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4月12日周五晚上，金被捕之后几个小时，詹姆斯.贝弗尔响应他的号召从格林伍德赶到伯明翰，在当晚的弥撒大会上布道。他说他从小到大听够了伯明翰的情况与公牛康纳的生平。他认为伯明翰是一座充满病态的城市，白人的症状是盲目仇恨，黑人的症状是从来不会主动迈向自由。贝弗尔望着布道坛下方的三百多名听众们——他们面带茫然地坐在天然洞穴一样宽敞的第十六街浸信会教堂里，活像迷路了一样——并且告诉他们，这么重大的日子就来这么几个人简直少得可怜。他向两位坐在听众中拿着录音装置的白人警探伸出了一根指责的手指。“警察尽管可以参加我们的会议，他们尽管可以把他们的枪、徽章以及袖珍麦克风都带进教堂里来。但如果你想获得自由，他们根本挡不住你们。”
随着贝弗尔按照一贯的狂放风格继续布道，听众们逐渐躁动不安起来。他呼叫道，黑白双方都必须停止无谓的操心（“如果上帝能给蟑螂一口饭吃，那祂也能给黑人一口饭吃。”），睁开双眼接受灵性治疗。他宣称身心健全的形态很容易就能实现。自由就在那里，任你攫取。他引用了耶稣在毕士大池对瘸腿人说的话：“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用这句话做引子，他开始了滔滔不绝的演讲。用自由来医治自己吧！他呼喊道。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站起来走路，走进弥撒大会，走进法院，走进监狱。警方侦探后来向公牛康纳坦诚说，贝弗尔围绕这个主题“把自己与大会会众推进了如此狂热的境地，以至于我们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是会众们都能听懂。贝弗尔是精神层面的神风特攻队员，目的是解放他们：“黑人三百年来一直坐在这里等死，是时候起身走两步了。”
周一下午，金喜出望外地看到克拉伦斯.琼斯的英俊面孔出现在他的牢房门口。琼斯希望免受伯明翰监狱的敌意，因此穿了一身最考究的纽约律师职业套装。他带来了金最想听到的好消息：“哈利已经筹集了五万美元保释金，”并且贝拉方特已经表态还能提供进一步资助，“无论你们需耍什么”。金后来写到，那几句话“提起了我心中的千斤重担”。这笔资金意味着谁想要出狱都能出来，而且谁也不能因为金决定投身监狱而不是去巡游筹款而指责他失策了。
琼斯还告诉金，贝拉方特和沃克正在组织一场电话加电报宣传攻势，迫使肯尼迪政府为金提供更像样的监狱待遇。到目前为止金仍然孤独地待在他的牢房里，不能打电话，没有床垫床单，晚上只能睡在金属板条上。从怀亚特，沃克那里了解到金的苦境之后，贝拉方特给罗伯特.街尼迪打了电话。据金所知，司法部长强烈反对整场伯明翰活动，更不用说金去坐牢这件事了。并且罗伯特还有进一步的理由感到自己遭到了逼迫，因为他知道金随时都能缴纳保释金离开监狱，换句话说他现在吃的苦头全都纯属自找。按照琼斯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罗伯特对贝拉方特的回应已经非常客气了，尽管言辞简练，但却不乏幽默：“告诉金牧师，我们正在竭尽所能，但我觉得眼下并不是推进监狱改革的最佳时机。”
琼斯离开后，狱卒让金从牢房中出来打了一通付费电话，说现在是时候让他跟妻子通电话了。反复进出监狱的经验让金立刻产生了疑心：看守通常并不会鼓励犯人与家属通话，如此反常的善意十有八九是为了给警方的窃听人员制造机会。电话刚一接通，柯瑞塔就告诉他总统刚刚打来了电话。金没有立刻回答。一方面他很想知道妻子有什么消息要告诉他，另一方面他也很不愿让公牛康纳知道肯尼迪总统打算做什么，于是就岔开话题与大女儿与二儿子闲聊起来。这样避重就轻的态度自然引起了柯瑞塔的警惕。
“你现在正被监视着吗？”她问道。
“是的。”他回答说。
“他们有没有给你规定通话时间限制？”
“不确定，但是他们肯定能听到所有内容，”金直截了当地说，“你说谁给你打过电话了？”
“肯尼迪，”柯瑞塔说，“总统。”
“他直接给你打的电话吗？”
“是的。他告诉我过几分钟你会给我打过来，就在大约三十分钟前。”
这是一条重大消息，很可能足以与肯尼迪总统在1960年大选前那通著名电话相提并论。“赶紧告诉怀亚特，”金做出指示，“现在就去。”
柯瑞塔重述了她和肯尼迪总统的谈话：“他告诉我，昨晚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和你谈过了。是这样吗？”
“没有，没有。”金回答说。他再一次告诉她把肯尼迪的电话内容转告给沃克，好让沃克发布声明。柯瑞塔不太情愿这么做，原因或许是因为她感觉到自己陷入了困境，因为她已经以个人名义向《纽约时报》发表过了声明，而金却希望沃克来处理此事。她一直在电话里补充肯尼迪通话以及罗伯特.肯尼迪早前打来的两通电话的各种细节，而金则不停地要求她把所有这些都告诉沃克。
消息传到伯明翰之后，沃克非常希望白宫的参与能让他趁机宣称伯明翰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也就是全国阶段。但是总统来电在弥撒大会以外引起的反应远没有那么狂热。新闻报道指出，肯尼迪总统并非像1960年那样自动来电，而是回复了柯瑞塔打给白宫总机的紧急电话。这样看来肯尼迪对于金的同情似乎不再那么坚决，因此金的事业看上去似乎也不那么可敬了。此外还出现了其他一些不那么微妙的差异。伯明翰警察局否认联邦调查局特工曾访问过金，也否认肯尼迪总统的影响力可以为金争取到更好的待遇——摩尔警长甚至声称，允许金打电话给妻子是他本人的主意，因为他担心科瑞塔的产后状况。至于大多数报纸则把怀疑集中指向了最缺乏权威的一方，也就是科瑞塔本人。新闻报告倾向于把她描绘为一位焦虑的新妈妈，可能混淆了关于白宫的幻想与现实。尽管她的叙述最接近真相，但还是首当其冲地遭受了各大报纸的慢待。华盛顿《星报》对于她的说辞完全不屑一顾，报纸的头条社论标题是《实在有点假》。
一般性的新闻报道也没有给伯明翰运动说多少好话。《时代周刊》将其称作“不合时宜的抗议……对于太多的伯明翰黑人来说，这座城市即将在种族关系方面取得些许进展，而金的举动无非是在加剧紧张局势。”《华盛顿邮报》社论攻击金的伯明翰策略在“实效性上很可疑……恐怕并非出于实际需要，而是受到了民权运动领导层内斗的驱使”。《纽约时报》一方面贬低了肯尼迪总统与柯瑞塔通电话的重要性，同时又花大篇幅报道了伯克.马歇尔的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表示，联邦政府没有权力在伯明翰采取行动。相比之下，《纽约时报》对于艾伯特.鲍特韦尔在4月15日宣誓就职伯明翰市长的报道却写得热情洋溢，对于新市长治下伯明翰的前景也抱有不加掩饰的乐观态度。4月15日，也就是克拉伦斯.琼斯去监狱探望金的那天，“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新任市长宣誓就职仪式的气氛“好像野餐会那样轻松愉悦”。“过去十三天以来的抗议呼声”在仪式现场沉寂了下来，转而被“小姑娘们的咯咯笑声”取而代之。黑白双方的伯明翰公民大都期待鲍特韦尔“就算不能终结过去几天来令人担忧的种族关系紧张程度加剧，至少也要缓和一下局面。”《时代周刊》社论宣称作者没想到启蒙运动在“一夜之间”就降临到了伯明翰，而且马丁.路德，金“大概也没预料到这一点。”
对于伯明翰白人读者来说，北方新闻报道的基调总算有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这一周的伯明翰当地新闻标题包括《华盛顿自由派反思示威活动是否妥当》以及《伯明翰的新闻报道形象得到改善》。南北双方似乎正在相向而行，将目光投向了美好的未来，对于眼前的局面则采取了含糊其辞的态度。《时代周刊》呼吁“相互尊重和机会平等”，鲍特韦尔市长则呼吁“相互尊重和理解”。这种观点将金与公牛康纳当成了一丘之貉，都是危险的极端分子。
克拉伦斯.琼斯每次前来探监都会设法将报纸偷偷带给金，金也总会飞快地阅读报纸上的新闻报道。这些新闻让他极度失望，特别是因为各类朋友和敌人正混杂在一起使用着几乎可以互换的批评短语。金本来也可以给很多人写一封《伯明翰监狱来信》——收信人可以是鲍特韦尔市长、伯克.马歇尔、A.G.加斯顿或者是《伯明翰新闻报》与《纽约时报》。然而当他看到4月13日《伯明翰新闻报》第二版后，就将世俗目标全都抛在了一边。这幅版面上刊登了他和阿博纳西在耶稣受难日游行到监狱的两张照片，照片下方的新闻标题则是《白人教士敦促当地黑人退出游行示威》。这些白人同工们首先攻击伯明翰示威活动“不明智且不合时宜”，还赞扬新闻媒体和警方“在处理示威活动时态度冷静”，然后又援引宗教权威来反对公民不服从。“正如我们从前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宗教和政治传统不认可仇恨和暴力’。我们还曾经指出，煽动仇恨和暴力的行为无论在操作层面上多么和平，都无法促进当地问题的解决。我们并不认为极端措施在伯明翰得到正当化的日子算得上是充满新希望的日子。”
这篇共有十三个段落的文章深深刺痛了金。他在自己选择的阵地上遭到了责难，并且发难的人还是自由派牧师，其中大部分人都曾经冒着声名扫地的风险批评过华莱士州长当年1月在就职仪式上发表的“种族隔离直到永远”言论。他们属于少数近来同意安德鲁.扬和其他黑人专门用绳索隔大多数白人牧师在举行周日教会活动时都不让黑人进门，只有少数人才会在自家教堂里用绳子圈出一块区域，将安德鲁.扬以及其他黑人信众放进来。这次批评伯明翰运动的几位白人牧师全都这么做过。但在金看来，过去几年来这些白人同工的道德还从没经受过真正的考验，而夏特沃斯在这些年里却遭受过炸弹袭击、持刀袭击乃至逮捕。甚至直到现在他们依然没能站出来仗义执言，反而与禁令与监狱看守站在了同一边；后者限制了金的肉体，前者则贬低了金的精神。这口气金无论如何都咽不下去。他坐下来，开始在报纸边缘上写写画画。他的开篇第一句话这样写道：“过去我极少撂下手头工作，专门回应针对我的工作与思想的批评。”
