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天马行空的乡村回忆 -- 天马行空

算起来，离开家乡二十年了，几年前就想写一点描述当年家乡往事的文字，然而一直劳劳碌碌，导致现在都没有动笔。直到看了关中农民老兄回忆生产队，回忆得有滋有味，才克服自己的惰性，开始敲键盘写字。看来，人真的不能给自己的偷懒行为找值口，否则拖起来没完没了。

这个系列，我没有系统的构思，想到哪里写到哪里。目前想到的内容极少，只有下面几个小节。其他的今后想到再添加。

1、最早的残存记忆

2、生产队的回忆

3、越战的阴影

4、买媳妇

5、汽车来了

6、分单干

7、大人物

个人力求内容真实，观点不保证正确。不过由于发生的事情离现在实在太远了，回忆起来难免有谬误之处，敬请河里有乡村经历的网友指出。

• 【原创】修路记

我的家乡，在粤西南的偏远山村，清末还是汉苗混居的地方。到了民国，苗族人搬迁到广西去，那里就只剩下汉人了。那里山高林密，交通十分不发达。我的家就在山脚下，屋后是山，屋前面有几块不大的田，和一条不大的河，过了河还有一些田，然后就到了另外一座山。

沿着河流，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小路。往北走，离我家六七百米的地方，小路就过河了。河上有一座独木桥。我现在对自己人生最早的回忆，就停在这座独木桥上。

有一次，应该大概是三岁多。我一个人来到这独木桥边，想到桥的对岸去玩。桥倒不算长，但是非常高，看看觉得有点害怕，最后不敢爬过去，乖乖回家来。

现在回忆童年，我能想起的最早的事情就是这事，再早的事情就记忆不起来了。

另外有一件能回忆起来的事情应该也是差不多同期发生。河对岸有个堂哥喜欢打猎，一天，他扛着火枪，到我家背后的山打猎，被我看到了，就偷偷在后面跟着他。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当然跟不上大人的步伐。虽然我一个劲地追，但很快就被他远远抛在后面。山上的路又小又弯，两边树又多，很快就不见他的踪影。我不敢继续跟下去，就自己下山。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种我乡下叫酸醋子(藤状植物，至今还不知道它的学名)的野果成熟了，就摘下来。

回到家里，发现还是婴儿的妹妹在床上呀呀地哭，连忙哄她“阿虾别哭”。可是，她哪里肯听？我想了想，把刚才摘到的酸醋子拿出来，把又酸又甜的果汁拧出来滴进她口里，她马上就不哭了。

我记得的第一件完整的事差不多也是三岁那年跟着妈妈回苏北的老家。一大早坐长途汽车，在长江上坐渡船，到老家的镇上又走了好久才到外婆家。然后妈妈坚持要和外婆一起睡，然后我就战战兢兢的和一个从来没见过的老太太在一张床上睡着了。

回头我也写写这个。

天马小时候，农村还处于生产队时期。天马知道的政府机关就是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以及大人经常挂在口中，但是天马当时还没有去过、觉得非常遥远的公社。

天马很小时候的生产队后来被大家叫大生产队，一个大生产队大人小孩加起来有两三百人。由于实在太小，天马对大生产队基本没有记忆。只记得每家每户有一个扬声器，通过电线连接到队长的“四用机”(这是一个什么播放器，等方家答疑)，每天早晚，队长就广播布置或者总结当天的工作。

尽管大生产队的社员大家都是兄弟叔侄，但却不太团结。天马稍大一点，大生产队就搞不下去了，天马所在的大生产队分成三个生产队。这一时期的生产队，被称为小生产队。天马所在的小生产队，所有社员是同一个曾太公的后代。从产生小生产队的时候算起，六十年前是一家。

小生产队时期天马已经有四五岁，能回忆起来的事情就多一些。记得那时候大人出工基本上是集体活动，小孩则跟着在旁边玩耍，热热闹闹的。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有放石炮、收割、插秧、烧荒、打野猪、挑氨水等。

山区多石头，按推算，村里的水田大多数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尽管造田的时候，能搬走的石头都被农民搬走了。然而直到天马小时候，不少田中间还有一块甚至多块很大的石头。由于这次石头的存在，耕作起来特别麻烦，只能想办法把它炸掉。天马对怎样买炸药钻爆破孔没什么印象了，只记得放炮之前，大家都要集体离家，躲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听到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石头就被炸开了。每次炸石头，都有一些碎石飞去把房子的一些瓦片砸烂，然后生产队再让人去把烂瓦拿下来，换上好瓦。等到田马入学，附近田里的大石头就基本绝迹了。现在想起来，农村人缺乏爆破经验，这样炸石头其实挺危险的。不过谢天谢地，总算没发生什么意外。

收割是很热闹的事情。收割的时候，女人在割禾，男人在打禾，小孩则在一旁抓禾虾(稻蝗)。那时候农药很缺乏，禾虾特多，抓到之后用火烤了吃，香喷喷的。收割一般分两组，生产队里只有一台打禾机，另外一组只能用扮桶了。使用打禾机那组人多，又使用农业机械，收割特别快，跟着抓到的禾虾也多，因此天马喜欢跟他们一起行动。

