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最终杀向伯明翰之前，金拖延了三个月，旨在与各方各面预先通气。新年伊始他就来到华盛顿，与司法部长私下碰了碰头。此次会面没有留下记录，但是间接证据表明罗伯特.肯尼迪正在越发深入地承担起金与胡佛的中间人这一角色，一方面主动迎合这两个人，同时又在他们面前强调另外一方的缺点。离开华盛顿的时候金很不情愿地意识到，针对奥德尔通共的指责并不能像他在去年秋天尝试过的那样轻而易举地打发掉。他无奈地通知奥德尔说，他需要一份“纸质证明”来表示他已经认真处理了奥德尔通共的指控。他要求出示一份奥德尔与美共联系的书面证明，还让奥德尔以书面形式重申他奉行非暴力并且效忠于美式政府的立场。奥德尔答应了这些要求之后，金请求克拉伦斯.琼斯写信给罗伯特.肯尼迪，利用奥德尔的声明来证明金让他继续在领导大会工作的决定正当合理。琼斯很清楚金的身边环绕着怎样疑神疑鬼的敌视氛围，也知道罗伯特手下的官员多么喜欢保密，因此将信件草稿当中每一处奥德尔的名字都涂抹掉了。

金保护奥德尔的代价相对来说不算太大。但是对他来说，这场偷偷摸摸、毫无体面可言的品格调查无非是空耗精力的多此一举。肯尼迪政府对于这种事的额外关注标志着当局在基调与实质上都正在与民权运动渐行渐远。肯尼迪总统有一次接受黑人报纸的背景访谈，认为美国在种族问题方面并不存在“严重分隔”，当局可以通过促进教育改良与经济增长的整体性政策来解决黑人面对的问题。总统的民权事务助理李.怀特只会对总统说他想听的话——黑人人口“总体来说情绪非常稳定”。金与司法部长会面的时候在他的办公室里直接与肯尼迪总统通了电话，恳请总统在不久后的国情咨文演讲当中提一下民权立法问题，这场演讲将会标志肯尼迪在白宫执政第三年的开端。迄今为止，肯尼迪还从来没有推动过1960年民主党政纲当中承诺过的民权立法，而且再次决定要推迟民权立法。总统认为当时承诺的民权立法永远不会得到通过。与其徒劳无益地摆出成本高昂的姿态，向国会呈交肯定通不过的法案，倒不如多任命几位支持民权的官员以及多签发几份行政命令。

总统提到的行政命令只能让金更加失望，因为他知道肯尼迪总统这是在含蓄地拒绝发布任何林肯风格的反对种族隔离法律宣言。在林肯诞辰当天迈出历史性一步的最后一次象征性机会就这样错过了，肯尼迪政府决定按照路易斯.马丁的设想利用白宫招待会来纪念这一天。马丁和他的盟友们面向各个群体的众多黑人精英阶层发出了一千份邀请函。大学校长群体的受邀嘉宾包括霍华德大学校长纳布里特，牧师群体的受邀嘉宾包括J.H.杰克逊。哈莱姆文艺复兴的健在文人之一兰斯顿.休斯也在受邀之列。马丁热情地吹嘘道，肯尼迪总统在这一个晚上邀请的黑人宾客数量将会超过白宫历史上的总和。

与此同时，白宫将所有媒体宣传都牢牢攥在了自己手里。即将到来的盛会一方面要最大程度地在个人层面奉承各位宾客，另一方面也要尽量在政治层面控制公众影响，尤其是不能影响到白人。大部分宾客都不介意肯尼迪政府斤斤计较公关问题的做法。他们认为请柬本身不仅在个人层面是一份厚礼，而且在政治层面也大有裨益——在象征最高权力的殿堂里度过一夜，与肯尼迪结成相互托付的盟友，这样的机会极为难得，就算为此要保持低调他们也认了。就连黑人报界也遏制住了一贯的大鸣大放作风，特意淡化了对于本次事件的报道。惯于传播八卦的《黑玉》杂志很不客气地斥责了受邀宾客之一，夜店明星迪克.格雷戈里，因为他试图利用请柬为自己的表演做宣传：“宝贝，肯尼迪总统请你做客可不是为了让你到处招摇。”

仅仅在六年前，金曾经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巧使手段获得了白宫的邀请。造访白宫之后的演讲显然表明他很渴望能有更多机会出入于盛装华服的顶层权力场合。可是如今他却成了极少数对于受邀前往白宫另有想法的人。直到2月4日他依旧没能打定主意。这一天他和沃克开车来到了“可怕”的特雷尔县郊区。一座去年夏天被烧毁的当地教堂正式破土重建，金在开工仪式现场发表了讲话。然后他又从佐治亚州南部飞到纽约，在美国犹太人大会上进行了致辞。这场致辞对于金来说很重要，因为斯坦利.利维森促使美国犹太人大会在苏利文诽谤案当中成为了民权阵营的主要支持者。阿拉巴马州法院判处苏利文案件被告赔偿五十万美元——这是1960年静坐运动开始之前阿拉巴马州法院针对金的伪证指控所作出的第一批若干项惩罚之一——而美国最高法院刚刚接受了针对这一判决结果的复核。最高法院即将做出的最终判决引起了宪政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因为判决结果很可能深刻影响到宪法第一修正案。

在参加美国犹太人大会募捐集会之前，金与利维森碰了碰头，最终下定决心抵制肯尼迪的林肯生日招待会。此时白宫方面恰好在最后关头作出了会务安排调整。按照华盛顿的标准，这项调整使得接待会具有了几乎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肯尼迪的社交秘书鲍德.瑞奇告知客人，他们不必按照请柬上的指示前往白宫东大门报到，而是要先去西南门。总统夫妇将会在那里“特别邀请”他们进入白宫二楼的居住区参观。金发送了一份彬彬有礼却又言不由衷的电报，表达了自己对于不能赴会的遗憾之情。他在电报中表示柯瑞塔“即将生下我们的第四个孩子”，金本人也即将“出国”做演讲。但是柯瑞塔的预产期还有两个月，金的海外演讲也没有他所宣称的那样重要，这些说法仅仅只是托词而已。金在纽约为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进行了一场布道，又参加了几场募捐活动，随后就飞到牙买加度假去了。

金变成了一个终日沉思的人，整天都在考虑接下来的纵身一跃。在伯明翰运动之前的若干演讲当中，金重新谈起了曾经塑造了他的信仰的若干人物，似乎想要通过回归初心的方式为自己壮胆。他谈到了哈利.爱默生.福斯迪克——小洛克菲勒的河滨教堂的创建人。他引用福斯迪克关于可强制义务与不可强制义务之间的区别：“人为的律法保证公义，但更高层次的律法才能产生爱。没有任何行为准则能够迫使一位父亲去爱他的孩子。”他引用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马丁.布伯的话。在谈及宗教自由和心理自由对于人类性格发展的必要性时，他提到了田立克：“人之所以称为人，是因为他是自由的。”关于社会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必要性，他引用了康德的绝对律令原则，然后又加上了一段自己的观点：“两个彼此隔离的灵魂永远见不到上帝。”他引用了圣奥古斯丁的警告：“那些在其他人承受痛苦之际自己却要休息的人是娇嫩的乌龟，他们用耻辱来买取自己的安宁。”在标准演讲稿的手写补充当中，金恳求各家教会在自由遭遇危机之际舍弃安宁投身斗争，从而把自己从“尼布尔最近所谓的‘琐碎之罪’”当中挽救出来。

过去几个月以来，对于建制派教会势力的恼怒与不满逐渐从金的内心深处流露到了表层。多切斯特战略会议结束后，金来到芝加哥参加了一场历史悠久的宗教与种族年会。他告诉八百多位身份显赫的神职人员：“高尚的主张渗透进全社会的速度太慢了。”他呼吁教士群体要勇于牺牲：“如果我们认为宗教可以保护我们免受尘世的痛苦与挣扎，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他传达给所有神职人员的信息，无论身份与种族。尽管他正在面向芝加哥的自由派白人神职人员布道，但是周身上下却充溢着在自家门口以便以谢教会培养出来的直白怒火。“这么多黑人牧师开豪车住豪宅，却丝毫不关心供养他们的教众遭遇了怎样的疾苦创痛，此情此景简直令我感到恶心。我仿佛听到全能的上帝申斥道：‘停止你的大声讲道吧，不准你再将这些乱七八糟的俗物供奉堆到我的面前，因为你的手上满是污渍。我派遣你去服侍的人们亟需援助，而你的所作所为却表明你只关心你自己。’我似乎听到上帝宣称时辰已到，我们必须立刻挺身而出扫清宇宙当中的邪恶，因为上帝不会替我们完成所有工作。忽视这一点的教会必将面临被世人抛弃的危险。”

金也将内心深处的暴风雨带到了牙买加。仅仅几年前，怀亚特.沃克还曾经在这里教会了他如何打高尔夫球。然而自从自由乘车运动之后，金就将高尔夫当成了批判对象之一，认为这项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气息太重并且在气质上太过轻佻。沃克早就养成了银行家的习惯，认为每周三下午是他的“高尔夫球时间”。因此他一直在没完没了地与金争论金是否让民权运动过度干涉了他自己的私人生活。这次牙买加度假对于越发心事重重的金来说可谓求之不得。但是他刚刚跨过大海来到度假地，一连串迫切事务就跟了上来。洛杉矶的杜图唱片公司是美国第一家黑人所有并且影响力遍及全国的唱片公司，依靠录制里德.福克斯以及其他喜剧演员的录音而一炮打响。现在这家公司正在贩卖金演讲的盗版专辑。金担心对这家公司提起诉讼会显得他非常贪婪，破坏他今后与杜图唱片公司签订合同的机会。但沃克说服了他：如果他想保护自己为民权运动筹款的能力，那就别无选择，必须追究这家公司的责任。于是金要求杜图唱片公司赔偿二十万美元，并承诺将全部赔款捐献给领导大会。 接下来纽约第五大道的斯蒂芬.柯里尔寄来了一封措辞优雅的信件：他手下的泰康基金会正“重新审视我们的主要捐款承诺”，比如面向选民教育项目的捐款以及为多尔切斯特公民学校提供的津贴。柯里尔邀请金加入泰康基金会受托人行列，与其他入选慈善家进行圆桌协商，“评估一下到目前为止捐款项目为黑人带来了多少好处……并且再进行一场信息充分且细致深入的讨论，研究一下在可预见的未来应当期盼怎样的成果。”金历来不爱求人，但他却不得不忍受金钱管理者的任性而为——无论是像杜图公司那样散漫还是像泰康基金会受托人那样生硬。

2月8日，金还在牙买加度假的时候，罗伯特.肯尼迪的助手、负责国内安全部门的J.沃尔特.耶格利（J. Walter Yeagley）向胡佛呈交了一份备忘录，把胡佛吓了一跳。备忘录表示国内安全部门希望针对斯坦利.利维森是某颠覆组织成员一事进行刑事起诉。这是一项非同寻常的建议，因为司法部长久以来一直以宪法为依据严格限制以“成员身份”为罪名提起诉讼。这种罪名曾经是《史密斯法案》的惯常目标。这项法案促成了四十年代晚期的一系列共产党人公审，并且让赫伯特.菲尔伯里克（“我过的是三面人生”）作为联邦调查局线人而名扬全国。自从1956年以来，《史密斯法案》起诉就几乎销声匿迹了。这一年，时任司法部长罗伯特.布劳内尔规定，假如没有证据表明目标人物正在按照“暴力革命的实际计划”采取行动，那么司法部就不会对此人提出起诉。根据1950年的麦卡伦法案，司法部通常只会针对那些明明是全国级别美共干部却没有注册的人们提出诉讼。尽管就算根据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描述利维森也依然不符合以上两条标准的任何一条，然而耶格利却认为他是一名危险的美共爪牙，就像胡佛在保密文件当中一再主张的那样，因此司法部应该做好放弃限制的准备。如果能够通过起诉和审判干掉利维森——哪怕不能让他直接进监狱——那么司法部承担一点政治压力也是很值得的。在他的备忘录中，耶格利要求胡佛出示一份“当前的起诉总结报告”。

在联邦调查局，尽管胡佛和迪洛克在1月差点就要与金正式宣战，耶格利的倡议仍然非常不受欢迎。因为他的做法意味着联邦调查局将不得不主动证明自己针对利维森的指控确有实据。当然联邦调查局也可以推卸掉举证责任，承认所有针对利维森的指控都仅仅来自蔡尔兹兄弟（Childs brothers），不过这样一来胡佛就不得不让这两位重要线人在法庭上接受交叉质询。这两种前景对于胡佛来说都没有多少吸引力。胡佛更喜欢从事政治情报工作而不是亲自执法，因为执法意味着严格限制与各种风险，而政治情报工作的活动余地则要大得多。胡佛迫切想要另找出路，于是命令纽约办事处的情报人员另外找寻几位可能指证利维森的线人。手忙脚乱的特工们地询问了手下最能爆料的十四位线人，却发现没有一人见过利维森的姓名或照片。他们只得告诉胡佛这都是无用功。怀揣着最后的希望，胡佛命令罗德岛的特工去询问一位路易.布登兹（Louis Budenz）。此人曾在四十年代与莫里斯.蔡尔兹一同在《工人日报》工作。他与菲尔布里克堪称是史密斯法案审判当中最出名的一对头号证人。然而就连他也不认识利维森。

于是胡佛再一次开启了间谍专用的逃生门：之所以没有次一级证据指证利维森，恰恰说明了利维森的工作极其机密，甚至就连一般的美共办事人员都不知道。2月12日，肯尼迪总统举办林肯生日接待会的当天，胡佛写信给耶格利，告诉他联邦调查局可能不会提供有关利维森的“起诉摘要”，因为这些信息来自“身份极为敏感的线人，此人不能接受审问或出庭作证”。这句话无疑是赤裸裸的诈唬，显然胡佛已经使出了压箱底的招数。耶格利可以选择退避，也可以直接抗议皇帝没穿衣服。面对J.埃德加.胡佛的熏天权势，耶格利选择了退避。针对利维森与金的调查依然属于政治情报的范畴，正合胡佛的心意。此后不久，联邦调查局关于取证工作徒劳无益的内部报告被束之高阁，上面标志着“禁止宣传”。

