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天马行空的乡村回忆 -- 天马行空
然后，到2007年毛岸青逝世时，新华社发的电讯稿还是说：“1936年，在上海流浪五年之久的毛岸英、毛岸青被党组织送到苏联学习。”
您说，新华社犯下这种“与历史事实不符”、“损害了董家人名誉，使其精神受到了损害”的错误，董龙飞竟然不去告上法庭，是不是不孝？
这样儿孙，要他何用？
1.毛氏兄弟流浪不实，毛氏兄弟在上海有家可归，就是董的原配家及董家。
2.董的原配很可能对毛氏兄弟很不友善，原配打二毛有这可能，而董家对毛氏兄弟可能好些。
3.被特务打的，几乎没可能。特务不是疯子，打小孩干什么？若是知道二毛的背景，早就报告领赏了。
4.被街上的小流氓，甚至就是一般的小孩儿打的，也是一种可能。有记载二毛比较调皮，喜欢到街上玩，保不齐不会发生小孩打架的事件。
要治他们的错，本来就不是一般小民能办到，只有最高层才有这本事，这是中国国情的基本常识。
董龙飞能有提告刘思齐，已经是很有勇气了，也是很给我国法律面子了，一般人谁会惹这麻烦？我相信绝大多数人碰到与高层人物对立的事，都不敢较真，而是忍。
说个我家里的事儿。
家祖父去世得早，祖母在家带几个小孩很困难，我父亲就被送到四川依二伯父（我二爷爷）生活。二伯父自己有三个小孩，三伯父（我三爷爷）将自己三个小孩中的两个送到二伯父处（我三婆婆去世也很早）一个送到我祖母处，三伯父直接把三个小孩的生活费给了二伯父（我父亲和三爷爷留在老家的长子算互换），老一辈嘛，兄弟没分家，也没在家里说得那么清楚。
二伯父对几个侄儿很好，但八口之家确实压力很大，所以，二伯父就回湖北找到了工作，二伯母总觉得我父亲是吃白食，那滋味可不好受。即便是拼命做事儿（挑煤炭、卖菜、洗衣服……），还是没好脸色。我父亲初中最后一学期是被赶出家门，和同学打挤。好在考上三机部的学校，管吃管住，这才解脱。
多年后回忆起来，家父一边是感激二伯父养育之恩，另一方面，也会碎碎念当年受的苦。
李云所述只能证明她找过两个革命同事的孩子（甚至还说成烈士），她自始至终不知是谁的孩子，只不过后来猜测是毛泽东的两个儿子。
而此事更重要的参与者，冯雪峰，并没有说过他找过毛的两个儿子，如果有此事，49年后，冯雪峰为何不说，尤其他55年后就倒霉了。就算他性狷介，后来平反时，家人朋友也很大可能会以此作为他的贡献而披露。
欲盖弥彰么。
1950年6月写的信，16年前是1934年，可见1934年、最迟35年岸青、岸英就离开了董家，与35年底李云去找孩子完全能对应上啊，流浪五年倒是不太可信，可能把在上海身世飘零直接写成流浪了。
工作一天比一天劳碌，这些天都没时间上网恶搞。上来西西河一看，由于大家热情灌水，这楼早就歪了。歪就歪一点吧，只要不塌就行。
天马小时候，中国已经走出战乱之年。即使有战争，也只是国与国之间的大事，不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样全民参与、人人感受到战乱，似乎和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大。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中越战争爆发得太突然了，在天马家乡，不但我们老百姓，就算干部们也意料不到。刚宣传中越友好，眨眼就反目成仇，这是怎么一回事？
最感到震惊的就是军属们。敝大队当年三个现役军人，都是在广州军区服役。当时各部队、各战士都纷纷写请战书，广州军区离越南最近，当然更是免不了。
军属们紧张啊，辛辛苦苦养一个儿子好不容易才养成人，送上战场去刀枪无眼，如果有个意外，老人的下半辈子怎么办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军属们不敢也没办法阻挠自己的子弟上战场，只能祈求神明：自己的子弟千万不能有三长两短。
