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千秋万代邓小平 -- 温相
孟子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个王者按照孟子的观点不仅仅是称王称霸的意思，更主要的是能够恩于当代，泽被后世的具备一定道德基础和政治伦理的领袖。公元一四七八年，中国正处于明朝明宪宗的统治，这个皇帝的昏聩是明朝全面走向衰败的开始，五百年之后，也就是公元一九七八年，还是在这片广袤的国土上，中国人民在一位叫邓小平的领导人的带领下，吹响了崛起的号角。
邓小平是毛泽东的优秀遗产的最大继承者，也是毛泽东最为优秀的学生和战友，虽然小平本人并没有这么说过，但是，小平的政治生涯深深打上了毛泽东的政治烙印。他和毛泽东一样都有一种非常宝贵的政治眼光－－务实。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何去何从已经是摆在每一个党人面前异常严峻的现实，然而，直到这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生死存亡关头来临时，很多党员包括党的领导者都是心中无数。毛泽东这时候站了出来，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口号那就是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此后，尽管经历了八月失败和种种艰难，但是，创建根据地进而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做法让共产党再度声名鹊起。
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在一九七八年，邓小平接手的是一个混乱已久、百废待兴的烂摊子，文革十年不但打倒了“走资派”，也打倒了人们心中的理想，大家早就厌倦了不厌其烦的说教，转而回头看看，原来口口声声要拯救世界三分之一乃至更多生活在水生火热中的竟然就是我们自己。适时，如何整顿国家、收拾人心成为当务之急，中国共产党再次面临历史上的又一次的生死存亡的抉择。
邓小平年轻时奉派广西策反俞李时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不管红中白板，先给我把屁股坐稳。”这是他引用的家乡四川的一句俗话。这句话的核心和后来的著名的“猫论”有着异曲同工的地方。文革结束之后，恢复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信仰，源泉来自何处？那就是来自经济的稳定和生活的日新月异。所以，放弃一切不必要的争论和一切不急之务来大力发展经济从而避免政治上巨大危机从地下走向地面成为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以后的二十年里面，正是因为比较好的执行了这一思路，才得以在文革的废墟中慢慢走了出来，慢慢的赢得了世界的认可。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阶级斗争，有时候因此模糊了阶级和阶层的界限以致于扩大化，而且，建国之后，党的工作中心已经开始转移，毛泽东不见于此，继续推动他的斗争哲学，让人民群众吃足了苦头。邓小平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提出了自己的关于如何建设中国改造中国共产党的新纲领，那就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这里面有两层涵义，一层就是发展中国的实力，另一层就是在发展中改造我们的党。后者是重心。中国共产党从斗争党进入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之后怎么样转换自己的角色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做过思考，写出来《论十大关系》，然而，他没有按照这个思路继续走下去，反而走到了自己的这个学说的反面，最后栽了跟头，邓小平吸取毛泽东的教训，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时，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尽快的适应自己的在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新角色，那就是从斗争党改变成为全民党的伟大历史任务。切实的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中国人民的未来扎实的结合、融合起来，不能把自己独立或者割裂开来，也只有把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的联系起来时，这个几乎具有百年历史的执政党才可能继续发挥他的积极作用。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是准备把邓小平的这个世纪观点作为重要的课题加以明确讨论。邓小平虽然在生前没有把具体的答案给全党解读出来，但是，他留下的这个宝贵的思路和途径给迷惘中的中国共产党指出了未来的走向。
如果仅仅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看，毛泽东无疑是党的恩人，因为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几乎不可能从在野走到前台，也不可能牢固的树立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政治权威，邓小平在这方面也是无须质疑的，然而，他不同于毛泽东的是，他没有单纯的把自己看作是党的领导人，更把自己看作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不单单是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于既倒，也挽救了中国乃至我们这个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是一个千秋万代的历史伟人。
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毛泽东有毛选五卷，邓小平有四个坚持，江泽民有三个代表，而到了胡锦涛时就开始两个务必了，虽说这些标志着他们各自执政特色的理论和口号呈现降幂排列，但是，一个核心问题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
胡锦涛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很快动身前往革命的旧地西柏坡村，瞻仰当年七届二中全会时的历史背景，其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尽管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中国执政长达五十多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摆在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面前的问题仍旧不少，这时，想起建国之初，毛泽东那一番语重心长的讲话“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是具有相当现实意义的。作为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首次出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对此有着很深的体会。
事实上，毛泽东的这番居安思危的讲话，作为讲话者本人的毛泽东自己也没有完全的按照该思路行进下去，在建国后很快头脑就开始发热，不那么冷静了，以后逐步向极左滑落，终于酿就了文革的严重错误。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深刻的感受到中国需要的是什么，他大刀阔斧的进行了划时代的改革开放，一方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另一方面提出了一个给予后人无限思考的问题，在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的世纪任务是什么？站在前人肩膀上的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同志适时的提出了对党的核心使命进行适应世界潮流发展的新理念，这就是与时俱进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在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
