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这部小说的作者有望成为第二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 -- 俺老孫

老田

刘胡兰的话题十年前被精英们炒热过一次，这一次又被炒热了。在刘胡兰第二次被炒热的时候，老田忽然想起一件事情：红军时期为什么那么多放牛娃热切地投奔红军、参加革命？

在精英们反复炒热刘胡兰的背后，是对于革命的不理解乃至厌恶和憎恨的情绪在起作用。在这样的情绪中间，方方小小说颠覆土改其实是一个同一个历史和政治过程的一部分，也为这个不理解的形成起到了宣传和塑造作用。革命到底是内生的，还是外发的，是自己要革命还是反过来被裹挟进去的，这原本不成为问题的问题，经过方方们多年来前赴后继的努力，反而成了疑问。

一

2002年有个主张资本家入党的七一讲话，很多参加过上一场革命的老共产党人跳出来反驳，结果导致他们进行理论斗争的杂志《中流》和《真理的追求》被关。此后，老同志们决定采取一种更为贴近读者的斗争模式，创办了毛泽东旗帜网网站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借此一平台更紧密地联系读者。在此前后，老田认识了这批老共产党人中间的一些人，就是在毛泽东旗帜网主编孙永仁老师和网站积极支持者群体的帮助下，对仍然健在的红军和老八路、新四军进行过一次密集访谈，试图从他们的亲身经历和鲜活经验中间，去把握革命是如何进入人心的，以及革命又是如何胜利的。由于时间间隔的缘故——此时长征过后已经七十年了，那时还活着的老红军，基本是以“当年的放牛娃”为主了。这些人跟刘胡兰都算是同龄人了，刘胡兰未满十四岁时瞒着家人偷跑出去，参加妇女解放训练班，走出了参加革命的第一步，后来在家乡的“妇女抗日救国会”工作（简称“妇救会”），她牺牲时也才十四岁多点。

访问前空军司令王定烈的时候，他说到一个情节：张国焘审干特别野蛮，凡属识字的都被推定为地富子弟属严厉审查之列，王定烈因为有点文化就被审查，他说自己是祠堂供上学的，还辩解说跟自己一同入伍的有二三百人，相互认识很了解他家里的情况，都可以作证，果然很多熟人都出面作证——说王家很穷读书是祠堂出钱的，这样才算是解脱了不被信任的嫌疑。老田自己是农村长大的，了解乡村民众活动范围有限，如果与王定烈一同入伍的熟人，有二三百人之多的话，显然，附近几个村子一半以上放牛娃年龄段的少年，都涌入了红军，细思极恐：绝多数放牛娃都选择要进行决死反抗，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呀？！

方方们不爱读书，不知道这种长期威胁地主阶级安富尊荣的危险思想，由来已久，从未断绝过。《尚书·汤誓》里头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记载：“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这句话翻译成通俗的现代汉语，意思就是：老子不想要等到明天，老子今天就要跟你拼命！有鉴于此，统治阶级中间有点觉悟的孔夫子，提点统治阶级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你们要是把老百姓搞得没有活路，你自己肯定就要完蛋了。对这些话，方方们显然是听不进去的，所以，方方花空心思捏造事实，写了颠覆土改的小说《软埋》，目的就是为绝大多数放牛娃都起来要跟你拼命的社会及其统治阶级辩护。顺便说一下，王定烈是川东北地区宣汉县人，四方面在鄂豫皖反围剿失败之后，转移到川东北地区就是王的家乡，他参军时才14岁多点；方方为小说选定的故事背景地，恰好也是这个地区。

革命必然会胜利，这是由民众中间所蕴含的、绝对不与旧统治阶级妥协的反抗意志所决定的。以张国焘之癫狂恶毒，在民众极高的反抗意志支持之下，在鄂豫皖失败之后，在川东北还能够随时重来。从这里可以看到民众的反抗精神和牺牲精神几乎是永无止境的，但统治阶级的镇压能力却有其极限，所以，革命胜利是统治阶级永远都无法避免的结局。如果按照张国焘那个革命法，胜利还是必然的，但革命胜利的代价可能极大极高，比如说死一半中国人口，就如同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战争一样（最多时人口损失过三分之二）。