这一周的周二，克拉伦斯.琼斯再次到监狱中探望金，此时金已经信笔写满了报纸上的每一处空白角落。他从衬衫里掏出那张报纸，把琼斯吓了一跳。“我写了封信，需要你想尽办法弄出去，”他告诉琼斯。这封“信”看上去字迹潦草，措辞晦涩，宛如天书，围绕在灭虫广告和园艺俱乐部新闻周围。琼斯一开始还觉得这个意外干扰了他办正事。他带来了一大堆紧急公务需要金来处理，包括金即将面对的刑事审判，经费问题，贝拉方特和肯尼迪的报告，沃克搜集到的关于运动的许多怨言，等等。但是现在金根本没心思料理这些俗务。在这次探视的大部分时间里，金都忙着向不知所措的琼斯讲解如何跟随箭头与连线理顺他这篇文章的段落顺序。“我还没写完呢，”金一边说一边从琼斯那里要了几张便条纸。琼斯把报纸藏在身上，又利用剩余时间问了金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然后就带着报纸与珍贵的答案离开监狱，回到加斯顿汽车旅馆，其他人都在那里等着金拿主意。
金首先用几段文字回应了认为他的游行示威“不合时宜”的批评。他告诉白人教士们，“时间是中立的，”等待绝不可能必然产生进步，“我们必须创造性地利用时间，要意识到做正确的事情的时机永远都是成熟的。”金很担心“恶人利用时间的效率要比善人更高”，并指出黑人已经为了正义等待了三百多年。“我认为对于那些从没感受过种族隔离之痛的人们来说，等待确实很容易。”然后他写了一个足有三百多个单词的长句子，试图让白人教士们体会一下基于不同情绪的时间感：
“但是当你看到恶徒对你的父母随意施加私刑，一时兴起便溺死你的兄弟姐妹的时候；当你看到充满仇恨的警察诅咒、踢打、虐待甚至杀死你的黑人兄弟姐妹却不受任何惩罚的时候；当你看到你的两千万名黑人兄弟当中的大部分虽然生活在一个富裕社会但却依然受困于密不透风的穷困牢笼的时候；当你试图向六岁的女儿解释，为什么她不能前往刚刚在电视上看到的公共游乐园，但是舌头却突然打结的时候；当她终于明白了儿童乐园不对有色儿童开放，并且因此眼含泪花的时候；当你看到低人一等的压抑云朵开始笼罩她那小小的精神家园，看到她无意识地养成了针对白人的仇视，她那幼小的人格开始扭曲的时候；当你五岁的儿子痛苦地发问：‘爸爸，为什么白人这么恶意地对待有色人种？’而你不得不捏造出一个答案的时候；当你开车横越全国，一夜又一夜只能在汽车后座上凑合过夜，因为没有汽车旅馆放你进门的时候；当写有‘白人’和‘有色’字眼的告示牌日复一日地羞辱着你的时候；当你的名字变成‘黑鬼’，你的中间名变成‘小子’（无论你年龄有多么大），你的姓氏变成了‘那个谁’，你的妻子母亲从来不会被别人尊称为‘夫人’的时候；当你白天饱受折磨，夜晚忧心忡忡，身为黑人的事实迫使你终日小心翼翼，每走一步都害怕失足踏空，心中的恐惧与世间的憎恶不断内外交攻的时候；当你永远都觉得自己是个无名小卒并且因此而备受煎熬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明白为什么等待对于我们来说如此困难了。”
金假设了众多场景，并且每次另起一句话的时候往往总会变换语气。他不仅与千百年来的千百万人感同身受，也与出生在某个时刻的特定婴孩心有戚戚。他不仅试图通过黑人的眼睛来看待白人牧师，而且也试图通过白人牧师的眼睛看待黑人——“黑人的心中压抑着许多怨恨与挫折感……所以允许他时常游行一下吧，允许他偶尔踏上祈祷朝圣之旅吧。”。在白人牧师面前他展现了自身的各个侧面，时而是“饱受困扰”的苦难黑人——“当你独自一人连续几天里在狭小的牢房里忍受无聊的时候，除了写长信，胡思乱想以及进行漫长的祷告，还能做些什么呢？”；时而是高台教化的演说家——“任何不义都是对于一切正义的威胁”；时而放低身段真诚请愿——“各位先生，我希望您们能理解一下……”；时而又摆起了宗教大腕的架子——“如果我打算一一回应铺在办公桌上的每一封批评信件，我的秘书们就不用忙别的了”。有时他还会采用教师的口吻：“怎样才能判断法律公正与否呢？……根据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说法，不公正的法律绝非植根于永恒与自然的法则……所有支持种族隔离的法规都是不公正的，因为种族隔离扭曲灵魂，损害人格……请允许我再给出另外一个解释……”此时他又采取了一幅宽宏大度的同学口吻，以求同存异为要务：“您们提出协商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我牢牢记得在这个问题上您们各位都曾经采取过意义重大的正确立场。”
金的行文角度逐渐变得越发普世起来，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种族。他一身担负着众多身份，既是卑微的囚犯，又是强大的先知，他是父亲、是饱受纠缠的旅客，也是走投无路的领导者。他所投射出的人格宽广得几乎无懈可击。当他谈到自己案件的核心时，他利用毫不掺假的笔调贴近了触动他怒气的目标——也就是那些极力谴责他却绝口不提他名字的人。接下来的行文几乎等同于纸面上的窃窃私语，他用告解的形式呈现了最严厉的指控：
“我必须实实在在地向我的基督教与犹太教弟兄们坦承两件事。首先我必须承认，在过去几年里我一直对白人温和派深感失望。我几乎可以得出一个可悲的结论：黑人面对的最大一块绊脚石不是白人公民理事会或三K党，而是将秩序摆在正义之前的白人温和派。消极的和平意味着紧张的缺席，积极的和平意味着正义的出席，白人温和派更喜欢前者而不是后者。他们不断地表示：‘我赞同你们所寻求的目标，但我不赞同你们的各种直接行动。’他们信奉家长统治，认为自己可以给别人追求自由的进程设定时间表……”
在加斯顿汽车旅馆里，怀亚特.沃克正在费力解读金的“鸡爪文”，越是解读他就越发兴奋起来。“这回他总算受够了那些白人布道人了！”沃克大叫道。他一直觉得金这个人过于克制，有时甚至到了忍气吞声的地步。这些年来他一直因此而忿忿不平。可是这一回金却忽然将满腔怒火全都释放了出来，简直令沃克喜不自禁。他知道监狱在早期基督教教会历史当中一直是发动属灵审判的理想舞台——最虔诚的美国人都在内心深处坚信，为了为属灵的原因而遭受迫害是保有信仰的天然代价。早期教会的场景在今天得到了重现。金就像早期基督徒那样奋不顾身地站到了罗马帝国的对立面上，痛斥帝国只懂得仇恨，同时又满心恐惧地攥着尘世间的权柄不肯撒手。为了整理这封信，沃克不惜放下了手头一切事务性工作，口述金的文字直到深夜，让秘书誊写成工整的版式。
金的这封信瞄准了美国政治与宗教文化的痛处。自1441年起，教会就一直是黑人政治的核心。航海家亨利王子在这一年从非洲亚撒哈拉地区带回了有史可考的第一群共计十名黑奴，并将他们作为礼物送给了尤金四世教皇。四百年后，美国两个最大的新教教会之所以分道扬镳，并不是因为神学方面的学术分歧——尽管这方面的分歧确实不少——而是因为双方在一则实务问题上争执不下：两位来自佐治亚州的蓄奴布道人在教会当中究竟应当得到怎样的个人尊重。北方人质疑这两人的基督徒资质，气得南方浸信会与卫理会教徒脱离了教会自立山头。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期间，萨凡纳的著名牧师C.C.琼斯试图阻挡住长老会内部的类似分裂。奴隶制在个人层面的影响始终令他坐立不安（他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这样写道：“究竟需要役使多少双手、剥夺多少人的一切，才能给我生活提供种种便利呢？我平时想到这一点的次数又有多么频繁呢？有多少头脑乃至多少灵魂要永远为了这个目的而凋零枯萎呢？！”）他毕生都致力于这个争议话题：基督徒的第一责任就是让黑人也享受到基督教带来的福祉。他深信“只要能救赎一个黑人的灵魂，就足以抵消捕奴、运奴以及迫使他们背井离乡居住在我们当中所带来的全部痛苦和灾难。”琼斯从多切斯特的清教徒会众起步，开始面向黑奴传教。他一手养育了最初尚在襁褓当中的黑人教会。不料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却用一番鞭辟入骨的批判给了他迎头一击。“哎呀，真是躲得有水平！愿小偷高兴，强盗歌唱，奸夫淫妇热烈鼓掌。”道格拉斯深入揭批了琼斯在邪恶的蓄奴体系与讲良心的基督徒奴隶主之间划分界限的标志性论述，他坚持认为奴隶制之所以存在仅仅因为美国社会觉得这个体系还算体面，而这个体系之所以还算体面则是因为琼斯这样的伪君子被美国社会错误地当成了具有绅士风度的基督徒体面人。琼斯用愤怒的蔑视来捍卫他的毕生使命，痛斥废奴主义者都是“最恶劣的狂热份子，悖逆了一切基于人性与神性的律法”。当南方长老会终于在内战期间分裂之后，琼斯还呼吁教会采取面向奴隶的宗教指令作为最高纲领。
