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中国初期的政治与经济问题 -- 语迟
八大之后，有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就是书记处的地位大大上升，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架空了政治局。这一点就是你说的：
58年的一线分工格局是刘主持政治局会议、邓主持书记处、周主持国务院，在八大五中全会后，成立了几个小组，直接对中央负责，具体部署归书记处。当年书记处发文是直接用中央名义的，连总理都要向书记处汇报。
你仔细想过这种局面为什么会出现吗？
以当时邓的资历、权力，即使他再想抓权，也是不足以造成这种局面的，那么一定有某种外力在推动这种局面的形成。结合56年、57年、59年毛对邓的几次评价，特别是毛59年关于正帅、副帅的言论，就知道恰恰是毛在推动这种局面形成，实际上也只有毛有能力推动形成这种局面。
你的那段话其实已经点出了问题的关键，毛直接指挥下的书记处架空了政治局，周向书记处汇报工作，你觉得周真的是向邓汇报吗？其实邓不过是个代理人而已。
如果如你所说，大跃进是邓独断专行，不听毛的指挥，才酿成惨重后果，很显然是不可能的，也和之后的历史发展对不上。第一，邓本人当时没那么大权力，如果很多决策是邓私自作出的，像周、陈云这样老资格的领导人完全可以反对和抵制，毛也不可能听之任之。第二，在此之后，邓几次沉浮，我都没看到罪名里有大跃进一条。而且，还要说一件事，刘被开除党籍，罪名是工贼、叛徒、内奸，中央文件中列举了大量“罪状”，基本都是解放前的事情，对刘解放后的“罪状”一笔带过了，也根本没提大跃进的事情。所以，很多人把大跃进算作刘、邓的罪状，完全没有根据，连毛都没这么说过。
我一向认为对毛的评价应该是功就是功、过就是过，把大跃进的责任推给刘、邓很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七大形成的中央机构不能适应建国后的局面，中央52年就在考虑八大和中央机构调整的事儿了。
借鉴苏联经验，把决策和日常执行分开，设立书记处，没那么多阴谋论。
你的那段话其实已经点出了问题的关键，毛直接指挥下的书记处架空了政治局，周向书记处汇报工作，你觉得周真的是向邓汇报吗？其实邓不过是个代理人而已。
八大本来就有搭建接班梯队的意味，在几个一方诸侯里，年龄合适、能力也行又没被高饶牵连的，还有哪几个？
让毛刘周朱陈还兼着日常决策执行的书记处，那和七大有啥区别？能适应建国后那种繁复的政务？
还架空政治局呢？政治局兼了书记处职能，还设书记处干嘛？
日常决策和执行在很多时候是很难截然分开的，作为一个负责日常执行的机构，权力越来越大，是很常见的机构演变过程。举个例子，为啥首席执行官（CEO）权力越来越大？从中国历史来看，机构演变也有这种规律。
啥叫都热？周不热？陈不热？
彭德怀在庐山说：增产30%以上是肯定的。李先念还反对农民自留地产量不征购呢。
这当中，刘邓热得超出群侪而已！
刘在大跃进里的狂热，不用本狐在这里一一列举，太多了。
至于邓，书记处确实责任很大。啥站谷堆、1000万亩万斤田等热度不提，书记处究竟是怎样履行职责的？
比如，57年反右：
这里不能不说书记处有责任。省委怎么搞、市委怎么搞、县委怎么搞？应该检查督促，应该了解情况，及时发现毛病加以纠正。第一段反右派斗争，统战部李维汉召开民主党派的座谈会、工商联的座谈会，了解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中间的反右派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提出建议。等到反右派斗争往下开展的时候，就没有像统战部那样的部门来帮助书记处干这件事了。书记处总以为有理论、有政策了，照政策办事就成了嘛！对干部的情况，对干部中存在的缺点，没有检查，没有督促，没有发现问题。
这难道就是举重若轻？
60年下半年，粮食问题暴露，中央紧急出台了“12条”：
邓小平、彭真同志认为农村有了12条就行了，不需要作新规定了。毛主席还说不行，农村的问题还要进一步调查。他亲自带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分别到了广东、湖南、浙江调查，搞出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然后小平同志主持搞了国营工业70条；接着搞商业、手工业、国防科学、文艺等一系列条例。毛主席说，光有总路线还不够，还要有为总路线所需要的具体工作条例，具体工作路线。
