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乱弹：苏联武装直升机值7吨猪肉，中国装甲车值496吨干龙眼 -- 山猫部落

扩大内需几个方法：政府从直接投资领域退出，去搞基础建设，一些是公共产品，如生态环境、防洪大堤等；另一些则是一般竞争性的，如高速公路、大桥等（房地产过热、银行坏账的源头）；用减税的办法拉动投资和消费；用增加工资的办法拉动消费（减税和增加工资相互矛盾的）。

但是这些解决的是资金、市场的问题，原料问题不可能靠扩大内需问题解决(石油还能找东海、南海，铁矿、铜矿中国确实就是缺)。大规模进口原料，价格、安全、外汇等问题都要靠外向型经济解决。

顺便问句，世界上哪个大型经济体单纯依靠内需发展经济的？

“反毛反文革” 跟否认 “建国前30年千千万万人的辛勤努力的成果”是两回事吧

PS "内需不足，过于依赖出口"恐怕不见得。刨去三来一补以后的进出口没明显增加多少，而三来一补只是挣辛苦钱，大幅增加了进出口总额但只有挣到的那部分辛苦钱才记入GDP，这就是所谓的中国贸易依存度虚高的原因。

中国这么高的GDP增长，总得来说还是内需拉动的。象去年大件消费品（家电啊，手机啊，等等）销售数额增加都是两位数的增长，就是这些在拉动GDP。

不过 内需不足，过于依赖出口 倒是恰如其分的说明了就业的情况。内需部分都在提高效率加强竞争力，吸收不了多少就业，三来一补的出口挣不了多少，但吸收了大量民工就业。

您自己在第一条里说：“活不下去，饿死或者上前线送死的时候，才会造反。但凡死亡不是迫在眉睫的时候，国家机器能正常运转的时候，都没人造反，因为造反的风险和收益根本不成正比；造反的风险是杀头，收益却是实现机会很渺茫的当官发财、翻身做主人，肯定会有几个人由于思想站出来鼓动造反，但是大众造反的原因必然是理性。”

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老百姓的情况可不是这样。您翻开任何一本美国人或外国人写的历史书都是这样写的。结果您就自己给自己变通一下，变成“自下而上有之，反对英国人苛捐杂税和贸易禁令，因为这些降低了百姓收入和就业，莱克星顿枪声就是民兵打响的”啦？

这“降低了百姓收入和就业”和“活不下去，饿死或者上前线送死”感情在您的字典里是一回事？按您这个逻辑，任何人给扣了工资都可以起来造反？那么现在的下岗工人岂不是更有理由起来造反？您凭什么认为危机越来越远了呢？

造反当然从来就是血淋淋的。从来就没人否认这一点。民主自由当然也从来就只存在于统治阶级内部。我所要指出的是，如果无视危机的存在那就是在掩耳盗铃了。

“反毛反文革” 跟否认 “建国前30年千千万万人的辛勤努力的成果”当然是两回事。不过山猫兄的帖子里说的是反文革吗？

现在对文革的官方评价是一棍子打死。这恐怕也并非实事求是研究文革的态度。文革为什么会形成，为什么会变成那种形态，是值得好好研究的。仅仅把文革归罪到四人帮或者太祖身上恐怕并不是发掘到了问题的本质吧。

我并没有说不能够搞出口。但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尤其是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如果依赖于出口，那么无论如何都不是正常的现象。

首先回顾一下我原来的提法――“但凡死亡不是迫在眉睫的时候，国家机器能正常运转的时候，都没人造反，因为造反的风险和收益根本不成正比”。这里提出了参加造反或者企图领导造反有两个条件：条件之一，足够多的人绝望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官逼民反可以概括这种行为；条件之二，国家机器运转失灵，失去了原本的镇压能力，无法无天可以概括这种失灵。

一般情况下，国家机器是很少失灵的，所以造反的风险大的离谱；一旦国家机器在某些条件下失灵了，造反的成本立即下降，造反和郊游难度一样，造反不会遭到杀头的情况下自然处处烽烟了。游行容易演变成打砸抢，是对这种情况的简单演习。

再回顾一下我对美国革命的提法――“自上而下争权夺利有之，大陆军的领导者中不乏出自当初十三个英国在美洲殖民地政府官员的人（这批人是主力，造反的组织者是也）”。英国在北美洲十三个殖民地的国家机器，从镇压造反变成纵容、组织造反，这个造反的成本只怕很低了。

纵观任兄多篇帖子，争的其实不是如何造反，而是如何防止造反，观点是：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过大，会有引起过大社会震荡（例如造反）的可能，危机离我们越来越近，为了避免出现造反，所以现在统治阶级应该注意社会公平合理分配资源。

