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几句杨振宁 -- 删ID走人
本来无关的事情，却要去证明这个人多么多么的坏
何况道德批判也是荒谬，翻来覆去只能说杨不如道德顶尖的那几个人，然而杨的品行作风在所有普通人中也至少是中上，要不要把普罗大众都批判一遍？
说杨是回国养老的，就是河里的声音，可笑
杨有不足，但发展方向是好的，虽然发展空间不大了，事实上又有贡献，睁一眼闭一眼完了。
这楼缘起，并不是有人要来歌功颂德。您看见杨被过誉，要来发声，别人也是看到对杨不必要的道德批判才挺杨。心同此理。
说实话，如果是邓稼先来批，那肯定是没人敢吱声。
因为这是针对“（部分）国人用道德来批评杨”这个事情的，就是说，“你”要是用道德来批杨，那“你”应该撒泡尿自己照照自己的道德再来。当然，每个人说话做事总是难以避免流露出其三观，你要是细扣，我就遍身是洞。
道德本来就是自律用的，对别人用就没什么意思了。你要讲道德也可以啊，问题说一堆空话有用吗？我看你还提到洪承畴，朱元璋可是爱褒扬文天祥的，他还不是辫子一留当汉奸了吗？不是他一个，是一群，都是所谓读圣贤书的，整天道德挂嘴上。讲这道德有意思吗？
至于马克思，我看你也没学好，就是同一阶级道德标准也不一样，比如川普和布什就不一样，刘强东和潘石屹也不一样，甚至年轻和年老的同样一个人都会不同。就说现在西西河里，有普通打工的，有高级打工的，有老板，有吃官饭的，有吃洋饭的，有拿钱发贴的，有憧憬未来的青年，有压力最大的中年，有没有未来的老年......怎么个一样法？
老革命里当然会有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连马克思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没什么牛的。主席也不跟他们讲道德，而是搞文革来教育他们。
道德是要求自己的，道德观的存在意义就是自己内心进行价值判断，可以指导自己。比如我就不插队，不随地吐痰，虽然有人这么干也没人管。
我这个人文字水平一般，非常口语化，发文也基本不琢磨，读出歧义也不出奇。
网上讨论，盯着别人的口误和表达错误不放是个很没意思的行为。但是，您总不至于说我对您观点产生任何意见都是咬文嚼字吧？
总结来说，我对您观点就一个意见，就是道德要讲，而且要讲社会主义新道德，因为这是人民对精英的监督之一。如果社会按您的观点运行，对精英未免太宽容了——当然您看来这可能是我作为一个庸人，“容不下天才”，社会规则总是有个平衡点的，各自琢磨吧。
您那个同一个阶级道德标准也有不同的说法，恕我直言，是“我从未见过人民”的路数。
李46年赴美，杨振宁是45年，当然是拿民国护照。
57年得炸药奖，然后60年代俩人就都入美籍，拿美国护照了。
这俩人不是共党，也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这选择合情合理也合法。
毕竟那几年在联合国民国才是中国的合法代表，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要到71年去了。
也有道理。
不过时代不同了，社会主义已经完了，下一波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土壤不存在，是长不出花朵的。
另外，我并不是混淆抽象和具体，阶级这东西太粗糙，同一个阶级的道德观都会因不同性别，年龄，生长地等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只说了“物质决定意识”，而不是“阶级决定意识”。
博士就应该懂些哲学了，现代物理学家简直就应该是哲学家了。
不仅如此，现代的物理学家已经进化成了文学家，过去只有文学家才能穿越，现在得靠物理学家的虫洞。。。
各家都有自己的轻重缓急，当时中国重应用和普及，轻理论
今天美国也钱紧了，也早就开始重应用轻理论了，我离开学术界很多年了，记得分类的名字叫“curiosity driven research”属于“蓝天科学”，英文叫“blue sky science”，当然了，对应的是应用“applied research”，两种拿钱的难易和数量都有不同
虽然，为全人类做贡献最高大上，可是，为全人类做贡献的人往往手无缚鸡之力，他们生存的条件是军人、武器工程师和军火商给的
所以，没有美军也就没有美国科学家们生存的条件，所以，中国的“两弹一星”未必对杨振宁没有影响
你想想杨会不会缺钱。
收拾安西的高仙芝容易了，就以为动安北的安禄山也容易，结果玩大了，再加上潼关一仗瞎指挥，后面又一错再错，结果就杯具了。
很有众人醉我独醒的高人姿态呢
先说一句,我本人对于部分杨粉列举了杨种种贡献后,再来一句"这要高能物理学研究生才懂"的高能架势也是很不感冒的，那好像在说：我们说的你们看的懂吗
问题在于，不能因部分杨粉的言论迁怒于杨本人乃至于其父杨武之。兄台对于他们是否爱国的评论，明显不够中正平和。
以杨武之先生来说，当年他飞机南下，当然有观望的意思，但是由此看低其爱国情操，本身就是过高标准要求了。不要说杨先生最后还是选择留在国内了，就拿一个已经跑到台湾的例子来说：于右任在台湾发表爱国诗作《望故乡》，谁能怀疑他的爱国情操？至于老杨这样所谓回国养老的，政治人物之间也有个差不多的，先出国再回归的李宗仁，你自己查查当年党和政府是如何表态，给了什么待遇。您这爱国标准不要说一般人，比土共对于爱国人士的要求都高，还说不是道德绑架？
