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转天涯的帖子：甲午大败局 -- 慧诚

你能理解了这个，自然就能理解毛。

但是对于河里的一部分人，似乎这并不是常识。

近两百年没当老大了，自家人都几乎忘了。

中国是不能指望其他人的。全球白皮（不计三哥和他的堂表兄弟）以不到两成的人口，消耗了地球上绝大多数的资源，早就该开除他们的球籍，送去火星定居了。

中国的：

1。历史太长

2。文化太强

3。人数太多

人家永远都会把我们当对手看待。

内因是天朝的所有权被作为minority 的满人窃取。广大汉人其实是满人的奴隶。作为奴隶的人是不会有荣誉感和主动性去作战的。

外因是当时的列强对天朝的银子， 土地垂涎已久。英国人是最会在各族间搞平衡， 从而火中取栗的，例子太多了。英国人之狡猾， 他们既要中国的银子， 有不想亲自动手来抢而惹一身骚。中日之间的战争一定有英国的黑手在里面， 他们曾经发放巨额贷款给日本就是证据。马关条约赔偿的银子最后兑换成英镑支付的， 日本也归还了贷款。这些都是证据。或者说甲午就是英国财团出钱， 日本人出命。

从世界的角度观察中国。

这是很多探讨中国历史的人所缺乏的一种眼光。

什么是“当今政治格局”？

国际政治体系中，老二这把交椅难坐，这是向来如此，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这是大国的命运，只有大国才配担当这样的命运，无须愤懑难平。就像只有101师，才配“我们天生是要去被敌人包围的”。

至于说“希望中国垮掉”，嘿嘿，当年共产主义阵营喊了多少“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帝国主义灭亡了吗？最后还不是发现不过是自寻烦恼。同样，当年福山断然喊出“历史已经终结”，然后又不得不改口“历史尚未终结”，因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计划经济专制政治这善恶不两立以外，又出了非驴非马的“中国模式”，以至于再谈“终结”都成了无的放矢，否定“中国模式”方是当务之急。

“韬光养晦”也罢，“不折腾”也罢，不过而而，无非是些政策层面上的时宜。“发展才是硬道理”，“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上的，也不是这么想，这么做的。太多自身利益啦，国家利益已经只是为个人利益服务的了。

对于个人，群众，反倒是这两个是真理，也能实践。

似乎跟蚂蚁提胸怀也不是很流行的做法，但是中国人现在自觉已经有了日本人十九世纪时的“胸怀”鸟？

甲午应该是个转折点，如果说之前大清还有个架子，甲午就是连这个架子都倒了。我大清那个时候连全国动员的能力都没有，基本上是李鸿章的北洋派在前面和日本对着，还谈什么“满清作为有争鼎世界的潜力的大国”

任何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人口众多的国家，都有这种所谓的“潜力”，但是不能转化为实力的“潜力”，有什么意义？这种转化的推动力，才是民族复兴的决定性因素。

满清有这样的推动力吗？这种推动力，是所谓“认清潜力”“放眼世界”“决心争霸”之后就能拥有的吗？你的原文比吐槽文得花还少，我想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我认为，这样的推动力，在五四运动和共产党彻底推翻旧社会的政治伦理体系，彻底改造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前，是不存在的。毛的伟大，不在于他认识到了这种复兴的“潜力”（认识到的人还少了吗？孙大炮，凯申公，甚至遍地的军阀头头们，那个不是认为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而在于他成功地实现了这种改造，把中国人民从愚昧而绝望的一团散沙改造成了世界上最有进取心，最有组织性的人民。

没有这一点，光靠所谓“潜力”，所谓“雄心”，什么复兴，都是空话。

还不如租雇佣军，洋枪队，飞虎队。

所以有”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之说。

毛邓之争,根本就是中国是怎么发展,才可以实现民族复苏.毛明白中国太大,别的国家根本不可能让中国全面复苏,所以以自力更生,三个世界来布局.

而邓却天真的以为,可以现实和平复苏,希望做老二,然后慢慢成为老大.

甲午战争已经表明这个路根本行不通.抗日战争中,世界各大国大力支持中国,就是因为日本马上要统治中国.然后成为一个世界性强国.

明白人一看楼主的文章就明白所指的地方.可惜,朝堂之上,都是60以上的老人,太过于保守.而且是官斗起家,不是战争起家.太天真了.

所谓中国模式的真正内涵是什么？有人清晰的定义过么？

总觉得中国模式不过就是政治还没有最终被资本完全控制而已。这跟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有关系，因为中国历史上长期奉行重农轻商的政策，士农工商依次为主要的社会阶层。在权力结构上，是政治（皇权和党权）与文化力量结合（士绅），通过官僚体系来共治天下。而在农村，士绅阶层则通过宗法组织控制了农民这一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群体。商人阶层（资本）要么依附于官，成为官商，要么融化于士，代表性的成为儒商，要么亦官亦商亦儒，从来不曾获得过独立的政治地位。这一政治结构在毛时代变成党结合部分理工和文科知识分子，在工农的支持下治理天下。近代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通过产权改造基本被驯服了，从力量上完全不可以同国家资本抗衡。文化这方面，实际上反右等政治运动对部分理工和多数文科知识分子形成了巨大的压制和排挤，在文革中登峰造极。因此，除了一部分被化整为零吸纳入党的体系外，知识分子整体上被排除在了权力体系之外。这也相当于是砍掉了民族资本的一个侧翼，即他们在精神上的同盟。当时的党一方面有毛主席的巨大威望，另一方面又有翻身工农的坚定支持，以慨然之势握天下权柄，根本不需要也不屑于知识分子的支持。改开后，邓通过平反收拾人心，重新赢得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并重新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让其获得了合法的政治身份。但是，知识分子要的不只是这些，他们想要恢复从前士人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国师”兼政策执行人的角色，即希望能够参与中枢权力的分配，并获得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也就是政权合法性的言说体系）。他们的这些诉求和改开之后重新获得发展的资本势力的崛起形成了某种合作态势。虽经89短暂的挫折和停顿，也没有停止他们在中国政治体系中分量的增长和话语权的增强。时至今日，资本在中国经济社会中的分量已经举足轻重，对经济发展和民生、就业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和作用。而知识分子则通过对媒体的渗透，并在资本的支持下，逐步控制了社会舆论，而党的宣传部门不仅丧失了意识形态权威，也丧失了很大一部分社会话语权。现在的局面，已经变成了要建立怎样的一个政治体系，才能形成一个权力、资本和文化相互制衡的格局，而在其中，权力又能起到最终的决定性作用，避免资本的独大。由于现在文化的力量主要倾向于资本，党权急需获得另外的支持，方能维持对局面的掌控能力。这部分力量，则主要来自于民众和部分健康的、倾向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文化力量。中国要真想创立一种新的模式，必须通过对资本和依附于资本的文化力量的制衡，来将其限制在对政权有利、对人民有利的范围内。中国的文化界，则需要发展一支既了解传统文化，又能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话，同时又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的力量，来制衡那部分依附于资本乃至外国势力的知识分子。中国真正崛起的标志不是国力成为世界第一，而是重新建立一套适合自己国情的、适合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体系，并得到多数知识分子的支持，也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不能建立这套意识形态，就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最终仍只不过是被资本控制的国家之一。知识分子在建立这套意识形态体系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