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柏杨真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摩人性啊 -- dzhao
你可以说他是黑暗，悲观，事故。但他可能更加幼稚。完全否认了历史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只凭主观来判断，和被他批判的司马光一样充满了个人的局限性。
好了，回到题目。请问，
人性可以近观吗？
人性经得起琢磨吗？
人性经得起考验吗？
不要说大话，问自己。
来看柏杨发掘出来的这个故事：
赵无恤狡狯
晋国赵姓家族族长赵鞅(简子)有两个儿子，长子赵伯鲁，幼子赵无恤。赵鞅将决定继承人时，不知道哪个儿子最好，于是在两块竹简上，刻一段普通训诫的话，交给他们研读收藏。吩咐说：“要切记在心！”三年之后，再问他们，赵伯鲁张口结舌，忘了个精光，而且连竹简也无影无踪，赵无恤却背诵如流。问他要竹简，立刻从袖子里掏出来(古人宽衣大袖)。于是老爹赵鞅对赵无恤留下深刻印象，指定他当继承人。
柏杨的解释：
赵无恤的才干，无庸置疑。但立刻从袖子里掏出竹简，却有点蹊跷。竹简是笨重之物，放在袖子里长达三年之久，天下岂有这种怪事。似乎只有一项可能，赵无恤在老爹身旁埋有暗探，早就得到消息。这只能证明他的狡狯，不能证明所预期的他一定能忍辱负重。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竹简刻了一段普通训诫的话，比如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普通人都倒背如流。老大天天酒池肉林，脑子都坏掉了。老二倒背如流。或者是不流行的一段话比如“汝当爱惜粟米，勤于经史，敬重师长，友爱同窗”之类的，老二是个实心人，放在桌上，久而久之也能倒背如流那又当如何？老二新结交了一个朋友，听说赵鞅竹简刻的好，请来一观，这才刚还回来，还没有来得及放回去，恰好碰到老爹询问，无恤拿了出来。那又怎么说？
老爹其实观察了两个儿子好几年了，无恤一直听从老爹的训诫，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老爹今天心情好，顺便问了句，我给你的竹简呢？无恤马上取出来，老爹更开心了。马上宣布了继承人。其实即使无恤没拿出来，老爹也早做了这个决定。跟竹简毛关系没有，那又怎么说？
再或者，老爹对两个儿子都不满意，结果无恤就长于孝顺，对老爹的话言听计从，比较来去，还是他吧，那又怎么说？
再或者，老爹早就知道老大是个蠢蛋，老二是个心机婊，但是老大心思全放在溜猫逗狗，好赖老二还表达了一个态度，就是他吧。那又怎么说？
古代历史记录，一个人几十个字，没有上下文，没有细节，只能看结果，不能随便下结论。王莽大奸臣，假如早死了，那就是大忠臣。杨坚如果是个大蠢材，那他就是著名的篡位者。什么是人性，什么是历史？这就是人性，这就是历史。我们要宽容，理解别人的难处，宽容别人的错误。不能睚眦必报，党同伐异，不要祸害自己，祸害社会，最终祸害文化。
要是他把丑陋的中国人改成丑陋的人，那我倒是没啥意见。
看多了历史，现在非常理解几大雄主，秦始皇，朱元璋，主席，一个是天生贵族，一个是底层吊丝，一个是草民中的上层，为什么全要整文人。真是没整错，可惜都整得不够，全给阉了最好。
狂乐
