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颤栗的产痛 --第二章 文革的种子 -- 史文恭

虽然知道是调侃，但还是想说1952年的时候还没有最高法院，中央政府的构成如下（引自wiki）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

中央政府组织上就已经包含了行政和司法分支，干预司法是份内的事。

另外，个人的感觉与其说毛主席是“行政干预司法”，不如说他之后作为事实上的立法者在“干预行政”

推之！

范天恩，38年参军；

陈耶，37年参军，38年入党；

罗绍福，30年参军，36年入党；

耍清川，38年参军，40年入党；

徐锐，31年外围组织，组织委派进东北讲武堂，38年入抗大，39年入党；

吴宝光，没查到；

王扶之，35年参军，36年入党；

牟立善，38年参军，39年入党；

诸传禹，没查到；

孙洪道，33年参军，38年入党；

还有一个例子：

杨白冰：38年入党，49年二野后勤部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这样看，解放时的团长，是以38年入伍为主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38年入伍，只要活下来，49年当团长就容易。战争年代虽然存活率低，那是班排连干部，营级干部再往上，存活率要高得多，升迁的机会也要少得多。38年入伍，45年干到连级，是普遍情况(如王外马甲《骑兵》中的刘大爷)。但是这些干部一旦干到营长，再往上就要看机会了(部队扩编或者团长牺牲)。迟浩田算是一个例子，49年的指导员，抗美援朝到55年才升到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说起来，抗美援朝的烈度比三年解放战争高多了。我没有相应的资料，但是我觉得解放时38年入伍的营长，应该比团长多。其实看看更高级的干部在3年内战中的发展就可以发现。45年的师长，到49年当上军长的是少数。东野好像就梁兴初、钟伟、吴信泉等几个(老吴是军政一肩挑，本来就不是普通的师长)。

另外，做到县级干部比团级干部要难很多。下边的帖子提到，陕南地委书记相当于军级。当时的省委书记都是兵团级的转任，如黄克诚、李先念、张平化、柯庆施、程子华、叶飞、康生、陈正人等。都是大将、上将级别的人物(上将都差点意思)。县委书记，我没有查到相关资料，不过我觉得一般的县委书记应该是师政委这个级别的。团政委转地方，是做不了县委书记的。迟浩田那种指导员，出任乡长甚至县级干部，恐怕不可能。另外，年龄对升迁不会有那么大影响。

交城的苏政委，

还有李雪峰当北京市委书记（抗战时期）的年纪

44年，21岁团政委(估计识地方团队)。

李雪峰就没法说了。抗战前的党员、干部、战士存活率太低。活下来，还能识俩字的，那是宝贝，发展规律和年龄没有关系。

我觉得，还是解甲老师说的有道理。

外地干部在本地呆久了，也成了本地干部了。更何况外地干部本来就是作为一个集团进来的。本地大多数资源被一个集团控制，外地也成了本地了。

所以，毛不是不知道回避/轮换的好处，只是迫于中国当时的发展现状，为了效率而牺牲其他，然后自己拼命去维持公平。

据说，当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听到拿破仑，这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人称帝时，愤怒地撕掉了原准备献给后者的《第三交响曲》的献词，这说明了辩证法在历史进程中的淘气表现永远是难以被人理解的。----事实上，夺得政权的拿破仑必然会称帝，就像克伦威尔自封为护国主一样。推翻皇帝的英雄，在胜利之后，总会变成他所推翻的对象。

同样的，本节所叙述的也是这样一个悄悄发生却宏大的转变，即1955年之后，全国的公务员和部队陆续推行的薪金制。---之前部队和公务员们的生活必需品是免费供给的，即“供给制”，而薪金制就是通过发放薪金（工资）来代替供给实物。

初看起来，这好像是“早上三颗枣，晚上四颗枣”变成了“朝四暮三”，只是分配从实物变成了货币，没有实际区别，实际上，这是一个颠覆性的改变。----举个例子, 东北野战军的全国战斗英雄，当时授予中校的赵兴元（他在1988年新军衔制时中将）就欣喜地发现，薪金制之前，他的津贴是20元，实施薪金制后，他每个月能拿到200元，增长了1000%。另一个例子，李克农上将的最小的孩子，88年中将李伦，55年授衔的时候，还是一个少校（他12岁延安入伍，55年28岁）。授衔之后，他参加了辽东半岛著名的演习，住在当地的农民家里，房东老太太说，“你们解放军现在富了，我们还是那么穷。”他听了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再一个例子，后来的88年上将，55年第一次授衔的万海峰大校，在拿到他360元的薪金时同样心潮澎湃，过惯了供给制的生活，他还是第一次拿到这样一笔“巨款”。

说到“巨款”，或许今天的人们认为360元的工资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事实上，在当时的工资制度里面，一个普通工人的起薪是18块，对比今天一般普工的起薪是1800元左右，就可以知道，360元至少相当于今天36000元的价值。----或许还要更高些，---赵兴元中校之前靠20元的津贴能够租到一个房子还雇了一个保姆照料他出生不久的孩子（此时他在军校学习，夫人在读大学），每月除去房租和雇人的钱外，他还有5块作为留给孩子的生活费。----所以，在一下子变成每月收到200元后，他实打实地认为这是“想都没有想到的优厚待遇”。

展开来看，就像年轻的李伦少校所说的，此时解放军军官的待遇，要远远胜于一般的农民，举个例子，此时在江苏的苏北农村，一般农村家庭月结余要有个5、6元就非常不错了。----老资格的王观澜1956年7月给东哥的调查报告就提出，当时浙江临海的农民一个月的收入包括副业在内一般只有4元多，如果只算农业的话，每月所得大概二元六角五分。

