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抛砖引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刍议 -- 慧诚
关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有一点思路，写出来，算是抛砖引玉，请大家批评和讨论。
1，中国目前的地方政治有一个问题，就是责任人不清。
地方的省长和市长在名义上是行政首长，然而他们事实上都只是二把手，一把手是书记。这样的话，责任和权利常常分不清。两个人在目前也常常是内讧不断，中国的省委书记和省长能够团结共事的，实在不多，互相拆塔的倒是不少，非常影响效率。另外省委和市委一个班子，省政府和市政府又是一个班子，人数众多，养活他们的成本很高，而且这样的配置导致的人事关系过于复杂，派人去办事，结果事情没解决，人搞出来事情更多。
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地方的书记和省长或市长县长一肩挑，党政合一。党委书记出任地方首长，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因此这种安排符合宪法规定，同时对现行政治体制没有什么太大冲击。
当然，这种方法造成的问题就是减少了很多职位数量，断了不少人的升官之路，引起他们的反对声音，这里需要一些过渡性的措施来解决。
2，关键是，这种方式会使一把手的权力大增。原来的书记虽然是一把手，但是在理论上的省长、市长和县长也是地方首长，跟他评级，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虽然降低了行政效率，但是也起到了相互制衡的作用。现在少了一个对手，他就很少顾忌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因素：民主监督，自下而上的监督。
a，中国的政治长期以来主要依赖自上而下的监督，老百姓的呼声不能说不重要，但是这种呼声必须要让更高一级的青天大老爷听到，才能发挥关键作用。官员们唯上是听，已经是千年传统，从个人的官运来说，对人民负责是手段，让领导满意才是目的。很多人就此提出要通过选举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选举制度的毛病也非常不少。领导是容易被忽悠的，老百姓也是容易被忽悠的，选举承诺常常是忽悠表演。关于这一问题，请看我的另外一些博文。
那么如何把民众自下而上的监督和选拔体制的专业性相结合，我看过了很多的解决方案，取长补短，设计出这样的方案。
1，不搞忽悠和胡乱许诺不算数的选举制，但是也不能完全对上面负责。可以采取任期结束评价体制。
具体说，就是地方首长（例如县委书记兼县长）一届任期结束之前半年，举行全民公开评价投票，完全按照西方现行的公开投票方式进行，但是目的不是选举，而是给现任领导打分，由上级部门组织投票工作，人大代表和各界代表进行监督。得出的结果作为现任领导在任期结束之后安排的重要指标。
a，优秀者，可获得高升。
b，良好者，可以留任或者小幅上升。
c，及格者，可考虑留任或者转任不那么重要的同级职位。
d，不及格者，必须降职。
但是具体的工作安排，例如是否转任另一省市，是否进入中央部委，还是由上级组织部门安排，这是专业判断。把政治的专业判断和人民的民情呼声和判断相结合，可以有效避免纯粹选举制的“外行决定内行”的毛病，同时也可以避免现行制度中“只为上，少为民”的取向，真正用制度强迫地方官员必须眼睛向下看，听到群众的呼声和要求。
另外，国家领导人（七大长老）的选拔标准是：必须曾经出任省级领导人，必须至少获得良好的评价。这种方式可以排除只会营私拍马者混入国家最高领导层。
从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来说，可以考虑让国家主席成为一个实际职务，就是国家最高行政首长。其实这一点只是修改宪法的文句即可，几乎不涉及实际的权力调整。因为目前的人事安排就是总书记出任国家主席，本来就是最高权力者。
从改革的推进来说，这种方式可以从下向上改革，先在县级试点推广，一步步完善，逐渐推广到市和省。对于中央来说，由于一把手本来就是一肩挑，所以无需大变动。
在博客发表之后，有朋友提出批评意见如下：
不要高估百姓的政治能力，一个给大家多发钱的市长肯定是好市长，至于城市负债多少，百姓是不会关心的。等到财政破产的时候，百姓哭都没眼泪。西方民主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整个西方世界的政客都在追求短期政绩，讨好选民，结果是竞争力急剧下降。
来自飞扬南石的评论
下面是我的回复：
谢谢您的批评。确实，我的设想有不完备之处。这也是我为什么不信任选举制的原因。我想这个可以由上级监督，财政借贷权归上级政府掌握，地方政府超额借贷违反纪律，可以由纪律处罚条例来解决。
笨狼旧文《反贪阳谋》（2006文集把窗户纸捅开）一段——
在普通公民素质高到一定程度前，公民定期选官员上台不如官员由延续上级集体委任，公民定期（每年一次甚至每半年一次）选官员下台，根据相关官员的表现，投票分为“建议褒奖”、“留任”、“建议转职”、“开除公职，用不叙用”四种，“建议转职”和“开除公职，用不叙用”票数之和高于实际投票数的50%一律停职，“开除公职，用不叙用”票数达到实际投票数的25%就永远开除公职。
[原创]反贪阳谋
704 次点击
2 个回复
sillywolf 于 2007/8/22 15:36:03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1801712&boardid=1
和阁下几段文字相似度是不是太高了，还是所见略同？——
“1，不搞忽悠和胡乱许诺不算数的选举制，但是也不能完全对上面负责。可以采取任期结束评价体制。
具体说，就是地方首长（例如县委书记兼县长）一届任期结束之前半年，举行全民公开评价投票，完全按照西方现行的公开投票方式进行，但是目的不是选举，而是给现任领导打分，由上级部门组织投票工作，人大代表和各界代表进行监督。得出的结果作为现任领导在任期结束之后安排的重要指标。