由于太祖爷爷当年横扫一切牛鬼蛇蛇，村里的庙早已经荒废，神像也劈来当柴烧掉了。庙宇还在，但是用来发挥其他功能：积肥。有两家军属不管这么多，买了肉，杀了鸡，先后拿到庙宇去拜祭，祈求神明保佑自己的儿子。
印象中那时候那庙宇大殿是空着的，但也脏兮兮的，两侧的厢房都堆着大粪。直到现在，有时候我还会想，这两家在上供拜祭的时候，会不会添加一句：神啊，这里的就餐环境实在太差了，你们把这些供品拿回家里享用吧。
三家军属有两家去了庙宇，还有一家不知道是因为忙还是不信邪，没去拜祭。没想到，就是这家的儿子出意外了。这小伙不是在战场上牺牲，而是所在部队和其他部队联欢，他在去的路上发生意外了。
整个越战中，我们公社有十几个小伙参战，其中五个成为烈士。我们村那小伙据说后来也被追认为烈士了，但这烈士的水分毕竟太大，家属待遇比其他烈属差多了。比如说，其他烈属有农转非的名额，他家就没有。
自这事之后，庙宇里的大粪一清而光，香火一天比一天旺。干部们对大家这迷信行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慢慢地，干部的家属也来拜神了。
战争打起来后，中越双方当然大量军士死于非命。有一些神棍宣称，有一批越南士兵被打死之后，还跟中国人过不去，变成鬼也要潜入中国作崇，准备谋害中国人。
村里面有个从广西娶过来、未婚先孕、头脑有点糊涂的新媳妇，这新媳妇生了孩子之后很快患病，昏迷不醒。她家人请赤脚医生去看，半点效果都没有。村里的几个神棍在太祖爷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代老实得像个鳖，现在一看形势好转，就浮出来重操旧业。没想到这个新媳妇中邪中得太厉害了，这些神棍们学艺不精，没法给她解邪。
村里有一个小伙，按辈分说起来，算是我的远房侄子，声称自己在什么地方学了法术，懂得捉鬼，可以让他帮新媳妇看病。年轻人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对于神棍这一职业，我家乡是向来不相信年轻人的。然而那新媳妇的家人也没办法，只得拿死马当活马医，让这小伙帮新媳妇看病。
说来也神奇，这小伙去给那新媳妇舒展“法术”之后，那新媳妇马上就清醒过来了（虽然还像之前那样有点糊涂）。据那小伙说，他在那新媳妇的房中捉到两个鬼，其中一个是越南鬼。
这事让那扬名立万扬名立万，声威大震。在田马幼小的心灵中，更是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人敢捉会捉越南鬼，其能力胆识比太祖说的敢上九天揽月，敢下无洋捉鳖厉害多了。
大概两三个月之后，天马和一帮小孩子在一起玩耍，那年轻的神棍在前面通过，天马终于有机会亲口问他，是不是真的懂得捉鬼。这神棍说你是不是想学习啊，笑嘻嘻地走过来，然后狠狠地给天马扇了两个耳光，天马立即嚎叫起来了，这场景至今难忘。
公路修好（其实只有一段可以通车）之后，有一天夜间电闪雷鸣，狂风暴雨。第二天大早起来，大家大吃一惊：有一段从山上经过的公路，深洼的地方都有积水。这积水全是暗红色，和平时那些有点黄有点脏的积水明显不同。
那时候群众的觉悟还比较高，看到特殊情况就告诉干部。干部看了，也说不出子丑寅卯来，最后只是推测：莫非越南特务潜入中国投毒？一听说是越南特务投毒，不知道干部们有没有向上级领导反映，老百姓却很来劲，越传越玄。
有人喝了一小口那暗红色的水，有点苦，回去后还拉了肚子。这更能证明这是越南特务投毒，否则雨水怎么可能苦的呢。在大家的议论声中，越南特务投的“毒水”几天就晒干枯了。可笑的越南佬，连投毒也不懂，白白浪费了这么多毒药，连个狗也毒不到。
没想到不久之后，又风雨大作，然后在同一地段，积水又变成暗红色。莫非越南特务吃了豹子胆，敢白天来投毒？不过谜底很快就揭穿了。原来，那段穿山公路两旁生长着很多松树。当时正好松树花开，风一刮，把松树花粉吹在积水上，积水就变成暗红色了。