但是现实中，统治阶级绝对没有自动放弃或者减少自身利益的可能性，最大的让步只会是放宽其他阶层个体上升到统治阶级的途径（上升的总量是不会放宽的），例如搞民主选举。千万别看着戈尔巴乔夫拱手送掉苏共江山，从格鲁吉亚、乌克兰到吉尔吉斯斯坦， 一场颜色革命正在延伸，就觉得是民主战胜独裁，其实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官僚阶层更换自己的代理人而已，社会资源到头来更快更好的集中到官僚阶层。

提高社会效率，扩大GDP，甚至对外军事冒险，对于统治阶级都是开源，是扩大收益的机会；强调社会公平，强调GDP合理分配，既然统治阶级原本就是资源占有者，这不就是让他们放弃自己的利益。哪么，期待呼吁统治阶级自动放手，根本就是缘木求鱼。统治阶级的让步和妥协，从来都是被统治者斗争（广义的斗争，不单纯是暴力抗争）争取到的，不是统治阶级良心发现主动施舍的；被统治者没有力量，没有组织，无法斗争的时候，一切是不会有变化的。

关于造反，我的观点是：

1、自下而上造反的成本很高风险很大，触发造反的门槛很高（民众普遍死亡迫在眉睫，国家机器运转失灵）。强调社会效率比社会公平可以更好满足民众基本生存需要，进而避免发生过大社会震荡，减少问题的产生。强调社会效率的副产品是强大、 高效的国家机器，也可以避免发生过大社会震荡，暴力永远也不能解决问题，但是或许可以摧毁问题。民族国家意识的高涨，使得通过制造对外争端甚至对外战争来转移问题变得越来越方便。

2、自上而下是造反常见形式之一，预防方法就是执政者面对统治阶级努力证明自己的立场、能力（CEO和董事会，哈哈），还有强化国家机器。

3、借外族之力是造反形式之一，预防方法就是强化民族国家意识（对统治阶级努力证明“他们哪帮人和我们这伙人谈不拢的”），还有强化国家机器。

为了防止造反，统治阶级可以通过增加社会财富总量（促进生产、贸易、掠夺战争）提升被统治阶级得到的供给来应对，统治阶级可以通过不断强化国家机器来应对（广义的国家机器，军事镇压、行政调控经济发展、宣传消除反抗心理、司法确立统治秩序、教育灌输忠诚等）。一九五九年至六一年灾害期间，大量的人口饿死也没有发生造反，就是国家机器的威力：巡逻的武装民兵阻止了重灾区自然村之间人员流动。

而且说到底，统治阶级重视防止造反，但是也不怕造反，怕的只是造反镇压不下去而已。

只要中国的国家机器在正常运转，这下岗职工、无地农民、失业学生统统都是无法造反的。

我绝对没有“反毛反文革”，毛的地位谁也反不掉，领导内战打下天下，领导对外战争没有输过，在他之前整整一个世纪中国对外战争就没有不输的。文革之后，中国人普遍信仰从教条主义变为现实主义，这是很大的进步。

我也不否认“建国前30年千千万万人的辛勤努力的成果”，毛时代的经济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不能说当初都干错方向了。

我反对的是片面强调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失败，强调毛时代的“大工业体系”优越性。

俺还是觉得，上次造反并没有解决问题。

失败的经验应该汲取；

太祖这样的解决方式，做好了也就是苏联那个样子，到头来总有失去平衡的一天的。

比如当年的伊朗，那绝对不存在大家吃不饱饭的问题

注：本人不懂波斯语，英文也奇臭，下面提到的伊朗内容皆来自二手中文资料。

自黄巾军、白莲教到太平天国，中国就缺乏单纯依靠宗教造反成功的案例，对比历史上的伊斯兰帝国似乎少了政教合一这课。不过，阶级斗争是对造反理论的高度概括，造反的根源都来自现实利益冲突，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神圣的外衣和方便借口罢了。我说过“自由平等、独立自主、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造反大业的作用和阿弥陀佛、安拉真主、真_善_忍一路货色，都是口号和信仰。”宗教在造反中的作用是提供信仰统一思想，不是造反模式，不然也无从解释除了伊斯兰就没有其他成功运作政教合一，总不能说只有安拉真主才有战斗力吧？。

1978年由霍梅尼领导的那场伊斯兰革命，对所有中国的普通人来说都太过陌生。有一位学者指出，“革命是在几乎20年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的背景下爆发的”。这真是太奇怪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革命前的伊朗，更多政教分离的倾向，比霍梅尼成为“最高领袖”后的政教高度合一的社会环境要宽松的多。

