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08：成得臣——大功自败 -- 桥上

成得臣更为人知的称呼是“子玉”，“子玉”是他的字，“得臣”是他的名，“成”是他的“氏”，据说他是楚国先君若敖的后代，属于芈姓。

《左传》中最早提到成得臣（子玉）是在公元前六三七年（鲁僖公二十三年，周襄王十六年，晋惠公十四年），那时他率领一支楚军远征陈国，夺取了“焦”和“夷”那两个城邑，并为投靠楚国的顿国新筑了城池，然后返回。

下面是成得臣取焦、夷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这一战，成得臣用较少的兵力，攻下了两座城邑，为楚国在遥远的东方取得了立脚点，所以当时楚国的令尹子文（鬭穀於菟）认为他立了“大功”，把自家的令尹之位让给了成得臣。令尹子文的决定未能得到广泛支持，楚国国内议论不断。主要的批评者有一位大夫叔伯（蒍吕臣），此人后来接了成得臣的班。

子文能自行决定让出令尹之位由成得臣接替，是因为他曾经“毁家纾难”，保住了楚国和成王的王位，详情可见《《左传》中的成语06附：息妫入楚3》。

之所以说成得臣所用的兵力较少，则是因为后面叔伯的儿子批评他“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由此可见，他率领的兵力必定少于此数，我估计此行他大概带了二百乘兵车。这也和他此时的地位相符。相对的，被他攻克的“焦”和“夷”那两个城邑每处都应有不少于一百乘兵车，可能来援的陈国都城那里还会有更多人马。

成得臣作战有一套，但小气了点，没有能统驭全局的胸襟。例如：他曾经为自己制作了一套漂亮的马饰，城濮之战前，据他说，河神托梦给他，让把这套马饰献出来，就可能保佑他在战斗中立功，可他却没肯。可见他为了不足道的私人喜好，竟能不顾大局，完全没有统帅应有的决断力。于是楚国的一位大夫荣季批评他说：“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

就因为他的性格缺陷，使他在城濮之战中掉进了晋文公的陷阱，又面子挂不住，自杀而亡。

子玉（成得臣）和晋文公早已打过交道，就在晋文公还是一位周游列国的公子时。当时的楚子（楚成王）曾问这位流亡中的公子（后来的晋文公-重耳），如果能返回晋国，用什么来报答自己，公子回答“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当时在场的子玉一听就怒了，认为这个公子不知好歹，要求杀了他。但同时他也就没把公子的“其辟君三舍”这个承诺放在心上。

子玉当上令尹以后，继续带兵出战，但仍未能平息楚国国内的议论。那一次，在准备出征讨伐宋国之前，楚成王先是下令让前令尹子文（鬭穀於菟）在“睽”那里检阅整编部队，检阅进行了一早上就完事了，没有处罚一个人。随后，到了“蒍”那里，又下令让子玉检阅整编部队，他整整搞了一天，鞭打了七个人，还用箭贯了三个人的耳朵。虽然前令尹子文置酒庆贺自己选了个好接班人，很多大夫也都来庆贺，但叔伯（蒍吕臣）年幼的儿子蒍贾却不以为然，批评说：

子之传政于子玉，曰：‘以靖国也。’靖诸内而败诸外，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贺，何后之有？

他是说子玉（成得臣）不是统帅大军的材料，军队规模超过“三百乘”战车，他就协调不了，最终必定不能把部队完整地带回来。这话马上就要应验了。

子玉带着楚军出发，包围了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援，晋文公欠宋国的人情，认同“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于是晋人倾国出动，攻下楚国的盟国曹国和卫国，引诱楚军来攻。

本来楚成王已经让子玉（成得臣）“允当则归”，可子玉不懂得“知难而退”，执意对抗晋军，晋军首先“退三舍辟之”，也被他理解为胆怯，于是晋、楚两军在城濮开战。

战斗中，晋军击溃了楚军不由子玉直接指挥的左右两翼，子玉直接指挥的中军虽然并未动摇，但只能后退，不过子玉还是控制住了楚军，避免了全军溃败。

这一战，晋国成为中原的霸主，拉开了晋、楚两国一百多年争霸的帷幕。

战败之后，子玉不肯等待楚成王的赦免，很快就自杀了，自动为晋国实现霸权让了路：接替他的是他的对立面蒍吕臣（叔伯），由于要整合内部，蒍吕臣顾不上处理外部的事物。

不过，当初子文（鬭穀於菟）让子玉（成得臣）接替自己，除了子玉立功的因素外，应该也考虑到了子玉所在家族的势力，在蒍吕臣之后，子玉的儿子成大心和孙子成嘉很快就相继担任了令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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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春秋经》和《左传》中的相关段落及我的粗略翻译和一些补充说明：

拜读了

子文的运气好像不太好，像成得臣属于看人不准，吃了败仗。问题是看对了更糟。他看太子商臣“蜂目豺声”， 结果把君臣性命都搭上。 成得臣的霉运应该不止于此，其后代和整个若敖之卒几乎族灭，成就了楚庄王和神手养育基的英名。

汉以前,中国古代的国相传统上都是自杀的,不会下狱.如果不死,君主就派人到你大门口哭去.可以怀疑一些人是被自己的家人逼死或者直接杀死的.只有这样,他的家族才不会受牵连,继续存在下去,所谓"兴灭国".真正被灭族的很少.

私家和公室一旦分离,就很难再回到公室直接统治.因为私家的家臣只效忠于自己的直接首领而不是公室的.记不清是哪一个君主,灭掉了一个世族而被人称赞,就是因为他没有把灭族的土地收归国有,被称赞没有私心.

春秋里诸国的世卿都很强大,象子文和子玉可以把令尹私相授受,事实上形成了独立于君主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国君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建立真正的统一国家,就必须打击世卿.所以,子玉必须为自己的失败负责.至于说楚前面的请罪,后面的后悔,子玉的再拜,都只是仪式而已.

子玉之死被认为是个错误,主要是因为"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但是经此一役,楚的实力并没有受到损害,而最后不杀功臣的晋却被私家瓜分了.

子玉家族携战功相逼，子文恐怕不得不让。

较真不是问题，问题是较真的时候视角过于狭窄，不能抓大放小，反而忽略了宏观整体。所以说他不能过三百乘，管不了大队。

短期利益上是晋国沾光了。

长期利益上则由于话语权的问题没人解释，含混了过去。

当然，长期利益的问题并非没有人提，只不过这件事没有人提罢了。

《僖二十三年经》：

秋，楚人伐陈。（（p 0401）（05230003））（045）

《僖二十三年传》：

秋，楚-成得臣帅师伐陈，讨其贰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顿而还。子文以为之功，使为令尹。叔伯曰：“子若国何？”对曰：“吾以靖国也。夫有大功而无贵仕，其人能靖者与有几？”（（p 0402）（05230301））（045）

我的粗译：

我们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六三七年，周襄王十六年，晋惠公十四年，楚成王三十五年，宋襄公十四年，陈穆公十一年），秋天，楚国的成得臣率领部队进攻陈国，追究陈国投向宋国的行为，就此割占了陈国“焦”和“夷”那两座城邑，还为顿国新筑了都城，然后收兵回“国”。

楚国的令尹子文（鬭穀於菟）认为成得臣此战有功，把自家的令尹之位让给了成得臣。楚国的一位大夫叔伯（蒍吕臣）就问子文说：“子若国何？（大人这么干，拿我们的“国”怎么办？）”子文回答说：“吾以靖国也。夫有大功而无贵仕，其人能靖者与有几？（我就是要安定我们的“国”啊。那些立了大功却没得到高位的人，仍然能安分守己的，有几个？）”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其人能靖者与有几”曰：

言若其人有大功而无贵仕能安国者不多也。与同欤，谓其人能靖者有几欤，《释文》从“与”字绝句固非，邵宝《左觿》谓“若曰‘其有几人能靖者与’”，似近而未的。《马氏文通》谓“与”本在句末，倒在前，是也。