工作方法问题也怪主席？
否则就被否决
哪里一条罪名是“破坏文革”了？好像忽悠人不是这么忽悠的。
里面哪里有“破坏文革”的罪名。还是“主要罪名”。
已改。
十届三中全会，邓刚刚复出，调子应该由华国锋定的。
再说，连77年和80年不同的历史事件都能搞错的人，。。。。
不知道阁下缘何对前30年愤恨到如此偏激的地步。
大学毕业之前我也和阁下一样的看法，不止对人民公社，对统购统销、剪刀差、票证制度、农民义务工、户籍制度等等都不理解，加上当年读书期间的积郁，反毛恨毛。
是什么改变了我的看法呢，因为一句话：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来。前30年的种种，都是在严酷的民族生存环境之下，在逼仄的自然资源条件硬约束下，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压迫之下，让中华民族得以整体生存繁衍发展。
比如人民公社，相对于包产包干的确是束缚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避免了农村贫富分化土地集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由于家庭人口数量差异和农业技能差异（包括农业生产资料占有差异)，农村贫富分化速度远高于现在一般人想象，因为没有统一的市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交换和租赁价格不一，以及高利贷的存在。
没有农业集体化，那么必然是分化和兼并，不仅在政治上不可接受，对当时政治协商的工业化共识而言也是不可接受的。
比如票证制度，作为农民，一方面种粮食，自己买粮还要凭粮票。当年我看着家里留存的几张粮票，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知道，这是在土地产出有限的情况下，不至于分配严重不均，让少数人吃饱，多数人饿肚子，甚至猪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再比如农民义务工，修路清淤挖河渠，我父亲最后一次出工是在1999年。这种无偿占有农民劳动力的情况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生产队长一声令下，农民就要自备工具出去干活呢？原来历史上几千年农民都有为国家服役的义务。徭役、征发、租庸调制度的“庸”、“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现在是没有人民公社了，各地的大小水利也荒废很多了。现在的农民不是不愿意建设水利，但是这种集体性的工程本来就不是个体农民干的了的。这就是为什么在集中连片土地流转的地区，仍然需要国家投资进行水利建设的原因。
现在由于农业产出大致稳定，以及化肥农药良种的推广，个体农民田间管理日益废弛，不操心也不至于饿肚子。
您的疑惑和偏激，源自于国内历史教育的失败。这个问题我在工作几年后才意识到。国内社科思想的发生和传播，距离历史和现实需要存在较大的差距，很多扭曲的思想出自于掌握话语权的某些集团的需要，这些带有偏见的解读和教授，于普通人生产生活的实践需要毫无用处。
有良心的人、依靠自己的双手生存发展的人、在社会纷繁中保持独立思考的人，面对历史和现实，总会得出相对正确的结论的。
按我的经历，你是在贼走了耍扁担。
你的这几条应该就是从某些人的言论里提取出来的吧。
农民公社当时应该是解决农业效率的有效方案。
。。。。。。。
一、束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农村，种什么怎么种都不是由农民决定了，种出的产物也不是由农民决定。
。。。。。。你知道那块地什么性质适合种麦子还是种
地瓜，生产队是要开会研究的吗?
。。。。。。。。
二、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把劳动力拘禁在为数甚少的土地上。
。。。。。没有工业的时候，劳动力不在土地上精耕细作，去干吗？流窜讨饭还是聚众闹事？
。。。。。。。。。
三、生产资料公有却导致更难以服务于非本集体的其他人。
。。。。基础资料生产出来了，不管通过那种方式，进入了城市，工厂，怎么说难于服务其他人呢？
。。。。。。。。
四、农业生产从来都不需要集体化的劳动方式，古今中外，从来没有！所以人民公社农业生产的效率极低。
。。。。。从来不需要，，，从来没有，，，所以，，，，这是你坐在家里憋出来的逻辑吧!
