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20：鲁同——可以一战 -- 桥上
鲁同就是鲁庄公，他和他父亲鲁桓公同一天生日，所以名叫“同”。
他父亲鲁桓公结婚是在公元前七〇九年（鲁桓公三年，周桓王十一年，齐僖公二十二年），当时他派鲁国的首席执政大臣、自己庶出的哥哥公子翚前往齐国，为自己迎娶齐侯（齐僖公）的女儿——文姜。齐侯竟然亲自送亲，一直送到鲁国的边邑“讙”。鲁桓公也只好亲自到“讙”迎亲，并与齐侯相见。
不过这个文姜，早就和哥哥诸兒（后来的齐襄公）有私情。可能是听到了风声，所以当初郑国的“大子忽”就不肯娶这位文姜，还说什么“齐大，非吾耦也”。
和鲁桓公成亲三年后，公元前七〇六年（鲁桓公六年，周桓王十四年，齐僖公二十五年），文姜生下子同，就是后来的庄公，“以大子生之礼举之”，生下来就当了太子。
文姜后来还生了叔牙和季友。或云还有个庆父亦文姜所生，但《庄二年经》即有“公子庆父帅师伐於馀丘”（（p 0158）（03020002））（027），其时庄公年仅十四岁，虚岁十五，如庆父为“母弟”（同母弟），则其年龄不超过虚岁十四，杜预以为不能统军，且次年即有“溺会齐师伐卫”（《庄三年经》（p 0160）（03030001））（026）之事，则亦未有如陈立《公羊义疏》所云使“庆父年幼将兵”并另派“抚军之人”的情势。又庆父或有“孟”之称，亦反映他可能是庶长子。此外，庄公死前曾问后于“牙”及“友”而不及“庆父”，恐亦反映“庆父”不是庄公的“母弟”。何况从《左传》的叙述看，有位“公子鱼”（奚斯）当为“庆父”的“母弟”，而此人显然不是庄公的“母弟”，则“庆父”就也不是庄公的亲弟弟。
后来，到公元前六九八年（鲁桓公十四年，周桓王二十二年，齐僖公八年），齐僖公去世，和文姜早有私情的齐襄公继位，没人管着了。四年后，公元前六九四年（鲁桓公十八年，周庄王三年，齐襄公四年），齐襄公就要求鲁桓公把文姜带去齐国，两人重修旧好。结果在齐国的时候，鲁桓公骂了文姜几句，齐襄公就指使大力士公子彭生弄死了鲁桓公。此时鲁庄公十二岁。
桓公死后，文姜没敢跟着灵柩返回鲁国，甚至让庄公的即位大典有了缺憾。鲁国这边也就宣布把文姜流放到了齐国。
当然，此时鲁国的政权也不掌握在年少的庄公手里，后面几年公子庆父、公子溺先后率兵出征，也都没有征求这位“公”的批准。
到公元前六九一年（鲁庄公三年，周庄王六年，齐襄公七年，郑厉公十年，郑子仪三年），鲁庄公十五岁，终于作为国君前往“滑”，准备与郑国此时占据国君之位的子仪会见，但子仪自身难保，没来。
不过庄公的母亲文姜在这前后已回了鲁国，下一年又出面在“祝丘”宴请齐襄公，促成鲁庄公与齐襄公在“禚”那里会猎。
再下一年冬天，已经十七岁的鲁庄公终于率兵出征，与齐国、宋国、陈国、蔡国的部队一起进攻卫国，半年后，到公元前六八八年（鲁庄公六年，周庄王九年，齐襄公十年，宋闵公四年，陈宣公五年，蔡哀公七年，卫惠公十二年，卫黔牟八年）夏六月，联军终于把卫侯-朔（卫惠公）送入了卫国。这一仗，鲁庄公展现了他的能力，加上他母亲文姜说情，齐人把此一仗的缴获以及之后卫人献上的宝物送给了鲁人。
鲁庄公长得一表人才，这前后还勾搭任姓某家的大女儿孟任，两人“割臂”为盟，庄公许给她当夫人，结果孟任为他生下“子般”（般）。但庄公后来娶了表妹姜氏，孟任的这个夫人显然泡汤了。不过“子般”是庄公第一个儿子，还有竞争国君继承人的潜力。
两年后，公元前六八六年（鲁庄公八年，周庄王十一年，齐襄公十二年，陈宣公七年，蔡哀公九年，宋闵公六年），鲁庄公本来准备联合陈人和蔡人攻打郕国，但陈人和蔡人没来，庄公只好进一步动员部队，联合齐军出战。这年夏天，联军围攻郕国。郕国很快就顶不住了，却单对齐军投降，没鲁人什么事。庄公庶出的哥哥仲庆父（公子庆父）坐不住了，要求攻打齐军，但二十岁的庄公很冷静，没有无谓地冒险。
到这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那天（杨注：癸未，七日。），齐襄公（诸兒）竟被他堂弟公孙无知弑杀了。这也搬去了鲁庄公心头一块大石头，他母亲文姜不会再老去找襄公了。
下一年，公孙无知也被齐人所杀，齐国的君位空悬，于是鲁庄公的两个舅舅开始了竞争。结果鲁人所支持的公子纠竞争失败，公子小白上了位，就是著名的齐桓公。鲁庄公曾经领兵护送公子纠一直开到齐国近郊，却被齐军打败，狼狈逃回。之后齐军又开到鲁国近郊，逼迫鲁国杀掉公子纠并交出了管仲。
再下一年，公元前六八四年（鲁庄公十年，周庄王十三年，齐桓公二年，宋闵公八年），春王正月，二十二岁的鲁庄公率军在“长勺”打败了齐军。虽说有曹刿的作用，但庄公和鲁军还是有战斗力的，按曹刿的说法就是“可以一战”。随后，这年夏六月，他们又借着公子偃的突袭在“乘丘”打败了宋军，战斗中庄公一箭射倒了宋国的著名勇士南宫长万，由庄公的戎右歂孙擒住此人。当时齐军就在附近，也只好撤退。这两仗打下来，鲁庄公算立起来了。
三年后，公元前六八一年（鲁庄公十三年，周僖王元年，齐桓公五年），鲁国终于和齐国讲和，鲁庄公和舅舅齐桓公在“柯”那里举行了盟誓。此年鲁庄公二十五岁，齐桓公三十五岁。
以后，庄公又几次率兵与戎人作战，配合了齐桓公的行动。
过了九年，公元前六七二年（鲁庄公二十二年，周惠王五年，齐桓公十四年），五十多岁的文姜终于去世，她在鲁国过得不舒服，还是屡次向外跑。
这时，齐桓公已是霸主，鲁庄公要和齐人举行盟誓，对手也只能是齐国的世卿高傒了，而且鲁国还得向齐国“纳币”，贡献礼品。当然，齐桓公也没空担了霸主名分，鲁国有了困难会得到齐国帮助。
文姜去世两年后，公元前六七〇年（鲁庄公二十四年，周惠王七年，齐桓公十六年），三十六岁的鲁庄公刚出丧期，就娶了表妹姜氏作夫人，还为她专门把自己父亲鲁桓公的庙装饰了一番。此前，比他大十岁的丈人、舅舅齐桓公两次接见庄公，又拉着他去观看齐国的社礼。此事还导致庄公被曹刿唠叨了一通。
下年，庄公嫡亲的小弟弟公子友也长大成人，可以代表鲁国出使了。
到公元前六六二年（鲁庄公三十二年，周惠王十五年，齐桓公二十四年，陈宣公三十一年），四十四岁的鲁庄公忽然生了重病，于是问自己的亲弟弟“叔牙”（公子牙，僖叔）谁能继承自己，这位“牙”（公子牙，僖叔）回答：“庆父（公子庆父）材。（庆父能干。）”；庄公再问自己最小的亲弟弟“季友”（公子友，成季），这位“成季”回答：“臣以死奉般（子般）。（臣下拼了命也要把“般”推上去。）”；庄公就告诉他，那个“牙”想拥立“庆父”。于是“季友”让人鸩杀了亲哥哥“叔牙”，许给他“有后于鲁国”，然后在庄公死后立“子般”为国君。
但这个“般”原先为保护妹妹与一位圉人叫“荦”的大力士结了仇，于是和文姜私通的“共仲”（庆父，公子庆父）指使那个圉人“荦”，趁“般”为准备即位住在“党氏”时，把他杀了。“成季”（季友，公子友）逃往陈国，闵公上位。鲁闵公是鲁庄公夫人哀姜（姜氏）的妹妹所生，不算嫡子，此时大概只有七岁。
闵公上位后，又在齐侯（齐桓公）的压力下把“季子”（成季，公子友）召了回来。“共仲”（庆父）见控制不住闵公，两年后，就又指使人把闵公杀了，还得到庄公夫人哀姜默许。这时“季友”（公子友）赶紧带着后来的僖公逃往邾国。僖公的母亲是“成风”，当初听说“季友”会有大出息，“成风”就一直设法与“季友”交好。
“庆父”这么折腾，于是在鲁国也站不住脚，只好出逃去莒国，可莒人又把他送回鲁国。押解途中，在鲁国的小城“密”停留，“庆父”让自己亲弟弟“公子鱼”（奚斯）去为自己求情，但这位弟弟是哭着回来的。听到弟弟的哭声，“庆父”知道没希望了，只好上吊。齐人还把与他共谋的庄公夫人哀姜弄回去杀了。
“庆父”虽死，但他儿子十五年后就当上了卿，而且他的家族和“季友”的季家，“叔牙”的叔孙家一起，成为后来执政鲁国的三大家族（三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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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春秋经》和《左传》中的相关段落及我的粗略翻译和一些补充说明（013鲁邾盟蔑1节、014鲁桓文姜6节、023桓平宋郑1节、026哀姜孙邾4节、030曹刿论战1节）：
好文宝推一下，连续加班半年多，几乎没有休息日，这几天又连着好几天八九点，连书都没时间看，真羡慕老兄啊
《隐元年经》：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p 0007）（01010002））（013）
《隐元年传》：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p 0009）（01010201））（013）
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请师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请往，公弗许，遂行，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p 0018）（01011101））（001、002、013）
我的粗译：
在我们的隐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宋穆公七年，卫桓公十三年），三月，“公”（鲁隐公）和邾仪父在“蔑”那里举行了盟誓，邾仪父就是邾子-克（邾国国君）。因为此人还没得到“王”（周平王）的策命，所以《春秋经》上就没写上此人的“爵”。而之所以写的是他的字“仪父”而没写他的名，则是为了尊崇他。
我们这位“公”只是摄位，因此想与邾国搞好关系，这才推动了“蔑”之盟。
当初郑国的共叔之乱，“共叔段”的儿子公孙滑逃往卫国，卫人因此去进攻郑国，打下了“廪延”。随后，郑人准备指挥王室和虢国的部队去攻掠卫国的南部乡野，为此他们向邾国请求出兵助战，邾子（邾仪父，邾子-克）就派人私下来求我们这里的大夫公子豫。这个“豫”又去请求我们的“公”，要带兵去助战，我们“公”没答应，但他还是去了。到那里之后他还擅自和邾人、郑人在“翼”那里盟誓。《春秋经》上没写此事，是因为他这次的行动不是奉“公”的命令进行的。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曰：
公即鲁隐公。凡《经》文单称“公”者，皆鲁君。仪父，邾君之字，名克。另一曹姓邾，楚之与国，在湖北-黄冈（见陈直《金文拾遗》）。盟法，先凿地为坎（穴、洞），以牛、羊或马为牲，杀于其上，割牲左耳，以盘盛之，取其血，以敦（音对，容器）盛之。读盟约（古谓之载书，亦省称载或书）以告神，然后参加盟会者一一微饮血，古人谓之歃血。歃血毕，加盟约正本于牲上埋之，副本则与盟者各持归藏之。《文物》一九七二年第四期有《侯马东周盟誓遗址》一文，可参阅。
杨伯峻先生于“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句末注云：
全句应作“仪父，邾子-克也”。仪父为主语，承上省，古书多有此文法。克是邾君之名，庄公十六年《经》云“邾子-克卒”，故左氏以此知克为名。方苞《春秋直解》云，“《春秋》从无书字之法”，且谓“意克为仪父之子”云云。顾栋高因之而作《春秋无书字之法论》。《春秋》不书字，然亦非绝无例外，方、顾二说得其大概而遗其特例。
杨伯峻先生注此（曰“仪父”，贵之也）云：
此是释《经》语。庄十六年《经》既书“邾子-克卒”，子是爵；而此不云邾子，左氏以为此时尚未得王命。杜预《注》以为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称名。而邾子-克能自通于大国，继好息民，故书字贵之。然考之《经》例，凡小国，或（当时）文化落后，或（国土）在边裔，所谓蛮、夷、戎、狄者，皆称其君为子（，未必皆有王命。而邾近于鲁，孔颖达?疏?谓“齐桓行霸，仪父附从，进爵为子”）。考之彝铭，鼄公牼、鼄公华、鼄公 [金乇]三钟自称公，鼄伯鬲、鼄伯御戎鼎又称伯。
杨伯峻先生注“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曰：
郑人能用周王之师及虢师者，时郑庄公为王卿士，西虢公又与郑庄公同仕王朝也。僖二十六年《传》云：“凡师，能左右之曰以。”此用“以”，即谓郑能指挥王师、虢师。
“鲁”（杨注：鲁国-姬姓，文王子周公-旦之后。周公辅佐周王朝，成王封其子于曲阜，定四年《传》“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是也。龚景瀚谓鲁都一为曲阜，一为奄城，古奄国都也。二城相距仅三里。曲阜在东而稍北，今山东-曲阜县北三里之古城村。奄城在西而稍南，即今曲阜县治。初都曲阜，炀公迁奄城；春秋时又迁曲阜，盖在僖公时。详《澹静斋文钞?鲁都考》。一九七七年曾于鲁都进行勘探发掘，测得鲁都城平面大致呈不规则横长方形，城东西最长处三点七公里，南北最宽处二点七公里，面积约十平方公里。周围有城壕，西北两面城壕利用古洙水河道。（城周长二十三点七里，面积三十九点五平方里，）今日曲阜县县城仅占鲁故城西南角之一小部分。故城城门十一座，东、西、北各三座门，南两座门。鲁宫殿在城中。在东北部城墙下与城内西北、西南部有鲁城以前之居民区，或即商奄遗址。#据《谷梁传》，中城即内城。若然，则此中城即鲁都曲阜之内城。杜《注》以此为鲁国城邑之名，云在“东海-厚丘（各本误作廩丘，今从金泽文库本、南宋小字本正）县西南”，即在今江苏-沭阳县境，为鲁边境所未达。杜《注》不可信。说详江永《考实》。定六年“城中城”与此同。#杜《注》：“少皞虚，曲阜也，在鲁城内。”），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邾”——“郰”——“訾娄”（杨注：郰，鲁邑，今山东-曲阜县东南约四十余里。#邾，国名，曹姓。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邾公钟跋》。初都今曲阜县东稍南，盖鲁之附庸，后都今邹县东南，春秋后八世楚灭之。《礼记?檀弓》、《公羊》皆作“邾娄”， 《国语?郑语》、《晏子春秋?内篇上三》、《孟子》并作“邹”，盖邾娄速读而音变。传世彝器有邾公牼钟、邾公华钟（“邾”并作“鼄”）及邾公钟、邾公[釒乇]钟等。仪父，邾君之字，名克。另一曹姓邾，楚之与国，在湖北-黄冈（见陈直《金文拾遗》）。），推测位置为：东经117.31，北纬35.37（大律村）。
“蔑”——“姑蔑”（杨注：蔑，鲁地，即定公十二年之姑蔑，在今山东省-泗水县东四十五里之地。姑蔑，此省称“蔑”者，惠栋《左传补注》谓：“隐公名姑息（息姑？），当时史官为之讳也。”《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引《竹书纪年》云：“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正作“姑蔑”。《竹书纪年》乃魏国史书，不必为鲁讳，因不省“姑”字，亦足以证成惠说。蔑，《公羊》、《谷梁》俱作“昧”，盖同音假借。犹战国时楚之唐蔑，亦作唐昧。#姑蔑即隐元年《经》、《传》之蔑，在今山东-泗水县东四十五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7.48，北纬35.57（天齐庙遗址（姑蔑城遗址）位于天齐庙村北侧。遗址为一高出周围地表1.5～5米的台形高地，呈不规则方形，面积约1万平方米，现有面积4500平方米）。
据唐善纯先生：
在南岛语的双音词中，前一部分对词义不起重要影响。这一论断在古越语中能否得到验证呢？笔者抱着疑虑的心情，对古代东南沿海地区的地名进行考察，果然拍案惊奇：这一地区往往会出现一个以ko音为词头的地名。这个词头音写为句、勾、姑、九等，无疑就是“南岛语”的遗存。
姑蔑在鲁国北部，即现代山东泗水东部。《左传?隐公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杜注：“蔑，姑蔑，鲁地。鲁国卞县南有姑蔑城。”在《春秋》及《穀梁》、《公羊》的注解里，这个地名也简称“蔑”，或写作“眛”或“昧”。这样一来，在山东和浙江各有一个相同的双音节地名，它们所记录的可能是同一个非汉语的词。这两个用例都使人有理由猜想首音节曾是一个可以分开的成分。可以令人猜想山东和淮河地区的夷语跟吴越的语言有关。
（《中国东南部带ko的地名：句=勾=姑=苟=岣=匡=高=居=九=阁=古=个》）
“郑”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卫”——“殷虚”——“朝歌”推测位置为：东经114.19，北纬35.61（淇县-摘星台周围，闵二年——前660，狄入卫）。
“廪延”（杨注：廪延，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据《水经注》以为即今滑县旧治（在今治之东）。若据杜《注》，则当在今河南省-延津县北而稍东，杜说可信。），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4.3，北纬35.4（延津北而稍东）。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虢”——“上阳”——“焦”推测位置为：东经111.21，北纬34.76（李家窑-虢国故城遗址，虢城的东北隅即是焦城）。
“虢——下阳”推测位置为：东经111.12，北纬34.79（平陆-张村镇-太阳渡村东南，下阳遗址）。
“翼”（杨注：翼，邾国之地，在今山东省-费县西南九十里。#杜《注》：“翼，邾邑。”翼即隐元年?传?“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之翼，今山东-费县西南九十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7.73，北纬35.07（费县-石井镇-城前村-城后村之间）。
下面是鲁邾盟蔑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隐七年经》：
秋，公伐邾。（（p 0053）（01070005））（013）
《隐七年传》：
秋，宋及郑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为宋讨也。（（p 0054）（01070401））（013）
《桓八年经》：
秋，伐邾。（（p 0120）（02080004））（013）
我的粗译：
六年以后，我们隐公七年（公元前七一六年，周桓王四年，宋殇公四年，郑庄公二十八年），秋天，宋国和郑国讲和了。七月庚申那天（杨注：庚申，十七日。），两国在“宿”那里举行了盟誓。
随后，我们的“公”率兵进攻了邾国，这是宋国的意思。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公伐邾，为宋讨也”曰：
五年，邾、郑会同伐宋，公尝拒绝宋使之请救；六年初，又与郑弃旧嫌而媾和，欲依郑为援；今则郑复与宋盟，故惧宋而伐邾，宋尝报郑，未尝报邾也，故曰为宋讨。
据上面的《春秋经》，十二年后，公元前七〇四年（鲁桓公八年，周桓王十六年，宋庄公六年，郑庄公四十年），秋天，鲁国还曾派兵进攻邾国。
“宋”——“商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宿”（杨注：此谓鲁及宋人盟于宿。“及”上省“鲁”字。与盟者姓名未书。春秋初期，外大夫盟会侵伐，皆不书名。庄公二十二年《经》云“及齐-高傒盟于防”，此盟会外卿书名之始；文公八年《经》云“公子遂会晋（大夫）?赵盾盟于衡雍”，此盟会内外大夫书名之始。旧说谓若是命卿，则书名于《经》，否则书人。则岂庄公、文公以前代表列国参予盟会侵伐者，皆无一是命卿邪？恐未必然。宿，国名，风姓，地在今山东省-东平县稍东南二十里。与庄公十年“宋人迁宿”之“宿”为两地。此“宿”（庄公十年“宋人迁宿”，详彼《注》。）其后为齐邑，定十年《传》“驷赤先如宿”可证。#宿，今山东省-东平县东南约二十里之地。），推测位置为：东经116.43，北纬35.92（东平县-宿城村及西）。
《桓十五年经》：
邾人、牟人、葛人来朝。（（p 0142）（02150008））（013）
《桓十七年经》：
二月丙午，公会邾仪父，盟于趡。（（p 0148）（02170002））（013）
《桓十七年传》：
及邾仪父盟于趡，寻蔑之盟也。（（p 0149）（02170201））（013）
《桓十七年经》：
及宋人、卫人伐邾。（（p 0148）（02170007））（013）
《桓十七年传》：
伐邾，宋志也。（（p 0149）（02170601））（013）
我的粗译：
过了二十一年，到我们桓公的十七年（公元前六九五年，周庄王二年，宋庄公十五年，卫黔牟元年，卫惠公五年，郑昭公二年，郑厉公六年），二月丙午那天（杨注：二月无丙午，日或月必有一误。），桓公也和邾仪父举行了盟誓，在“趡”那里，这是要重申上次在“蔑”的盟约。
但当年我们就又进攻了邾国，这还是宋国的意思。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邾人、牟人、葛人来朝”曰：
无《传》。三国皆其君来朝，以国小，故称人。
杨伯峻先生注“二月丙午，公会邾仪父，盟于趡”曰：
“会”，《公羊》、《谷梁》俱作“及”，则当作一句读。左氏《经》例，会是一事，盟又是一事；有会而不盟者，亦有既会且盟者，故此作两句读。
杨伯峻先生注“伐邾，宋志也”曰：
鲁背趡盟而用兵于邾，盖屈从宋国意愿之故。宋之伐邾，或报隐五年邾、郑伐宋之役。
“牟”（杨注：牟，今山东省-莱芜县东二十里有牟城，当即其故国。），推测位置为：东经117.76，北纬36.19（莱芜东赵家泉村北，牟国故城遗址，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下面是牟国故城遗址的图片，出自身经百炼的博客《骑行牟城遗址、莱芜战役指挥所遗址、城岭水库》：
“葛”（杨注：葛，嬴姓国，僖十七年《传》齐桓公如夫人者六人中有葛嬴可证。据杜《注》，故城在今河南省-宁陵县北十五里，然王夫之《稗疏》、沈钦韩《地名补注》皆疑之。王以为在今山东省-枣庄市-峄城镇，沈以为泰山旁小国。），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7.6，北纬34.75（枣庄市-峄城镇一带）。
“趡”（杨注：趡音崔上声，鲁国地名，当在今山东省-泗水县与邹县之间。），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7.0，北纬35.5（曲阜与邹城间，“鲁”、“邾”（陬）近地）。
《庄十六年经》：
邾子-克卒。（（p 0202）（03160005））（013）
《庄二十八年经》：
夏四月丁未，邾子-琐卒。（（p 0238）（03280002））（013）
一些补充：
此邾子-克之卒上距隐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已有四十四年，而他的继承者邾子-琐则只在位十二年。
杨伯峻先生注“夏四月丁未”曰：
丁未，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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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与邾国紧挨着，自然难免爱恨牵缠，又加上有大国的掺合，就更加身不由己。