在白宫这边，肯尼迪夫妇的派对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然后总统就在楼上生活区的拥挤人群中看到了小萨米.戴维斯。肯尼迪大吃一惊——按照李.怀特一年后的说法，总统当时“绝对吓得毛发倒竖”。就个人层面而言，总统并不讨厌戴维斯。事实上他也曾经在弗兰克.辛纳屈以及彼得.劳福德的陪同下与戴维斯有过交往，但那是在加州而不是在白宫。作为美国最有名的跨种族夫妻当中的丈夫，戴维斯注定会吸引等在楼下的新闻摄影师军团的集中关注，正是这一点最让总统感到坐立不安。肯尼迪担心他和戴维斯夫妇的合影将会为政敌们提供抹黑他的致命素材。此外作为一名颇具天赋的新闻观察员，他还意识到到萨米.戴维斯在白宫的照片将会极大地吸引新闻界的兴趣，从而刺破皮埃尔.塞林格围绕招待会精心构建的媒体静默屏障。

肯尼迪将助理们挨个拽进白宫各处的小房间里，想要知道小萨米.戴维斯究竟是如何通过大门的。这一点其实都是路易斯.马丁的功劳。在招待会筹备阶段，戴维斯的名字从宾客名单当中消失了好几次，而马丁则会锲而不舍地将他的名字反复添加回去。不过包括马丁在内的全体助理面对总统的质问都采取了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态度，认为肯定是哪一步筛选程序不知道出了什么纰漏。最后总统终于压抑住了情绪，开始着手处理实际问题：如何不让戴维斯出现在照片上，同时还不能惹他生气或者吸引新闻界的兴趣。助理们暗中商量对策，肯尼迪则继续迎接宾客。助理们想出了一招，让肯尼迪夫人赶在摄影记者获准进入白宫之间把戴维斯拉到一旁进行私下谈话。但是肯尼迪夫人接到指示之后没多久，恐慌的消息就蔓延了开来：肯尼迪夫人认为这项计划十分可恶，要么冒犯了她本人，要么违背了白宫的待客之道，要么侮辱了戴维斯或者戴维斯夫人——助理们也不确定她到底为什么生气，反正第一夫人拒绝下楼帮忙。肯尼迪总统本人不得不跑回楼上抚慰妻子。

对于李.怀特、路易斯.马丁以及其他总统助理来说，总统因为戴维斯到场而骤然爆发的愤怒确实令人难以忘怀。不过除此之外当天晚上的活动至少在表面上看来还算四平八稳。戴维斯的面容也确实没留下影像记录。此外这次招待会还收到了釜底抽薪的成效。尽管共和党也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各种林肯诞辰庆祝活动，但却没能拉拢最知名的黑人发言人前来助阵——白宫方面自然也意识到了招待会在党派争斗层面带来的间接收益。塞林格的新闻办公室将招待会仔细包装了一番，使其看起来只是肯尼迪总统随手办妥的一件小事。相比之下真正的大事则是他从民权委员会接收了一份林肯百年诞辰纪念报告。塞林格引导记者着重关注报告当中威胁性比较小的方面，比如市区学校的黑人学生人满为患。《纽约时代》发表了题为《民权斗争转移到北方》的文章，文中顺带提了一笔这场招待会，指出参与者包括“民权领袖与政府官员”。此外这篇文章略过了几乎所有与会宾客的姓名，仅仅提到了约翰逊副总统。对于路易斯.马丁来说，为了摧毁白宫的反黑人社会壁垒，难免要付出一定代价，这次的代价就是闪烁其词的宣传。尽管黑人社会讳莫如深，不过还是有人意识到了这次招待会的意义——比方说《新闻周刊》就认为这场非正式招待会堪称一座“里程碑”。话说回来，就算必须保密，马丁仍然自豪地认为自己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将整整一代黑人领袖放进了白宫的大门。事无巨细的会务安排严重消耗了他的精力，大约在金从牙买加回国的时候，他动身前往迈阿密疗养去了。

和金一起抵制肯尼迪派对的人很少，但都非常出名。比方说A.菲利普.兰道夫和克拉伦斯.米切尔都没买总统的面子，而且这两人也都比金更明确地表示她们之所以拒绝参加派对是为了抗议肯尼迪总统的胆怯与不作为。兰道夫对于当前局势忍无可忍，以至于几个月以来一直在与贝亚德.拉斯廷商量，重新发动他曾在1942年领导的华盛顿大进军。那一次他凭借诈唬手段促使罗斯福总统在军工部门实现了种族融合。协进会在华盛顿的首席说客米切尔也待在了家里，因为肯尼迪没有为他提供任何用来游说国会的材料。他对于肯尼迪的新边疆方针的评价远比他的老同僚罗伊.威尔金斯更低，以至坊间流传着他们两人长期不和的传闻。一连几个月来，米切尔一直在半遮半掩地警告肯尼迪政府，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未必就一定不会投靠共和党，因为国会里的共和党已经提出了反对种族隔离、反对就业歧视以及反对选民恐吓的法案——涵盖了1960年两党许下的全部承诺。

2月下旬，肯尼迪总统提出了一项投票权法案，借此对米切尔的警告做出了回应。他的决定如此出人意料，以至于李.怀特等人不得不彻夜工作起草立法。这项急急忙忙送到国会面前的法案充其量引发了一片不冷不热的掌声。自由派共和党人认为他们自己的立法内容更加过硬。失望的民权领袖认为尽管这份法案很有价值，但依然只是思路狭隘受限的马后炮。甚至就连刚刚沐浴过林肯诞辰招待会的光芒的客人们都无法心口一致地热情赞美这次初步行动。个人的政治倾向与党内的南方势力相互拉锯，致使肯尼迪总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过去各方各面都因为他在民权领域没有做出实质性工作而批评他。如今他终于做了一点点实质工作，可是批评的声音反而更响了。

洛克菲勒州长也抓住了眼下的时机来攻击肯尼迪的民权记录。在纽约州北部举行的协进会集会上，他公布了克拉伦斯.米切尔的私下言论。并且尖锐地抨击了肯尼迪极力宣传的通过总统任命来促进种族进步的计划。他指出总统最关键的任命就是四名素来奉行种族隔离主义的南方法官。洛克菲勒是未来1964年大选的主要竞选人，他的攻击引发了肯尼迪总统下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唯一一次涉及民权的提问。总统称赞他手下的四名法官“卓有成效地履行了他们的就职宣誓”，并且认为自己任命的南方法官胜过艾森豪威尔任命的南方法官，然后就将话头转向了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提问。

第二天肯尼迪总统叫来了司法部的尼古拉斯.卡岑巴赫。“情况真的很糟糕吗？”他问道。这个问题将卡岑巴赫卡进了尴尬的死角。一方面卡岑巴赫很清楚地知道洛克菲勒的攻击实际上并未使出全力：南方最优秀的民权法官都是由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的，这些人正是司法部通过法律途径实现种族平等的唯一希望，而最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主义法官都是肯尼迪的人，并且在数量上不止四个。一方面卡岑巴赫是总统的下属，而总统此时很可能正在盯着《纽约时代》的头版，版面上一边印着他的“卓有成效”言论，另一边则是关于法官任命问题的难堪对比。总统现在真正想要的是一颗定心丸，想要确定危险的纳尔逊.洛克菲勒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愚弄他。卡岑巴赫支支吾吾地答道，肯尼迪的法官任命“并非彻底错误”。他勇敢地向总统吐露了一部分最坏的消息——例如密西西比州的法官考克斯“一直不怎么好”。总统近乎哀怨地评论道，“我们其他的任命都还算，嗯，嗯，相当不错是吧”，然后就等着卡岑巴赫搭腔。既然领导定了基调，卡岑巴赫也只得在残酷事实的表面涂抹了一层蜜糖：“我觉得关于这项任命我们没有什么需要不好意思的。”

1963年3月初，关于肯尼迪总统任命种族隔离主义法官的争议热度甚高。在3月的最初两个周日，金在以便以谢教会进行了两场布道。面对着他本人的会众，金的布道风格多少有些关起门说私房话的意思。此前金已经从公众视线当中消失了一段时间，为接下来的伯明翰运动而洗练身心，现在他的布道语气比平常更加固执了。这次他的布道主题是他毕生关注的哲学疑问：人世间邪恶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他采用了标准的布道素材，也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内容是门徒们无法从一个疯子体内中驱走邪灵，他们的信仰由此遭到了动摇。“我们为甚么不能赶出那鬼呢？”他们询问耶稣。

金在布道中做出了这样的回答：邪恶的存在超出了上帝责任，同样也超出了人的能力。他讥笑那些把正义事业留给超自然力量来维护的人们都是一帮伪君子，例如整天坐着凯迪拉克到处招摇的“大牌黑人牧师”以及假装虔诚的胆小鬼，这些人要么贪图舒适，要么固守习惯，总之将良心发出的指令扔到了一边。金一再强调这个主题，展现了驱使他前往伯明翰的激情，不过与之相关的情绪也同样强劲。他告诉会众们，门徒之所以没能驱鬼，是因为邪恶在人性当中扎根太深。一切已知、未知、已经开发或者尚未开发的人类能力都无法触及邪恶的本源。哪怕再来上十几场启蒙运动，将自由理性彰显到极致，哪怕科学进步将人类的一切疯狂梦想变成现实，也依然不足以根除邪恶。在金看来，“人文主义的希望无非是一场空。”

为了进一步阐明他的观点，金并没有选取奴隶制、大屠杀或者原子弹之类的常规题材，而是邀请会众们和他一起反躬自省，检视一下成瘾现象。成瘾起初看似平淡无奇，可是却会逐渐滋长，宛如跗骨之蛆一般顽强，直到最后压倒一切良善的意愿。成瘾的邪恶特质不仅坚不可摧，而且甚至还堪称纯净无暇，完全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畴，但又像牙痛一样入脑入心。“你们当中许多人在某种意义上都知道与罪孽做斗争是什么滋味。年复一年，你意识到了可怕的罪孽占据了你的生活并且奴役了你。你的奴隶主可能是酒精，可能是心口不一，可能是利己主义，也可能是滥交。随着岁月的流逝，罪孽也越发滋长壮大。你一直都知道罪孽是非自然的外来入侵者，但却无法根据这一事实做出调整。你一直都知道罪孽是错误的，是侵犯了你的生活的非自然外来入侵者。你对自己说：‘有一天我会起身驱除邪恶。我知道这是错误的。它毁了我的品格，也让我的家人蒙羞。’最后你终于许下了新年愿望，决定彻底摆脱可鄙的邪恶。可是在新一年里你却依然故我。你是否还记得当时你有多么惊讶与失望呢？尽管你诚心许愿，尽管你赌咒发誓，旧日恶习却纹丝不动。你不禁惊讶地发问道：“我怎么就不能将邪恶驱逐出去呢？”在这绝望的时刻，你决定把你的问题交托给神……然后你意识到邪恶依然与你同在。上帝不会替你驱逐邪恶。”

金极其真诚地表露了他在实务领域之外的热情——他对于邪恶感同身受，以至于不惜自轻自贬，呼吁悔过。金的内心充斥着熊熊燃烧的谦卑感受，这种感受如此低伏卑下，却又比任何人的感知都更加敏锐。这种感受一旦与崇高的正义感相碰撞，就会产生金所特有的复合型激情。他简单明了地为会众们解决了这一矛盾。仅凭上帝或者人类都不足以改变人类本性；人类必须向上帝敞开心扉，让自己成为上帝攻击邪恶的器具。“要想摆脱日积月累的罪恶重负，这是唯一的途径。我们必须允许上帝的能量在我们的灵魂当中得到释放。愿我们今天走出教堂之后全都大有信心。”随着布道进入尾声，金转向了传统神学理论，认为人性与神性必须建立合作关系。就连最粗鄙不文的以便以谢成员都能理解他的论述，就连最虔诚的原教旨主义者也不会反对他的结论。然而大多数会众依然意识到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浸信会布道。金针对“凯迪拉克牧师”的猛烈抨击彰显了他蓄意挑起争议的可怕决心，他对邪恶的思考则体现了真切的绝望。

为了向会众们传递希望，金并没有选取日常斗争的例子，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千秋不朽的伟人们。他谈到“沙子般的西门如何转变为磐石般的彼得”，“迫害者扫罗如何转变为传道者保罗”，“充满欲望的奥古斯汀成为了圣徒奥古斯汀”。他引用了托尔斯泰短语洗心革面的主张：“好与坏在我心中调换了位置。我以前爱做的那些事现在都不做了，我从前经常去的那些地方现在也再不去了。我从前经常想的想法如今也不会再去想了。”金提到的这几位传说级别的罪人都曾经饱受内心煎熬，也全都将煎熬转化成动力，在历史上留下了诸多奇迹。要说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些人彻底洗心革面，那就是他们身后留下的世界再也不一样了。金本人也想在伯明翰创造历史奇迹，他的布道则显现了他的公共人格与私密人格之间存在着怎样波涛汹涌的冲突。或许他可以倚靠公共人格的非凡功绩与崇高牺牲来救赎私密人格的罪孽。又或许纠缠私密人格的心魔不仅能驱使公众人格拼尽全力，还能在必要时向其施加援手——打压公共人格的傲慢，让他将反对势力视为对手而不是敌人。如果说金也会感到愤怒，那么他的怒火并非指向公牛康纳，甚至就连最恶毒的种族主义者都不能令他动怒，因为还有很多人背负着比他们更加深不可测的罪孽。真正能让金感到怒不可遏的人们是那些事不关己的温和派与闭目塞听的教士，因为这些人拒绝看到金正为他们提供一条出路，从而摆脱一项显眼得令人抓狂、相对而言又比较容易驱逐的罪孽——也就是反对四海一家的兄弟情义。

这就是金的前进方向，但是这个方向不仅算不上清楚明确，而且也带不来多少慰藉。如果某人公开宣称自己毕生都充斥着吞噬身心的罪孽，同时却又被公众抬举上圣徒的宝座，那么这个人必然做不到心安理得，而且此人的人生轨迹也会迫使金对于邪恶的根本理念陷入悖论。按照十九世纪辩证学家的论辩方式，金似乎彻底颠覆了尼布尔的主张。按照他的论述，存在于个人内心当中的邪恶远比社会层面的不公正更加棘手。如果就连金这样的罪人都能在伯明翰创造一场公众道德奇迹，那么人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尼布尔的著作《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呢？尼布尔神学又将会何去何从呢。以便以谢的会众们总能看穿这些浑浊的泥沼。布道结束时的金看上去心情郁闷，几乎有些魂不守舍，离开布道现场的会众们则纷纷为了自家牧师力量感十足的宏论而摇头叹息。大家都觉得金是一个“被上帝搅乱了心神”的人，随时都有可能撼动整个白人世界。

