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天马行空的乡村回忆 -- 天马行空

我记忆中的“小生产队”，其实可能是其他地方包产到户的小组，只是本地叫法不同。小生产队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解散了。

据俺村老百姓的说法(原话)：中央那个矮仔重新掌权了，一定会解散生产队，让大家单干。山区里消息闭塞，其实村里的老一辈预言家进行预测的时候，外面已经有很些地方实现单干了。

那时候还流行用飞机撒传单，只是捡到传单已经没工分了。我记得有个堂伯上山割松香，捡回一张传单，上面有个人指点江山，印着四个字：“四个现代化，空谷回音”。此外，还记得哥哥姐姐的课本中第一页有张插图，上面写着“机械化养鸡场”。从此之后，我对传说中的机械化养鸡场无限向往，并且牢牢记住了这几个字。须知道当初我还没上学，除了会认自己的名字其他字都不认得，要记住这六个字是多么不容易。

传说中的分单干终于来了。大队干部传达上级的精神，对是否想分单干不支持，不反对，由社员自己决定，想单干的可以单干，想集体的可以继续集体。

传达这信息的时候正是夏天的农忙季节，既要收割，又要进行下一季节的播种。其他生产队的人听说可以分单干都蠢蠢欲动，然而现在实在忙得不可开交，只好表态等秋后再分单干。俺生产队的人瞻前顾后，没人提出要分单干。生产队长，俺的一个堂伯喜滋滋地说：我们生产队都是兄弟叔侄，不用分单干也干得很好。

然而好景不长，播种之后不久，大家就吵着要分单干了。究竟是导火索是什么，我至今也不知道。反正是刚刚插秧不久，就闹分家。俺生产队大家还以为还继续搞集体的，结果是附近第一个分单干。

由于俺大队是一个曾太公之后，六十年前是一家，大家平时还是和和睦睦的，然而在利益面前，这种和睦就经不起考验了。我至今还记得，分单干的时候大家几乎天天在吵架。

分单干首先分田。我叔叔刚好是在分单干的时候结婚的，按农村的惯例，都是结婚之后才办结婚证，办理户口迁移。正好在分田的时候，这些证件还没办。生产队里有人提出，不能给我婶婶分田。我父亲、叔叔当然不服气，去向公社反应。公社干部说，这种情况可以分田，但是要生产队的社员同意。结果，按家庭表决，有三分二的家庭不同意，导致我婶婶没有分到田。我叔叔一气之下，干脆不办结婚证了。这事后来给他添了不少麻烦。此外，队里有大量超生的孩子，也全部没有分到田地。

分田之后，大家还是使用生产队的牛、犁、耙，各自打理各自的田，收到的稻谷也归各自所有。

秋收之后，进一步单干，把生产队里几乎所有财物都给分了。

生产队里最值钱的东西是牛。整个生产队，一共才六七头牛，平均下来每两家人才一头牛。因此，分牛是头等大事。经合意，分牛的过程是这样：每头牛折价，然后让一家或者两家人买一头牛。等把牛卖出去得到钱之后，再按有户口的人平均。

大家都不太懂给牛估价，结果估下来每头牛的价格差不多。人与人不同，牛与牛之间的差别也很大。有些牛是好牛，耕地效率特别高。有些母牛可以生小牛犊。有些是公牛，尽管力气大，却不能像母牛那样增值。还有些老母牛，耕田没力气，要它生小牛犊也不太靠谱。

结果，大家都想要几头好牛。由于争议不下，决定用抓阄来解决。天马那喜欢打猎的堂哥尽管不识字，但是为人直爽，而且准备接其父的班到县城做工人，和大家利益关系少些，大家就推举他来负责主持抓阄。这位堂哥把写明每一头牛的纸团放到一个粪箕（谁懂得这玩意儿？）里，大家争先恐后地来抓，霎时间粪箕里的纸团就被抢光光。抓到好牛的，笑得合隆不了嘴。抓到差牛的，在哪里骂娘。

且慢！主持抓阄的堂哥还没抓呢，粪箕已经空空如也。做阄的时候，大家都确认每头牛做一个阄的，现在也没人多抓，怎么就少了一个？大家找来找去，也找不到少的那个阄。最后，还是堂哥眼尖，在粪箕缝里发现少那个阄。打开一看，对应的正是全生产队最好那头母牛。

这明显是作弊，有人喊需要重新抓阄。可是，响应要求重新抓阄的却寥寥无几。几家抽到好牛的反对重新再来，抽到不好不差的牛的也不吭声，只有抽到差牛的在那里叫嚷。超了一会，因为要求重新抓阄的人数没有过半，这次抓阄正式生效。

这事让大家吸取教训，后续的抓阄规范多了，谁主持、谁监督，抓阄先后顺序怎样都明确下来。

然而除了牛之外，生产队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值得一提的，生产队里七八个装氨水的大水缸，人人都想要。一番抓阄下来，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忧。不过抽到大水缸的人高兴得有点早了，那时候氨水已经迅速退出化肥市场。实际上，真正分单干之后，我从来没有见到谁还用氨水的。换言之，抽到那大水缸基本上毫无用处。

