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三省市试点监察体制改革 “全覆盖”“整合反腐”成关键词 -- 林风清逸

2016年11月08日 　来源：人民网

　　中共中央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先行先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

　　这一方案的印发，意味着新的国家监察体系的组建已正式提上日程，迈出了国家监察制度改革最为重要的一步。专家表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标志着最高权力开始着手监管，着力应对公职人员所呈现出来的“软腐败”，体现出标本兼治的制度反腐进步价值。

　　顶层设计

　　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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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反腐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反腐机构建设。《方案》强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

　　要避免运动式反腐，必须有配套改革。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清醒地意识到，不能只依靠党内反腐败，或者中央领导人的个人意志，而要依靠法律和制度规范，依靠更加广泛的民主监督。

　　在今年年初的中央纪委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报告中已经强调，要研究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建立覆盖国家机关和公务人员的国家监察体系，使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相互配套，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方案》提出，实施组织和制度创新，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履行反腐败职责，深入推进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中央成立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对试点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和服务，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具体到地方，要成立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由省(市)委书记担任组长。

　　在11月5日举行的中共山西省委十一届一次全会上，省委书记骆惠宁对做好山西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作出部署时要求，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党组织要担负起主体责任，主要领导亲自抓，确保拿出高质量的改革试点样品，向党中央交一份合格答卷。

　　据悉，山西省已经成立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由骆惠宁担任组长。目前试点准备工作正在推进，试点工作总体方案即将制定。

　　“人大产生”

　　强化监察职能独立性

　　10月27日闭幕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会议公报中有一句话引起广泛关注：“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人民政协依章程进行民主监督，审计机关依法进行审计监督。”本来作为政府组成部门的监察机关，首次在中央全会文件中与人大、政府、司法机关并列提出。

　　此番方案明确提出设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告诉人民网记者，国家监察委员会涉及全国人大，和纪委党内监察不同，中纪委带有党纪党规性，而国家监察委员会则带有法律性。

　　破解“同体监督”难题，成立监察委员会无疑全面提升了反腐机构的法律地位，更大程度上解决了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的问题。李成言说，行政监察过去属于监察部，现在提升到国家监察委员会，这是国家在纪检、监察、反腐败实践当中一个非常好的提升和进步。

　　通过人大授权的方式，整合现有反腐力量，将有效解决反腐机构的法理依据、适用范围、监督力量等困境，能够实现360度无死角的全方位监督。

　　在回答监察委员会如何自我监管时，李成言介绍，目前有两种途径：一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监察委员会实行监督，纪委有监督责任，这是最高的监督；二是内设监督，这很重要，如中纪委就有一个内设监督机构，专门监督内部人员。香港廉政公署也内设监督，会聘请社会两个不同的委员会监督，但还是以内设监督为主。

　　合署办公

　　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

　　在此次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中，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是关键一步。“职能的优化和反腐败力量的加强，是此次试点工作最核心的地方。”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这句话很关键，有可能把现有的监督力量整合进来，可能包括审计和反贪的力量。各试点地方的监察部门会取消，由新设立的监察委员会来行使国家监察的职能。

　　《方案》提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建立健全监察委员会组织架构，明确监察委员会职能职责，建立监察委员会与司法机关的协调衔接机制。

　　对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责权划分问题，李成言表示：合署办公是中国特色，互有渗透，互相促进。一是党的领导决定成立的监察委员会也要接受党的领导，这是一个必然，与中国特殊政治体制环境分不开。二是在党的领导下，各自完成对各自不同对象的监督检查，现在党的纪委监督检查不可能对一些部门直接监督。这是一种由分工合作，党委主导，合署办公来共同实现的责任监督形式。

　　全面覆盖

　　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无死角

　　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提出监察全覆盖，并加大反腐败的力度，纪检监察作用凸显。今年7月14日，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刊发马怀德《通过修法完善国家监察体制》一文，文中提出将《行政监察法》更名为《国家监察法》，扩大国家监察范围，实现监察范围对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全覆盖。

　　《方案》提到的“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是设置监察委员会的重要目的。记者注意到，现行《行政监察法》规定的监察对象是各级政府及部门公务员及其任命的其他人员。

　　李成言强调，国家监察委员会是覆盖整个社会的公职人员，这就不仅仅是政府公职人员，还涉及到企事业单位，如央企国企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此外法院、检察院、医院、学校等都可能涉及到。

　　庄德水举例，现在有一些外国人在中国担任公职，比如在高校做院长，目前不是监察对象，但全覆盖后也可对他们进行监督。

　　媒体评论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突破了过去的掣肘，扩大了监察对象范围。“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等表述体现出巨大的制度进步价值。 (李警锐 石香云)

［摘 要］顺治末年，清代废除沿自明朝的巡按御史制度，将中央监察地方的权力交给总督、巡抚。这不但打破了历代行之有效的监察与行政并重的权力平衡体制，在封疆大吏权力高度集中的同时，进而使得中央对地方最高官员的监察处于制度性缺失的状态。这是清代中叶社会危机的重要诱因。?

古代中国非常注重维系行政与监察的权力平衡，这是封建王朝得以长治久安的重要制度性因素。顺治十八年，清朝废除了沿自明代的巡按御史制度，地方权力平衡的架构被打破，总督、巡抚权力扩张的同时，监察制度严重缺失。康雍乾时期，屡有臣僚奏请恢复巡按制度。清廷通过扩大密折制在地方官中的使用范围；在浙江、福建等问题“多发”省份派遣巡察官等措施，试图弥补巡按御史废除后地方大吏监察缺失的负面影响。伴随乾纲独揽的“盛世”三帝的谢幕，监察缺失的制度性病灶在嘉道时期充分暴露，并成为“清朝中衰”的重要诱因。?

一、巡按制度的职能与特点?

为防止地方权力失范，自郡县制度在全国推行后，历代王朝高度重视对地方权力的约束及监督。秦朝派御史监郡，汉代相沿不改，武帝时又派刺史以六条巡察郡国。但唐代以前，中央监察官经常向地方官演化，使得权力的天平不断向地方倾斜，这也是中央集权屡遭破坏、地方尾大不掉的重要原因。?

唐玄宗于天宝五年，命礼部尚书席豫等分道巡按天下风俗并黜陟官吏，此即巡按之名所由始。［1］明代于洪武十年派御史巡按地方，永乐元年成为定制。［2］终明一代，巡按成为察吏安民、监察地方的重要制度。当临时差遣性质的总督、巡抚自嘉靖时期逐渐演化成地方长官，使地方三司分权体制成为集权后［3］，巡按制度对地方的纠劾、监督，就显得尤为重要。?

概况言之，巡按制度有三大特点，而内外相维、以小制大是其首要特点。巡按官职七品，但权力极大，“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4］。巡按具有举劾官吏、司法审断、整饬风俗等多重职能。［5］巡按御史品级虽低，但序列三司之上，地方长官全在其监察之列，这是汉代刺史以卑临尊、大小相维之制的重塑。清人赵翼肯定地说，明代设巡按御史，以七品官弹劾督抚以下，“盖取其官轻而权重。官轻则爱惜身家之念轻，而权重则整饬吏治之威重。”［6］?