一百年后，金给琼斯的曾孙子C.C.琼斯.卡彭特主教写信之时，宗教体面仍然是让金怒火难耐的关键问题。卡彭特主教是批判黑人示威的报纸文章的首倡者与第一署名人，他亲手将文稿送到了伯明翰报社，并且不遗余力地阻止了各种断章取义或者编辑修改的做法。爆炸一般的种族关系紧张让这篇文章的每个字眼都显得格外严峻，更何况卡彭特还是美国圣公会的资深主教而。在种族隔离方面，他是一位思考深入的批评家，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的至交好友威尔.斯嘉利主教（Will Scarlett）终身保持通信，后者经常恳求卡彭特利用自己的崇高声望来反对种族隔离*。然而卡彭特只需要挑拣出他与金在计划或者侧重方面的最微小区别，就足以让他那沉甸甸的名声成为示威运动的障碍。金试图挑动一场革命来掀翻这副惯性的重担。卡彭特指责金的理由是抗议活动缺乏基督徒的体面，却没有意识到金正打算掀起一场针锋相对的风暴，专门针对基督教教士的体面心态开刀，而卡朋特本人更是首当其冲。
斯嘉利曾经这样写信给卡朋特：“多年前我曾经认为，假如伟大的阿拉巴马州主教因为发表了一场勇敢而又启迪人心的演讲而受到驱逐，不得不坐火车离开阿拉巴马，那么这一幕必定会被人们传颂多年。至今我依然这样认为。我认为你掌握着百年难得的机会。”
还是有的有有的没有。
“我需要更多的纸张，”金向克拉伦斯.琼斯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每次琼斯前来探监，都会将金的手写原稿偷偷带出去，又将上一批原稿的打字机誊写版本带进来，好让金进行修改。有时候两人会直接交换文稿，其他时候一位老年黑人模范囚犯则会秘密给他们打掩护。琼斯对于这样的例行偷运十分不以为然。他觉得这些文稿一点杀伤力都没有，仅仅是在朝着一帮无关轻重的白人牧师们空费口舌而已。不过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写信对金有好处，至少能维持他的心智健康。琼斯后来回忆道：“我认为他有资格写信——要知道，他可是整天关在监狱里没事干。但求主怜悯，我认为他当时根本分不清轻重缓急。”探监的时候琼斯只得见缝插针地从金的口中抢出几条实务决策意见。比方说金下令加斯顿汽车旅馆赶走何西亚.威廉姆斯。收到金的求助之后，威廉姆斯从萨凡纳开车带来了一群帮手，这些人在汽车旅馆的住宿费用都由领导大会来承担。沃克觉得这批人不仅耗资不菲，而且还很碍眼，因为来自伯明翰以外的工作人员要远远多于每天进入监狱的伯明翰志愿者。金也同意沃克的看法。
金的这封长信最终达到了二十页的篇幅，信件的后半部分内容是两项坦白。金一开始正式谴责了白人牧师的种种缺点，就好像身处布道台一般。“我听说南方很多位宗教领袖呼吁他们的信众遵从种族隔离决策，因为这是法律规定，但是我一直渴望听到白人牧师这样说：‘遵照这条法令吧，因为融合在道义上是正确的，黑人是你的弟兄。’”随着他继续探讨一贯的教会失败主题，他的愤怒慢慢转为了悲叹：“我曾因为教会的放纵而流泪。不过我敢担保，我的眼泪一直是爱之泪。”一位身陷囹圄的囚犯居然会为了阿拉巴马州最受尊敬的神职人员而悲叹，将后者视为迷途羔羊，就连自身信仰当中最明显的信条都看不见。这样的行文笔调着实讽刺至极。
“我一直过于乐观，这一次又是这样，”金补充说道，仿佛期待更好的世界十分荒谬一般。“也许我应该将我的信仰转向内心的精神教会，教会当中的教会，因为这座教会才是真教会，才有资格成为全世界的希望。”即使全美国的高级教士们对于正义事业全都避之不及，丝毫不肯动用自己的权威来伸张正义，金依然不会感到绝望，因为他相信内心教会的力量。内心教会是是一道信仰的奔流，混合着美国立国理念的宗教核心。如果所有人都生来平等，那么所有人就都是兄弟姐妹。这些根本信仰将历史推向了振奋人心的既定结论——宇宙站在正义的一方。“我们将在伯明翰乃至全国范围内实现自由，因为自由正是美国的目标……如果奴隶制难以言说的残酷都无法阻止我们，那么如今这些反对派也注定将会失败。我们将赢得自由，因为我们的要求一呼百应，体现了这个国家的神圣传统和上帝的永恒意志。”
就像在布道当中一样，金并没有一味沉浸于天花乱坠的辞藻。他几乎有些漫不经心地提到了卡彭特声明当中感谢伯明翰市政当局低调处理游行示威的内容。“如果您看到了伯明翰监狱当中虐待黑人囚犯的丑陋非人行径，那么我想您肯定不会这么乐意赞扬警察。”金也承认在这次抗议活动期间伯明翰警方的执法手段总体而言还算符合职业规范，但是他又进一步向白人同工们提出了一个在他看来不应回避的问题：“但是他们这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是为了维持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金的非暴力理念反复主张用不道德的手段达到道德目的是大错特错的做法，而“用道德的手段达成不道德目的同样也是错误的，甚至更加等而下之。”他引用了T.S.艾略特的文字来加重语气。
接着金又充满深情地恢复了悲叹的口吻：“我希望您们称赞伯明翰黑人静坐抗议者与示威者的崇高勇气，勇于承受痛苦的意愿，以及在残忍挑衅面前令人惊叹的纪律性。总有一天南方会认识到真正的英雄人物究竟是谁……总有一天南方会知道，被剥夺继承权的上帝之子之所以在午餐柜台旁边坐下，为的是高举美国梦的精华以及犹太-基督教传承当中最神圣的价值，从而让整个国家回到当年开国元勋们奋力挖掘的民主深井旁边。”
夜深了，疲惫不堪的秘书威利.玻尔.麦基（Willie Pearl Mackey）毫不夸张地趴在打字机上睡着了。怀亚特.沃克叫不醒她，于是就把她搁在另一张椅子上，自己在打字机前坐了下来。沃克历来是个非常讲究上下级关系的人，只有最罕见的紧急情况才有可能迫使他亲手处理文书工作。但这一次沃克却亲手敲完了这篇文稿。在他看来，金的公开信精妙地融合了新约的恩典与旧约的怒火，他实在无法放着这篇文章过夜不管。在全文的结尾，金有意识地发挥了这种混合文风的效力。“如果我在这封信中夸大了事实，或者让您们觉得急躁无理，那么我恳请您们宽恕我。如果我在这封信中淡化了事实，或者让您们觉得我并不急于促成人与人之间完全彻底的兄弟情谊，那么我恳请上帝宽恕我。”
这封《伯明翰监狱来信》并没有立刻收获很多喝彩。尽管怀亚特.沃克非常努力地试图吸引外界注意。但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这封信始终都只是一封私信而已。信中的甘地主义主题的确打动了詹姆斯.劳森的联络人，他们愿意把这封信刊登在6月出版的《教友》杂志上，但是普通记者并没有看出这封信有什么新鲜之处。这封信乍一看去似乎只是金的又一篇冗长布道词而已。接下来的整整一个月，无论在白人还是黑人新闻界都没有人提及这封信。事后看来似乎是金用笔杆子拯救了伯明翰运动，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伯明翰运动出现意想不到的奇迹转折以后，金的这封信才从充满急切希望的无声呐喊摇身一变成为了宣扬道德胜利的著名宣言。
这样的未来对于眼下的怀亚特.沃克来说可谓远水不解近渴。随着事先的高涨期待一天天落空，他那一板一眼的实务天赋正在一点点被现实碾碎。过去十年以来，金遭受的肉体迫害第一次没能引起旋风般的政治压力。肯尼迪政府拐弯抹角地应对的柯瑞塔的举动，之后选择保持沉默。政府官员的态度也好不到哪里去，就算非得表态的时候也至多只肯保持中立，还在私下里批评他的运动非常讨厌。金在监狱里呆了四天后，沃克默认，金的名字已经失去了一定的象征力量。在一封写给伯克.马歇尔的信中，他通知司法部，自此以后的伯明翰运动“将会把此前积累下来的热情引导向选民登记方面”。虽然沃克尽可能地摆出了一副漫不经心的做派，将这一战略转移称作“运动第二阶段”，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他这是放弃了通过协同一致的直接行动在伯明翰打破种族隔离的庄严决心。沃克之所以给马歇尔通报消息，为的是能够效仿奥尔巴尼的先例从伯明翰撤退，同时也是向肯尼迪团队发出了求救信号：金迫切需要政府方面的支持，以至于不惜采取对方更看好的运动方向。
卡彭特主教在书房里看完了金的长信。他把那封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然后转向副主教乔治.默里，无可奈何地长叹了一声：“所以说想做事就必然遭受指责，”他说，“而且还是同时来自正反双方的指责。乔治，你必须忍受这一点。”卡彭特感到非常委屈，他认为自己一直在尽心尽力地推动种族关系向前进步，但是这番好心却被金当成了歹意。如此激烈的情绪冲击让他像他的曾祖父一样变成了一位更强硬的邦联支持者。
对于肯尼迪政府来说，金在伯明翰遭受监禁事件恰好赶上了关于密西西比州选民登记项目的内讧。民权委员会提交了选民登记运动专题报告的初稿之后，伯克.马歇尔给肯尼迪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批驳了报告当中的特定词句。比方说报告声称有黑人在登记队伍中“惨遭恶狗袭击”，马歇尔则指出只有一条狗咬伤了格林伍德的一名布道人，并且补充道：“警犬的使用并未遭到法律禁止。”报告还表示密西西比州的黑人“因为想要获得选举权而经常遭到殴打或者恐吓”，马歇尔则告诉肯尼迪，他本人“并不知道这些表述所指代的具体案例”，但确实有一位黑人登记工人曾经“遭到了沃尔索尔县登记员的手枪枪托抽打”。这句话不动声色地将遍及全州的选民恐吓行径缩略成为了单一事件。马歇尔还让肯尼迪尽管放宽心，因为司法部“已经针对本案采取了有效措施”。不过他并没有提到这些所谓的有效措施伴随着怎样匪夷所思的限制条件：密西西比州原本打算以扰乱治安罪起诉遭到枪托殴打的约翰.哈迪，只因为联邦政府的阻挠才作罢。这就是马歇尔口中的“有效措施”。不过密西西比州的种族关系现实简直就像卡夫卡小说那样诡异而又压抑，因此就连这点微不足道的举动也堪称大胆，算得上是摆脱疯狂状态的第一步。马歇尔备忘录对于实际情况的刻意粉饰让肯尼迪以为司法部已经惩处了伤人者并且为潜在的黑人选民树立了榜样，尽管事实远非如此。