最后再说说贡献，至少我没有在河里看到”说他全身心地惦着祖国，为国奉献“如此肉麻的明粉实黑的捧杀言论。还请兄台指出链接。兄台喜欢引用孝方面的古语,那么我也来一句:孝有三：大尊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以国为家，修改一下原意，尊亲比拟为为国争光，弗辱改为维护利益，能养则是实际贡献。我们就来看看杨对于中国的贡献，是否符合这三条。
首先，杨李当年获得诺贝尔奖，在科学界提振中国地位的影响，那是可以和原子弹爆炸在政治上的影响比拟的。杨自己都说过对祖国不敢说有大贡献，只是早年的诺贝尔奖，“能够帮助改变中国人自觉不如人的心理”。还是那句话，留在国内的邓稼先，当年同样为儿时同伴学友的成就高兴骄傲，总不可能鄙视嫌弃吧？
其次弗辱，就说一个，当年保钓杨不仅积极支持学生，而且在参议院为中国发声，这已经做的比许多一般爱国者要好了吧？
至于最后一个实际做事，网上大家看的太多，我就说两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其一是反对高能所大忽悠，强调有实际效益的发展性研究，“发展性研究是一种中期的投资，希望五年、十年或二十年内成果能增强社会生产力。这种投资我觉得是当前中国科技研究系统中十分脆弱的一个环节。”“这个历史发展的顺序，先实际后原理，先短、中期后长期，这是由经济规律所决定的，绝对不是偶然的。”近四十年前的话，现在仍然有指导意义；其二是引进姚期智为代表的一批高级人才，这是百年树人的大功绩。再说了，人以群分，能吸引一批胸怀故国的知识分子归国的老杨，自己只是个一树梨花压海棠的老不修，您觉得可信吗？
我以前看到科技日报上面一篇文章，把杨邓与当年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梁谭相比，说两者一为仁者一为智者，但是仁者永远为智者所敬仰怀念。做了这虽然不能完全认同，至少能给河友一个启发吧。
杨本人也承认自己不是什么圣人，他评价自己总是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候做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我们旗帜鲜明支持杨回归中国国籍也正是这一点：哪怕从最功利的角度看，一个高智商有大贡献的现实主义科学家认为现在应该选择中国而不是美国，还鼓励一批人做这样的选择。这不正是当年邓、钱等英杰壮怀激烈，为之奋斗的吗？
是纠结杨的小节还是看中国老树新花的大势，也算是对于杨选择中国国籍的一个事情，两种角度吧。
我自己对杨李孰是孰非无立场。纵观这老两位的几十年，有一点我确定，老杨为人处世的熟练以及情商，胜过老李。这里也不含褒贬。
杨振宁89年写给吴大猷的信
謝謝您寄下的《在台工作回憶》，是吾師三十年在台工作的總結，讀後感慨甚多。
一九六七年以來吾師在台不愉快的事，自書中多處可以看到。今日公諸于世也好。大公無私，直言不諱的精神是會受到有識者的敬仰的。
關于馬仕俊師的剪報我是第一次看到。
多年來知道吾師極關懷政道與我一九六二年決裂的事，因為我嚴格遵守「君子交惡，不出惡聲」的原則，始終沒有向吾師與吳太太談及詳情。今日簡要地談一下︰
I． 一九六二年以前與以後我一直不同任何人談李與我的關系，除了和我父母弟妹和兩位家庭朋友以外。這是我的原則。政道則四處亂講，說我與他在粒子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他 帶領的，等等。我雖多次听到關于他這種胡說的謠言，並沒有改變自己的原則，直到一九七 九年。那年夏天我偶然看到李一九七0年的文章（翻印在李《Selected Papers》中），才了解到謠言並非全無根據，才了解到他背後怎樣在歪曲我和 他的關系。震驚之余我才決定寫出真象，這是一九八三年我的《Selected Papers》第30頁足注的背景。
II． 一九八三年以後我仍然避免談李和我的關系，可是政道卻繼續亂講。近年來他發
表了幾篇文章，包括︰ 在T. D. Lee《Selected Papers》（1987）中；在 《Thirty Years Since Parity Nonconservation》 中(Birkhauser 1988)。在這些文章中他主要講的是︰
（a）他和我的關系自一九四六年始即是平等合作的。
（b）關于Parity的文章(一九五六)主要是他起頭的。
關于（a）點︰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我把他當弟弟待。我指點他學場論，學群論，學統計力學，還直接影響了他處世作人的方法與態度。以後我盡力幫他的career．他一九四九至一九五O年在Williams Bay與Chandrasekhar吵翻了，我介紹他去Berkley；次年他在Berkley 不快活，我介紹他來Institute，才開始了他在基本粒子方面的career; 一九六O年我力主請他做了Institute的教授。至于他的研究工作︰一九四八年底Rosenbluth和我在合作關于Meson Interaction的文章，那時李還沒有寫過任何一篇文章，只因為他時常來我的辦公室，所以我把他的名字加了上去。那是他生平第一篇文章，也是他一九五三年以前惟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他今天竟說這篇文章是我們三人平等合作的。一九四八年以來我們長期合作的許多文章，不論是粒子方面或統計力學方面的，九O％是我起的頭，我作的主要突破，我執筆寫的文章，包括Parity文章在內。