其次，巡按御史一年一代，以中央监察官监督久任的地方官。御史按临地方，性质属于“出差”，得其选者须“识量端弘，才行老成”的进士出身。履行具体职责，由都察院发给“勘合”载明。一年差满受代，“备开接管已、未完勘合件数，具呈本（都察）院查考。”敦促地方三司事宜，也有明确规定。［7］清初思想家顾炎武高度肯定这种制度，称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任，而监临之官不可以久任，因为“久则情亲而弊生，望轻而法玩，故一年一代之制，又汉法之所不如，而察吏安民之效，已见于二三百年者也。”［8］ ?

第三，巡按的职能既受明代监察大法—《宪纲》的约束，赴任时又有皇帝下发“敕书”列明职责所在，以及都察院详列“勘合”。此外，《抚按通例》还详细规定巡按与巡抚的各自职守，意在不得干预地方官正常履职，不得超越监察权而行事。如地方官有贪酷、虐民等事，巡按御史举劾必须明著实迹，开写年月，不得讦拾细故，更不得虚文从诋。［9］一年差满回任时，须逐项填报内容涵盖二十八项之多的《造报册式》［10］，并向都察院具呈“行过事迹”，按照“除革奸弊”、“伸冤理枉”、“扬清激浊”等六款，考核称职与否，奏请分别升降。［11］?

清朝在全国开始确立其统治的顺治元年，沿袭明制设立巡按制度，且权力颇大，敕书内开载：“在外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官，如有蒙蔽专权、擅作威福及纵兵害民、纵贼害良等事，许巡方御史不时纠劾。”［12］同时完善对巡按御史的考核制度。［13］?

在清初统一全国、政权初建的特殊时期，巡按对察吏安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人评价“半壁为之肃清”。［14］如苏松巡按李森先，有“海忠介之风”，他“诛锄豪右”，［15］劾罢淮安、苏州两贪吏，按律严惩，时人誉为“真御史”。［16］再如秦世祯巡按江南，首劾监司，继参总兵，再劾巡抚土国宝，土国宝受旨申饬后，投缳自尽。［17］?

二、巡按制度罢废之争?

清初巡按制度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巡按违法时有发生。 顺治帝在上谕中一再称，巡按御史“贪婪掊克者甚众”。因巡按御史往往与朝中大臣多有牵连，故每有巡按婪索事发，即有满族官僚借端倾陷汉大臣者，这使得清初政局在不稳定的同时，打上了满汉对立的印记。?

其次，派遣御史巡按，国家要承受一定的经济负担。特别是顺治年间，为完成统一全国的战争，财力物力捉襟见肘，而不法巡按往往成为众矢之的。顺治十一年四月，郑亲王济尔哈郎就以奉差官员随带员役、马骡、廪粮草料等项甚多，直省地方频年水旱，供亿艰难为由，提出暂停派遣巡按。十七年六月，都察院又以云南用兵，粮饷不足，请停巡按御史。顺治帝令大臣具奏，从而引发一场巡按废遣之争。?

这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一旦废止巡按，如何对督抚等封疆大吏实行监督。经过几次王大臣会议讨论，仍不能决。都察院提出，直隶各省自派遣巡按以来，地方未能安宁，每年一遣，诚觉徒劳，请停止派遣。俟二三年后，选择重臣，差往巡察。议政王贝勒大臣议复时，赞成都察院的意见，顺治帝以停遣巡按关系甚大，令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九卿科道议奏。争论也在更广泛的层面持续发酵。?

当年七月，廷议形成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和硕安亲王岳乐等提出，连年轮差御史，贪官未见止息，民困未见全苏，盗贼未见消弭，地方未见安堵，往返迎送，糜费徒多，建议除在京各差应留外，在外各差，应行停止，其巡按事务，归并巡抚。二三年后差官巡视各省，督抚有贪赃不法者，所差官即指实纠参。吏部侍郎石申等持相反意见，理由是巡按停差后，督抚无人互纠，钦件无人互审，又一应访拿、清查等事，必待按察使亲身巡历；且盐茶之差，专管钱粮，督抚兼理，多有未便；又各省内或有抚无督者，更难责成一人。?

前者的意见是把制度化的巡按改为临时性的监察。后者认为，在地方行政长官一头独大的权力架构中，如果没有中央的制度性监察，会带来很大问题。由于双方各持一端，顺治帝令满汉官员，不得胶执成见，公同详议具奏。这是第一次廷议的情况。?

几天后召开第二次廷议。由于满官胁迫，取得一致性意见。废止巡按的理由又增加一项，即御史每年轮遣，该地作奸之辈，预知应差班次，方未出京时，即有嘱托行贿等弊；出京之后，颠倒贤否，草率塞责。废止巡按后，由于地方实行分权体制，钱粮有布政使；刑名有按察使；总理兵马各项事务有督抚。而且，对督抚的监督也有预案：督抚纠劾审拟之事，必经中央部院复核，方行结案；督抚之间亦可互纠；中央部院又有甄别督抚功过，以示劝惩之法。这个方案似乎“解决”了清廷最担心的督抚失去监督问题，顺治帝遂予以批准。但仅仅过了若干天的八月十二日，监察御史陆光旭呈上长疏，力言满洲王公大臣排斥异议，胁迫汉官在停止差遣巡按签上画押。从而使得本有定论的废遣之争又出现重大变故。?

他首先指出，主张恢复派遣者，受到压制，以致盈廷嗫嚅，不敢为异。其次，无论是中央机构还是地方衙署，只有监察权力得到加强，才能对行政权力形成有力制约：“今大小诸臣，内之所不便者惟言官，外之所不便者惟巡方。有言官而大奸大恶得以上闻，有巡方而污吏贪官不时参处”，这正是言官御史受到排挤、压制进而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原因所在。巡按废止后，“督抚无人互纠，贪墨无人参劾，钦件无人审理，以及赃赎之无实贮，民隐之难上通，利弊之无兴革，豪蠹之肆昼行，皆可不论。只今伏莽未靖，饥荒载道，兵旅繁兴，军需孔亟，抚臣专驻省中，谁为佐其不逮？而分猷合算，亲咨利病，而密陈机宜，是实关天下之安危。杞人之虑，不得不念及此也。况朝廷之设官非一，而独巡方一职，设而屡停，停而屡复，停者无不由于下议，复者无不出于睿裁。”最后他提出，一项好的制度在运行中也会出现“不肖之人”，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制度本身：“若以其人未必皆贤而去之，则督抚亦有不肖，方面不乏贪污，有司时多败类，将尽天下之官而停之乎！”［18］?

顺治帝为陆光旭的上疏所说服，当日降旨，令前议诸人明白回奏。四天后，又下达倾向性明显的谕旨，肯定巡按之差遣：巡方一官，本朝设立已久，屡行停止，旋即复差，盖因其职掌察吏安民，厘奸剔弊，关系甚巨。巡方既停，则贪官蠹役，无所忌惮，恣肆作奸，其为民害，岂不更甚！巡方中如有一人不肖，所关止于一方，自有严法处分，其余岂尽无益？概行停止，是否妥确？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再加议奏。?

