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最近发迹于豆瓣的刘仲敬在国内有点火了 -- 孤山子

youtube与腾讯上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uqbJdKFOaQ

扫一眼就知道是个什么货

据我所看的，以及理解：他是不是在说：土豪就是公民自治，社区自治之类的东西？中国目前没这个，所以是失败的，米国和台湾有这个，所以会成功？

如果是这样理解，我就不说什么了，只能呵呵呵了。如果理解错误的话，当我没说。

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75180

纯粹的理念、混浊的经验——政治哲学与历史的遭遇

－刘仲敬

孔子为中国式“清议”传统确定了上限：“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朱子为了避免恶意曲解，在注释中补充了一条下限：“上无失政，则下无私议，非钳其口使不敢言。”鉴于他本人就受到过“钳其口使不敢言”的待遇，这个补充很有必要。虽然中国传统思想在政治哲学方面不如在伦理学方面精密，但经验性总结“论政热情”仍然相当可靠。政治冷漠总是出现在两个极端：其一是“墨索里尼永远正确”的高压统治；其二是“历史终结之后”的平庸化社会。处士横议、民气汹涌恰好代表二者的中间状况；这时“X国之命运”似乎多多少少悬而未决，人人都认为自己的微薄力量有可能影响历史路径的选择。

纳博科夫评论美国的俄罗斯流亡社区，称他们的文化水准高于周围的普通美国人。他们永远争论不完的话题是：（俄罗斯）一百多年争取自由的光荣和悲惨斗争，以及应该如何如何、不应该如何如何。但他们的下一代对政治极其冷漠；看不出教育除了提高收入以外，还能有什么意义。自然，他们身边的美国社会始终属于巴比特的精神后裔。收入丰厚的管子工和卡车司机用怜悯的目光打量大学教授，俄国人称为“知识分子”的特殊人物享受不到神圣的光环。

在这种国本已定的平庸社会中，沉默的保守主义深入全民、无孔不入、无比自信，足以将任何离经叛道者变成小丑。对“公共知识分子”（特别是革命者）而言，这比迫害更可怕；所以托洛茨基才会说出布尔什维克宁可受人憎恨、绝不受人嘲笑的话。相反，高压统治下，官方保守主义跋鼓齐鸣、貌似强大；却更象是要塞部队四面受敌、亟需寻找自信，可惜不太成功。

由此可见，“公众人物”或“意见领袖”的崛起主要是一种历史现象，取决于当时当地的社会形势。“公众人物”本人的政治哲学水准是高是低，其实只是非常次要的因素。在许多决定国运的历史转型期，主要公众人物的言论之幼稚、混乱、自相矛盾，令人叹为观止。但这不大可能降低他们历史地位的重要性。自古至今，有理有据的政治哲学家倒是很少能影响公共生活。卡莱尔鄙视罗伯斯庇尔的演说空洞无物，显然以为自己的《法国革命史》高出后者好几个档次；但英国的历史路径早已决定“文学政治”此路不通，英国文人的个人能力根本无关紧要。很少有人知道：罗伯斯庇尔原先是保王派；九一八事变后，谴责“不抵抗政策”最积极的人物其实是汪兆铭。

政治哲学以人与人的权力关系为对象，人性远不象环境、物质那样容易在短时间内剧变。因此，在政治哲学上实现理论创新是极其困难的事情；人类迄今存在的大多数政治制度都不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阐述的六种基本原型范围。大多数自诩的“创新”都可以纳入两类：其一，概念混乱和错误；其二：有政治意图的广告文宣。这两个集合有交叉，奥威尔的“新话”就同时属于这两类。即使在通常自诩的自由世界，大多数人使用“自由”的方式都不会获得麦迪逊或阿克顿勋爵的赞许。

如前所述，“清议”或“论政热情”的上升只能确定一件事：公众要么是越来越不满现状，要么是对现状的可持续性不放心。讨论集中于政治哲学，而不是具体的政治措施和人事安排；说明国本斗争正在隐秘地展开。在法统（legal constituted authority或“合乎宪法形式的权威”）稳固的国家，讨论一定会集中在“问题”而非“主义”上。在中国，国本斗争过于频繁地出现，其实是这个国家历来缺乏法统的体现。