關于（b）點︰Parity一文(一九五六年)的起源我已于我的《Selected Papers》第24至37頁有詳細的描述︰Parity文中的reference 7是Yang and Tiomno (1950年)的文章，是引入C與C' 十個Couplings之idea的來源。該一九五O年的文章，與我一九四八年Ph．D. 論文，與一九五四年Snow, Stermheimer and Yang的文章是一九五六年Parity文章的起源觀念的背景。即時大家都在討論； heta — ao 謎，可是只有我集此諸背景于一身，所以有了Parity Nonconservation in Weak Interactions的觀念。 （見我的《Selected Papers》 第24至37頁。）政道今日說Budde et al. 1956年（Schwartz 是主要合作者）的一文才是Parity idea始，是他（李）介紹給Schwartz的。（這是他六十生日會上他所打出的一張王牌。）如果此說 能成立，為什麼一九五六年我們的Parity文一字未提Schwartz? 為什麼一九五七年我的與李的Nobel Speeches都一字未提Schwartz?為什麼李的一九七O年 仍一字末提Schwartz?Ⅲ。政道和我的關系在我的《Selected Papers》第53至54頁有濃縮了的，感情豐富的描述，請吾師參考。大體講來我們的關系可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一年）︰我是他的長兄，是他的老師。
第二階段（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七年）︰我引導他進入統計力學與對稱原理的研究。在這段 時問內我們親如兄弟，合作無間。我知道他不願被別人認為是我的副手，所以「Keenly aware that he had to get out of my shadow. I bent over backward to attempt to help him in his career while maintaining strict public silence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partnership.」(我的選集，第54頁。)
第二階段(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二年)︰我們成了名以後，政道內心起了恐懼。他自知對
Parity工作貢獻很小，極怕世人會說他其實不應得諾貝爾獎。這種恐懼與他的強烈的競爭心 交織在一起，腐蝕了他的人品。下面一個例子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顯示了我們的復雜心理︰
一九五七年去瑞典領獎前我們每人寫了一份短短的自傳（附上復本），這是獎金委員會循例要我們寫的。我們交換看了稿子。使我十分驚訝的是政道的稿子中完全沒有提到您和Fermi。我的直覺反應是我要告訴他這樣十分不妥、可是繼而一想，我了解到他沒有寫的原因︰ 他受到我的影響遠比他受到您或Fermi的影響為多，而他不能（is
incapable of）公開講出來我對他的影響。我知道這是他最敏感、最痛苦的地方，所以就沒有向他提了。
第四階段（一九六二年至今天）︰這階段里，為了保護他自己（?），為了蒙混世人（?）， 政道到處散布謠言，前面已經提到過了。Ⅳ。政道是一個極聰明的物理學家，吸收能力強，工作十分努力。可是洞察力(Insight) 與數學能力（Mathematical Power）略遜一籌，所以一九六二年以後文章雖寫得很多，沒有什麼特別重要的，沒有大影響。越是這樣，他的恐懼心病就越厲害，這是一個大
悲劇。
V。政道和我的合作，和我們的決裂，都是我一生的大事。我對政道有沒有做過不道德的事呢? 有沒有做過錯誤的事呢?關于前者︰沒有。絕對沒有。我們決裂以前，我雖然同我父親母親在歐洲見過三次，可是我從來沒有向他們提起政道和我的關系。決裂以後，于一九六二年秋我寫信給我父親向他交待政道和我決裂的情形時，只說政道和我的關系的發展很復雜，不是一時能講清楚的，可 是我可以向父親報告的是一九四六至一九六二年十六年間我從來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政道的事。今天我可以向吾師報告的是一九六二年以來二十七年間我仍然保持了這個紀錄。
關于後者︰我做過大錯事︰如果一九五六年Parity文章我寫了以後，把作者簽為Yang and Lee，就不會發生後來的悲劇。
這封信會給您帶來不快甚至痛苦，請原諒。即問夏安
生振寧上
八九年七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