插秧也是很热闹的事情。男人们用牛耙田，把田耙得如一面平镜，然后把秧苗挑过来，放在田里，让女人把秧苗插上去。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小孩坐在一块还没有被炸掉的大石头上看大人劳动，大人让我们离开，我们却不肯。结果，她们很快就插秧插过来，秧苗把整个石头都包围起来了。众小屁孩呱呱叫，大人连忙把我们抱离“孤岛”。

所谓的烧荒，其实并非真正开荒，而是那时候基本没什么化肥，秋冬之后，普通农活少，就在附近的山砍一些杂草小树，烧了积肥。有时候第二年会在烧过的地方种一些作物，因此算是烧荒。冬天或者寒春烧荒，小孩子最喜欢，因为可以在山上一边玩一边烤火。秋天烧荒也很有意思，大人在劳动，小孩则在一旁看有没有马蜂窝可捅，或者可以采什么野果。

山区野猪很大，有些大胆的野猪敢在傍晚时分就下村来破坏作物。为了保护庄稼，村民们每年不得不和野猪大干几场。打野猪是大人的事，和小孩基本无关。每次打野猪，前一天生产队去公社武装部借枪，晚上大家就集中在一起擦枪，一起讨论打猎路线。托毛爷爷当年全民皆兵的福，村里的青壮年基本都懂得用枪的(好几个村民家里还有自制的火枪，用于打野鸡松鼠，但是那时候没谁敢用火枪打野猪，怕打它不死，反而被它所伤。后来一直到改开多年，老百姓借枪非常困难，才用自己的火枪打野猪)。村民们毕竟不是职业猎人，出去打野猪是空手回来的多，有收获的少。每次打到野猪，就抬着野猪，吹着海螺角回来。大家听到海螺角的声音，就知道猎人们凯旋归来了。小孩甚至大人就会迎上去，然后高高兴兴地跟着猎人一起回来。打野猪是没有工分的，分野猪肉的时候，打到野猪那个人得猪头，而且分两份野猪肉。野猪肉是天马小时候尝过的最美最美的美味，至今难忘。

挑氨水完全是大人的事情，和小孩半点关系都没有。然而，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村里的大人和外界联系最多的就是去挑氨水。那时候的农村极缺化肥，村民们都知道氨水是好肥料，比自己积的肥料增产效果好多了。如果一连几个家庭的大人很早就出门，很晚才回来，基本上是被派去公社挑氨水了。

对生产队时期的生活，天马的回忆是吃饭不怎么饱，但基本也不会饿肚子，大家在一起劳作热热闹闹的，比后来分单干有意思多。

看来俺的砖头扔的好，这不把玉石料子招出来了，期待中

由于全公社只有两个大队没有修好可以通车的路，敝大队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公社格外关注，大队干部也鸭梨山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社员们在农闲时的主要劳动都是修路。

这些劳动大多数是义务劳动，没有工分的。在农闲的时候，有时每家出一人，有时全部劳动力出动，自己带工具带水到现场修路，中午晚上也是回自己家中吃饭。

修路基本上靠社员，建桥好像公社有支援的。有没有给钱搞不清楚，但是应该是给了一些炸药，用于炸石，还派一个从本大队出去但已经到公社工作的同志来指导。惭愧我始终回忆不起离家不远那座桥是什么时候建好的，只是记得自己很小很小的时候那里是一座独木桥，稍长大一些之后就变成一座石拱桥。问老人或者比自己大几岁的人，说出来的时间也各异，根本上和我的记忆对不上。

派来知道工作的同志是个农村虽然是个农村知识分子，其实基建经验并不足。由于公路沿河而修，为了尽量不占用农田，只得在本身并不平整的河畔上修建，需要大量的泥土石头才能把土填平。这位同志不想这么麻烦，除了路靠河那边用石头建好，路中间就从山上砍下柴草来填充，再在上面铺一层泥。这方法虽然偷工减料，建造起来却特别快，我记得有一段一公里左右的路两三星期就修好。

其实路还没有修好，公社的车就就迫不及待地开来了。当时公社根本就没有汽车，只有一台中型拖拉机。第一次拖拉机开来，上面有好些公社干部，还挂着一个高音喇叭，大声表扬社员开山修路，造福人民。社员们都觉得很新鲜，纷纷围观。

很快，公社的拖拉机就成为了村里的常客，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必到。社员们都在修路，它却在不平整的路上跑来跑去，大喇叭说个唱个不停。可恨的是，它不再表扬社员，而是宣传计划生育。虽然在毛爷爷时代计划生育就被定为国策，但在敝大队，几乎家家超生，人人对这政策极为抗拒。大家都恨这拖拉机但又奈它不何，只是在吓唬不听话话的小孩时说：你再不听话，就让这拖拉机把你拉去公社阉掉。

