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386的几个段子 想想不容易 -- 太极学者
江浙许多县城的房价也是上万的，他们的基础设施和上海相差无几。
市场经济所决定的。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一个人在上海浦西摆个摊，一个月可以赚10万，而在浦东只能赚5万。为什么呢？因为地理位置起作用。
在浦西摆摊赚钱多，自然就会吸引其他人跑到浦西来摆摊。于是摊位就成了热点。于是浦西摊位价格就会上升，一直升到比浦东贵5万。这样市场得到均衡。浦东浦西摆摊赚的钱就一样了，就不会出现大量人往浦西涌入。
-----------------------
假如政府出面干扰市场的均衡过程，强行规定浦西和浦东的摊位费就是一样的。那么在浦西的摆摊就比浦东多赚5万。这个盈利空间就会引发矛盾，凭什么你可以在浦西租到摊位，而我只能在浦东租呢？
-----------------------
政府的解决方法通常如下：
1、户口决定。浦西人才能租，浦东的不能租。于是户口就成了市场流动的障碍，生在浦西的人天生就比浦东的人高贵。
2、主管部门根据表现好坏来出租。主管部分势必成为腐败重点。
3、先来后到，排队！于是全中国人都来排队。只要拍到手，那么白落五万块钱。
--------------------
这些方案都带来腐败和社会不平等，比市场决定地租带来的问题更多。
--------------------
更可况人家摊位也不是白来的，都是花钱买的，有人运气好眼光好，早投入多赚钱而已。
我们的底线，只要不让他把“摊位”带给下一代就可以了，防止大面积的食利阶层出现，导致社会结构固化。
--------------------------
同样，如果用遗产税和各种税调节土地所有制，也是可行的。只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得到封建体制的保护的，并且有地主阶级组织军队予以保护。所以，大家针对土地封建土地所有制才采用了暴力手段。因为这是两种制度的搏斗，没有时间用缓慢的法制手段予以缓解。
房租还是这个房租，但是把一部分收入通过税收补贴低收入群众；
政府还可以在服务人群中检查8小时工作制，超时算加班费，而且不得超过2小时加班，这样就提高了人工所得，间接降低了房租在营业额中的比例。
总结下，我想说的是，在一个内部差别的环境中，居住在极少数条件相对较好区域的人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江浙本身就是中国少数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自然会拥有一批基础设施较完善、几可与上海比肩、在全国属于顶尖水平的的小城市，那么有与上海可比的房价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没有他们的分担，以江浙的民间财富，上海的房价会比现在还高的多，比北京还要高的多。
房租收入也算到收入里，确实是超额累进税。个人所得税是包括工资收入、房租收入等。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税务局监察得不严，广大人民偷税漏税而已。
一面放纵新佃农时代的成型。
个人所得税应该对房租收入、经营收入进行征税。但是税务局查得不严，原因很多
1、政府习惯不与个体户较劲，比如摆摊吧，可能赚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的都有，但是出于简化工作流程和中国人民喜欢耍赖的特点，一般都不予以追究。房租收入也是被视为“个体户”。如果是商业房的话，查得还是比较严的。民用房就没人理了。
2、大量的现金交易，使得追查收入难度也很大。这一点发达国家就是发达国家，人家对现金交易卡得非常严。但是中国人去了，还是利用现金交易逃税漏税。
真到了土地财政无法维持的时候，三四线城市的政府自然会疯狂的招商引资。那时，一线大城市容纳不下的工厂就会开始产业转移。而现在依托土地财政建设的基础设施，就会使得三四线城市的竞争力远强于东南亚或者印度。
正如您所说的，人的转移是最容易的。工厂转向三四线城市之后，备受排挤的移民自然也会跟着返乡。
最终，在水资源丰富的地方会形成几个城市带，到那时中国也就真正进入发达国家了。
真的给力吗？要我说，这种说法是孤立的机械的的思维方式造成的。
如果你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我们今天也可以用这种话来说南街村。因为南街村虽然对内是搞社会主义小社区，但是它面对外部资本主义大环境，也只能采取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
三块表的环境下，资本家入党目的是啥？是为了寻求更加扎实的攫取个人利益的资本；而恩格斯作为当时资本主义兴起初期出现的一个资本家个体，他的目的却是恰恰相反的。
其实大家讨论的焦点不是房价有多高，而是应该占据你一生创造的价值的百分比。
如果房地产占了大多数人一生创造价值的一半以上，毫无疑问，你就是佃农。
这一点我也发现了 同事里有极其恨毛的 提到毛就没法理性 而且拒绝承认事实 一直以为是认识层次问题 后来无意闲聊里透漏 祖上是地主
现在想想“黑五类”这个名词还是有道理的 阶级是有传承的
“以推荐的方式，选拔工农兵大学生”。
推荐的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推荐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高考虽然受到很多诟病，但其最大的倚仗就是公平性，这对防止社会阶层固化是极为重要的，您用推荐制度取代了考试制度之后，要用什么来保证老百姓的教育公平呢？
这让我想起了古代的举孝廉到科举的制度变迁，科举能战胜举孝廉，至少说明了科举制度本身的历史先进性，那么您说的“推荐方式选拔工农兵大学生”取代高考制度，是否是举孝廉对于科举的反向变迁呢？
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出发点是性恶论，高考制度也是一样，而您的推荐制度的出发点是性善论，至少从历史的样本对比和制度的实践对照中可以看到，性恶论比性善论更加贴近人性的实际。
推荐制度短期内用用无妨，但是您真的以为可以长期坚持下去不出乱子？
省会城市因为占有更多的医疗教育政治资源，GDP比重已经在放大，照此趋势，北京上海模式可能复制到各个省。
北京集中了大量党政军官员，公务员，科教文卫，演员，运动员，公司高管，这些人带动了消费，带动了就业。也就拉动了服务餐饮零售等等。
上海这方面不如北京，但是上海金融企业，大量企业，还有大学和科研单位，也不是一般城市可以比较的。这些人很多是不太可能去二三线城市去定居的。但是在大城市可以有机会。比如俺们知道一对在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夫妇，夫妻都是博士，都不是上海土著，他们工资不高。但是工作了几年，一个人单位突然来了一笔几十万的房贴，隔了几年突然另一个的单位也给了房贴。这些单位并不承诺，也许后进一年的就没有了。但是这样，他们就有了首付。就可以在上海安家。夫人是西南一个比较不富裕的省出来的，博士是中国科大的，而且上海沦为房奴和佃农还是比中小城市深，但是显然上海更符合他们的期望。
还有就是由于大城市的市政建设，使得住得比较远也成为可能。80年代中住到田林就形同充军发配，现在可以住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