从议政王贝勒大臣上奏可知，汉官仅形式上参加讨论，前者将拟好的裁撤巡按“满文稿”翻译成汉文，令汉官在上面画题而已。对此，顺治帝斥责满大臣，“凡会议政事，原应满汉公同商确，斟酌事理，归于至当，不拘满汉，皆可具稿。”这就是说，巡按废遣之争，表面是“省经费”、“贪渎”而起，实际牵涉满族官员的特殊利益。?

清初的督抚多由入关前编入汉军旗的“辽左旧人”特别是文馆人员担任。总督几乎是清一色的汉军旗员。［19］巡抚的半数也来自旗员。《清史稿》总结说：“顺治初，诸督抚多自文馆出。盖国方新造，用满臣与民阂，用汉臣又与政地阂，惟文馆诸臣本为汉人，而侍直既久，情事相浃，政令皆习闻，为最宜也。”［ 20］对于立足未稳的新政权而言，不可能用怀有亡明情结的汉官担任督抚，而用毫无治政理民经验的满族官员来担任督抚，显然难以胜任，因而选择入关前已经加入汉军旗的官员出任封疆最为现实。因为督抚多系辽左旧人，汉军旗人，他们的出仕升降便与议政王贝勒大臣有密切关系。八旗制下，旗人生则入档，编入八旗各牛录，听从本牛录、甲喇的管辖，如是下五旗，他们则分别是该旗王、贝勒等的属人，与本主有主奴之义，他们出仕为官及升降任免，与本主有密切关系，他们须为本主贡纳金银财物，同时受本主的保护。巡按御史之遣，在事实上形成对督抚的监督、纠察，这就限制了督抚的权力，使后者不能为所欲为。因此，从利害、亲疏关系而言，八旗王公贵族反对巡按对督抚的钳制。?

清初的著名史家谈迁在论及顺治九年罢巡按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盖满人意以巡使掣其肘也”。顺治十二年，巡盐御史已恢复，都察院左督御史龚鼎孽力请恢复巡按，但“满人不以为然”。龚鼎孽一再坚持，满族王公遂提出用理事官和诸曹参用，目的是降低巡按御史的资望，使他们无法与督抚相拮抗。谈迁的著作中，还详细记载顺天巡按顾仁如何受到满官的倾陷。［ 21］如此看来，满汉官员在对待巡按废遣问题上迥然相反的态度，就不单纯是对国家体制的认识问题，而有着更深刻的利害关系。?

十一月十一日，议政王会议结果，巡按御史“仍旧差遣”，顺治帝准奏，并令制定巡按御史考核办法，以期完善相关制度。［22］至此，满汉官员连续辩论四个多月的巡按罢遣，以巡按复遣暂时告一段落。?

顺治十八年正月，二十四岁的少年天子福临病逝，其子玄烨以八岁即位，索尼等内大臣四人辅政。清朝政策出现重大反复，主旨一反“汉法”，旗号是“率祖制、复旧章”，即恢复入关前带有强烈满族特色的体制。两个月后，兵部尚书管左都御史事阿思哈请停遣巡按御史，各省巡按将事务交与抚臣，速行来京［23］。旋设旋罢的巡按御史制度在清代正式废除。?

三、地方监督缺失的补救与清中叶的社会危机?

顾炎武在康熙时期的名著《日知录》中，对于清朝废罢巡按御史制度，明确表达反对意见。他说，如果巡按“倚势作威，受赇不法”，这只是其人不称职，正如“不以守令之贪残而废郡县，岂以巡方之浊乱而停御史乎？”他还指出，巡按制度历经明代近三百年的实践，证明是最为有效的监察制度。［24］?

经过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历史变局，宋朝开始在地方实行分权体制，明初承之。但明中叶以后，督抚凌驾三司之上，地方集权体制渐次形成，因而巡按对其监察尤为重要。同时也要看到，终明一代，督抚仍列入中央职官，三司乃是地方最高长官。清代则不然，督抚从一开始就以地方最高长官出现，而三司事实上成为督抚的下属。巡按废止后，其权力归并督抚，而清代督抚主掌二省或一省大政，其下不设属官，家人、长随、幕宾皆自行聘用，是典型的“寡头政治”。故巡按废止后，作为权力高度集中的封疆大吏，督抚实际处于无人监督的状态。这也是前述巡按制废遣之争的核心问题。换言之，在地方实行高度集权的体制下，监察制度的缺失，将会造成严重后果。?

康熙十七年，工部侍郎田六善疏称：“今日官至督抚，居莫敢谁何之势，自非大贤，鲜不纵恣”，提出“非遣巡方，此弊终不能解。”［25］两年后，御史徐廷玺再次奏请派遣巡按，康熙帝令大学士讨论。明珠等满大学士认为：此事行之未便。满官一定调子，汉官不敢提相反意见。康熙帝也只好搁置此议。［26］康熙一朝臣僚多次奏请恢复巡按制度，但都未果。?

雍正元年，翰林院检讨徐聚伦上奏指出：督抚之权太重，故威福易作，而侈肆亦易生。他提出“分权之法”，方案有二：“或如旧例，仍设巡按，或如近日特命陈时夏进密折之例，每省各布一二人，倘此一二人者奏不实而借为祸福，则立置重法。”这两个方案的目的只有一个：“要在大慑督抚之心，使不敢贪渎，以实心为国为民而已。”［27］?

在臣僚的一再建言下，雍正帝确有恢复巡按的想法。雍正元年正月，查嗣庭觐见时，他曾谕每省各设一巡按御史，以便与督抚彼此相制，但虑及巡按每与督抚争权，反兹地方烦扰，故谕令查嗣庭妥议密奏。同年十月十四日，查嗣庭密奏提出，扩大推行密折制可代替巡按滋扰，且可监督督抚。他称：“臣以为欲令督抚少知顾虑，莫若令各省藩司亦得用密折启事。”“今既得便宜上闻，则与督抚虽无相制之形，实有相制之势，官既不烦添设，权亦不患独操矣。”［28］?

查嗣庭的建议为雍正帝采纳。至雍正六年，布、按两司普遍获得密奏权。［29］有学者认为，清世宗扩大采行奏折制度，放宽臣工专折具奏权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欲于直省督抚与司道上下之间以及与中央内外之间，维持一种制衡作用。“因藩、臬、道府等微员可以专折具奏，不经督抚直达御前，督抚等既知顾虑，则地方公私事件，无论巨细，俱不敢欺隐。”［30］密奏制的扩大使用，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对地方督抚的监督作用。说到底，雍正“出间道，混乱上下秩序，使互相监视，只对皇帝个人负责”。［31］“小报告”终究代替不了一项基本的监察制度。特别是当越来越多的官员普遍获得“密奏权”的时候，其“监督”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同在一省的督抚提镇，甚至将雍正帝“折批密谕互相传看者，有隔越邻省而互相通知者，亦有经过其地而私相探问者。”［32］?