“楚”杨伯峻先生注云：“楚亦名荆，详庄十年《经注》。初都丹阳，据《史记楚世家集解》及《正义》当在今湖北省-枝江县；《水经注》谓在今秭归县一带，难信。武王迁郢，今江陵县北十里之纪南城。定公六年，楚昭王因畏吴而迁鄀，旋后还郢，证之楚王盦章钟铭，可信。武王十九年入春秋。楚王-负芻五年，灭于秦。楚器传世及出土者多见。”

不过据《楚居》：“至成王自鄀郢徙湫郢，湫郢徙袭为郢，为郢徙居睽郢。至穆王自睽郢徙袭为郢。”

如此，则此一时期内，“楚”之“都城”前后有两处，《楚居》称为“为郢”和“睽郢”，分别位于今纪南城遗址和秭归-香溪镇。下面是此一段时间内与此有关的《春秋经》和《左传》：

秋，楚人灭夔，以夔子归。（《僖二十六年经》（p 0438）（05260006））（045）

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僖二十六年传》（p 0440）（05260501））（045）

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蒍，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僖二十七年传》（p 0444）（05270401））（045）

据此，此时“楚”应在“蒍”——“为郢”，即纪南城遗址：东经112.18，北纬30.42；在“灭夔”后一度迁往“夔”——“睽郢”，大体位于秭归-香溪镇：东经110.77，北纬30.97；很快，因“将围宋”，又迁回了“蒍”——“为郢”。

“陈”（杨注：陈，国名，妫姓，虞舜之后，故又称虞，见《逸周书王会篇》，亦犹杞之称夏，宋之称殷或商。今河南省-开封市以东，安徽省-亳县以北，皆其国土。都宛丘，即今河南省-淮阳县治。金文有陈侯鼎、陈子匜等，其字作“敶”。桓公二十三年入春秋，哀公三十五年，即鲁昭公八年，为楚所灭。鲁昭公十三年，惠公复兴。《史记》有《陈世家》。#《礼记乐记》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礼记郊特牲》孔《疏》引古《春秋左氏》说，周封黄帝、尧、舜之后谓之三恪。杜《注》以虞、夏、商之后为三恪，孔《疏》为之辩护，恐不合古人传说。#陈国之地今河南-开封市以东，安徽-亳县以北。诗有《宛丘》，陈都宛丘，今河南-淮阳县。#大皞氏旧居陈。僖二十一年《传》云：“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陈为舜后，任、宿诸国始是大皞之后，不过相传大皞居陈而已。），推测位置为：东经114.88，北纬33.73（淮阳县城）。

“宋”（杨注：宋，国名，子姓，成汤之后裔。及周武王灭纣，封其子武庚。武庚企图恢复殷商王室，与管叔、蔡叔联络举兵，而为周公-旦所败，改封纣父帝乙之长子微子启为宋公。或称殷，或称商，皆仍其旧称。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市。传至穆公七年，即鲁隐公元年。昭公-得之元年，即鲁哀公二十七年，《左传》止于此年。自昭公传六世，一百七十年，据《史记宋世家》及《汉书地理志下》，为齐、魏、楚三国所灭。但吴师道注《战国策》曾疑之，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则直云“灭于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焦”（杨注：焦当今安徽省-亳县，夷在亳县东南七十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5.77，北纬33.88（谯城区）。

“夷”——“许”——“城父”——“东夷”（杨注：许，姜姓国，周武王封文叔于许，故城在今河南省-许昌市东三十六里。鲁成十五年，许灵公迁于叶，即今河南省-叶县南稍西三十里。昭公九年，许悼公迁夷，实城父，今安徽省-亳县东南七十里之城父集。一九六二年在安徽-宿县-许村公社-芦古城孜发现许国-诸俞之器。许国君葬于许村，离城父集固不甚远。十八年迁析，实白羽，即今河南省-西峡县。定公四年，许男-斯迁容城，容城故城在今鲁山县南稍东约三十里。传世器有许子钟、许子妝簠等。“许”皆作“鄦”，与《说文》同。自文叔至庄公十一世，始见于《春秋》。战国初灭于魏。详《汉书地理志》“颍川郡-许”王先谦《补注》。#焦、夷皆陈邑。焦当今安徽省-亳县，夷在亳县东南七十里。杜《注》谓“夷一名城父”，其实城父不过夷之一邑耳。说详昭九年《传注》。#徐国本在今江苏-泗洪县南，昭三十年被吴所灭，楚迁之于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七十里。#夷，今安徽-亳县东南七十里城父故城。#楚有两城父，此所谓夷城父，取自陈。僖二十三年楚伐陈，取焦、夷。杜云：“夷一名城父”，即此。又有北城父，见十九年及哀六年《传》，详顾栋高《大事表》七之四。#城父即夷，其田盖城父境内田之一部分耳，在养东北；胡即今阜阳市，胡田在养东南。），推测位置为：东经115.98，北纬33.64（亳州-城父镇，夷-城父，许-昭九年迁来，昭十八年迁析）。

“顿”（杨注：顿，国名，姬姓，即今河南省-项城县稍西之南顿故城。顾栋高《大事表》引或曰“顿国本在今县北三十里，顿子迫于陈而奔楚，自顿南徙，故曰南顿”，未审确否。#楚于二十三年城顿，或为今年纳顿子欤。高士奇《地名考略》谓顿之南徙在此年，亦无确证。#顿国即今河南-项城县稍西之南顿故城，余详僖二十三年《传注》。），推测位置为：东经114.72，北纬33.47（商水县平店乡李岗村及李岗与冢子王庄之间，北顿）。东经114.84，北纬33.43（东风村，南顿故城）。

《僖二十五年经》：

秋，楚人围陈，纳顿子于顿。（（p 0429）（05250005））（045）

《僖二十五年传》：

秋，秦、晋伐鄀。楚-鬭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秦人过析，隈入而係舆人，以围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书、伪与子仪、子边盟者。商密人惧，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师。秦师囚申公子仪、息公子边以归。楚令尹子玉追秦师，弗及，遂围陈，纳顿子于顿。（（p 0434）（05250301））（045）

我的粗译：

两年以后，我们僖公二十五年（公元前六三五年，周襄王十八年，晋文公二年，楚成王三十七年，陈穆公十三年），秋天，秦人和晋人一起进攻鄀国，楚国的鬭克和屈禦寇率领申、息之师开来保卫商密（鄀），驻扎在要隘“析”。秦人没与楚国来援的大军作战，而是越过“析”直接开去了商密。

秦人把自家的一些舆人捆着，黄昏的时候进到了商密（鄀）城下，趁着夜暗，在地下挖坑，杀牲放血，放入盟书，装得好像正在和子仪（鬭克）与子边（屈禦寇）举行盟誓。商密城中的人一看就紧张了，纷纷传言：“秦取析矣！戍人反矣！（秦人已经打下“析”，来救援我们的部队都投降他们了！）”于是商密人投降了秦人。秦军进而俘虏了被甩在自家身后的申公“子仪”（鬭克）和息公“子边”（屈禦寇），带回本国。

楚国的令尹子玉得到报告之后，领兵追击秦军，但没追上。于是转而包围了陈国，把顿子（顿国国君）送回了“顿”。

一些补充：

此次令尹子玉领兵追击秦军，没追上之后转兵陈国，这一行动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就是从地图上看，“商密”和“陈”两地根本就是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何以如此，我感觉楚人应是有惯例，没得到战利品不能回来的（甚至楚人负责刑罚的官员及官署就叫司败，亦可见楚人是多么不能容忍失败），所以当初楚文王与巴人战斗失败后才会硬是被大阍鬻拳拒绝入城，赶去攻打另一个方向的黄国，死在了外面，详情可见《《左传》中的成语06附：息妫入楚2》。

下面是楚人这两次转兵一些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前一次是楚文王率兵从大郢前往“津”迎战巴人，战败后返回大郢，被拒绝入城，又转往“黄”，“败黄师于踖陵”而归。后一次就是此时，先是“鬭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全军覆灭。随后令尹子玉自“为郢”率兵来救援，秦军已经撤走，只好转兵“围陈，纳顿子于顿”：