《隐元年—十一年传》：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p 0003）（01000102））（001、014）
我的粗译：
宋武公生了个女儿“仲子”，“仲子”生下来手掌上就有字，是“鲁夫人”，所以，后来“仲子”就成了我们惠公的夫人。夫人生下桓公以后，惠公去世，因此，由隐公摄政而奉桓公为国君。
一些补充：
关于鲁桓公，杨伯峻先生有注云：
?世本?云名軌，《史记?鲁世家》云名允，《说文》有“ ”[（屮/本）允]字，从本，从屮，允声。軌盖 [（屮/本）允]字之譌，世人少见 [（屮/本）允]也。（《桓公元年—十八年》（p 0081）（02000001））（014）。
杨伯峻先生注“宋武公生仲子”曰：
宋，国名，子姓，成汤之后裔。及周武王灭纣，封其子武庚。武庚企图恢复殷商王室，与管叔、蔡叔联络举兵，而为周公-旦所败，改封纣父帝乙之长子微子启为宋公。或称殷，或称商，皆仍其旧称。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市。传至穆公七年，即鲁隐公元年。昭公-得之元年，即鲁哀公二十七年，《左传》止于此年。自昭公传六世，一百七十年，据《史记?宋世家》及《汉书?地理志下》，为齐、魏、楚三国所灭。但吴师道注《战国策》曾疑之，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则直云“灭于齐”。依《宋世家》，微子至武公凡十二君。武公名司空，微仲九世孙。传世彝器有宋公 [音巠]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宋武公十八年生鲁桓公母。”
杨伯峻先生注“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曰：
文即字，而先秦书未有言字者。《周礼?外史》、《仪礼?聘礼》皆言名，《左传》、《论语》、《中庸》并言文。以字为文，始于《史记?秦始皇瑯邪台石刻》曰“同书文字”，详顾炎武《日知录》及段玉裁《说文解字?叙注》。手，手掌。《论衡?雷虚篇》、《纪妖篇》并改作“文在掌”可证。《自然篇》仍作“手”，则用《左传》原文。疑《左传》本作“曰鲁夫人”，与于成季“有文在其手曰友”（闵公二年、昭公三十二年《传》）、于唐叔“有文在其手曰虞”（昭元年《传》）同例。
杨伯峻先生注“故仲子归于我”曰：
杜《注》：“妇人谓嫁曰归。”孔颖达《疏》云：“《石经》古文虞作‘ [从/从]’，鲁作‘ [止/（衣-丶-一）]’，手文容或似之。”据孔说，不以其手掌真有文字为可信，盖手纹有似“鲁夫人”三字或似“虞”字者，当时人或后世人因而附会之。宋仲子之嫁于鲁，盖附会其手纹有似“鲁夫人”三字耳。据下《传》文，归于我即嫁于惠公为嫡妻。而《鲁世家》云：“公贱妾声子生子息。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索隐》云：“不知太史公何据而为此说，谯周亦深不信。”
下面是两张婴儿手掌的图片，出自图片114《婴儿手掌向上托起手势》和图片114《婴儿伸起手掌》：
杨伯峻先生注“生桓公而惠公薨”曰：
杜《注》：“言归鲁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孔《疏》详申杜《注》，理由有三。一谓元年《传》云“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大子少”，大子即桓公，言其少，则非初生之称。又谓本年冬十月改葬惠公，隐公弗临，则桓公为丧主。若其年不足二岁，不堪为丧主。且羽父杀隐公，与桓公同谋。若桓年仅十二，未堪定杀君之谋云云。孔《疏》此说，甚有理。再考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及《宋世家》，宋武公生仲子在其十八年，宋武公亦死于此年，此时尚未入春秋，周平王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七四八年。鲁隐公元年为周平王四十九年，此时仲子虚岁已二十七，其出嫁固早于此时，生子亦当早于此时。
杨伯峻先生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曰：
杜《注》：“隐公追成父志，为桓尚少，是以立为大子，帅国人奉之。为《经》元年春不书即位传。”然据下文《传》“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公立而求成焉”等句，是隐公行国君之政，而实奉桓公为君，非立之为太子。桓公之被立为太子，惠公未死时已如此，不待隐公再立之。桓公虽非初生婴儿，其年亦甚幼小，不能为君，故隐公摄政焉耳。孔《疏》极力申杜，驳郑众、贾逵二说。郑、贾之说亦谓立桓为太子，与杜则同一谬误。讫隐公之世，不称即位，惠公之葬弗临，于桓公母仲子之死则用夫人之礼，于己母则仅称“君氏卒”，是不用夫人礼，处处皆足以明之。摄位称公亦犹周公摄位称王，固周礼也。此与下《传》“元年春王正月不书即位，摄也”为一《传》，后人分《传》之年，必以“某年”另起，故将此段提前而与下文隔绝。杜《注》云“为《经》元年春不书即位传”，则所见本已妄为分割矣。《左传》中此种例子不少，俞樾《左传古本分年考》与杨树达先生《读左传》、杨向奎《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均曾先后指出，本《注》亦将随时论证之。
“宋”——“商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隐十一年传》：
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羽父惧，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弑之。（（p 0079）（01110801））（001、014）
公之为公子也，与郑人战于狐壤，止焉。郑人囚诸尹氏。赂尹氏，而祷于其主钟巫。遂与尹氏归，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钟巫，齊于社圃，馆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贼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讨寪氏，有死者。不书葬，不成丧也。（（p 0079）（01110802））（001、014）
我的粗译：
到我们隐公的十一年（公元前七一二年，周桓王八年，郑庄公三十二年），我们的一位卿羽父（翚，公子翚）向“公”（鲁隐公）提出要去杀掉桓公，用来换取让他成为我们的首席执政大臣。可我们的“公”告诉他：“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我现在占着这个位子，是因为他还年轻，我很快就会把君位传给他了。我已经让人去建设“菟裘”那个地方，我准备去那里养老。）”。
羽父一听这话，害怕了，于是反过来去向桓公说现在这位“公”（鲁隐公）的坏话，提议把现在这位“公”弑杀掉。
早先，我们的“公”（鲁隐公）还是公子的时候，曾与郑人在“狐壤”作战，被人家抓住。郑人把他关在尹家。我们收买了尹家的人，向他们家的主神钟巫献祭求告，于是我们的这位公子（此时的鲁隐公）就带着尹家的族长逃了回来。此后，我们这里就也立了他们家的那个主神。
到这年十一月，现在这位“公”要向那位钟巫献祭，先在“社圃”（杨注：社圃，园名。）斋戒，于是住到了寪家。壬辰那天（杨注：壬辰，十五日。），羽父指使贼人在寪家弑杀了我们“公”，然后拥立桓公，反过来追究寪家的责任，有人为此而死。
《春秋经》上没记录我们“公”的葬礼，是因为没按“公”的规格治丧。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曰：
大同太，大宰亦作太宰。大宰之名见于诸经传记者，以侯国言之，其义有二。一为一般官职名，一为冢宰、执政、卿相之义。以《左传》考之，宋之大宰其位实在卿相下，华父督以大宰杀殇公而相庄公可证。然《韩非子?说林下》云“宋大宰贵而主断”，考以《内储说上》“叔孙相鲁，贵而主断”之文，则大宰又指卿相言，则是第二义。郑之大宰石[（镵-钅）-兔+大，chuò]为良霄之副手使于楚，见襄十一年《传》，则职位不高。然晋-赵武又称郑执政子皮为冢宰，见昭元年《传》，则为后一义。楚以令尹执政，然其下有大宰子商、大宰伯州犁。然蔿敖为令尹，晋-随会称之为宰，见宣十二年《传》。宰即大宰，则大宰又为执政之通称。鲁本无大宰之官，此云将以求大宰者，谓欲以杀桓公求为执政之卿。故《十二诸侯年表》述此事云：“大夫翚请杀桓公，求为相。”《鲁世家》亦云：“公子挥谄，谓隐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请为君杀子允，君以我为相。’”皆以相释大宰，得其义矣。
杨伯峻先生注“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曰：
为其少故也，史文有省略。《史记?鲁世家》所述较全。授之，谓授之以君位。
《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
十一年冬，公子挥谄谓隐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请为君杀子允，君以我为相。”隐公曰：“有先君命。吾为允少，故摄代。今允长矣，吾方营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挥惧子允闻而反诛之，乃反谮隐公于子允曰：“隐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图之。请为子杀隐公。”子允许诺。十一月，隐公祭钟巫，齊于社圃，馆于蒍氏。挥使人杀隐公于蒍氏，而立子允为君，是为桓公。
杨伯峻先生注“使营菟裘，吾将老焉”曰：
营，读如《诗?大雅?灵台》“经之营之”之营，亦即营造之营，犹今言建筑。菟音徒。《史记?秦本纪》云：“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菟裘氏。”《潜夫论?志氏姓》亦云：“钟离、运掩、菟裘，皆嬴姓也。”则菟裘古为嬴姓之国，其后土地并于鲁。梁履绳《左通补释》引张云璈之言云：“山东省-泰安县东南九十里近梁父有菟裘城。”老谓终老。
杨伯峻先生注“羽父惧，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弑之”曰：
谮，音怎，去声，以言语毁人也。
杨伯峻先生注“赂尹氏，而祷于其主钟巫”曰：
钟巫，神名，尹氏之家立以为祭主。说详焦循《左传补疏》。
杨伯峻先生注“公祭钟巫，齊于社圃”曰：
公祭钟巫，公将祭钟巫也。古人有时省略将字。齊同齋（斋）。古人祭祀前，先齋戒。社圃，园名。
杨伯峻先生注“馆于寪氏”曰：
馆，住宿也。寪音委。寪氏，鲁大夫。
杨伯峻先生注“立桓公，而讨寪氏，有死者”曰：
陈澧《东塾读书记》云：“云讨寪氏有死者，言其冤也。”寪氏不书名，顾炎武云：“言非有名位之人。”
于“不书葬，不成丧也”处陈澧又云：“言桓不以人君之礼葬隐也。”
“菟裘”（杨注：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菟裘氏。”《潜夫论?志氏姓》亦云：“钟离、运掩、菟裘，皆嬴姓也。”则菟裘古为嬴姓之国，其后土地并于鲁。梁履绳《左通补释》引张云璈之言云：“山东省-泰安县东南九十里近梁父有菟裘城。”），推测位置为：东经117.31，北纬35.87（新泰市-楼德镇）。
“郑”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狐壤”（杨注：狐壤，郑国地名，当在今河南省-许昌市北。），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9，北纬34.2（许昌市北）。
《桓六年传》：
公之未昏于齐也，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大子忽。大子忽辞。人问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诗》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国何为？”君子曰：“善自为谋。”及其败戎师也，齐侯又请妻之。固辞。人问其故。大子曰：“无事于齐，吾犹不敢。今以君命奔齐之急，而受室以归，是以师昏也。民其谓我何？”遂辞诸郑伯。（（p 0113）（02060403））（017、014）
我的粗译：
我们的“公”准备娶一位齐国女子（文姜）作夫人，当初，在我们“公”打算与这位文姜定婚前，齐侯（齐僖公）还曾想把文姜许给郑国的大子忽，但大子忽没接受。有人问为什么，那位大子说：“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诗》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国何为？（各人有各人的姻缘，齐国太大，我配不上。《诗》里说：“自求多福。”，我的命运自己掌握，为什么要靠大国？）”，于是贵族们都说他：“善自为谋。”。等他打败了戎人的军队，齐侯又想把另一个女儿许给他，他还是坚决不肯接受。又有人问为什么，大子说：“无事于齐，吾犹不敢。今以君命奔齐之急，而受室以归，是以师昏也。民其谓我何？（原来没为齐国干什么，我还不敢，现在奉了主上的命令来为齐国救急，却娶了老婆带回去，这就成了出动军队为自己娶亲。那些“民”会怎么看我？）”，于是通过郑伯（郑庄公）还是推掉了此事。
一些补充：
那句《诗》“自求多福”出自《诗?大雅?文王之什?文王?六章》：“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369））。当时的贵族对《诗》都非常熟悉，提到“自求多福”肯定会联想“宜鉴于殷，骏命不易”。
杨伯峻先生注“善自为谋”曰：
此盖美郑忽辞文姜之词。文姜淫乱，卒使鲁桓被杀。章炳麟《春秋左传读》谓善读为嫸，《说文》，嫸，好枝格人语也，一曰靳也。则此乃讥郑忽辞婚失援，卒致失国之言，不确。
杨伯峻先生注“及其败戎师也，齐侯又请妻之”曰：
此时文姜归鲁已四年，盖以他女妻之。隐八年《传》云，“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归”，则忽早已取正妻矣。
杨伯峻先生注“固辞”曰：
伪古文《尚书?大禹谟》，“禹拜稽首固辞”，伪孔《传》，“再辞曰固”，可备一说。
杨伯峻先生注“遂辞诸郑伯”曰：
告之于郑伯而辞之。此为十一年郑忽出奔卫张本。郑忽辞齐婚者两次。《齐世家》及《郑世家》皆以忽第一次辞婚之言加于败戎师第二次辞婚之时，不可从。说本刘文淇《旧注疏证》。《说苑?权谋篇》同《左传》。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郑”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桓三年经》：
三年春正月，公会齐侯于嬴。（（p 0096）（02030001））（014）
《桓三年传》：
会于嬴，成昏于齐也。（（p 0098）（02030201））（014）
《桓三年经》：
公子翚如齐逆女。（（p 0097）（02030005））（014）
《桓三年传》：
秋，公子翚如齐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p 0098）（02030501））（014）
《桓三年经》：
九月，齐侯送姜氏于讙。（（p 0097）（02030006））（014）
《桓三年传》：
齐侯送姜氏于讙，非礼也。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则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国，则上大夫送之。（（p 0098）（02030601））（014）
冬，齐-仲-年来聘，致夫人也。（（p 0098）（02030701））（014）
《桓三年经》：
公会齐侯于讙。（（p 0097）（02030007））（014）
夫人姜氏至自齐。（（p 0097）（02030008））（014）
冬，齐侯使其弟年来聘。（（p 0097）（02030009））（014）
有年。（（p 0097）（02030010））（014）
我的粗译：
到我们的桓公三年（公元前七〇九年，周桓王十一年，齐僖公二十二年），春正月，我们的“公”在“嬴”那里会见齐侯（齐僖公），是要确定与齐国的婚事。
这年秋天，公子翚（羽父）前往齐国迎亲，因为此次行动是要加强两国先君奠定的友好关系，所以《春秋经》上为“翚”加上了“公子”的尊称。
接着，齐侯亲自把姜氏（文姜）送到了“讙”，不过这不合规矩。凡是“公”的女儿，出嫁到相当的诸侯国那里，如果是现任“公”的姊妹，则上卿送之，以尊崇先君；如果是现任“公”的公子，则下卿送之。如果是出嫁到大国，即使是公子，亦上卿送之。如果是出嫁到天子那里，则诸卿皆行，但“公”自己不应该去送。如果是出嫁到小国，则上大夫送之。
这年冬天，齐侯的亲弟弟仲-年（年）来我们这里访问，这是那位夫人出嫁礼仪的一部分。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三年春正月”曰：
《春秋》有时、有月而不书王者共十五条，有时、无月而不书王者共一百余条，史文有详略，未必有义例。说详毛奇龄《春秋传》。去年闰十二月初六日辛未冬至，故此年仍建丑。
杨伯峻先生注“公子翚如齐逆女”曰：
旧礼，除天子外，取妻皆必亲迎。但《春秋》无诸侯迎夫人之文，恐诸侯之亲迎，不出国境，出国境则使卿代迎。
杨伯峻先生注“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则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国，则上大夫送之”曰：
公子，男女通称，此谓女公子。《战国策?中山策》：“公何不请公子倾以为正妻？”公子倾为魏文侯之女，则战国时仍称诸侯之女为公子。
此释“非礼”之义。《士昏礼》云：“舅饗送者以一献之礼，酬以束锦。”郑玄《注》云：“送者，女家有司也。”则纵大夫与士嫁女，主人亦不自送，贾公彦《疏》所谓“尊者无送卑者之法”。诸侯嫁女，更不自送，故以自送为“非礼”。
杨伯峻先生注“冬，齐-仲-年来聘，致夫人也”曰：
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随加聘问，所谓“存谦敬，序殷勤”。在鲁而出则曰致女，成公九年《经》、《传》“季孙行父如宋致女”是也；在他国而来则总称曰聘，故《传》以致夫人释之。
杨伯峻先生注“公会齐侯于讙”曰：
无《传》。疑此桓公之亲迎也。
杨伯峻先生注“夫人姜氏至自齐”曰：
无《传》。公已亲迎，故称夫人。
杨伯峻先生注“有年”曰：
无《传》。五谷皆熟为有年。《春秋?经》文中唯此书“有年”，宣公十六年书“大有年”，《左传》俱无说。
“嬴”（杨注：嬴故城在今山东省-莱芜县西北，据《一统志》，俗名城子县。#杜《注》：“嬴，齐邑。”当在今山东-莱芜县西北，泰安县东稍北。），推测位置为：东经117.57，北纬36.33（莱芜西北城子县村）。
“讙”（杨注：讙音歡（欢）。鲁国地名，当在今山东省-宁阳县北而稍西三十余里。#讙在今山东-宁阳县北而稍西，详桓三年《经?注》。阳关今山东-泰安县东南，详襄十七年《传?注》。#杜《注》：“三邑，皆汶阳田也。”鄆，在今山东-郓城县东十六里，余详成四年《经?注》。讙在今山东-宁阳县西北三十余里，参桓三年《经?注》。龟阴，在新泰县西南、泗水县东北处。#讙在今山东-泰安地区-宁阳县北而稍西，亦见桓三年《经》并《注》。阐，今宁阳县东北三十里有堽城，即古刚城，阐又在其北。），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75，北纬35.89（南夏辉村，大汶河边）。
下面是鲁桓成昏于齐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桓四年经》：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p 0100）（02040001））（014）
《桓四年传》：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书，时，礼也。（（p 0101）（02040101））（014）
《桓五年经》：
城祝丘。（（p 0103）（02050005））（014）
大雩。（（p 0103）（02050007））（014）
《桓五年传》：
秋，大雩。书，不时也。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烝。过则书。（（p 0106）（02050501））（014）
《桓五年经》：
螽。（（p 0103）（02050008））（014）
我的粗译：
下一年，我们的桓公四年（公元前七〇八年，周桓王十二年，齐僖公二十三年），又是春正月，我们的“公”前往“郎”那里打猎。《春秋经》上记载此事，就因为这次打猎合于节令，这是规矩。
再下一年，我们的桓公五年（公元前七〇七年，周桓王十三年，齐僖公二十四年），秋天，我们举行了大雩。《春秋经》上记载此事，是因为不合节令。所有的各种重要祭祀，郊祀要在“启蛰”的时候举行，大雩要在“龙见”的时候举行，尝祭要在“始杀”的时候举行，烝祭要在“闭蛰”的时候举行，如果没在这些当口举行，《春秋经》上就会记下来。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四年春正月”曰：
去年十二月十七日丙子冬至，此年仍建丑。
杨伯峻先生注“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书，时，礼也”曰：
《周礼?大司马》：“中冬教大阅，遂以狩田。”周正之春正月，正夏正之仲冬十一月。但此年实是建丑，春正月为夏正之季冬十二月，亦农闲可以狩猎之时，故曰“时”。
杨伯峻先生注“大雩”曰：
雩音于，求雨之祭也。
下面是现代求雨之祭的图片，出自《光影定格_大美湘西》：
杨伯峻先生注“秋，大雩。书，不时也”曰：
雩有二，一为龙见而雩，当夏正四月，预为百谷祈雨，此常雩。常雩不书。一为旱暵之雩，此不时之雩。《春秋》书雩者二十一，《左传》于此年云，“书，不时也”；于襄五年、八年、二十八年、昭三年、六年、十六年、二十四年，皆曰“旱也”；昭二十五年再雩，则曰“旱甚”；余年无《传》。首言不时而后皆言旱，互文见义，皆以旱而皆不时也。说本汪克宽《纂疏》。
杨伯峻先生注“启蛰而郊”曰：
启蛰犹今言惊蛰，宋-王应麟所谓“改启为惊，盖避景帝讳”。（至汉行《太初历》，）《淮南子?天文训》改惊蛰在雨水后，为夏正二月节气。古之惊蛰在雨水前，为夏正正月之中（节）气。郊礼，古今异说纷繁。今以《春秋》、《左传》解《左传》。郊为夏正正月祈谷之礼，襄公七年《传》“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可证。然《春秋》书郊者九，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俱在周正正月，即夏正十一月，盖正月卜牛，四月五月用之，《礼记?郊特牲》所谓“帝牛必在涤三月”者也。僖三十一年、成十年、襄十一年之卜郊则在周正四月，即夏正二月；定十五年之郊在夏正三月，哀元年之郊在夏正二月，其甚者成十七年书九月辛丑用郊，总之，卜郊及郊皆已过启蛰之节，诚如襄七年孟献子所云：“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今既耕而卜郊”，是下文所云“过则书”也。
