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三国有感随笔 -- 解甲
如果蜀汉真的和南线丝绸之路有贸易往来，陈寿的三国志可能会遗漏，但常壉的《华阳国志》不会一点记录都没有，蜀汉灭亡后按理说这种边境贸易晋朝没有理由会断绝的。
我赞同的，是极端确实要不得；我所不赞同的，是陈王对“合适”的判断。
我想说一些家事。
我祖父的几个子女，对我祖父都有些微词。他们看来，我祖父就是不太顾妻儿的人，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爽，而是集体主义过了头。
我一位姑姑给我讲过一件事，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她当时不到十岁。我另一位年幼的小姑姑突发重症，我祖母刚生产，体弱难以行动，于是只好由她带妹妹去了医院。见了医生，医生说这是胡闹，你家大人呢？
我祖父的工作单位当时有电话，可以打电话找到他。然而我祖父接了电话，和我姑姑就说了两句话：第一，这件事你可以办，我在工作，不能去办私事；第二，这是工作电话，不要随便因私拨打。
我姑姑当时的惶急无助可以想见，此事给她留下了一生的负面记忆。
这很像有些宣传，但我讲这个故事，完全没有自夸自赞我祖父的意思。实际我认为他做的不对，他可以并应该请假的；如果这是制度不准他请假，要求他这样做，我一定控诉这不合理的制度。
但制度并没有这种要求，就我对祖父的了解，我也不觉得他是沽名钓誉。只能遥想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会让人愿意奉献更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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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同一个姑姑给我讲的，时间是七十年代。我祖父给她相中了一门亲事，男方根正苗红，在单位是劳动模范。但相亲之后，我姑姑不愿意，倒不是对人有什么意见，是嫌对方的家庭条件不好。我姑姑告诉我，到他家一看，十二平米住了六口人，上有父母，他是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弟弟。
这里我要替我姑姑解释几句，她这个想法，不是简单的嫌贫爱富。当时她还是妙龄少女，嫁过去和三个小叔子挤在那样小的空间里，可想而知会有很多不便。我家当时也是六口人，我祖父母，三个姑姑，只有我父亲一个男孩，而我家的面积，有七十平米。
七十平米住六口人，按现在的标准无疑很挤，但当时则是极宽绰的居住条件。我父母结婚也在这所房子，直到二十一世纪我母亲还会调侃，这不是“红眼楼”嘛。“红眼楼”是说当时这栋楼的炙手可热，据说还在单位引起了纠纷。
说回我姑姑的事，我祖父是个很执拗的人，姑姑也多少遗传了这种执拗。姑姑不愿嫁，祖父不能强迫她嫁人，但是能阻挠她嫁给别人。最后祖父的人选还是成了我姑父，那时文革已经结束了。按当时的标准，姑姑已经是老姑娘了，但决定性因素是姑父分到了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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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事是我自己的。那是我刚刚出国读书的时候，在学校的华人聚会上，与一位同学来美探亲的妈妈攀谈了起来。因为我的姓（一个不算非常常见，也不算非常罕见的姓），她突然提到了我的祖父。原来她和我祖父是一个单位的，没有直接的工作接触，只是因为我祖父是单位的主要领导，所以她知道。她对我的祖父评价很好，当然可能是因为我也表明了身份，她难免会溢美一二，但是评价并不泛泛，听得出是确实留下了印象。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现在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我对祖父有些崇敬。其实之前我对祖父的感情并不这样，很大原因是因为这件事。我祖父当时已经不在世，离他退休的年份更是很久了。我在想，我有什么表现，能让并不亲密的人，多年后还能想到我？当时自问的答案是没有，而现在这是我的人生目标之一，也不知完成的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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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些事，难免有些感情涌上。杂七杂八的扯了这么多，主要是想说明这样几个问题：