进行了关于邪恶的布道之后，金又在同一天急忙赶去了伯明翰。夏特沃斯在阿拉巴马州基督教人权运动组织的首席助理，尼尔森.“火球”史密斯牧师（Nelson "Fireball' Smith）邀请他来到自己的教堂里布道。市政改革公投获得通过之后的伯明翰在这一周的周二举行了市长选举。按照怀亚特.沃克原本制定的C计划，游行示威活动原本要在市长选举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3月6日举行。但是伯明翰当地黑人的反对已经迫使这场示威推迟到了3月14日。 之所以要推迟示威，理由是在选举后需要一两个星期的时间为接下来的全面斗争做准备，此外还要看看公投是否在伯明翰产生了更为有利的政治气候。经过妥协之后的3月14日距离沃克所谓的复活节前“黄金购物季”正好间隔一个月。假如在购物季发动经济抵制，并且与不断升级的游行示威搭配在一起，必将最大程度地提升在伯明翰打破种族隔离的胜算。

不过3月5日的市长选举并没有产生优势显著的候选人。公牛康纳与竞争对手艾伯特.鲍特韦尔（Albert Boutwell）将会在4月2日再次举行选举。伯明翰政坛只得在接下来的四个星期里继续维持不上不下的局面。于是在金-夏特沃斯联盟内部又有人再次提出了推迟运动的主张。无论黑白的全体伯明翰市民都敏锐地意识到他们面临着一项重大决定：是否要就此终结公牛康纳把持伯明翰的时代。康纳不仅是民权运动的死对头，也是伯明翰商会的眼中钉。因此受压迫群体这一次与精英阶层站在了一起。黑人、工会、白人报纸、市政改革派、例如西德尼.斯迈尔这样极其看重公共形象的商人——这些乍一看不搭界的人们心照不宣地组成了反康纳联盟，每一个群体都不由自主地摆出了自己最好的一面，唯恐被盟友们看笑话。在反康纳联盟看来，1963年春天突然变成了在伯明翰发动种族示威的最糟糕时刻。A.G.加斯顿极力反对这场运动。浸信会教士联盟主席J.L．威尔牧师（J. L. Ware）差点就打破了针对金的计划的公共沉默。他在浸信会教士联盟内部提出一项决议，希望联盟警告金远离伯明翰，这项决议差点就得到了通过。黑人领袖的私人意见非常强烈，以至于就连夏特沃斯——他历来认为两位市长候选人只能算是半斤八两，还认为鲍特韦尔不过是个“知道要脸的康纳”——一时间都不敢逆潮流而动。毕竟他现在已经逃离了伯明翰，搬到了辛辛那提居住，在伯明翰当地黑人面前说起话来未免底气不足。

反对推迟计划的人很少，詹姆斯.劳森是其中说话最有分量的一位。自从1月在多尔切斯特度假别墅里开过会之后，他就经常从自己位于孟菲斯的教会来到伯明翰打探虚实，还为夏特沃斯的阿拉巴马州基督教人权运动举办了若干场非暴力研讨会。劳森的人物就是为了C计划操练人马。此前在纳什维尔等地旷日持久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当中他一直承担着这项任务。他将集会地点选在教堂地下室与私人住宅里面，由怀亚特.沃克负责引见。他在集会上招募新人，说服他们投向非暴力原则，并且教导他们如何从事。他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寻找愿意在伯明翰监狱忍受十天监禁的志愿者。刚刚加入研讨会的志愿者全都意气风发，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能经受住研讨会安排的实践检验。经过这一关的志愿者们则会签署劳森设计好的非暴力承诺卡。到3月为止，沃克的“监狱文件”当中已经收录了二百张卡片。劳森反对延期，理由是这二百人的意愿和士气才是真正应该指导运动决策的关键，不能让伯明翰政坛的一时风头来干涉运动决策。

沃克也听到有人引用他之前关于复活节销售旺季极端重要的说法来主张推迟运动。现在他们不得不等到4月2日的决定性市长选举之后再动手，而且在选举结束到复活节之间的时间并不足以组织一场成功的运动。此外伯明翰黑人到时候肯定已经将钱全都花光，直到圣诞购物季之前都将会无法组织有效的抵制。综合考虑起来，也许他们应该将运动推迟到1963年底。这些林林总总的评论充分证明了劳森的观点：所有这些反对意见虽然全都声称是从实用角度出发，但其实无非是恐惧心态的外在流露，而恐惧永远都是遏制大型抗议运动的消极因素。要想推迟一场大型抗议运动，永远都不会缺乏足够好的理由。但是伯明翰的严峻现实却将所有这些消极因素集中在了一起，以至于很可能致使这场运动失去当地黑人领袖的支持，对此金实在无法等闲视之。劳森认为长时间的拖延对士气极为不利。一旦入狱志愿者的队伍因为长期拖延而自行解体，要想把这批人再次聚拢起来必定难上加难。金很认同这个观点。此外他还意识到，支持推迟运动的主张当中也混杂着针对夏特沃斯本人的责难。伯明翰的布道人们正在恣意倾泻他们对于夏特沃斯的反感，骂他是一名不在其位的专权独夫。就连金的身边人也未能免俗。比方说有一位约翰.波特（John Porter），此人是金在德克斯特教会工作时期的助理牧师，也是金的徒弟，金最近刚刚亲自出面为他在伯明翰安排了一座布道坛。但是他却并不支持C计划，还认为夏特沃斯是一位精神状态不甚稳定的独裁者。

发动运动的冲动与推迟运动的压力相互顶牛，以至于裹挟其中的每一位运动组织者也全都脚步踉跄进退不定。3月9日星期六，联邦调查局监听到了一通杰克.奥德尔和斯坦利.利维森之间充满密语的电话交谈。利维森询问“无名城市当中”的运动是否仍然如期进行。奥德尔回答说是的。然而就在第二天，金亲口告诉利维森，他已决定“将那件事推迟到市长选举之后，因为公牛康纳也要参选。我们觉得如果在那之前采取行动，他很可能利用我们的运动为自己造势拉票。”金还向利维森坦承，还有另一项因素也让他倾向于推迟运动：他认为伯明翰的白人将会“尽一切可能去破坏领导大会的形象。”他特别提到了来自《伯明翰新闻》的攻击，这家报纸指责金雇佣奥尔德这样的美共颠覆份子为自己工作。

监听到这段对话意味着联邦调查局首次意识到金正在预谋一场新运动，于是立刻在调查局内部发布通知，要求尽快查明“金来到伯明翰的目的”。在这一周周日的以便以谢教会，金在布道当中借鉴了弗农.约翰斯在“死后的隔离”布道词当中讲过的乞丐拉萨路与富人达维斯的寓言。第二天他并没有依据惯例前往伯明翰参加弥撒大会，不过夏特沃斯从辛辛那提飞到了伯明翰主持局面。尽管第二轮市长选举即将举行，尽管金也希望暂且按兵不动，但是夏特沃斯依然心心念念地想要立刻发起运动。这天晚上的弥撒大会笼罩着跃跃欲试与逡巡不前相互交织的氛围。“这里再也不会有人管我们叫黑鬼了，”一名发言人信誓旦旦地宣称。不过他立刻又找补了一句：“就算还有人管我们叫黑鬼，后面也得加上‘先生’两个字。”夏特沃斯告诉会众们，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将会保护他们挺过即将到来的危局，不过他并没有透露任何细节，因为现场有好几名公牛康纳的密探。第二天，怀亚特.沃克和伯明翰领导人继续就推迟运动是否明智进行辩论，直到周五夏特沃斯才终于同意推迟运动。这个决定与他的人设完全背道而驰。此前他满口承诺，气势逼人，大包大揽地宣称自己能够控制伯明翰的全体黑人牧师，现在他写给金和沃克的信件却充满了大段大段语焉不详的空话，以此来掩饰他做出让步的事实，无论做出让步的原因是顶不住同僚施压还是意识到了局面确实很不利。

此时的金也逐渐意识到了自己这次要做一件多么大的大事：他必须改变伯明翰，否则伯明翰的过去就将会是他的未来，换句话说他的民权斗争之路将会走到尽头。前方的挑战重大而又艰巨，但是金的明面实力却似乎达不到赢得挑战的最低限度，此外还遭受了一连串的厄运以及多于平时的内部纷争。民权阵营内部各个派系的律师们正在因为C计划将会带来的官司而争执不休。一位心怀不满的前任领导大会工作人员——此人未经许可就擅自使用了领导大会的差旅经费并且在遭到申斥之后主动辞职——公开指责金为了个人利益而“将自己出卖给了洛克菲勒州长”。简而言之，金目前诸事不顺，各种纰漏逼得他紧张万分，以至于花费了3月的最后两周对计划进行补救：如果伯明翰运动一败涂地，他将会呼吁外地志愿者涌入伯明翰帮助他填补监狱。金觉得自己万分需要这样一套应急预案，因此不惜远赴华盛顿向值得信赖的朋友们求助，让他们秘密招募一批骨干志愿者暗中待命。沃克在神学院的老朋友沃特.方特罗伊（Walter Fauntroy）接受了这项任务，并且很快就在首都积蓄了一支人数日渐增多的储备军。这份功劳让他在金的心里留下了踏实可靠的印象。

3月27日，金从华盛顿飞回亚特兰大的家中，恰好赶上柯瑞塔临盆。他赶紧将妻子送去医院，迎接他们第四个孩子柏妮丝.艾伯丁的出生——也就是在奥尔巴尼怀上的那个孩子。他在亚特兰大停留了足够长的一段时间，和妻子孩子一同摆姿势，让《黑玉》杂志的记者拍照。然后他在3月29日返回了伯明翰，又在31日飞往纽约参加了一场秘密集会。这次密会一部分是哈里.贝拉方特的主义，还有一部分是利维森的主意。这两人都注意到金习惯于习惯在危机期间来到北方拉拢支持者。他们认为更明智的做法应该是提前将C计划私下告知这些支持者。这样金会显得更有城府，而支持者也会更加觉得自己参与了一场大戏，因此更有可能回应金的求助。留在伯明翰的怀亚特.沃克很看不起这个计划，认为这是为了取悦名人举办的“捋毛大会”，无非是“一点噱头而已”。但金却丝毫不敢怠慢。他与夏特沃斯、阿博纳西、利维森和克拉伦斯.琼斯一起挤进了贝拉方特的公寓，房间里早已人头攒动了。到场宾客包括安东尼.奎因和弗雷德里克.马奇这两位演员，威廉与洛特.孔斯特勒夫妇，洛克菲勒州长的媒体负责人休.莫罗，《纽约邮报》的詹姆斯.韦克斯勒，以及其他七十多名记者、高官、朋友和陌生人——所有人都宣誓要保密。当晚金在演讲时表现还算正常，但是在夏特沃斯情绪激动地描述伯明翰的各种危机时，金的头部却轻微抽搐起来。贝拉方特认为这是紧张造成的痉挛。他以前还从没看到金流露出紧张的身体表征。

黎明即将来临，除了阿博纳西以外的所有人都已经回家了，这时金终于开始放松了起来。朱莉.贝拉方特拿出了她私藏的夏薇雪莉酒。自从她让金初次品尝了雪利酒之后，金一直开玩笑说他很喜欢这款最有格调的纽约客尤其青睐的睡前饮料。只要他来到贝拉方特家里过夜，朱莉总会拿出这瓶酒来款待他。每次喝完酒之后金都会在商标上画一道横线来标注剩余酒水的多少，下次再来的时候他则会煞有介事地检查一下酒水平面没有低于上次的划线。那天晚上，金一边细细品酒一边取笑他的战友。“我必须确定这次进监狱的人们全都不打鼾，”他一本正经地说道，视线在阿博纳西身上转来转去。

阿博纳西强烈抗议，表示自己从来不打鼾。

金乐得睁大了双眼，“快别瞎扯了，跟你一起坐牢简直就是受刑，”他说道。“白人的折磨手段全都赶不上你。只要他们别让我和你的鼾声呆在一间囚牢里，他们想让我承认什么我都乐意。”

金和阿博纳西开怀大笑，手舞足蹈，直到困意来袭为止，就像当年在蒙哥马利的时候那样。之后两人飞到亚特兰大，金原本想要观看最近实现种族融合的大都会歌剧院巡演，结果却得知戏票早就被抢购一空了。4月2日周二，他带着柯瑞塔和宝宝离开医院回到家里，当天下午他就前往了伯明翰。这一天伯明翰全城的心思都扑在了当天的选举选票计数上，因此金的到来丝毫没有引起关注。他投宿进入了加斯顿汽车旅馆，找到了等在那里的怀亚特.沃克。沃克手拿写字夹板，身边带着全套清单——入狱志愿者名单、电话志愿者名单单、交通委员会名单、食品发放明细表，邮件室列表，还有市中心午餐柜台位置的布局图——他在街道地图上标出了前往各处午餐柜台的最佳路线。沃克确切知道一位老人走到麦克罗力参加静坐抗议所需要的平均时间比一位青年长多少。然而所有这些堆积成山的清单与计算数据比起一座美国城市的核心身份似乎都渺小得可怜。说到底，C计划并不是什么社会科学准则的产物，并非基于政治风险评估，也与任何形式的理性思考无关，而是朝向冰水池的纵身一跃。

一场交通罢运活动让伯明翰的这个周三比往常都要安静。那天是4月3日，也就是预计开始民权抗议的“B日”。沃克正在动员他电话清单上的人，号召他们去填补监狱——根据他的统计，他共打电话给三百五十人；但金后来记得是二百五十人——这些人当中共有六十五人履行了承诺。在A.D.金的教堂地下室中，沃克向他们简要叙述了情况，宛如一位即将发动轰炸任务的空军指挥官，还在黑板上勾勒出了人力物力安排的简图。接下来金和詹姆斯.劳森最后重申了非暴力的理念。然后一行人动身前往第十六大街浸信会教堂与夏特沃斯碰头。教堂坐落在凯利.英格拉姆公园的对面，穿过公园就是金位于加斯顿汽车旅馆的指挥总部。夏特沃斯已经派遣了两位最彪悍的阿拉巴马州基督教人权运动人员去申请示威许可。这两人与公牛康纳本人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据他们报告说，康纳把他们从办公室里轰了出来，并且咆哮道：“示威是吧？我把你们都示威到监狱里面去！”夏特沃斯亲自向记者们散发了《伯明翰宣言》的印本。“被压迫的人民不能永远忍耐下去，”声明开篇这样写道。“正义缺失、毫无进步的伯明翰要求我们做出道德见证，为我们的社群提供继续存活下去的机会。”