杨伯峻先生注“龙见而雩”曰：
龙，苍龙，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之总称，其中有室女座、天秤座、天蝎座、人马座之星。见同现。龙见，非谓七宿尽出现，角、亢两宿（角宿有室女座之二星，亢宿有室女座之四星）于黄昏出现东方，即可谓之龙见，是时当夏正四月，孟夏建巳之月。金鹗《求古录礼说》必谓苍龙七宿尽见始谓龙见，因谓雩在午月，恐非。雩，祈雨之祭。
杨伯峻先生注“始杀而尝”曰：
始杀，谓秋气至，开始肃杀。于时当孟秋建申之月，今之夏正七月。杜《注》以为建酉之月，误，王引之《述闻》已驳之。尝，祭名，《礼记?月令》所谓“孟秋之月，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者也。尝祭在七月行之者不书。《春秋》书尝祭者，唯桓公十四年之“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己亥，尝”一次。此年建丑，但当时误以为建子之周正秋八月，乃夏正六月（实是夏正之七月），是不及七月而尝祭，书其例外。
杨伯峻先生注“闭蛰而烝”曰：
闭蛰谓昆虫蛰伏，于时当建亥之月，夏正之孟冬十月。烝，冬祭名，杜《注》所谓“万物皆成，可荐者众，故烝祭宗庙”。烝祭宜在冬十月行之，昭元年《传》云：“十二月，晋既烝。”周正十二月乃夏正十月，足证晋亦孟冬烝祭。《春秋》书烝者，唯桓公八年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又烝，两烝左氏皆无《传》，《春秋》书之者，以为非礼。若孟冬之烝，乃常祀，则不书。
杨伯峻先生注“螽”曰：
无《传》。螽音终。古者螽、蝗不分，今则螽斯（蜇螽）、草螽属螽斯科，螽（蚱蜢）、蟿螽、土螽属飞蝗科。《春秋》所书之螽，皆飞蝗。成災甚大，故书之。《艺文类聚》引《春秋佐助期》云：“螽之为虫，赤头甲身而翼，飞行，阴中阳也。螽之为言众，暴众也。”又引《五行传》云：“介虫有甲能蜚，阳之类，阳气所生。于《春秋》为螽，今谓之蝗。”皆以螽即飞蝗，与《诗》之螽斯、草虫不同。
桥案：《春秋经》提及“螽”者十一处，多系以月，此为首次。前面《春秋经》记载了“大雩”，说明有旱象，也是发生蝗虫的条件吧。而“螽”则反过来说明“大雩”不是没有道理的。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郎”（杨注：元年春，费伯已城郎，而今年又城郎，盖鲁有两郎。费伯城者为旧鱼台县治东北八十里之郎，去鲁（曲阜）约二百里，为远。此年城者，盖鲁（曲阜）近郊之邑。说见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又互详庄三十一年《经?注》。#鲁有两郎，一为隐元年“费伯帅师城郎”之郎，离曲阜约二百里。一为鲁近郊之郎，隐九年“夏城郎”，即此郎。《公羊传》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则三国之师已至曲阜近郊。#《檀弓下》亦载此事，云“战于郎”，郎当是鲁郊地名，但公为属右师，战场必不与左师同。），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5，北纬35.0（鱼台县-前-后-郁郎村周围）。
“祝丘”（杨注：祝丘故城当在今山东省-临沂县稍东约三十五里。#祝丘，鲁地，司马彪《郡国志》以当时瑯琊之即丘当之。但即丘故城在今山东省-临沂县之东南，与齐境相距颇远，恐不可信。），推测位置为：东经118.52，北纬35.09（祝丘城遗址，临沂市-河东区-汤河镇-故县村）。
《桓六年经》：
秋八月壬午，大阅。（（p 0109）（02060003））（014）
《桓六年传》：
秋，大阅，简车马也。（（p 0114）（02060501））（014）
《桓六年经》：
九月丁卯，子同生。（（p 0109）（02060005））（014）
《桓六年传》：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礼举之：接以大牢，卜士负之，士妻食之，公与文姜、宗妇命之。（（p 0114）（02060601））（014）
公问名于申繻。对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先君献、武废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与吾同物，命之曰同。”（（p 0115）（02060602））（014）
《桓七年经》：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p 0118）（02070001））（014）
《桓八年经》：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p 0120）（02080001））（014）
夏五月丁丑，烝。（（p 0120）（02080003））（014）
冬十月，雨雪。（（p 0120）（02080005））（014）
我的粗译：
又过了一年，我们桓公的六年（公元前七〇六年，周桓王十四年，齐僖公二十五年），秋八月壬午那天（杨注：壬午，八日。），我们举行了大阅，这次是要点验车和马。
也在这一年，九月丁卯那天（杨注：丁卯，二十四日。），子同（后来的鲁庄公）出生了。出生时，用大子出生的仪式确定他的身分：向上天献祭大牢，经占卜选一位士负责抱他，又选一位士妻负责喂他，再由我们“公”和文姜以及那些宗妇一起为他起名字。
我们“公”向大夫申繻询问如何起名，他回答：“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先君献、武废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名字有五种起法，有按“信”起的，有按“义”起的，有按“象”起的，有按“假”起的，有按“类”起的。以出生时的事情起名叫“信”，以祥瑞起名叫“义”，以长相起名叫“象”，借了东西来起名叫做“假”，跟着父亲起名叫做“类”。不过，不应以自家“国”之名为名，不应以自家“官”之名为名，不应以自家“山川”之名为名，不应以“隐疾”之名为名，不应以“畜牲”之名为名，不应以“器币”之名为名。我们周人对于成“神”者的名字都要避讳，所以这次起的名字终将成为避讳的对象。因此，以“国”之名为名最终这个名字只好改掉，以“官”之名为名这个职位只好改掉，以“山川”之名为名这类祀典只好改掉，以“畜牲”之名为名献祭时就不能用作牺牲，以“器币”之名为名仪典就无法进行。晋国因为僖侯就改掉了司徒，宋国因为武公就改掉了司空，我们因为先君献公和武公就改掉了那两座山，是以大物不能用来起名。）”。
于是我们的“公”发话说：“是其生也，与吾同物，命之曰同。（那就是他的出生了，和我时日相同，就给他起名叫“同”吧。）”。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九月丁卯，子同生”曰：
子同即庄公。鲁十二公，惟子同是嫡夫人之长子，备用太子之礼举之，故书。称“子同”者，鲁国于公子，无论嫡庶，纵为储子，亦皆称子，庄三十二年《经》书“子般卒”，襄三十一年《经》书“子野卒”，可证。《尚书?顾命》云，“乙丑，王崩，逆子钊于南门之外”，则虽王世子亦称子。
杨伯峻先生注“接以大牢”曰：
古代祭祀，牛、羊、豕三牲皆用曰大牢。大同太。其用一牲者曰特，其用羊与豕者曰少牢。接者，谓其父接见其子。《礼记?内则》云：“国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然子为婴儿，不可食大牢，故以享其母，郑玄《注》：“谓食其母使补虚强气。”至解接为接待其母，恐非?经?义。《礼记?内则》又云：“接子择日。”郑《注》云：“虽三日之内，尊卑必皆选其吉焉。”则接子多在初生三日之中。《内则》又云：“接子，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国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则皆降一等。”
杨伯峻先生注“卜士负之”曰：
占卜士人之吉者使抱负此子。《汉书?贾谊传》所谓“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因举以礼，使士负之”。《内则》亦云：“三日，卜士负之，吉者宿齊（同齋（斋）），朝服寝门外，诗（持也，承也）负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保母）受乃负之。宰醴（禮）负子，赐之束帛。”
关于“卜士负之”，我找到古典文献中有以下两条与此有点关系：
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孔子家语?观周第十一》）
是时上年老，宠姬钩弋赵倢伃有男，上心欲以为嗣，命大臣辅之。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属社稷。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后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宫，病笃，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上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汉书?霍光传》）
下面是汉代《周公辅成王画像石》的图片，出自《官吏无事聚众饮酒者斩_周公为何要下“禁酒令”》：
杨伯峻先生注“士妻食之”曰：
《内则》又云：“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盖其母不自乳其子，卜士之妻或大夫之妾之有乳汁者，其吉者使之乳太子。
杨伯峻先生注“公与文姜、宗妇命之”曰：
宗妇，盖同宗之妇也。命同名，命之，为太子取名。《内则》云：“世子生，则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阶，西鄉。世妇抱子升自西阶。君名之，乃降。”郑《注》云：“子升自西阶，则人君见世子于路寝也。”《仪礼?丧服传》云：“故子生三月，则父名之。”《内则》亦云：“三月之末，择日，父执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则名子之礼在子生三月之后。《礼记?曾子问》君薨而世子生，三日，子升自西阶，殡前北面，祝立于殡东南隅，祝声三，曰：“某子之某从执事敢见。”夫云子某，则三日已有名矣，盖此是变礼，欲死君之灵不及葬而见子，故三日即名之。若君已葬而世子生，仍三月后名于其父之庙。
杨伯峻先生注“公问名于申繻”曰：
繻音须。申繻，鲁大夫。此问必在命名礼举行前。
杨伯峻先生注“以名生为信”曰：
依《论衡?诘术篇》及杜《注》之意，谓若唐叔虞之初生，其手掌有字形似“虞”，故名之曰虞；鲁?季友之初生，其手掌亦有字形似“友”，故名之曰友。沈钦韩《左传补注》谓名生之子，所包甚广，唐叔虞、公子友之事，其偶然者。殷家质直，以生日名子，或听其声，以律定其名，此所谓名生为信也。
杨伯峻先生注“以德命为义”曰：
《论衡?诘术篇》云：“以德名为义，若文王为昌、武王为发也。”以祥瑞之字为名者属此类。
杨伯峻先生注“以类命为象”曰：
《论衡?诘术篇》云：“以类名为象，若孔子名丘也。”杜《注》：“若孔子首像尼丘。”《孔子世家》云：“祷于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
杨伯峻先生注“取于物为假”曰：
假借万物之名以名子，如宋昭公名杵臼，孔丘名其子为鲤。《论衡?诘术篇》云：“取于物为假，若宋公名杵臼也。”
杨伯峻先生注“取于父为类”曰：
《论衡?诘术篇》云：“取于父为类，有以类于父也。”庄公之生与桓公同日，故名曰同。
杨伯峻先生注“不以国”曰：
不以国者，不以本国之名名子也，至于以他国国名名子者，春秋之时则数见不鲜矣。卫宣公名晋，成公名郑，鲁定公名宋，陈惠公名吴，晋悼公名周皆是。凡此诸国，当时皆在，晋悼公之名且与王室同，当时不以为怪。
杨伯峻先生注“不以官”曰：
不以本国官名名子，如司徒、司空之类。
杨伯峻先生注“不以山川”曰：
不以本国山川之名名子，如鲁献公名具，武公名敖。
杨伯峻先生注“不以隐疾”曰：
《庄子?外物篇?释文》引李颐云：“隐，病患也。”此隐字当即此义。隐疾为同义词连用，犹言疾病。旧解隐疾为衣中之疾（初见于《礼记?曲礼》郑玄《注》），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一且谓隐疾当如秦-公孙痤（疖也，癰也）、汉-郦疥（《史记?陆贾传》）、温疥（《汉书?功臣表》）之类云云，恐不确。疾病，人所不免，口难以避讳，故不以为名。
桥：似“隐疾”不在与“终将讳之”有关的“不以”之类，故“终将讳之”之下亦未论及。此或因“隐”而难以宣之于口耳。
杨伯峻先生注“不以畜牲”曰：
畜牲，马、牛、羊、豕、狗、鸡也。养之则为畜，用之以祭祀则为牲。此亦同义词连用，与上文隐疾相对。
杨伯峻先生注“不以器币”曰：
器指礼器，如俎、豆、罍、彝、钟、磬之属，下文云“以器币则废礼”可证。古者以礼物馈赠人曰“币”。《周礼?小行人》有六币，圭、璋、璧、琮、琥、璜、马、皮、帛、锦、绣、黼等是。《礼记?曲礼上》云：“名子者，不以国，不以日月（如蔡庄公名甲午，鲁僖公名申），不以隐疾，不以山川。”《内则》（亦）云：“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国（名），不以隐疾。”有“不以日月”，而无“不以畜牲，不以器币”两则。
杨伯峻先生注“周人以讳事神”曰：
周人以讳事神，明殷商无避讳之礼俗。以讳事神者，生时不讳，死然后讳之，《檀弓下》所谓‘卒哭而讳’。故卫襄公名恶，而其臣有石恶，君臣同名，不以为嫌。周人虽避讳，远不如汉以后禁忌日甚，嫌名、二名皆避，生时亦避。
杨伯峻先生注“名，终将讳之”曰：
此解以讳事神之义，句读从张聪咸《杜注辨证》。人死曰终，终则讳之，生则不讳。所讳世数，天子诸侯讳其父、祖、曾祖、高祖之名；高祖以上，五世亲尽，其庙当迁，则不讳矣。《檀弓下》云“既卒哭，宰夫执木铎以命于宫曰‘舍故而讳新’”，即是此意。《曲礼》云：“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郑玄云，“此谓庶人、適士以上”，则自卿大夫以下皆讳一代。父在而讳祖者，以祖之名乃父所讳，故亦讳祖之名。
杨伯峻先生注“故以国则废名”曰：
如以国名为名，国名不可废，唯废改其人之名耳。
杨伯峻先生注“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曰：
以官名为人名，则改其官名；以山川名为人名，则改其山川之名，此言废职、废主，极言其不可。
杨伯峻先生注“以畜牲则废祀”曰：
以牛、羊、豕等为人名，则不可以用之为牺牲，是废祭也。
杨伯峻先生注“以器币则废礼”曰：
器币皆为行礼仪之物，以之为人名，由于避讳而不用其物，是废礼仪。
杨伯峻先生注“晋以僖侯废司徒”曰：
晋僖侯名司徒，废之改为中军。
杨伯峻先生注“宋以武公废司空”曰：
宋武公名司空，宋废之改为司城。
杨伯峻先生注“先君献、武废二山”曰：
二山，具山、敖山也。具山在今山东省-蒙阴县东北十五里，敖山在今蒙阴县西北三十五里。鲁献公名具，武公名敖，由避讳故，废具、敖两山之名，改以其乡名为山名。《国语?晋语九》云：“范獻子聘于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范献子聘鲁在昭公世，距献公、武公，时代已远，早已亲尽迁庙矣，而犹讳具、敖者，（盖）山川之名既（已更）改，不便复旧，故鲁人仍以其乡对。鲁有公孙敖（僖十五年《经》），则非山名不讳矣。
杨伯峻先生注“是以大物不可以命”曰：
大物包括上所言国、官、山、川、隐疾、畜牲、器币。《贾子?胎教篇》云：“然后卜王大子名，上毋取于天，下毋取于地，中毋取于名山通谷，毋悖于乡俗，是故君子名难知而易讳也。”所言虽异，其意则同。命同名。
杨伯峻先生注“是其生也，与吾同物”曰：
据昭七年《传》，岁、时、日、月、星、辰为六物。《史记?鲁世家》云：“夫人生子，与桓公同日，故名曰同。”改物作日，其义更明。
桥：或者桓公生于公元前七二六年，则“岁”亦有“同”也。
杨伯峻先生注“七年春二月己亥”曰：
冬至在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壬辰，建丑，有闰。己亥，二十八日。
杨伯峻先生注“焚咸丘”曰：
无《传》。咸丘，鲁地，在今山东省-巨野县东南。焚之者，以火焚地，驱使野兽外逃，然后罗网围取之。《礼记?王制》云：“昆虫未蛰，不以火田。”此实周正之三月，夏正之二月，或者天仍寒凉，可用火烧法田猎。《公羊》、《谷梁》解咸丘为邾地，焚咸丘为焚邑，乃火攻之法，恐非。
杨伯峻先生注“八年春正月己卯，烝”曰：
己卯，十四日。无《传》。桓五年《传》云：“闭蛰而烝，过则书。”闭蛰当夏正之十月，去年闰十二月初一丁酉冬至，此年实建丑。此春正月当夏正之十二月，所谓“过则书”。《谷梁传》云：“烝，冬事也；春兴之，志不时也。”亦是此意。杜《注》云，“为下五月復烝见渎也”，或亦有此意。孔《疏》引卫氏之说，所谓一责过时，二责见渎。
杨伯峻先生注“夏五月丁丑”曰：
丁丑，十三日。
杨伯峻先生注“冬十月，雨雪”曰：
无《传》。此年建丑之十月，夏正之九月，不应有雪而雨雪，故书。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晋”——“绛”——“故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宋”——“商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咸丘”——“鹹”（杨注：咸丘，鲁地，在今山东省-巨野县东南。#鹹，鲁地。沈钦韩《地名补注》谓即桓七年《经》之咸丘，在今山东省-巨野县南，《大事表》则谓在今曹县境。总之，与僖十三年之鹹为两地。），推测位置为：东经116.32，北纬35.32（焦城村东南有古焦城遗址）。
《桓十三年经》：
夏，大水。（（p 0136）（02130003））（014）
《桓十四年经》：
无冰。（（p 0139）（02140002））（014）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p 0139（02140004））（014）
乙亥，尝。（（p 0139）（02140005））（014）
《桓十四年传》：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尝。书，不害也。（（p 0140）（02140301））（014）
我的粗译：
八年以后，我们的桓公十四年（公元前六九八年，周桓王二十二年，齐僖公三十三年），秋八月壬申那天（杨注：壬申，十五日。），御廩（府库）发生火灾，乙亥那天（杨注：乙亥，十八日。），照旧举行了尝祭。《春秋经》记载此事，是因为主上没认识到火灾是上天的警告。
一些补充：
看来这两年鲁国是多灾多难。
杨伯峻先生注“无冰”曰：
无《传》。《春秋》书“无冰”者凡三次，此及襄二十八年不书月，成元年则书“二月”。以昭四年《传》“日在北陆而藏冰”证之，此及襄二十八年皆当是二月，盖“藏冰”为古二月之礼，至此气候仍暖，无冰可藏，故史官书之。
杨伯峻先生注“御廩災”曰：
御廩有两义，此则如杜《注》所云藏公所亲耕以奉粢盛之仓也。《月令》谓之神仓，《说苑?反质篇》述魏文侯之言曰：“夫御廩者，寡人宝之所藏也。”则诸侯之珍宝库亦得曰御廩。宣十六年《传》云：“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所谓天火，可能为雷电所击，可能为自燃火，可能为当时不知起因之火，无以归之，归之于天而已。
杨伯峻先生注“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尝。书，不害也”曰：
不害，不以御廩之火災为惧也。古人迷信，常以天道与人事相联系，以为凡有災害，乃上天示警，人主必惧而反省。今壬申日御廩災，三日后仍举行尝祭，不以天災为惧，故书之。杜《注》以为不害乃指火災因救之而熄灭，未害及所储之谷物而言，恐未必然。若于所藏谷物无害，则何必书？
《桓十七年经》：
夏五月丙午，及齐师战于奚。（（p 0148）（02170003））（014）
《桓十七年传》：
夏，及齐师战于奚，疆事也。于是齐人侵鲁疆，疆吏来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备其不虞。姑尽所备焉。事至而战，又何谒焉？”（（p 0149）（02170301））（014）
我的粗译：
又过了三年，我们的桓公十七年（公元前六九五年，周庄王二年，齐襄公三年），夏五月丙午那天（杨注：丙午，五日。），我们和齐国军队在“奚”那里开战，起因是边界纠纷。当时齐人进入了我们的田地，那里的管理官员来报告，我们的“公”告诉他：“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备其不虞。姑尽所备焉。事至而战，又何谒焉？（既然是疆埸之事，你的职责就是保证边界不会改变，别发生意外。要随时准备好。有来找麻烦的就跟他们打，有什么好请示的？）”。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夏五月丙午，及齐师战于奚”曰：
孔颖达《左氏序?疏》云：“桓十七年五月无夏，昭十年十二月无冬”，则孔所据本无“夏”字。《唐石经》、宋本亦无“夏”字。《公羊》亦无“夏”字。惟《谷梁》有“夏”字。依《经》例当有“夏”字。“奚”，《谷梁》作“郎”，郎盖“郋”之误字，郋、奚同音，《谷梁》假郋为奚，详臧寿恭《春秋左传古义》及叶德辉《说文读若考》卷三。奚，当在今山东省-滕县南六十里之奚公山下。
杨伯峻先生注“夏，及齐师战于奚，疆事也”曰：
此为边疆间局部战争。
杨伯峻先生注“疆埸之事，慎守其一”曰：
边疆为两国或数国土地交接处，其一者，本国境界。
杨伯峻先生注“而备其不虞”曰：
备为预备、戒备之义。不虞，犹言意外，指他国之突然侵袭。隐五年《传》云：“不备不虞，不可以师。”
杨伯峻先生注“事至而战，又何谒焉？”曰：
谒，请也，告也，犹言报告请示。鲁桓意谓邻国来侵犯，可自行抵抗，不必事先请示。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奚”——“鄎”（杨注：“奚”，《谷梁》作“郎”，郎盖“郋”之误字，郋、奚同音，《谷梁》假郋为奚，详臧寿恭《春秋左传古义》及叶德辉《说文读若考》卷三。奚，当在今山东省-滕县南六十里之奚公山下。#鄎，齐南鄙邑。），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5，北纬36.0（“清”与“遂”之间齐国境上某处）。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下面是及齐师战于奚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桓十七年经》：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p 0148）（02170008））（014）