接下来身在白宫的李.怀特又把马歇尔备忘录的调门调高了几度，将其转变成了针对民权委员会的直接攻击。针对民权委员会的每一项不公正“控告”，他都列举了马歇尔备忘录当中的相应回答，从而得出结论—一该报告的内容完全不负责任。“这份报告含沙射影地指责总统和政府没有为密西西比的局势采取力所能及的一切举措，”他这样写给肯尼迪总统，“这一论断显然是错误的。”怀特接着向总统暗示道，这份报告有可能给民权委员会本身带来若干“有害影响”，因此总统应当敦促委员会针对相关内容进行删减或修正。有几句暗示几乎就相当于赤裸裸的威胁：这份报告有可能“扼杀延长委员会存在时限的提案，并且还会破坏委员会自身及其个别成员遵循理智的声誉。”
肯尼迪总统召见了委员会的办公室负责人贝尔.伯恩哈德，并且不容分说地抛出了一连串问题，其中很多问题都夹杂着嘲讽与怀疑的口吻。他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判断力低下的委员被指派进入委员会，为什么他们居然不理解这份报告“会毒化本来已经相当恶劣的气氛”？总统将怀特的备忘录当成武器，驳斥了民权委员会声称摩西的选民登记频繁遭受暴力袭击的主张。委员会还发现联邦政府正在资助密西西比州的机场建设项目，可是这些筹建机场全都奉行种族隔离制度。肯尼迪告诉伯恩哈德，他本人得到的消息并不是这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已经明确否认杰克逊的新机场将会配备种族隔离休息室与午餐柜台。
伯恩哈德不希望和总统发生正面冲突，于是用尽各种托词才离开了肯尼迪的办公室。他告诉其他委员们，好消息是总统并没有命令他们撤回专题报告，而且总统的立场完全基于他目前掌握的事实，而委员会恰恰掌握着最过硬的事实。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民权委员会逐渐向司法部亮出了他们的秘密武器之一——一套杰克逊新机场的建筑图纸，上面清楚地标明了候机楼的午餐餐厅与休息室都分为黑白两套。等到约翰.汉纳主席陪同伯恩啥德来到白宫就这份报告进行最后摊牌的时候，政府官员不得不承认新机场的休息室和午餐柜台确实会施行种族隔离政策，但是联邦政府只会出资赞助机场跑道与控制塔的修建，因此并不算直接支持种族隔离。
进行了一番谦恭有礼的坚持后，汉纳和伯恩哈德自以为赢得了完全胜利。肯尼迪总统没有争辩他们的事实是否正确，也没有命令他们修改特别报告的内容。他仅仅要求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但通过这个缺口，总统布下了一个陷阱，大大抵消了委员会的机场设计图的效力。4月16日星期二，这一天金正在伯明翰监狱奋笔写信，怀亚特.沃克则通知马歇尔伯明翰运动打算后撤到选民登记计划的阵线上。肯尼迪总统也在这一天亲自接见了一批白宫记者，向他们通报了民权委员会特别报告的情况。他特别提醒记者们注意报告的结尾部分：委员会成员“全体一致得出结论：联邦政府必须采取进一步举措才可以阻止密西西比州颠覆宪法的行为。”肯尼迪总统不妨“探索一下他的法律权威”，将联邦开支作为反对种族隔离的工具。总统强烈暗示记者们这项建议极其不切实际，从而诱使记者们着重关注报告当中最激烈的理念。《纽约时报》报道称：《有人督促总统切断密西西比基建基金》。
白宫助理们分散在记者当中，以确保他们充分领会肯尼迪政府对于这份报告的态度有多么不屑。在政府方面看来，依靠切断资金来惩罚种族暴行不仅不切实际，而且还违反宪法。至于拿着密西西比州杀一儆百的做法更是会让人们觉得类似行径在其他州可以被接受。更糟的是，该提案对密西西比的黑人非常残酷，因为联邦政府做出任何拨款削减，都将连累当地黑人受到最严重的惩罚。各家媒体都深入报道了政府的反对意见，包括最支持民权运动的新闻机构都不例外。争取到舆论支持的肯尼迪总统在三天后波澜不惊地驳回了委员会的报告。他在一封公开信中告诉汉纳会长，“据我所知，委员会报告中涉及的事件除去一个孤例之外全都得到了成功解决。”民权委员会提交了彰显自身良知的重大宣言，却被华盛顿方面轰出了门外。他们这才震惊地意识到肯尼迪当局多么擅长操纵公共讨论的基调。
这一周的周六，金与阿博纳西缴纳了保释金并且离开了监狱。这一次他们在伯明翰监狱呆了将近九天。金出狱之后立刻召开了临时新闻发布会。由于单人牢房不允许使用剃刀，发布会上的金留了一嘴大胡子。这也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留胡子。他告诉记者们，他之所以选择保释是为了与律师们商讨下周一的蔑视法庭罪审判。（他在发布会上并没有提到自己的长信，不过他确实告诉记者们他在牢房里读了两本偷运进来的书，一本是拉尔夫.麦吉尔的《南方与南方人》，另一本是杜博斯的《黑人的灵魂》。）控方共有四位证人，其中三位是律师，他们都证明自己曾亲耳听到金与其他被告鼓动黑人无视法院禁令上街游行。在周一晚上的弥撒大会上，金发表了一篇桀骜不驯的演说，预言自由即将到来。他在演讲当中甚至还全文引用了《星条旗永不落》的歌词。这场演讲基本上没能吸引到外界注意。此时的金看上去简直就像个神经病，正在一头冲向只有他自己才能看见的现实。
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一般，一个与金相比更加声名不显的怪人此时也正在另一条平行的道路上艰苦跋涉。金在周六离开监狱时，一位来自巴尔的摩的白人邮差来到白宫大门外，手拿一封写给肯尼迪总统的信件。他通知总统，自己打算请假十天，从查塔努加一路走到密西西比河。他的前胸与后背将会各自挂上一块标语牌，上面的标语分别是“终结美国的隔离”与“全民权利平等”。这位名叫威廉.摩尔（William Moore）的邮递员向总统提议道：“如果我可以在行程中为你们递送任何信件，我会非常乐意的。”白宫门口的警卫不肯为他转交信件，于是摩尔又潦草地在信上给肯尼迪总统写了一段附言：“继续抗击古巴战争鹰派吧。再去读一读您在参议院发表的越南演讲！”挂着告示牌的摩尔用一辆两轮邮政车推着他的私人物品，在白宫门前的人行道上堵了一会儿，然后就走向了公交站，途中他将信件丢进了邮筒，并且在告示牌上添加了一句话：“密西西比：不成功就成仁。”
星期一晚上，当金正在朗诵《星条旗永不落》的时候，摩尔已经上路了。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一路上的冒险故事：他收养了一条狗并且将其托付给了一个小男孩；查塔努加的某位黑人看到他的新告示牌“黑人白人都在乔家餐厅吃饭”之后十分生气，撕掉了“黑人”一词，告诉他正确说法应该是“有色人种”*；沿途的隔离主义者对他报以怒骂并且向他投掷石块；还有专访记者想要采访他。他从田纳西出发，穿过佐治亚州的一角，终点站位于阿拉巴马。他在高速公路上推着小车赶路的形象想必非常奇怪。起泡肿胀的双脚迫使他赤脚走路，只有在进商店购买食物时才会把鞋穿上。
到了周二晚上，摩尔已经走过了大约七十英里。这时加兹登广播电台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的记者在路上拦住他进行了采访。记者问他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摩尔说：“我打算走到密西西比州州长豪宅门前按门铃，然后把我写给他的信交到他手里。”这是一封呼吁民权的请愿信，要求巴内特州长“体现高姿态，他不应当满足于眼前的要求，而是应该做出更加慷慨的奉献。”记者又问他如何看待那些声称他不可能活着走到目的地的叫嚣，摩尔回答道他从小在密西西比州长大，“我不相信南方人会做出这种事来，我认为很多这方面的传闻都是瞎编的。”
记者在11号公路靠近阿特拉的偏远路段与摩尔告别，不久后一位过路司机就在一英里之外发现了摩尔的遗体，他的头部近距离中了两枪。附近农民拨打了报警电话，警察与记者很快就赶到了谋杀现场。摩尔躺在草地上，前胸后背依然挂着告示牌，口袋里装着五十一美元，写给巴内特州长的信，日记本，以及他向伯明翰和沿途其他城镇给自己预先邮寄路费的收据。在他身边的邮政推车里装着他的鞋子，备用衣服，以及他写给肯尼迪总统的信的抄件。
在摩尔走向伯明翰的最后时刻，每晚举行一次的伯明翰弥撒大会正在向当地黑人宣传外地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白人对于伯明翰运动的支持。夏特沃斯将伯明翰南方学院的三名白人学生隆重介绍给了全体会众，这三个人伴随着雷鸣般的掌声羞怯地走到了台上。金告诉大家，这三个当中有两人是布道人的子女。情绪激动的夏特沃斯张开双臂，搭在了身边两位女学生的肩头，这一幕看得绝大多数会众忍不住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大声欢呼。像这样跨越种族与性别的友谊着实令人惊叹。在现场观察局势的警察则难免感到震惊与厌恶。第二天，两名警探找上了伯明翰南方学院的管理层，后者答应立刻针对这两名女生在黑人教堂的不检点行径采取纪律处分。他们还宽慰警方，三名学生当中的男生萨姆.希拉（Sam Shirah）已经退学了。