从图中可见，两次转兵都要再跋涉几百里，而且后一目标甚至比未能完成的前一目标的所在更远。后来有一句话叫“贼不走空”，去掉贬义，和这里楚人的行为模式还是有相似之处的，他们失手后好歹都要找到新的目标捞一票才甘心。

杨伯峻先生注“楚-鬭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曰：

鬭克，字子仪，时为楚之申公；屈禦寇字子边，时为楚之息公。楚之地方长官皆称公。楚国经营中国，常用申、息之师。僖二十八年城濮之败，楚王谓子玉“若申、息之老何”可证；二十六年申公-叔侯戍齐，宣十二年申公-巫臣与伐萧，成六年用申、息之师救蔡，亦可证。成七年《传》所谓“申、吕所以邑，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者也。戍商密即戍鄀，商密以国都言，鄀以国言。杜《注》误。

杨伯峻先生注“隈入而系舆人”曰：

隈，水曲也。盖秦人过析，从丹水曲过师，以避戍兵之路也。说见沈钦韩《地名补注》。或读为“秦人过析隈”句，以“析隈”连读，《名胜志》、《方舆纪要》且因有析隈山，不合《传》意。据郑玄《周礼弓人》“夫角之中，恒当弓之畏”《注》，“玄谓读为秦师入隈之隈”，则郑所见本“隈入”作“入隈”，尤宜以“秦人过析”为句。舆人，众人也。或为士兵，或为役卒。係舆人者，秦人实未取析，而伪为已取析者，缚係己之众人伪为析之俘虏也。

杨伯峻先生注“宵，坎血加书、伪与子仪、子边盟者”曰：

掘地为坎，杀牲于其上，取血以告神，歃血，加盟书其上。详见隐元年《经注》。子仪、子边实不知此事，更未与盟，故宵为之，免被城中人识破。

杨伯峻先生注《隐元年经》“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曰：

盟法，先凿地为坎（穴、洞），以牛、羊或马为牲，杀于其上，割牲左耳，以盘盛之，取其血，以敦（音对，容器）盛之。读盟约（古谓之载书，亦省称载或书）以告神，然后参加盟会者一一微饮血，古人谓之歃血。歃血毕，加盟约正本于牲上埋之，副本则与盟者各持归藏之。《文物》一九七二年第四期有《侯马东周盟誓遗址》一文，可参阅。（（p 0007）（01010002））（013）

“秦”（杨注：《左传》秦事始见于此。《春秋经》则至僖公十五年韩原之战始见。秦为嬴姓国，周孝王封伯益之后非子为附庸，邑之秦，今甘肃省-天水市故秦城是。顾栋高《大事年表》以为今清水县。襄公讨西戎有功，平王赐以岐、丰之地，列为诸侯，徙居汧，即今陕西省-陇县南三里之汧城。文公后卜居汧、渭之间，即今眉县东北十五里之故眉城。宁公二年，即鲁隐公九年，徙平阳，故城在今眉县西四十六里。德公元年，即鲁庄公十七年，徙居雍，今凤翔县治。一九七三年于凤翔县南四里发现其宫殿遗址及遗物。献公十二年徙栎阳，故城在今陕西省-临潼县北五十里。孝公徙都咸阳，故城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王国维《观堂集林秦都邑考》，其说有是有非，不能尽信。《大事表》云：“文公四十四年入春秋。春秋后二百六十年，始皇并天下。”《史记》有《秦本纪》。传世古器有秦公簋、秦公钟、秦子戈、秦子矛等。《梁书刘之遴传》有秦客成侯尊。），推测位置为：东经107.39，北纬34.50（雍，凤翔南古城。有遗址，不规则长方形城，3480╳3130，1000万平方米，春秋早期至战国早期）。

“晋”——“绛”——“故绛”（杨注：晋国事始见于此，而《春秋经》不书，盖以晋五世有内乱，不及来告之故。晋国，武王子唐叔虞之后。成王灭唐而封叔虞。翼，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南。传世有晋公[奠/皿]，据唐兰《晋公午[奠/皿]考释》，定为晋定公所作。铭文“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云云，与《逸周书王会篇》所言“成周之会”，“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之意相适应，加以《晋语》引叔向之言，唐叔以武力封，足证《吕览重言》、《说苑君道》所传桐叶封弟之不可信。唐叔之子燮父改唐为晋，即今之太原市。（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谓唐叔之封在翼，黄汝成《集释》引全祖望说辨其在今太原。）四世至成侯，南徙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东。又五世至穆侯，复迁于绛，绛即翼。鲁成公六年，晋景公迁都新田，此后命新田为绛，新田即今山西-侯马市，而以旧都为故绛。自春秋后出公以下五世六十五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地，迁靖公为庶民，晋亡。曲沃庄伯及翼本末，详桓公二年传。曲沃在今山西省-闻喜县东二十里。曲沃去翼一百余里。#绛本晋国都城，在今翼城县东南十五里，详隐五年《传注》，而《年表》云：“晋献公九年，始城绛都。”似绛都本无城郭者，恐太史公误会《传》意。《传》意仅谓士蒍为高其宫而城绛，则所谓城者，加高加大而已。自成六年徙新田后，谓之故绛。#晋从此后迁都新田，亦称新田为绛，因称故都绛为故绛。#若不以唐叔所封为太原市，则晋前后四次迁都，均在平阳（今临汾县西南）四周一百五十里之内：翼在今翼城县东南三十五里。曲沃在闻喜县东北，距翼约一百五十里。故绛在今汾城南，新绛北，东距翼约一百里。新田即今侯马市，去翼仅数十里耳。），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鄀”——“上鄀”——“商密”——“商”（杨注：鄀音若，秦、楚界上小国，此时犹都商密，其地当在今河南省-淅川县之西南。其后迁都，则在今湖北省-宜城县东南九十里。考之古器名，鄀有上鄀、下鄀之分。上鄀之鄀作“鄀”，下鄀之鄀作“[虫若]”或“蠚”，界限显然。如鄀公敄人簋云“上鄀公-敄人乍尊簋”，蠚公[言（咸/糸）]鼎云“下蠚-邑公-[言（咸/糸）]乍尊鼎”，[虫若]公[言（咸/糸）]簠云“[虫若]公-[言（咸/糸）]作旅[鉕-口+古]”。商密为下鄀，宜城东南为上鄀。说详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文五年秦人入鄀，自是南徙为楚附庸。定六年迁郢于鄀，则楚已灭之为邑矣。陈树华《考证》与洪亮吉《诂》俱谓晋文方启南阳、围樊、围原，何暇会秦远伐小国？《传》中无一语及晋，可见晋字为衍文。其实此时晋分兵助秦，亦无不可。杜《注》“不复言晋者，秦为兵主”，未尝不可通。#时鄀盖仍都商密，秦人入鄀，则取商密并入己国。鄀未亡，迁都今湖北省-宜城县东南，为楚附庸。《水经沔水》云：“沔水又迳鄀县故城南。”《注》云“古鄀子之国也，秦、楚之间自商密迁此为楚附庸，楚灭之以为邑”是也，故定六年楚令尹子西得迁郢于鄀，谓之鄢郢。#商，据杜《注》，当在今陕西省-商县东南之商洛镇，然当时楚之疆境恐不至此。江永《考实》谓是僖二十五年《传》之商密，或是也。商密当在今河南省-淅川县西南，与下《传》文“沿汉泝江”之地理亦合。），推测位置为：东经111.12，北纬33.18（商密，上鄀，寺湾-下古城）。

“楚”——“为郢”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8，北纬30.42；（纪南城遗址）。

“申”（杨注：申，国名，伯夷之后，姜姓。后为楚所灭。故城在今河南省-南阳市。庄六年《传》载楚文王伐申，哀公十七年《传》又云楚文王“实县申、息”，则鲁庄之时申已为楚灭。然据昭十三年《传》文，楚平王似曾复其国。），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53，北纬33.00（南阳-瓦房庄附近古宛城遗址，或云在南阳北三十里，非此地）。