《桓十七年传》：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书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厎日，礼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p 0149）（02170701））（014）
《桓十八年经》：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于泺。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p 0151）（02180001））（014）
《桓十八年传》：
十八年春，公将有行，遂与姜氏如齐。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p 0151）（02180101））（014）
公会齐侯于泺，遂及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公谪之。以告。（（p 0152）（02180102））（014）
《桓十八年经》：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p 0151）（02180002））（014）
《桓十八年传》：
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chèng)公，公薨于车。（（p 0152）（02180103））（014）
我的粗译：
这年冬十月朔那天（“朔”，阴历每月初一。杨注：依长历推之，是日为庚午，入食限，相当公元前六九五年十月十日之日环食。朱文鑫、何幼琦皆以为在周十一月，何且谓庚午朔。），日有食之。《春秋经》上没记下来，是相关人员的失职。天子那里有“日官”，诸侯那里有“日御”。“日官”相当于卿，负责观测太阳，制定历法，这是规矩。“日御”则负责发布“日官”制定的历法，以授百官于朝。
转过年来，我们的桓公十八年（公元前六九四年，周庄王三年，齐襄公四年），春天，我们的“公”（鲁桓公）准备出行，要带着姜氏（文姜）前往齐国，申繻劝谏说：“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女子自有家庭，男子自有家室，不可混乱，这就是“有礼”了。要不按这个来，必败。）”。
于是我们的“公”与齐侯（齐襄公）约定在“泺”那里会见，就带着文姜去了齐国。结果齐侯又和文姜私通，我们的“公”责骂她，她竟去告诉了齐侯。
夏四月丙子那天（杨注：丙子，十日。），齐侯设宴招待我们的“公”。宴会结束后，受齐侯指使的公子彭生协助我们“公”上车，就把我们的“公”弄死在了车上。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厎日，礼也”曰：
“厎”本作“底”，今从《校勘记》订正。居犹处也。天子日官盖即太史，职掌天象，朝位特尊，虽不在六卿之数，而位从卿。《贾子新书?保傅篇》谓史佚为少师，《大戴礼记?保傅篇》亦谓史佚为承，或即史官居卿之义。说详《周礼?春官?太史》孙诒让《正义》。厎音旨，致也。《周礼?春官?典瑞》所谓“土圭以致四时日月”、《冯相氏》所谓“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是也。古代以土圭测日影，度其影之至与不至，用以推知日月之行，寒暑之候，此即致。
杨伯峻先生注“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曰：
天子之日官定历以颁于诸侯，诸侯之日御奉之以授百官。
杨伯峻先生注“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曰：
冬至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今年仍建丑。
杨伯峻先生注“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曰：
《管子?大匡篇》述此事云：“遂以文姜会齐侯于泺。”则泺之会，文姜亦同行，唯未参与会礼。《公羊》公字下无“与”字，《唐石经》、《谷梁》亦无“与”字，段玉裁谓《左氏经》之“与”字疑俗人增之，《春秋》书“及”、书“暨”，未有书“与”者。
杨伯峻先生注“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曰：
《孟子?滕文公下》云：“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礼记?曲礼上》云：“三十曰壮有室。”郑《注》：“有室，有妻也。妻称室。”则家室犹夫妻也。渎，慢也，易也，亵也。意谓男各有妻，女各有夫，宜界限谨严，不得轻易而亵渎之。
杨伯峻先生注“谓之有礼。易此，必败”曰：
易犹违反。文姜与齐襄公关系暧昧，不自此时始。
杨伯峻先生注“齐侯通焉”曰：
通犹今言通奸。昭二十年《传》“公子朝通乎襄夫人宣姜”，《诗?鄘风?墙有茨?序》云，“公子顽通乎君母”，是以下淫上也；襄二十五年《传》云，“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庄公通焉”，三十年《传》云“蔡景侯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是以上淫下也；此则兄妹通姦，故服虔云：“凡淫曰通。”《齐世家》云：“四年，鲁桓公与夫人如齐。齐襄公故尝私通鲁夫人。鲁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时，嫁为鲁桓公妇。及桓公来，而襄公复通焉。”此则谓齐襄与文姜本已私通。《诗?齐风?敝笱?序》、《南山?序》亦记此事。
《诗?齐风?敝笱》：
敝笱在梁，其鱼鲂鳏。齐子归止，其从如云。
敝笱在梁，其鱼鲂鱮。齐子归止，其从如雨。
敝笱在梁，其鱼唯唯。齐子归止，其从如水。
《诗经今注》：“鲁桓公在齐国被杀（事见《南山》篇解题）以后，鲁国立文姜生的儿子为君，是为庄公。文姜做了寡妇，时时由鲁国到齐国去，和齐襄公幽会。齐人唱出这首歌，加以讽刺。”（高亨 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5 p 137）
《诗?齐风?南山》：
南山崔崔，雄狐绥绥。鲁道有荡，齐子由归。既曰归止，曷又怀止？
葛屦五两，冠緌双止。鲁道有荡，齐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从止？
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极止？
《诗经今注》：“齐襄公原来和他的同父异母妹文姜通奸。鲁桓公三年，桓公娶文姜为妻，十八年和文姜到齐国去，发觉了他们兄妹的奸情，斥责文姜。文姜告诉了襄公，襄公恼羞成怒，派公子彭生杀死桓公（事见《左传》）。齐人唱出这首歌，讽刺襄公、文姜和桓公。”（高亨 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5 p 133）
杨伯峻先生注“公谪之”曰：
谪音摘，责也，怒也，罪也。
杨伯峻先生注“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曰：
桓公实被杀，而《经》书“薨”，盖讳之。
杨伯峻先生注“使公子彭生乘公”曰：
乘，去声，助其登车。
杨伯峻先生注“公薨于车”曰：
《公羊》庄元年《传》云：“夫人谮公于齐侯曰：公曰‘同非吾子，齐侯之子也’。齐侯怒，与之饮酒。于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乘焉，搚幹而杀之。”《齐世家》云：“使力士彭生抱上鲁君车，因拉杀鲁桓公。桓公下车，则死矣。”
“泺”（杨注：泺音洛，今山东省-济南市西北之洛口。），推测位置为：东经116.99，北纬36.71（济南-泺口）。
《桓十八年经》：
丁酉，公之丧至自齐。（（p 0151）（02180003））（014）
《桓十八年传》：
鲁人告于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礼成而不反，无所归咎，恶于诸侯。请以彭生除之。”齐人杀彭生。（（p 0152）（02180104））（014）
《桓十八年经》：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p 0151）（02180005））（014）
《庄元年经》：
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p 0156）（03010006））（014）
我的粗译：
我们鲁人通报齐国说：“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礼成而不反，无所归咎，恶于诸侯。请以彭生除之。（寡君慑于主上的威望，不敢宁居，来修旧好。完成仪典之后竟没能回来，我们也不好归罪于什么人，可这样无法向各家诸侯交待。就请贵方用彭生顶下此事。）”，于是齐人杀彭生。
一些补充：
鲁桓公的灵柩是这年夏五月丁酉那天（杨注：丁酉，五月朔日。）从齐国回到鲁国的，他下葬则是在冬十有二月己丑那天（杨注：己丑，二十七日。）。当时，周天王还派了荣叔来追命鲁桓公为“公”。
杨伯峻先生注“丁酉，公之丧至自齐”曰：
无《传》。书之者，告于祖庙也。丧，尸体，已入柩。
杨伯峻先生于“齐人杀彭生”之后注云：
《管子?大匡篇》所述与《左传》同，但其末又云：“竖曼曰：‘贤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究理而长虑，身得免焉。今彭生二于君，无尽言，而谀行以戏我君，使我君失亲戚之礼命，又力成我君之祸，以搆二国之怨。彭生其得免乎？祸理属焉。夫君以怒遂祸，不畏恶亲闻容，昏生无丑也。岂及彭生而能止之哉？鲁若有诛，必以彭生为说。’二月，鲁人告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礼成而不反，无所归死。请以彭生除之。’齐人为杀彭生，以谢于鲁。”竖曼所云与于长沙?马王堆三号墓（所）出土帛书《春秋事语》医宁之语大体一致。
杨伯峻先生注“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曰：
无《传》。九月乃葬，杜《注》以为缓。阮芝生《杜注拾遗》则谓“桓公见戕邻国，往返踰时，嗣子幼弱，国家多故，安得复拘此例五月而葬，盖有不得已者。”
杨伯峻先生注“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曰：
无《传》。荣叔，周大夫。厉王时周有卿士荣夷公，见《周语上》，此当是其后。锡，赐也。春秋之世，周天子赐诸候命，有在即位时赐之者，于鲁文公、晋惠公是也；有即位后八年始赐之者，于鲁成公是也；于齐灵公，则天子将婚于齐乃赐之；于鲁桓公、卫襄公则既葬乃赐之。襄公十四年《传》载有命齐灵之辞，昭七年《传》载有追命卫襄公之辞。此赐桓公命，亦追命，其辞当与追命卫襄公者相近。互详僖十一年《传?注》。
下面是《襄十四年传》中赐命齐灵之记载：
王使刘定公赐齐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师保万民。世胙大师，以表东海。王室之不坏，繄伯舅是赖。今余命女环，兹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无忝乃旧。敬之哉！无废朕命！”（（p 1018）（09140801））（090）。
下面是《昭七年传》中追命齐襄之记载：
卫-齐恶告丧于周，且请命。王使郕简公如卫吊，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亚圉？”（（p 1294）（10071102））（123）。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庄元年经》：
元年春王正月。（（p 0155）（03010001））（014）
《庄元年传》：
元年春，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p 0157）（03010101））（014）
《庄元年经》：
三月，夫人孙于齐。（（p 0155）（03010002））（014）
《庄元年传》：
三月，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p 0157）（03010201））（014）
我的粗译：
下年，我们的庄公元年（公元前六九三年，周庄王四年，齐襄公五年），春天，《春秋经》上没写我们主上即位，是因为他母亲文姜不在。
《春秋经》上又写：“三月，夫人孙于齐。（三月，夫人退避往齐国。）”，其中不称夫人为姜氏，意思是不再承认与她的亲属关系，这是规矩。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元年春王正月”曰：
此年建子，正月初三乙未冬至。是年有闰。
杨伯峻先生注“元年春，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曰：
《鲁世家》云：“庄公母夫人因留齐，不敢归鲁。”则桓公之丧至自齐，文姜未随丧归。及庄公即位，文姜犹未归。然下文云“三月，夫人孙于齐”，则文姜于庄公即位后一度回鲁，故《诗?齐风?南山序》郑玄《笺》云：“夫人久留于齐，庄公即位后乃来。”文姜回鲁而不书者，前人以为由于不告祖庙之故。石韫玉《读左卮言》则以为“夫人之礼降于君”。文九年三月亦书“夫人姜氏至自齐。”夫人书“至”虽仅此一次，然夫人亦可书“至”，其礼当如此。石氏说不可信。
杨伯峻先生注“三月，夫人孙于齐”曰：
孙同逊。当时人若言及国君或夫人之奔，不言奔而言逊。奔是直言其事，逊是婉曲成辞。
杨伯峻先生注“三月，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曰：
《公羊传》云：“夫人固在齐矣，其言逊于齐何？念母也。”此盖臆说。孔颖达《正义》驳之云：“史之所书，据实而录，未有虚书其事者也。夫人若遂不还，则孙已久矣，何故至是三月始言孙于齐乎？”孔驳是也。绝不为亲者，以文姜有杀夫之罪，庄公宜恸父之被杀而绝母子之亲，《说苑》所谓“绝文姜之厉，而不为不爱其母”，此即所谓“礼也”。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庄元年经》：
夏，单伯送王姬。（（p 0155）（03010003））（014）
秋，筑王姬之馆于外。（（p 0156）（03010004））（014）
《庄元年传》：
秋，筑王姬之馆于外。为外，礼也。（（p 0157）（03010301））（014）
《庄元年经》：
王姬归于齐。（（p 0156）（03010007））（014）
《庄二年经》：
秋七月，齐-王姬卒。（（p 0159）（03020003））（014）
我的粗译：
这年秋天，我们还得在“国”外面为王姬修筑行馆。因为王姬毕竟不是我们自家的女儿，这是规矩。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夏，单伯送王姬”曰：
无《传》。单音善，天子畿内地名。单伯，天子之卿，世仕三朝，比及文公之世皆称单伯，成公以下常称单子。《愙斋集古录》有扬簋 ，铭云“司徒[嘼-一-口] 伯”，[嘼-一-口] 伯即单伯，吴大瀓释为“留伯”，误。单伯之为周人，而非鲁大夫，于此得确证。说详杨树达先生《积微居金文说?扬簋 跋》。又据宋-吕大临《考古图》，黄河岸崩，曾于河清（今河南-孟县西南五十里）得彝器十数物，皆曰“单作从彝”。郭沫若《金文余醳之余?壴卣》因云，“单乃成周畿内采邑”，亦即此单。“送”，《公羊》、《谷梁》作“逆”，盖字之误。说详毛奇龄《简书刊误》、赵坦《异文笺》。王姬者，周王之女之通称。天子嫁女于诸侯，必使同姓诸侯为之主，己不主婚，以天子与诸侯尊卑不称故也。周王将嫁女于齐，鲁侯主婚，故天子之卿单伯送女来鲁，以备出嫁。此王姬当是周平王之孙女，嫁与齐襄公或齐桓公（指庄十一年冬王姬归于齐），故《诗?召南?何彼秾矣》咏之曰“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说详《日知录集释》卷三。
《诗?召南?何彼秾矣》：
何彼襛矣，唐棣之华？曷不肃雍？王姬之车。
何彼襛矣，华如桃李？平王之孙，齐侯之子。
其钓维何？维丝伊缗。齐侯之子，平王之孙。
桥：如上面最后一条《春秋经》所载，那位王姬嫁到齐国不到一年就死了。
杨伯峻先生注“秋，筑王姬之馆于外”曰：
于外者，孔《疏》引郑玄《箴膏肓》云：“宫庙、朝廷各有定处，无所馆天子之女，故宜筑于宫外。”是以“外”为宫外。然昭元年《传》云：“楚-公子围聘于郑，且娶于公孙段氏，伍举为介。将入馆，郑人恶之，使行人子羽与之言，乃馆于外。”《注》云“舍城外”，则单言“外”者，谓城外也。故孔《疏》亦谓此为城外。
杨伯峻先生注“为外，礼也”曰：
此“外”字与上文“于外”之外不同。上条云“绝不为亲，礼也”，此云“为外，礼也”，两句相应。亲指文姜，外指王姬。王姬非鲁女，故云外。意谓为外女理当筑室于城外也。说详于鬯《香草校书》。
杨伯峻先生注“秋七月，齐-王姬卒”曰：
无《传》。《礼记?檀弓下》云：“齐穀王姬之丧，鲁庄公为之大功。或曰：由鲁嫁，故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为之服。”郑玄《注》云：“穀当为告，声之误也。王姬，周女，齐襄公之夫人。春秋-周女由鲁嫁，卒，服之如内女服姊妹是也。天子为之无服，嫁于王者之后，乃服之。庄公，齐襄公女弟文姜之子，当为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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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二年经》：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p 0159）（03020004））（014）
《庄二年传》：
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书，姦也。（（p 0159）（03020101））（014）
《庄四年经》：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齐侯于祝丘。（（p 0162）（03040001））（014）
冬，公及齐人狩于禚。（（p 0163）（03040007））（014）
《庄五年经》：
夏，夫人姜氏如齐师。（（p 0165）（03050002））（014）
《庄六年经》：
冬，齐人来归卫俘。（（p 0167）（03060005））（014）
《庄六年传》：
冬，齐人来归卫宝，文姜请之也。（（p 0169）（03060201））（014）
《庄七年经》：
七年春，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p 0170）（03070001））（014）
《庄七年传》：
七年春，文姜会齐侯于防，齐志也。（（p 0171）（03070101））（014）
《庄七年经》：
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穀。（（p 0171）（03070005））（014）
我的粗译：
再下一年，我们的庄公二年（公元前六九二年，周庄王五年，齐襄公六年），冬天，夫人姜氏又去“禚”那里见了齐侯（齐襄公）。《春秋经》上记载此事，是要谴责这种恶行。
四年后，我们的庄公六年（公元前六八八年，周庄王九年，齐襄公十年），冬天，齐人来把本年进攻卫国所得的宝物送给我们，这是因为文姜的请求。
转过年来，我们的庄公七年（公元前六八七年，周庄王十年，齐襄公十一年），春天，文姜又去“防”那里会见齐侯，这是齐人的要求。
一些补充：
据《春秋经》的记载，在公元前六九〇年（鲁庄公四年，周庄王七年，齐襄公八年），鲁国的夫人姜氏（文姜）还曾去见齐襄公。以后，十八岁的鲁庄公又曾和齐襄公一起打猎。下一年，夫人姜氏又曾去了齐人军中。两年后，公元前六八七年（鲁庄公七年，周庄王十年，齐襄公十一年），夫人姜氏又一次去见了齐侯（齐襄公）。
杨伯峻先生注“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书，姦也”曰：
文姜于去年三月奔齐，今年冬会齐侯，历时一年有半，似曾返鲁。文姜返鲁而不书，详去年《经?注》。书姦也者，杜预以为意出自夫人；七年?传?云：“文姜会齐侯于防，齐志也。”齐志也者，杜预以为意出自齐侯。
杨伯峻先生注“四年春王二月”曰：
冬至在去年闰十二月初六辛亥，此年仍建丑。
杨伯峻先生注“夫人姜氏享齐侯于祝丘”曰：
无《传》。“享”，《公羊》、《谷梁》作“饗”。享、饗两字古音相同，古书用此两字，各有其条例，说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及其《经韵楼集》。祝丘，鲁地，司马彪《郡国志》以当时瑯琊之即丘当之。但即丘故城在今山东省-临沂县之东南，与齐境相距颇远，恐不可信。《春秋经》书享者仅此一见。诸侯之相享讌者多，鲁公与诸国人物亦尝享讌，但不书于《经》。即郑伯享王、王享晋侯，《经》皆不书，足见夫人享齐襄公而书者，直书其事，以见其非礼。
杨伯峻先生注“冬，公及齐人狩于禚”曰：
无《传》。“禚”，《公羊》、《谷梁》作“郜”。《公羊》、《谷梁》俱以齐人为齐侯，杜《注》则以为齐之微者，杜《注》恐无据。鲁公不至与齐之贱吏共田猎。
杨伯峻先生注“夏，夫人姜氏如齐师”曰：
无《传》。齐师，孔《疏》疑为齐侯疆理纪地，有师在纪。于鬯《香草校书》驳之，谓为齐伐卫之师。冬伐卫，而齐兴师在夏，故夫人得夏如齐师。未详孰是。
杨伯峻先生注“冬，齐人来归卫俘”曰：
“俘”，《公羊》、《谷梁》俱作“宝”。《左传》亦云“齐人来归卫宝”，杜《注》疑此“俘”是误字，孔《疏》谓古文保作[俘-子+呆] ，即宝字，因而致误，段玉裁《左氏古经注》谓“古者用兵所获，人民器械皆曰俘，此所归者宝器，故《左传》以宝释《经》之俘”。张聪咸《杜注辨证》亦谓“获宝物亦得称俘，《周书?世俘解》‘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此明证也”云云。其实俘、保、宝古音皆近，得相通假。
杨伯峻先生注“冬，齐人来归卫宝”曰：
定公四年《传》云：“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卫世家》云：“成王长，用事，举康叔为周司寇，赐衞宝祭器，以章有德。”则此所谓卫宝者，其康叔所受之宝器乎？齐襄率诸侯之师以纳惠公，惠公或报以其国之宝器。
杨伯峻先生注“文姜请之也”曰：