到了星期三，摩尔在高速公路上遭受处决式谋杀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各地。记者不久就查清了摩尔的背景。他来自纽约州的宾厄姆顿，曾经是一名身材魁梧的海军陆战队员，之前与家人住在一起。摩尔此前曾经在纽约某精神病院呆过一年多，之后他在1955年出版了一本书，名叫《禁锢当中的心灵》（The Mind in Chains）。 “我完全按照字面意义理解了从小接受的教诲，”他在书中这样评价他在密西西比州渡过的童年时光。“当这个世界与理想不一致的时候，我认定这个世界是错的，所以并没有根据现实来调整我的行为。”新闻报道提到了摩尔曾接受过精神分裂症治疗，他将自己视为唐吉诃德，他曾在巴尔的摩参与静坐示威并且被捕，邮政局的同事们都认为他是个可爱的怪人。这篇报道还引用了摩尔的书的最后一句话：“所以把我送进州立医院的梦想仍然盘踞在我的心中......我的整个未来都掌握在你的手中。我只能奉献出我的生命，是成是败都要由你来为我作出决断。”
在华盛顿，摩尔写给肯尼迪总统的信落在了李.怀特手里。他在当天电视新闻发布会之前向他的老板通报了这起离奇而又恐怖的事件。然而当天没有哪位记者问到摩尔，也没人询问任何关于金以及持续了二十一天的伯明翰示威的问题。大部分问题都指向了美苏两国在老挝与古巴的对峙局势。只有一位记者提到了关于民权的问题，想要知道联邦政府会不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来确保密西西比州黑人的民权。 “这么说吧，”肯尼迪总统回答说，“在民权委员会提供的每一个案例当中，美国政府都已经通过法律手段对于现有局面进行了矫正。”总统本着这一思路继续发表了几句评论，然后就主动提到了前一天晚上的摩尔遇害事件，目的也许是为了给自己的言论提供更坚实的现实基础。 “现在的局面确实非常困难，阿拉巴马州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犯罪，一名邮差试图以非常传统的方式试图来彰显一部分美国公民的困境，却因此而惨遭枪杀。在我看来，在旅途当中遭到刺杀实在是——”这句话说到一半他突然停了下来。当他再次开口的时候，差点就流露在外的个人情绪已经被更加正式的官方口吻取代了：“我们已经向阿拉巴马州提供了联邦调查局的支援……”
总统对于威廉.摩尔之死的评论引发了新闻界的争论：与这个世界的既成局面相比，这位邮递员宛如儿戏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更加疯狂还是更加理智呢？在民权阵营内部，这场悲剧性的“自由之旅”更是成为了直击人心的新闻。摩尔的死重新点燃了两年前第一批自由乘车者在伯明翰长途车站遭受野蛮殴打时彰显出来的牺牲精神。约翰刘易斯带领一百二十五名学生从菲斯克礼拜堂出发来到了纳什维尔联邦大楼，手中高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这次是威廉.摩尔，下次是谁？”以及“摩尔因爱而死，让我们为爱而活，凭爱而行。”另一位曾经的自由乘车者保罗.布鲁克斯（Paul Brooks）宣布，他准备从摩尔遇害现场出发，走完死者未尽的旅程，因为他绝不容许暴力获胜。在纽约，詹姆斯.法默召集了平等大会指导委员会，商讨如何回应这第一起平等大会会员遇害事件*。来自亚特兰大非学委的詹姆斯.福曼向宾汉姆顿打电话，询问摩尔的遗孀是否认为她的丈夫会希望学生们继续完成他的行军。黛安.纳什在伯明翰重新启动了电话网络。她与丈夫詹姆斯.贝弗尔都回想起了1961年的那次野餐，当年他们正玩得兴高采烈之时听说了安妮斯顿城外自由乘车长途车遭到焚毁的消息。
贝弗尔为学生举办的下午讲习班规模越来越大，以至于超过了常规的弥撒大会。当天下午在肯尼迪新闻发布会之后，贝弗尔和安德鲁.扬邀请研讨会的学生们继续讨论直到深夜。接下来在圣雅格浸信会教堂举行的弥撒大会可谓人头攒动，以至于消防局长都来到教堂里维持秩序，夏特沃斯还愉快地与他打趣了几句。大会现场的高涨气氛促使夏特沃斯当众宣誓，明天将要前往市政厅旁听蔑视法令审判的所有黑人都将会使用“仅限白人”的水龙头。台下轰然响起了一阵赞同之声。献给威廉.摩尔的致辞让人忍不住流泪，运动合唱团的自由歌曲撼动了整座教堂。然而当夏特沃斯呼吁人们加入第二天的入狱志愿者行列时，刚刚还热烈高涨的气氛几乎一下子就消失了。金花了半个多小时才从众多人群当中拉出来几十个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来自研讨会——换句话说就是中学生乃至小学生。金一再解释说，尽管他非常欣赏这些孩子们情愿受苦的精神，而且他也希望年青一代的崇高榜样能激励他们的父母，但伯明翰监狱实在不是未成年人应该呆的地方。他苦口婆心地劝说了半天，但是好些三四年级学生依然拒绝坐下。
“black”一词不仅在日后听上去有些刺耳，而且早在民权运动走势发生转折的1963年就经常被当做侮辱。这一年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当地高中生组织了一场大规模抗议，因为一位校长助理在学校广播当中使用了“black students”的说法。
对于平等大会的领导层来说，摩尔的悲剧着实令人感到尴尬。私下里他们都不太确定是否应该在摩尔死后将其追认为平等大会会员，因为摩尔在开始自由行之前曾经找上平等大会寻求赞助，但是却遭到了拒绝。平等大会领导层在摩尔背后都笑话他是个神经病。从实际角度来说，自由乘车运动将平等大会推向了破产的边缘，至今尚未恢复元气，因此更倾向于支持纪念游行之类较为稳妥的活动。
第二天，罗伯特.肯尼迪和伯克.马歇尔在蒙哥马利与华莱士州长进行了一场气氛紧张的特别会议。在十六街浸信会，夏特沃斯在一场人数众多的弥撒大会上表示，他“很高兴鲍比能下基层看一看……我希望他会来伯明翰，不过就算他不来，隔着一百英里也能听到我们闹出来的动静。”接下来夏特沃斯又兴致勃勃地宣讲起了市政厅的水龙头之战。报道称无计可施的市政领导层已经同时关闭了白人水龙头与黑人水龙头， “就连所有的厕所都被锁起来了，所以如果法官觉得不舒服，他也不会比法庭里的其他人更不舒服。”会众们发出了一阵哄笑。夏特沃斯接着告诉他们，他在庭审期间为了解决内急不得不走到市政厅外面的公交车站，结果在车站的公厕里遇到了同样内急的白人警察，两人都因为没水可用而苦不堪言。夏特沃斯疾呼道：“种族隔离太傻了！......我们居然要为不花钱的东西争执这么久！”为了说明他们为什么要坚持斗争下去，他讲了一个寓言。有个小男孩问他爸爸，“爸爸，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啊？”父亲并不知道答案，支支吾吾抓耳挠腮半天之后才答道：“我跟你说实话吧孩子，那是因为萤火虫肚子里天然就有那玩意儿。”面对着台下一片欢声笑语。夏特沃斯补充道，“要说起黑人争取自由的精神，他们的肚子里同样天然就有那玩意儿！”
4月26日星期五，詹金斯法官宣布金、夏特沃斯、沃克、阿博纳西以及其他七名伯明翰运动领导人犯有蔑视法令罪，并按照最高量刑标准判处每人五天监禁。此外法官还威胁称，进一步违反禁令将会招致更严厉的惩罚。根据法律规定，法官可以无限期地监禁被告，直到他们通过道歉与忏悔“彻底洗心革面”为止。对于被告来说，这一判决本身倒是不算特别吓人，眼下他们真正的负担在于伯明翰运动应当怎样回应这一判决。现在庭审的插曲已经结束，他们不能继续使用市政厅的水龙头来鼓动情绪了。弥撒大会上的高涨情绪与入狱志愿者的寥寥无几产生了尖锐的对比。运动领导人必须在这样的局势下想出下一招。领导人无法预测新一轮抗争究竟会如何取得胜利而不是导致进一步的痛苦。但他们很清楚，如果再不采取决定性的手段，运动就必将失败。因此在判决当天夏特沃斯就向伯明翰市政当局提出申请，要在5月2日星期四举行大规模抗议游行。
运动领导层还有五天的准备时间。从一开始他们就效仿了1960年詹姆斯.劳森的纳什维尔静坐示威达到高潮时的行军模式，这一点并不是什么秘密。这起三年前的活动已成为了伯明翰运动的全新灵感来源，因为贝弗尔一直在播放国家广播公司关于纳什维尔示威的特别报道的拷贝，新闻播音员是切特.亨特利与大卫.布林基。 “四千名黑人曾经行进到了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市政厅门前，”安德鲁.扬在弥撒大会上宣布， “我们希望伯明翰也能组织起来这么多人。”然而在私密战略会议上，运动领导人们不得不承认眼前的局势远比纳什维尔那时候更加不利。纳什维尔市政当局没有逮捕任何一名游行示威人员，但是伯明翰市政当局却历来习惯了逮捕全体游行参与者。纳什维尔的示威活动没有遭到法院禁令的限制，也用不着对付公牛康纳这样的狠人。最关键的是，纳什维尔的游行队伍主要由学生组成，而伯明翰运动则是由黑人成年人发起的严酷战争。
贝弗尔想要改变这一局面。年轻人才是每天在研讨会上观看纳什维尔新闻影片的主力。伯明翰的成人志愿者十分稀缺，迫使金的同事们不得不抛出各种次级项目来维持运动的势头，将大规模游行一拖再拖。要想发动游行，唯一希望就是大量招募学生。就像在密西西比州一样，贝弗尔与黛安.纳什夫妇开始招募精英学生——例如帕克小姐中学的篮球明星——在两周内他的研讨会就一传十十传百地扩散了开来。全新一批特别擅长偷偷溜进溜出学校的学生成为了这一次学生运动的领导者。每天都有越来越年轻的学生们在研讨会上跳出来，气势高涨地声称自己情愿进监狱。每天晚上金都要主持辩论来决定究竟应该允许哪些人参加游行。约翰与蒂尼.德鲁夫妇、A.G.加斯顿、约翰.波特牧师以及几乎每一位金咨询过的伯明翰运动领导人都坚决反对年龄低于大学年龄的学生参与游行。参与游行可能会毁掉一个学生的学校档案记录与终生希望。监狱里充斥着强奸、殴打以及其他各种不堪言说的丑行，足以为一名年轻人的人生留下无法抹去的伤疤。德鲁夫妇不允许自家孩子参与游行，他们把十一岁的儿子送到了遥远的预科学校，以保护他免受他们的客人“迈克”金造成的危险。他们认为但凡还有点自尊的成年人都不会孩子们推出去当炮灰，就连早期的基督徒也从没有鼓励过他们的孩子在斗兽场上面对狮子。