不久路就修好了。农村的晚上没什么娱乐，老百姓睡得特别早。有一天晚上天马差不多要睡着了，突然被家人叫醒，说汽车来了。

汽车是什么玩意儿？天马揉着朦胧的睡眼，不是十分乐意地爬起床，跟着大人来到路边。只见路边早已经站满了人，路中间有一个绿色的庞然大物呜呜地叫，慢慢地移动。那庞然大物“嘟”一声长鸣，然后停下来，从上面走下一个人来，天马感到大为惊奇。司机微笑地看着大家，大家也微笑地看着司机，谁都不说话。一会儿，司机上上车，把汽车开走了。

这是天马第一次见到汽车，一直都想不通，这司机既不运货又不载人，怎么会晚上开一辆汽车到村中去的。直到上高中之后，才想明白。一定是公社或者大队干部见到路修好之后，就想来个“处女驾”。然而，公社也没有汽车，联系到几十公里外的县城相关单位的汽车，开到村里进行处女秀的时候已经是夜间了。

如果是别的熊孩子，走那个独木桥的话，可能就会掉下去的了。

所以我觉得你比较幸运啊。

看韩少功回忆的《马桥字典》，其下乡的马桥村在一些忌口。比如在村民门认为动物也能听懂人话，打猎的时候，就要故意把方向说反，南说成北，东说成西。天马家乡也不少人认为动物可以听懂人类的语言，因此，针对动物采取某种行动时，绝对不能直说。

打野猪还好说，因为猎人们都是男人，不太相信力神怪。每次打野猪前一晚擦枪，只说打野猪，大家也不以为忤。唯一的忌口就是千万不能说明天可能打不到野猪。尽管每次行动，打到野猪的成功率统计起来只有五六分之一。

乡下老鼠特别多，老鼠是四害之一，因此毒老鼠是是一项抓革命促生产的重要任务。拌老鼠药、放老鼠药的事情基本上是由哦女人去做。女人们大都相信老鼠可以听懂人类的语言，因此，下老鼠药的时候千万不能说下老鼠药，而是喂老鼠。如果直说下老鼠药，老鼠听到之后就会提高警惕，不肯吃了。若见到别人下老鼠药，千万不要说“你下老鼠药啊”，否则，轻则遭一白眼，重则会招来一顿骂。

村里的妇女们除了相信老鼠能听懂人类的语言，还相信鸟能听懂人类的语言。种花生的时候千万不能说种花生，否则被小鸟听到，会把埋在地下的花生种子都挖起来吃掉的。如果谁见到别人种花生却不顾忌口，十有八九会招来一顿臭骂。

为什么说种花生的忌口比给老鼠下药的忌口“处罚”重得多呢？原因是毒老鼠是给生产队干活，种花生基本都是在自留地种的，关系到切身利益。花生对农村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炒花生是招待贵客下酒的一道好菜，花生油是送礼或者招待贵客的佳品(生产队只分茶油，没有花生油)，榨花生油剩下的渣则是小孩子最喜欢的零食。

和关中农民老兄说的不同，我家乡的猪牛是生产队养的，鸡才是每家每户自己养的。不但猪粪牛粪，就算人的大便也是集体的。因此，属于家庭的农家肥只有鸡粪和人们的尿，或者自己再去烧一些草灰，自留地的这点肥料实在太少了。

生产队干部也知道自留地的肥料不足，因此作了一些灵活处理，允许大家去集体的粪池挑一点大粪，但不能多挑，好像大概是每家两担。

由于农家肥如此难得，村里小学生在学校拉那些“无主”的大小便就成为了香饽饽。为了争小学生的小便，甚至引起打斗。校长一见不像话，发言说谁敢打斗，不管有理无理，永远取消来小学挑大小便的资格，才把这类事情“弹压”下去。可惜，敝生产队离学校很远，没有沾到小学农家肥的光。

说到这里，顺便鄙视一下一些已故未故的著名国学大师文学大师还有什么大师，在太祖时代只不过是下乡做几年农民而已，实在没什么值得怨恨的。如果这也要像祥林嫂那样唠叨几十年，那么我们世代做农民的岂不是应该怨恨几百年？

于秋雨的回忆俺脚得都是呻吟。当然他们中有的当年确实受到迫害，如季先林，抱怨以下也无妨。但是他们抱怨的精神状态完全不是一个他们标榜的高层国学高人应有的状态。于秋雨还写到当时他的同屋人把媳妇带来的饭菜让给他吃，老师还给他糖块，因为他正处于长身体阶段，他就都享用了。俺的个神呀，这得有多厚的脸皮能把别人的饭自己吃了，然后很感激别人，这是那个食物极其短缺的时代啊。张贤良肩膀磨点老茧就给日本老太太展示，看看自己吃了多少苦。靠，俺们农民，别说男人，女人肩膀都这样，谁他奶奶抱怨了，给谁抱怨去？

俺最看上眼是杨绛的干校六记。一样的回忆录，她风趣幽默，高贵的精神自然就展示出来。裘法祖先生说，下放让他学会了尊重普通劳动人民，以前他对护士不尊重，经常呵斥，后来懂得以同事的态度尊重他们。他们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那些心理上的右派。

因此，在我的眼中，她才是真正的大师，真正的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