在上一个世纪，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这时候的中国共产党是作为一个政治斗争党面目出现的，或者说作为一个革命党的面目出现的，但是，随着经济工作日益成为众多工作中的核心，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敌我矛盾变成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之间的矛盾之后，党的政治职能也要有一个转变，如果继续空喊阶级斗争或者把一些并非主流矛盾的问题泛政治化的话，那么，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化，很多问题也慢慢的暴露出来，像被人民群众诟病的腐败、贪污、失信、污染等政治、社会问题，特别是贫富差距的拉大使更多的人们对中国的未来忧心忡忡。而且，问题还不仅仅在国内，反观世界上，一些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周边的局势日渐复杂起来，这是考验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经验丰富的大党的执政能力的时候，如何面对这些复杂的情况，如何让这些复杂的问题迎刃而解，已经是目前党的核心任务了。
胡锦涛在担任总书记之前，曾经在十四届、十五届的中央委员会中始终负责意识形态工作，所以，他对于怎样增强党的生命力，加强党和群众之间的沟通是比较敏感的，他上台伊始就很快完善了政治局内部的学习制度，他多次在公开场合下强调共产党新时期新背景下的执政能力问题，最近，也就是九月四日，在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上，胡锦涛再度重申：“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虽说这个论调是重复邓小平、江泽民以前的提法，但是，在胡锦涛的当前的言论中，我们会发现，胡锦涛把这个说法不但具体化，也准备理论化。例如，他在今年八月十三日到十五日于四川考察时指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认真落实党的各项富民政策，扎扎实实地把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办好，带领人民群众不断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次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应该是一个把党的新时期的政治面目通过中央全会形式固定下来的重要步骤。
中国共产党必须逐步的向全民党的方向迈进，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在工作中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程度，必须在新的政治、经济环境积极的调整自己的发展思路才能完善和增强自身的执政能力。这个问题其实已经不是什么石破天惊，而是铁铮铮的事实。中国目前的形势我们虽然可以对外人说具有了很大的成就，“中国政府提高全国人民社会地位的举措为其他经济腾飞的国家树立了榜样”（缅甸代表团评论语）然而，面临的困难委实也是不少，甚至说这些困难比那些已经取得的成就显得更加的触目惊心。例如官员腐败问题，实际上很长时间得不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办法予以有效的遏制，而由官员腐败引申到一个社会公平、信用的大机制问题时，局面就变得不那么简单起来。以前，人民群众一心一意的跟着共产党走，因为共产党实心实意的给老百姓办事，共产党取信于民，可是，当这些悠久的好的历史传统和历史信任受到一再的质疑时，一种由基层产生的信任危机就一点点袭来，俗话说：“风起于青萍之末”，假如忽视这种信任危机，忽视这种民间的品评，那么不仅麻痹了自己的头脑，也会把本来属于支持面的那一部分群众赶到对立面去，毛泽东很早就指出，革命就是一个不断扩大朋友，不断缩小敌人的斗争。倘若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下不能很好的把握住这个尺度，仍旧会被无情的淘汰掉的。
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的情况有着一定的不同，所以，简单的套用他国的经验来进行说教显然没有因地制宜，然而，再不一样的国家，再不一样的传统和再不一样的制度，却都有一个本质的雷同，那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在这点上，中国共产党比较其他执政党有着相当深的领悟，归根结蒂，所谓提高执政能力也就是如何收拾人心的问题。胡锦涛现在所要承担的任务丝毫不比当年毛泽东进城之前所要承担的轻的多，也惟其如此，胡锦涛在提出牢记两个务必时才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发自内心的由衷。其实，民间的一些非主流学者诸如杨帆等人早就给中央提出这个人心的问题，中国现在不是对强者照顾太少，而是对弱者漠视过多，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当好这个大家不是没有怀疑的余地，而怀疑者也不都是反华反党分子，把这种怀疑通过引导变成一种动力或者建议，反而会增加来自其他方面的有利的推动和促进，这也就是解放前民主人士经常说的“润之先生的政治雅量”。
之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一点个人体会，不成熟，摆在这里欢迎指正。同时，也说明这并不是为了回应此前关于毛泽东、邓小平孰是孰非的继续。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连战，胡连会谈，双方都是第四代党的领导人啊。
另外，这个这个，“毛泽东有毛选五卷，邓小平有四个坚持，江泽民有三个代表，而到了胡锦涛时就开始两个务必了”，从这里看，也就是表面看，后面的领导人提出来的不能比前面的多，再后面的就只能提一个……，妄言妄言
很同意以下观点
中国共产党必须逐步的向全民党的方向迈进，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在工作中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程度，必须在新的政治、经济环境积极的调整自己的发展思路才能完善和增强自身的执政能力。这个问题其实已经不是什么石破天惊，而是铁铮铮的事实。中国目前的形势我们虽然可以对外人说具有了很大的成就，“中国政府提高全国人民社会地位的举措为其他经济腾飞的国家树立了榜样”（缅甸代表团评论语）然而，面临的困难委实也是不少，甚至说这些困难比那些已经取得的成就显得更加的触目惊心。例如官员腐败问题，实际上很长时间得不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办法予以有效的遏制，而由官员腐败引申到一个社会公平、信用的大机制问题时，局面就变得不那么简单起来。以前，人民群众一心一意的跟着共产党走，因为共产党实心实意的给老百姓办事，共产党取信于民，可是，当这些悠久的好的历史传统和历史信任受到一再的质疑时，一种由基层产生的信任危机就一点点袭来，俗话说：“风起于青萍之末”，假如忽视这种信任危机，忽视这种民间的品评，那么不仅麻痹了自己的头脑，也会把本来属于支持面的那一部分群众赶到对立面去，毛泽东很早就指出，革命就是一个不断扩大朋友，不断缩小敌人的斗争。倘若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下不能很好的把握住这个尺度，仍旧会被无情的淘汰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