伯明翰白人领导层更加确信，协调一致并且冷静克制的强硬手段正在压制住黑人的抗议势头。《伯明翰新闻》发布了一篇名为《格林伍德打不还手赢得胜利》的指导性文章。与此同时，伯明翰的两套市政班子都在等待阿拉巴马州法院判定哪一方才是伯明翰的合法市政府。双方维持着值得称道的停战状态，共用便签纸、停车位以及其他各种资源。每周二他们都会举行仪式宣示各自的正统地位。当公牛康纳和他的同事们退出市政厅时，鲍特韦尔市长与新任市议会就会走进市政厅，把刚才处理过的公务重新再处理一遍。在4月30日举行的第三次双重会议上，两套班子都驳回了夏特沃斯在周四举行游行的申请。
在加斯顿汽车旅馆，金和助手们面对着申请遭到拒绝的一系列后果。这意味着一切游行参与者都会遭到逮捕，而且领导人可能因违反詹金斯法官的禁令而被重新投入监狱。此外任何敦促儿童参与游行的人都会因为教唆未成年人犯罪而受到起诉，King相信目前的局面使得伯明翰当局很有机会为运动领导人安上刑事罪名，就算上诉也摆脱不掉。他紧张地与贝弗尔开玩笑说，这场豪赌只会让他们所有人都成为长期囚犯。 “好吧，贝弗尔，现在你手头已经有八十个未成年犯罪教唆犯了。”
“嗯，这就是问题所在，”贝弗尔回答说。“我手头的人数根本不够。如果我有八千人，他们根本不能让我心里发慌。”
这并不是自由乘车运动的资深年轻参与者第一次逼着金跳下悬崖，但是像贝弗尔这样的人金还从没碰到过。贝弗尔这次从密西西比州归来的时候剃了个光头，戴着一顶犹太教小圆帽。他有时解释说这标志着他对希伯来先知的尊重，有时又声称这是他的自我保护手段，因为密西西比州的警长们一看到黑人牧师戴着“犹太小圆帽”都会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会轻易过来找他的麻烦。贝弗尔拥有某种摄人心神并且略显神经质的独特魅力，活像是青年版本的弗农.约翰斯。金并不认为自己具有多么出色的内在创造力，相比之下他对自己的判断力远远更有把握，因此性情飘逸的贝弗尔自然而然地吸引了金的关注。贝弗尔平时的做派好像头脑短路的亚里士多德，在金看来这样的跳脱气质恰恰正能弥补自己的短板。甚至就连贝弗尔声称自己听到上帝亲口跟他说话的时候，金依然保持着对于他的尊敬。在压力山大的紧张时刻，正是贝弗尔的存在提醒着人们，伯明翰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理性计算。就像威廉.穆尔谋杀案一样，不计成败的疯狂从一开始就是这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着是否要将未成年人送进公牛康纳的监狱的决策，金不可能效仿所罗门王那样心平气和的智慧。决绝与疯狂对于此刻的他来说都是必需品。
贝弗尔得到了金的许可。周二这一天，就在游行申请被拒绝的几个小时后，贝弗尔在一场弥撒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告诉会众们以及混迹于会众当中的警方人员，本周四他们将会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上演一场大规模游行。这次游行的主力将会是高中学生，贝弗尔和沃克将这一天称为“进攻日”。贝弗尔还随口提到了他的妻子黛安当晚将会离开伯明翰前去参与纪念威廉.摩尔的自由行进活动。
5月1日星期三一大早，两支纪念摩尔的游行队伍就分别上路了，并且不出所料地吸引了大量的新闻报道。这一小群游行者们沿着一名死者的足迹前行，之前遭受过三K党徒与阿拉巴马州官员威胁，而且司法部还拒绝向他们提供保护，因此这帮人接下来的安危理所应当地吸引了众多关注。《纽约时报》的克劳德.西顿离开伯明翰去采访了组成一个由十名志愿者组成的游行团体。平等大会与非学委进行了漫长协商之后挑选出了这十个人沿着摩尔规划的全程路线从查塔努加走到杰克逊。他们当中包括来自非学委的鲍勃.泽尔纳与比尔.汉森、参与过格林伍德运动的杰西.哈里斯（Jesse Harris），以及不久前曾在伯明翰弥撒大会上造成轰动的白人学生萨姆.希拉。詹姆斯.福曼作为观察员一同前往。与此同时《时代》杂志的福斯特.海利（Foster Hailey）也离开了伯明翰，前去跟踪报道另一支游行队伍。这支队伍人数更少，只有八个人，其中包括黛安.纳什.贝弗尔与资深自由乘车者保罗.布鲁克斯。他们从摩尔的尸体倒下的地方启程，向伯明翰走去。阿拉巴马州警方很快逮捕了这十八个人，福曼也被警方顺便抓走了。
此时关于D日游行的内部纷争仍未解决，不过记者们纷纷离开伯明翰的事实让金多了一套说辞。约翰.波特以及其他人一想到要将高中生送上街头就觉得憋屈，金则告诉他们，现在必须在伯明翰搞个大新闻，因为记者们正在对他们失去兴趣。伯明翰运动每前进一步都迫使波特越发陷入扰乱心神的两难局面，如今金的主张更是把他吓了一跳，他没想到金居然也能说出这种狠话来。但是拿着媒体关注度说事的主张却模糊了送孩子进监狱这一做法的争论焦点，而金在这一问题上的倾向更是吓得波特等人几乎就要中风病发作：在与沃克、夏特沃斯、贝弗尔以及其他亲信们进行私下讨论的时候，金一直在下调入狱志愿者的年龄下限。
贝弗尔的研习班当中有数百名伯明翰少年争抢着要参加D日游行。他给金提出了一条简单的判定原则：只要是达到参加教会活动年龄的孩子都应该有资格参加入狱游行。几乎所有青少年志愿者都像金本人一样是浸信会教徒。根据浸信会教义，只要会众有意识接受基督教信仰作为参加教会以及获得个人救赎的条件就够了。按照通常做法，就算刚上学的小孩子也有资格成为浸信会的正式会众。贝弗尔坚持认为应当根据教义行事。既然教义认为六岁儿童就已经具有了决定自身永恒命运的资格，那么他与金又怎能告诉这些孩子他们年龄尚小，不能参加入狱游行呢？既然非暴力活动是基督教教义的集中体现，那么他与金又怎能阻止会众们投身其中呢？
金知道贝弗尔很有理由加大运动力度，因为贝弗尔的妻子当时正在11号公路沿着威廉.摩尔的预定路线英勇前进。如果贝弗尔这边搞不出什么名堂来，日后见着老婆难免觉得有失颜面。此外金还认为，根据有关来生的教义来发动一场填充监狱的游行是非常荒谬的做法。尽管如此，他依然承认贝弗尔的话语确有道理，也看到了凭借这段话将运动彻底改头换面的希望。教会已经为运动铺平了道路，不仅吞噬了对于死亡的恐惧，抹平了种族与年龄的差距，还将碍事的日常理智一扫而空。贝弗尔说得很明白：如果他们可以，他们就应该无视志愿者的父母们如何反对，将未成年志愿者们送进监狱。“反抗你的妈妈吧，”他告诉金，“你有权做这个见证。”
此时伯明翰警察警察局已经接到了联邦调查局的情报：有人正在黑人中学里散发传单，敦促所有学生在周四中午离开学校。大规模逃学的威胁仅仅是伯明翰黑人社区躁动不安的迹象之一。“肉丸”和其他贝弗尔的新兵还将宣传矛头指向了黑人小学。摇滚电台主持人“高个保罗”在节目当中语带双关地宣布，凯利.英格拉姆公园将要在周四举办一场“大型派对”。伯明翰几乎每一个黑人孩子都知道他的意思。纠结与兴奋的情绪浸透了夜色之下的黑人社区，有些孩子正在为了如何悄悄溜进或者溜出游行队伍而苦恼不已，其他孩子则勇敢地告诉家中长辈，马丁.路德.金希望他们游行到监狱里去。
对于金来说这一瞬间同样充斥着紧张感。公交车抵制运动过去八年之后，他已经走到了放手一搏的边缘。伯明翰的领导大会年会过去八个月之后，他开始盘算进一步行动。这次行动的关键在于造成激烈且持久的轰动效应。就算金从市政府屋顶上跳下来或者亲自去行刺公牛康纳，造成的影响也无法与这次行动相提并论。金曾经不顾自己的社会声望亲身入狱服刑，也曾经将内心最深处的激情狠狠砸在白人教士自视清高的体面外壳上面，但是这些做法都没能取得显著效果。于是金将自己的事业托付给了一群校园里的孩子们。
伯明翰警察部队已经为5月2日周四D日当天的青年游行做好了准备。他们沿着以第十六大街浸信会教堂为出发点的各条市区路线加强了日常的路障。惯常的黑人围观者则直接聚集到了教堂对面的凯利.英格拉姆公园，观看着警察的举动。两批人都能听到教堂的砖墙与彩绘玻璃窗后面传出来的自由歌唱声。下午一点钟刚过不久，教堂前门打开了，五十名青少年两两并肩出现在门口。昂扬的歌声和拍手声交织起来，把《我们必胜》从伤感的挽歌变成了欢快的进行曲。
警官们不耐烦地投入了工作当中。他们命令队伍停止行进，宣读了禁止示威游行的法院禁令，警告游行者们继续前进必将遭到逮捕，然后就领着青少年们坐进了警车。像这样你来我往的围攻战已经持续了一个月，这次唯一的区别就是队伍当中没有成年人。然后突然间第二队两两并肩的未成年示威者也走出了教堂前门，不久紧接着又走出来了第三队——然后就是一队接着一队。怀亚特.沃克通过对讲机指示助手们将各个队伍引向不同的路线，力图实现四面开花的效果。警用无线电设备噼啪作响，到处都有警察要求总部派出更多的警车。调度员们放下了部门骄傲，请求贝利警长派出县级巡警。示威游行者们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出教堂继续前行，人数已经比现场警察的数量还多了，反而把警察包围了起来。一组二十名青少年就这样顺利突破警方封锁朝着市政厅走去。他们几乎已经要消失在下城商业区里了，一支警察小队才急急忙忙地追了过去。
黑人儿童游行队伍、蓝色警服以及纠察标记在现场搅成了一团。一位焦急的警察在横跨第十六大街休战线对面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喂，弗雷德，”他打电话问道，“你那里还有多少人？”
“至少还有一千人！”夏特沃斯得意地喊道。
“全能的上帝啊！”那位警察感叹道。
