（妓院、吸毒）、特别能吃（没“苦”）的人，在短短数年中，迅速将土地、家产、老婆变卖完毕，等共产党到来时，也经完全成了贫民，所以，我家的成分是贫农。不知道是万幸，还是万幸，父亲年轻时能成为根正苗红的红卫兵，得益于这个“特别能*”的祖上。当然了，农村的红卫兵不像城市那么正式。

父亲上的小学，原来是一座庙，这座庙建在商朝时期修的鹿台上。鹿台大家都听说过吧，酒池肉林。可父亲的时候能吃红薯干已经是最大的享受了。

父亲的学费来自于家里持续变卖物品，比如，盛米面专用的布袋，比较长，是很厚的棉布做的，不漏面，虽然上面已经有许多窟窿了，但爷爷拿着那条布袋在村里巡演叫卖，还是换来了学费。

可有一名同学就不好了，父亲清楚的记得这位从小失去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的苦孩子与老师就学费问题发生的探讨。

T：“你这两年的学费了，什么时候能交”

S：“俺娘说这次俺家猪卖了就交”

T：“哦。还有希望，你家猪多大了？”

S：“还没买猪娃咧”

T一口血喷到空中。

学费交了，吃饭仍是问题，我父亲清楚的记得一般要中途休息10次左右才能挪到家，有的时候甚至要爬，因为饿的。

透人骨髓的穷，发自内心的穷，是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

父亲到中学毕业时，考上了高中，是他们那一届唯二考上高中的人之一，另外一个后来当大官了。而他因为实在是太穷了，姊妹5个，他是老四，但他最懂事（据父亲自己讲）。于是就保留了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回家搞地球物理了。到现在，我还能看到父亲保留的那张录取通知书，粉色的薄纸，用毛笔撰写，整齐的折叠，夹在书中，折缝处都要烂了。

因为有文化（那个时代能上到初中毕业的基本上和现在村里大学毕业的比例差不多），父亲被抽调去公社磨房做了会计，同时也磨面。

公社磨房是一处庙改的，三合院，主房，就是庙的堂屋，是磨房，两边的耳房，一个做公社的弹棉花房，另外一个放公社草料。一共4个人，轮流上班。

据父亲讲，在公社磨房时期，他一共经历了两件有深刻印象的事。一件事是他有次很困，就躲在草料房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对面黄花花的刺眼，仔细一看是头豹子，和他相距不远也在睡觉。父亲当时应该是被飞机的自动弹出座舱弹出的吧，豹子都来不及惊动，他已经闪到了屋外，并迅雷不及掩耳上了锁，瞬间大喊招来了周围的群众。这豹子在屋内，屋外的人也不敢进去，还没有合适的工具，最终好像是折腾了半天光阴，人类还是战胜了动物。

另一件事，就有点诡异了。夏天天热，如果困了，都是在院子里铺张凉席，磨房的电灯是不关的，因为睡一会儿还要起来继续磨面。到半夜，父亲时常可以看到一群很小的人儿，穿着明朝衣服，衣带飘飘，在哪儿打老人牌，还可以听到他们争论的声音呢。父亲那个时候很好奇，有次他就事先备了根细竹竿，用竹竿慢慢去挑其中一个人的长衣带，父亲惊讶的发现，他居然挑着了，那个人还向他笑了笑。父亲马上一身冷汗，瞬间提高了对神的敬意，不住磕头，再抬头，桌上的小人儿们都不见了。后来他们仍然时常聚到磨房的桌子上打牌，但再也不管了，虽然那张桌子一般是父亲这个会计趴那儿记账用的，但也不觉得那群打牌的冒犯了他。相反，他到夏天一般半夜都主动让出去。一是他觉得应该让古代的人享受享受用电的快乐；二是他这样觉得也不寂寞。当然，他们四个人其实都知道这件事，也都看到过。

不过大家相安无事，本来嘛，庙就是人家住的，你们说占就占，总得给人家留点儿空间。另外一个，把庙改为磨房，那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我们也理直气壮，对不对。大家都是为老百姓服务的，目标一致，那就相安无事。那座庙，从明朝就开始香火旺盛了。

后来他们四个人，多多少少都出了些事儿。父亲是一次半夜迷糊，磨面时，不小心将手伸进了磨料口，于是右手五个手指头全部被切掉了。另外一个一直找不上媳妇儿，只好换亲。第三个壮年去世（他是唯一一个敢半夜看到小儿，直接向桌子上撒尿的人）；第四个中年丧妻。

手指被切掉，父亲住院了。伤愈后，不能磨面了，因为有文化，就去了村里供销社，因为右手不便，父亲在用算盘这个工具的时候只能用左手打。2年后父亲左手打算盘剑指如飞，曾获得县供销社系统算盘比赛一等奖。我是我家四个孩子最小的一个，父亲喜欢我，就经常跟着他，包括上班，于是我就经常看到他打算盘，一阵有节奏的哗哗啦啦声响后，“啪”的一声，表明计算完成，“六块七毛三分六厘，收六块七毛四~~~~，超五厘按一分”。于是，我喜欢上了算盘，虽然不会打。考大学时，我报的志愿全是计算机，是不是下意识中延续了从算盘到键盘的过度？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有鼓励，俺坚持