难道宗教的魔力超越了宽裕的经济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以至于造反有第四种“宗教革命”模式？

在20世纪６０年代前，伊朗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人均收入不到３００美元。１９５３年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复位，这是一个力图使伊朗跻身于世界最发达地区行列的雄心勃勃的铁腕人物。在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后，巴列维于６０年代初发动了一场全面的社会经济改革运动，他称其为“白色革命”。“白色革命”包括以下一些内容：土地改革，森林收归国有，工人入股分红，取消妇女面纱，给妇女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６项措施。这是一个十分激进的改革运动，旨在从根本上改变伊朗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以便使伊朗尽快向资本主义现代国家转化。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关于农业和土地制度的改革措施。１９６２年１月９日伊朗政府公布的土地改革法共有９章，涉及到许多方面，从所有权的转移到农业服务项目的增加。它规定个人占有的土地不得超过６个“当”，多余的土地必须出售给土地改革局。违法的地主将遭严惩，守法的地主则可得到补偿。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处于不利地位，但当局仍为地主提供了三种选择：他们可将自己的土地分割、出租或出售。这样的政策大大减缓了与地主的直接冲突。土地改革局则将这些收购来的土地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给农民，农民可在１５年内分期会清费用。土地改革的结果是大片土地从少数土地占有者手中转移给了广大的分成制佃农，地主虽然不满，却无法对抗政府和农民的压力。应该说，国王在处理农民与地主矛盾的过程中采用了比较明智的做法，但在改革中他却未能协调同宗教势力的冲突，尽管政府在土改中对宗教地产一再采取温和的抚慰措施，土地改革和取消妇女面纱等行动仍然遭到了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对。宗教首领阿亚图拉霍梅尼领导的反政府示威被巴列维国王血腥镇压了下去，霍梅尼被流放到国外。

障碍清除之后，伊朗的民族工业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国民经济以９％－１２％的比率持续增长。人均收入１９６５年为３００美元，到１９７７年时几乎增长了一倍。在一段时期内，伊朗的工业化进程应该说是相当顺利的，似乎没有一个国家能象伊朗人那样幸运。然而，在这种表象后却隐藏着一种潜在的危机，那就是这一切成就都在于有国王的支持，而国王本身的权力又大得不受任何制约，民族的命运全系于一人之身，这种高速度的工定化显然有很大的风险。随着伊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石油美元滚滚而来，这种潜在的危险也就日益暴露出来。国王为自己的成就所陶醉，开始独断专行，野心膨胀，俨然以一个世界伟人自居，忘记了他要实现的目标和能力之间的差距，也忘记了宗教势力对其政权的威胁－１９６３年他实际上只击败了霍梅尼，而未击败整个宗教势力。从７０年代起，国王一心要在军事上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用１９０亿美元购买了与其国力根本不相称的美式先进武器，而在１９７１年前，伊朗军费每年的开支不超过１０亿美元。另一方面，国王对伊朗资金的大量外流不闻不问，对政府机构中越来越严重的贪污腐败之风丝毫不加制止，生活费用的上涨以及普遍的财政骗局损害了中产阶级下层和工人阶级的利益，禁止言论自由使知识分子感到失望，而强迫老板向工人出售４９％的股票又使企业主感到沮丧，允许赌博和酗酒则不必要地激怒了宗教势力。国王头脑发热，他的随心所欲使他不再注意协调各社会集团的利益（而这本是他１９６３年获胜的基础），反而使自己成为破坏一切社会集团利益的代表，于是他开始遭到９５％以上的伊朗人的反对。国王的政策终于在１９７７年底导致伊朗经济恶化，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经济动乱和政治动乱，动摇了国王的统治根基。以霍梅尼为首的宗教势力利用这一有利的契机，很快将巴列维赶下了台。

事实上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王权专制独裁，腐败盛行，政治军事全面依附美国，生活模式极度西化。王室心目中的现代化是靠美国顾问和留美学生来实施的，这个现代化进程中没有毛拉们的位置；除了王室和美国势力，也没有其他社会阶层可以参与政治活动。