庄公亲与齐共伐卫，事毕而还。文姜淫于齐侯，故求其所获珍宝，使以归鲁。然《公羊传》云：“其让乎我奈何，齐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鲁侯之力也。’”与《左传》不同。
杨伯峻先生注“七年春”曰：
（此年）建子，正月九日丙寅冬至，有闰。
杨伯峻先生注“七年春，文姜会齐侯于防，齐志也”曰：
文姜数与齐襄相会。会于齐地，则发自文姜，故《传》云“书姦”；会于鲁境，则齐侯之志，故《传》云云。
“禚”（杨注：禚音酌，《公羊传》作“郜”。齐国地名。据庄四年及定九年?传?，当为齐、鲁、卫三国分界之地，疑在今山东省-长清县境内。#“禚”，《公羊》、《谷梁》作“郜”。#杜《注》：“三邑皆齐西界，以答谢卫意。”[禚-礻+衤]，疑在今山东-长清县境，余详庄二年《经?注》。杏当在今山东-茌平县南博平废治境内。媚在今山东-禹城县。），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6，北纬36.5（长清区附近黄河西）。
“祝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8.52，北纬35.09（祝丘城遗址，临沂市-河东区-汤河镇-故县村）。
“卫”——“殷虚”——“朝歌”推测位置为：东经114.19，北纬35.61（淇县-摘星台周围，闵二年——前660，狄入卫）。
“防”——“房”（杨注：防在今泗水县西南二十八里，则阳关距防六十余里。#房即防，古房、防二字常通用，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七已言之。鲁有数防，江永以为此即隐九年之防，不可信。隐九年《经》会齐侯之防在费县东北，季平子归途未至鲁都而死，则其死必离曲阜较近，疑即僖十四年《经》、《传》之防，在今曲阜县东二十里。参阮芝生《杜注拾遗》。），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7，北纬35.59（防山乡）。
《庄六年经》：
螟。（（p 0167）（03060004））（014）
《庄七年经》：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p 0170）（03070002））（014）
《庄七年传》：
夏，恒星不见，夜明也。星陨如雨，与雨偕也。（（p 0171）（03070201））（014）
《庄七年经》：
秋，大水。（（p 0171）（03070003））（014）
无麦、苗。（（p 0171）（03070004））（014）
《庄七年传》：
秋，无麦、苗，不害嘉谷也。（（p 0171）（03070301））（014）
我的粗译：
也在这年，夏四月辛卯那天（杨注：辛卯，五日。），《春秋经》上写着“夜，恒星不见”是因为那天晚上太亮了。《春秋经》上又写着“星陨如雨”，是说那些“陨星”是和雨一起下下来的。
这年秋天，大水，麦和苗都漂没了，但《春秋经》上记载此事则是因为没影响到嘉谷。
一些补充：
据《春秋经》记载，在上一年，公元前六八八年（鲁庄公六年，周庄王九年，齐襄公十年），鲁国还发了蝗虫。
杨伯峻先生注“夏四月辛卯，夜”曰：
“夜”，《谷梁》作“昔”，昔即夕。《传》且云“日入至于星出谓之昔”，则夜与夕有所不同。
杨伯峻先生注“恒星不见”曰：
恒星，常见之星也。《谷梁》杨士勋《疏》云：“周之四月，夏之二月，常列宿者，谓南方七宿也。”。
杨伯峻先生注“夜中，星陨如雨”曰：
“陨”，《公羊》作“霣”。两字可相通假。《公羊》、《谷梁》皆谓星陨似雨。《左氏》义谓“与雨偕”，如，而也。法国天文数学家俾俄（Jean Baptiste 1774—1862）《中国流星》推为公元前六八七年三月十六日所发生流星雨，并断定此是世界上最古之天琴座流星雨纪事。详陈遵妫《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天琴座流星雨，即近于天琴座之流星雨。我国古代关于流星雨之记载约百八十次，其中天琴座流星雨约九次。
杨伯峻先生注“夏，恒星不见，夜明也”曰：
此因流星雨而夜明。夜明则不见星宿，故曰“恒星不见”。
杨伯峻先生注“星陨如雨，与雨偕也”曰：
《论衡?说日篇》述《传》作“星霣如雨，与雨偕也”，杜预亦解“偕”为“俱”，（因）读“如”为“而”（，谓星落而且雨，星与雨俱下。《年表》云，“星陨如雨，与雨偕”，亦用《左氏》义。按之《经》文原意仍是所陨之星如雨，详《经?注》）。汉-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星陨如雨”，亦流星雨，可证成《经》义。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九记北宋-建隆、景祐两次流星雨，是《公》非《左》。
下面是两张流星雨的图片，分别出自《2015年11月天象：我国民众可以看两场流星雨》和《.....美丽的日食.....白天懂得夜的黑...还有流星》：
杨伯峻先生注“秋，无麦、苗，不害嘉谷也”曰：
周正之秋，夏正之夏也。是时麦已熟，因大雨而无收，故云无麦。至黍稷尚未成禾（禾初生曰苗，秀曰禾），故云无苗。苗漂没后，犹可更种，故云不害嘉谷。黍稷谓之嘉谷者，以供祭祀也。
“穀”——“小穀”——“谷”——“小谷”推测位置为：东经116.28，北纬36.17（平阴县-东阿镇）。
《庄八年传》：
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队于车。伤足，丧屦。反，诛屦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走出，遇贼于门。劫而束之。费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鬭，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而立无知。（（p 0175）（03080304））（028、014）
我的粗译：
过了一年，我们的庄公八年（公元前六八六年，周庄王十一年，齐襄公十二年），冬十二月，齐侯（齐襄公，诸兒）出游到了“姑棼”，随即前往“贝丘”游猎。游猎中，遇到一头大野猪，随从说：“公子彭生也。（这家伙像是公子彭生。）”，那位“公”（齐襄公）火了，说：“彭生敢见！（“彭生”还敢出来！）”，一箭射去，野猪像人一样站起来，还发出哭声。那位“公”一害怕，从车上掉下去，伤了脚，还把鞋丢了。
回来后，那位“公”让侍者叫“费”的去找自己丢的鞋，“费”没找回来，就鞭打他见了血。“费”跑到外面，赶上公孙无知发动政变，派贼人来杀齐侯，正在大门口遇上“费”，劫持了他，还把他捆起来。“费”就对这些贼人说：“我奚御哉！（我怎会为他卖命呢！）”，就脱了衣服给他们看自己刚被鞭打见血的后背。那些人相信了，放开了他。
“费”又请求替他们先进去看看，于是进去把那位“公”藏起来，再出来和这伙贼人对抗，死于门中。一同抵抗的“石之纷如”死于阶下。贼人随即进入宫中，杀“孟阳”于床。接着他们发现：“非君也，不类。（这个不是主上，不像。）”，转头看见有脚从大门门扇下面露出来，就过去弑杀了“公”。
然后，他们拥立“无知”（公孙无知）为国君。
一些补充：
那位“公”（齐襄公）可说是蠢到了一定级别，“费”（徒人费）、“石之纷如”和“孟阳”他们算是白死了。
杨伯峻先生注“伤足，丧屦”曰：
屦音句，单底之鞋，夏用葛，冬用皮为之。
杨伯峻先生注“反，诛屦于徒人费”曰：
诛，责也。诛屦，责其觅屦也。徒人，“徒”当为“侍”字之误。侍人即寺人。《汉书?古今人表》作寺人费，是其明证。遍考书传，无徒人之官。说详王引之《述闻》。《齐世家》作主屦者茀，茀、费通假。
杨伯峻先生注“我奚御哉！”曰：
御同禦，抵禦也。其言若曰，我适被鞭，何故为之抵禦也。章炳麟《左传读》强与《齐世家》比傅，解御为惊愕，失之穿凿。
杨伯峻先生注“袒而示之背”曰：
古人鞭挞所施多于背，如《庄子?则阳篇》“忌也出走，然后抶其背，折其脊”；《汉书?贾谊传》“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说文?手部》“挞，乡饮酒罚不敬，挞其背”，皆可证。
杨伯峻先生注“石之纷如死于阶下”曰：
石之纷如当亦侍人，《齐世家》所谓公之幸臣也，亦鬭死。石之纷如之“之”字，盖加以助音节者，庄《传》有耿之不比，闵《传》有舟之侨，僖《传》有介之推、佚之狐、烛之武、宫之奇，文《传》有文之毋畏，襄《传》有上之登、夏之御寇、烛庸之越，哀《传》有文之锴、孟之侧，皆此类。襄《传》尹公佗、庾公差，《孟子?离娄下》作尹公之佗、庾公之斯，加“之”字可证。
杨伯峻先生注“杀孟阳于床”曰：
孟阳当亦寺人，伪装为襄公寝于床。
杨伯峻先生于“见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而立无知”之后注云：
《年表》及《齐世家》皆用《左传》。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姑棼”——“蒲姑”——“薄姑”（杨注：姑棼即薄姑，在今山东省-博兴县东北十五里。#蒲姑亦作薄姑，今山东-博兴县东南十五里。商奄即《墨子?耕柱篇》“周公东处于商盖”之商盖，亦见定四年《传》，在今山东-曲阜县东。#“蒲姑”亦作“薄姑”，故城在今临淄区西北五十里。#沈钦韩《地名补注》云：“《肇域志》，遄台在临淄县东一里。?通志?，在县西五十里，今名歇马亭。”总之，当在今山东-临淄区附近。江永《考实》则以为在今博兴县东北。据“至自田”，至谓至国都，则遄台当在临淄不远处。），推测位置为：东经117.80，北纬37.07（陈庄、唐口村间小清河北岸，陈庄遗址）。
“贝丘”——“沛”（杨注：今博兴县南有贝中聚，当即其地。《齐世家》作“沛丘”而《管子?大匡篇》与《论衡?订鬼篇》仍作“贝丘”。#杜《注》：“言疾愈行猎。沛，泽名。”梁履绳《补释》引《尚静斋经说》云：“沛即庄八年‘田于贝丘’，《史记》作‘沛丘’是也。盖地多水草，故常田猎于此。”则在今山东-博兴县南。江永《考释（实？）》云：“《水经注》，‘时水至梁邹城，入于沛’，则沛亦近齐国都之水名。”章炳麟《左传读》则云：“《十二诸侯年表》，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与晏子狩，入鲁，问礼。’是年即齐景公二十六年，云猎鲁界，因入鲁，然则沛在齐、鲁界上。凡水草相半者皆可言沛，非必一地矣。”然以文论，沛仍是地名。），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8.25，北纬37.05（博兴县东南兴福镇东北）。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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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十五年经》：
夏，夫人姜氏如齐。（（p 0199）（03150002））（014）
《庄十九年经》：
夫人姜氏如莒。（（p 0210）（03190004））（014）
《庄二十年经》：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p 0213）（03200001））（014）
《庄二十一年经》：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p 0216）（03210003））（014）
《庄二十二年经》：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p 0219）（03220001））（014）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p 0219）（03220002））（014）
一些补充：
在公元前六七九年（鲁庄公十五年，周僖王三年，齐桓公七年），夏天，齐襄公死后，夫人姜氏（文姜）又去了一次齐国。四年后，夫人姜氏去了莒国，下一年，她又去了莒国，再下一年，公元前六七三年（鲁庄公二十一年，周僖王四年，齐桓公十三年），秋七月戊戌那天（杨注：戊戌，五日。），夫人姜氏去世了。到公元前六七二年（鲁庄公二十二年，周僖王五年，齐桓公十四年），王正月，鲁国大赦，癸丑那天（杨注：癸丑，二十三日。），为文姜下葬。
关于鲁国的各章《左传》涉及《春秋经》比较多，且有很多是所谓“无《传》”的。我想这在当时也是正常的，因为《春秋经》是不告不书，所以关于鲁国的《春秋经》本来就比较多，而那些《左传》作者在有《春秋经》的记载时，常常会在相应《左传》段落中省略那些已在《春秋经》上有记载的内容，于是这些《春秋经》就“无《传》”了。
杨伯峻先生注“夏，夫人姜氏如齐”曰：
无《传》。夫人姜氏，文姜也。文姜为齐僖公之女，于襄公、桓公俱为姊妹。父母在，则可归宁。《诗?周南?葛覃》“归宁父母”者是也；父母没，则使卿代为至母家问好，襄十二年《传》“秦嬴归于楚，楚司马子庚聘于秦，为夫人宁，礼也”者是也。卿为夫人宁为礼，则夫人自行不合当时之礼可知。说参《注?疏》。
杨伯峻先生注“夫人姜氏如莒”曰：
无《传》。夫人姜氏，文姜也。两年之间为何两次至莒国，《经》、《传》未言，已不可考。杜《注》云“书姦”，恐未必然。文姜于桓公三年嫁至鲁国，至此已三十五年，则其年龄已五十余矣。
杨伯峻先生注“二十年春王二月”曰：
冬至在（本年）正月初三乙亥，故此年建子，有闰月。
杨伯峻先生注“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曰：
无《传》。鲁国君夫人见《经》者，文姜、哀姜、声姜、穆姜、齐姜书薨，书葬；子氏以隐公在，不书葬；出姜归齐，并不书薨；孟子以同姓讳而略之。妾母见《经》者，成风、敬嬴、定姒皆书薨与葬，称夫人、小君，与正嫡无异。唯定十五年姒氏卒，以哀公未即位，故不成小君之礼。说本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
杨伯峻先生注“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曰：
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乙酉冬至，建丑。
杨伯峻先生注“肆大眚”曰：
无《传》。眚音生上声。《公羊》作“省”，同音假借字。肆大眚，杜《注》：“赦有罪也。”肆有赦义，《书?舜典》“眚災肆赦”，“眚災”同义连文，“肆赦”亦同义连文。襄九年《传》云：“肆眚，围郑”，言赦罪而围郑也。僖三十三年《传》“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杜《注》：“眚，过也。”孔《疏》引贾逵说，以为文姜有罪，故鲁大赦国中罪过，欲令文姜罪过因是得除，以葬文姜，盖臆说。
“莒”——“莒父”（杨注：莒，国名，《郑语》“曹姓邹、莒”，以莒为曹姓，恐另一莒。此莒国，春秋后五十年为楚所灭，见《楚世家》。传世彝器有中子化盘，记楚简王伐莒，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据文八年《传》及《世本》，当为己姓，旧都介根，在今山东省-胶县西南；后迁莒，今山东省-莒县。据《鲁语下》“晋信蛮夷”之语，则当时人以蛮夷视之。#据《山东通志》，今莒县即莒国，一云，即鲁之莒父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8.83，北纬35.58（今莒县县城，春秋初莒国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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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桓公在位时鲁国的地位很低，不但远不能赶上齐国，也赶不上宋国，加上他上位的手段有问题，所以就招来了文姜这个恶人。
《桓十一年经》：
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p 0129）（02110005））（023）
公会宋公于夫锺(钟)。（（p 0130）（02110006））（023）
冬十月有二月，公会宋公于阚。（（p 0130）（02110007））（023）
《桓十二年经》：
秋七月丁亥，公会宋公、燕人盟于穀丘。（（p 0133）（02120003））（023）
公会宋公于虚。（（p 0133）（02120005））（023）
冬十有一月，公会宋公于龟。（（p 0133）（02120006））（023）
丙戌，公会郑伯，盟于武父。（（p 0133）（02120007））（023）
十有二月，及郑师伐宋。丁未，战于宋。（（p 0133）（02120009））（023）
《桓十二年传》：
公欲平宋、郑。秋，公及宋公盟于句渎(gōu dú)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会于虚；冬，又会于龟。宋公辞平，故与郑伯盟于武父，遂帅师而伐宋，战焉，宋无信也。（（p 0134）（02120201））（023）
君子曰：“苟信不继，盟无益也。《诗》云，‘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无信也。”（（p 0134）（02120202））（023）
我的粗译：
在我们桓公的十二年（公元前七〇〇年，周桓王二十年，宋庄公十年，郑厉公元年，陈厉公七年，蔡桓侯十五年），我们“公”想要推动宋国和郑国讲和。这年秋七月丁亥那天（杨注：丁亥，十七日。），“公”首先和宋公（宋庄公）在“句渎之丘”盟誓。但宋国还是没下决心讲和，于是又在“虚”那里见面；这年冬十有一月，又在“龟”那里见面。
宋公到底不肯讲和。所以我们“公”去和郑伯（郑厉公）会面，丙戌那天（杨注：丙戌，十八日。），两人在“武父”盟誓，接着率兵进攻宋国，十有二月丁未那天（杨注：丁未，十日。），与宋人开战。这是惩罚宋人不讲信用。
贵族们都说：“苟信不继，盟无益也。《诗》云，‘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无信也。（要是没有信用的保证，就算举行盟誓也没意义。《诗》里说，“贵族常歃血，乱子反而多”，就说的是没有信用。）”。
一些补充：
除了以上《左传》述及的鲁桓公与宋庄公的几次盟会外，如上面《春秋经》所记录的，二人还在上年多次盟会，如此频繁的见面商谈，最终却未能达成共识，可见二人的沟通十分困难。
杨伯峻先生注“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曰：
无《传》。柔，鲁大夫。此内卿会盟诸侯之始。蔡叔，杜《注》以为蔡大夫，名叔。张应昌《春秋属辞辨例编》云：“桓十一年蔡叔，桓十七年蔡季，叔、季，弟之称也，蔡叔、许叔、蔡季、纪季是也。”则蔡叔是蔡桓侯母弟。前人多主是说。
杨伯峻先生注“公欲平宋、郑”曰：
宋多责赂于郑，郑不能堪，因不和。
那两句《诗》出自《诗?小雅?节南山之什?巧言?三章》：“君子屡盟，乱是用长。君子信盗，乱是用暴。盗言孔甘，乱是用餤。匪其止共，维王之邛。”（《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297））。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宋”——“商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陈”推测位置为：东经114.88，北纬33.73（淮阳县城）。
“蔡”——“上蔡”推测位置为：东经114.25，北纬33.25（上蔡西南卢岗乡-翟村东二郎台周围。蔡国故城遗址，长方形城，东2490，西3187，南2700，北2113。西周至昭十三年（前529），蔡；昭十四年（前528）至战国，楚。昭十一年蔡灭，昭十三年复封于新蔡，哀元年因楚围请迁，哀二年迁于下蔡——州来）。
“折”（杨注：折，不知今何地。），其位置无从推测。
“夫锺”——“夫钟”（杨注：夫音扶。“锺”，《公羊》作“童”，童、锺两字可通假。据沈钦韩《左传地名补注》，今山东省-汶上县治东北有夫锺里。当即古夫锺地。据文十一年《传》，夫锺为郕邑。），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6，北纬35.8（汶上县东北）。
“阚”（杨注：阚音瞰，鲁地。据江永《考实》，汶上县西有阚亭，在今南旺湖中。#杜《注》：“公别居乾侯，遣人诱阚而取之，不用师徒。”《公羊传》以阚为邾国之邑，宋翔凤《过庭录》谓即上年冬“黑肱以滥来奔”之“滥”。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云：“是时昭公失国，取阚以自封，疑阚为鲁邑，非邾邑也。”桓十一年《经》“公会宋公于阚”，昭二十五年《传》“叔孙昭子如阚”，疑即此“阚”，在今南旺湖中。#阚，鲁之群公墓地名。以其为公墓所在，故曰阚公氏。或以阚字断句，误。），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3，北纬35.6（蚩尤冢）。
“燕”（杨注：燕有二，一为北燕，《史记》有《燕召世家》者是也。此为南燕，孔《疏》云：“南燕国，姞姓，黄帝之后也。（始祖为伯儵。）小国无世家，不知其君号谥。”南燕国国都故址，据《清嘉庆重修一统志》，在今河南省-延津县东北约四十五里，俗呼为城上。#此燕不知是南燕否。若是，则南燕尚存。然自桓十三年以后，南燕已不见于《经》；自庄十九、二十年后，亦不见于《传》，恐此是北燕也。），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4.37，北纬35.25（南燕，延津县-司寨乡-大城村南古胙城）。
“穀丘”——“谷丘”——“句渎之丘”（杨注：穀（谷）丘，宋邑，据《方舆纪要》，在今河南省-商丘县东南四十里。一说在今山东省-菏泽县东北三十里，但其地近曹国，恐非。#句音钩，句渎之丘即穀（谷）(gǔ)丘。急读之为穀，缓读之为句渎。#句渎之丘又见于二十一年、二十八年、桓十二年、哀六年《传》，当在齐境。参高士奇《地名考略》三。），推测位置为：东经115.77，北纬34.27（虞城县-谷熟镇南）。
“龟”（杨注：龟，宋地。疑在今河南省-睢县境内。），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2，北纬34.5（睢县东北）。
“武父”（杨注：武父，郑地，在今山东省-东明县西南。传世器有武父矛，铭云“武父敢”。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卷十谓武父即此城。），推测位置为：东经114.86，北纬35.03（据《春秋左传注》初版附《郑宋卫》地图）。
“郑”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虚”（杨注：“虚”，《公羊》作“郯”，宋地。在今河南省-延津县东。），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4.3，北纬34.15（延津县东）。
下面是桓平宋郑一些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桓十四年经》：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会郑伯于曹。（（p 0138）（02140001））（023）