如果我们回到《政治学》原典，就会发现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一个人”、“少数人”和“多数人”统治本身一定会带来良治或恶政。但他相当肯定：君主制优于僭主制；贵族制优于寡头制；共和制优于民主。也就是说：有法统的“一个人”、“少数人”和“多数人”统治一定优于“一个人”、“少数人”和“多数人”统治；而这三者本身的优劣却要看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这种倾向其实很接近梁任公在清末民初提出的“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大中华》月刊，1915年8月30日）。因此，梁任公同样支持立宪君主制和立宪共和制、同样反对君主专制和革命专制，结果获得了“流质善变”（梁启超，《答和事人》，《新民丛报》，1903年12月2日）的恶谥。后来流行的革命史观正好以此论证“从激进到保守”的万能公式。

政治家梁启超的失败可能有外在不可抗力的因素，但“意见领袖”梁启超的失败就不能说与中国人的心理定势无关。《三国》、《水浒》、三十六计的民间政治哲学（“成王败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中国真正深入全民的思维模式，官方政治制度的变化从来没有触动它。这种模式翻译成政治学语言，就是：“权力属于一切有能力攫取权力的人。君主等于僭主，共和等于民主。”因此，权力就是权力的证明。中国人变成了政治色盲，不能区别事实政权与合法政权，认为这些不过是虚伪形式或文宣策略。这种现象的历史根源在于：贵族封建制早衰；社会平等化早熟；政治专制与社会平等相互支持。

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中国自秦政取代周政以后，不可能存在软弱而神圣的合法政权。西欧君主或日本天皇可以维系历史传统，化身为立宪君主制的支点。但中国式朝代做不到这一点；原因不仅在于当时政治家的低能和政策失误（虽然这些因素的确存在），而在于：朝代本身就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僭主制而非君主制，依靠赤裸暴力建立、在赤裸暴力中灭亡。不是为所欲为的霸君，就是任人宰割的孱王；其间并无中间道路。除赤裸暴力外，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获得权力和社会尊重。因此，革命和反革命都能天然吻合朝代政治，但立宪政体却是十足的另类。在中国，（黎元洪式）“软弱的合法政权”只会博得升斗小民发自内心的鄙视，一如霸君不难获致受害者的宽容、理解、甚至崇拜。如果历史的确选择了什么；那么两千年秦政为我们选择的，就是这种路径依赖。

从历史的黎明到近代世界的黎明，东西方文明迄今为止的经验为我们描绘了以下的历史路径：

日耳曼蛮夷步入文明世界，将部落组织直接变形为封建体系。“国王、贵族与人民”是“酋长、长老和人民”天然的政治后身。

简陋的文明没有不同于私人事务的公共事务，更不知有公共财政。“人君自食其邑”是封建欧洲的通则，能否从采邑取得租赋是领主与其封臣的私人契约关系，与其他人无关。各阶级老死不相往来，王国或采邑的事务是国王或领主的私人事务，与其他人无关。

不存在进步的概念：社会秩序公认为永恒，法律是全能上帝的意志和古老风俗的总结，立法者只能发现法律，不能制定法律。为了改变既有的社会秩序而制定新法，不仅是危险的创新，而且带有亵渎神明的味道。

各方发生冲突时，以战争、决斗、司法来裁决。三者的区别只是规模大小不同，司法就是一种比较规范的决斗形式。法庭不是凌驾于冲突各方之上的管理者，而是居于冲突各方之外的仲裁者。司法多元，冲突各方常常有选择不同司法体系的余地。不同司法体系常常会为了吸引顾客—当事人而优化法律和程序，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法律和程序会积累为成例。这就是习惯法的自发进化史。

领主与封臣经常发生战争、决斗或诉讼。司法裁决缺乏强制力，结局往往是一方或各方挑起新的战争、决斗或诉讼。因此，战争、决斗和诉讼都是封建西欧的自然状态，和平反而是特例。因此法学家是教士之外最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其声势通常仅次于教士与贵族。

当封建体系没有预料和准备的新事务出现，不属于任何阶级的传统范围，超过封建体系能够负担的程度时；各阶级选出代表，开会讨论如何分担费用。这就是国会或等级会议。公共事务就是这样起源的，最主要的公共事务就是筹款。