主席时代利益分配并不是绝对平均，这一点陈王您应该知道。
主席时代的利益分配模式虽然不能说尽善尽美，但远不至于说不合适，这由新中国取得的社会建设成就可以证明。
主席时代，确实存在让人不满意的地方，改开也确实改善了其中一些。可我觉得更多是因为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是分配模式优化的结果。
归根结底，我觉得主席时代分配模式远远优胜于改开时代的一点，是对有集体主义精神的个人，集体有适当的回报。而改开之后，这种回报发生的概率微乎其微，从而利己成为了不可避免的选择。如此条件下，也只能如陈王所说，由个体和小团体进行竞争了。但我认为，就算不考虑竞争带来的消耗，竞争也不一定能带来最好的结果，还要看竞争的规则。改开的规则，我完全看不出比主席的规则合理在哪，主席对平等的追求，未必比小平同志对私利的追求更脱离人民群众。
既然改开政策在小平同志死后还能不断深化，凭什么主席的政策就得人亡政息呢？我同意主席的政策难以一成不变，也不应该一成不变。但是主席一走就变天，这个责任我不觉得应该主席负，而应该由极度利己的小平同志来负。
要允许尝试，多方尝试。
主席在开国初年，利益分享梯度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基本是符合的，也带来了高速发展，但发展后符合度就下降了，人民的激励不足，特别是个别精英觉得激励不足。主席对多方尝试做得不够是肯定的。当然，像小平这样自己的孩子几万亿资产的，肯定更有问题。中国走得过分偏右的确是小平的责任。我在河里写了一篇小文，西河激辩功与罪，陈王三叹邓小平，很多人说我太偏激了，但我一点不推卸，那就是我的态度。
在这一正一反当中，合适的路线范围就出现了。薄，习都有可能找到比毛、邓更适宜今天社会的利益分享梯度，这是我对今天的习有信心的地方，毕竟他身历两个时代，比我们更有资格做决定。
华阳国志比之三国志详实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地理和蜀地人物的事迹上。我并不感觉华阳国志对货殖有特别关注，您何以认为华阳国志应该有这方面记录呢？
晋朝的势力一直没有进入南中，蜀汉灭亡之后到李特李雄时代，镇守南中的都是是蜀汉旧臣。他们就算还在搞边贸，恐怕也是闷声发财，我看不出告知远在洛阳的晋朝廷对他们有任何好处。更何况政权更迭，加之中原很快就乱了起来，政府组织的贸易很可能就是停了。
不过他的身板背不住
严格的讲，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主席的理想对人的要求太高，当时的中国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都远远没有做好准备。主席人亡政息么？我看不尽然。shopping最大的责任是当时中国有右转的需求，但是要不要那么右？要不要分封各个铁帽子王，要不要彻底断了社会主义的传承？我看这个锅必须shopping来背。就像河友七天说的，不能因为shopping最后镇压了8*8避免了东欧剧变这个更加悲惨的结局就把他捧上他，8*8明明是以shopping为首的统治阶级胡整才造成的，没有人民生活质量的大幅降低会出这档子事儿么？
但改开框架下的问题是不尝试。小平曰不搞运动，江曰闷声发大财那是最好的，胡曰不折腾，习曰还有什么好说的，我看来一脉相承。薄倒是试图讲分蛋糕的问题，下场大家都看到了。
主席的分配政策，且不说合适不合适，至少它是个政策。小平同志的分配政策，那就是先到先得，力大多得。这说是政策也可以，但野生动物争食也采用了极为类似的政策。领导人总得有点领导作用，靠野蛮竞争的丛林法则，要领导干吗呢。
陈王讲激励，这又是我不能同意陈王的地方。主席时代何尝没有激励？我家的例子，可以证明一般人有激励。至于精英，拿科学家做例子，普遍认识里主席时代科学家的忘我奉献程度远比现在要高吧。靠的不是激励，难道是用枪顶着他们干的？倘提起激励就是物质激励，庸俗了点，只能靠物质来激励，工作水平低了点。至于个别的精英不满意，在精英里都个别了，还要政策照顾到，有点不讲理了。
再说，改开的物质激励，不好说起到了什么作用。固然，即使是改开后，为国家民族做贡献，仍然能得到回报，不是说这方面回报没有了。但是同水平的回报，通过一些别的途径，甚至是不那么光明正大的途径，也能得到，没准还能得到更多。这叫什么激励？举个极端例子，八十年代一度社会舆论盛传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小平同志不是想要激励群众都去卖茶叶蛋吧。
小平同志的后任领导人们，多少都在把他的错误往回拉，但都是修修补补，我没觉得哪一任触及灵魂了，习大大目前也不例外。当然，兹事体大，不可轻举妄动这道理我懂，我并不因习大大还没有做而觉得如何如之何。其实习大大就算直到最后都没做，我也未必就认为他是坏人，修修补补，也是贡献。