虚惊一场，大家都觉得好笑。然而天马稍为长大一些之后，就有个疑问：按道理，村里的人都是山里长大的，山上有的是松树，一定几乎每个人都见过松树花粉落在积水里的，为什么这次大家会这么大惊小怪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一直到读高中之后才想明白。山上的松树虽多，但是山路却极小，虽然在松树花开季节，山路上有时会有一小滩暗红积水，大家也不会记在心里。后来新修了公路，雨后路上有大面积暗红色的积水，这就在大家见识范围之外了，又在战争时期，所以大家才会疑神疑鬼。
在这里说一点题外话。天马读高中时正好是气功热，当时形形式式的“奇人”层出不穷，田马的同学中也颇有几个强烈的气功爱好者。本人向来喜欢怀疑一切，常常和这些爱好者同学争得面红耳赤。后来上大学，感到震撼的是很多大学教授也练气功，其中不乏科研行业的佼佼者。现在想来，这些教授们虽然是科研的领头羊，但是气功大师们的表演显然在他们的见识范围之外，因此被骗也不算意外。
好久没送草了，来一根吧。
关于刘少奇。毛泽东1937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少奇在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他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1963年起草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时，原稿讲，从30至40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毛泽东审阅时特意改为“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1968年9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写出了《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整理成十六开74页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刘少奇叛卖活动的主要罪证，材料的名字就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提交1968年10月13日在北京开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审议。会议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在会上，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除了一位女干部陈少敏外，全都举手通过。
我记忆中的“小生产队”，其实可能是其他地方包产到户的小组，只是本地叫法不同。小生产队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解散了。
据俺村老百姓的说法(原话)：中央那个矮仔重新掌权了，一定会解散生产队，让大家单干。山区里消息闭塞，其实村里的老一辈预言家进行预测的时候，外面已经有很些地方实现单干了。
那时候还流行用飞机撒传单，只是捡到传单已经没工分了。我记得有个堂伯上山割松香，捡回一张传单，上面有个人指点江山，印着四个字：“四个现代化，空谷回音”。此外，还记得哥哥姐姐的课本中第一页有张插图，上面写着“机械化养鸡场”。从此之后，我对传说中的机械化养鸡场无限向往，并且牢牢记住了这几个字。须知道当初我还没上学，除了会认自己的名字其他字都不认得，要记住这六个字是多么不容易。
传说中的分单干终于来了。大队干部传达上级的精神，对是否想分单干不支持，不反对，由社员自己决定，想单干的可以单干，想集体的可以继续集体。
传达这信息的时候正是夏天的农忙季节，既要收割，又要进行下一季节的播种。其他生产队的人听说可以分单干都蠢蠢欲动，然而现在实在忙得不可开交，只好表态等秋后再分单干。俺生产队的人瞻前顾后，没人提出要分单干。生产队长，俺的一个堂伯喜滋滋地说：我们生产队都是兄弟叔侄，不用分单干也干得很好。