然后这六十五人就正式穿过了常规生活与抗议作乱之间的隔膜。他们分成五队来到了爱情男子餐厅、必兹斯餐厅、克雷斯餐厅、伍尔沃斯餐厅和布里特餐厅的午餐柜台旁边。他们已经做好了遭受逮捕与监禁的思想准备，但是前四家餐厅的服务员全都进行过精心排练，十分娴熟地控制住了局势。他们劝告白人顾客说店里已经打烊，等到白人顾客全都离开之后就将沿街窗帘拉了下来，将不知所措的黑人抗议者们留在店里干坐着。只有布里特餐厅的管理人员叫来了警察，警察用囚车拉走了二十一名示威者。刚刚在第二轮市长选战当中惨败给艾伯特.鲍特韦尔的公牛康纳一直在办公室里生闷气，满心盘算着如何制定一个孤注一掷的计划，不顾选举结果也要保住自己的工作。得知静坐示威开始的消息后康纳冲出办公室，公开抨击前四家餐厅业主未能配合他的计划来监禁每一位挑战种族隔离的黑人。他重申了他的公众承诺，要“让监狱爆满”。

金也像康纳一样因为受监禁人数太少而感到失望。他原本希望这次抗议运动的开端更加惊心动魄一些，尤其考虑到复活节正在临近。他和助手们都感到在黑人活动家当中涌起了一股惊人的反对态势，他们中许多人更愿意庆祝康纳的失败，却不愿谈论进监狱的安排。在当晚的特殊弥撒大会上，夏特沃斯宣布他将每晚与众人碰面，直到整场运动结束。阿伯纳斯在四百位会众面前针对时间的紧迫性开起了玩笑：“白人能在两周内学会咱们的扭腰舞，但是咱们花了二百年还没学会如何相互适应。你们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接受挑战了吗？”他劝导七十五位新的志愿者自告奋勇登上入狱名单，但第二天被他们成功送进监狱的却只有其中四人。一切似乎都出问题了。少数几位一直在关注伯明翰局势的记者对于当前运动的贫瘠成果与金所承诺的针对种族隔离的“全面进攻”之间的巨大差距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在伯明翰危机的初期障碍当中，影响最严重的障碍或许就是金的形象问题。人们将他视为一名不情不愿并且接连吃败仗的的斗士。自从他撤离奥尔巴尼之后，大致从公众视线当中淡出了八个月，他的名字已经褪色了。他看似一位来自五十年代的象征人物，不自量力地试图成为一名成熟的政治领袖，结果却跌了跟头。

一切都好像在重复从前的情况。金原本打算在第三天亲自去坐牢，但后来又决定留在外面继续巩固运动的内部力量。他投入了艰苦的补救工作，几乎不断地与成群结队的牧师们会面并且向他们说教，回答他们那些充满怀疑甚至怀有敌意的问题。店主们的防御战术对于静坐示威来说十分棘手，因此运动领袖们转而来到市政厅门前举行抗议游行。弗雷德.夏特沃斯在4月6日星期六那天领导了第一场示威，带领四十多人跟他一起被关进了监狱。这还算是个拿得出手的数字。沃克认为尽管抗议运动的脉络不够明确——换句话说针对午餐柜台的静坐抗议与市政厅门前的游行抗议之间没能建立起清楚可见的联系——但是运动本身已经显现出了活力充沛的迹象，足以抵消之前的败相。然而在私人战略会议上，他们依然很难找到足够有威信的布道人跟随夏特沃斯在第二天进监狱。自从1月起，金一直在领导大会内部寻找志愿者，但是只有詹姆斯.劳森甘愿亲赴前线，而他又偏偏不能坐牢，否则非暴力讲习会就没人主持了。于是金只得将目光转向了“火球”史密斯，夏特沃斯在阿拉巴马基督教人权组织的副主席。史密斯绕来绕去地表示自己还身负布道责任，但是金却一句话就刺穿了他的托词：“史密斯，我要你去坐牢。”史密斯极不情愿地同意了。金又让他弟弟A.D.陪同史密斯一道去监狱，然后他招募约翰.波特组织一队布道人，带领第二天的游行队伍前往市政厅。

公牛康纳率领麾下的“冲锋九号”兵团在人行道上当着一大群围观者的面拦住了示威队伍。一位名叫勒罗伊.艾伦（Leroy Allen）的十九岁示威者被眼前一群警犬吓得十分不安，于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陶土哨子。两条警犬立刻冲向他，在人行道上将他扑倒在地撕咬起来。工作人员终于拉开了狗，把艾伦同其他二十多位示威者以及三位布道人一起拉上了警车。当天晚上这起警犬伤人事件迅速传遍了伯明翰的黑人社区。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另一则故事讲的则是身着棕枝主日华美长袍的三位布道人如何气宇轩昂地被警察领进监狱。

尽管如此，主动入狱的志愿者仍然很少。虽然沃克十分看重这些鼓舞士气的细节，但是仅凭这些细枝末节还不足以让整场运动摆脱掉一时兴起缺乏后招的表象。与金以往的冒险相比，伯明翰运动陷入了新闻报道匮乏的泥潭。就连当地黑人创办的双周刊《伯明翰世界报》都把金的运动当作令人心烦的流言，根本没有针对示威运动进行任何现场报道。双周刊上的一篇社论甚至还攻击这场直接行动“浪费资源并且毫无价值”，还向当选市长鲍特韦尔寻求安慰。几天后进入伯明翰监狱的示威者已经达到了百余人，这份报刊的头条报道却是罗伊.威尔金斯在肯塔基州的午宴演说。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份报纸的立场并不能让沃克与金感到意外，因为这份报纸是《亚特兰大世界日报》姊妹报，后者的主编C.A.斯科特是以便以谢教会的受托人，此人与金之间的矛盾足以追溯到静坐示威刚刚兴起的时候。

伯明翰运动在其他媒体上面的宣传力度同样不尽人意。金推出C计划的时候，伯明翰刚好充满了乐观主义和政体革新的精神。社论漫画上面即将掌权的全新市政领导层成员们一个个摩拳擦掌，摆出了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架势。白人报纸把种族隔离主义者连同金一起阻挡在了页面之外，将他们视作改革运动的污点。公牛康纳和其他两位市政专员宣布，他们将拒绝在4月15日离职——这套说辞无异于威胁要以下克上，在伯明翰掀起一场两套市政班子之间的战争——但是各家报纸都拒绝为他们摇旗呐喊，以至于三个人不得不自掏腰包购买广告版面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新闻报》倒是几乎有些自豪地刊发了一则短篇新闻，内容是乔治.华莱士州长与弗雷德.夏特沃斯都对于针对静坐示威的“新闻封锁”表示不满。白人报纸以认同的基调传达了当选市长鲍特韦尔对待金的政策：“我呼吁大家，无论白人还是黑人，请冷静地忽视他们如今企图在伯明翰所做的一切。”

尽管金名声在外，伯明翰在种族隔离方面的公共形象也堪比巴士底狱，但是外界观察员却依然忽略了双方的对决。肯尼迪总统没有就这一系列示威活动做出任何陈述，也并未回答问题，因为华盛顿的记者们根本没有询问。政府的唯一举动就是让伯克.马歇尔给金去了一通电话，按照《伯明翰新闻报》出版商的要求呼吁金推迟运动计划。马歇尔告诉沃克，罗伯特.肯尼迪本人反对游行示威活动，认为这不过是一场“不合时宜”的伏击，只能给立志改革但却尚未正式掌权的新任市政府找麻烦。全国级别的出版物也反映了白宫的情绪。《纽约时代》将伯明翰的消息刊登在了最后几版上。这是《纽约时代》首次报道C计划，文章的分段标题包括“种族融合势头放缓”、“静坐与游行示威计划未能实现”以及“游行示威活动并无进展”。金抱怨说他的工作在北方从没遭到过如此负面的新闻评论。

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心情关注伯明翰。古巴灭世危机之后的第一个春天在美国人眼中格外生机盎然，几乎一切体现乐观情绪的文艺作品都能得到大众文化机构的广泛传播。《生活》杂志高调宣扬了政府使用氢弹爆破开掘新港口以及再造第二条巴拿马运河的宏伟规划，还预言迷幻药、佩奥特仙人掌以及其他致幻药剂会很快得到利用，让人们得以“提高生产力与整体工作效率”。对于科技奇迹的敬畏心态颇具感染力，这些奇迹既可以像DNA分子结构的发现那样意义深远——“生命本身的钥匙”——也可以像啤酒易拉罐的问世那样平易近人。年轻的高尔夫球手杰克.尼克劳斯在大师锦标赛上挑战阿诺.帕尔默并且屈居第二。当年4月全美最流行的歌曲是Chiffons合唱团欢快热情的《他真帅》。

待到金的志愿者们终于开始一寸一寸向前挪的时候，新闻界对于民权题材的贫弱胃口早已在其他地方得到了餍足。在密西西比三角洲，非学委的选民登记运动领导层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就取得了金殚精竭虑也尚未实现的成果：构建一场能吸引全国关注的运动。他们的工作如此成功，以至于肯尼迪政府关于民权问题的内部消息全都集中在密西西比州而不是伯明翰——即使是在金的追随者开始填补公牛康纳的监狱之后。密西西比州学生们充满梦想的坚毅精神为新闻界编织了一个关于暴力与纯真的诱人故事，吸引着克劳德.西顿等主要记者与鲍勃.摩西一起在格林伍德留了下来。

对于霍利斯.沃特金斯和柯蒂斯.海耶斯这两位摩西在麦库姆最早招募的新兵来说，摩西后来又从非学委拉来了十五名成员成为了他们的同事。这些人推行的选民登记项目如今遍及了富饶的三角洲种植园地区，散布在密西西比河和亚祖河支流之间的六个县当中。团体标签对于成员们来说无关紧要，黛安.纳什.贝弗尔为非学委工作，与此同时她的丈夫詹姆斯.贝弗尔则在领导大会领取一份半常规的薪水。其他人对此略感羡慕，但丝毫没有因此而轻视这对夫妻的念头。阿姆齐.穆尔和艾伦.亨利都是协进会的成员，经常作为长辈参加年轻人们举行的夜间会议。

经历了1962年的挫败之后，选民登记项目在1963年的现实目标依然没有超出勉力求生的范畴。密西西比州的白人统治阶层已经表明了他们对于黑人投票非常不满，即使很多县城里只有不到5%有资格登记的黑人确实进行了登记。历来对政治危险十分敏感的密西西比州立法机构为选民登记程序追加了一项条件，要求选民申请人的名字要提前两周在报纸上公示，另一项新法律允许目前的选民对新申请人的“思想品德”进行反对评议。有了这些法条的制约，加上枪击事件以及大门紧闭的教堂，密西西比州没有哪个黑人能够安静地进出登记机构而不被注意。

登记活动只能栖身在一间小小的玻璃房子里面。非学委工作人员一个月只能领到不超过三十美元的经费，还要用这笔钱来支付全部个人开销以及全县试点项目的办公费用。这笔钱的发放时断时续，而且还经常发错地方或者发错人。经费短缺与内部混乱严重限制着运动的一系列运作，并且邮局、电话公司以及所有其他公共设施都控制在敌方手中。登记运动的人力物力都匮乏到了极限，简直令人发噱。 发送消息也是一门艺术；搭趟便车也堪称考验；找到聚会场所更是传奇级别的成就。就算志愿者掌握了交通手段与沟通平台，满心恐惧的黑人居民们也总会把他们拒之门外。只有二十个小佃农出席的会议也堪称规模盛大。 1962年12月，摩西向选民教育项目承认道，“我们在本州任何地方都无法发动大量人员参与选民登记”。他列出了改变当前状况的三个条件：（1）剥夺掉白人公民委员会在密西西比的政治控制权；（2）由司法部采取行动，以确保黑人安全登记；（3）瞻前顾后的文盲黑人集体挺身而出，要求立即拥有投票权。“为了取得突破，这三个条件将很有可能都必须得到满足，”摩西写道。

走投无路的摩西采取了孤注一掷的手段。1月1日，在马丁.路德.金的认可与甘地协会的支持下，摩西来到华盛顿，针对罗伯特.肯尼迪与约翰.埃德加.胡佛提起了联邦诉讼。本次诉讼的原告都是非学委的年轻人，除了摩西之外还包括山姆.布洛克、霍利斯.沃特金斯和其他学生。摩西打算寻求一条法院裁决，命令罗伯特与胡佛执行六节联邦法律。根据这六节法律，骚扰或恐吓试图投票的人们是犯罪行为。他们希望依靠判例来打破现有格局。他们希望白人孩子去问父母，为什么联邦调查局会去逮捕一位司法官或者一位登记员，无论被捕人员是否会被定罪。现行的司法实践仅仅要求联邦调查局特工收集民事诉讼可能会使用得上的相关信息，而这些诉讼未必就一定能在若干年后导致法院命令。摩西希望自己的起诉能够明显改变联邦调查局的执法方式。

摩西认为这场起诉其实是善意的体现，从根本上是为了两位被告着想。这样套说辞要么极其天真，要么言不由衷。他表示本次诉讼“绝不意味着原告对被告抱有任何反感，或者不认同司法部民权司两年来的工作成绩”。相反，原告从字面上接受了司法部关于联邦执法权限限制的免责声明，并且试图向罗伯特和胡佛证明他们两个“拥有大到不可估量的权限”。不出所料，罗伯特.肯尼迪并没有领会摩西的这番好意。他认为这场诉讼威胁到了肯尼迪政府的整体威信，因为诉讼的明确前提就是司法部“系统地拒绝采取行动”。司法部的律师赶紧施展手段，以用意不良的名义阻挡了这次起诉。

与此同时，密西西比州当局也正在越发积极地攻击选民登记项目。这一次他们的手段是切断联邦剩余食品救济在三角洲两个县的供给分配。联合组织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意识到选民登记运动的核心地带即将迎来一场饥荒，于是向全国范围发出了紧急援助呼吁。起初只有几个特定群体做出了回应——自由乘车运动的资深成员，民权团体成员，开车载着捐赠罐头向南方驶去的学生——但是援助计划还是在寒冬一般的严苛环境当中顽强成长了起来，部分原因在于密西西比州的严峻现实强化了这个州的恶名。此次切断影响了詹姆斯.伊斯特兰参议员的家乡森弗劳尔县，还影响了邻近的勒弗洛尔县，埃米特.提尔在此地遭受了私刑，白人公民理事会一直将总部设在这里。勒弗洛尔县共有两万两千人仰赖联邦食品援助——相当于全县人口的一半，其中绝大部分是黑人，年收入低于五百美元的贫民占到了三分之一。非学委于2月1日举行了第一次重大募捐活动，地点是卡内基音乐厅，主打演员是哈利.贝拉方特与奥尔巴尼自由歌手演唱团。几天后在芝加哥，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宣布，饥民的悲惨故事深深打动了他，因此他决定自掏腰包包机运送七吨食物送往密西西比州。