然而，伊斯兰教原本就不是一般中国人理解中的宗教，它更像是一个政党。

“伊斯兰教并不是出世的宗教，而是一个出世入世的宗教。因此，政教分离的思想是一种错误的思想，要知道，只注重个人事务而不注重社会事务，只重视后世不重视人类今世生活，只出世而不入世的宗教是残缺不全的宗教。因为后世的幸福生活完全建立在今世生活的基础之上。一个宗教如果不能为人类指明获得后世永恒幸福的正确途径，不阐明今世人类正确的生活道路，不制订个人与社会完美法规，这个宗教就是残缺不全的，是无法保障人类后世永恒幸福的宗教。鉴于此，伊斯兰教作为一个完美的宗教，为保障人类后世永恒的幸福而为人类指明了今世正确的生活道路，并制订了符合人类天性的正确严密的个人和社会法规。伊斯兰教认为：宗教和政治是相辅相成的，脱离了政治的宗教是残缺不全的宗教，是无法保障人类后世永恒幸福的宗教。因此，要想保障人类后世永恒幸福，首先得依靠政治在今世建立倡导公正、维持正义、引人于正道的政府，以教导和引导人民大众在真主的康庄大道上，作为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为获得后世永恒的幸福而将今世建设成人间的乐园而努力奋斗。 ”――伊斯兰革命领袖大阿亚图拉哈梅内伊

伊朗社会与中东其它国家一样，伊斯兰文化影响深厚，面临着如何完成社会转型、实现现代化的探索。巴列维王朝以白色革命为起点，以石油繁荣为支撑，以世俗化为追求的现代化转型是为巩固王权服务的，经济繁荣的背后暴露出诸多深层次矛盾，最终被扫出历史舞台。"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是在世俗化的现代化道路失败后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的新探索。

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伊朗身为一个位居要冲的产油大国已经不可能置身世外了，就连古老的伊朗库姆神学院都用上了计算机和互联网。占伊朗人口15%的新生代成长起来，强烈要求跟上时代的步伐，改变现状。在这一背景下，温和、开明的宗教人士哈塔米在1997年的总统选举中以压倒优势当选，在之后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哈塔米总统的改革派议员又占据了多数席位。伊朗国内的政治气氛逐渐宽松，经济迅速增长，与阿拉伯国家和欧盟的关系改善。

1997年12月，伊朗作为东道主成功举办了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会上哈塔米总统与许多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握手言欢。最令人注目的是，哈塔米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文明对话”的倡议，主张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明相互交流和包容，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勇气和睿智，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舆论的普遍欢迎。当时的美国克林顿政府也一度对伊朗做出过一些积极的姿态。美国和伊朗的足球队和摔跤队互访进行友谊比赛，一度被传为佳话。有的西方传媒将这称作20世纪90年代美伊间的“足球外交”。

除了宗教之外其他的问题现在中国都有,下层也不见得就一定要吃不饱饭才愿意造反，很多例子都说明只要生活水准下降人们就会有造反的愿望，宗教领袖究竟是上层还是下层不太好分辨，他们有两方面的特征，但是就伊斯兰革命来说主要的力量恐怕还是在下层。

朝鲜饿死人不是一天两天了，伊拉克战争之前复兴党也挺了十多年，何曾有造反？

在1970年代初期，全国农村有100万个大队，每个大队都已经拥有机械碾米和机械磨

面机，淘汰了石碓和石磨。农民吃饭再也不必进行繁重的家务劳动了，而且由于在使

用石碓石磨时，“糙米”和“熟米”在出米率上差别很大，农民往往必须吃“糙米”