“息”（杨注：息，一作鄎，姬姓之国。不知初封于何时何人。庄十四年前为楚所灭。息故城当在今河南省-息县。《清一统志》引《息县志》，谓有古息里在县治西南十五里，即息侯国。），推测位置为：东经114.70，北纬32.31（息县-城郊乡-徐庄村-青龙寺-息国故城遗址）。

“析”——“许”——“白羽”（杨注：许，姜姓国，周武王封文叔于许，故城在今河南省-许昌市东三十六里。鲁成十五年，许灵公迁于叶，即今河南省-叶县南稍西三十里。昭公九年，许悼公迁夷，实城父，今安徽省-亳县东南七十里之城父集。一九六二年在安徽-宿县-许村公社-芦古城孜发现许国-诸俞之器。许国君葬于许村，离城父集固不甚远。十八年迁析，实白羽，即今河南省-西峡县。定公四年，许男-斯迁容城，容城故城在今鲁山县南稍东约三十里。传世器有许子钟、许子妝簠等。“许”皆作“鄦”，与《说文》同。自文叔至庄公十一世，始见于《春秋》。战国初灭于魏。详《汉书地理志》“颍川郡-许”王先谦《补注》。#十八年迁析，实白羽，即今河南省-西峡县。#析，此时当是鄀之别邑。据《大事表》七之四，今内乡县、淅川县之西北境皆析地。昭十八年，楚迁许于此。#十八年又迁于析，即今河南-内乡县西北，定四年又迁于容城，则又在叶县西。#成十五年许迁于叶，自后常以叶为都。昭九年自叶迁于夷，十一年迁许于楚境内，十三年平王复之，又归于叶。《传》云“叶在楚-方城之外蔽”，则足证楚自叶迁许。白羽在今河南-西峡县西关外。#杜《注》：“于《传》时，白羽改为析。”盖以《经》言白羽，则白羽为旧名，析则作《传》时名。#丰，据顾栋高《大事表》七之四，在今河南-淅川县废治（今为旧淅川）西南，与湖北-十堰市相接界。今淅川县及内乡县之西北境皆楚-析地。），推测位置为：东经111.49，北纬33.31（莲花寺岗，许-昭十八年迁来，定四年迁容城）。

“陈”推测位置为：东经114.88，北纬33.73（淮阳县城）。

“顿”推测位置为：东经114.84，北纬33.43（东风村，南顿故城）。

下面是秦、晋伐鄀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注意，如图可见“鄀”——“商密”比“析”更靠西，而秦人应该是从西面的“武关”来，按直线距离“鄀”离“武关”更近，但照这段《左传》的叙述，从“武关”前往“鄀”——“商密”要先经过“析”。这恐怕反映之前当时人一般认为要从“武关”前往“鄀”没有直接的道路可行，要经过“析”再折向西才能到达。而此次秦人和晋人应该是发现了新的通道，可以越过“析”直接前往“鄀”了。

《僖二十六年经》：

公子遂如楚乞师。（（p 0438）（05260005））（045）

《僖二十六年传》：

东门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师。臧孙见子玉而道之伐齐、宋，以其不臣也。（（p 0440）（05260401））（045）

我的粗译：

下一年，我们僖公二十六年（公元前六三四年，周襄王十九年，晋文公三年，楚成王三十八年，齐孝公九年，宋成公三年），我们的卿东门襄仲（公子遂）和大夫臧文仲（臧孙辰）前往楚国，请求楚国派兵支援我们。臧孙专门去见了子玉，渲染齐国和宋国“不臣”的罪状，鼓动楚国讨伐他们。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东门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师”曰：

东门襄仲即公子遂，称“东门”者，据《周礼大司马》“辨号名之用，帅以门名”，郑玄《注》谓“军将皆命卿，古者军将盖为营治于国门，故鲁有东门襄仲，宋有桐门右师（昭二十五年《传》），皆上卿为军将者也。”杜《注》则以为“襄仲居东门，故以为氏”。疑郑玄说较是。臧文仲即臧孙辰，见庄十一年《传》并《注》。文仲为副使，故《经》未书。

桥案：我觉得当时城（国）中的“民”是按鄉（乡）划分的，鄉（乡）既是行政组织，也是军事组织，所以后来的《管子》中有云：“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公帅十一乡，高子帅五乡，国子帅五乡。参国故为三军。”（《小匡第二十》）。鄉者，嚮（向）也，我意嚮（向）即意为在城中居住在某一方向，也就负责警戒防御某一方向，此“东门”、“桐门”者亦当与此类似，乃意为居于“东门”、“桐门”且负责防守“东门”、“桐门”之“军将”。

又：乡（鄉）在城（国）中在《周礼》中也有些佐证，如“每乡卿一人”（《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乡士掌国中”（《周礼秋官司寇第五》），前者说明卿也就是军将与乡的关系，也说明当时军队的成员都是住在城（国）中的；后者则明言乡在“国”中。《论语》中有一段话似也反映乡在“国”中：“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论语乡党第十》）。

其实“卿”与“鄉”甲骨文、金文字形极为相似，二字应是同出一源，“鄉”本意是对面而食，“卿”本意也是饗食。下面是“卿”和“鄉”的甲骨文、金文字形，出自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页三六〇和页二五六：

细心的您可能已经发现，图中左上角和右上角的两个分别代表“卿”和“鄉”的甲骨文实际上是同一个字，出处相同，靠下面一栏的金文中也有一对是同一字的。我感觉，其实“卿”最早可能就意为“鄉”的长官，与“鄉”用的就是同一个字，后来才分化为两个不同的字。

“鲁”——“少皞之虚”（杨注：鲁国-姬姓，文王子周公-旦之后。周公辅佐周王朝，成王封其子于曲阜，定四年《传》“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是也。龚景瀚谓鲁都一为曲阜，一为奄城，古奄国都也。二城相距仅三里。曲阜在东而稍北，今山东-曲阜县北三里之古城村。奄城在西而稍南，即今曲阜县治。初都曲阜，炀公迁奄城；春秋时又迁曲阜，盖在僖公时。详《澹静斋文钞鲁都考》。一九七七年曾于鲁都进行勘探发掘，测得鲁都城平面大致呈不规则横长方形，城东西最长处三点七公里，南北最宽处二点七公里，面积约十平方公里。周围有城壕，西北两面城壕利用古洙水河道。（城周长二十三点七里，面积三十九点五平方里，）今日曲阜县县城仅占鲁故城西南角之一小部分。故城城门十一座，东、西、北各三座门，南两座门。鲁宫殿在城中。在东北部城墙下与城内西北、西南部有鲁城以前之居民区，或即商奄遗址。#据《谷梁传》，中城即内城。若然，则此中城即鲁都曲阜之内城。杜《注》以此为鲁国城邑之名，云在“东海-厚丘（各本误作廩丘，今从金泽文库本、南宋小字本正）县西南”，即在今江苏-沭阳县境，为鲁边境所未达。杜《注》不可信。说详江永《考实》。定六年“城中城”与此同。#杜《注》：“少皞虚，曲阜也，在鲁城内。”），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楚”——“为郢”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8，北纬30.42；（纪南城遗址）。

“齐”（杨注：齐，国名，姜姓，太公之后，国于营丘，在今山东省-临淄废县（今为临淄镇）稍北八里。临淄-齐城包括大城、小城二部分，总面积三十余平方公里（详《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僖公九年入春秋。春秋后，田氏夺其国，是为田齐。#马宗琏《补注》引《史记田齐世家正义》谓檀台在临淄东北一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宋”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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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二十六年经》：

秋，楚人灭夔，以夔子归。（（p 0438）（05260006））（045）

《僖二十六年传》：

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p 0440）（05260501））（045）

我的粗译：

也在这一年，听说夔子（夔国国君）不肯祭祀祝融和鬻熊，楚人去谴责他们，他们竟回答说：“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我们的先王熊挚得了重病，鬼神不肯原谅他，只好孤零零地逃到了“夔”。那以后我们和你们“楚”就没关系了，还有什么可祭祀的？）”