此外，生产队里有个用于加工副食品的小商铺不适宜采取抓阄形式。经大家商议，对这小商铺进行竞拍。生产队里的财物分配采取竞拍，这是唯一的例外。

最令人感到可惜的是种在河边的十几棵尤加利桉树。这些树都是解放初期种植的，生长了二十多年，每棵树一个人都合抱不过来。在刚分单干的时候，在极短的时间被每家一棵这样抢砍砍光。种一棵树要几十年，砍一棵树却只要几十分钟就够了。

不过相比生产大队，生产队分单干时的无序就不值一提了。由于大队里分单干的故事更多，我想想还是另起一篇算了。

工作一天比一天劳碌，这些天都没时间上网恶搞。上来西西河一看，由于大家热情灌水，这楼早就歪了。歪就歪一点吧，只要不塌就行。

天马小时候，中国已经走出战乱之年。即使有战争，也只是国与国之间的大事，不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样全民参与、人人感受到战乱，似乎和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大。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中越战争爆发得太突然了，在天马家乡，不但我们老百姓，就算干部们也意料不到。刚宣传中越友好，眨眼就反目成仇，这是怎么一回事？

最感到震惊的就是军属们。敝大队当年三个现役军人，都是在广州军区服役。当时各部队、各战士都纷纷写请战书，广州军区离越南最近，当然更是免不了。

军属们紧张啊，辛辛苦苦养一个儿子好不容易才养成人，送上战场去刀枪无眼，如果有个意外，老人的下半辈子怎么办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军属们不敢也没办法阻挠自己的子弟上战场，只能祈求神明：自己的子弟千万不能有三长两短。

由于太祖爷爷当年横扫一切牛鬼蛇蛇，村里的庙早已经荒废，神像也劈来当柴烧掉了。庙宇还在，但是用来发挥其他功能：积肥。有两家军属不管这么多，买了肉，杀了鸡，先后拿到庙宇去拜祭，祈求神明保佑自己的儿子。

印象中那时候那庙宇大殿是空着的，但也脏兮兮的，两侧的厢房都堆着大粪。直到现在，有时候我还会想，这两家在上供拜祭的时候，会不会添加一句：神啊，这里的就餐环境实在太差了，你们把这些供品拿回家里享用吧。

三家军属有两家去了庙宇，还有一家不知道是因为忙还是不信邪，没去拜祭。没想到，就是这家的儿子出意外了。这小伙不是在战场上牺牲，而是所在部队和其他部队联欢，他在去的路上发生意外了。

整个越战中，我们公社有十几个小伙参战，其中五个成为烈士。我们村那小伙据说后来也被追认为烈士了，但这烈士的水分毕竟太大，家属待遇比其他烈属差多了。比如说，其他烈属有农转非的名额，他家就没有。

自这事之后，庙宇里的大粪一清而光，香火一天比一天旺。干部们对大家这迷信行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慢慢地，干部的家属也来拜神了。

战争打起来后，中越双方当然大量军士死于非命。有一些神棍宣称，有一批越南士兵被打死之后，还跟中国人过不去，变成鬼也要潜入中国作崇，准备谋害中国人。

村里面有个从广西娶过来、未婚先孕、头脑有点糊涂的新媳妇，这新媳妇生了孩子之后很快患病，昏迷不醒。她家人请赤脚医生去看，半点效果都没有。村里的几个神棍在太祖爷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代老实得像个鳖，现在一看形势好转，就浮出来重操旧业。没想到这个新媳妇中邪中得太厉害了，这些神棍们学艺不精，没法给她解邪。

村里有一个小伙，按辈分说起来，算是我的远房侄子，声称自己在什么地方学了法术，懂得捉鬼，可以让他帮新媳妇看病。年轻人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对于神棍这一职业，我家乡是向来不相信年轻人的。然而那新媳妇的家人也没办法，只得拿死马当活马医，让这小伙帮新媳妇看病。

说来也神奇，这小伙去给那新媳妇舒展“法术”之后，那新媳妇马上就清醒过来了（虽然还像之前那样有点糊涂）。据那小伙说，他在那新媳妇的房中捉到两个鬼，其中一个是越南鬼。

这事让那扬名立万扬名立万，声威大震。在田马幼小的心灵中，更是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人敢捉会捉越南鬼，其能力胆识比太祖说的敢上九天揽月，敢下无洋捉鳖厉害多了。

大概两三个月之后，天马和一帮小孩子在一起玩耍，那年轻的神棍在前面通过，天马终于有机会亲口问他，是不是真的懂得捉鬼。这神棍说你是不是想学习啊，笑嘻嘻地走过来，然后狠狠地给天马扇了两个耳光，天马立即嚎叫起来了，这场景至今难忘。

公路修好（其实只有一段可以通车）之后，有一天夜间电闪雷鸣，狂风暴雨。第二天大早起来，大家大吃一惊：有一段从山上经过的公路，深洼的地方都有积水。这积水全是暗红色，和平时那些有点黄有点脏的积水明显不同。