希望能多写点

父亲哪一辈人对毛泽东是崇拜的、对事业是忠诚的、对职责是恪守的、对家庭是不怎么在意的。

所以父亲基本上全身心投入到了供销社的经营管理上去。我们村的供销社在乡里算得上大社，辐射周围3个自然村。每月都有乡供销社派人盘点，来的人都带有粮票，在我家吃饭用粮票支付，这个时候于我而言就是过节，我可以附带吃好东西啊，夏天有大西瓜、冬天有卤肉面条，顿顿混个肚儿圆。什么程度？吃过饭撑得肚子疼，躺在床上不能动。到现在老婆还说我肚子伸缩性很强，我估计是那个时期撑得。因为我这种为吃饭而奋不顾身、勇于献身的精神，兄妹4个，我的个子最高，我就想是不是我的动物本性发挥了作用，能够尽量占得更多的食物，从而保证自己的生存与发展？

那个时候的东西都是国家统一安排生产、供销社统一管理流通，不允许私人开小卖部的。产品都要分级（有的时候还标上正品、次品，价格不一样），量都很足。拿稀缺的布匹来讲，我记得两件事，一件是父亲告诉我的，一卷布的规定长度是150米，而实际上出厂时都在155-157米左右，父亲给相亲们撕布时也会多撕两三手指宽，都是乡亲，拿着布票买不容易，至少不会短。一匹布卖下来可以结余1、2米，这是可以拿到自己家里的，所以我们兄妹的衣服就是时下流行的拼装结构，到现在我觉得国有企业没那么坏，是不是因为我是既得利益者？第二件我记得有一年一个大厂在染布时颜色配错了，生产出来大量次品，次品也是要明码标价卖的，便宜，厂家自知理亏，给的余头很多。但因为是的确良布，乡亲们还是很踊跃，买的人络绎不绝，我曾多次“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将头埋进布里深呼吸闻淡香的浆味儿，作为向村里人炫耀的资本，这种白底小蓝花儿的布永远的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供销社很大，长长的、用砖头垒墙，水泥板搭台面，长时间使用磨的溜光的柜台，在昏暗的电灯照耀下（大多数时间点的是蜡烛或者煤油灯）从这头儿望不到那头儿，柜台里面都是货物，最东头是锅碗瓢盆儿以及斧头、铁钉、铁锨头儿等等，中间是布匹等，再往西来是饼干等食品，最西头儿柜台拐了个“L”弯，地上放几个大缸，分别是醋、酱油、酱、白糖、红糖等，墙上是白酒、罐头等。作为家里老小，我有特权每天在这个有趣的世界里转悠，但我没有特权去吃里面的任何东西，所以，现在有“舌尖上的中国”，那个时候有“鼻尖儿上的我”。

父亲的工资最开始是6块钱每月，后来是18.6元每月，一直到供销社解散村级社，他的工资达到了46元每月的历史水平。

那个时期，“缺”是个关键词，特别是日常消耗品，酱油、醋、白糖、红糖、布、火柴等，后来取消了粮票，改为用钱买。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印象，物资短缺现象已经越来越少了，倒是“钱”越来越短缺。

这个供销社的布局跟我们村的是一模一样的，印象深刻。因为“馋”。那时俺娘是赤脚医生，所以“药铺”就在供销社的隔壁。没上学前经常在供销社里玩，看到供销社里有新进的点心什么的，就跑俺娘那缠着让她买给我们。

说到“缺”了，这一次就再说说的缺的问题。一个是“盐”，一个是“火柴”，还有一个是“酱”（甜面酱）。中国老百姓物资短缺怕了，一有风催草动就疯狂采购，延续到现在，仍然有这种现象，成了传统，这种传统的形成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困难记忆，也来自于我们的祖先承受的苦难太多进而形成了基因，我认为对于短缺的恐惧进而出现“盐荒”等之类的现象，是不是仍表明我们仍处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最底层？是不是从侧面也反映了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这个命题？

早先都是“坷垃盐”，就是盐的结晶体，都说是海盐，我估计也未必，那个时候平顶山叶县的盐矿应该早就开发了吧。虽然盐便宜，也用的少，但似乎盐荒发生的次数好像最多，印象中隔几年就要疯狂抢盐一次，我父亲总是劝乡亲们，没有必要，盐不会断了供应，但似乎适得其反，买的更疯狂了。疯抢的原因什么都有，要打仗了、防什么病了等等之类。

火柴印象中有一次，我们那儿都是安阳火柴厂的产品，突然就有人说要打仗了。那个时候没有打火机，也几乎没有人用煤球炉做饭，都是灶火，每次做饭都需现点火的；还有柴油灯，后来是蜡烛