到秋天，楚国的成得臣（子玉）和鬬宜申（子西）率兵攻灭了夔国，把夔子带了回来。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曰：

鬻音育。据《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帝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云云，是祝融与鬻熊皆楚之先祖，而夔为楚之别封，依古礼，亦宜祀之也。全祖望《经史问答》谓任、宿、须句，风姓也，实修太皥之祀。夫太皥，天子也，而任、宿诸国以附庸之小侯各主其祀，然则祝、鬻二祭，夔亦当祀之。

杨伯峻先生注“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曰：

《唐石经》“竄”本作“寓”，复磨改作“竄”。《楚世家》谓“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立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熊渠卒，子熊挚红立。挚红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云云，则《左传》之熊挚似即《史记》之挚红。然挚红为熊渠之中子，曾继立于楚，为其弟所弒，则与传异。《索隐》引谯周《古史考》云：“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长子挚有疾，少子熊延立。”《正义》引《乐纬》宋均《注》云：“熊渠嫡嗣曰熊挚，有恶疾，不得为后，别居于夔，为楚附庸。后王命曰夔子也。”无论熊挚为熊渠之孙或嫡嗣，其有疾不得为后，则与《传》同。《郑语》“芈姓夔、越，不足命也”，韦昭《注》亦云：“熊绎六世孙熊挚，有恶疾，楚人废之，立其弟曰熊延，挚自弃于夔。其子孙有功，王命为夔子。”据《史记》，熊挚宜当周厉王、周宣王之世。

“夔”（杨注：“夔”，《公羊》作“隗”，盖通假字。亦作“归”。夔，国名，与楚同姓。今湖北省-秭归县东有夔子城，地名夔沱者，古夔国也。），推测位置为：东经110.77，北纬30.97（秭归-香溪镇，睽郢，僖二十七至文九）。

《僖二十六年经》：

冬，楚人伐宋，围缗。公以楚师伐齐，取穀。（（p 0438）（05260007））（045）

《僖二十六年传》：

宋以其善于晋侯也，叛楚即晋。冬，楚令尹子玉、司马子西帅师伐宋，围缗。（（p 0441）（05260601））（045）

公以楚师伐齐，取穀。凡师能左右之曰以。置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为鲁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为七大夫于楚。（（p 0442）（05260602））（045）

《僖二十六年经》：

公至自伐齐。（（p 0438）（05260008））（045）

我的粗译：

还在这一年，宋国倚仗自家和晋侯（晋文公）关系不错，于是背弃楚国投向晋国。到这年冬天，楚国的令尹子玉和司马子西率兵进攻宋国，包围了“缗”。

我们的主上（鲁僖公）则“以”楚军进攻齐国，打下了“穀”。（在《春秋经》中，）凡是能自己指挥的部队才用“以”。

楚人把桓公（齐桓公）的儿子“雍”安置在了“穀”，让易牙辅佐他，作为我们鲁国的外援。楚人派了申公叔侯驻守在那里。

另外，桓公有七个儿子逃去了楚国，楚人都把他们任命为大夫。

一些补充：

关于“以”那一段《左传》明显反映当时的讲解者（《左传》作者）是手持相应的《春秋经》在讲解的，所以那段《左传》虽不提《春秋经》，但其内容却是紧扣《春秋经》的。

“宋”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緡”——“缗”——“有緡”（杨注：緡音民，《谷梁》作“闵”。緡、闵古音相近，故可通假。缗，本古国名，昭四年《传》“有缗叛之”是也。在今山东省-金乡县东北二十五里，旧名缗城阜。阚駰《十三州记》云：“邹衍曰：‘余登缗城，以望宋都。’”故二十六年楚人伐宋，亦围缗邑。#有緡即緡国，雷学淇云，帝舜后，姚姓。十一年《传》“桀克有緡，以丧其国”，即此。并详僖二十三年《经》并《注》。），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41，北纬35.14（金乡县城东北二十五里高庄、邢庄、夏庄、东门屯之间的缗城固堆）。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穀”——“小穀”（杨注：穀（谷），齐地，今山东省-东阿县旧治东阿镇。#《公羊传》徐彦《疏》云：“二《传》作“小”字，与《左氏》异。”孙祖志《读书脞录》、刘文淇《旧注疏证》、章炳麟《左传读》等因谓《左氏》本作“城穀（谷）”。但案之《水经济水篇》“济水侧岸有尹卯垒，南去鱼山四十余里，是穀城县界，故春秋之小穀城也，齐桓公以鲁庄公二十三年（当作三十二年，杨守敬《注疏》已订正）城之，邑管仲焉。城内有夷吾井”云云，则是郦道元所据《左传》已有“小”字矣，孙等之说恐非。小穀即穀，齐邑，今山东省-东阿县治，顾炎武《杜解补正》据《谷梁》范宁《注》、孙复《尊王发微》谓小穀为鲁邑，曲阜西北有小穀城，不合传意。#庄三十二年《传》云：“城小穀（谷），为管仲也。”则此穀即小穀，亦即庄七年之穀，在今山东-东阿县新治东南之东阿镇。#穀见庄七年《经注》，即今山东-东阿县南之东阿镇。本东阿旧治。穀亦齐地，师过本境而民不知，言其整肃。），推测位置为：东经116.28，北纬36.17（平阴县-东阿镇）。注意，此地与“阳穀”距离甚近，不知是双城还是有一误。

“鲁”——“少皞之虚”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下面是城濮之战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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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二十七年传》：

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蒍，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国老皆贺子文。子文饮之酒。蒍贾尚幼，后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玉，曰：‘以靖国也。’靖诸内而败诸外，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贺，何后之有？”（（p 0444）（05270401））（045）[/COLOR]

我的粗译：

到我们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六三三年，周襄王二十年，晋文公四年，楚成王三十九年，齐孝公十年，宋成公四年），楚子（楚成王）准备去围攻宋国都城，指派子文（鬭穀於菟）在“睽”那里检阅整编部队，他只用了一早上就完事了，没有处罚一个人。到了“蒍”，楚成王又指派子玉（成得臣）检阅整编部队，他用了整整一天，鞭打了七个人，贯了三个人的耳朵。

子玉如此认真负责，那些国老都来向子文表示祝贺，祝贺他选到了优秀的接班人，子文也就置酒招待这些来祝贺的人。

蒍贾当时还只是个少年，也来到子文家里，但来晚了，而且他没有表示祝贺的意思。子文很奇怪，就问他为啥不祝贺，他回答说：“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玉，曰：‘以靖国也。’靖诸内而败诸外，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贺，何后之有？（不知道有什么好祝贺的。大人把执政权交给子玉，说是：“以此来安定我们的‘国’。”如果安定了内部却在外面遭到失败，又有什么好处呢？如果子玉遭到失败，那也是大人选人的失败。选出的人使“国”遭到失败，那还有什么可祝贺的？子玉这个人，不知变通又不懂道理，不能够成功地管理“民”，部队规模超过三百乘，他就没本事完整地带回来。等他把部队完整地带回来，那时再祝贺，有什么晚的？）”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庄八年传》“治兵于庙，礼也”曰：

《春秋左传》言治兵者凡十一次，其中有每三年之大讲武，隐五年《传》“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也；亦有将战前之习武，僖二十七年《传》“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子玉复治兵于蔿”是也；亦可用于外交辞令而引申作用兵解，僖二十三年《传》“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及昭五年《传》“寡君闻君将治兵于敝邑”是也；亦可曰治戎，成三年《传》“二国治戎”、成十六年《传》“今两国治戎”是也。此为将战前之治兵，盖以伐郕。然与僖二十七年楚之治兵于睽、于蔿，宣十五年晋侯治兵于稷，襄十九年楚-子庚帅师治兵于汾，昭十三年晋治兵于邾南等有所不同。诸治兵皆于郊野，而此则于庙。故《五经异义》引《左氏》说，甲午治兵为授兵于庙。则此治兵仅指授兵而言。授兵必于太庙，隐十一年《传》“郑伯将伐许，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宫”可证。（（p 0173）（03080101））（026）。