记者们从没见过这样的情形。硬汉造型的乔治.沃尔警长（George Wall）对上了三十八名儿童，他冲着孩子们又是哄又是吓，但是孩子们全都声称他们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一位身材瘦小的小女孩甚至主动爬进了警车里，沃尔问她今年多大，她大声回答说：“我都六岁了！”消防员也来帮助控制游行示威。有一队游行儿童看到高压水龙沿着第四大街排开的景象，吓得四散逃开，然而很快就重新组成了队列。英格拉姆公园旁观者们全都高声欢呼起来，一位老妇人突然跑人群，沿着逮捕线跑个不停，口中欣喜若狂地喊着“唱啊！孩子们，唱啊！”四个街区之外，警察终于追上了二十名绕过封锁线的学生。他们手中的标语牌写着“种族隔离是罪孽”以及“不吃隔离饭，不花隔离钱”。伯明翰市政当局的目标始终都是将抗议示威限制在黑人居住区内部，这些孩子们仅仅在下城区露了一小脸就严重打击了这个目标。
警车和治安巡逻车很快就都装满了。警官们只得叫来校车，带走了一车车逃学的学生。直到下午四点钟这一轮示威才宣告结束。街道清出来之后，创造出这场奇景的能量消失到了监狱当中。足足七十五名学生被塞进了八人间牢房。等到再也没有游行队伍从第十六街浸信会教堂走出来之后，早早赶来的会众们开始排队进入几个街区之外弗雷德.夏特沃斯原来的教堂参加弥撒大会。埃德温.加德纳牧师负责暖场。他调动起了所有人的热情，大家一起唱歌、祈祷以及献祭。“如果你们身无分文，那么会后来见我，”他说道。等到警察在六点钟赶到教堂打探情况的时候，教堂里已经聚集了一千多人。等到夏特沃斯和金也抵达现场之后，人数更是近乎翻了一番。“今晚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伯明翰，”夏特沃斯说。
就像所有其他布道人一样，此时的夏特沃斯脑子里事情太多，没办法进行正常演讲。教堂里充斥着各种流言，会众的狂热情绪越发高涨，以至于常规教会活动根本进行不下去。这种现象本身就昭示着巨大的情感波动。“我今天一直深受鼓舞与感动，”金宣称道，“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他宣读了怀亚特.沃克的入狱人员登记数字：在那一天被捕入狱的儿童数目共计九百五十八人，其中约有六百人尚未获释。出于策略上的原因，他并没有告诉会众们另一项情况：一大群年轻人刚刚补充进了入狱志愿者的队伍，论人数是原本志愿者的好几倍。“如果他们认为这轮攻势到今天为止，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他还向会众们介绍了平等大会主席詹姆斯.法默。法默这次飞到伯明翰是为了参加平等大会与非学委共同组织的纪念威廉.摩尔自由行活动。“我们已经准备好团结在你们身后了，”法默这样告诉伯明翰的会众们。
金透露说，迪克.格雷戈里刚同意参加周日那天的伯明翰运动，这个消息引发了一片欢呼，所有人都为了这位将格林伍德运动推向全国的喜剧明星而喝彩。金还宣布说，黛安.纳什.贝弗尔以及参加摩尔游行的其他成员都已经遭到了逮捕。最后他邀请詹姆斯.贝弗尔讲两句话，话音刚落贝弗尔就一个箭步跳到布道坛上喊道：“周一晚上不会举行弥撒大会，因为每一个黑人都会在星期天晚上坐牢！”贝弗尔鼓起了无尽的气势，发誓要尽快结束伯明翰的种族隔离，因为他是个大忙人，到了礼拜二还要“赶回密西西比州摘棉花”。在宣讲孩子们的勇气时，贝弗尔忽然唱起了孩子们在走向警车的路上唱过的自由歌曲。三百多人自发站起来报名成为入狱志愿者。他们等不及第二天的来临，于是纷纷在教堂里的过道中走来走去，教堂中回荡着雷鸣般的歌声。
5月3日星期五，儿童游行的强度又上了一个台阶。这天中午，焦急的父母和好奇的围观者们挤满了凯利.英格拉姆公园，上千位年轻人在第十六大街浸信会教堂内接到了出发的命令。在他们对面，全身制服的伯明翰警员们用校车、消防车以及巡逻警车阻塞了向东去的交叉路口，并且背靠车辆摆开了阵势。第一组六十学生唱着歌从教堂中列队而出，G.V.埃文斯队长（G. V. Evans）在第五大道和第十七街的拐角处堵住了他们。这次警方并不打算逮捕这些孩子，因为城市监狱和县级监狱都已经爆满了。这次警方的目标是让游行者远离市中心商业区。奉公牛康纳之命，埃文斯队长指着身后的消防水龙，让六十名学生赶紧分散开来，“否则的话你们就要变成落汤鸡了。”
学生们不断唱歌，于是埃文斯队长示意消防员打开水管，先喷一阵水雾再说。突然湿身造成的震惊冲击致使几乎所有游行者都退了回去。在他们身后，英格拉姆公园里的旁观者也本能地向后退缩，唯恐沾湿。埃文斯通过扩音器下令游行者们撤离当地，水柱似乎很有效地执行了他的命令，然后他与其他人都注意到有几位学生仍在顽强抵抗。六十个人当中大约有十个人仍旧坚守阵，尽管已经全身湿透，但却全然不顾体面，只是一个劲地用喊阿门的调子唱诵着“自由”这个字眼。消防员赶紧调转水管的指向，重点关照这几位歌唱家。可是这样一来原本还在后撤的示威主力人群又趁机重新回到了相互较劲的边境线上。消防员随即逼近了这些特别顽固的游行者，用水枪近距离攻击他们。被水枪冲得站立不稳的游行者们干脆在人行道上一屁股坐了下来。这是民权运动经受洗礼的时刻。伯明翰这座城市一直将反对种族隔离的异见者们当成自身的污点，这场水战则是洗刷污点的最后努力。对于埃文斯队长和消防员们来说，这不过是个机械问题。只要水压足够强大，就能克服人行道的阻力，将这些死硬分子冲走。特制的高压水枪非常适合这项任务。这款水枪安装在三脚架上，能迫使两根软管的供水量从一个喷嘴里喷出来。根据消防部门的宣传，这套装置堪称远距离灭火的奇迹，足以冲散砖块之间的砂浆，一百英尺距离内能够从树上剥离树皮。
平心而论，高压水枪确实威力十足，喷得无数人都改变了原本的立场，例如A.G.加斯顿就是其中之一。这位伯明翰黑人商界代表当时正在与大卫.范恩（David Vann）电话交谈。范恩是反公牛康纳市政改革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与加斯顿经常通电话。在这个周五的下午，两人依然像往常一样长篇大论地抱怨金的街头运动如何不顾大局。缜密而又隐秘的改革联盟即将迎来取胜良机，可是金却把一切都搞砸了。如果街头运动取得成功，金肯定会迫使加斯顿和其他有名望的黑人领袖赞同他的战术，这样一来黑人领导层将不得不与神经紧张的白人温和派渐行渐远。如果街头运动不成功，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士气肯定将会进一步加强。无论成败，游行示威对于范恩和加斯顿来说都无异于诅咒。他们正在设法将金客客气气地请出伯明翰，同时还不能让公牛康纳看了笑话。这时加斯顿突然告诉范恩自己不太舒服。从加斯顿大楼的办公室往下看可以俯瞰整个英格拉姆公园，而加斯顿看到的景象足以将一名百万富翁的自傲气场彻底打落尘埃。
“范恩律师！”加斯顿喘着粗气说道，“他们正用高压水枪喷一个黑人小女孩呢！那个丫头都被冲到马路当中间了！”
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被高压水枪扫上一下，肯定会四肢乱摆扑倒在地，好像狂风中的垃圾碎屑一般。这一瞥就足以让加斯顿放下了电话。在大楼外面，勇敢的高歌变成了阵阵惨叫，围观者纷纷向水管投掷砖头石块。当水流把他们驱散之后，有些人干脆流进附近的楼房里，居高临下地丢掷砖石。最终他们击中了两名消防员以及《生活》杂志的摄影师查尔斯.穆尔（Charles Moore）。
石头与水管的嘈杂对决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年轻的游行者们依然从第十六大街浸信会教堂当中陆续涌出。沃克、贝弗尔、安德鲁.扬以及其他游行督导人员指示后面这几批孩子们远离发生冲突的路线。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躲避水龙扫射，也是为了与肮脏的暴力行径撇清关系。这一策略让警方进退两难：投掷飞石的围观者们吸引了水龙的火力，而游行者们却从英格拉姆公园的另一端穿过封锁线闯进了市区。原本水管的数量就不足以对公园进行两面包抄，更何况一支高压水枪需要两根水管供水，等于将水管数量凭空砍掉了一半。警察分队确实成功拦截了游行者并将他们押上了通往监狱的校车，但是当局的计划依然失败了，因为他们原本并不打算逮捕游行示威者。更糟的是，从指挥官的角度来看，原本集中在一点的武装力量正在陷入四面分兵的境地。咨询过公牛康纳之后，他们决定把黑人围堵到同一片区域。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一种更具威慑力的武器，而且这种武器还要比水管更加灵活机动。
警方指挥官在英格拉姆公园距离教堂最远的一角部署了八条警犬。一看到狗，混乱的人群立刻发出了恐慌与愤怒的尖叫声。很多人立刻四散逃开，有些人朝着警犬与训犬员扔石头，还有几位鲁莽的少年像斗牛士那样挥舞着湿透的衣服逗引警犬。接到命令后，警官们牵着警犬向前冲，距离人群越来越近，人群也聚合得越发密集，很难分散开来，然后咆哮的德国牧羊犬突然就朝冲着踉踉跄跄、畏缩后退的人们冲了过去。三名少年遭到严重咬伤，不得不住院治疗。其他目标人员惊恐地尖叫着到处乱窜，有人逃回了西部黑人区不见踪影，有人躲到教堂中避难。大部分警犬依旧对游行者们紧追不舍，但有几条狗跑着跑着又掉转方向杀了个回马枪，去驱散那些回到空地上的围观黑人。这些人正在观看由救护车、警棍、警车、逮捕、遥远的游行者以及粗壮的水枪射流共同组成的全景大戏。