《桓十三年传》：
郑人来请脩好。（（p 0138）（02130401））（023）
《桓十四年传》：
十四年春，会于曹。曹人致饩，礼也。（（p 0139）（02140101））（023）
《桓十四年经》：
夏五，郑伯使其弟语来盟。（（p 0139）（02140003））（023）
《桓十四年传》：
夏，郑-子人来寻盟，且脩曹之会。（（p 0140）（02140201））（023）
我的粗译：
下一年，我们桓公的十三年（公元前六九九年，周桓王二十一年，郑厉公二年），郑人（郑伯，郑厉公）来了我们这里，要加强两国的友好关系。
再下一年，我们桓公的十四年（公元前六九八年，周桓王二十二年，曹庄公四年，郑厉公三年，宋庄公十二年，齐僖公三十三年，蔡桓侯十七年，卫惠公一年，陈庄公二年），春天，我们主上（鲁桓公）就又和郑人（郑厉公）在“曹”那里见面。曹人为我们提供了补给，这是规矩。
这年夏天，郑国的大夫“子人”（郑伯的亲弟弟“语”）来我们这里重申上次的盟约，并巩固“曹”之会上的友好关系。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十有四年春正月”曰：
冬至在去年十二月初八己巳，此年仍建丑。
杨伯峻先生注“公会郑伯于曹”曰：
以《传》“曹人致饩”推之，曹或亦参加此会。
杨伯峻先生注“郑人来请脩好”曰：
此语当与《传》文“十四年春会于曹”相联，为后人割裂置于此。
杨伯峻先生注“十四年春，会于曹。曹人致饩，礼也”曰：
此文本与上年《传》“郑人来请修好”联为一贯，故“会于曹”承上省略相会者。饩见六年《传》“齐人馈之饩”《注》。哀公十二年《传》述子服景伯之言曰：“夫诸侯之会，事既毕矣，侯伯致礼，地主归饩，以相辞也。”此会曹既为地主，亦于会毕致饩，故《传》曰“礼也”。
杨伯峻先生注“夏五”曰：
“五”下当有阙文。
杨伯峻先生注“郑伯使其弟语来盟”曰：
“语”，《谷梁传》作“禦”，语、禦同音相假。语，庄公之子，厉公之弟，
杨伯峻先生注“夏，郑-子人来寻盟，且脩曹之会”曰：
子人是郑伯弟语之字，故其后人以字为氏。僖公七年《传》有子人氏，二十八年《传》有子人九。寻盟，重温十二年武父之盟。
“曹”（杨注：曹，国名，姬姓，武王封其弟叔振铎于曹，都陶丘，故城当在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南七里。说见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二十四。鲁哀公八年，为宋所灭。《史记》有《曹世家》。曹本地名或国名，卜辞已见。如《殷虚书契?前编》二、五“在[（東東）/口]，贞”，《后编》上十五“猷伐[東東]，其????[栽-木]”。[（東東）/口]、[東東]皆曹字，《说文》作“[（東東）/日]”。但不知其地是否在陶丘。#曹都今山东省-定陶县，卫都楚丘，今河南省-滑县东六十余里。#杜《注》：“陶叔，司徒。”陶叔疑即曹叔振铎。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曹伯-夷薨”下云：“叔之封近定陶，故《左传》又谓之陶叔”，此说是也。（亦犹战国时魏之称梁，韩之称郑。）#杜《注》：“以伯爵居甸服。”然桓二年《传》言“晋，甸侯也”，此又以晋、曹相比，而谓曹在甸服，似两“甸”字义有不同。晋甸侯之甸已详桓二年《传?注》。《周礼?大行人》：“邦畿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以地望言之，曹在今山东-定陶县，距周初王畿较远，与《大行人》甸服合。），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53，北纬35.11（今城西北四里，汉城）。
《桓十四年经》：
冬十有二月丁巳，齐侯-禄父卒。（（p 0139）（02140006））（023）
《桓十五年经》：
夏四月己巳，葬齐僖公。（（p 0141）（02150003））（023）
一些补充：
齐侯-禄父就是齐僖公，冬十有二月丁巳杨先生注为二日，夏四月己巳杨先生注为十五日。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桓十四年经》：
宋人以齐人、蔡人、卫人、陈人伐郑。（（p 0139）（02140007））（023）
《桓十四年传》：
冬，宋人以诸侯伐郑，报宋之战也。焚渠门，入，及大逵。伐东郊，取牛首。以大宫之椽归为卢门之椽。（（p 0140）（02140401））（023）
我的粗译：
这年冬天，宋人指挥各家诸侯的部队进攻郑国，以报复上次“宋”之战。他们火烧渠门，攻入郑国城内，打到主要道路的汇聚点“大逵”。随后，扫荡郑国东郊，拿下郑国靠近宋国的城邑牛首。还拆了郑国大宫的椽子回去用作宋国-卢门的椽子。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宋人以齐人、蔡人、卫人、陈人伐郑”曰：
《经》书“以”者仅三次，此及僖公二十六年“公以楚师伐齐”及定公四年“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公羊?作“卫人、蔡人”，卫人在蔡人之上，赵坦《异文笺》以为《公羊》乃传写之譌。
杨伯峻先生注“冬，宋人以诸侯伐郑，报宋之战也”曰：
宋之战在十二年。
杨伯峻先生注“以大宫之椽归为卢门之椽”曰：
大宫即太宫，郑国祖庙。椽音传递之传，今谓之椽子，木条用以支撑房顶而托灰与瓦者。总名为榱，其圆者名椽，方者名桷。章炳麟《左传读》谓椽假为传，即《尔雅?释宫》“植谓之传”之传，《墨子?非儒篇》云“争门關抉植”，植即此。盖古人于闭门之后，中植一木，加锁其上者。其说亦可通。
“卫”——“殷虚”——“朝歌”推测位置为：东经114.19，北纬35.61（淇县-摘星台周围，闵二年——前660，狄入卫）。
“牛首”（杨注：牛首，郑郊。今河南省废陈留县治（今陈留镇）西南十一里牛首乡有牛首城，亦即在今通许县稍东北。#牛首，郑地，在今河南-通许县稍北，余详桓十四年《传?注》。），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4.45，北纬34.57（通许-陈留之间）。
“卢门”（杨注：卢门，据《吕氏春秋?行论篇》述楚庄王之围宋，“乃为却四十里，而舍于卢门之阖”云云，则宋实有卢门，乃宋郊之城门。昭二十年《传》云“华氏居卢门以南里叛”，亦即此卢门。#杜《注》：“卢门，宋东门。北首，死象。在门外，失国也。”马宗琏《补注》云：“郦元曰，宋南门曰卢门（《水经?睢水注》），此注卢门为东门，非是。”杜《注》应同于昭二十一年《传?注》，作“卢门，宋东城南门。”），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6，北纬34.35（宋东城南门）。
下图来自曲英杰先生大作《史记都城考》的附图（曲英杰《史记都城考》 商务印书馆 2007年 （p 349）《三八 周代郑国及韩国都郑城》），根据曲先生书中的观点，加上我的臆测，我加画了可能的道路及一些地点的可能位置：紫色为城垣，黄色为道路，从皇门直通师之梁门的较粗的黄线是逵路，四个灰黄色的方块最上面的方块是逵市（大逵），北西门是渠门，东门外是东郊，战国时又加筑城墙围了起来，此时也已经很热闹了，有《诗》为证：“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124）《郑风?出其东门》）：
《庄二年经》：
乙酉，宋公-冯卒。（（p 0159）（03020005））（023）
《庄三年经》：
夏四月，葬宋庄公。（（p 0160）（03030002））（023）
一些补充：
“伐郑”七年后，公元前六九二年（鲁庄公二年，周庄王元年，宋庄公十八年，郑子仪二年，郑厉公八年），冬十有二月乙酉那天（杨注：乙酉，四日。），宋公-冯即宋庄公就去世了，并于下年入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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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桓公不自量力，妄图调解大国宋国与郑国，但终未成功，两家还是打了起来，鲁国也加入进去动了手。
《庄三年经》：
三年春王正月，溺会齐师伐卫。（（p 0160）（03030001））（026）
《庄三年传》：
三年春，溺会齐师伐卫，疾之也。（（p 0160）（03030101））（026）
《庄五年经》：
秋，郳犁来来朝。（（p 0166）（03050003））（026）
《庄五年传》：
五年秋，郳犁来来朝，名，未王命也。（（p 0166）（03050101））（026）
我的粗译：
在我们庄公的三年（公元前六九一年，周庄王六年，齐僖公七年，卫黔牟五年，卫惠公九年），春天，我们的卿“溺”领兵会合齐国部队去进攻卫国，《春秋经》上写“溺会齐师伐卫”，是厌恶此行为。
两年后，我们庄公的五年（公元前六八九年，周庄王八年），秋天，郳国国君“郳犁来”来我们这里朝见，《春秋经》直称此人之“名”，是因他尚未得天王策命。
一些补充：
这一段反映鲁庄公十五岁长到了十七岁，也从大夫不肯听命到终于有个国君来朝他（尽管是小国）。
杨伯峻先生注“三年春王正月”曰：
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乙巳冬至，（此年）建丑，有闰。
杨伯峻先生注“三年春，溺会齐师伐卫，疾之也”曰：
隐四年《传》云：“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疾之者，嫌恶公子翚专命而行也。此亦当同，故《汉书?五行志》引刘歆之说云：“鲁-公子溺专政会齐以犯王命。”刘歆治《左氏》，此当是《左氏》古义。《谷梁传》则云：“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称公子何也？恶其会仇雠而伐同姓，故贬而名之也。”此自是《谷梁》义，与《左氏》义不同，宜分别观之。
杨伯峻先生注“秋，郳犁来来朝”曰：
“郳”，《公羊》作“倪”；“犁”，《谷梁》作“黎”。郳与倪，犁与黎，字均得通假。据《潜夫论?志氏姓》、孔《疏》所引《世本》及杜预《世族谱》，郳为附庸国，其先世出于邾。邾君名颜字夷父者，有小子曰肥（《世族谱》作“友”，今有邾友父鬲，当即此人），邾颜封之于郳。犁来，肥之曾孙也。其后附从齐桓公以尊周室，周室命之为小邾子。穆公之孙惠公以下春秋后六世，而楚灭之。郳与小邾一地两名。郳，据顾栋高《大事表》，当在今山东省-滕县东六里。然据《太平寰宇记?沂州承县》条，则当在今山东-嶧城镇西北一里。两者相距百余里，未详孰是。卜辞两见“兒白（伯）”，一见《铁云藏龟》，一见《殷虚书契后编》，或云即此“郳国”，不确。又有“郳????[女白]鬲”。方濬益《缀遗斋彝器考释》卷二十七云：“郳????[女白]当是郳之夫人，????[女白]姓之女。”
杨伯峻先生注“五年秋，郳犁来来朝，名，未王命也”曰：
犁来，详《经?注》。为附庸之国，此时犹未得周室之命，故称名。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卫”——“殷虚”——“朝歌”推测位置为：东经114.19，北纬35.61（淇县-摘星台周围，闵二年——前660，狄入卫）。
“郳”——“小邾”推测位置为：东经117.17，北纬35.08（滕州市-荆河东，小邾城村，有遗址，庄五年之前郳国）。东经117.44，北纬34.95（西集镇-东集河北村东，郳故城遗址，梁王台，庄五年之前郳犁来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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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八年经》：
八年春王正月，师次于郎，以俟陈人，蔡人。（（p 0172）（03080001））（026）
甲午，治兵。（（p 0172）（03080002））（026）
《庄八年传》：
八年春，治兵于庙，礼也。（（p 0173）（03080101））（026）
我的粗译：
又过了三年，到庄公八年（公元前六八六年，周庄王十一年，陈宣公七年，蔡哀侯九年，齐襄公十二年），春王正月甲午那天（杨注：甲午，正月十三日。），我们在太庙召集“民”配发武器进行了检阅，这是规矩。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八年春王正月”曰：
冬至在去年闰十二月二十日壬申，仍建丑。
杨伯峻先生注“师次于郎，以俟陈人，蔡人”曰：
无《传》。凡师，三宿以上为次。郎见隐元年《传?注》。俟陈人，蔡人者，杜预以为期共伐郕，陈、蔡不至，故驻师于郎以待之。贾逵则用《谷梁传》说，谓陈、蔡欲伐鲁，故待之。孔《疏》驳之云：“俟者，相须同行之辞，非防寇拒敌之称。若是畏其来伐，当谓之禦，不得称俟，故知期共伐郕耳。何休、服虔亦言欲共伐郕。”杜《注》、孔《疏》之说近是。欲伐郕而陈、蔡终不至，故又迴师治兵大举。
杨伯峻先生注“甲午，治兵”曰：
“治兵”，《公羊》作“祠兵”。《五经异义》引《公羊》说：“祠兵，祠五兵矛、戟、剑、楯、弓矢及祠蚩尤之造兵者。”郑玄驳之云：“祠兵，《公羊》字之误，以治为祠，因而作说如此。”余详《传?注》。
杨伯峻先生注“八年春，治兵于庙，礼也”曰：
《春秋?左传》言治兵者凡十一次，其中有每三年之大讲武，隐五年《传》“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也；亦有将战前之习武，僖二十七年《传》“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子玉复治兵于蔿”是也；亦可用于外交辞令而引申作用兵解，僖二十三年《传》“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及昭五年《传》“寡君闻君将治兵于敝邑”是也；亦可曰治戎，成三年《传》“二国治戎”、成十六年《传》“今两国治戎”是也。此为将战前之治兵，盖以伐郕。然与僖二十七年楚之治兵于睽、于蔿，宣十五年晋侯治兵于稷，襄十九年楚-子庚帅师治兵于汾，昭十三年晋治兵于邾南等有所不同。诸治兵皆于郊野，而此则于庙。故《五经异义》引《左氏》说，甲午治兵为授兵于庙。则此治兵仅指授兵而言。授兵必于太庙，隐十一年《传》“郑伯将伐许，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宫”可证。
“郎”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5，北纬35.0（鱼台县-前-后-郁郎村周围）。
“陈”推测位置为：东经114.88，北纬33.73（淮阳县城）。
“蔡”——“上蔡”推测位置为：东经114.25，北纬33.25（上蔡西南卢岗乡-翟村东二郎台周围。蔡国故城遗址，长方形城，东2490，西3187，南2700，北2113。西周至昭十三年（前529），蔡；昭十四年（前528）至战国，楚。昭十一年蔡灭，昭十三年复封于新蔡，哀元年因楚围请迁，哀二年迁于下蔡——州来）。
《庄八年经》：
夏，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p 0172）（03080003））（026）
《庄八年传》：
夏，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仲庆父请伐齐师。公曰：“不可。我实不德，齐师何罪？罪我之由。《夏书》曰：‘皋陶邁种德，德，乃降。’姑务修德，以待时乎。”（（p 0173）（03080201））（026）
《庄八年经》：
秋，师还。（（p 0172）（03080004））（026）
《庄八年传》：
秋，师还。君子是以善鲁庄公。（（p 0174）（03080202））（026）
《庄九年经》：
冬，浚洙。（（p 0178）（03090007））（026）
《庄十年经》：
二月，公侵宋。（（p 0181）（03100002））（026）
我的粗译：
这年夏天，我们的部队和齐国部队一起包围郕国，郕国却只向齐国部队投降。我们的卿仲庆父（公子庆父）建议我们“公”（鲁庄公）攻打齐军，我们“公”告诉他：“不可。我实不德，齐师何罪？罪我之由。《夏书》曰：‘皋陶邁种德，德，乃降。’姑务修德，以待时乎。（不能这么干。这完全是因为我们过去不懂得施恩，齐军犯了什么错？错是我们自己犯的。《夏书》上说：“皋陶处处播下恩惠的种子，恩惠到了，那些人自会降服。”我们也先去布下恩惠，等着节令来临吧。）”。
这年秋天，我们的部队撤了回来。贵族们都因此事赞赏鲁庄公。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夏，师及齐师围郕”曰：
《春秋》书围国者二十五次，始于此而终于哀七年之“宋人围曹”。“郕”，《公羊》作“成”。郕见隐公五年《经?注》。
杨伯峻先生注“《夏书》曰：‘皋陶邁种德，德，乃降。’”曰：
此为逸《书》文。逸《书》者，在汉立《尚书》博士所传二十八篇之外者也。当时或尚未亡，其后始亡。《伪古文尚书》以此两句入《大禹谟》篇。邁借为勱，勉也。此两句原意已不可考，庄公引此，其意若谓，皋陶勉力种树德行，德行具备，他人自来降服。
杨伯峻先生注“冬，浚洙”曰：
无《传》。洙音朱，又音殊。洙水今为泗水支流，一出山东省-费县北，西流入泗；一出曲阜县北，南流合沂水以达泗，与《水经注》所言故道不合。故道如何，今不可考。《清一统志》所言，亦揣测之辞。此所浚者，当在曲阜北，盖以备齐难。
下面是《鲁国故城遗址分布图》，是出自《曲阜鲁国故城》一书的附图，图中在城西、城北标有洙水河，这也是城垣在这两个方向的护城河：
杨伯峻先生注“二月，公侵宋”曰：
无《传》。此《春秋》书“侵”之始。二十九年《传》云：“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
桥案：“浚洙”在“师及齐师围郕”的次年，“公侵宋”则在“浚洙”几个月之后，
“郕”——“成”（杨注：《公羊》作“公会纪候于盛”。杞、纪易误，郕、盛可通。杜预无《注》，则以此“郕”即隐公五年之“郕”。《谷梁》范宁《注》云，“郕，鲁地”，与杜异。鲁地之郕，《左传》作“成”，故城当在今山东省-宁阳县东北。#“成”，《谷梁传》作“郕”，成、郕字通。古成邑在今山东省-宁阳县北。后为孟氏采邑。定十二年仲由为季氏宰，将堕成，公敛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云云；哀十五年成叛入齐，既而齐归成，是成为鲁北境近齐之邑。#成，据《山东通志》，今山东-宁阳县东北九十里，亦作“郕”。#“成”各本俱作“郕”，其实成、郕一地，今从监本，以求一律。#成即郕，本杞田，后为孟氏邑。今山东-宁阳县东北。#成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九里，在鲁都稍西而北五十余里，鲁北境。），推测位置为：东经117.18，北纬35.86（田家林，有遗址）。
“宋”——“商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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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十七年经》：
冬，多麋。（（p 0204）（03170004））（026）
《庄十八年经》：
秋，有????[或/虫yù]。（（p 0206）（03180003））（026）
《庄十八年传》：
秋，有????[或/虫yù]，为災也。（（p 0208）（03180401））（026）
我的粗译：
十年后，到我们庄公十八年（公元前六七六年，周惠王元年，陈宣公十七年，齐襄公十年，宋桓公六年），秋天，我们这里发了蝗虫，《春秋经》上这样记载，是因为成了灾。
一些补充：
如上面《春秋经》所载，蝗虫成灾的上年，鲁国还曾麋鹿成灾。
杨伯峻先生注“冬，多麋”曰：
无《传》。周之冬，夏之秋也。麋多则害稼，故以災书。
杨伯峻先生注“秋，有????[或/虫yù]”曰：
????[或/虫yù]又作蜮，音域，又音或。《吕氏春秋?任地篇》云：“又无螟蜮。”高诱《注》云：“蜮或作螣。食心者螟，食叶者螣。兖州谓蜮为螣，音相近也。”然则????[或/虫yù]即《诗?小雅?大田》“去其螟螣”之螣。《后汉书?明帝纪》引《诗》作“去其螟蜮”，尤可证螣与蜮为一物。《说文》云：“????[虫貣tè]，虫食苗叶者。《诗》曰‘去其螟????[虫貣tè]’。”则蜮又作????[虫貣tè]，而训短狐之蜮别为一物。《汉书?五行志》引刘向说及服虔、杜预皆谓此????[或/虫yù]为含沙射人之短狐，恐非。说参惠栋与马宗琏之《左传补注》。
《庄十九年经》：
秋，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p 0210）（03190003））（026）
冬，齐人、宋人、陈人伐我西鄙。（（p 0210）（03190005））（026）
《庄二十二年经》：
秋七月丙申，及齐-高傒盟于防。（（p 0219）（03220005））（026）
冬，公如齐纳币。（（p 0219）（03220006））（026）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齐。（（p 0225）（03230001））（026）
一些补充：
这几段《春秋经》反映鲁庄公这几年日子不好过，本国的大夫公子结不把他放在眼里，自行去和齐侯（齐桓公）、宋公（宋桓公）盟誓，而霸主齐国后来与他举行盟誓时也只派出卿高傒。
杨伯峻先生注“秋，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曰：
无《传》。公子结，鲁大夫。鄄音绢，卫地，详庄十四年《经?注》。古代，诸侯娶于一国，二国以庶出之女陪嫁，曰媵。此当是卫国之女嫁与陈宣公为夫人，鲁国以女陪嫁，使公子结往送女，本应送至卫国都城，使与陈侯夫人同行，但公子结送之鄄，闻齐侯、宋公有会，遂临时变更计划，使他人往送女，己则代表鲁国参与盟会。陈侯夫人称陈人之妇者，以尚未嫁入陈国，犹不成为夫人。说参杜《注》、孔《疏》及毛奇龄《春秋传》。至刘敞《春秋权衡》、胡安国《春秋传》谓“陈人”为“陈大夫”，此是陈大夫娶妇。程颐则谓鄄之巨室嫁女于陈人，公子结以己之庶女媵之，因与齐、宋盟，遂挈之以往（据《春秋传说汇纂》），皆主观曲说。
杨伯峻先生注“冬，齐人、宋人、陈人伐我西鄙”曰：
无《传》。《经》书齐伐我者十四，始于此。鄙者，边陲之辞。
杨伯峻先生注“秋七月丙申”曰：
丙申，九日。
杨伯峻先生注“及齐-高傒盟于防”曰：
无《传》。鲁及齐-高傒盟也。高傒详庄九年《传?注》。防为东防，详隐九年《经?注》。
杨伯峻先生注“冬，公如齐纳币”曰：
无《传》。纳币即《仪礼?士昏礼》之纳徵，亦即后代之纳聘礼。币，帛也。但古人于玉、马、皮、圭、璧、帛皆称币，因此六种皆常用作礼物。《士昏礼》言昏礼有六，一纳采，採择女也；二问名，问女之姓氏归以卜其吉凶；三纳吉，卜于庙而吉，使使者往告；四纳徵，使使者纳币以定婚；五请期，告婚期；六亲迎，往迎妇。《春秋》于六者仅《谷梁传》于此年书纳采、问名、纳徵、告期，《左传》唯书纳币与亲迎及成八年“聘共姬”，余数者不知同于《士昏礼》否。（互详文二年《传?注》。）纳币不自往，故文二年“公子遂如齐纳币”，《传》曰“礼也”；成八年“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传》亦曰“礼也”，则此庄公亲往纳币，其不合当时之礼可知。《公羊》、《谷梁》两《传》俱云：“亲纳币，非礼也。”