，虽然有电灯，但作为摆设的机会较多。所以，那个时候火柴就是开启农村家庭现代文明的火种，属于必需品，也属于消耗品，不得不用还不能重复使用。这一打仗，按说应该储备的东西很多，但不知咋的，都疯狂买起火柴了。后来才知道，村儿里一大爷，平时腿脚不怎么勤快，当天中午生火做饭时火柴用完了，那个年代从地里干活儿回家押到中午人是很饿的，更不愿意动，大妈向大爷开了火，于是不情愿跑到供销社卖火柴，心想不是一次一盒买，麻烦么，干脆买几封（用薄的糙纸，将10盒（好像）包在一起）得了，心里也有点气，就对“钱”狠了一次。街坊邻居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一问，说，“不知道呐，你？最新消息，要打仗了，坏蛋炮弹一轰，昏天黑地，不买火柴，到时候连路都看不清，更别说生火做饭了，赶紧吧，再晚，就卖完啦”。这消息就是传播速度极快的病毒，到了晚上，供销社火柴就卖完了。最多的一家，买了两箱，按他们家的使用速度，起码5年不用再买。后来找父亲要退货，父亲还是给他退了。

而对于“酱”，那个时候，平时是不吃的。但到春节，家家户户都要打上一些，所以酱是年年春节时缺货，节后无人买。属于周期性“酱”荒。所以父亲在春节期间卖东西时，都要劝大家少买一点，特别是酱，甚至有时候根据家庭人口，主动限制购买量，以保证家家都能有酱过节。这也算是局部供求关系调节吧？属于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我父亲那0.8双手是无形之手，还是有形之手？

所以，我总结，那个时代，短缺现象是有的，但几次“*荒”似乎都是人们的恐惧心理在作怪，包括到物质极大丰富的当代。日本鬼子受核辐射辐射，我们中国人抢盐。我脚得吧，这说明随着国家实力的日益上升，老百姓开始“身在祖国、荒怀天下”了，我们有了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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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对不住。河里的规矩。俺还没有宝推的资格。先记着，等俺达标了一定加倍补上，不说瞎话。

话说那个“拼成语”太好玩了，还能得宝。就是俺空闲时间少了点。

本来还想把父亲给我讲的民国到本朝期间我们那一疙瘩发生的事儿也讲讲，像地主、土匪、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普通老百姓等等，但写文字的能力太弱了。还是继续讲老爹吧，随便讲，他不咋地。要将已经逝去的人，说岔气了，怕他们上来找我。

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供销社作为国营单位的经营状况已经越来越差了。首先，村里陆陆续续开了3个小卖部，小卖部经营灵活，都捡日常用的卖，还能持续不断的更新产品，供销社承担的商品供应的职能小卖部完全可以取代；其次，乡社、县社作为管理机构，越发显现与市场的脱节，里面的人更多的是官僚而不是管理者，销售的产品、采购进价、经营手法调整等等几乎谈不上。还要养一大帮子办公、行政及离退休人员。供销社要停办了。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兴起。一是原来的都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销售都是通过供销社这个渠道和网络，现在有了许多民营企业，产品也要找销路，而民营企业与私人的小卖部结合是最佳的方式，必然的；二是原来的物流没那么发达，且产品流通受国家的管制，现在这种限制没有了，国内的产品东西南北中大流通；三是中国制造能力的提升，带来了花样翻新的产品，且不断推陈出新，典型的，那个时代龙虾糖、块糖和奶糖三个产品卖了多少年，且包装基本不变。现在的糖丰富多彩，小孩子也愿意买。那个年代，第一次见方便面，稀罕的不得了，和姐姐偷了碎渣渣还舍不得一次吃完，方便面都是装在大塑料袋子里卖的，里面几块面就有几个调味粉包，而现在的方便面去超市里看早就琳琅满目啦；四是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比在这方面显示出了劣势，而市场经济欣欣向荣、快速发展。可以说我国的供销社是真正的见证了国家经济体制转变的。

村里的供销社关门儿了，父亲的供销社职工身份被就地“正法”了。我家承包了村里的供销社，留给我爸的是一张化肥销售许可证（没有这个证不允许在村里卖化肥，这也算是供销社唯一的特权吧）和原供销社的存货。

随着时光的变迁，我父亲从原来在村里比村长地位还高变得无足轻重了。刚好那几年家里出了许多状况，可以说家道败落，最后把化肥销售许可证也转让给村里一家小卖部了，东西也不卖了，至此，村里的供销社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市场经济、民营经济已经在村里完全驱逐了国营经济、计划经济。呵呵。所以，前几年河南的省长李成玉调供销总社，我还挺好奇了一阵儿呢，我以为供销社已经没了，竟然还有一个国家机构，可是他究竟做什么，我已经不知道了。父亲至此彻底脱离了与供销社的任何关系和联系。

这也是自己的心愿（同属你父亲的那代人），应该把自己这辈子的见证和体验留给下一代，但一是无空闲，二是定不下心来。

若是更多的小辈们能对父辈的过去感到兴趣，帮助他们留下些文字，是利己利人的大好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