雍正三年，因地方官互相蒙蔽，盗案频发，雍正帝谕令吏部、都察院：“巡按御史久经裁汰，自不可复。今或于满汉御史内拣选贤员，酌量于湖广、江南、浙江、福建、山东、河南等处，每省各差二员或一员。或两省差一员兼理”。［33］随即在山东、河南各派一人，两湖一人，江宁、安徽共派一人。要求巡察官在一年内遍历巡察省分各府，凡有纵容盗贼，隐讳不报者，许其据实题参。但巡察官是临时性质，仅对地方讳盗进行专项巡察，且巡察官是从小京堂、科道及各部郎中内拣选。其后，又因浙江、湖南“风俗浇漓”，广东、福建“民俗犷悍”，相继派遣“观风整俗使”，但这都是“因事权授，往往不拘定制”。［34］且重点在督查士、民，又旋即罢归，根本谈不上对督抚实行监督。?

巡按制度废止后，不但地方监督严重缺失，也使得自秦以来历代王朝“内外相维”、“行政与监察并重”的基本制度遭到破坏，将行政、监察两套系统合而为一，其利害关系，康熙时储方庆在“裁官论”一疏，讲的非常清楚。?

他说：清朝屡议裁官。世祖皇帝罢巡方，康熙即位又减科道员，尽去天下理刑推官。今日所裁之官，皆不可裁之官。“今减科道员，是弱言官之势也。言官之势弱，六部之权重矣。罢巡方，是削宪臣之柄也。宪臣之柄削，督抚之令尊矣。”他提出行政、监察两个系统，并行不悖，才能保障国家制度的完整、有效：“盖天下之官以数万计，而其大势常出于两途：六部操政柄，行之于督抚，督抚之下府县，以集其事，此一途也；科道察部臣之奸，巡方制督抚之专，而推官实为之爪牙，此又一途也。”如果将两途并为一途，后果不堪设想：“愚谓天下之大，天下之人之众，并为一途，以乱一人之视听，恐非天下之福。今上自六曹，下及州县，苟有设施举措，可以内外联络，上下相蒙，必无一人敢发其奸。目前之弊，不过容隐奸邪，恣夺民力，然亦足以乱天下有余矣。”［35］?

储方庆的上疏，指出行政与监察，功能不同，不能混而为一。巡按等裁撤后，监察系统在地方不复存在，尽管总督兼右都御史衔，巡抚兼右副都御史衔，负有监督其下地方官的职责，但谁来监督督抚？?

储方庆的“忧虑”很快得到验证。雍正元年二月，翰林院检讨李兰密奏说：“且近来督抚提镇之权，亦大盛矣，挟赫赫炎炎之势，令人敢怒而不敢言，即有过举，谁为参究，有白简从事之按臣，不惟小臣能廉，而大臣亦能法也。”［36］?

督抚无人监督，且上下勾结，地方下情无法上达，使得中外一体的政治格局遭到破坏。乾隆元年，江西巡抚俞兆岳密奏说：有巡按之设，则巡抚可以总其大成，纲举目张，最为周备。后不肖督抚唯恐为巡按操其短长，据实纠弹，而世家巨族又恐巡按访拿家人子弟，不欲上闻，遂群以为扰民多方，建议裁革，此实以私废公，使下情不得上达，而吏治亦易于废弛。臣愚以为巡按之设，有关于吏治民生，甚非浅鲜。但没有为乾隆帝采纳。［37］?

历代王朝注重发挥监察对行政的制衡作用。清朝打破了这一平衡。这也是清中期以来社会危机加深的深层次原因。［38］道光十二年，御史冯赞勋上奏提出，只有恢复御史巡按制度，才可缓解种种危机。［39］道光帝命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吏部、都察院等议。但讨论的结果是，“各省督抚，悉由皇上灼知慎简，较之巡察官，受恩既重，扬历亦久，皆当竭忠图报，不负委任”，且乾隆、嘉庆年间又有“责成籍隶本省之科道访闻明确，指名纠参”之谕旨。“是国家法制相维之意，已极周备。”所请应毋庸议。［40］道光帝“从之。”［41］巡按制度未能恢复。社会危机随即爆发。

［作者简介］林乾，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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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乾.论明代的总督巡抚制度［J］.社会科学辑刊，1988,(2) .

［4］明史.卷73.职官2.

［5］［7］［10］明会典.卷210，211，211 ［M］.北京：中华书局，1989.

［6］赵翼.陔余丛考.卷26［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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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17］叶梦珠.阅世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72.

［13］王庆云.石渠余纪［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53.

［15］文献征存录.卷2.李森先.

［16］道光.重修平度州志.卷28.

［18］清世祖实录.卷92、97、83、137、138、139.

［19］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第二册.总督年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0］清史稿.卷239.

［21］谈迁.北游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0.407-410.

［22］［23］清圣祖实录.卷140、141、142.

［25］明清史料.丙编五本.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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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军机处朱批奏折.徐聚伦折.无年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8］［30］庄吉发.故宫档案述要［M］.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83.13,14.

［29］［31］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64,173.

［32］清世宗实.录卷29.

［33］清朝文献通考.卷60；清世宗实录.卷35、38.

［34］吴振棫.养吉斋丛录［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31.

［35］清经世文编.卷18.吏政.官制.

［36］军机处朱批奏折.李兰折.雍正元年二月初四日.

［37］军机处朱批奏折.俞兆岳折.乾隆元年三月二十八日.

［38］清高宗实录.卷1367.

［39］军机处录副奏折.冯赞勋折.道光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40］军机处录副奏折.大学士等折.道光十二年七月初六日.

［41］清宣宗实录.卷214.

　　一位在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了许多年的老朋友，由于长期抵制卖官，至今仍然工作在纪检监察工作的第一线。在这位朋友这些年的工作经历中，不是由于上级将已经掌握了足够证据的案件按了下来，就是同事中的走风漏气，使大量涉及企业人员犯罪的腐败案件无法立案调查。

　　朋友并没有因此消极气馁，而是长期坚持将线索信息记录下来，以备日后国企反腐败之用。这些年来，经过朋友们的长期总结，系统的归纳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主要渠道，及与地方官员的相互关系。

　　公开贪污是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渠道之一。

　　在今天，姓“公”的财产难以找到舍命维护其利益的动力，国有资产就是大家的资产等等，一些流传时间很长的观念正是国有资产成为“大家拿”的主要原因。从国企改制前的顺走两箱烟，两箱酒，几桶油漆行贿官员，自家私用，到如今的动则几十万，上百万的现金被一纸发票冲抵账目，归为己有；采购一千吨煤，回来的发票却是一千二百吨，供货商配合采购人员，入库人员，企业高中管中饱私囊，维护供销关系；招标中场外运作定乾坤，未招先中，双方各得其所；催收货款或减半入账，或整笔失踪，做坏账处理后相关人员各自分成；对外投资长期不见效益，最终以投资失败进入减持坏账准备，中间账目没人能够查的清除，相关人员却因为投资失败成为有钱人，企业高管的红人；

　　这样的谁也说不清的问题在许多国有企业都长期存在过，有的手段经过与时俱进的演化，通过更多权势岗位人员的参与，变的更加有恃无恐。以致长期被业绩，关系网所掩盖，而长期无人追究，不了了之。

　　在今天，有这样一位省属大型国企退休高管能够在深圳买得起两套独院别墅，能够拥有青岛、威海、北戴河、长白山等多处房产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即便是这样的铁证事实摆在面前，这类案件仍然可以长期不了了之。其原因就在于利益链条完备。