杨伯峻先生注“鞭七人，贯三人耳”曰：

贯耳，以箭穿耳也。《说文》有“聅”字，音彻，又音坛，又音拽，云：“军法以矢贯耳也，从耳从矢。《司马法》云：‘小罪聅，中罪刖（王筠《说文句读》谓刖似当作刵，断耳也），大罪刭。’”两汉犹有此刑，见《汉书原涉传》及《后汉书杨政传》。此则贯耳较鞭刑为重。”

杨伯峻先生注“国老皆贺子文”曰：

孔《疏》曰：“《王制》云：‘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然则国老者，国之卿大夫士之致仕者也。”孔丘于鲁，亦被称为国老。见哀十一年《传》。《晋语五》叙赵盾举荐韩厥，甚称其职，因使諸大夫贺己，曰：“吾舉厥而中，吾乃今知免于罪矣。”可见举拔得人，为之庆贺，古有此礼。

“楚”——“为郢”——“蒍”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8，北纬30.42；（纪南城遗址）。

“睽”——“楚”——“夔”——“睽郢”（杨注：“夔”，《公羊》作“隗”，盖通假字。亦作“归”。夔，国名，与楚同姓。今湖北省-秭归县东有夔子城，地名夔沱者，古夔国也。），推测位置为：东经110.77，北纬30.97（秭归-香溪镇，睽郢，僖二十七至文九）。

既然我推测“睽”就是“夔”，则前面《僖二十六年传》所言“以夔子归”亦当在此时，《左传》终言之也。

如《楚居》所描述的，当时的楚人是把自己的主要行政机构随着军队主力转移的，其都城也许只相当于一个后方基地。所以可能他们不认为都城是都城。他们心目中的都城是主要行政机构所在之处，故而也是经常迁移的。这也符合楚人作为一个流寇式的“氏”族武装集团的特点。

《僖二十七年经》：

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p 0443）（05270005））（045）

《僖二十七年传》：

冬，楚子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先轸(zhěn)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于是乎蒐(sōu)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郤縠(xì hú)可。臣亟(qì)闻其言矣，说(yuè)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乃使郤縠将中军，郤溱佐之。使狐偃将上军，让于狐毛，而佐之。命赵衰为卿，让于栾枝、先轸。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为右。（（p 0445）（05270402））（045）

我的粗译：

这年冬天，楚子（楚成王）带领各家诸侯包围了宋国。宋国的公孙固前往晋国告急。

晋国的先轸提出：“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报答恩惠，解救危难，获得威信，奠定霸权，就在这一回了。）”狐偃则建议说：“楚始得曹，而新昏(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楚国刚刚收服了曹国，新近又和卫国联姻，要是我们进攻曹国和卫国，楚国一定会来援救，那么齐国和宋国就没事了。）”

于是乎晋国在“被庐”那里检阅整编部队，编了三个军（六个分队），同时寻求适合担任元帅的人选。赵衰提议说：“郤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郤縠能行。臣下多次听到他的议论，这个人拥护“礼”和“乐”又熟悉《诗》和《书》。《诗》和《书》是“义”的来源，“礼”和“乐”是“德”的样板，“德”和“义”则是“利”的根本。《夏书》上说：“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听取其言论，考察其事功，酬报以车服。）”主上可以试试。）”

于是任命郤縠将中军，郤溱佐之。任命狐偃将上军，狐偃让给了狐毛，自己佐之。准备任命赵衰担任另一位卿（将下军或佐下军），他让给了栾枝和先轸，于是任命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任命荀林父驾驶指挥战车，魏犨当这辆指挥战车上的“右”。

一些补充：

由于上面那条《春秋经》中已经列出了跟随楚人“围宋”的陈、蔡、郑、许四家诸侯的名称，相应的《左传》中也就仅言“楚子及诸侯围宋”了。

杨伯峻先生注“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曰：

《传》云：“楚子及诸侯围宋。”二十八年又云：“使子玉去宋。”似此，楚成尝主围宋，并与于诸侯之盟，不久即离去，而由子玉主兵，故《年表》云“[成王]三十九年使子玉伐宋”。此楚人或即指楚成，不曰楚子而曰楚人者，当时书法如此。自宣九年以后，楚子始不复称人。

杨伯峻先生注“说礼、乐而敦《诗》、《书》”曰：

说同悦。《礼记乐记》“乐者敦和”，郑《注》谓“敦和，乐贵同也”，是敦有贵意。盖假为惇，《说文》：“惇，厚也。”《经》、《传》多以敦为之。《后汉书郑兴传》，“杜林荐之曰：‘窃见河南-郑兴，执义坚固，敦悦《诗》、《书》’”，即用此义。俞樾《平议》读为《诗閟宫》（《鲁颂》）“敦商之旅”之敦，治也，亦通。

杨伯峻先生注“《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曰：

三句在今《尚书益稷》。赋，今作敷，音近可以通假。赋为敷之借字，徧（遍）也。谓不论尊卑远近，如其言善，即徧加纳取。杜《注》：“纳赋以言，观其志也。”试，今作庶，章炳麟云：“读为度。”杜《注》云：“明试以功，考其事也。”庸谓酬劳报功，《春秋繁露制度篇》引作“舆服以庸”，意同，谓以车马衣服酬其功。盖古者官阶不同，车服亦异，赐以车服，所以表示尊贵宠荣。

杨伯峻先生注“荀林父御戎”曰：

《赵世家索隐》引《世本》云：“晋大夫逝遨生桓伯林父。”《太平御览》六四二引《琐语》云：“晋-冶氏女徒病，弃之。舞嚚之马僮饮马而见之，病徒曰：‘吾良梦。’马僮曰：‘汝奚梦乎？’曰：‘吾梦乘水如河汾，三马当以舞。’僮告舞嚚，自往视之，曰：‘当可活，吾买汝。’答曰：‘既弃之矣，犹未死乎？’舞嚚曰：‘未。’遂买之。至舞嚚氏而疾有间，而生荀林父。”似舞嚚即逝遨。二十八年《传》称荀林父将中行，故又以中行为氏，文十三年《传》因称为中行桓子。

关于晋文公时期晋军三军将佐的任命，《晉語四》21亦有记述如下：

文公問元帥于趙衰，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縠。”公從之。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佐，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取五鹿，先軫之謀也。郤縠卒，使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公使原季為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智，賢于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夫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又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上軍。

“楚”——“为郢”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8，北纬30.42；（纪南城遗址）。

“陈”推测位置为：东经114.88，北纬33.73（淮阳县城）。

“蔡”——“上蔡”（杨注：蔡，国名，武王弟蔡叔度之后。此时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附近有故蔡国城。故城长一〇四九〇米，略成南北长方形。平侯迁新蔡，今河南-新蔡县。昭侯迁州来，谓之下蔡，今安徽-凤台县。一九五五年五月曾在安徽-寿县发掘蔡侯墓，并出土有蔡侯钟、蔡侯盘及吴王光鑑等遗物（三种）。此地离凤台县极近，故蔡侯葬此。《史记》有《蔡世家》。宣公二十八年入春秋。春秋后二十一年，蔡侯-齊四年灭于楚。然据程恩泽《战国策地名考》及苏时学《爻山笔话》，战国时又复建国于今湖北-巴东县、建始县一带，更至楚宣王八年时，而蔡始亡。#《汉书地理志》“汝南郡-新蔡县”，班固自注：“蔡平公自蔡徙此，後二世徙下蔡。”王先谦《补注》引钱坫云“吴迁昭侯于州来，即下蔡也。”又引吴卓信云：“平侯徙此（新蔡），事不见《经》、《传》，惟见杜氏《释例》。”传世器有蔡子匜，杨树达先生谓为蔡平公所制，详《积微居金文说》卷六。#蔡本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后迁都新蔡，今河南-新蔡县；今则入吴，因吴师迁州来，今安徽-凤台县，亦曰下蔡。），推测位置为：东经114.25，北纬33.25（上蔡西南卢岗乡-翟村东二郎台周围。蔡国故城遗址，长方形城，东2490，西3187，南2700，北2113。西周至昭十三年（前529），蔡；昭十四年（前528）至战国，楚。昭十一年蔡灭，昭十三年复封于新蔡，哀元年因楚围请迁，哀二年迁于下蔡——州来）。