二

有两种高估革命家作用的历史写法，一种是毛时代就已经初步流行的马屁精写史，这些人把革命说成革命后那些高干鼓捣出来的，要么是这些人勇敢顽强、英明睿智，要么是这些人道德高尚、不怕牺牲，总之，革命的发生及其成功与革命后的高干群体的个体素质，有着因果关系。另外一种，是从革命的反对派阵营发展出来的，这些人的主要逻辑是“革命是外发的而非内生的”，农民组织起来反抗被这些人看做是坏人忽悠的结果，而不是农民自身就有着反抗要求。不过，革命阵营内部的马屁精写史，与反革命阵营的“革命外发论”，在逻辑上有着高度的内在一致。刘胡兰之所以会被今天的精英们看做“政治童工”——意即刘胡兰是非自愿的情况下被忽悠进去干革命的，核心逻辑是不相信革命和反抗是内在于革命者自己的内心需要。

今年四月底老田参加了一次红色旅游，实地走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参观了很多革命纪念馆和博物馆，从中了解到，当年参加红军战士中间，放牛娃参军的小战士比重依然极高。成年人参加的比重，反而相形见绌。团友老程是一位老红军的后代，他父亲倒是成家之后才参军的，他说父亲先是干红军的村长，之所以得以活下来的原因是：在地主武装“铲共团”进村时，没有丝毫犹豫地跳窗户逃走，参军去了四川之后再也没有能够回家，自此与家人失联，解放后多方寻找，也只找到失散的女儿。成年人的家室之累，往往成为选择反抗的最大“扯后腿”因素，与放牛娃相比，并不是成年人的反抗意志低了，而是因为反抗成本过高——自己参军之后老婆孩子没有人养活，所以，往往需要咬牙苦忍。

读《陈锡联回忆录》，说他到了上学的年龄，家里穷困上不了学，经人介绍给人家放牛，几年之间换了四五个雇主，每一次都是挨打受气，吃不饱还拿不到工钱。最后，14岁的陈锡联半夜投奔了红军。

1927年黄麻起义之后，李先念等人谋杀了当地维稳办主任暨乡贤陈芝斌，据说当地老百姓还拍手称快。1929年4月，已经换了四五个雇主的14岁放牛娃陈锡联，趁着母亲睡熟之际，偷偷投奔了共产党游击队。陈锡联投入红军之后不几年，黄麻起义红军在张国焘错误路线之下，受到了极大损失，立足不稳，于1933年一股脑儿跑到川东北，结果在这里又有大批的放牛娃漏夜来投，队伍在很短时间内膨胀到超过十万人。

2003年10-11月，老田在北京密集访问了数十位老红军和老八路，借此学习那部分文字还没有写出来的心灵历史。结果，密集地遭遇到另外一批放牛娃投奔红军的故事。其中徐思舜就是印象深刻的一位，他以十三岁的年龄就已经有两年长工的经历（期间跳槽一次），他强烈要求加入红军，因为年龄小不要他参加，他赖着不走且痛哭哀求不已。今天回顾，说起来他选择相信红军的证据非常不足：仅仅是夜里偷听到坏东家夫妇说到对红军的害怕，二话不说就连夜动身投奔红军去，他母亲一字不识，也很高兴“红军来了咱们穷人就熬出头了”。徐思舜由于不满十五岁的最低年龄被拒，他的哥哥掀起他的破衣衫，主管报名的红军战士看到累累伤痕之后，破格留下了他，因年龄过小就安排当卫生兵照顾伤病员。

三

放牛娃为什么特喜欢干革命？仔细推敲起来很是耐人寻味。因为告别了阶级斗争为纲，此后在中国的语境中间，阶级分析法就成了毒草不能用了。为了避免毒草，就只好借助巴迪欧关于存在和非在的对称概念了，好就好在这两个概念，是从个人的生存体验出发上升到概念的，这在今天的这个个人主义的社会氛围里面，据以进行对话和交流的效率尚可。

用巴迪欧非在与存在的对称概念，陈锡联和川西北放牛娃们的生存状态，是典型的非在，他们不顾一切参加红军，这实际上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去进行那种想要向存在转化的努力。

“让我们将这些人，这些存活于世但没有意义，对于自己的未来也无从决定的人，称之为世界上的非在（inexistence）。那么，我们会说，当世界上的非在开始在同一个世界上最大强度地存在时，世界真的就发生变化了。”“国家就是生产出非在的特殊的机器——通过死亡（国家的历史在本质上就是屠戮的历史），但是不尽如此。国家可以通过施加身份标准的形象（“民族”或其他形象）来生产出非在。”“作为永恒的政治，造反发掘出让非在成为存在的形式，这就是历史重生的唯一内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求按照大写观念的指示（它将战士们抽象地统一起来），组织必须在其自身之中保留那些让历史的造反成为创造性力量的东西：力量浓缩、能量强劲、位置占领。”“非在用暴力恢复自己的存在，他们在历史的造反中，联合起来，从而与国家的象征‘一刀两断’。他们诞生于无，他们从无中创造出一种专政的权力。”“所发生的正是非在的恢复存在，而其恢复存在的前提就是我所谓的事件。”【巴迪欧：历史的重生：暴乱与起义的时代，引自九月虺博客】