　　利用职权盗窃是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渠道之二。

　　一位国企中层管理人员一夜之间就转移走一百多吨优质钢材，其成本分摊到其它产品上做账处理；以公司的名义签订的项目却不在公司内部生产，人力、原材料却都是公司派遣供货，产品合同、货款不入公司帐，原材料进入其它产品名下，下属人财物主管分赃息事宁人；一家央企子公司所有的高管名下都有自主经营的个人工厂。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这家公司常年将下属子公司的订单分为三六九等，甚至将成台设备合同分解，按照部件从新定价，将所有预期利润全部集中到外委加工部分，自我管理出高利润产品中饱私囊，实现自我发展；

　　一家央企子公司的员工说到了这样的奇怪现象：“每年都是同样的加班连点工作，每年的收入总是不见增长，可每年的亏损额却相差得很悬殊，上一年亏损两千多万，下一年就可以猛增到亏损五千多万元；”其实这就是高管利益分配中的顾此失彼现象。

　　行贿受贿是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渠道之三。

　　资产流失的漏洞多了，就会出现没有钱治理污染，没有钱兼顾职工各方面利益等问题，于是就面临着经常性的环保机关、安全监督机关等经常来收罚款，政府党政机关经常来了结职工检举揭发的问题。为了平息这类问题，又要少花钱，于是许多企业就要自备小金库。无需开罚单，每次拿走三五万，八九万现金了事。如此循环，深谙此道的执法人员、官员越来越多，小金库越来越大，大头发票需求量越来越多，商企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甚至在上级机关对企业财务进行例行抽查，对企业安全、环保、党建监督等日常工作检查中，检查人员也常常是不提问题，只是直接索要钱物，企业人员也从不还价，照单全数送上。甚至已经涉及违法经营的重大安全事故，一次死伤十余人照样可以通过权钱交易，疏通关系，不了了之，甚或与权要人物结为利益联盟，共同发展。

　　久而久之，节假日组织慰问相关机关也成为了一些企业的制度。常年包租高档酒店客房，对上级官员，集团高管提供色情接待服务，周末高管自娱自乐。

　　买官卖官是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渠道之四。

　　这位朋友披露了一家省属国企换届这一年的重大异常现象：当年初，这家企业签订了一件大型冶金设备的合同，财务人员根据当时的生产资料价格状况估算，这项合同的边际利润合同总价要达到一千三百万元才能形成盈利，但合同的承接总价却只有六百多万元；一件超大型冶金设备制造合同，边际利润合同总价不应少于伍佰万元，公司却以一百五十多万元承接了合同；一家企业的整体大型结构件合同，测算边际利润总价应为八百多万元，公司又以三百多万元承接了下来；

　　当年这家企业共承担了这类巨亏合同六项，经营业绩由上一年度的盈利两百多万元直落到当年亏损两千多万元，员工工资被减发了一半左右。

　　按照当年内部传出的定价，每位候选企业高管三百万的价格，这家公司换届共需两千多万元的“费用”，由此，这家国企换届需要的买官费用应该是找到了来源。而这种来源通道，对方企业是不可能免费提供风险服务的。

　　由于企业高管的买官问题已经半公开化了，中层、基层的主管岗位也就因此明码标价了，甚至申报中级职称，高级职称也被列为了权钱交易的名录。企业管理因此也就进入了恶性循环，生产经营增值能力也就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愿意说得清楚了。

　　也正是因为后一条渠道是畅通的，前几条渠道才能长期畅通无阻，构成了一个国企内部资产长期外流的大环境。

　　2012年3月13日

　　长期盯着国企资产，肆意免费鲸吞国有资产大餐的不仅仅是国企高中管们，一些地方官员早已经对坦然就餐渠道，方式方法轻车熟路。一些官员甚至像人们养宠物那样，长期利用职权，公然为一些国企硕鼠高管，中管等做保护伞。有些已经不惜以身试法，公然参与分食国资大蛋糕，收取保护费。

　　一些地方官员或出于自身政绩考虑，或因为利益之争，或是将政坛上的权力角逐延伸到了对国企利益控制权的较量，使国有资产安全成为了不同利益集团，既得利益与长期利益之争的牺牲品。

　　地方官员利益之争是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渠道之五。

　　朋友对一家原属于省属企业，领导班子换届之后不久就被下放到当地市属企业管理。维持了两年之后，这家企业又被一家央企收购。

　　仅从时间上来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企业的归属就从下放到市属企业又急速升格为央企子公司，显然，这种短时间内的地位变化是无法解释清楚这家企业的行业地位重要还是不重要的。

　　之后借助工作之便，从省里一些朋友那里了解到，由于在这家企业班子换届期间，各相关职能机关不同程度的介入了班子成员的推荐，各方势力之间的控制权角逐出现了问题，各方势力之间各不相让，其中的卖官，扶持自己人等腐败问题已经败露，无法摆平，于是，在问题已然暴露，无法作出裁决的情况之下，这家国企先是被下放处理，后是通过转嫁给央企试图断绝各方利益的角逐根源。

　　在一些国企高管与地方官员结伙从事腐败活动的环境之下，很多事情并不是一些官员想得那么简单。在转让这家企业的运作过程中，由于仍然存在着各方利益的操纵问题，当这家企业被央企正式接管之后，央企在高管人选上明显倾向于了其中一方的意见，用人问题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

　　角逐就这样又继续下去了。一方势力接二连三的将这家企业的得势新高管推荐为省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授予省各种先进人物称号，进而又推荐为全国党代会代表。另一派势力则通过当地市政府运作，动员这家企业加入振兴当地产业的领头羊。但这家企业现任老总并不买当地政府的帐，不仅不予配合，还大张旗鼓的搞起了转移盗窃国有资产的活动。

　　于是当地政府就下决心扶持了一家同类产品的民营企业，给予了各种政策，金融支持。时隔数年之后，在这家企业内部腐败问题积累，竞争对手乘势发展，重新分割市场的运作中，后起借势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目前已经抢占了这家国企产品市场的半壁江山。这家国企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又重新回到了十年前刚换完班子时的经营状况。生产业绩大幅下降，产品竞争力难以为继，员工收入数年没有明显增长。

　　国企高管与地方官员勾结互利，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渠道之六。

　　还是在这座城市里，原隶属于市属国企的一家企业，十年前，在地方政府与原企业高管的运作下，企业高管通过银行贷款的形式收购了自家国有资产，在没有产生一分钱注资的情况下，企业从此成为了这位高管的私营合资企业，前高管成为了合资企业的董事长，几个合伙人（原企业副职）担任了相应的主管高管。

　　改制过去十年了，这家企业的经营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营业收入增长了数倍，员工收入在改制那一年增加了20%之后，至今没有再增加过。只是承包工程的项目经理们可以拿到相应的提成了。

　　分离优质资产上市融资是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渠道之七。

　　在一些国有企业以每隔数年就会出现一轮业绩过山车式的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依附于这些国企的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却是雨后春笋般的发展了起来。