杨伯峻先生注“二十有三年春”曰：
冬至在（此年）正月初六庚寅，建子，有闰。
“鄄”（杨注：鄄音绢。至今鄄城县人仍读绢；又音真。卫地，后为卫司寇齐豹之邑，见昭二十年《传》。故城当在今山东省-鄄城县西北。亦即河南-濮城镇（旧濮县治）之东，但隔黄河耳。#鄄，齐豹之邑，在今山东-鄄城县西北。#鄄本卫邑，此时已入于齐；盖卫庄公为国人所逐，乃出走齐也。卫此时都帝丘，在今濮阳县西南，鄄在濮城镇东二十里，相距不远，晋师退，庄公又入，但须渡黄河耳。），推测位置为：东经115.51，北纬35.67（ 鄄城县-旧城镇，俗称王堌堆）。
“防”——“房”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7，北纬35.59（防山乡）。
《庄二十三年经》：
祭叔来聘。（（p 0225）（03230002））（026）
荆人来聘。（（p 0225）（03230005））（026）
公及齐侯遇于穀。（（p 0225）（03230006））（026）
萧叔朝公。（（p 0225）（03230007））（026）
秋，丹桓宫楹。（（p 0225）（03230008））（026）
《庄二十三年传》：
秋，丹桓宫之楹。（（p 0225）（03230301））（026）
《庄二十四年经》：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p 0227）（03240001））（026）
《庄二十四年传》：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礼也。御孙谏曰：“臣闻之：‘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纳诸大恶，无乃不可乎！”（（p 0229）（03240101））（026）
《庄二十三年经》：
十有二月甲寅，公会齐侯盟于扈。（（p 0225）（03230010））（026）
我的粗译：
我们庄公的二十三年（公元前六七一年，周惠王六年，齐桓公十五年，楚成王元年），秋天，我们“公”（鲁庄公）下令把桓公庙那两根大柱漆成红色。接着，下一年，我们庄公的二十四年（公元前六七一年，周惠王七年，齐桓公十六年），春天，“公”又下令把桓公庙的椽子加以雕饰。这两件事，都不合规矩。
于是，我们的大夫御孙进谏说：“臣闻之：‘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纳诸大恶，无乃不可乎！（臣下听说：“节俭，意味着广博的恩惠；奢侈，则会让人唾弃。”先君尽力广施恩惠，却因为主上的行为而被人唾弃，无乃不可乎！）”。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荆人来聘”曰：
无《传》。荆人，楚人，楚之通鲁自此始。《楚世家》云：“成公-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
杨伯峻先生注“秋，丹桓宫之楹”曰：
桓宫，桓公之庙也。楹音盈，柱也。丹，朱色漆之。据《谷梁传》，天子诸侯之屋柱用微青黑色，大夫用青色，士用黄色，用赤色者为非礼。此语与下年《传》文“刻其桷”本为一《传》，为后人所割裂。
杨伯峻先生注“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曰：
去年闰十二月十六日乙未冬至，此年建丑。
杨伯峻先生注“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礼也”曰：
此句本接上年“秋，丹桓宫楹”而来，为后人所割裂，分为两截。刻其桷者，刻桓宫之桷也。刻，雕刻；桷，音角，椽之方形者，据《谷梁传》，古礼，天子宫庙之桷，斵之砻之，又加以细磨；诸侯宫庙之桷，斵之砻之，不加细磨；大夫之桷，只斵不砻；士人之桷，砍断树根而已。自天子以至大夫士，皆不雕刻桷，亦不红漆柱，则此丹楹、刻桷均非制，故《传》云“皆非礼也”。庄公之所以如此者，历来注家皆以为夫人哀姜将从齐国迎娶而来，即将庙见，故修饰宫庙以相夸。
桥案：之前鲁庄曾“如齐观社”，乃是去相亲，因相看满意才有了“丹楹刻桷”的冲动行为。而成为齐桓女婿之后，鲁庄再前往齐国，出面与其盟誓的又恢复成国君了。
杨伯峻先生注“御孙”曰：
御孙，鲁大夫。《鲁语上》作“匠师庆”，韦昭《注》云：“匠师庆，掌匠大夫，御孙之名也。”
杨伯峻先生注“俭，德之共也”曰：
共读为洪，大也。旧读共为恭，不妥。说详俞樾《平议》。
杨伯峻先生于“先君有共德，而君纳诸大恶，无乃不可乎！”之后注云：
《鲁语上》亦载此事，谏语较长。
《魯語上》3：
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于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于惡。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于世，故能攝固不解以久。今先君儉而君侈，令德替矣。”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于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已矣。”公弗聽。
杨伯峻先生注“十有二月甲寅，公会齐侯盟于扈”曰：
甲寅，五日。无《传》。扈，杜《注》以郑地之扈（今河南省-原武废县西北有扈亭，当即其地）当之，恐相距太远。此扈当是齐地，疑在今山东省-观城废县境。说本王夫之《稗疏》。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荆”——“楚”——“鄀”推测位置为：东经112.38，北纬31.46（下鄀，钟祥-胡集镇东罗山遗址，鄀郢：庄二十至庄三十，定六年后）。
“穀”——“小穀”——“谷”——“小谷”推测位置为：东经116.28，北纬36.17（平阴县-东阿镇）。
“萧”推测位置为：东经116.93，北纬34.22（萧县北郭庄乡（今圣泉乡）欧村北）。
“扈”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4，北纬35.95（观城镇一带）。
《庄二十四年经》：
夏，公如齐逆女。（（p 0228）（03240003））（026）
秋，公至自齐。（（p 0228）（03240004））（026）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p 0228）（03240005））（026）
戊寅，大夫宗妇觌，用币。（（p 0228）（03240006））（026）
《庄二十四年传》：
秋，哀姜至，公使宗妇觌，用币，非礼也。御孙曰：“男贽，大者玉帛，小者禽鸟，以章物也。女贽，不过榛、栗、枣、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贽，是无别也。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而由夫人乱之，无乃不可乎！”（（p 0229）（03240201））（026）
我的粗译：
这年秋天，八月丁丑那天（杨注：丁丑，二日。），哀姜嫁到我们这里，戊寅那天（杨注：戊寅，三日。），我们“公”下令让那些宗妇都来进见她，还要以玉帛之类作进见礼，这不合规矩。
于是，我们的大夫御孙说：“男贽，大者玉帛，小者禽鸟，以章物也。女贽，不过榛、栗、枣、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贽，是无别也。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而由夫人乱之，无乃不可乎！（男子的进见礼，大者玉帛，小者禽鸟，用来显示自家的身份。女子的进见礼，不过榛、栗、枣、脩，用以表示善意。现在男子和女子的进见礼都一样，就没了区别。男子和女子的区别，是“国”的重要法度；因为夫人就破坏掉，怕是不行吧！）”。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夏，公如齐逆女”曰：
无《传》。《公羊传》云：“亲迎，礼也。”《谷梁传》云：“亲迎，事也。”然考之《春秋》与《左传》，诸侯出境亲迎，未必为当时之礼。文四年《传》云：“逆妇姜于齐，卿不行，非礼也。”然则诸侯娶妇，必使卿出境迎迓，然后为礼。故桓公三年娶妇，公子翚如齐逆女；宣公元年娶妇，公子遂如齐逆女；成十四年娶妇，叔孙侨如如齐逆女。隐二年，鲁-伯姬嫁于纪，纪使其卿裂繻来迎，故《传》云“卿为君逆”，尤可为证。
杨伯峻先生注“秋，哀姜至，公使宗妇觌”曰：
宗妇，同姓大夫之妇。觌音狄，见也。公使宗妇与哀姜相见。
杨伯峻先生注“御孙”曰：
御孙，《鲁语上》作“宗人夏父展”。《列女传?孽嬖传》作“大夫夏甫不忌”。
桥案：前面那个“御孙”杨先生注谓“匠师庆”，则传闻有异。依《左传》中鲁国几大家族的例子，这位“御孙”当是以“御”为“氏”的家族的族长。现在还有一些人是以“御”为“姓氏”的，不知与这个家族是否有关系。
杨伯峻先生注“男贽，大者玉帛，小者禽鸟”曰：
贽本作挚，音至，古人相见，必手执物以表诚敬，所执之物谓之挚。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执玉，诸侯之太子及附庸国君与诸侯之孤卿执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鹜，工、商执鸡。
杨伯峻先生注“以章物也”曰：
章物与隐五年?传?“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之“章物采”不同。此由各人所执之物类不同而显示其贵贱等差。杨宽《古史新探》谓“在西周、春秋间贵族举行的贽见礼中，贽实际上就是一种身份证，而且具有徽章的作用。它不仅用来表示来宾的身份，用来识别贵贱，并用作贵族中等级的标志”，即此“章物”之义。
杨伯峻先生注“女贽，不过榛、栗、枣、脩”曰：
榛，《说文》作“ [立/未]”，即《诗?鄘风?定之方中》“树之榛栗”之榛，其果似栗而小。脩，经捶治而加姜桂之干肉。
杨伯峻先生注“以告虔也”曰：
表示诚敬耳。
杨伯峻先生注“今男女同贽，是无别也”曰：
币为男子所用，今女亦用币，即是男女同贽，而无所区别。贽何以男女有别，杨宽《古史新探?贽见礼新探》有所解释，可参看。
下面摘抄三段杨宽《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
西周、春秋时代贵族所应用的“礼”，很多是由父系家长制时期的“礼”转变而来的，“贽见礼”也是如此，应该起源于氏族社会末期的交际礼节。其所以会很特殊的手执玉、帛、野兽、野禽为“贽”，就是起源于原始人手执石利器的习惯，和互相赠送猎得禽兽的风俗。古代贵族们在礼仪上应用的玉器，是由石制生产工具演变来的。原始人随身佩带石利器，原是为了便利应用，但是到后来，手执石利器逐渐成为某种身份的象征和某种权威的代表。甲骨文和金文的“父”字，原是“斧”字的初文，象手中执斧之状。在父系家长制时期，主要劳动由成年男子担任，家族在父系权力下组成，“斧”便成为当时成年男子的象征，成了成年男子和父系家长的称谓。又如甲骨文和金文的“尹”字，象手中执长柄武器之状，原是族长权力的象征，成了族长的称谓，后来又成为官长的称谓。等到冶金术发明和发展，利器多改用青铜铸造，但是他们在举行各种礼仪时，还多沿用旧习惯，用着石利器。因为这种石利器只在仪式上应用，并不实用，往往就挑选精美石料，施以艺术加工，这样就产生了玉礼器。原来手执石利器作为某种身份的象征和某种权威的代表，这时就改执玉礼器作为象征和代表了。西周、春秋时用来作为“贽”的玉礼器如圭、璧、璋、琮等，当即由此而来。近来许多研究玉器的学者，认为璧起源于环状石斧，圭起源于有孔石斧，璋起源于有孔石刀，是正确的。璧由环状石斧演变而来，起名为“璧”（“璧”的初文作“辟”），因为环状石斧是劈削器，即取义于它的功效——“劈”。圭由长方形的有孔石斧演变而来，因为这种有孔石斧是割杀器，即取义于它的功效——“刲”，即是《易?归妹》“士刲羊”的“刲”。（《“贽见礼”新探?二、“贽见礼”的源流》p 351）。
前面谈到，春秋中叶以前低级贵族用来作为“贽”的禽，原是野兽野禽。《管子?揆度》篇有一段话，谈到了尧舜时代用“贽”的情况，据说当时“令诸侯之子将委贽者，皆以双虎之皮，卿大夫豹饰，列大夫豹幨（chān）”，于是“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兽，若从亲戚之仇”。这个故事不一定是事实，但是最初的“贽”是猎得的野兽，还是事实。我们认为，这也是起源于氏氏族制末期的传统习惯，所有鹿、雉等，都是他们打猎中经常得到的野兽和野禽，常被用作见面礼物的。原始人不但习惯于把猎得的好东西分给同族中的成员，同时爱好交际，在部落之间也常长途跋涉，互相聘问。他们总是把友人来访的日期安排在食品丰富的季节，殷勤招待。宾客也不空手而来，总是带着自制的物品和亲自生产的物品，作为见面礼物，这就是“挚”或“贽”的起源。而且礼尚往来，主人在招待宾客之后，也不让宾客空手回去，必须回赠来宾一些财物，这就是“宾”或“傧”的起源。到西周、春秋间，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已有较大的发展，不但农产品的品种已很多，各种手工艺品也很精美，照例，贵族很方便的可用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作为“贽”，他们还用禽兽执在手中作为“贽”，很明显，是沿袭原始的风俗习惯。《礼记?礼器》所谓：“礼也者，反本循（旧读作“修”，从王引之校正）古，不忘其初者也。”（《“贽见礼”新探?二、“贽见礼”的源流》p 352）
至于妇女用干果与干肉为贽，看来也和氏族制末期男女分工有关。氏族制末期男子担任狩猎，妇女则担任采集野生果实，并料理家务。后来贵族男子以禽兽为“贽”，而妇女以干果与干肉为“贽”，也该沿袭原始的风俗习惯而来。（《“贽见礼”新探?二、“贽见礼”的源流》p 352）。
杨伯峻先生于“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而由夫人乱之，无乃不可乎！”之后注云：
《鲁语上》及《谷梁传》皆载此事，并谓用币非礼。
《魯語上》4：
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于後也，故不敢不告。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庄二十四年经》：
大水。（（p 0228）（03240007））（026）
《庄二十五年经》：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p 0231）（03250003））（026）
《庄二十五年传》：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p 0231）（03250201））（026）
《庄二十五年经》：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p 0231）（03250005））（026）
《庄二十五年传》：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币，无牲。非日、月之眚不鼓。（（p 0232）（03250301））（026）
《庄二十六年经》：
秋，公会宋人、齐人伐徐。（（p 0233）（03260004））（026）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p 0233）（03260005））（026）
《庄二十七年经》：
莒庆来逆叔姬。（（p 0235）（03270005））（026）
我的粗译：
再下一年，我们庄公的二十五年（公元前六六九年，周惠王八年，宋桓公十三年，齐桓公十七年），夏六月辛未朔那天（“朔”，阴历每月初一），日有食之，我们的“公”下令擂鼓，并且在“社”那里献祭牺牲，这并非正常的做法。
只有在正月之朔那天，阴气未起，日有食之，那时才会在“社”献祭玉帛之类，在朝廷上擂鼓。
这年秋天，发了大水，我们的“公”下令擂鼓，并且在“社”那里和“门”那里献祭牺牲，这也不是正常的做法。
凡是天災，如果呈献了玉帛之类，就不会再献祭牺牲。而且如果不是太阳和月亮有蚀就不应擂鼓。
一些补充：
据《春秋经》，在上一年，鲁国也发了大水。而在下一年，鲁庄公还曾与宋人和齐人进攻了徐国，这一年还发生了一次日蚀。再下一年，又有一位庄公女儿叔姬出嫁。以上都是此章《左传》作者认为的庄公时期的要闻，与上面那两条《左传》一起，反映庄公这一段过得并不顺利，应对也失了常度。
杨伯峻先生注“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曰：
伐鼓于社并用牲于社也。朱文鑫、何幼琦俱谓七月辛未朔。
杨伯峻先生注“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曰：
以今法推算，相当纪元前六六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之日环食。
杨伯峻先生注“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曰：
非常即非礼之意，由文十五年《传》“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礼也”知之。
杨伯峻先生注“唯正月之朔”曰：
正音政。正月，正阳之月也，即夏正之四月，周正之六月，《诗?小雅?正月》“正月繁霜”者是也。俞樾《曲园杂纂?达斋诗说》谓正月非夏之四月，今不从。
杨伯峻先生注“慝未作”曰：
慝，阴气。古人以为夏正之四月为纯阳用事，其时阴气未作。
杨伯峻先生注“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曰：
此昭十七年《传》季平子之言，左氏截取于此以为释者，明此次日食，鲁于社只能用币，伐鼓只能于朝，以明伐鼓，用牲于社，乃僭用天子之礼。俞樾《茶香室经说》本顾炎武《杜解补正》之说而推衍之，以“唯正月之朔”以下二十三字为衍文，恐误。
杨伯峻先生注“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币，无牲非”曰：
大水为天災，古礼只能用币，不能用牲，用牲则为非礼。此盖诸侯之礼，天子或不然。《论语?尧曰篇》、《墨子?兼爱下篇》、《吕氏春秋?顺民篇》俱载汤祷雨之辞，曰“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土”云云，《诗?大雅?云汉》“靡神不举，靡爱斯牲”云云，旱亦天災，而汤与周宣王皆用牲，故知天子能用牲。
杨伯峻先生注“日、月之眚不鼓”曰：
眚音生上声，微伤也。日月食始鼓，则大水鼓亦不合当时之礼。
杨伯峻先生注“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曰：
无《传》。据今法推算，相当公历十一月十日之日环食。《诗?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至此相距一百有八年余，三九五一二日，适合六交食周。
杨伯峻先生注“莒庆来逆叔姬”曰：
无《传》。庆，莒大夫。叔姬，庄公女。宣五年《经》云：“齐-高固来逆叔姬。”《传》云：“自为也，故书曰逆叔姬，卿自逆也。”以彼例此，则亦是莒庆自来迎娶其妻。
“宋”——“商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徐”推测位置为：东经117.80，北纬34.52（邳州市-良城村-梁王城遗址，庄二十六年前）。
“莒”——“莒父”推测位置为：东经118.83，北纬35.58（今莒县县城，春秋初莒国迁来）。
《庄二十八年经》：
冬，筑郿。（（p 0238）（03280004））（026）
《庄二十八年传》：
筑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p 0242）（03280501））（026）
《庄二十八年经》：
大无麦、禾，臧孙辰告糴于齐。（（p 0238）（03280005））（026）
《庄二十八年传》：
冬，饥，臧孙辰告糴于齐，礼也。（（p 0242）（03280401））（026）
《庄二十九年经》：
二十九年春，新延厩。（（p 0243）（03290001））（026）
《庄二十九年传》：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厩，书，不时也。凡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p 0244）（03290101））（026）
《庄二十九年经》：
秋，有蜚。（（p 0243）（03290003））（026）
《庄二十九年传》：
秋，有蜚，为災也。凡物，不为災，不书。（（p 0244）（03290301））（026）
《庄二十九年经》：
城诸及防。（（p 0243）（03290005））（026）
《庄二十九年传》：
冬十二月，城诸及防，书，时也。凡土功，龙见而毕务，戒事也；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毕。（（p 0244）（03290401））（026）
我的粗译：
三年后，我们庄公的二十八年（公元前六六六年，周惠王十一年，齐桓公二十年），我们加筑了“郿”的城墙，《春秋经》上写“筑郿”，意思是这座城邑算不上“都”。
凡是城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才能叫“都”，没有的叫“邑”。给“邑”加筑城墙叫“筑”，给“都”加筑城墙叫“城”。
这年冬天，我们遭了饥荒。我们的卿臧孙辰（臧文仲）出面向齐国买粮，这是规矩。
下年，我们庄公的二十九年（公元前六六五年，周惠王十二年），春天，我们重盖了叫“延厩”的马厩。《春秋经》上记载此事，是因为此事不合节令。凡是马匹，春分赶出去放牧，秋分收回来畜养。
这年秋天，有飞蝗，《春秋经》上写“有蜚”，意思是成了灾。各种事物，如果没成灾，《春秋经》上就不会记载。
这年冬十二月，我们加筑了“诸”和“防”这两个“都”的城墙，《春秋经》上记载此事，是因为这次行动合于节令。
凡土木工程，当苍龙七宿清晨升起于东方时，即夏正九月，农事结束，就要通知大家开始准备；不到一个月后，于夏正十月初，心宿清晨出现在东方时，就得把工具都送到场地上；没几天，在夏正十月中，定星傍晚高悬于正南时，就应立起模板，开始夯筑；经过大约两个月，到夏正十二月，冬至那天，工程就该完成了。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曰：