超过六千名佃农在格林伍德的韦斯利礼拜堂门外排起了长队，希望领取一些救济品。漫长的黑人队列当中夹杂着几名印第安人，彰显着三角洲地带挥之不去的印第安文化遗产（勒弗洛尔县以及县内主要城镇格林伍德都得名于乔克托部落的最后一位大酋长）。即使飞机卡车运来了三十吨救济物资，依然只有七分之一的排队人员能领到奶酪和毛毯。超过90%的排队人员都是文盲。这些赤贫的佃农都是最不可能参加或者通过登记测试的黑人，因此似乎并不是最值得联组委下力气笼络的群体。但是登记活动的进度反正已经非常难看了，之前八个月只有五十名黑人参加了选民资格测试；而且佃农也确实正在三三两两地出现在深夜选民登记会议上。因此联组委决定干脆死马当成活马医。2月11日，共有七十五人前来聆听詹姆斯.贝弗尔的宣讲。按照三角洲地区的标准，这次活动的规模简直可歌可泣。他高唱了几首自由歌曲，然后宣讲了选民登记工作与食品救济被切断之间的关系：“白人已经欺负了你们一辈子了，不要让他们继续欺负你们的孩子。”

第二天远在白宫，密西西比州黑人佃农的痛苦闯入了林肯生日接待会的仪式现场。民权委员会的成员利用他们与肯尼迪总统相处的私人时间向总统表明，他们觉得政府有责任立刻调查密西西比州种族情况。委员会主席约翰.汉纳表示，委员会成立五年来从未针对密西西比州举行过听证会，而这个州远比其他各州更需要各位委员履行他们收集事实与教育公众的职责，这一事实实在令他感到无地自容。汉纳知道他提出了一个敏感话题，因为眼下司法部正在到处游说，不让民权委员会插手密西西比州的事务。总统表示他认为在密西西比州举行听证会没有一点用处，并且还有可能毁掉司法部的逐次县级诉讼的仅有胜算。

关于密西西比州问题的私人争论由一条不同的路线传到了选民教育计划主管威利.布兰顿那里。他已经将选民教育项目一部分补助资金注入了联组委。布兰顿十分震惊地意识到，鲍勃.摩西在正式汇报当中提出要用选民教育项目的资金购买大量食品衣物。布兰顿喝令摩西说清楚，像这样公然违反选民教育项目规则的举动有什么意义。任何一位不算特别脑残的国税局审计师都能从这些汇报当中看出选民教育计划的运作已经超越了免税优惠政策的许可范围。因此他严厉地斥责了摩西，叫对方不要多事。

“我了解，威利，”摩西回答说。“但如果是你面对着排长队的人们又会怎么做呢？”

摩西不顾布兰顿的厉声呵斥，耐心地描述着救济队列的情形。这番软磨硬泡最终还是打动了布兰顿。“好吧，但是别往文件里记录！在汇报当中也不能提！”布兰顿刚刚放下电话就有了别的想法。他知道自己一直很偏袒密西西比州计划。学生们的工作与其他地方的计划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其他地方的成年人运动领导经常为了多大比例的项目资金可以用来支付个人开销而斤斤计较，而且布兰顿去年8月在联组委创立大会散会之后也亲身见识了当地警察的蛮横行径，真切体会到了密西西比州选民登记员工面临着怎样绵绵不绝的威胁。尽管如此，布兰顿在本性上依然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并不会因为感情用事而轻易涉足黑人法律的危险领域。头脑当中负责理性策略的那一面告诉他，罗伊.威尔金斯是正确的——边缘选民登记资金在密西西比州遭到了浪费。布兰顿意识到，他要么必须把更多资金投入密西西比州，要么一分钱也不投入。于是他派遣选民教育项目现场主管兰道夫.布莱克威尔（Randolph Blackwell）前往当地进行考察。

格林伍德的局势早在布莱克威尔到达之前就爆发了。2月20日，非学委的一位志愿者接到一通匿名电话，声称她不会继续在格林伍德工作了，因为当地办公室“已经被人关照过了”。她赶到市中心，发现非学委办公室附近的四家黑人商铺遭到了焚毁。虽然办公室逃过一劫，但当地许多黑人都认为这是有人蓄意纵火，旨在反对登记运动以及救济项目。山姆.布洛克在两天后的一次小型集会上也发表了这样的意见，然后格林伍德警方就以“蓄意破坏社会稳定”的罪名逮捕了他。

作为一名非学委的学生，在格林伍德连续参与了九个月的登记计划，布洛克已经在当地养成了坚忍孤僻的名声。他与他的同伴们组成了行止怪异不避危难的新一代虔信徒。火灾当天他向六百多名贫民分发了食物，几个月以来他多次陪同那些打算登记的人们前往法院，还反复承担了官方的报复打击。算上这次，他在格林伍德已经进了七次监狱。他在监狱里度过周末的时候，监狱外面的人们都在交口谈论他的举动。有些人被他纯粹的执着所吸引，其他人则会津津乐道地评论他在小型弥撒大会上的歌唱表演。他首先采用特别欢快的基调演唱了几首呼应式灵歌，唱腔里带有明显的卡利普索切分音。他最近这次被捕在第二周的周一引发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现象：百余位格林伍德的黑人居民涌入法院旁听了针对山姆.布洛克的审判。

法官判决布洛克有罪，并且提出如果被告同意停止在非学委会办公室工作、放弃选民登记项目并且离开当地，就可以判处缓刑。“法官大人，”布洛克回答说，“我是不会这么做的。”眼看着他接受了六个月的牢刑与五百美元罚款，旁听人群敬畏地窃窃私语起来。根据记录当天晚上共有二百五十人挤进了格林伍德弥撒大会现场。鲍勃.摩西将布洛克欣然受难的姿态与救济粮活动当成了激励人们争取自由的最佳素材。他告诉大家，自由的底线就是拥有投票权。

集会活动与参与者的情绪相互助推，愈演愈烈。根据摩西的计算，第二天早上共有超过五十位格林伍德最穷的黑人在登记办公室外面列队排开，另外还有一百五十人在办公室关门之前陆续加入进来。登记员用尽了拖延搪塞的手段，仅仅让少数几个人接受了测试，这其中大多数人最终又会遭到拒绝。但几乎所有人都坚守阵地，即使警察让他们回家，他们依然不肯动摇。过去将近一百年来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从未采取过如此硬气的姿态，就连想都不曾想过。这番奇景促使摩西在第二天即2月27日给芝加哥的支持者写了一封信。“我们真没想到能闹得这么大，”他老实承认道。“在法院没有发生直接暴力事件，这让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但谁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呢？”

选民教育项目的副主席兰道夫.布莱克威尔恰逢此时来到了三角洲地区，调查当地选民登记项目的前景。2月28日晚上，他在格林伍德非学委办公室举行了会议。布莱克威尔的做派可谓有型有款——他是一位三十五岁左右的社会学教授以及一套经济学与商学教科书的作者，布兰顿之所以聘任他是看中了他的指挥型人格与法律学位——不过他这套一本正经的派头并没能降服面前这些满心兴奋、急需经费的选民登记员工，反倒是年轻人们的激情点燃了他心中兵行险着的冲动。他们一个县接着一个县地讨论了各地的登记项目都有哪些需要，一直谈到深夜。这时一位名叫吉米.特拉维斯（Jimmy Travis）的员工打断了会议，警告说三名白人男子正从一辆无牌别克车中监视着办公室。

参会人员立刻做出了演练娴熟的反应。摩西宣布他们最好休会，以免成为过于集中的目标。然后所有人四散回到了各自的县城。布莱克威尔决定护送摩西回家，他的住址位于森弗劳尔县另一头，与会场之间约有四十英里的距离。特拉维斯是一位二十岁非学委学生志愿者，这次他担当了布莱克威尔的司机。早就学会了怎样在密西西比州的道路上开夜车的特拉维斯拉着布莱克威尔和摩西，缓缓地跟随詹姆斯.贝弗尔的车子出了城，密切关注着四周的埋伏以及警察。他在后视镜中看到了那辆可疑的别克，于是停靠在加油站，希望把这辆车让过去。然而那辆汽车却等在了在街对面。于是特拉维斯关掉车头灯，从加油站后面的出口逃进了没有路灯的漆黑辅路上。逃窜了几分钟之后，他终于摆脱了别克车，可也跟丢了贝弗尔。贝弗尔此前已经驶向了位于萧县的临时住所。

特拉维斯回到了82号公路，继续朝着森佛劳尔县的方向驶去。一车人刚刚稍微松了一口气，那辆别克就突然出现在了他们对面，直冲着他们开了过来，然后一个急转弯继续跟在他们身后。特拉维斯面临着令人窒息的选择：他可以加速行驶，试图将别克车甩开；他也可以减速行驶，希望别克车有那么一丁点放过他们径直开走的可能；最后他还可以直接停车，与别克车上的三个人当面顶撞一下。他选择了第二个选项。两辆车一前一后地行驶着，来到了距离格林伍德大约七英里的地方，这时别克终于超了过去。希望与恐惧轮番戳刺着特拉维斯和两名乘客的心，然后他们的车窗玻璃就突然爆裂了开来。

“我中弹了！”特拉维斯哭喊道。他松开方向盘，栽倒在摩西的腿上，车子随即冲出了高速公路。

“踩刹车！”布莱克威尔大叫道，“踩刹车！”摩西一手抓住方向盘，另一只手撑着特拉维斯的身体，一面用脚摸索着踩住了刹车。

摩西把车停下来的时候别克车早已经不知去向了。可怕的枪声与刺耳的轮胎摩擦声很快就被碎玻璃嘎吱作响的声音取代了，仿佛每一扇车窗都在扭动着检查自己的伤口一般。前挡风玻璃以及其他窗户全都震碎成了几千片。特拉维斯有两处中枪，一处在肩部，另一处在颈部。摩西与布莱克威尔把他小心翼翼地抬到后座，摩西开着这辆刚刚遭受强行改造的敞篷汽车到处寻找接受黑人贱民的医院。两天后在杰克逊医院，医生从特拉维斯的脖子中取出了一枚点四五口径的子弹。

联邦调查局针对利维森的窃听装置接听到孔斯特勒的想法之后，胡佛立刻就警告了罗伯特.肯尼迪与肯尼斯.奥唐纳。

在糖碗大赛上，密西西比大学队击败了阿肯萨斯队。联邦执法队伍在这两个州的学校里都强制执行过种族融合。

吉米.特拉维斯中枪事件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非学委成员投票决定集中全部人手赶赴格林伍德，从而证明恐怖袭击吓不倒选民登记项目。他们还认定，当地文盲黑人刚刚展现出来的奇迹般的勇气迫切需要公民辅导班的辅助与强化。于是他们求助于塞提玛.克拉克在高地人学校时期的教学合作伙伴柏妮思.罗宾逊（Bernice Robinson），把她也请到了密西西比州。安德鲁.扬认为在密西西比州建立另一个领导大会公民培训中心无异于自杀，因此不批准这项计划*。不过他的确同意让一位新近在切斯特接受过培训并且为塞提玛.克拉克担任助理的阿内尔.庞德（Annell Ponder）来接手吉米.特拉维斯在格林伍德的岗位。她在枪击事件一周内就搬进了特拉维斯原本的住所，此时三角洲的黑人教堂终于向选民登记活动敞开了大门，詹姆斯.贝弗尔很快就拉着第一车格林伍德居民来到了切斯特，他们在一周之内掌握了基本阅读能力，然后又报名参加了为期一周的“高级”教师培训。

格林伍德袭击事件在全国各地的黑人报纸头版上爆裂了开来。《纽约时报》刊登了威利.布兰顿发给肯尼迪总统的电报摘录：“这种事决不能再继续得到容忍了。鉴于当前事态，我们今天宣布发动一场集中饱和式的选民登记活动，让勒弗洛尔县的每一位合格黑人都完成登记。”布兰顿还向司法部长以及民权委员会的约翰.汉纳发出了呼吁。他的举动触及了政府内部的痛点。汉纳此前一直在筹备一份关于密西西比州的报告，如今他冒着与罗伯特.肯尼迪公开翻脸的风险加快了筹备进度。罗伯特.肯尼迪派律师来到格林伍德调查当地食品援助遭到中止的详情，他认为这是引发激烈冲突的直接原因。

来自格林伍德的消息不仅震动了肯尼迪政府，还通过不断增长的民权亚文化散布开来。在纽约的咖啡馆里，民谣歌手皮特.西格很快带着鲍勃.迪伦踏上了他第一次通往南方的朝圣之旅。到时候伯明翰和数百个其他城市都将会爆发示威游行活动，但迪伦届时只会在格林伍德的一小群黑人观众面前登台献艺，为大家演唱他的成名曲《飘在风中》。这首歌曲由彼得、保罗和玛丽三重唱录音，刚刚登上流行音乐排行榜的榜首，取代了软绵绵的情歌。

从一开始，勒弗洛尔县的白人当局就公开谴责外界关注。在联邦调查局的压力下，他们以枪击特拉维斯的罪名逮捕了三名在当地颇有名气白人。但是当地白人声势浩大地支持各种民间武装团体，因此这三人的审判遭到了无限期推迟。勒弗洛尔县的官员们依然坚定不移地敌视登记顼目。当地黑人与白人的人数比例大约是三比二，任何接近公平登记的措施都让白人感到芒刺在背。倘若黑人选民登记人数当真提升上去了，最好的情况下黑人选票也会在选举结果摇摆不定时起到决定作用，最糟的情况下战后重建时期黑人干政的幽灵甚至有可能卷土重来。一位白人选民向记者袒露了出于本能的看法：“为了夺取这个国家，我们就连两个月大小的印第安婴儿都敢杀，现在他们居然要我们把这个国家拱手让给黑鬼，简直是扯淡。”

格林伍德的政客一方面刻意迎合白人民间武装团体——因为这些人正是他们的执政基础——另一方面也在极力突出自己对于当地局面的控制力，以免联邦力量插手进来。就算他们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同时达成这两个南辕北辙的目标，因此他们不惜抛出各种伪装，以至于干脆公然颠倒是非。从今往后，颠倒是非将会成为外地人眼中南方种族主义者的金字招牌， 3月6日晚上，萨姆.布洛克与另一位选民登记员工威利.皮科克（Willie Peacock）一起乘车出门，遭到了来自另一辆车的枪击。格林伍德市长查尔斯.桑普森（Charles Sampson）对于这件事的应对方式可谓独树一帜：他不仅谴责了枪击，同时还谴责了黑人，甚至还暗示枪击事件有可能是非学委自导自演的苦肉计，旨在谋求宣传效果。暴力行为在3月份步步升级，桑普森也越发坚持他的阴谋论主张。3月24日，纵火犯焚毁了非学委的办公室*。两夜后，一位老杜威.格林（Dewey Greene, Sr.）在进家门的时候遭到了霰弹枪击。