“郑”（杨注：鄭（郑），国名，姬姓，周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后。卜辞常见奠（鄭）地，有“矦奠”“南奠”“北奠”“多奠”“奠臣”诸词。又有一片云“巳（祀）奠河邑”，则地当在今郑州市南、新郑县北。西周彝器又有奠虢仲鼎、奠虢仲簋等。是则郑地早已有之。桓公初封郑，在今陕西-华县东北。据《郑语》，寄帑于虢、郐之间。武公因取而都之，即今新郑县。春秋后又六世九十一年为韩所灭。近年出土之哀成叔鼎则铸于郑亡后。史记有世家。）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许”——“旧许”（杨注：许，姜姓国，周武王封文叔于许，故城在今河南省-许昌市东三十六里。鲁成十五年，许灵公迁于叶，即今河南省-叶县南稍西三十里。昭公九年，许悼公迁夷，实城父，今安徽省-亳县东南七十里之城父集。一九六二年在安徽-宿县-许村公社-芦古城孜发现许国-诸俞之器。许国君葬于许村，离城父集固不甚远。十八年迁析，实白羽，即今河南省-西峡县。定公四年，许男-斯迁容城，容城故城在今鲁山县南稍东约三十里。传世器有许子钟、许子妝簠等。“许”皆作“鄦”，与《说文》同。自文叔至庄公十一世，始见于《春秋》。战国初灭于魏。详《汉书地理志》“颍川郡-许”王先谦《补注》。#旧许有二说，一为隐八年《传》“以泰山之祊易许田”之许邑，一为隐十一年《经》“郑伯入许”之许国。许国于鲁成公十五年迁于叶，地入于郑，故称旧许，在今许昌市东三十六里。主张后说者较多，其实二地亦相近。昭十二年《传》楚灵王谓“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此旧许亦是旧许国。#旧许即许国，今河南-许昌市，后迁于叶，又迁于夷，故其地为郑所得，谓之旧许。），推测位置为：东经114.03，北纬34.00（张潘镇-古城村，成十五年迁于叶）。

“晋”——“绛”——“故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曹”（杨注：曹，国名，姬姓，武王封其弟叔振铎于曹，都陶丘，故城当在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南七里。说见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二十四。鲁哀公八年，为宋所灭。《史记》有《曹世家》。曹本地名或国名，卜辞已见。如《殷虚书契前编》二、五“在[（東東）/口]，贞”，《后编》上十五“猷伐[東東]，其[栽-木]”。[（東東）/口]、[東東]皆曹字，《说文》作“[（東東）/日]”。但不知其地是否在陶丘。#曹都今山东省-定陶县，卫都楚丘，今河南省-滑县东六十余里。#杜《注》：“陶叔，司徒。”陶叔疑即曹叔振铎。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曹伯-夷薨”下云：“叔之封近定陶，故《左传》又谓之陶叔”，此说是也。（亦犹战国时魏之称梁，韩之称郑。）#杜《注》：“以伯爵居甸服。”然桓二年《传》言“晋，甸侯也”，此又以晋、曹相比，而谓曹在甸服，似两“甸”字义有不同。晋甸侯之甸已详桓二年《传注》。《周礼大行人》：“邦畿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以地望言之，曹在今山东-定陶县，距周初王畿较远，与《大行人》甸服合。），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53，北纬35.11（今城西北四里，汉城）。

“卫”——“楚丘”（杨注：卫，国名，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后。传世有康叔丰鼎，丰即封。“卫”字卜辞多见，足见其地名早已有之，金文亦有，字形不一。此时卫国都朝歌，即今河南省-淇县治。戴公庐曹，今河南旧滑县治（新治已移至道口镇）；文公迁楚丘，今滑县东六十余里；成公迁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县。于春秋后十三世二百五十八年，为秦二世所灭。#楚丘，卫地，在今河南省-滑县东。齐召南《左传注疏考证》曰：“《传》有追叙，有预叙，此类则预叙也。”《吕氏春秋简选篇》：“齐桓公良车三百乘，教卒万人，以为兵首，横行海内，天下莫之能禦。南至石梁，西至酆郭，北至令支。中山亡邢，狄人灭卫。桓公更立邢于夷仪，更立卫于楚丘。”#此用上年《传》所述狐偃之谋。曹都今山东省-定陶县，卫都楚丘，今河南省-滑县东六十余里。曹在卫之东，故晋假道。），推测位置为：东经114.84，北纬35.54（今滑县-八里营乡-殿上村一带，冢上村北约两公里，僖二年——前658，封卫于楚丘。今卫王殿遗址，俗称卫王城）。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被庐”杨注：“被庐，晋地，不详今之所在。”

《僖二十七年传》：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徵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穀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p 0447）（05270403））（045）

我的粗译：

当初晋侯（晋文公）刚刚回到晋国，就开始训导他的“民”，训导了二年，准备让他的“民”上战场，可子犯（狐偃）不同意，他说：“民未知义，未安其居。（“民”还没感受到“义”，没有安定的生活。）”于是乎晋侯在对外方面只是出兵安定了周天子襄王，在内部则全力改善“民”的生活，“民”已经对他们的生活有了信心。

晋侯又准备让他的“民”上战场，可子犯还不同意，他说：“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民”还没了解到“信”，不能顺畅地调动。）”于是乎晋侯发动对“原”的进攻，向“民”展示什么是“信”。另外还让那些做交易的“民”不必追求暴利，但务必要明码实价。

随后那位主上又去问子犯：“可矣乎？”子犯回答说：“民未知礼，未生其共。（“民”还没懂得“礼”，没有从内心折服。）”于是乎晋侯举行了大规模的检阅整编活动，向“民”展示什么是“礼”，还颁布了法令划分官员的职责范围，使“民”接受到的命令不会混乱。

然后，才带着“民”上了战场。

这一战，晋人逼走了驻守在“穀”那里的楚军，解了宋国之围，一战而霸，这都是文公对“民”训导得好。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作执秩以正其官”曰：

昭二十九年《传》云：“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则执秩为官名。然《汉书刑法志注》引应劭云“搜于被庐之地，作执秩以为六官之法”，似以为法名，官主爵秩，法当即《周礼太宰》所谓“以八法治官府”之法。

杨伯峻先生注“一战而霸，文之教也”曰：

一战谓明年城濮之役。文之教，孔《疏》释为文德之教，然昭九年《传》云“文之伯也”，文指文公，此似亦指文公。《晋语四》亦有此段，大同小异，不具录。《吕氏春秋简选篇》：“晋文公造五两之士五乘，锐卒千人，先以接敌。诸侯莫之能难。反郑之埤，东卫之亩，尊天子于衡雍。”

下面是与此有关的几段《国语晋语》：

《晉語四》15：

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之仆。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于鄭地氾。使來告難，亦使告于秦。子犯曰：“民親而未知義也，君盍納王以教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繼文之業，定武之功，啟土安疆，于此乎在矣！君其務之。”公說，乃行賂于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狄，以啟東道。

《晉語四》16：

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于陽樊。右師取昭叔于溫，殺之于隰城。左師迎王于鄭。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郟。王饗醴，命公胙侑。公請隧，弗許。曰：“王章也，不可以二王，無若政何。”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絺、組、攢茅之田。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補王闕，以順禮也。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敢私布于吏，唯君圖之！”公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人。

《晉語四》17：

文公伐原，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令疏軍而去之。諜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軍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乃去之，及孟門，而原請降。