那时候群众的觉悟还比较高，看到特殊情况就告诉干部。干部看了，也说不出子丑寅卯来，最后只是推测：莫非越南特务潜入中国投毒？一听说是越南特务投毒，不知道干部们有没有向上级领导反映，老百姓却很来劲，越传越玄。

有人喝了一小口那暗红色的水，有点苦，回去后还拉了肚子。这更能证明这是越南特务投毒，否则雨水怎么可能苦的呢。在大家的议论声中，越南特务投的“毒水”几天就晒干枯了。可笑的越南佬，连投毒也不懂，白白浪费了这么多毒药，连个狗也毒不到。

没想到不久之后，又风雨大作，然后在同一地段，积水又变成暗红色。莫非越南特务吃了豹子胆，敢白天来投毒？不过谜底很快就揭穿了。原来，那段穿山公路两旁生长着很多松树。当时正好松树花开，风一刮，把松树花粉吹在积水上，积水就变成暗红色了。

虚惊一场，大家都觉得好笑。然而天马稍为长大一些之后，就有个疑问：按道理，村里的人都是山里长大的，山上有的是松树，一定几乎每个人都见过松树花粉落在积水里的，为什么这次大家会这么大惊小怪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一直到读高中之后才想明白。山上的松树虽多，但是山路却极小，虽然在松树花开季节，山路上有时会有一小滩暗红积水，大家也不会记在心里。后来新修了公路，雨后路上有大面积暗红色的积水，这就在大家见识范围之外了，又在战争时期，所以大家才会疑神疑鬼。

在这里说一点题外话。天马读高中时正好是气功热，当时形形式式的“奇人”层出不穷，田马的同学中也颇有几个强烈的气功爱好者。本人向来喜欢怀疑一切，常常和这些爱好者同学争得面红耳赤。后来上大学，感到震撼的是很多大学教授也练气功，其中不乏科研行业的佼佼者。现在想来，这些教授们虽然是科研的领头羊，但是气功大师们的表演显然在他们的见识范围之外，因此被骗也不算意外。

看韩少功回忆的《马桥字典》，其下乡的马桥村在一些忌口。比如在村民门认为动物也能听懂人话，打猎的时候，就要故意把方向说反，南说成北，东说成西。天马家乡也不少人认为动物可以听懂人类的语言，因此，针对动物采取某种行动时，绝对不能直说。

打野猪还好说，因为猎人们都是男人，不太相信力神怪。每次打野猪前一晚擦枪，只说打野猪，大家也不以为忤。唯一的忌口就是千万不能说明天可能打不到野猪。尽管每次行动，打到野猪的成功率统计起来只有五六分之一。

乡下老鼠特别多，老鼠是四害之一，因此毒老鼠是是一项抓革命促生产的重要任务。拌老鼠药、放老鼠药的事情基本上是由哦女人去做。女人们大都相信老鼠可以听懂人类的语言，因此，下老鼠药的时候千万不能说下老鼠药，而是喂老鼠。如果直说下老鼠药，老鼠听到之后就会提高警惕，不肯吃了。若见到别人下老鼠药，千万不要说“你下老鼠药啊”，否则，轻则遭一白眼，重则会招来一顿骂。

村里的妇女们除了相信老鼠能听懂人类的语言，还相信鸟能听懂人类的语言。种花生的时候千万不能说种花生，否则被小鸟听到，会把埋在地下的花生种子都挖起来吃掉的。如果谁见到别人种花生却不顾忌口，十有八九会招来一顿臭骂。

为什么说种花生的忌口比给老鼠下药的忌口“处罚”重得多呢？原因是毒老鼠是给生产队干活，种花生基本都是在自留地种的，关系到切身利益。花生对农村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炒花生是招待贵客下酒的一道好菜，花生油是送礼或者招待贵客的佳品(生产队只分茶油，没有花生油)，榨花生油剩下的渣则是小孩子最喜欢的零食。

和关中农民老兄说的不同，我家乡的猪牛是生产队养的，鸡才是每家每户自己养的。不但猪粪牛粪，就算人的大便也是集体的。因此，属于家庭的农家肥只有鸡粪和人们的尿，或者自己再去烧一些草灰，自留地的这点肥料实在太少了。

生产队干部也知道自留地的肥料不足，因此作了一些灵活处理，允许大家去集体的粪池挑一点大粪，但不能多挑，好像大概是每家两担。

由于农家肥如此难得，村里小学生在学校拉那些“无主”的大小便就成为了香饽饽。为了争小学生的小便，甚至引起打斗。校长一见不像话，发言说谁敢打斗，不管有理无理，永远取消来小学挑大小便的资格，才把这类事情“弹压”下去。可惜，敝生产队离学校很远，没有沾到小学农家肥的光。

说到这里，顺便鄙视一下一些已故未故的著名国学大师文学大师还有什么大师，在太祖时代只不过是下乡做几年农民而已，实在没什么值得怨恨的。如果这也要像祥林嫂那样唠叨几十年，那么我们世代做农民的岂不是应该怨恨几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