金鹗云：“先君之庙有二，公卿大夫之采邑得立太祖庙，采邑若不废，庙亦不毁；士无太祖，是无先君之庙矣。亲王子弟采邑，有赐之得立出王庙者，是亦先君庙也。侯国如鲁三家立桓公庙，惟卿有此，大夫则无之也。故王国公卿采邑称大都，大夫采邑称小都，士则称邑而已。侯国卿之采邑得称都，大夫士则称邑而已。尊卑之别如此。若通而言之，都亦可称邑，如季孙氏之费、孟孙氏之成、叔孙氏之郈，皆称为邑。邑亦可称都，孟子言‘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距心为平陆宰，平陆，下邑，而亦曰都。《月令》孟夏之月‘命农勉作，毋休于都’，此都即四井为邑之邑，而亦曰都。”详《求古录礼说?邑考》。
杨伯峻先生注“邑曰筑，都曰城”曰：
《诗?小雅?出车》孔《疏》云：“《春秋》别大小之例，故城、筑异文。散则城、筑通。”《春秋》鲁凡城二十四邑，惟郿书“筑”。
杨伯峻先生注“大无麦、禾”曰：
麦熟于芒种、夏至之间，禾则为黍稷之属，熟于此后，此处麦、禾分言，犹庄七年“无麦、苗”之麦、苗分言。黍、稷、稻、苽、粱皆可名为禾，唯麻与菽、麦则不称禾。《吕氏春秋?任地篇》“今兹美禾，来兹美麦”，亦以禾与麦对文。
杨伯峻先生注“冬，饥”曰：
谷不熟为饥，即《经》之“大无麦禾”。
杨伯峻先生注“臧孙辰告糴于齐，礼也”曰：
《周书?糴匡篇》云：“大荒，卿参告糴。”《鲁语上》叙臧文仲之言甚详，可参看。
《魯語上》5：
魯饑，臧文仲言于莊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
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
文仲以鬯圭與玉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弊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大懼乏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幣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弊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祗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杨伯峻先生注“二十九年春”曰：
冬至在去年闰十二月十二日壬戌，（此年实）建丑。
杨伯峻先生注“新延厩”曰：
厩，马棚。延是此马棚之名。新，据《传》为新作之意。杜预以为“更造之辞”。孔《疏》推杜意谓《经》阙“作”字，未必然。
杨伯峻先生注“凡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曰：
日中者，春分、秋分也。其日之长短与夜中分，故曰日中。日中而出者，春分百草始繁，牧于坰野也，日中而入者，秋分农事始藏，水寒草枯，则皆还厩也。据《周礼?夏官?圉师》及《牧师》，知马四季所居不同，春仲居牧，夏日居庌（音讶，凉棚），秋仲居厩。《圉师》又云：“春除蓐衅厩始牧”，则必于始牧之时而后衅厩，其时为夏正之二月，周正之夏矣。今实于殷正之春（丑、寅、卯三月）新厩，故云不时。《公羊传》谓“新”为“修旧”，非《左传》意。
杨伯峻先生注“秋，有蜚，为災也。凡物，不为災，不书”曰：
详隐元年《传?注》。
杨伯峻先生注《隐元年传》“有蜚”云：
蜚音匪。《尔雅翼》云：“蜚者，似蟅而轻小，能飞，生草中，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田家率以早作掇拾至他所。至日出，则皆散去，不可得矣。既食稻花，又其气臭恶，能熯稻，使不穑。《春秋》书之，当由此尔。今人谓之蜚盘虫，亦曰香娘子。”（（p 0017）（01010701））（001）。
杨伯峻先生注“龙见而毕务，戒事也”曰：
龙即苍龙，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之总称。见同现，下同。龙见者，谓夏正九月，周正十一月，苍龙-角、亢早晨出现于东方也。毕务，夏收、秋收俱已完毕。戒事之事指土功而言。谓土木之功必须准备矣。《周语中》云：“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渠。其时儆曰：收而场功， [彳侍]而畚梮。’”此所谓戒事，亦犹《夏令》之“ [彳侍]而畚梮”也。
杨伯峻先生注“火见而致用”曰：
襄九年《传》云“心为大火”，火即心宿，夏正十月之初，次角、亢之后，晨出现于东方。致用，板、臿、畚、梮诸用具致之于场地，《周语中》所谓“火之初见，期于司里”是也。
杨伯峻先生注“水昏正而栽”曰：
水即昭十九年《传》之大水，即定星，亦即营室，今飞马座α、β二星，十月昏中（黄昏正见于南方）。栽，筑墙立板，《诗?大雅?绵》“缩板以载”，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谓载即“水昏正而栽”之栽，则缩板为立板而以绳约束之。载即筑土，今之打夯。互参定元年《传》“庚寅栽”《注》。《周语中》所谓“营室之中，土功其始”，《诗?鄘风?定之方中》所谓“定之方中，作于楚宫”，与此义近。
下面是“龙”、“火”和“水”在天空中位置示意图，割自《古代汉语》初版附天文图，其中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的名称我用红圈圈了起来，“大火”和“大水”则用比较大的红字标出：
杨伯峻先生注《定元年传》“庚寅，栽”云：
庚寅，十六日。杜《注》“栽，设板筑。”（杜?注?本许慎?说文?，）然《诗?大雅?绵》“缩板以载”，缩板即设板筑，载乃夯土。古“载”、“栽”同音互通。互参庄二十九年《传》“水昏正而栽”《注》。（（p 1523）（11010102））（127）。
杨伯峻先生注“日至而毕”曰：
日至，冬至。冬至以后不再施工。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郿”（杨注：“郿”《公羊》、《谷梁》作“微”，本相通假。郿当在今山东省-寿张废县治南。），推测位置为：东经115.91，北纬35.91（今梁山县西北赵堌堆一带）。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诸”（杨注：诸、防皆鲁邑。据《山东通志》，诸故城在今山东省诸城县西南三十里，石屋山东北，潍河南。防即东防，详隐九年《经?注》。），推测位置为：东经119.25，北纬35.92（诸城市-枳沟镇-乔庄）。
“防”——“祊”（杨注：“祊”，音崩，《公羊》、《谷梁》及《汉书?五行志》引俱作“邴”。方与丙，古音同属邦母阳韵，故从方之祊与从丙之邴，可得通假。祊，郑祀泰山之邑，当今山东省-费县东约三十七里处。余详《传?注》。#郑桓公为周宣王母弟，因赐之以祊，使于天子祭泰山时，为助祭汤沐之邑。#“防”，《公羊》作“邴”，从方声之字与从丙声之字，古音多同（方、丙二字古音同属邦母阳韵），故防、邴得通假。鲁有二防，此时西防尚未为鲁所有，故知此是东防，当在今山东省-费县东北四十余里。世为臧氏食邑。石韫玉《读左卮言》谓“防”字或“祊”字之讹，祊为郑邑而新归于鲁，此时郑告伐宋，鲁会齐而谋之于祊也。姑录之以备参考。#鲁师自阳关出动迎接臧纥，至于旅松不进。阳关在今泰安县偏东而南约六十里，旅松则距防不远。），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8.18，北纬35.28（方城镇）。
《庄三十年经》：
夏，次于成。（（p 0246）（03300002））（026）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p 0246）（03300005））（026）
《庄三十一年经》：
三十有一年春，筑台于郎。（（p 0248）（03310001））（026）
筑台于薛。（（p 0248）（03310003））（026）
秋，筑台于秦。（（p 0249）（03310005））（026）
冬，不雨。（（p 0249）（03310006））（026）
一些补充：
以上几条《春秋经》反映，虽然有出征不顺、天象示警，但鲁庄公还是开始大兴土木，最终迎来了旱灾。
杨伯峻先生注“夏，次于成”曰：
无《传》。《公羊》、《谷梁》作“师次于成”。《谷梁》以为次成为欲救鄣而不能。成地见桓六年《经?注》。
杨伯峻先生注“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曰：
朱文鑫、何幼琦俱以为十月庚午朔，但下文言“冬”，当时固以为九月。以今法推算，相当于公历八月二十八日之日全食。
杨伯峻先生注“三十有一年春”曰：
（此年）正月初四壬申冬至，建子，有闰。
杨伯峻先生注“冬，不雨”曰：
无《传》。僖三年《传》云：“不曰旱，不为災也。”
“成”——“郕”推测位置为：东经117.18，北纬35.86（田家林，有遗址）。
“郎”——“逵泉”——“泉台”——“郎囿”（杨注：元年春，费伯已城郎，而今年又城郎，盖鲁有两郎。费伯城者为旧鱼台县治东北八十里之郎，去鲁（曲阜）约二百里，为远。此年城者，盖鲁（曲阜）近郊之邑。说见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又互详庄三十一年《经?注》。#鲁有两郎，一为隐元年“费伯帅师城郎”之郎，离曲阜约二百里。一为鲁近郊之郎，隐九年“夏城郎”，即此郎。《公羊传》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则三国之师已至曲阜近郊。#郎即隐公九年“城郎”之“郎”，据庄十年《传》，齐师、宋师次于郎，鲁自雩门窃出，大败之。雩门为鲁南城门，则郎为鲁南郊之邑可知。《公羊》文十年《传》云：“泉台者何？郎台也。郎台则曷为谓之泉台？未成为郎台，既成为泉台。”则此台即泉台也。泉台即逵泉之台，据《寰宇记》及《清一统志》，逵泉在曲阜县东南。#逵泉，据《清一统志》，在曲阜县东南五里，水中石如伏鼋怒鼍。#据《公羊传》，泉台即郎台。余详庄三十一年《经?注》。顾栋高《大事表》七之一谓即十八年《经》“公薨于台下”之台，非郎台，似无据。#《檀弓下》亦载此事，云“战于郎”，郎当是鲁郊地名，但公为属右师，战场必不与左师同。），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59（洗脸盆）。
“薛”（杨注：薛，鲁邑，今不详所在。《汇纂》以今滕县南之薛城当之。薛城是当时之薛国，鲁无筑台于他国之理，恐非。沈钦韩《地名补注》谓此薛即《齐世家》之薛陵，当在今阳谷县西南，鲁更无筑台于齐国之理，亦不可信。），其具体位置无从查考。
“秦”（杨注：据《清一统志》，今山东省-范县旧城（今范县已移治于旧县北之英桃园）南三里古有秦亭。），推测位置为：东经115.49，北纬35.89（樱桃园南三里）。
《庄三十二年经》：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p 0250）（03320004））（026）
《闵元年经》：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庄公。（（p 0256）（04010003））（026）
《闵元年传》：
夏六月，葬庄公。乱故，是以缓。（（p 0257）（04010301））（026）
《闵二年经》：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p 0261）（04020002））（026）
《闵二年传》：
夏，吉禘于庄公，速也。（（p 0262）（04020201））（026）
我的粗译：
过了四年，我们闵公的元年（公元前六六一年，周惠王十六年），夏六月辛酉那天（杨注：辛酉，七日。），为我们庄公下葬。因为发生动乱，所以下葬时间晚了。
下一年，我们的闵公二年（公元前六六〇年，周惠王十七年），夏五月乙酉那天（杨注：乙酉，六日。），为我们庄公举行大祭而正位，《春秋经》上写“夏，吉禘于庄公”，意思是举行的早了。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八月癸亥”曰：
癸亥，五日。
杨伯峻先生注“公薨于路寝”曰：
寝，寝室。古代天子有六寝，正寝一，燕寝五；诸侯有三寝，正寝一，燕寝二。正寝一曰路寝，一曰大寝；燕寝一曰小寝。平日居燕寝，斋戒及疾病则居路寝。疾病居路寝者，《仪礼?既夕礼》所谓“男子不绝于妇人之手”也。《春秋》鲁十二公，终于路寝者，庄、宣、成三公。成公十八年《传》云：“公薨于路寝，言顺（道？）也。”《礼记?丧大记》亦云：“君夫人卒于路寝。”可见当时之礼，以诸侯及其夫人死于路寝为得其正。
下面是考古发掘得到的秦-雍城朝寝建筑平面示意图，或可就此想见当时各“寝”的位置，根据文献记载，当时鲁国朝寝建筑的分布当与此类似。各建筑的命名杨先生的观点与绘图者不同，但三座建筑的分布则应无疑，如何命名可另论。图片出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考古研究部《陕西秦汉考古五十年综述》：
杨伯峻先生注“夏六月，葬庄公。乱故，是以缓”曰：
庄公死于上年八月，至此历十一月。依古礼，诸侯五月而葬，而据《春秋》所载，多三月而葬。
杨伯峻先生注“夏，吉禘于庄公，速也”曰：
禘，大祭也，郊祭、终王、时祭皆得禘名。此所以名吉禘者，盖古者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致新死者之主于庙，因是大祭以审昭穆，禫而即吉也。庄公卒于三十二年八月，当于闵二年八月吉禘，而禘于五月，故《传》云“速也”。说参孙人和《左宦漫录?禘祫申左》（《文史》第二辑）。《礼记?王制?疏》引郑玄《答赵商》云：“闵公心惧于难，务自尊大，以厌其祸。凡二十二月而除，又不禫，于礼少六月。”说略不同。文二年吉禘僖公，《经》云“大事于大庙”，则此亦当于太庙行之。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闵二年经》：
九月，夫人姜氏孙于邾。（（p 0261）（04020004））（026）
《僖元年经》：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齐人以归。（（p 0276）（05010005））（026）
《闵二年传》：
闵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齐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闵公之死也，哀姜与知之，故孙于邾。齐人取而杀之于夷，以其尸归，僖公请而葬之。（（p 0263）（04020302））（027、026）
《僖元年经》：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丧至自齐。（（p 0277）（05010010））（026）
《僖元年传》：
夫人氏之丧至自齐。君子以齐人之杀哀姜也为已甚矣，女子，从人者也。（（p 0279）（05010701））（026）
《僖二年经》：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p 0280）（05020002）（BC658））（026）
我的粗译：
我们闵公，是齐国来的夫人哀姜的妹妹叔姜之子，所以齐人让闵公当了国君。可是哀姜和共仲（公子庆父）有私情，哀姜就想让他当国君。但后来，哀姜知道并参与了闵公之死，随即退居往邾国。到我们的僖公元年（公元前六五九年，周惠王十八年，齐桓公二十七年），秋七月戊辰那天（杨注：戊辰，二十六日。），齐人把哀姜从邾国弄回去，杀之于“夷”，把她尸首还给我们。再下一年，我们僖公的二年（公元前六五八年，周惠王十九年，齐桓公二十八年），僖公请求了齐人，才为她下葬。
这位夫人的灵柩从齐国回来是在我们僖公元年十有二月丁巳那天（杨注：丁巳，十八日。），得知哀姜被杀，贵族们都认为齐人太过分了，女子，最多只是从犯。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夫人姜氏薨于夷，齐人以归”曰：
以归即以尸归，《唐石经》于“以”字下增刻“尸”字，乃后人增入，不足据。详洪亮吉《左传诂》及严可均《唐石经校文》。归者，（归于齐，非）归于鲁。（说详）毛奇龄《春秋传》谓归于齐，不可信。（《传》在闵二年。）《史记?年表》云：“齐桓公二十七年，杀女弟鲁庄公夫人，淫故。”姜氏为齐所杀，下文《传》亦言之。
杨伯峻先生注“齐人取而杀之于夷”曰：
夷疑即隐元年《传》“纪人伐夷”之夷，杜《注》以为鲁地，误。说详王夫之《稗疏》。《列女传?孽嬖传》云：“齐桓公立僖公，闻哀姜与庆父通以危鲁，乃召哀姜鸩而杀之。”
杨伯峻先生于“以其尸归，僖公请而葬之”之后注云：
《鲁世家》全取《左传》情事。归，归于鲁也。哀姜为罪人，故僖公请于齐人而葬之。
杨伯峻先生注“夫人氏之丧至自齐”曰：
杜《注》以为“氏”字上应有“姜”字，不称“姜”为阙文。但“夫人氏”，犹隐公三年之“君氏”，《诗?邶风?凯风》之“母氏”，并非阙文。杜《注》又云：“僖公请而葬之，故告于庙而书丧至也。”
杨伯峻先生注“女子，从人者也”曰：
古人谓女子有三从之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见《仪礼?丧服?传》），若然，哀姜既嫁于鲁，在夫家有罪，则非父母家所宜讨。”
杨伯峻先生注“夏五月辛巳”曰：
辛巳，十四日。
杨伯峻先生注“葬我小君哀姜”曰：
无《传》。哀姜虽被杀于去年七月，然去年冬其丧始来，丧至五月而葬。
“邾”——“郰”——“訾娄”推测位置为：东经117.31，北纬35.37（大律村）。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夷”（杨注：夷，国名，妘姓。夷之踪迹，实遍及中国。此夷国之故城，即山东省-即墨县西六十一里壮武故城。古彝器有夷伯簋，睘卣亦有“夷伯”之称，又有“夷子”之称，不知是何夷国之器。#夷姜之夷或是国名，说见杨树达先生《积微居金文说?睘卣跋》。隐元年纪人伐夷，亦姜姓，疑即此国。#夷疑即隐元年《传》“纪人伐夷”之夷，杜《注》以为鲁地，误。说详王夫之《稗疏》。），推测位置为：东经120.18，北纬36.43（[URL=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395120/10323942.htm?fr=aladdin]古城村——山东-即墨市-蓝村镇[URL]）。
《僖八年经》：
秋七月，禘于大庙，用致夫人。（（p 0321）（05080003））（026）
《僖八年传》：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礼也。凡夫人，不薨于寝，不殡于庙，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则弗致也。（（p 0322）（05080301））（026）
我的粗译：
六年后，我们的僖公八年（公元前六五二年，周襄王元年，齐桓公三十四年），秋天，举行大祭，为哀姜正位，这不合规矩。凡夫人，没死在寝宫，没停放在祖庙，没向同盟诸侯报丧，没把她的牌位附到祖姑牌位边上，就不应为她正位。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秋七月，禘于大庙，用致夫人”曰：
禘，大祭也；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然后禘祀，禘之本也，闵公二年之吉禘是也；此则三年之常禘，所以书者，以非礼致哀姜也。考之《左传》，禘无定月，闵二年之吉禘在夏五月，文二年作僖公主在二月，大事于大庙在八月，宣八年有事于大庙在六月，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宫在二月，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在春，定八年从祀先公在冬，由此足知《礼记?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及《杂记下》“七月而禘，献子为之也”之非，盖此时献子尚未出生。《礼记?正义》引郑玄《答赵商》云：“《礼记》之云，何必皆在《春秋》之例？”是郑亦知《礼记》不与《春秋》合。大庙，鲁之始祖周公之庙。妇人无姓氏，依《传》文，乃哀姜。致者，以其主致之于庙而列其昭穆。《公羊传》解“致夫人”为“以妾为妻”，何休《注》云：“僖公本聘楚女为嫡，齐女为媵；齐先致其女，胁僖公使用为嫡，故从父母辞言致。”《谷梁传》解“致夫人”为“立妾之辞”，刘向则谓“夫人，成风也。致之于大庙，立之以为夫人”。然案之哀二十四年《传》，鲁哀公欲立公子荆之母为夫人，使宗人衅夏献其礼，而对曰，“以妾为夫人，则固无其礼也。”则《左传》自与《公》、《谷》之说异。
杨伯峻先生注“秋，禘，而致哀姜焉”曰：
合祭鲁之先祖，以昭穆列哀姜之主于庙。
杨伯峻先生注“凡夫人，不薨于寝”曰：
夫人有正寝，亦有小寝，此寝当为夫人之正寝；就诸侯言之，则其小寝也。
杨伯峻先生注“不殡于庙”曰：
殡，停棺待葬也。周代礼制，人死，歛尸于棺，于西阶掘一坎地停柩。春秋有殡庙之礼，僖三十二年《传》云：“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曲沃为晋宗庙所在，殡于庙，故往曲沃也。襄四年《传》亦以定姒不殡于庙为失礼，尤可证。后人拘泥于《檀弓下》“殷朝而殡于祖，周朝而遂葬”之文，因谓周人不殡于庙，或曲解此庙字为殡宫而非祖庙，或曲解殡庙为朝庙，盖皆无据。
杨伯峻先生注“不赴于同”曰：
同，同盟之国。凡君与夫人之死，必赴告同盟之国。
杨伯峻先生注“不祔于姑”曰：
以其主祔于祖姑，余详隐三年《传?注》。
杨伯峻先生注《隐三年传》“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云：
声子虽是隐公之母，但非惠公之正夫人；隐公虽当时为鲁国之君，却自谓代桓摄位，有让位桓公之志；故去年十二月，桓公之母仲子死，以夫人之礼为之葬，《春秋》亦书云“夫人子氏薨”。而距此不过四、五月。势不能再以夫人之礼为声子治丧。所谓以夫人之礼治丧者，当其初死，讣告于同盟诸侯，一也；既葬返哭于祖庙，虞于殡（虞为葬后迎死者之魂，祭而安乐之之礼）——此从沈钦韩说——二也；卒哭（虞后三月，卒无时之哭——意谓以后哭死者有时），以死者之主祔（以后死者祔于祖庙曰祔）于祖姑，三也。若三礼皆备，则书曰“夫人某氏薨”，又书曰“葬我小君某氏”。声子之死，既未向同盟诸侯讣告；葬后，隐公又未反哭于寝（祖庙）；卒哭后，亦未祔于祖姑，三者皆不具备，则是不以夫人看待声子，故《经》书其死用“卒”字，而不用“薨”字。只云“某氏”，而不云“夫人某氏”，又不书其葬。（（p 0026）（01030201））（001）。
杨伯峻先生注“则弗致也”曰：
哀姜《经》书薨（僖元年）书葬（二年）必已殡于庙，赴于同，祔于姑，唯被杀而死，非死于寝耳。必四者备具，然后致主于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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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姜把齐国控制鲁国的事搞砸了，齐桓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