在巴迪欧看来，制造非在的力量中间，政府始终是一个主要角色，同时，通过经济领域的经济剩余转移过程，也是制造非在的重要条件。中国革命被称为“推翻压在人民头山的三座大山”“帝官封”——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按照巴迪欧的思路，中国人民之所以被改造为非在，其主导力量有三个：帝官封，因此，人民通过革命而回归存在的努力，就以摧毁帝官封的统治力量及其制造非在的相关制度为条件的。

革命就是非常典型的非在努力成为存在，同时把旧的存在打倒推翻的过程。对于这个从非在到存在的努力过程，中国人原本是很熟悉的，老田在小学的时候就背得滚瓜烂熟：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按照巴迪欧的选词，这三个潮流都只是非在在不同规模和层次上努力向存在转化的过程而已。

面对革命的威胁，国民党人很清楚，阶级分析法是很危险的，是真正的大毒草，这意味着非在的自我认知并自动地导向对存在的威胁。所以，不惜动用镇压机器去普及教育非阶级分析法，马宾老同志就曾经被国民党抓到监狱里头去教育过，在那里头被国民党宣教干部教导说：中国只有大贫小贫和赤贫，没有阶级。但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社会中间非在的人数实在是太多，而且非在就算是再无知再愚昧，也不会愚昧和麻木到感觉不到自己苦难的地步。因此，向着存在的转化努力，就永远具有吸引力。所以，国民党从认识入手去改造非在的努力，其成效实在是不佳。

对付非在，文的不行，就需要继之以武力。1931年蒋介石发起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陈诚是这一次围剿军的第二路总指挥，他在围剿共匪期间给自己的女朋友谭曼意写了很多书信，在信中透露了自己的担忧：剿匪虽然表面上是与红军打仗，但实际上是与江西一省的民众为敌，将来还有可能要与全国的民众作战，在这个认识——剿匪实质上就是与民众作战——的基础之上，因为“将所有青年及民众全杀尽”是不可能的，陈诚后来产生出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奉命剿匪等于判处无期徒刑。

1931年“6月13日，陈诚致曼意说:‘来赣忽己半月，对于赣省党务、军事、政治稍有调查……总之，江西赤匪之如此猖撅，不能不归咎于诸党棍、军阀、官僚、土劣。所有青年及民众之不满意中央，实无怪其然。我中央对于党务、政治如不彻底改良，纵使此次剿匪有办法，但想根本肃清赤匪，除非将所有青年及民众全杀尽。因中央固决心剿匪，而地方仍然造匪。吾等虽云剿匪，实无异与民众为敌。现在与江西一省民众为敌，将来恐怕还要与全国民众作战。此吾所勿为也。我想此次战事结束后，中央如能切实求根本办法，我虽牺牲，亦不足惜。”“6月18日，陈诚又写道:‘然每想及许多有为、勇敢的青年，因不满现社会与政治的厌恶以及生活的鞭策，情绪的冲动，而跑入共产党里面去。再经过共产党的训练和麻醉，成为共产党前锋……我屡次想把这次来江西的感想详细的来告诉吾妹……待我稍为空一点，我一定要把它写出来，作我这次剿匪的记录。’”【李良明：从陈诚家书看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的有关问题，载《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3期】

陈诚这个认识是符合实际的，杀不光数量庞大的非在，就完不成剿匪任务。按照巴迪欧的看法，非在的制造过程一直在基层社会和政治领域源源不断地进行着，这也是陈诚在江西亲眼所见——诸党棍、军阀、官僚和土劣等党国积极分子，都努力地参与制造非在，使得非在人数日趋接近全部人口的趋势。

不仅仅是陈诚有这么个困扰，在他之前四百多年的王守仁也一样，此人在江西剿平“贼寇”之后，改了许多地名（例如崇义县就是他改的），仗虽然打胜了但却没有办法高兴起来，他最后哀叹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相比较而言，方方的境界和眼光实在是太差，比较她的前辈，差了不止一个档次，所以，经历过蒋介石时代的老同志张全景说“方方比蒋介石还坏”——其中“坏”字要读上声——意即与老蒋相比方方要差很多很多。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录：放牛娃陈锡联的故事