a，优秀者，可获得高升。
b，良好者，可以留任或者小幅上升。
c，及格者，可考虑留任或者转任不那么重要的同级职位。
d，不及格者，必须降职。”
跟我这个也不同，我是对其他人提出的所谓罢免制加以修改。也许类似的想法已经是一个潮流，您在2006年就已经提出了，是先行者。
另外，我是彻底反对选举制的，无论中国达到什么水平，都不应搞选举制。
首先是明白中国的统治阶级是谁。美国是资产阶级统治，你看他会让看门狗的官僚阶级贪污不。小贪一点都给你揪出来。
中国？统治阶级不会是工农吧？谁是中国的统治阶级谁来监督官僚的贪污。
首先，是确立中国的统治阶级。确立了，自然由它去监管。
不同的政治层面有不同的诉求和素养，比如村长和国家主席就显然天差地别了。这也决定了村长、县长、局长、董事长等各个层面均有可能呈现不同的政治格局，而且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也因此任何试图一劳永逸的政治体制都注定破产，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法制、政体和钻空投机者的关系好比疫苗和病菌，“药万变病亦万变”。这会有最终的胜利者吗？
中国古代对这一局面早就了然于胸，故而人治全面占优。今天局面之所以有反复，那是因为西方给我们展现了一条让儒家匪夷所思的路。那就是通过媒体、教育等各种思维控制，把“人”大规模同质化并画地为牢关入自设的matrix中。而原本由儒家、教会所把持的管理节点则暂时交给各种冷血的“理性人”(法官、政客、银行家等摄魂者)作过渡，最终由机器人完成任务，把人心彻底关进笼子，实现绝对控制。
所以在考虑政治体制时，首先得考虑认同哪一方，认同东方就偏人治，法无定法，什么有效上什么，一路博弈下去；认同西方就考虑怎么更好地洗脑，把民众脑残化、一根筋化，不停地用各种“政治明灯”来指引、替代民众思考。这样民众越来越卑微，自惭形秽，画地为牢就越有效。
您说的有道理，中国绝不应走西化的道路。
我赞成中国的特殊性，甚至是优越性。我一直认为，中国的文明层次比西方略微高一点点。
但是中国有人治，并不意味着没有法治。中国古代的法治水平也是高于西方的，从《周礼》到隋唐律法，中国的法治水平都很高。人治和法治，两者不可偏废。
参考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a30aed0102ea76.html
中国目前需要在人治的基础上加上法治的约束，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才能处理好这么巨大的国家事务。
中国目前确实走到一个关键点了，一方面要继续向西方学习他们优点，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进步，我们更难以分清哪些应该拿来，哪些对于中国是毒药。
因此，我们也需要更加积极开放的心态讨论。既不可全盘西化，也不要唯我独尊。
选票政治弊病太大，老百姓喜欢选择权，完全可以多搞类似“超级女声”这样的节目就好了。
评价制最大的好处是在老百姓民怨很大的时候，能够有效地发声制约地方官员。这一条对基层政府会有明显效果，越是基层，老百姓的感受越直接也越强烈。
这俩都是统治者的视角，只有引入人民群众的积极热情有序参与，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先设计一个政治制度制度，然后用这个凭空设计出来的政治制度来套现实，中国历史上已经有过先例了，而且不止一次先例。王莽的结局如何？凭空设计出来的中华民国五权宪法，结局又如何？用凭空设计出来的政治制度套现实，无一不是失败的结局。
个人认为，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得思考一下，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只有商鞅变法是成功的，其他朝代的变法却往往都是失败的呢？商君到底在秦国做了些什么变革呢？
其次，TG现有的制度，首先是在革命年代经受住战争考验的制度上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更不是谁设计出来的。经过建国后六十余年的发展，这套制度逐渐成熟。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建国后不断根据各个时期的社会发展不断修正的结果。
因此，讨论TG的政治制度，必须得从革命年代出发，先看看这套制度是怎么从无到有，一步步建立起来的，然后到了解放后又怎么一步步发展到现在这个成熟体制的。然后才能谈要不要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果要改，应该怎么改，向哪个方向改，小改还是大改。没有实际施政经验的人，其实很难讨论个一二三四出来。就我个人观点来说，还是学习习总书记的讲话少空谈，多实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
人类的现实制度从来都不是按照某一个人（即便是圣人）的设计来运转的。
但是人类不断有设计制度的冲动，而这种冲动从来不是没有意义的。从西周到现代，制度设计的方案层出不穷，这些不同的设计都表达了某种理性的思维和价值取向，这些不同的思维和价值取向相互交流、博弈和谈判，加上现实实践中的调整，构成了实际的制度实践。
以为设计一套完美的制度就能解决所有现实问题，无疑是自大狂。但是没有对制度的种种设计和思想，人类也就无法解决不同社会环境下如何调整制度来适应的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讨论过市长书记的权力问题，在国有企业曾经实行厂长负责制，有一段时间书记很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