然而好景不长，播种之后不久，大家就吵着要分单干了。究竟是导火索是什么，我至今也不知道。反正是刚刚插秧不久，就闹分家。俺生产队大家还以为还继续搞集体的，结果是附近第一个分单干。
由于俺大队是一个曾太公之后，六十年前是一家，大家平时还是和和睦睦的，然而在利益面前，这种和睦就经不起考验了。我至今还记得，分单干的时候大家几乎天天在吵架。
分单干首先分田。我叔叔刚好是在分单干的时候结婚的，按农村的惯例，都是结婚之后才办结婚证，办理户口迁移。正好在分田的时候，这些证件还没办。生产队里有人提出，不能给我婶婶分田。我父亲、叔叔当然不服气，去向公社反应。公社干部说，这种情况可以分田，但是要生产队的社员同意。结果，按家庭表决，有三分二的家庭不同意，导致我婶婶没有分到田。我叔叔一气之下，干脆不办结婚证了。这事后来给他添了不少麻烦。此外，队里有大量超生的孩子，也全部没有分到田地。
分田之后，大家还是使用生产队的牛、犁、耙，各自打理各自的田，收到的稻谷也归各自所有。
秋收之后，进一步单干，把生产队里几乎所有财物都给分了。
生产队里最值钱的东西是牛。整个生产队，一共才六七头牛，平均下来每两家人才一头牛。因此，分牛是头等大事。经合意，分牛的过程是这样：每头牛折价，然后让一家或者两家人买一头牛。等把牛卖出去得到钱之后，再按有户口的人平均。
大家都不太懂给牛估价，结果估下来每头牛的价格差不多。人与人不同，牛与牛之间的差别也很大。有些牛是好牛，耕地效率特别高。有些母牛可以生小牛犊。有些是公牛，尽管力气大，却不能像母牛那样增值。还有些老母牛，耕田没力气，要它生小牛犊也不太靠谱。
结果，大家都想要几头好牛。由于争议不下，决定用抓阄来解决。天马那喜欢打猎的堂哥尽管不识字，但是为人直爽，而且准备接其父的班到县城做工人，和大家利益关系少些，大家就推举他来负责主持抓阄。这位堂哥把写明每一头牛的纸团放到一个粪箕（谁懂得这玩意儿？）里，大家争先恐后地来抓，霎时间粪箕里的纸团就被抢光光。抓到好牛的，笑得合隆不了嘴。抓到差牛的，在哪里骂娘。
且慢！主持抓阄的堂哥还没抓呢，粪箕已经空空如也。做阄的时候，大家都确认每头牛做一个阄的，现在也没人多抓，怎么就少了一个？大家找来找去，也找不到少的那个阄。最后，还是堂哥眼尖，在粪箕缝里发现少那个阄。打开一看，对应的正是全生产队最好那头母牛。
这明显是作弊，有人喊需要重新抓阄。可是，响应要求重新抓阄的却寥寥无几。几家抽到好牛的反对重新再来，抽到不好不差的牛的也不吭声，只有抽到差牛的在那里叫嚷。超了一会，因为要求重新抓阄的人数没有过半，这次抓阄正式生效。
这事让大家吸取教训，后续的抓阄规范多了，谁主持、谁监督，抓阄先后顺序怎样都明确下来。
然而除了牛之外，生产队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值得一提的，生产队里七八个装氨水的大水缸，人人都想要。一番抓阄下来，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忧。不过抽到大水缸的人高兴得有点早了，那时候氨水已经迅速退出化肥市场。实际上，真正分单干之后，我从来没有见到谁还用氨水的。换言之，抽到那大水缸基本上毫无用处。
此外，生产队里有个用于加工副食品的小商铺不适宜采取抓阄形式。经大家商议，对这小商铺进行竞拍。生产队里的财物分配采取竞拍，这是唯一的例外。
最令人感到可惜的是种在河边的十几棵尤加利桉树。这些树都是解放初期种植的，生长了二十多年，每棵树一个人都合抱不过来。在刚分单干的时候，在极短的时间被每家一棵这样抢砍砍光。种一棵树要几十年，砍一棵树却只要几十分钟就够了。
不过相比生产大队，生产队分单干时的无序就不值一提了。由于大队里分单干的故事更多，我想想还是另起一篇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