老杜威.格林是一位健壮的中年裱糊工人，也是登记队伍的一名志愿者。他的儿子已经申请接替詹姆斯.梅瑞狄斯成为第二名报考密西西比大学的黑人学生。格林伍德的黑人都对他很有感情。第二天一早，一大群人聚集在韦斯利礼拜堂门外为他祈福。“我们唱啊唱啊唱啊，”摩西回忆说。最后所有人围成一个大圈，唱起了《我们毕生》，然后摩西发表了演说。“我们现在不能停下来，”他说。“昨天晚上的弥撒大会挤满了人。”对于平日里轻声细语的摩西来说，把话说到这种地步已经相当慷慨激昂了他向在场的人群宣称，既然大家来都来了，不如趁机一起去县法院进行选民登记，以此为杜威.格林张目。约有一百五十人跟从他前往。

一行人动身之前，詹姆斯.福曼插了进来。他建议大家首先去市政厅门前游行一下，抗议最基本警察保护的缺失。这个主意同样引发了众人的一阵欢呼，领导层则因为福曼的横生事端而陷入了短暂的混乱。摩西认为这次抗议游行应当集中精力推进选民登记，而福曼的建议无异于分散兵力。此外假如大家当真游行来到市政厅门口，格林伍德的白人当局肯定会将这一举动视为挑衅并且加以打击。福尔曼则回答道，人们对于暴力行径的不满必须发泄出来。数百名示威者亟待出发的压力迫使摩西和福曼不得不仓促达成妥协：本次游行的目标依然是县法院，不过要选择一条途径市政厅的路线。示威的消息早在他们采取行动之前就传播了开来。当游行队伍走近市政厅的时候，桑普森市长与十二名警察早已在门外拉开了架势，其中一名警察紧紧拽着一只德国牧羊犬的狗绳。桑普森朝人群大喊，让他们必须立即回家：“如果你们不听话，我们可就要放狗了。”

摩西喊道他想与警察局长谈一谈，然他没有收到回应，市长只是下令警察们排成一列向前推进。警察冲进游行人群，德国牧羊犬一口就撕烂了摩西的裤管，口子一直开到大腿根上。这条狗接下来又咬伤了游行者马修.休斯（Matthew Hughes）的腿，严重撕裂了肌肉，致使其不得不住院。陷入骚乱的游行队伍开始撤退。有位女性后来回忆，当时有个警察不停喊着“肯尼迪是你的上帝”。领导者们大叫着呼吁大家不要逃跑，他们必须去法院办正事。

摩西领着大家撤回了韦斯利礼拜堂。歌声再次响起。会众们重振了他们的信心，非学委领导人开始帮助人们分批坐上汽车前往法院，来一场不那么容易遭受攻击的登记之旅。然而一路跟过来的警察却先发制人，逮捕了摩西和其他七名他们认定正在三角洲推进登记计划的人员。不久他们就在格林伍德城市监狱中重聚了。福曼在牢房里兴奋地告诉其他人，他将一卷胶卷偷偷交给了自己的同伴，很快全世界都会看到那条龇牙咧嘴的警犬。

这天早上的警方袭击通过电话飞快传播开来，以至于《纽约时报》的克劳德.西顿当天就赶到了格林伍德。其他全国媒体的记者也纷纷赶来，他们都凭着直觉认为这个故事意义重大。他们的直觉在第二天得到了回报。这一天警察增加了警犬的数量，还从周围县城调来将近一百名执法人员。一支由四十二名黑人组成的队伍在从法院返回韦斯利礼拜堂的路上遭到了警察的拦截。路边的白人旁观者大喊道：“弄死他们！弄死他们！”一条警犬在五六名摄影师的注视之下跳入游行队伍，将韦斯利礼拜堂的牧师咬得血流如注。一些游行者赶紧把他抬走，其他人则吓得四散而逃。官员们没收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摄像师的胶卷，还威胁了那吃惊的记者们。记者们立刻围住桑普森市长，想知道警方为什么要袭击这些手无寸铁打算回家的黑人。“他们收到了报告说黑鬼们要去爱丽丝咖啡厅静坐，”市长答道。还有一种更有可能的情况：格林伍德警察叫来外地同行充当后备队是为了对抗暴动带来的巨大威胁，结果黑人却根本没有闹暴动的打算，仅仅进行了一场安静的选民登记尝试。当地警察觉得自己遭到了羞辱，因此不肯善罢甘休，非得让黑人们吃点苦头不可。

到了第二天早晨，格林伍德已经成为了新闻快讯的十字路口。接连两天的警犬伤人事件登上了黑白双方周五报纸的头版。《芝加哥卫报》仿照珍珠港事件的报道先例打出两行大字：《密西西比州选民再次被狗袭击——牧师遭到撕咬》。《纽约时报》则较为内敛，头版标题为“警方放狗袭击黑人团体，牧师被咬”，不过这篇文章还搭配了一幅格林伍德警察在狗身后下令的照片。更糟的是，从肯尼迪政府的角度来看，警犬狂奔的照片上方正好是共和党国会领导阶层的合影。共和党正在推进自己的全新一揽子民权立法。纽约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Jacob Javits）声称，共和党不会在民权领域继续等待来自肯尼迪总统的领导。

对司法部的伯克.马歇尔来说，3月29日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星期五。肯尼迪总统想要知道针对密西西比州警犬伤人时间可以采取哪些举措。马歇尔不断地为了达成休战协定而讨价还价。他威胁要通过诉讼来申请联邦禁令，命令格林伍德官员维护准选民所应得的最基本宪法保护。然而他的谈判底气并不太足，因为他也是在诈唬。马歇尔知道诉讼不可能成功，至少在最开始不可能，因为决定诉讼结果的密西西比州联邦法官非常难搞。按照马歇尔此前向罗伯特.肯尼迪的描述，此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即使打赢了这场官司，马歇尔和肯尼迪依然不想让联邦军警承担起触发种族关系革命的责任。这是他们从自由乘车运动与密西西比州那里学来的政治教训。因此他们才会对摩西要求他们提供联邦保护的诉讼冷眼相对。

与此同时，民权委员会又在马歇尔的后方发动了攻击。委员会成员给马歇尔捎话说，他们必须立刻针对密西西比州的问题发布声明。民权委员会此前一直默不作声地听任肯尼迪政府的安排，如今这份顺从却被肯尼迪政府恣意拉扯到了同流合污的可耻地步，六位委员都被这一局面气得怒不可遏。马歇尔施展出了软磨硬泡的全副手段，最终换来了民权委员会的一个承诺：委员们愿意再给总统一个在白宫接见他们的机会，在这次接见之前全体委员将不会采取任何公开行动。“但是从长期来看，委员会里至少有四名成员很不可靠，”当天晚上马歇尔写信给罗伯特.肯尼迪说道。“我们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不得不面对来自约翰.汉纳（John Hannah）、西奥多.赫斯伯格（Theodore Hesburgh）、欧文.格里斯沃尔德（Erwin Griswold）和罗伯特.斯托（Robert Storey）的辞职。”

整个周末，民权领袖们纷纷涌进了格林伍德，其中有协进会的麦德加.埃弗斯，平等大会的詹姆斯.法默与大卫.丹尼斯，以及非学委的查尔斯.麦克迪尤。周五，威利.布兰顿从亚特兰大飞来，代表摩西、福曼以及其他六位在周五与他们一起出庭受审的非学委选民登记员工。这八个人很快就被判行为不检并且领受了监禁四个月的最高量刑。布兰顿向法庭宣布，他的委托人情愿服从宣判，不再继续上诉。身陷囹圄的八个人成为了向联邦政府施压的发力点，民权阵营希望联邦政府能为格林伍德带来最基本的公平。外界的喧嚣传入了摩西的牢房，各种相互冲撞的力量所具有的潜能让摩西勉强接受了一个他一直不愿承认的观点：合作、法律或者逻辑都不如窘迫与压力更能促使联邦政府做出反应。

4月2日星期二，格林伍德选民登记游行已经连续进行了五天，这一天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也赶了过来。“你们可不知道上个礼拜我坐在纽约市阅读格林伍德的报告时有多么难过，”他在韦斯利礼拜堂门前告诉即将游行的人们。“倘若俄国折腾西柏林的劲头能赶上你们的一半，我们这些人早就赶过去了。”当天格雷戈里三次走到法院，三次被警察强行赶走。作为第一位参与格林伍德游行的全国名人，他把每一场对抗都转变成了表演的机会，他对于眼前局面的评论可谓泼辣大胆，时而近乎疯癫，时而灵光闪现。“快来抢新闻啊！”他向国内的记者喊叫道。“想要参加选民登记的老太太遭到了枪支棍棒的招待！”眼看着警察把黑人推出法庭，他就朝着杂乱的警察队伍挥手示意：“都看看这帮不识字的白人，你看他们像是能通过选民资格测试的样子吗？”之后桑普森市长滔滔不绝宣称黑人具有严重的性格缺陷因此没有资格投票。格雷戈里挤着穿过人行道上的记者，笑容灿烂地打断了市长的话：“市长先生，您昨天晚上吃的是什么药，把满嘴‘黑鬼’都给压下去了？”如此口无遮拦的做派令勒弗洛尔县的黑人大为吃惊，白人官员在格雷戈里面前支支吾吾的样子同样令他们印象深刻。当地黑人全都没见过像他这样满嘴跑火车的人——他们要是胆敢这么说话肯定没有好果子吃——但格雷戈里的明星气质却好似一身无形的甲胄保护着他。当天晚上他发表了一篇认真热情且颇为幽默的简短讲话，引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你们不就是有几条狗么？我们照样走过去！”他喊道，“就算你们牵出大象来，我们照样要走过去！有本事你们把老虎也牵出来，我们还是要走过去！”

格雷戈里为期三天的宣传推动了司法部的进程。第二天一早，约翰.探望了摩西和其他囚犯，此时是他们进入格林伍德监狱的第八天。他宣布他们第二天将要参加联邦法官克洛德.克莱顿的法庭听证会，所有人都必须呈现出最好的一面。多尔打算向法庭要求一项命令，下令让格林伍德官员做到三件事：首先，针对八名非学委领袖的非法干扰投票权指控必须取消；其次，停止骚扰或恐吓想要登记的黑人公民；最后，在法院登记机关提供公正且充分的警力保护。如果当地官员不服从命令，联邦政府必然会向格林伍德派出法警。多尔表示尽管他不认为能从克莱顿法官手下获得这份命令，但是依然有信心在上级法院胜诉。

4月3日星期三，紧张的志愿者们在伯明翰举行了第一场午餐柜台静坐示威。同一天在格林伍德，消防队将消防车停在了通往法院的路上，试图帮助警方镇压选民登记示威队伍。对于大功率消防水龙的恐惧一度迫使行军队伍瘫痪了下来，然后詹姆斯.贝弗尔大胆地走到消防队长面前说：“我们的内心中有一团火苗，但你们不能把它熄灭。”在纽约，迪克.格雷戈里的大幅照片出现在早版《时代周刊》的封面上，他的胳膊被警察扭到了背后。在华盛顿，肯尼迪总统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提到了格林伍德的故事。有记者询问司法部是否会进一步推动选民登记，肯尼迪回答说司法部已经在格林伍德提出了一项新的投票权诉讼，“应该很快就会召开听证会——可能就是在这周。”总统希望多尔的行动能够表明“当地显然出现了公民权利遭到剥夺的情况，这一点在我看来很明显，但依然需要法院做出裁定。”

在格林伍德监狱，刚刚成为联邦诉讼原告的犯人们都不禁有些飘飘然。他们在早上得到了来自多尔的简报，得知肯尼迪总统本人明确同意当天晚些时候在全国电视上支持他们的诉讼。当天晚上，联邦法警从州政府当局手中接管了他们。看起来胜利似乎更近了一步，然后法警就开始给他们戴上手铐并把他们拦腰绑在一起。尽管他们只是被转移到联邦拘留所去参加第二天的听证会而已，这种待遇对联邦政府的盟友来说似乎还是有些过于苛刻了。几个戴着手铐的学生挖苦地评论道，他们的保护者显然想要博取格林伍德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同情。与往常一样，福曼的反应在某些方面并不像其他人那样细致，但在其他方面却又比其他人细致得多。他奋力想要与执法官或者高级法警说话，同时还试图让记者们拍一张非学委的犯人被“联邦锁链”拴起来的公共宣传照片。眼看着福曼一边忍不住满腹盘算、一边又摆出一副油盐不进的架势，摩西和其他几个学生只得摇头苦笑。此外福曼也向警长提出了许多正当的抱怨——例如医疗待遇、缺乏毛巾以及监狱伙食的质量：“没有理由不给囚犯提供均衡的饮食。”

监狱政治的讽刺转折对摩西来说微不足道。在密西西比州当局的铁腕之下挣扎了整整两年之后，他终于看见了打开局面的突破口：黑人没有权利就不可能获得自由，没有自由又无法获得权利。他必须设法打破这个悖论。到了第二天早上举行听证会之前，摩西一改往日的安静姿态，在牢房里大声欢呼。他“十分少见地站在监狱围栏后面，独自歌唱，”福曼回忆道。在其他非政治犯的敦促下，摩西开始放声高歌：“你想要你的自由吗？你准备好去坐牢了吗？”甚至他周围的盗贼和流浪汉都把他的歌声当成了希望的启示。然后看守就突然打开了他们的牢门，为他们带来了不可思议的消息：格林伍德在预审谈判期间屈服了，他们的判决已经遭到延迟，文件已经签署，他们自由了！八位非学委员工合唱着《我这一点光》走到监狱外面，参加了胜利的新闻发布会。“我们眼球瞪眼球，对方先眨眼了，”其中一人告诉记者。国务卿拉斯克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的夸口用在这里也算恰如其分。