以节约口粮。在晚清到民国上百年间，根据老家流传的一首歌谣中说，只有在清代咸

丰年间才有“一天三餐熟米饭”可吃。也许有必要说一下，笔者的老家位于大别山南

麓的长江边上，水热和土壤条件都是比较好的，农业和地理专家把中国农业区域分成

十等，老家是第二等，在中国是属于农业条件比较优越的地区。

食盐也是农民的伤心话题，在国民党时期，一斤食盐的价格是两斤鸡蛋，农民吃盐是

不可能按照口味来做菜的，只是聊具意思而已。日本侵略军占领时期，食盐在老家蕲

春县的茅山港（在长江边上的一个小港口）的价格是每100斤稻谷换1斤12两（即875

克），这个时候一般的小地主都已经是吃不起盐了。在毛泽东时代，一斤食盐的价格

是相当于两个鸡蛋，农民开始能够按照自己的口味来决定咸和淡了。

我外婆家在一个叫做徐井垸的小村子，几十户人家密集分布在一起，中间有一些天井

便于采光和空气流通，这个村子的布局情况在解放前非常普遍。这样的村落布局在沿

海非常必要，为了防飓风所以房屋建设需要密集一些。但是笔者的老家深居内地，完

全不用担心飓风问题，这样的布局只有一个安全目的---就是为了防土匪。到1970年

代的时候虽然村子已经大部分经过迁移，我去外婆家还是不敢随便走，因为不容易找

到外婆家的位置。只要想一想农民要养牛、养猪、养鸡鸭等等，就可以设想一下这个

村子里面的卫生和空气状况如何了。只有在毛泽东时代，农民才能够敞开胸怀搬进新

居，新居也许不够入精英们的法眼，但是在卫生、空气和采光各个方面，无疑有非常

巨大的进步。

穿衣在中国农民那里也不是一件容易解决的事，至少到1949年，这个问题仍然是非常

难以解决的。笔者老家某乡15保，有十几个自然村落2000多人口，能够穿洋布衣服的

人只有很少几家，农民穿衣必须自己种棉花、然后自己纺线织布染色，然后手工裁减

缝制，工作量非常大。以至于农村如果嫁姑娘，亲朋好友最重要礼物是要送一匹布，

新娘子有了这几十匹布做基础，才能在一个时期之内避免日夜为穿衣劳作，才有工夫

去生儿育女。所以农村有一个谚语勉励青年要努力，说的是“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

不着嫁时衣”。到笔者能够记事的1970年代，本村还穿土布衣服的人只有几个老人了

。

1929年，笔者的二祖父田兴谷因为穷困无法生存去“当兵吃粮”离开老家，从此杳无

音信。后来大概在1943-1944年间，在湖南西北部某地战死沙场，收到消息叫去人领

二祖父的妻儿回乡。当时老家本家之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湖南在什么方向，后来本家每

家出一担谷，凑盘缠另外请一个人去湖南找人，在兵荒马乱的年月也没有找到她们，

不知道她们后来能否“苟全性命于乱世”。最叫人难过的是由于当时都不识字，地名

都没办法记确切，父辈告诉我们说地址是“上湖南宛南县”，但是这个地名没办法查

到；又据说二祖父参加的是红军，但是红军在抗日战争后期很少在湖南活动，非常有

可能的是在薛岳部下作战，或者是后来在陈诚的第六战区作战，这样二祖父应该是参

加了国军，考虑到当时已经成家，二祖父是国军小军官的可能性比较大。等到笔者上

学的时候，长辈就反复叮嘱要努力学习，如果以后出外工作要想办法找到二祖父的后

人，但是到今天也仍然蔓无头绪。笔者的三祖父参加新四军，后来死于汉奸之手，这

个狗汉奸名字叫做熊黄，残杀抗日军人多名，国共两军都有，后来据说去了台湾，由

于内战和分裂这个汉奸竟然得以寿终正寝。真是应了老家的一句谚语，叫做“好人不

长寿，祸害遗千年。”

毛泽东对农民的说服力不是靠宣传和欺骗得来的，因此大概也不可能被欺骗的精英宣

传和说教所抵消。如果精英们真的认为真需要争取农民这样的“大多数”，大概精英

们必须沿着毛泽东的道路，能够给农民以起码的实惠，解决农民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实际上今天农民在毛泽东时代所得到的东西，慢慢地受到精英阶层的侵削趋于消

失，毛泽东时代建设起来的许多水利工程，今天的农民甚至已经无法依赖它来抗旱了

。关于农民生存所必须的公共利益和公共工程，精英们再也不愿意去费心费力了，但

是对于农民的刻剥却日益沉重，再笨的农民都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能够相信谁，不能相

信谁，哪怕精英们巧舌如簧，要骗过亿万农民也是有所不能，因为农民是长了脑瓜子

的。反而是毛泽东的论断“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具有长远意义和宏观意义，恐怕不

能说普通民众如农民在一切方面都比精英阶层聪明，但是在认识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

方面，确实只有大多数人的感受才是历史所需要的那种真实。

当然中国农民怎么会只注重最基本的安全和生存需要问题，而不自觉及时地向马斯洛

所说高需求层次发展呢？这样的“愚昧和落后”是精英们所绝对不愿意去理解和接受

的，这完全等同于是自绝于中国的精英阶层，自绝于进步和现代化，是顽固是守旧和

落后势力的总代表。当然在精英们需要多数以显示正义和真理何在时，中国农民就一

定会自动地和精英们保持一致，精英们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不知道山猫多大，不说清楚1949年的西安有多少人，有多少人敢每月吃一次肉

而且，大家都知道1949年的结果了

毛泽东已经让平民有权利抱怨吃肉了，这个进步加平均主义，对山猫可能影响不大

对我家影响可大了

龙眼换85式装甲运输车,是因为泰国的外汇少,只能以货易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