　　朋友长期关注了这样一家数年前才成立的私营合资企业。这家企业的原始股东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高中管们。十几年前，在这些人尚没有退休之前，就通过入股的形式在国有公司内部成立了这家不挂牌的股份公司，主要经营方式是从市场关系中拿到订单，利用国企的设备、原料、技术、人力完成加工，交付用户。其中的成本主要是用工费，其它费用均由国企负担。

　　数年前，这家滋生在国企内部的股份公司的产品与原国有公司分离脱钩了，这个时候，这家股份公司已经在当地开发区拥有了自己的厂房设备，挂出了公司的牌子，并且从原国企带出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经营人员、技术工人，最初，这些人主要是从原国企内退的员工，后来经过几年的努力，又先后从原国企吸收过来一批中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经营业务人员、技术工人。员工队伍不断壮大。

　　经过数年的经营，这家股份公司将原国企的多名技术骨干笼络到旗下，两家公司的经营发展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鼓励企业分离优质资产上市融资”的政策，又为这家民营公司冲抵债务找到了出路。于是，这家公司聘请了在上海一家大型证券公司工作的好友为其运作上市融资业务，计划通过上市融资冲掉银行债务，实现原股东股本快速增值。

　　新的利润增长点常常演变为财产流失点是国有资产流失主渠道只八。

　　有这样一家大型国有公司，产品技术具有明显的市场垄断性，经营状况蒸蒸日上，公司业绩无后顾之忧。也就在这种状况下，企业高管力排众异，启用了一位“有开拓思维”的副总。

　　这位副总任职之后立即提出了“多面出击，遍地开花”的新的经济增长思路。在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这家公司旗下就组建成立了数十家小公司。母公司为这些小公司分别提供了启动资金，有的还被授权使用公司生产资源，经营相同的产品。

　　日后这些小公司的用人问题就逐渐发酵了。一些公司自成立以来就没有盈利过，一些公司经营利润是截留母公司的，一些公司甚至长期主业不清，一些公司随意立项，套取母公司不断提供的资金到处乱投资。

　　数年之后，当这家国企被迫班子整体换届时，这些小公司中只有两家微利公司了，企业为这些小公司先后垫付的，注资的资产所剩无几。母公司由于长期缺乏流动资金，生产状况已是今非昔比，员工工资长期被拖欠，产品质量问题频出，每年赔付用户资金都要从银行借贷。而当年参与小公司经营的人员许多已经成为了其它公司的股东，甚至前十大股东。那位副总被安排在新班子里，出任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

　　一个往日肥的流油的国有大型公司就这样在“多面出击，遍地开花”旗帜下，变为了负债累累的濒危公司。而运作多种经营的一些国企蛀虫各得其所，成功的完成了财富积累，推动者被各方势力看好，提拔重用。

　　2012年3月18日

　　这些年来，这位朋友在接访，受命调查的一些国企案件中了解到了大量的国有资产被盗窃，被企业内外人员通过各种理由、手段转移，充做社会腐败资金等问题。同时由于阻力较大，大多数案件难以立案，一面是国资安全问题日益严重，一面又是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保护伞作用，使大量案件长期不了了之，主要案件当事人甚至仕途畅通，非法行为日益猖狂。为此，这位朋友还坦诚直言了对当前社会问题的担忧。

　　朋友感到当前社会一个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现象，即：一些国企常常向官场腐败势力输送资金，意在与官为盟，维护国企内部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非法获取国有资产的作案环境，实现高中管暴富计划。一些民企、私企向黑社会势力输送资金，向一些贪官纳贡，以保企业不受或少受各方干扰，维护偷税漏税，规避行政监管，商业官司等增利环境。导致国家打黑除恶，反腐除贪行动举步维艰，经常有打黑英雄，反腐英雄或被拖下水，或被公然迫害。

　　一些官员滥用财政资金，股市资金，银行资金做政绩，甚至不顾大多数投资者一年承受30%巨额亏损的现实问题，利用各种手段一年打掉股指指数四分之三，房价泡沫吹大了才采取治理等等，都一再证明，一些官员并不是真心为民办事，而是处心积虑的在做政绩。这才是我们国家当前最危险的形势和局面。

　　在与朋友们多年的交往过程中，大家深切的感受到，这些朋友与他们的更多的朋友对治理国企腐败，根除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问题的急切愿望和期待。

　　时至今日，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问题始终是国企改革当中没有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将自主经营解读为无条件的承包制，是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主要政策曲解问题，将自我发展解读为大力度的排除监督“干扰”，肆意任用腐败同伙出任国企党委、纪委、工会高管，丧失国企内部监督职能的政治管理问题。

　　不难理解，将国有财产交予一批投机分子，党内政客管理，就相当于将涉及国家重要经济利益的主要资产交予了社会奸商，市井市侩去管理，将社会主要就业群体的劳动分配权交予了承包商全权决断。在这样的管理格局之下，管理者群体首先会满足什么利益？其满足私欲的底线在哪里？有多少国有资产收益权是通过按劳分配原则下完成的？又有多少国有资产最终改制为了私有资产？

　　显然，在公有制的环境中，没有监督的权力是容易滋生腐败的权力，没有规矩的分配体制是无法保证按劳分配的基本底线的分配格局，腐败势力云集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现状将会酿成国家经济灾难的后果。

　　在国有资产经营中，一个集团给下属子公司老总设计的年薪为30万元，而在公司多年经营状况每况愈下，职工十几年承受着超负荷，超法定劳动强度，收入多年没有增长的情况下，企业高管的年实际收入已经超过了集团设定的收入标准的十几倍。且职工连续向集团反映，集团高管却长期持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放纵这种状况长期存在。如此国企管理怎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怎能阻止人民群众对国企腐败的声讨谴责？怎能安抚员工们的愤怒情绪？

　　事实就在眼前，当务之急就是要挽救国有资产监管长期丧失的权力，彻底清理国企硕鼠，铲除地方官员通过经营国有资产获得买官卖官，行贿受贿，挥霍国有财产等官场运作资金的渠道。将国有资产的经营收益权重新回归到为人民服务的功能上来。这就是一大批反腐败人士、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之努力奋斗，坚持不懈的与腐败势力斗争的真正目的。

　　我们的朋友们都敬重支持这些朋友们的社会责任义举，也希望包括网管在内的广大的人民群众支持参与到净化社会环境的行动中来。毕竟直发牢骚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请相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我们的社会中同样有效。

　　2012年3月19日

　　三年前，我们在天涯经坛发表了《国有资产隐性流失的主要通道》，时过境迁，三年之后的今天，打老虎、国企改革的社会环境不仅激发了全国人民对净化社会环境的期望变为了希望，一些国企高管层人士也感受到了社会政治环境压力，一些地方官员与国企腐败势力至今不思悔过，顶风采取了与时俱进手段，以更加隐蔽的，更加模糊的、更加依附政策边际的多种手段，变本加厉的仍然操纵着国有资产规模化转移，高效率进入私人帐下。

　　还是这位朋友的记录，窥探其行为轨迹，只是清晰的感受到一些国企高管们仿佛变得更加聪明了：

　　合同转移与减员增效手段并用是国有资产流失主要通道之九

　　十年前，一家省属国有企业因为资产控制权派系争斗不止，不仅扰乱了省级机关之间的秩序，企业内部两大派系之间的调和问题牵动着各大机关利益派系缠斗的问题，也使省里无从下手治理，于是，这家省属国企先是下放为市属企业，继而运作由一家央企兼并收购。