但归根结底，没做就是没做，这个事实得正视。既然习大大还没做，我就只能认为他还在改开框架里面，什么时候做了，我什么时候再改变认识也不迟嘛。
吴国和魏国都有外国商人假借使臣的名义晋见的记录，为什么蜀国就没有？商路畅通这不是一件常事么？再资料不够刘禅还活着的时候当事人很多都还在呢。
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这不陈寿自己说的么。
这些也会被遗漏？刘禅执政40多年，难道这些商人都是透明人？
外国商人在成都出现，我觉得并不是多么重大的事。别说陈寿表示了蜀汉“行事多遗”，就算是直接忽略，我也不觉得奇怪。
比如行事不多遗的孙吴那边吧：
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
这应该是您看重的外国友人来访记录了，但这段记载并不是三国志里的，而是出自梁书诸夷传。三国志里为何不写呢？忽略了呗，不然您有什么高见？
还有，历史经验表明，政府主导的贸易，一般在指定的通商口岸进行，而不是首都。
蜀国的记录连这些后面的史书都没有写，非要脑补出一个来不更离谱？吴国这些记录又是怎么被后人知道的？难道粱朝没有统治过四川？
我对令祖父没有成见，完全就事论事
引用：“我另一位年幼的小姑姑突发重症，我祖母刚生产，体弱难以行动，于是只好由她带妹妹去了医院。... 然而我祖父接了电话，和我姑姑就说了两句话：第一，这件事你可以办，我在工作，不能去办私事；第二，这是工作电话，不要随便因私拨打。”
什么是工作？为人民服务就是工作。难道自己家人不是同胞，自家小孩不是国家的珍贵资产？工作有轻重缓急，如果真的十万火急，没有同事可以帮忙，那也罢了，个人作出牺牲了，否则看护重症的小孩，有何不可？
人家重症进医院，哪里是“随便”拨打工作电话，那是心急火燎好吧？
再问一句，如果是国家干部，主持当地工作，有群众小孩重症，家里没有大人，找政府求援，难道国家干部不闻不问？我们的传统就是要关心群众生活嘛。
令祖父的做法，属于极左。我不敢说他沽名钓誉，但是潜意识里，未必没有爱惜羽毛的想法。
我并不是要自吹家世，我也提到了，家人对他的作风普遍有非议，但主要不是因为这种事。其实这种作风给我家庭带来过远比这大的创伤，来龙去脉就不足为外人道哉了。
单说这件事，我也认为有不妥（澄清一点，我小姑姑当时症状来势凶猛，但并不是需要住院的大病，我大姑姑最后还是成功完成了带她看病的任务），可不至于说上纲上线说是极左。就是个工作作风问题，何干左右呢？我也就事论事的说，动不动就要戴帽子，打棍子，才是极左吧？
其实要单是为自己家的事，我也就不和您争辩了，但我觉得这同时是对那个年代的认识问题。那个年代不是人人都这样不顾家，但这样的人不少。而太顾家的人，在单位是会被非议的，尤其是领导干部。
实事求是的说，我祖父的水平，比之我打过交道的一些国企领导（级别还往往没他高），我看来挺多方面比不上人家。但是我祖父在单位的人望，这一点我敢说我工作后没见过比得上的。我认为这个情况推而广之，对两个时代做差不多的判断，也是基本准确的。毕竟，随着新中国国力增强，人民素质提高，很正常。而主席时代党和干部的威信远远高于现在，也是普遍的认识吧。
这种作风，可以为开展工作提供很多方便，这是一个事实；当然不是因此就不可批评，其中确实也有很多不妥之处。我甚至有些认为，这是水平不足以解决问题时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但是做宏观判断，我认为这种作风，总体上是好的，是正确的。
所以说，指出这种作风的缺陷，认为还应该提高，我认为是一种有益的意见；但借由其缺陷，否定这种作风，判定它是错的，我看这才反而错了。
扣一下我前面帖子的主题，因不精致而否定，这是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惯用伎俩。我不是说您，我就是讲这么个道理。
魏吴各有自己记载，这是个常识吧。而蜀汉方面，陈寿自己说注记无官，行事多遗啊。
现在三国原始记载基本都散佚了，但梁书写作的时候，魏吴记载很可能还存在。因此车轱辘话又说回来了，归根结底，还是蜀汉原始材料就缺乏的事。
还是那句话，青色水先生您如果想说我这个论证不够坚实呢，我承认，可以鸣金收兵了；但您要是说我这个想法肯定不成立，我觉得是您缺乏坚实的材料来支持判断。
顺带一提，我觉得您对立论、驳论、证实、证伪的论据要求，都有点怪怪的。
70后就多半无法体会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了。
自发的自我奉献、自发的集体主义、自发的比学赶帮，是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有不近人情、不合理的地方，也有人钻空子，但社会大潮流是积极向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