当政府征税和用税必须经纳税者（可以是纳税各阶级或法人团体，不一定是纳税人）同意和管理时，自由或立宪政体（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诞生了。

阶级森严，尊卑判然，但没有一个凌驾于各阶级之上、外在于社会（Society）的强大政权，社会或者不如说诸社团（Societies）依据王国的法统（Legal Constituted Authority）和各阶级的法权（Legal Rights）自我治理。各阶级的利益诉求是以争夺法统、保卫法权的形式进行的，二者的基础都来自历史权利（Historical Rights）。各阶级并非不关心利益，但它们知道，有了诸特权与诸自由（Privileges and Liberties），面包和其他一切都会随之而来。国会是各阶级代表及各法人团体代表举行利益博弈的场所。国会就是自由，因为自由就是各阶级博弈的产物，立宪政体就是各阶级的力量平衡。

这种自由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阶级社会以不平等为原则，但并非一切不平等社会都能产生自由。在东方的吏治国家中，尊卑和财富（不是财产或财产权property）的不平等远远超过阶级分明的封建社会，全能国家面对散沙社会，国家和社会界限森严，但社会各阶级的分野模糊混乱，没有明显的阶级意识，尤其没有封建欧洲能自我治理的阶级组织。可以说，这个社会有尊卑贫富，却没有作为诸特权与诸自由（Privileges and Liberties）主体的阶级，甚至连这两个词都只能在欧洲语言中才能读出原有的涵义。

在这个社会中，君主只是游民无产者中的幸运儿，不需要法统依据，可以通过赤裸暴力取得，离开赤裸暴力就会一无所有。贵族只是得宠官僚的荣誉称号，没有离开政权以后仍然可以分庭抗礼的独立阶级力量。城市只是乡镇中人口较多的，没有自治组织和宪章。平民群众更换身份就象更换衣服，因为没有严密的阶级组织可以保护并约束他。斗争不在有组织和法权的各阶级之间，而在原子化的个人之间；不为权利，而为生物学层面上（幸运儿的）富贵或（不幸者的）温饱。它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组织资源（包括阶级）极端匮乏。

这个社会早已越过自己的封建时期，进入文明的暮年。吏治国家产生的目的本来是仲裁各阶级的冲突；但它越来越强大，超过了所有阶级力量的总和。吏治国家早已折断了各阶级的骨骼，吞食了它们的血肉，把残骸化为原子化的个人；因为任何组织资源都可能是它的潜在威胁。在外部观察者的眼中，这个庞然大物没有骨骼、没有组织器官的分化，由面目雷同的阿米巴直接聚集而成。

吏治国家是最后的组织资源；一旦解体，社会就会瓦解为阿米巴状态。

吏治国家是社会最大的诅咒，也是唯一的救星。

吏治国家是最后一道符咒，将无政府状态禁锢在胆瓶中。

吏治国家是社会丧失自我治理能力后，赖以延续残年的外部起搏器。有人幻想：有了先进、精密的起搏器，心脏就会强大；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另一些人幻想：打倒起搏器，心脏就会强大；这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错误。如果你在和平时期就离不开起搏器，尽可能维持现状就是最好的选择。

这个社会却享有一种奴役的平等，平等程度往往超过享有法权的阶级社会。在没有法统的地方，命运有最大限度的不可预测性。末路王孙青衣行酒，里巷小儿干禄公卿，皆为司空见惯，不会受到阶级或任何组织规则的限制或保护。没有规则就是最大的规则。这种平等的代价之一，就是王侯将相无种，大位人人可欲。因此，政权必须把全民视为假想敌，提前发明了20世纪独裁者自以为应该享受专利的许多镇压技术。

历史经验是一切智慧的源泉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历史本身就是答案，无须另外寻找答案。如果历史经验仅仅是一部分智慧的源泉；那么，迄今政治学理论虽然产生于具体历史经验，仍然具有理念原型的意义。因此，答案部分地取决于我们对问题的反应。我们只能回到政治学和历史学的结合点，用自己的经验为未来提供路径。