纪元前四七八年，齐国国君（三十任平公）姜骜先生，跟鲁国国君（二十八任哀公）姬蒋先生，在蒙邑（山东省蒙阴县）举行高阶层会议，二人见面时，姜骜向姬蒋叩头（八世纪之前，中国人席地而坐──正确的说，是坐在自己的小腿上，所谓叩头，只是深深的把头俯下。跟八世纪后必须屈辱的先行双膝跪地的叩头不同），这是所有礼节中最尊敬的一种。可是，鲁国国君姬蒋，却双手一拱，只作了一个揖。这情形跟现代社会交际场合，你先伸手，对方却不伸手，只微微的点一下头一样。姜骜跟他的随从大臣，都怒不可遏。鲁国宰相引经据典的说：「依照礼教的规定，国君见国君，不过作揖，国君只有见国王时才叩头，你们怎么连这都不懂？齐国确实不懂，不过不久就懂了。四年后的纪元前四七四年，两国国君在顾邑（山东省?城县）再度会盟，齐
国早就准备妥当，届时一声令下，跳出几个壮士，抓住姬蒋，强迫他向姜骜叩头。
这么搞西西河全太监了。
文人，新中国叫知识分子，对社会文化科技的创立，推广，发展，传承，是必不可少的。不能只见秦桧不见文天祥，说起来岳武穆也是一个文人。
关键是不能有特权，不能划地为牢，圈内的是特权人士，天然统治阶级，圈外的只能是被劳的贩夫走卒劳役贱籍。
根本点就在于知识的掌握和传播。所以新中国的普及教育，才是真正的挖根子。君不见美欧的教育宣传，近者港台的教育宣传，还有近年来国内的“农村孩子不要上大学”，无非是新形势下的知识特权。
《丑隔的中国人》《河歾》《走下神坛》直至最近年来《软埋》之类的。
这类文章都有个特点：瞬间大红大紫。
忠厚老实对一般人来说是个优点。但对于国君来说就是很大的，甚至可能致命的缺点。古今多少君主，忠厚老实的都是第一个被干掉的。
柏杨的问题是他搞不清楚君主的资质要求是和常人不一样的。以常人的资质要求来衡量君主和君主继承人的行为，自然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这其实也是中国传统酸腐文人的问题。他们总是以小市民的视角来观察判断君主的行为，对君主提出要求。殊不知他们所学的那套儒家理论根本就是君主用来统治小民的桎梏。柏杨虽然口中骂儒家，但其言行仍然不出儒家那一套。用这种标准来衡量君主的作为，当然是南辕北辙了。
这里大多都是专业人士，古代就是工匠。专业人士都是直接为生产服务的。
文人既不从事生产，又不接触生产，不懂生产，也不屑于生产，还想占据高位，不劳而获。如果没有混入官场，不是骂社会，认为没给自己不劳而获的机会是政府失职，就是指责别人生产搞得不好，该让他们来领导。
韩非子说他们是社会蠹虫，一点都没错。
自从文人暴露出无能且贪婪的真面目，被大众鄙视之后，他们就喜欢拉着各种专业人士，说大家都是知识分子，以此突显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其实根本不是一路人。
缺乏具体真诚的评价内容，反而往往成为误导人的观念的潜在杀手，结果表明它不是一个褒义词。儒教语境下有很多类似的模糊概念，都是似是而非，因此，遇到科学时代需要的精确分析，就一击而溃。
宜粗不宜细、不争论、不管姓社姓资等等观念的顺利流行，就是适合了超长期中国封建历史的儒教观念这个“实事求是”的环境得以实现的。因此，中国的文化革命任重而道远。
理在读理工农医的，很可能文化素养比纯文的还好，只不过没时间研究经史。以前的工匠可是大多不识字。
话说回来，几届没搞过工农业的总经理，真心不靠谱！
汉惠帝，李旦李显，宋真宗，宋仁宗，明孝宗都粘些边吧
如何定义生产？
或者简单点，以判断题形式提问：文艺创作是不是劳动？文艺作品是否没有社会价值？
我同时还联想到胡里糊涂先生您之前的一些言论，倘我没有记错，一些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基础研究，您认为也是不必要的。这个逻辑我看很危险啊，以此推论，但凡从事生产效率平均值以下的行业，我看都有点社会蠹虫的嫌疑。
自然看不到什么好东西，不过生活在一个能把诈骗做成产业还不知廉耻的地方，柏杨还是学到不少东西的，不然要是书名叫丑陋的台湾人，估计就卖不出几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