早就有人说过了。
这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收录文章的介绍。假定楼上说的是同一部《文集》。
所以楼上说的
恐怕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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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悲催了得。
国家成功与否，与邓大人何干？与花帅何干？与若干功臣名宿革命老干部何干？
他们已经是人生的赢家了。学着老毛一样把一个差点沦落到历史垃圾堆的千年农业国拖上最后一班工业化的列车，自己搞得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总叛亲离的，有哪点好了？
他们干嘛还要走老毛的路？
有见地，新中国的农业、工业就像两条腿，都是大步子向前，还没有休息时间
附议，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作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过渡。
建国以来，90年代是中国人过的最惨列，最糟糕的十年对此cannot agree any more。记得好像是万里风中虎曾经说过在朱镕基当总理时代没人和他抢这个位置，哪怕朱的资历威望远远不如李鹏和一些老部长，就是因为谁都对当时的经济乱象束手无策，而朱下台以后自我感觉有能力当总理的人就多起来啦。
我记得不只如此，印象里面还有很多。比如：忙总的东北国企下岗惨状，李昌平的农业分析报告，各地国企三角债发不出工资，农村里面打白条高提留导致种地还要赔钱的怪现象，于是农民喝农药自杀的有之，身上绑炸药和收款干部同归于尽的有之，挖祖坟偷文物的有之，青海藏边一到季节几十万人挖虫草挖出生态危机泥石流的有之，而且农民要自杀的时代中国首富好像是生产化肥的，接下来港台商人虐待工人开血汗工厂断手断脚只赔几百块把工人打发掉的有之，港台商人命令所谓不守规矩的工人下跪回宿舍前必须人人搜身的有之，港台商人大肆推销先进理念开传销老鼠会骗钱骗色的有之，港台商人挂投资商名义在招商办享受当地最高领导接待最后卷款一去不回的有之，凡此总总不胜枚举。
老实说那是一个教会我啥才叫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时代，事实胜于雄辩因此我一直看不起矮凳。
http://tieba.baidu.com/p/3126695539#/pn=2
水来火去: 实际上大包干恰恰重创了农机工业。在大包干铺开之后，由于人民公社的瓦解，本来尚在进行的农业机械化进程被打断，初具社会化生产规模、处于机械化进程之中的农业经济被打回到“畜力耕种和手工劳动”为主的小生产或“附有一定机器耕作的”的小生产。
举报 | 2014-6-28 21:26回复
水来火去: 一拖公司的“东方红”大型履带拖拉机在1980年的产量是2.45万台。一年以后，急剧跌至1.2万台。1980年代发展较快的是小型拖拉机，各大型农机企业则不得不转弯调头，将个体运输户等私营经济确定为主要服务对象，着重生产中小型、特别是小型拖拉机产品。
举报 | 2014-6-28 21:29回复
水来火去: 1992年以后，大型农机产量猛然上升，然而细究其因，却似乎与农村、农业并无太多关联，更主要的，可能在于总设计师鼓动的南方开发热极大地刺激了大型工程机械的市场需求，由此带动了大型推土机、拖拉机的产销量急速上升。这个昙花一现的局面过后，大型农机企业(大致在95年以后）又重新陷入困境。
举报 | 2014-6-28 21:31回复
水来火去: 直到2004年以后，当局“正式提出对农民购买农机给予直接补贴”（根本上还是为了扶持富农、农业资本家），同年《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开始实施。天朝的农机化进程才得以重启。但时至今日，天朝的大型农机市场基本是被外资垄断的。
举报 | 2014-6-28 21:38回复
水来火去: 外资在农机市场中总的市场份额目前还不高，但“大型农机”这块已经被外资控制了。按照天朝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张小虞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的说法，天朝高端动力机械和配套农机具的对外依存度高达90%以上。（参阅：《外资垄断中国大型农机市场 国产品牌难掌话语权》）
举报 | 2014-6-28 21:39回复
水来火去: 回复 水来火去 :此外，“南方的水田作业所需的小型农机,如水稻收割机,也基本上被日本久保田公司垄断”。
举报 | 2014-6-28 21:40回复
水来火去: 回复 无辜蒙冤方世鸿 :未变修时，要搞修正，不妨鼓吹“先机械化，后集体化”，把农机化作为反对集体化的挡箭牌（当然按照ＷＧ时的出版物，前十七年期间恰恰是修养笑贫路线阻碍了农机化），变修之后么，为了加快复辟进度，哪怕破坏农机化进程也在所不惜（事实上也确实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