亚里士多德的六种基本原型有一个隐含的结论，就是：单纯而绝对的权力（僭主制、寡头制、民主制）大抵是恶政；有法统的权力（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应该是混合政体。君主有别于僭主，就在于他必须尊重先于他而存在的各阶级传统地位。贵族制必须注意保存人民权力、共和制必须注意保存贵族权力，才能长治久安；反之则短命速亡。他论证的基础不在于抽象理论，而在于希腊各城邦长期政治实验所积累的历史经验。不久，西塞罗鼓吹：“元老院与罗马人民”的混合政体最为优秀，远远超过过分民主的雅典政制和东方僭政。

此后，“混合政体优越论”占据了西方政治学传统的大半壁江山，马基雅维利、福斯蒂丘、阿克顿勋爵都跻身于这个传统中。他们论证的基础也在于西欧封建“各等级共治”的现实政治经验，根本没有考虑过以下的问题：如果缺乏政治经验的群体把局部历史经验的总结当作半神圣性的教条，试图以逆向思维修改数千年积累形成的历史路径；结果会怎样？从经验和常识判断，这种问题不大可能有唯一和普遍的正确答案。只有在众人走过的地方，道路才会出现。

我没看到他在说那个，是你迫不及待的要把他引到中美成败论上，可以有效利用西西河现成的争论资源吧。不过，这个人引经据典的能耐可是比西西河里多数人强，尤其对西方文化史的了解程度在西西河也无处其右。

他的土豪游士论不是简单的公民自治，社区自治的意思。他其实是说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像社交网路一样链接的形成的，对立的是散沙一样的不稳定体。

他没说中国失败，但是近三十年是包括中国，世界都不曾经历过的特殊例子，流沙的临界性，历史的根源是秦政比较类似。

这是我的观感。

有人提起更换，说到顺民，本来长眠于地下的皇帝们不禁开始翻身。

子婴独自垂泪道：“上千年的基业呀，六世余烈外加千古一帝，愣是被两个顺民用竹竿给挑翻了，惨啊...”

元顺帝忙安慰道：“说起来还是我更惨，史上最大的帝国，竟然被个乞丐给赶回大漠去了，你是一了百了，不知道被反贼拿刀子追着的苦啊！”

李隆基暗自庆幸，抬眼看见同治帝也正在轻拍胸口，两人对视，笑而不语。

王莽不由得大声说道：“要论反贼，你们谁有我遇到的多，男的女的，官的民的，明的暗的，我这个皇帝当的容易嘛我，但凡这帮人顺一点，我的改革早成功了！”

刘婴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不敢说话，心里骂道，你还好意思提这个顺字，先帝们怎么就没把你给看出来呢。唐哀帝和汉献帝默默地握住刘婴的双手，六目相接，不需要更多的语言。

崇祯帝更觉心中不平，大哭道：“你们还算情有可原，我勤勉政事、不近女色、铲除阉党、不乱改革、没有强藩、都是忠臣，凭什么该是我啊，不就是让个姓李的邮差下了岗嘛，怎么就落到如此地步！”

忽必烈忍不住反唇相讥道：“这事儿得问你祖宗去。”

朱元璋一听就火了：“怎么着，不服啊，要不咱俩单独来一回。”

宋朝诸帝赶忙过来打圆场道：“好了好了，大家别吵，最后还不是都到这儿来了。我们还不是一样惨，把反贼招安了拿钱供起来都不管用。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嘛。”

柴荣听了这话，看看儿子，不由得发出一声冷笑，正要说话，看到人群中站着郭威，又把话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郭威闻声看过来，二目相对，不等开口，忽然觉得背后射来两道冰冷的目光，回头一看，却是刘承祐。一旁的曹丕、司马炎等人也是目光相接、火花四溅，场上的气氛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溥仪见状赶忙劝解道：“各位，我也是被反臣叛贼番邦轮番凌虐，说起来都是泪呀，大家彼此彼此，就都少说一句吧。万一把隔壁那帮反贼给吵醒了，人家人多势众，咱们岂不是又得吃亏？”

众帝一听有理，各自按下心中的不平，纷纷回身躺倒，地下又恢复了平静。

却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平静下来的地下世界又变得吵嚷起来，这一次更是人声鼎沸、音浪汹涌。