《晉語四》25：

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盍納天子以示之義？”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乃大蒐于被廬，作三軍。使郤縠將中軍，以為大政，欲溱佐之。子犯曰：“可矣。”遂伐曹、衛，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于城濮，于是乎遂伯。

在这一段里的《左传》和以上几段《晋语》充分体现了子犯（狐偃）在晋文的霸业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台北故宫藏有一套“子犯和钟”，其铭文也记载了子犯的功业。

子犯龢钟铭文：“唯王五月初吉丁未，子犯佑晉公左右，來複其邦。諸楚荊不聽命于王所,子犯及晉公率西之六師博(搏)伐楚荊，孔休大功，楚荊喪厥師，滅厥禹(渠)。子犯佑晉公左右，燮諸侯，俾朝王，克奠王位。王易(賜)子犯輅車、四馬、衣、裳、帶、市、佩。諸侯羞元金於子犯之所，用為和鐘九堵，孔淑且碩，乃和且鳴，用燕用寧，用享用孝，用祈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樂。”（趙曉龍《子犯編鐘銘文“西之六師”試解》）

“晋”——“绛”——“故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王城”——“周”——“周宗”——“郏”——“郏鄏”（杨注：宣三年《传》王孙满之言曰：“成王定鼎于郏鄏。”据《尚书》，武王亦无经营雒邑之事。成王之营雒邑，先卜其地，则迁鼎恐亦非武王事。一九六二年出土何尊为成王五年器，云：“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又云：“唯珷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帥-巾+立/（亏-二）]民。”似武王早有迁筑王城意，成王不过秉承父命而行。昭二十八年《传》言：“昔武王克商，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古人常以成王事归武王。雒邑即成周，在河南省-洛阳市西南。京相璠云：“郏，山名；鄏，地邑也。”《太平寰宇记》谓邙山即郏山之别名。#郏音夹，以郏山得名（郏山即北邙山），即郏鄏，又曰王城，今河南省-洛阳市。#今河南省-洛阳旧城西部即王城故址。自平王东迁至景王，十一世皆居此。敬王迁成周，王城废。至王赧复居之。详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郏鄏即桓七年《传》之郏，周之王城，汉之河南，在今洛阳市。《楚世家索隐》云：“按《周书》，郏，雒北山名，音甲。（鄏谓田厚鄏，故以名焉。）”#沈钦韩《补注》云：“《续志》：‘河南县东城门名鼎门。’《唐六典》：‘东都城南面三门，中曰定鼎。’韩愈《送郑十校理序》：‘席定鼎门门外。’是古人犹以成王定鼎之事名城门也。”#王城在今洛阳市西北隅。#沈钦韩《补注》云：“周宗言周室也。”）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2，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原”（杨注：原，今河南省-济源县北而稍西有原乡，当即其地。顾栋高《大事表》以为济源之原为庄十八年原庄公之原，此则另一原邑，疑未能明。#《通志氏族略》云：“周有原庄公，世为周卿士，故以邑为氏。”余详隐十一年《传注》。顾栋高《大事表》以今河南省-济源县西北之原乡为其国，实则采邑也。#杜《注》以为文公以其女妻赵衰。赵同、赵括、赵婴齐各食邑于原、屏、楼三地，故《传》谓之原同、屏括、楼婴。原即赵衰为原大夫之原，亦即隐十一年《传》周桓王与郑庄公十二邑之原，在今河南省-济源县西北。屏地未详。楼，据《春秋地名考略四》，在今山西省-永和县南十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2.55，北纬35.16（济源-原昌村）。

“穀”——“小穀”推测位置为：东经116.28，北纬36.17（平阴县-东阿镇）。注意与“阳穀”距离甚近，不知是双城还是有一误。

“宋”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楚”——“为郢”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8，北纬30.42；（纪南城遗址）。

《僖二十七年经》：

十有二月甲戌，公会诸侯，盟于宋。（（p 0443）（05270006））（045）

一些补充：

“十有二月甲戌”杨伯峻先生注为“五日”。“公”是鲁僖公。前面《春秋经》中已经交待，本年“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p 0443）（05270005））（045），因此，此处的诸侯就是上述“楚、陈、蔡、郑、许”，再加上新到的鲁僖公。这些诸侯都是正在“围宋”的楚国的盟国，所以“盟于宋”的宋是指宋国的城外。

“宋”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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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二十八年经》：

二十有八年春，晋侯侵曹，晋侯伐卫。（（p 0448）（05280001））（045）

《僖二十八年传》：

二十八年春，晋侯将伐曹，假道于卫。卫人弗许。还，自南河济，侵曹、伐卫。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晋-郤縠卒。原轸将中军，胥臣佐下军，上德也。晋侯、齐侯盟于歛盂。卫侯请盟，晋人弗许。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于晋。卫侯出居于襄牛。（（p 0451）（05280101））（045）

我的粗译：

再下一年，我们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六三二年，周襄王二十一年，晋文公五年，楚成王四十年，齐昭公元年，秦穆公二十八年，宋成公五年，曹共公二十一年，卫成公三年），春天，晋侯（晋文公）出兵进攻曹国，先向卫国借道。卫人不肯借，晋军折返，从“南河”那里渡过黄河，攻入曹国，接着进攻了卫国。

正月戊申那天（杨注：戊申，九日。），晋军打下了卫国的五鹿。到二月，晋国的中军元帅郤縠突然去世，于是任命原下军佐原轸（先轸）将中军，提拔胥臣佐下军接替原轸。这是要提倡“德”。

晋侯（晋文公）和齐侯（齐昭公）在“歛盂”那里举行了盟誓。卫侯（卫成公）也请求和晋人盟誓，但晋人没答应。卫侯又想投靠楚国，但卫国的国人不肯，他们要把自家的主上赶走，以此讨好晋人。卫侯只好出居于襄牛。

一些补充：

原轸（先轸）从六位卿之中排在最后的下军佐一跃成为排在首位的中军元帅，可能反映此人是真能打仗的（当然可能也反映先家的族人有战斗力），记得见李学勤先生在某处提到过，战国时还有以此人为名的兵书，则此人应该是当时的著名军事家。（又，李零《吴孙子发微》：春秋中期有《孙轸》——佚，据《孙膑兵法陈忌问垒》，孙轸即先轸……）就在下面的城濮之战中，此人指挥晋军表现的非常精彩。

又，所谓“上德也”正与后面所谓“能以德攻”相呼应，说明先轸固然是名将，但更以能充分考虑各方利益，团结多数，攻心为上而著称。下面先轸的建议“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能无战乎？”正是先轸这一特色的反映，也是所谓“能以德攻”的具体体现。

“晋”——“绛”——“故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曹”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53，北纬35.11（今城西北四里，汉城）。

“卫”——“楚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4.84，北纬35.54（今滑县-八里营乡-殿上村一带，冢上村北约两公里，僖二年——前658，封卫于楚丘。今卫王殿遗址，俗称卫王城）。

“南河”——“棘津”（杨注：“南河”，阮刻本作“河南”，今从《唐石经》、金泽文库本订正。古黄河东北流，如卫肯借路，则由卫境渡河，卫既不肯借路，则军队南还，由南河渡，再向东。南河即南津，亦谓之棘津、济津、石济津，在河南省-淇县之南，延津县之北，河道今已湮。），推测位置为：东经114.11，北纬35.31（东屯镇-汲津铺）。

下面是“自南河济”相关区域的地图，割自《春秋左传注》初版附《郑宋卫》地图：

“五鹿”（杨注：杜《注》：“赵稷以邯郸叛，范、中行氏之党也。五鹿，晋邑。”五鹿有二，此今河北-大名县东之沙麓。互详僖二十三年《传注》。），推测位置为：东经115.28，北纬36.28（石家寨村）。

“歛盂”（杨注：歛，旧音廉。歛盂，卫地，在今河南省-濮阳县东南。），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2，北纬35.7（濮阳东南，据《春秋左传注》初版附《郑宋卫》地图）。

“襄牛”（杨注：襄牛，卫地。），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4，北纬35.7（范县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