庆祝活动进行了很久，摩西却早早地陷入了忧郁当中。他得知当天法庭并不会针对多尔诉讼的另外两个目标举行听证会：其一是要求当地政府停止骚扰，其次是在格林伍德的选民登记申请人排队的时候为其提供保护。多尔原本打算申请联邦法院命令来确保这两点，现在他却告诉记者，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为诉讼做准备，接着又表示说他认为当下要务是让摩西等人赶紧出狱，而不是一味忙于推进案件进展。最后记者们证实了传言：多尔在华盛顿的上级已将案件搁置到了一边，以此换取八名囚犯的释放。记者们没有意识到联邦政府与当地政府的讨价还价还包括另一项内容：恢复勒弗洛尔县的食品救济活动，联邦政府同意负担在当地分发救济的成本。勒弗洛尔县的领导人因此可以声称他们勇敢地顶住了来自华盛顿的压力，绝不会花费一分钱的当地税款来喂饱那些闹事的黑鬼。实际上他们这是要让联邦政府为了关停食品救济的行为向他们付钱。

多尔来到格林伍德的黑人社区，到处寻找摩西。与其他政府同僚相比，多尔尤其因为充斥民权政治领域的暴行而心如刀绞，因此很想与摩西当面把话说清楚。他十分敬重伯克.马歇尔与罗伯特.肯尼迪，因此完全接受了这两人为了放弃起诉决策而提出的理由：假如联邦政府打算动用自己的权威来支持选民登记，就必须准备好承担无远弗届的警务责任——不只是在勒弗洛尔县，而是在整个南方地区。根据马歇尔的推断，假如联邦政府获取了禁令，那么地方警力很有可能来个一推六二五，彻底放弃维持治安的责任。这样一来联邦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武力介入。美国边境巡逻人员可能不得不来到格林伍德指挥交通，应答火警，以及向以吉米.特拉维斯为代表的一千多名选民登记员工提供安保。

多尔理解肯尼迪和马歇尔想要避免这种局面，但他也知道摩西为了与联邦政府合作付出了多大努力。摩西一直认真遵循政府建议，推进选民登记而不是示威游行，并且精心撰写了关于殴打、枪击以及其他骚扰情况的详细报告，可是华盛顿方面却不愿参与格林伍德的计划，宁肯耍花招脱身。多尔很清楚摩西此时一定倍感失望，但他仍然没有准备好面对摩西脸上的抑郁表情。多尔终于在一条小街上找到了摩西。尽管他正置身于庆祝非学委八人组获释的黑人队伍当中，但却与周遭的欢庆气氛格格不入。多尔觉得摩西似乎凭直觉看穿了联邦政府与格林伍德之间的讨价还价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算计，并且因为这套算计有可能对密西西比选民登记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而感到绝望。摩西的眼神活像两把锥子，扎得多尔根本无法开口辩解，摩西也很知趣地没有主动提起这个话题。两人略显麻木地相互道别，从此以后政府官员多尔与心累的求援者摩西之间就平添了一层客套的隔膜。

大量迹象都表明了摩西早已了解的事实：格林伍德运动正在瓦解。迪克.格雷戈里离开了镇子。弥撒大会的规模也萎缩了下去。返回亚特兰大的途中，詹姆斯.福曼在伯明翰驻足，希望能将格林伍德运动发展成为非学委与领导大会的联合项目。他迫切地希望借助这一手来鼓舞萎靡的运动士气。不过怀亚特.沃克却觉得他是个只会登门乞讨的麻烦精，并且毫不客气地把他轰了出去（“如果我割过谁的喉咙，”沃克回忆说，“就是那次。”）。与此同时桑普森市长的明面态度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派出一辆城际公交车来运送那些确实想参加登记测试的黑人。这一姿态是联邦官员不断催促的结果，他们终于让勒弗洛尔县的政客们相信维持政治控制比炫耀控制力更加重要。县政当局收回了警犬。作为交换，他们保留了源自战后重建时期的特权，也就是有权决定谁符合选民资格。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不知疲惫的勒弗洛尔县登记项目员工带来了一千五百位黑人进行登记测试，其中只有五十人通过。虽然当地黑人居民的数目远远超过白人，登记选民当中黑人与白人的比例却仅仅是三百人对十万人，在选举当中依然起不到什么作用。

这一次克劳德.西顿的同情心压倒了他追求事实的精神。他告诉《纽约时报》的读者，登记运动的“势头已经回升”，还宣布勒弗洛尔县是民权运动的“主战场”。但这是他从格林伍德发回的最后一篇重要报道。当地新闻素材蒸发殆尽，迫使他在不久后离开了这里。身在亚特兰大的威利.布兰顿怒气冲冲。他并没有把格林伍德运动的突然消亡归咎于密西西比州的抵御能力，而是将马丁.路德.金当成了罪魁祸首。他恨恨地向他的同事们抱怨道，充满嫉妒的金看到密西西比州在没有他领导的情况下依然敢于抓住机会打破种族隔离，就在伯明翰另起炉灶给他们拆台。

“你们就算留在密西西比也很可能永远无法产生任何成果，至少在物质层面上是这样。”扬在写给贝弗尔夫妇的信中这样写道。他认为领导大会在密西西比州的工作无非是“官僚主义的白日梦”。这封信的笔调十分难过。

“今晚我们必须让玛丽安.鲍尔芬（Marion Palfi）【某白人摄影记者】离开密西西比，”柏妮思.罗宾逊写给迈尔斯.霍顿。 “再让她在这里拍照片太危险了。”

或许是出于未卜先知，又或许是受到了格林伍德事态的启发，金在4月3日B日当天宣布：“他们可能会放疯狗咬我们！”六天后金将注意力转向了没那么大张旗鼓的威胁：他要在一场特别会议上面对一百多名对他抱有怀疑态度的黑人商人。后来根据金的回忆，会议现场的气氛“紧张而又冰冷”，参会人员针对他的运动抛出了一连串批评言论。有些人说他们并不需要外人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有些人说金并没有给鲍特韦尔提供一个公道的机会。几乎所有人都表示更倾向于与当局合作而不是贸然举行危险的抗议示威，谁都不想看到愤怒的警察与戴着手铐的抗议人员。金将自己的口才发挥到了极致，不惜押上自己的职业生涯也要说服这些人。他将自己的全面计划描述得严丝合缝，希望借此说服他们。他承诺杰基.罗宾逊和小萨米.戴维斯这样的名人将会赶来参加运动，希望借此诱惑他们。

金的讲话赢得了与会者的掌声。这样金至少有底气宣称自己说服了黑人商人群体保持中立。 A.G.加斯顿后来就本次会议的内容发布了一份声明，金的支持者声称这是对于本次运动的认可。不过种族隔离主义者同样称赞了加斯顿，白人报纸还刊登了他的呼吁：“全体伯明翰公民应当和谐共进，团结友爱，从而解决我市的问题，并且认可本地的有色人种领导层。”加斯顿的声明没有提到到金与示威活动。金知道自己无法长期影响商人们，有些曾当面称赞他的人正在抱怨说他应该离开伯明翰。他在当晚的弥撒大会上宣布，他决定推迟了亲自坐牢的计划。他希望他自己的监禁能够为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起到火上浇油的功效，而不是沦为这场运动用来苟延残喘的救命稻草。

也就在这一天，一心想要灭了金的阿拉巴马州白人官员在蒙哥马利与华莱士州长秘密谋划起来。他们知道民权阵营的保释金经费并不充足，于是就起草了一份法案，仅在伯明翰将轻罪最高保释金的数额从三百美元提高到两千五百美元。他们还补充了一项决议，宣布伯明翰“已经被外来者入侵，他们企图通过武力和暴力推翻他们可能不喜欢的法律”。将这些措施落实到立法机关之后，白人政客们开始争论最恰当的警力运用战术。公牛康纳和华莱士州长想要派遣一百位人高马大的州骑警组成一支震慑力十足的部队，用来恐吓并击垮黑人游行示威队伍，但伯明翰建制派当中的改良派系——警长、报纸、商业巨头和鲍特韦尔市政当局——更赞同奥尔巴尼警察局局长劳里.普里切特的“天鹅绒拳头”战术。他们都认为任何加剧冲突并使其更加暴力的步骤都会造成反作用。

这些幕后争议浸透了政治算计。公牛康纳刚刚提出诉讼，要求阿拉巴马州的法官们推翻或者推迟执行新的市政宪章。假如他打赢这场官司，近期的市政改革公投与市长改选结果就会失去效力。因此康纳与建制派都想将法官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康纳需要将金的运动激化成为一场种族冲突的火爆大戏，从而趁机将自己塑造成不可或缺的铁腕强人，让人们将他视作当代的石墙杰克逊。建制派则希望无声无息地地将金的运动悄悄捂死，唯此才能确保他们身为体面社会卫士的地位。双方在周二达成了妥协：眼下姑且暂不派遣州骑警，但康纳将会获得一份奥尔巴尼风格的法院命令来禁止黑人举行抗议。这样的禁令要么会削弱抗议运动，要么能为公牛康纳一心想要发动的大规模逮捕提供政治意义更强的目的。

在周三全天，即将落实的法院禁令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伯明翰市政府的公诉律师们正在急忙准备宣誓书。金自然听说了这件事。唯一的好消息是康纳向州法院提出了申请而不是联邦法院，因为他觉得州法院的法官更可靠。这对金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禁止令来自阿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主义者而不是联邦政府。“在这场运动中每个人都要勇于牺牲，”金在那晚的弥撒大会上宣讲道。但是眼下的困境让他情绪十分暴躁。他谴责那些不顾抵制运动依然前往市中心购物的人们是“黑人种族的叛徒”。下一个登台演讲的阿博纳西做出了感人的承诺，宣誓要在耶稣受难日坐牢。弥撒大会之后，运动领导人的战略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一分钟一分钟地接收着紧急禁令申请进度的报告。威廉.A.詹金斯法官（William A. Jenkins）大约在晚上九点钟签署了相关文件。午夜过后一点钟多一点，一位县治安官走进加斯顿汽车旅馆的餐厅，向运动领导层送达了禁令。这一举动无异于宣战仪式。金在餐厅里与治安官对面而坐，他的两旁分别是阿博纳西和夏特沃斯。金默念着法院命令，一大群记者在摄像头和麦克风后面等待着他的回应。这份禁令的范围十分宽泛。为了维护公共秩序，防止预料的“流血和暴力事件”，詹金斯法官明确下令一百三十三人不能参与或促成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包括“游行、示威、抵制、非法侵入和纠察活动”，甚至就连“通常所谓的跪祷示威”也不允许。金的名字在一百三十三人当中位列第一。

对于三位黑人领袖来说，谴责这项命令公然违反宪法很容易，在第二天宣称他们“不能凭着良心服从这道禁令”而且运动也不会因此停下来相对而言也还不算太难，真正异常困难的是最后一步：设想一个足够可行的运动计划。这项计划必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反抗禁令造成的痛苦，并且赋予运动参与者们取得积极成就的期冀。声势浩大的伯明翰运动从一开始就显现出了病入膏肓的败相。在过去八天里他们送进监狱的人数还不到一百五十名。相比之下，规模寒酸的奥尔巴尼运动在大规模抗议开始的第一天就向监狱里送进了接近两倍的人数。尽管许多运动支持者都来到加斯顿家的阳台下面，为了三位运动领袖决心在耶稣受难日游行到监狱的承诺而大声欢呼，但是他们当中只有七个人自愿参加4月11日星期四的示威，不到五十人宣誓参加陪同金前往监狱的游行。

第六大道浸信会教堂在周四晚上举行了弥撒大会，但是金却没有参加，借此避免做出进一步的承诺。金老爹赶紧从亚特兰大冲过来救场，代替儿子进行了当晚的布道，总算将这一轮危机应付了过去。此时事态的最新进展似乎预示着他的儿子用不着进监狱了。伯明翰市政当局通知抗议运动的保释金担保人，他已经耗尽了信用限额。换句话说市政府向入狱计划下达了破产通知书。运动组织者再也不能向入狱志愿者们保证他们一定能得到保释了，现在最穷的志愿者可能要面临六个月而不再是六天的监禁。金和他的顾问们围绕这一事态可能导致的各种后果一直讨论到了深夜。他们能否预先提醒潜在的入狱志愿者们做好思想准备，同时又不至于破坏现有的士气呢？金目前的首要责任是承诺自己要去坐牢吗？还是说他应该作为领导大会唯一一位久经考验的募捐者去巡游全国募集经费呢？如果他采取了后一种举措，运动势头能维持到他返回伯明翰的那一天吗？

“让我们好好想一想，”金不停地说道。但更加活跃的怀亚特.沃克经常在滔滔不绝的讨论期间突然离开会场，去其他房间监督自己的项目。他安排一组志愿者登门递送了一千五百封宣传信件，又让另一组志愿者分发了五万份传单，内容都是支持购物抵制活动。沃克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沉浸于组织细节当中不可自拔，似乎是在刻意回避运动总体疲软乏力的现实。伯明翰的黑人们正在忙着洗衣服、聊闲天或者打篮球，完全无视抗议运动领导层的全盘计划。沃克的筹谋并没能撬动这座城市。金多次派人叫他回来开会，气得沃克一下子把笔记板摔在了桌子上。“催什么催？我又不会分身术！”他向金喊道。震惊的金试图让他平静下来：“等一下，等一下。”

4月12日耶稣受难日的上午，来自协进会纽约分会的律师诺曼.阿玛克（Norman Amaker）向金以及其他二十多名运动领导人进行了局势简报。大家挤在金301房间的客厅力——加斯顿汽车旅馆客厅就只有这个房间够得上套房标准。阿玛克告诉他阿玛克最后表示，无论金决定怎么做，都能在法庭上得到协进会法律辩护基金的支持。金为接下来的讨论设定了阴郁的基调。他说他不想将余生耗费在监狱当中。他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相互冲突的义务让他感到茫然无措。虽然他不想让禁令迫使自己食言而肥，就此脱离伯明翰运动，但同时他也不想带领一批新人盲目入狱，更何况现在他还不知道这场运动将如何保释那些已经入狱的人们。他向其他人寻求建议。一阵沉默之后，有人说金不能进监狱，因为如果没有新的资金支持，这场运动将会消亡。金老爹建议儿子不要触犯禁令。有位律师大言不惭地夸口说，如果金当真被捕，他就去搞掉这条禁令，从而把金救出来。安德鲁.扬和其他几个人表示，无论金如何做决定他们都将全力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夏特沃斯在内，没有任何人建议其他领导代替金入狱。所有人的意志都在愈发消沉下去。金后来回忆道：“就连我们当中最甘心奉献的领导人也被绝望压得不堪重负。”