　　问题就从这个环节开始恶化了。央企兼并收购运作中不仅有资产的运作，还同时加入了官企派系势力的角逐。最终结果以“消除内耗”为由排挤走了一派的领导，继而这一派的人员受到内部排斥陆续离开了国企加盟到了一家民企。

　　获胜的一派先是利用政策为大获全胜的各级管理人员大幅度的增加了薪酬、福利，通过推行全员合同制改革，利用买断工龄政策向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发放了一笔丰厚的一次性身份置换工龄补偿金。

　　先是对中层管理人员大幅调整，细化了合同分拆加工效率，强化了对外协作力度，使大量合同实现了分拆高效生产，分拆计价，分块委托给外协厂家生产。

　　接着是大刀阔斧的更新设备，压缩主要加工设备使用年限，淘汰一批不算太陈旧的一线生产设备。

　　继而，大刀阔斧的加力实施减员增效业绩考核，放宽内退条件，使大量年富力强，技术业务娴熟的50岁以上员工离开了企业，回家养老。

　　这样运作一段时间之后人们才发现，外委出去的配套设备产品价格明显高于留在企业内部加工的同类产品，且加工难度，质量要求均低于内部加工部分。再后来员工们发现，国企内部的产品加工质量效率越来越不如外委产品了。最后员工们倒腾明白了，外委的加工协作企业都是企业老总们的亲属企业，被“淘汰”的设备大都进了这些企业，内退的大量员工也进入了这些企业，这些企业的效益增长水平远高于处于这个生产经营核心部位的自家国企，一些大型产品完成毛坯制作后就直接外运加工，成品直接发往用户。

　　到了2013年社会政治风向快速转向之前，这个生产经营局面已经定型，逆转困难了。这时已经出现了国企员工人数已经大幅度减少，但仍然出现设备员工经常闲着没事做，外围加工的协作产品照样满足供应。国企已经出现了连年亏损，而协作企业的业绩早已完成了跳跃式发展期，且仍在逐年快速增长，并将大量利润投向了其它产业。

　　成立合伙企业是国有资产流失主要通道之十

　　八年前，一家从国企分流出的员工在当地开发区成立了一家民营合伙企业，企业的注册资本金是少数几个原国企员工出资的，企业的员工也是陆续从这家国企离职、内退、减员下来的。

　　人们不难看到的是，这些人中的骨干人员大都是在国企工作期间就非常忙，但企业考核常常被排在末位，却没有一人一次做下岗处理的。

　　更明显的是，这家合伙企业成立以来发展扩张速度意想不到的快，对原国企员工的吸引力优势日趋明显，一些原国企的管理技术生产骨干人员也义无返顾的加盟了进来。

　　据后来因经济纠纷离开了这家合伙企业的一位管理人员介绍，这家企业的大股东有的还留在那家国企担任公司高中管，国企的一系列政策都在暗中支持这家合资企业的发展，甚至国企一些骨干员工跳槽到这里都异常顺利，基本没有遇阻。

　　国企高管与券商协作共赢是国有资产流失主要通道之十一

　　十几年前，一家大型国企上市公司内部职工股即将上市流通了，按照当时许多上市公司的做法，这家企业通过班子会集体决定出资两亿元委托一家券商托市，帮助内部职工股卖出一个好价钱。

　　两亿资金到账，内部职工股正是流通当天公司股价高开高走，持续一个小时后达到了顶点，之后股价反复震荡直至上午收盘。接下来股价就开始下跌，一周时间股价跌去三分之一。

　　时隔不久，公司传出消息，受托托市的那家券商关门歇业了；随后一段时间公司内部又流传消息，老总的儿子许久没有消息了，其所有的同学都无法再找到其下落。一年之后，有人说在日本看到了他，随之又有人说在韩国看到了他，再之后有人证实这位公子在香港、深圳都添置了房产；

　　一年后，公司领导班子换届，新班子中有人质疑内部职工股上市首日上午，本公司股票总成交量没有超过两亿资金，当时出资托市的两亿资金最多只用掉了一半。不知道是什么人将此事告到了省里，随后省里委托市审计机关对公司财务资产状况进行整体审计。

　　一些知晓更多的事情的人的预料真的发生了，审计机关到位翻底账的第三天，前任班子的总会计师暴病死于家中，继而，审计机关人员工作热情陡然谢落。事后人们才知晓，公司的账上没有显示有两亿托市资金转出，公司的账面实际坏账达到了四亿多元，公司负债率93%，没有可能再拿到银行贷款。

　　一位纪检监察机关的老手一语道破了天机：“这种投资损失的帐没人愿意碰，对当事人定罪，最重不过集体决策失误，法律、党纪政纪都没有量刑定位。再之，定罪如锤下，等于承认了损失既成事实，日后的变数责任谁也说不清。否认当事人有过错？谁心里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因此，按照同业惯例-----责任由领导来定，领导拍板要实际证据，投资被套三五年看不出结果，扯皮的事还没搞清楚，届时新班子的事或已经东窗事发，或已经摆平了贪嘴、贪银子的主事们，久而久之，这就成了业内的潜规则，没人再敢淌这类案件的浑水了。

　　国企高管与民间资本协作置换国有资产是国有资产流失主要通道之十二

　　一位三年前退休的国企高管背后背着国企员工们的一堆非议，有说这位老总卷走了一亿资金，有说卷走了两亿不止，员工们的检举依据就是，总资产规模只有十几亿的企业，这位高管经营最后两三年就形成了由应收账款、质量赔付金等导致的注销坏账四个多亿。在员工中确有准确数字检举的，却始终没有招来执法执纪机关的核实调查。

　　后来的一些证据显示，这位国企原高管在任期间就结交了一批省里国企高管任命机关的官员、社会民企经营者、社会贤达人员等，与某券商的关系非同一般。

　　退休之前，这位高管就与一些民企老板关系甚密，并在利用官商关系帮助一些民企申请上市融资。在其退休之前，一家民企上市成功，公司股票自上市交易起就连续大幅上涨，积累了一定涨幅之后，神秘资本不惜高位买套，吸引大量市场资本一同被套在了高位，券商、上市之初潜伏进去的民间资本高位套现成功离场。

　　一位熟知券商业潜规则的朋友介绍，这些高位接套的资金都不是圈外的，只是苦了跟风追套的市场散户，圈内的被套资金不会损失一分，还会另外得到一笔不菲的佣金。最大的收益来源还在于上市前的原始股东收益数十倍于入股资本。

　　显然，员工们对这位原国企高管的模糊非议线索已经浮出了水面，即便日后东窗事发，方方面面都做了布局，有民间资本的灵活运筹，有另一个圈里的运作规则发挥作用，这位国企前高管也肥的流油的完成了退休前的运作。

　　双向或多向联手互助是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通道之十三

　　二十多年前当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涌动着第一次群众自发的反腐败高潮时，人们就发现，一些官员、企事业单位高管为了将子女、亲友即安置的有前途，又不招惹世人的眼球，相继传授采取了张厂长热心安置了李厂长的儿子，孙主任又招进了张厂长的女儿，在李厂长特别关照下孙主任的女婿又成为了厂里最年轻的中层干部。