所以，在比对中国此时其他阶层的收入之后，我们不得不对此时薪金制带来的变化陷入了思索。-----虽然，在一个大的背景下，1955年的中国无疑在新中国发展的黄金岁月，从民族感情讲，1944年日寇还能从华北打到广州，横扫整个大陆，而1950年底到1951年初，仅仅数年之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就能在朝鲜把世界军力第一的美国打的满地找牙，这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讲，是何等的扬眉吐气！

从经济上讲，几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在建国之初都增加了幸福感，将近3亿的农民从天而降分到了7亿亩的土地，世代为地主卖命的他们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收获了劳动的果实，同时，在经历8年抗战和3年内战动乱岁月的资本家和小业主们，也得益于解放后和平的发展环境和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势头赚的钵满盆满，他们也为这个崭新的、强大的中国振奋和幸福，----

因此，对于这一切变化的源头，强大的中共和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们所获得在比例上比较明显的“高薪”，此时的中国人民可以说，至少是接受和拥护的，----况且， 1955年之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中的中下层军官（校、尉级），绝大多数都是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炮火洗礼的。这些此时拿“高薪”的军官，当初无不都是从残酷的战争，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中奋斗出来的。----从这一点看，或许此时“薪金制”带来的高额工资有些刺目，但完全可以理解。

然而，回过头来，另一个问题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显然，如果从实际需要来说，根据当时的物价情况，大部分军官的薪金只要在原基础上翻倍或者在翻倍就足够其家庭需要了，那么，高达500%，甚至1000%的提升幅度，是否是一个符合TG建党、建军原则的幅度？

这的确让人沉吟。----因为这个高薪制度还伴随着另一个巨大的变化----

1954年中共党员是650万，伴随着薪金制的推广，到1956年，党员人数到达了1073万。这个巨大的跃升，固然由于建国6年后TG的执政地位得到彻底巩固，人民因为对她的拥护和爱戴而踊跃加入，----但这高达70%的增长幅度总难免让人怀疑，在1954-1956短短两年间加入执政党的年轻人们是为了加入“解放全人类的光辉事业”，还是像现在执着于“国考”的莘莘学子一样，更多是为了谋一个安定又高薪的饭碗。----提出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后来历史进程中隐藏的一个沉默却影响巨大的因素----即一大批为了上级命令罔顾群众生活的行政机构执行者们，他们的盲从未必是因为简单的缺乏认知和判别能力，或许，更是因为这份高薪的工作让他们从一个为人民谋福利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个只为了保住高薪职位的执政机构的螺丝钉?

另一方面，这高薪的诱惑像一面不近人情的镜子，也照出了许多本应该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革命者的真情感，----在军队，因为中将属于高级将领，可以配备警卫、秘书、保健医生、厨师和警卫员，----因此，在授衔过程里，出现了不少开国少将哭着喊着找关系企图升中将的故事，----另一方面，在评工资的等级时，我们也听到毛泽东有感而发的名言：“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

为加深理解，我们来回顾几个小故事，体会一下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后，人们是如何改变的。

整个江西省，共有党员5055名，干部37153名，而其中从华北、东北带来南下的党员和干部5800名。

.........

英雄的革命老区所留下的老党员已经微乎其微了

这两段之间是什么逻辑关系呢？

如果按干部37153算，南下干部占15.6%。

如果按党员算，南下的比总数都多。

数字和结论不能印证，哪出错了？

军队推出薪金制是顺应政府工资制的制度改革——由于政府工资制使得公务员的收入明显高于职业军人。

主持军队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对薪金制心存疑虑，迟迟下不了决心，就是担心由此形成等级制度和贫富分化。1953年1月2日，彭德怀对总后勤部提出三条原则：一、陆军排长的月薪不少于60万元，不超过80万元（地方上一个普通汽车司机的工资是60万元，城市每人每月的生活费一般是12万元，按赡养3至4个亲属计算）；二、各级之间不要相差太多；三、要照顾国家的财政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但1955年执行的薪金制，一方面职业军人的基本级薪高于同级公务员约11%，加上军龄补助金，最少也高出20%；另一方面军队内部的工资等级之间的差距拉的较大（最高与最低比为7.5：1，后两次下调，到1959年降低到6：1，同期匈牙利仅为2.5:1）。

实行的制度不仅没有解决彭德怀的顾虑，反而是进一步加强了负面因素（薪金委员会的主任是另一个以清廉、刚正、关心群众疾苦出名的黄克诚）。

但是只限于自己。不传递给子女。还有他们不拉朋接党，下面搞一套，对抗大政策。人是拿头赌博赌出来的。还拿老百姓一样的工资，那心理能平衡么，不在利用工作资源上找回来么？最讨厌的是谁动想把自己流血攒下的东西，子孙子孙地传下去。

大校撑死了11级，江青好像是9级或者10级，243块。大校怎么拿360块呢？

我记得第一次薪金制还是旧币，以万为单位。

按照贡献发奖金，大家都不会有意见；

适度提高月度收入，使其不会大幅偏离社会基本收入，社会才会稳定。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新中国也不例外，执行层与决策层总是不对版。今天看到知乎上关于邀请反华艳星白灵出演《震惊世界的长征》的一条评论，很有代表性：

排长连长一级的，这么处理掉的多－不是五十年代，是六十年代困难时期，鼓励闲职官员，军官干部啥的退役，退职。一次性发放大钱，买断。

仅仅处理杀出来的一代，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养的起。不过就是接国民党政权一帮人的奉路好了。但是子子孙孙都要那么样的就养不起了。

国外的雇佣兵制度不就是这么样的么。军人出命，雇佣方出钱。打完了，军人跟政治地方政权没有关系。

与以前重用部队转业复员干部相提并论。解放初期干部奇缺，如果特殊安排象迟浩田这样主力部队连级干部到地方工作，还能去当村长？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