金没有回复这其中的任何一条建议。当其他人逐渐沉默下来之后，他一言不发地起身走进卧室并且反手关上了屋门。金极其敏锐地意识到，此刻他最亲密的战友形成了最难挪动的负累。在他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路通向监狱的深渊，倘若选择这条烈士之路，他的被捕或许真能打动远在白宫的肯尼迪总统以及近在眼前的伯明翰黑人，但是也只有烈士才会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样做胜算很大。另一条路通向新闻发布会，他可以在在发布会上详尽解释为什么很有必要再组织另一场巡回筹款，从而发动一场更加安全的运动。选择这条路同样需要他极力夸大胜算，同时还会在他的心中充满无言的恐惧：或许这里就是终点，身为领袖的他不能拿着追随者当成挡箭牌。几分钟后金走出了卧室。他上身换了一件工作衬衣，下身换了一条卷着裤腿的崭新蓝色牛仔裤，脚上蹬着一双懒汉鞋。这一幕着实让人大受惊吓，房间里的有些人从未见过金穿过深色正装之外的任何服饰，更不用说穿得这么随便了。

刚刚出现在众人面前，金就宣布他要去坐牢，整个房间顿时鸦雀无声。“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他说道，“我也不知道钱要从哪里来。但是我必须做出充满信念的行为。”

他转向了阿博纳西。尽管后者发表过要在监狱里度过复活节的演讲，但其实依然打算回到位于西亨特教堂参与教会年历当中最重要的节庆。他在私下里一直对金抱怨说，金比他更容易在缺席状态下安排复活节的敬拜活动。毕竟阿博纳西在西亨特孤身一人，而金身旁永远都有来自父亲的支持。距离复活节眼看只有两天了，到哪里才能找到替代阿博纳西主持复活节活动的牧师呢？这些理由金全都清楚，但他还是向阿博纳西提出了沉甸甸的公开请求。“我知道你想在复活节那天让我出现在你的布道坛上，拉尔夫。但我想让你和我一起进监狱。”

阿博纳西没有回答，金老爹认为眼前的僵局表明这一决议还没有最终拍板。他再次建议他的儿子不要“在这个时候”违反禁令。但是他显然有些底气不足，说完这番话之后又往回找补了一句：他觉得不管自己说什么，他的儿子终归总要自行其是的。

金坚定地宣称他必须参加示威游行活动。“如果我们遵守禁令，那么我们就出局了，”他说。

金老爹的身形明显垮了下来。他在座位上来回扭动，好像要在地上找什么东西似的：“你这套非暴力显然不是我教给你的，一定是从你妈那里学来的。”

“我必须去，”金再次轻声说道。“就算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去进行游行示威。”

“等一下，”阿博纳西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我看看我能不能跟我的执事联系一下，因为我要在伯明翰监狱度过复活节了。’

阿博纳西让在场的人们再次陷入了沉默。该说的话已经全都说完了。众人合唱了《我们必胜》，然后就离开房间分头行事去了，只留下金老爹守在301房间里。

迄今为止，怀亚特.沃克的运动策略只给他带来了一连串的失望。但是现在他却发现了一项意外之喜：报纸在估计示威参与者人数的时候习惯将现场附近所有黑人全都当成示威参与者。记者不仅会将游行人员与纠察队队员算进去，就连路边的看客也不放过，这样一来反而助长了抗议运动的声势。新闻业的这一特点让沃克喜出望外。拖沓延迟原本是示威运动的痼疾，可是按照报纸的报道方式，这个缺陷反而成了优点，因为沃克有一条与之相对的媒体战略：运动实际举行时间与预计时间相比拖得越久，就越能吸引更多围观者。

这条规则的效力在耶稣受难日当天发挥到了极致。金和阿博纳西终于走出第六大道浸信会教堂宣布游行示威活动开始的时候，距离公示的开始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三个小时。大约只有四十名入狱志愿者跟随着他们，因为饱含情感的布道词没能说服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但是在预期路线的两侧，黑人旁观者却越聚越多，一个个兴奋地谈论金是否真打算正面挑战公牛康纳。人们期待了许久，终于见到了金，人群当中登时爆发出一阵庆祝与鼓励的喊声。游行者沿着几条街区的人行道不断前行，路边的喊声也越来越大。按照第二天早上《纽约时报》的报道口径，等到前进队伍碰上警察封锁的时候，“已经有超过一千名喊叫歌唱的黑人加入了示威队伍。”金领着游行队伍来了个意想不到的转弯，骑着摩托开着警车的警察们赶紧疯狂掉头，穷追不舍的记者和白人行人紧随其后。警察重新沿着金的路线在第五大道布下了另一道封锁阵地，壮观的对抗场景骤然爆发了出来。一名警探没有给出任何警告就从金背后伸手拽住了他的腰带，扯着他脚跟离地，猛地把他推向了囚车。一位骑着摩托车的警官一把抓住了阿博纳西的衬衫，把他推向了同一方向。摄影师们按快门的声音此起彼伏。黑人旁观者看到逮捕的情形，要么愤怒喊叫，要么低头祈祷。他们与游行队伍混杂成为了一体，以至于警官们都不知道究竟应该逮捕谁。最后与金和阿西纳斯一起被捕的人数共有五十二人，其中有些人是不小心闯进了游行队伍，也有些人临时起兴加入了进来。公牛康纳告诉记者们，金既然这么想进监狱，那就让他进监狱好了。

关于金在监狱里的待遇，康纳的看法与普里切特颇有差异。金在伯明翰监狱不能看报纸，也不能穿丝绸睡衣。看守把他关进了隔离牢房，与其他人分开，并拒绝了他打电话或者与律师交谈的请求。金消失在了单独拘禁的“洞穴”当中，不仅接触不到狱友，也接触不到外面的世界。沉寂让他被捕造成的骚动逐渐沦为了记忆。金早已习惯了新闻与情感的强力轰击，如今他却走进了一片昼夜不分的真空地带。一缕缕光线通过牢门上方的空隙洒在牢房里，随着光线一起传进来的只言片语则是他了解伯明翰运动持续危机的唯一线索。

金被捕的当天，世界其他地方还发生了很多同样意义重大但却隐而不彰的事件。在罗马，若望二十三世教皇中断了圣彼得大教堂举行的一场耶稣受难日仪式，下令从祷文当中去除掉“背信弃义的犹太人”这句话。就在前一天，教皇刚发表了充满愿景的《太平通谕》（Pacem in Terris）。最近教皇一直在采取近乎鲁莽的大胆行动，从而赶在癌细胞杀死自己之前极力在顽固的梵蒂冈官僚机构内部进行普遍改革。

在佐治亚州的哥伦布市，陪审团用了不到九十分钟的时间就判定L.沃伦.约翰逊警长不用为他在1961年殴打并射击查理.韦尔的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当时韦尔是警长车中的囚犯。如此干脆的无罪释放震惊了韦尔的律师C.B.金。他原本以为针对约翰逊的案子铁证如山，就算全白人陪审团也不能翻案，但是无情的事实再一次打了他的脸。于是他要求各位陪审员分别对本案判决结果进行表态。当陪审员卡尔.史密斯（Carl Smith）站起来确认判决的时候，旁听席上有几位奥尔巴尼开车来参加为期五天审判的黑人格外注意到了他。奥尔巴尼黑人居住区一共有三家由白人经营的杂货店，史密斯是其中一家的店主。在奥尔巴尼运动时期，这三家店铺一直因为拒绝雇用黑人职员和收银员而遭到纠察线封锁。现在他宣誓声明，约翰逊警长并没有剥夺查理.韦尔的公民权利或对他造成任何需要采取法律行动的伤害。这句话一出口，两股怒火就汇合到一起指向了他。

判决之后过了八天恰逢周六，曾经接受过奥尔巴尼运动锻炼的学生们再次来到卡尔.史密斯的商店门外拉起了纠察线。他们举着惯用的纠察标语牌，敦促店里所有黑人顾客拒绝光顾这家不为黑人提供工作的商店。像往常一样，他们的抗议只持续了一个小时就被劳瑞.普里切特的警察驱散了，还有几个人遭到了逮捕。然而这场短暂的努力却注定要成为民权运动时代成效最显著的一条纠察线。这条纠察线将种族政治推向了极端，将种族政治的影响散播得无远弗届，吸引了无数从来没听说过查理.韦尔或者卡尔.史密斯的人。史密斯担任韦尔案件陪审员一事所点燃的激情差点就毁掉了接下来8月的华盛顿大游行。

曾经在奥尔巴尼运动期间秘密保释了金的B.C.加德纳这一次代表白人使出了第一招应手。他代表史密斯起诉了奥尔巴尼运动的领导人，指责他们的非法抵制迫使史密斯不得不歇业。与此同时加德纳还联系了当地律师协会以及他在联邦调查局的熟人，初审法官，以及远在华盛顿的伯克.马歇尔。他声称黑人因为史密斯在韦尔对约翰逊一案当中的投票结果而蓄意惩罚他，这样做无异于妨碍司法。这一下子形势突然颠倒了过来——一名白人男性居然沦为了民权运动犯罪行为的牺牲品。此前一直在相互扯皮、相互争执乃至相互拆台的各级执法人员现在突然协调一致起来。周六纠察线事件仅仅过了十天之后，关于这一事件的初步报告就落在了司法部长的办公桌上。“在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我们收到了关于有组织黑人抵制白人杂货店的投诉。那名白人店主曾是陪审团中的一员……”伯克.马歇尔这样写信告诉罗伯特.肯尼迪。“看起来这一事件要交由大陪审团处理，大陪审团将会提出控告。有一位被控告的人将会是奥尔巴尼运动的领导者W.G.安德森博士。”

有超过三十位联邦调查局探员被派去询问了很多奥尔巴尼黑人。各级执法人员都看到了施展身手的机会。有人想赢，有人想发泄自己的种族积怨，也有人想彰显法律体系的公平。然而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念头：眼前的拉网式清查无疑证明联邦法律体系已经下陷到了贝克镇的水平。对付黑人的时候，司法是通往监狱的水上滑道；支持黑人的时候，司法就变成了充满托词与借口的泥潭。

查尔斯.谢罗德没有旁听哥伦布的审判。在耶稣受难日那天，他带着几个最有前途的奥尔巴尼学生参加了亚特兰大非学委第四次全体大会。尽管去年大规模示威令他失望，他仍然宣布自己决心继续推进奥尔巴尼运动。谢罗德发誓说，为了在逆境与晦暗不明的全国局势当中坚持下去，“我们愿意采摘棉花、擦地板、洗车、擦窗户、看孩子等等，只要能换取食宿就行。”

鲍勃.摩西在大会上发表了主题讲话。他温和地告诉听众们，格林伍德运动已经陷入了衰退：“我们现在不需要五百人从事基层工作，而是需要五千人。”然后他谈起了自己在抑郁状态当中透彻考虑过的自我批判抽象理念。摩西相信黑人必须追求普遍投票权——这一信念日后将会催生非学委的“一人一票”运动——而且他们还必须意识到，在三角洲地区争取普遍投票权也就意味着向当地白人提出一项全国其他地区的白人都不需考虑的要求：“本地黑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如白人，但数量却超过白人，因此允许黑人投票将会对当地构成严重的政治威胁。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黑人选票都主要作用于黑人群体内部。黑人选出他们自己的领导人，但他们所选的领导人并不能管理数量较少但是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白人精英。在三角洲地区情况则截然相反。我一点也不认为这个国家目前有能力或者有意向将普遍投票权强行灌输给三角洲的白人。而且强行灌输是必须的，因为当地白人早已下定了不让普遍投票权成为现实的决心。”

摩西毫不留情地细数着扼杀普遍投票权的各种困难。在他的口中，选民登记项目的敌人似乎从无知的红脖子白人农民变成了无处不在的政治力量，民权运动的目的也从源自基督教理念的启蒙——教育人们秉承慈善与公平的原则——转向了政治革命。虽然摩西看不到实现普遍投票权的路径，但是他依然不会就此放弃，因为实现普遍投票权绝对很有必要。在他看来，只要他们将斗争目标下调哪怕一点点，都会将大量南方黑人排除在外，种族政治关系也不会受到触动，这样一来运动就算取得胜利也至多只能争取到一点象征性的特权。摩西警告非学委当中的直接行动拥护者们，“要当心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最终只会有益于“黑人小资产阶级”。他说这话的时候心里肯定想着金的伯明翰攻势。

这次亚特兰大会议共有三百五十名学生参加，会场间歇性地爆发着紧张与困惑的情绪。在有些研讨会上，参与者合唱起了阳光乐观的自由之歌；在其他研讨会上，参与者则纷纷讲述了遭遇殴打、隔离与恐惧的各自经历，到最后全都忍不住哭叫怒吼起来。有些学生不顾长期培养的非暴力平和风度，抄起椅子就扔了出去，还有个学生甚至一拳打烂了一扇窗户。虽然有许多人赞成非学委应该像福曼所说的那样“挑战国家的政治体制”，但是也有不少其他人哀叹非学委丧失了朴素的本质。例如非学委这样的志愿组织之所以得以存在，靠得是全体成员的开诚布公与自我揭批。非学委的学生们总会催促彼此将自己的思想根源挖得再深一点。如此深入的剖析让他们逐渐意识到，在种族情谊共同愿景的背后，非学委其实是一个人员组成极为多样的集体，既有虔信圣徒也有社会青年，既有知识分子也有逃亡农民。尽管他们全都摆脱了社会常规的羁绊，但是彼此之间的文化与种族差异却依然迫使他们在相互交流时小心翼翼。许多非学委领导人刚刚投身民权运动的时候都曾经信心饱满地认定，自己心中闪亮的理想主义足以匡扶外部世界，可是现在就连他们自己的身份都做不到固守不变了。

查尔斯.谢罗德走出位于甘蒙神学院的会场，来到庭院里抓住了一棵树。突然他心中没来由地充满了对于自身的憎恶。他憎恨自己双臂的深色皮肤，厌恶自己满头卷曲的头发，与自己有关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恶心，包括他说话的口音。羞愧活活噬咬着他。他甚至为了自己的母亲而感到羞愧。就在这一刻，他再次沦为了偷看完美白人世界、一心念想着白人祖先的流浪苦儿。紧接着他又因为这份没来由的羞耻心而感到羞愧。他想到这些年来他一直拿着民权运动的惯用套话教导年轻黑人们要勇于接受自我，并且把这些信任他的年轻人送入监狱。现在他却发现自己的信念似乎全然基于空想与虚伪。所有这一切念头让他觉得自己从头到脚都污秽不堪。等到谢罗德从这一轮精神崩溃当中恢复过来之后，他只能把这次煎熬比作旧约当中绘声绘色的皈依过程。他感到自己的内心比从前更加强大了，但从此他再也没有不假思索地谈论过采取全新种族态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