　　二十多年后，在中央发动的第二次反腐败高潮的形势下，人们又发现，这种双向或多向联手互动的利益关系发展到了获取国有、社会大众财富、联网互助互动的方向。李总的企业只认孙主任关照的供货厂商的材料配套产品，张总总能顺利拿到孙主任那边发来的订单，李总、张总总是被员工检举举报纠缠不休，但每次总会有人格外关照，“告也没用，没人理你”员工们每次等到的无一例外的都是这样的结果。尽管采购的东西质量不高，价格不便宜，但每次招标都不会有意外。

　　后面的结果自然不难预料，三个单位的经济效益每况愈下，三个单位的当家人们却从来没有为此犯过难。有知道内情的员工甚至一五一十的将老总的转移国有资产主要通道、手段、大致数额都端给了执法执纪机关，却仍然是“告也没用，没人理你”的结局。

　　科研成果兜圈子卖是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通道之十四

　　“国企就是一所实习学校，就是一家有实力的科研院所”这话在国企圈子里说了不知道有多少年了，十几年前，人们听习惯了这其中的褒贬内涵，这几年当国企圈子里的人们听到这些时有的会心领神会的一笑了之，有的会隐隐作痛的强咽下早已无奈的牢骚，有的会甩出一句“国家的企业就该帮助地方企业”这让谁听了都有五味瓶子翻了一地的话。

　　说是天机，其实不如说是一些人早已玩的随心所欲的市场经济游戏。许多员工都知道所在的国企立项攻关某生产材料工艺技术许多年了，但总会有一些与这家国企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民企、私企先于国企使用上了这些新技术。于是，国企告民企、私企剽窃国企科研成果，民企、私企总能拿出证据证明科研成果是自家的产品，中间撮合之后，国企出巨资买回了这些“科研产品”。这样的竞争循环往复，往而复始，国有企业竞争不过民企私企在许多地方就不再是不可思议的事了。

　　以至这些民企私企又要上市融资了，员工们才发现，一些原国企的骨干技术研发人员已经是民企私企的大股东了。一些知情的人们还知道，而这些大股东背后的大股东仍然是国企的当家人，总后勤。

　　这些年对这事知根底的国企员工并不在少数，但敢于道破天机的员工寥寥无几，根上的问题正是“减员增效”好政策被一批居心叵测的高管们充分发挥利用了。

　　小金库扮演的金钥匙角色是国有资产流失通道之十五

　　直到几年前各级国有资产监管机关还在狠批的小金库问题今天不少人终于明白了，这个小金库的作用可不是简单的攻关经费、消遣经费、腐化消费那么简单的角色。

　　从其主要来源上就不难辨别其性质，一是大头发票转出账外的资金，二是商贸往来回扣有意缴公的资金，三是协作厂商送礼、馈赠等不好处理的资金，还有一个少有人知晓的来路，已经注销了的应收坏账，由于双方又开始合作关系重新复活了的资金，由于前任已经离职，后任不知底细不敢乱收的资金。

　　当下，这些小金库的资金已经被一些企事业单位用活了，环保机关上门查排污，私下送上几万、几十万这事就撂了。接着低成本生产，再查再送；税务机关联税检查，不规范的业务往来票据也可以私下了结，10%，20%的回礼这事也就过去了；常到上级监管机关走走，日常的问题基本上就摆平了；换班子的时候这里的文章还要靠小金库使足劲，几笔“装孙子”合同下来，几百万、上千万账外资金就打入了莫名账户，从此，大力发展协作生产经营转移资产，商企、官企勾结转移资产，包高档酒店休闲场所花天酒地，出资雇人截访、删帖、造谣惑众、联谊执法执纪人员-------。总之，新班子做什么生意？怎么个做法都可以作为创新，甚至可以名利双收，以致把企业折腾到亏损仍然是“好家伙”。

　　投其所好，扶持地方经济是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通道之十六

　　自从GDP考核干部以来：当地的GDP曲线走势已经成了不少地方官员的命根子，仕途的基础条件，辅之以敲门砖的投其所好，也就成为了许多年中官场游戏的核心内容。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官场就有了名正言顺的发展经验，地方GDP走势好，一靠财政融资能力，二靠大国企的火车头作用，三靠争取中央项目落地生根。这种发展经验也不例外的被一些国企老总们看好。

　　一座不太大的城市里只有一家省属大型国企，这家国企的新班子也是按照潜规则优胜劣汰而来，上下左右都有坚固的保护伞、防护网，地方政府的利益自然很容易与国企老总们的利益达成默契。

　　十几年前，市里的新领导带来了新思路，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这家国企没有应邀参与扶持市里点名的民企，而是另外拉进了一批以往没有被人发现的民企私企，既然都有拉动地方经济的显现作用，市里的新领导也没必要围着一些生面孔做文章了。

　　当数年之后，人们发现这家国企的扶持对象没有一家外人，都是本企业核心成员的家族企业、亲属企业、主要个人注资企业时，市里的新领导已经功德圆满，另有重用了。新来的领导们自有自己该忙的事，没人会为得罪前任干傻事了。

　　由此，当地人、这家国企的员工们、窝着一肚子火的小公务员们都相信了：“民告官？门都没有；”的前人经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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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叫起真来，社会上更多的竞争型国企员工们的经济利益长期受到层层盘剥，员工权益被用滥了的改革放权政策长期压制，社会上公务员的名声越来越臭，社会基层人员的人格尊严长期被任意蹂躏。可以说没有多少社会基层人员会满足于这样的现状，反腐败的愿望、热情不言而喻。

　　也让人不难感受的问题却依然存在，即热情反腐败，又少有人愿做出头鸟，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至今显而易见：

　　许多央企子公司的腐败问题至今地方上无从插手治理，源于经济利益格局权限所限，也源于腐败势力成员触角至今讳莫如深，令人难测。做和平官强于、易于做时代官，先锋官，百姓官的社会环境依然存在，反腐改革大潮涌动取向尚未明朗。

　　买官卖官泛滥是腐败泛滥的真正动力，这个社会演变逻辑关系谁都明白，至今买官卖官案件查处锋芒尚不凸显，甚至实例检举数年、十数年的案子至今仍然处在不了了之状态，难免使“一些大老虎是否能被掀翻？”的疑虑成为反腐败、深化改革的现实障碍。

　　一家央企子公司一些员工不堪忍受历史企业腐败，现实腐败势力仍在变本加厉霍霍国有资产问题，实例数据检举到省里，不了了之；检举到高层执法执纪机关，也长时间不见有老虎胆怯、员工兴奋的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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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正是我们当前许多基层人员疑惑的关节点。

　　追根溯源，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在于十几年前就已经形成的买官卖官社会化、全行业化泛滥问题，顺理成章，只有抓住抓死十几年前就已经发生的买官卖官典型案例，抽丝剥茧，疏通脉络，做实案件才能够摆脱“线索众多混乱，核心重点难找难定位”的反腐败被动局面，困扰局面。

　　2015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