在赛马士饭店外面的街角，两条警犬紧紧跟随在一群张口结舌的围观者后面，后者丝毫没注意到警犬的存在。然后一位训犬员捉住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并且将他一把拽到了德国牧羊犬的尖牙之下。一位美联社的摄影记者站在一旁捕捉到了象征伯明翰种族关系的这一幕：一位戴着墨镜的白人警察死死地揪着一个黑人男孩的衬衣领子，另一只手松开牵狗的绳子，让狗向前冲，狗的牙齿插进了男孩的腹部。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个男孩本人——他又高又瘦，穿着时尚，朝着狗的方向前倾，一只胳膊无力地耷拉在一边，脸上的表情只能用波澜不惊来形容。这张照片的效力可谓一图胜千言，但是照片背后却隐藏着不足以为外人道的极大讽刺：这位年轻的受害者名叫沃尔特.加斯顿（Walter Gadsden），此人从来没有接受过非暴力理念的熏陶，也并不打算成为示威游行队伍的一员。他身上那件帅气的开襟衫表明他是C.A.斯科特的大家族当中的一员。斯科特家族非常蔑视金的游行示威活动，以至于家族在亚特兰大以及伯明翰发行的《世界报》都无视了C计划，其坚决程度甚至超过了伯明翰的白人报纸。虽然这幅残暴攻击的画面如闪电般击中了美国人民的心，沃尔特.加斯顿本人的反应却掩埋在了更深层次的种族关系涡流当中。他他十分忠于自己的家族，因此随后并没有发表任何支持游行示威的言论。他承认德国牧羊犬确实把他吓了一跳，但那只是因为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在旁观示威的时候不慎“与一帮黑人坏份子搅和在了一起”，因此他决定赶紧回家继续为大学入学申请做准备。
下午三点钟，一名警方巡视员冒险进入教堂进行谈判。从战术角度来看，迄今为止的冲突烈度相对而言并不算太大。警犬部队已经跟着水枪的喷射方向转了好几圈，将黑人驱赶出了英格拉姆公园，一直赶到公园对面的教堂里。只有一半的黑人团体踏上了入狱游行之路，其中约有二百五十人已被逮捕。警犬和警察部队又在教堂门外集合起来，严密围堵了从头湿到脚的大量愤怒旁观者以及大约五百名还在试图组成阵列的示威者。鉴于局面如此岌岌可危，金非常乐意暂告休战，反正今天的抗议已经触发了政治动荡。他在一片混乱当中抓住时机打电话向远在纽约的克拉伦斯.琼斯通报了一连串名字，要求琼斯亲口向这些重要人物通报当天伯明翰示威的情况。下午3点57分，联邦调查局窃听记录显示，琼斯对斯坦利.利维森气喘吁吁地进行了概要总结，并且代表金传达了一项紧急要求：在“一小时之内”，利维森要起草一份电文，发给肯尼迪总统以及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利维森早就因为发动儿童上街的决定而感到焦虑不安，此时更是心乱如麻，因此他的行文十分别扭，充斥着冠冕堂皇的辞藻，完全不符合金的要求。结尾说“您当真会允许伯明翰暴力的死灰复燃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并剥夺我们的权利吗？”
为了阻止公众对金抱以同情，伯明翰的白人领导层争先恐后地强烈谴责了他利用儿童的做法。鲍特韦尔市长痛心疾首地告诫市民，“不负责任又轻举妄动的煽动者”正在把孩子当作“工具”，借此来威胁其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凡人格高尚的伯明翰人，无论是白人还是有色人种，都不会为社会制造危险。我们不会为其推波助澜，我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我不能容忍，你们也不能容忍，利用孩子来达成不义目标的行径。”塔尔博特.埃利斯法官（Talbot Ellis）的少年法庭充满了年轻的黑人被告，他认为那些“误导这些孩子”进行示威游行的主谋“应该进监狱”。在华盛顿，罗伯特.肯尼迪则发表了语气更加平和的言论。“倘若继续拒绝给予黑人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层出不穷的动荡事件必将不可避免。不过目前这场示威活动的时机确实值得商榷。学龄儿童参加街头示威非常危险，万一有些孩子不慎受伤、致残或死亡，没人能担负得起这样的代价。”罗伯特强调，伯明翰的不公正属于地方问题而不是联邦政府的责任。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真诚谈判，而不是走上街头”。不过这些抨击来得太晚，已不能再让金感到慌乱了。他与其他布道人们十分刻薄地回敬了这些抨击：以前黑人儿童不得不承受糟糕的学校环境或者种族隔离带来的各种身心伤害时，从没有人将他们的福祉当回事，如今他们刚刚在街头游行了两天，突然就冒出来了这么多莫名惊诧的善人。
伯克.马歇尔曾在那天早上打电话要求暂停游行示威，现在他又再次打来电话做出了更加迫切的呼吁，还代表肯尼迪政府要求金必须现在叫停示威，因为黑人投掷石头已经促成了暴力行为。金拒绝从命。尽管他非常反感马歇尔的态度，但此同时他也能感到马歇尔的声音听上去底气并不算很足，而且充满了痛苦。金认为这份痛苦表明华盛顿方面正在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进一步确证伯明翰运动终于开始走上了正轨，惯性的包袱正在往当权者的头上转移。马歇尔早已听说了A.G.加斯顿亲眼目睹小女孩被喷倒在街上的情节，他也能觉察到伯明翰黑人对于金的运动的抵触情绪正在迅速蒸发。随着示威运动的内生力量骤然高涨，关于示威的消息也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过去两天的游行已经将一千名黑人儿童送进了监狱。美国各地的公众还没来得及充分领会如此令人不安的新鲜现象，暴力——这位人人熟悉的报信者——就已经冲进了他们的客厅，消防水龙与警犬攻击儿童的景象看得无数人都目瞪口呆。马歇尔的痛苦和伯明翰白人领导人的强硬一样都是忌惮心态的体现。他们拿着黑人儿童的福利说事，可是这一做法却将他们拖进了金的主场阵地。历史性群众运动的本质就在于预测与体验这些复杂的情绪转变，至于亲手导致情绪转变的感受更是舒爽得无以复加。
金知道最关心孩子的人就是父母。众多父母都在下午涌进第十六大街浸信会教堂，加入了数以百计的游行者和围观者当中，只为等待弥撒大会的开始。远远不到晚上的时候大教堂就已经挤满了人。奉献盘在会众当中传递了整整一个小时，会众的精神如此之高，以至于安德鲁.扬不得不劝诫大家保持冷静：“我们开展的是非暴力运动，但这场运动还不够非暴力。”他警告说再多挑衅也不能成为投掷石块的理由。“我们不能因为警察牵来警犬就辱骂他们，”他补充说，“我们必须称赞他们。毕竟警方不如道如何处理由爱与上帝的力量来主宰的局面。在这样的示威游行活动中，我们必须告诉人群要守规矩。”
金走进来之后，全场响起了暴风骤雨一般的欢呼声。他也宣讲了一段非暴力内容，但一开始他的演讲就远比平时更加随意活泼。他跟其他布道人开玩笑说试图用水流来击退黑人浸信会信徒完全是白费力气，还预测就算公牛康纳也会承认：“他们不但在水中站着不动，还主动往水里钻！”“那么狗呢？”他问道，“我这么跟你们说吧，我小时候也挨过狗咬，”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发出了一声吓人的高呼，“而且咬了也是白咬！所以我不介意为了争取自由再让狗咬上几口！”
他告诉人们，并不是所有白人都充满敌意，而且他们的运动正在具备无远弗届的影响力。“不，我们并非孤军奋战，不要听信任何人声称我们正在孤军奋战的主张。”金表示伯明翰运动已经登上了全国广播公司的亨特利.布林克利新闻专访节目，“援军正在路上，援军就要到了。”接着他一句话就扫除了迫使人们暂停示威活动的压力：“昨天是进攻日，明天将是双倍进攻日！”
一听到金宣布入狱游行将在周末继续推进，教堂里立刻想起了震耳欲聋的掌声。接着金不动声色地继续说了下去，时而掀起几道雄辩的波澜。他重申自己愿意就示威运动四项基本要求进行交涉，并且详细回顾了这四项要求的细节；直到最后他才提到了点燃城市情绪的小小催化剂：“最后我要谈一下你们的孩子，你们当中很多人的子女现在都在监狱里，我敢肯定今晚台下坐着许多父母。”然后他只简单说了一句：“不用担心孩子们。”仅仅这一句话就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绝望的恐慌与四散的谣言——关于监狱内部的情况，人们已经听说了太多真假难辨的故事，故事当中的监狱牢房里面老鼠横行，犯人经常遭到殴打，床铺是光秃秃的水泥台子，马桶堵塞屎尿横流，斗殴事件此起彼伏，新科犯人还要接受粗暴的性病检查。“他们正在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受苦，他们之所以受苦是为了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似乎不只因为金的话语，还因为他的淡定从容，总之会众们安静了下来。金毫无保留地说出了一切，触及了他本人的信仰核心。事实上他这场豪赌的胜算看起来如此之大，以至于他几乎陷入了白日梦当中，他向孩子们的父母保证，孩子们不仅可以忍受伯明翰监狱，还会将其当做一场大受欢迎甚至渴望已久的“精神历程”。“监狱环境可以帮助你们提升自我，从而摆脱日常生活中的乌烟瘴气。”说到这里金突然岔开了话题：“如果他们想要看书，我们会带给他们的，”他承诺道。“我每次去坐牢的时候都会抓紧时间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