这边的一群人中，迦太基首先不服：“自由你妹，老子被罗马人灭得连渣都没剩下！”汉尼拔闻言，默默地握紧了手中的长矛。

色雷斯人附和道：“我们的人被他们抓去只有当奴隶！” 斯巴达克斯一言不发，在旁边不停地磨着短剑。

叙拉古人叹口气说道：“早知道罗马人这么狠就不反水了。”阿基米德摸了摸身上的铜镜，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犹太人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圣殿，在心里反复问候起罗马人的祖先来，然后找堵墙只顾流泪去了。

那边，花剌子模也站出来表示疑惑：“被蒙古征服的铁蹄享受过了，自由是个什么东西，能换来活命吗？”

远处，印加和玛雅齐声说道：“被西班牙征服的铁蹄，连带附送的瘟疫，我们都享有过了，除了文明断绝之外，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自由。”

众多美洲印度安部落纷纷道：“你们还算不错啦，我们连人种都被绝干净了。” 酋长们下意识地抱住脑袋，好像生怕头皮会自己飞走似的。

澳洲土著们则不以为然道：“那也好过我们被圈起来当动物展览，最后还不是一样死光拉倒。”

非洲众部落则咬牙切齿地说：“总比我们被抓起来当牲口使强上百倍，自由没捞着，镣铐皮鞭倒是免费不限量，被抓走的就算活下来也不知道祖宗是谁了，留下的被分割得乱七八糟，到现在还不是被他们随便杀。”卡扎菲躲在人群中，暗暗抓紧了腰间的金色手枪。

伊阿努人忍着北海道的凛冽寒风一言不发，一万头草泥马从心头奔腾而过。

库尔德人更是忿忿不平道：“你们被强者蹂躏也就算了，我们不但被二等国家踩了又踩，连被别人杀剩下的ISIS都敢跑来杀我们，说好的自由民主人权呢？”萨达姆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在一旁不住地冷笑。

这时更多的声音从五大洲各处响了起来：“那我们这些连名字都没留下的该怎么算？”正在吵嚷间，忽然有人提议道：“哪个谁说享有自由的，不如把他换过来好了”，众人纷纷表示赞同，说着就准备上去抓人，这才想起阴阳两隔，只好恨恨地回来，扎草人者有之，画圈圈者有之，烧纸苻者有之，围绕火堆吟唱者亦有之，过了许久方才渐渐安静下来。

"中国这套民族理论有一个概念，就是把民族当成一种静态的东西"?

不知他指的是哪一套民族理论。中共的民族理论从来都是把民族当作历史发展阶段现象的，怎么能说是静态呢？

这种故意的翻译体加上到处引用二流三流偏僻文人作品的作风是不是能抬升自己的读书光姿势多的形象啊？

这是硬凹造型。

不过以钻石兄大才，何必局限于挖苦他的荒谬之处？

俺昨天看了下，很多地方还是蛮有独到之处的。比如最后一条，不能既反对世界警察又反对大屠杀，这完全是现在的现实么。不仅仅是美国的现实，中国慢慢强大以后，也会成为世界警察的一部分。

他关于新疆的看法，大学扩招等均有有独到之处。比如民族问题是“正统性的失败和地缘政治的紧张”，这个见解相当深刻。当局过去三十年的赎买政策，实际上是维持合法性的一个失败的努力。

他说毛左除了空洞的标签，并无实质的内容，这也是相当精确的。俺自认为是个毛左，常常留意同类的思想，确实没有任何理论，蓝图或者设想。毛左这些年来，一部分转化为帝国主义，如马前卒；一部分本身就是特色社会主义派，剩下的大约除了喊毛泽东思想的口号，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主张什么吧？

其他很多历史政治啊之类的东西，我懂得少，正是兄台这样有水平的人应该评论的。局限于长篇挖苦作者少数荒谬之处，窃以为不足取，于兄之大才乃是浪费，还请明鉴。

楼主转的这片文章很怪，有些称得上真知灼见，有些又实在是错得离谱，没有时间和精力一一写明，所以就挑了两点看不下去的讥讽一下，让兄台见笑了。不过既然兄台点出来了，在下也只好多说两句，算是蜻蜓点水吧。

关于大学扩招。很多人拿现在的大学和过去的科举相比，并不确切，科举是用来选拔官员的，扩招之前的大学也部分的起到了这个作用，过去大学毕业就自动获得了干部身份。扩招之后则完全不同了，随着招生规模的急遽扩大，大学成了普及教育，而非贵族（官员）教育，其身价自然大跌。如果抱着当官、作人上人的态度去读大学，当然会在毕业的时候感到失落，个人观察现在的大学生已经没有什么这种想法了。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是一个不断打破旧平衡、建立新平衡的过程，不是象原作者所说的“把社会一个循环机制打乱了，又没有很好的替代品，这样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紊乱”。没必要像个九斤老太一样絮絮叨叨地抱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至于他说“民国时期的政治动乱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毕业生没有出路了”，这完全是因果颠倒。不是因为毕业生没有出路造成了政治动乱，而是因为政治动乱造成了毕业生没有出路。

关于“正统性”的问题，确如兄台所言，原文指出的这一点是相当关键的，但也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问题。作者在这里再一次犯了颠倒因果的毛病，正统性的树立是社会发展、军事胜利、科技进步等等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汉朝在西域的正统性来自于对匈奴的战争胜利，而不是靠举着一杆什么正统性的大旗才打败了匈奴。今天西方国家的所谓正统性，是来自经济、军事和科技，还是古希腊、罗马、贵族和选举，试着拿掉其中一个看看就知道了。话说有人在埃塞俄比亚的历史中研究和寻找正统性的来源么？

所以用不着纠结着到处为自己寻找什么正统性，根本找不到的，也想不出来的，靠“代表”靠“梦”固然不行，靠中国故纸堆也不行，靠外国故纸堆更不行，只能是靠实干出来的，这需要时间。什么时候中国的飞机军舰可以满世界跑了，什么时候中国制造比德国制造美国制造更高大上了，什么时候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秒杀外国了，正统性自然就来了。你想不接受人民都不答应，谁敢不接受你不怕他不答应。

说毛左空洞，固然如此，各种右派何尝不是，大家无非是到处找正统性，古今中外、天上地下都翻遍了，描绘出各色各样的大旗，挥舞着，呐喊着……，有用么，只能呵呵了。

至于原作者的其他一些观点，实在是吐槽无力：“短期在任的流官非但不能为居民着想，反而以破坏为主要任务。”，“满洲（很可能包括内蒙）只需要二三十年，就会成为东亚第一号工业强国。”，还有“大一统只有不断破坏社会生态的自然发展才能维持”……，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就说这个“大一统”吧，从春秋的几百个诸侯国，到战国七雄，再到秦帝国，走向统一的趋势难道不是很明显么。后来中国经历了两次大分裂和大混乱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历史不是没给过中国分裂成欧洲的机会，但两次中国都是自发地再次形成了统一帝国。辛亥革命时各行省纷纷通电独立，中华民国一成立，除了外蒙都主动回来了。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自然、更自发的大一统么？并非只有别人家的孩子才是好的，也并非只有别人走的路才叫自然的。

有个笑话说，论坛上不同城市的网友相互看不顺眼，都说要把自己的城市独立出去，有人问独立之后第一件事做什么，答曰，先攻占隔壁的城市。

大体赞同兄台的长文，愿探讨一二。

扩招这个事情还是一分为二的看。好的方面你已经说了，但他所说的负面效应更多的是从民族问题的角度而言的。事实上就是现在的民族大学正在成为疆独思想的温床，而扩招这个打破过去循环的新政策为这个现象加了一把火。中国在新疆的主权当然不容质疑，但合法性问题还是需要解决的，否则不可能长治久安；过去毛主席解放被压迫阶级，那就是一个几近完美的解决方法。改开后的就不说了，当下的解决思路，似乎是要高压解燃眉之急，同时寄希望于自身的发展获得话语权/合法性，成了世界第一强国以后自然没有合法性的问题。我想这比起前几任的赎买和绥靖还是好很多，但很难讲真正解决问题-能像白人对印第安那样么？若不能，则此路不通。

我个人主张多研究问题. 大一统深入人心，有挑战才有意思，而不是去否定大一统。不过在中国这地宣扬反对大一统，那不过是徒增笑料而，我是懒得去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