1915年1月4日，我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高桥区(今高桥镇)九龙乡陡山彭家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爷爷横横心，一咬牙，托人担保，租种了附近一家地主的10来亩佃田。旧社会的黄安农村，农业生产力水平很低，苛捐杂税繁重，加上地主收租，历来是不分收成好坏，不管穷人死活，租额只增不减。因此，我们一大家人终日在田里辛苦劳作，到头来，除去租裸，剩下的口粮只有七八担谷，全家人过着三季糠菜一季粮的艰难生活。

我3岁时，有次父亲帮人家盖房，在上大门顶上的石梁时，被掉下来的石梁砸伤了。由于无钱医治。不久吐血而死。

父亲去世后时间不长，爷爷也病了。这时家庭开始闹不团结。主要是嫌我家吃闲饭的多，干活的少。大家庭维持不下去，母亲也不愿连累别人，就分家了。

到了读书的年龄，小伙伴们有的陆续上学去了。母亲和我商议，说咱家穷，念不起书，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我也大了，想送我出去给人家放牛，当长工。我当时心想:放牛也挺好，一边放牛还能一边玩耍，就同意了。

我刚开始放牛的这家是个富户，对我很刻薄。每天天一亮，就要我把牛牵到山上去，牛跑到哪儿，我就要跟到哪儿。要不然，牛吃了地里的庄稼，主家要打骂我。中午回来，赶紧清牛栏，把牛粪挑出去，再往里填沙垫土。干完了这些活儿，锄头扁担一放，又牵牛上山。晚上就睡在牛棚里。冬天寒风刺骨，我就钻进喂牛的草堆中取暖;夏天牛棚里臭味扑鼻，还要忍受蚊虫叮咬，夜里还要几次爬起来为牛添草加料。除放牛外，他家什么活都让我干，如挑水、担柴、浇地、收庄稼等等。活干得多，饭却不让吃饱。有一次，我放完牛后，拿起扫帚就帮主家扫地。扫完地，没有把扫帚顺着墙角放好，主家看见后张口就骂，骂我没长眼睛，连扫帚都不会放，只晓得歹(方言:吃的意思)干饭。我忍气吞声把扫帚重新放好。到了吃饭时间，我跟着主家到灶房盛饭。主家一把夺过饭碗说:“今天甭想吃饭，给我放牛去!滚!”我虽然肚子饿的咕噜咕噜直叫唤，但又不敢不听，只好默默地走进牛栏，牵着牛上山。到了晚上，我偷偷跑回家，见到母亲，满肚子的委屈再也憋不住，就嚎陶大哭起来。母亲见我瘦骨嶙峋、破衣烂衫的模样，一把将我抱在怀里，眼泪哗哗往下掉。她舍不得我在外面受苦啊!母亲虽然心疼我，但是为了蝴口，小孩子不放牛又能做什么呢?母亲对我又吓又哄，叮嘱我要听主家的话，腿脚要勤快，不要动不动就往家里跑。

七八岁的小孩子，正是贪吃贪睡长身体的时候，我每天于着几乎和大人一样重的体力活，能吃到的，要么是剩菜剩饭，要么是红苕稀粥。每天早上起晚了或干活慢了，主家不是打就是骂。在他们眼里，我连他们家的牛都不如。就这样，干了将近两年，我再也受不了啦，就跑回了家。

回到家，家里虽然温暖，但没有吃的。没有办法，母亲又把我送出去于活。

在这一家，我仍是放牛带种庄稼。这家待我和上家一样刻薄。干活嫌我干少了，吃饭嫌我吃多了，还经常骂我没吃相。一个小孩子，整天饥肠辘辘，有点儿吃的还不狼吞虎咽?哪里讲究什么吃相!我人虽小，反抗心不小。主家不把我当人看待，我就把牛当成主家。主家打我，我就打牛出气。主家不让我吃饱，我就想方设法自己填饱肚子。这家有一口鱼塘，养了许多鱼。我就想到鱼塘里抓鱼吃。

我经常用这种方法抓鱼吃。既为了解馋，主要的还是为了填饱肚子。在这家干了半年多，我又回了家。

回家住了几天，我又出去给人家干活。就这样干干跑跑，跑跑干干，几年时间换了四五家。工钱没有拿到，反倒受尽了欺辱。

有个远房叔叔叫陈芝斌嫌陈锡联和他母亲讨饭丢了“他的脸面，对我们骂骂咧咧的。母亲忍不住还了几句嘴，他恼羞成怒，把我母亲毒打了一顿。看着坐在地上哭泣的母亲，我愤怒地紧紧撰起拳头，恨不得揍他一顿。但我知道自己力气小，打不过他，我压住心头的怒火，扶起母亲，说:‘妈!不要哭!等我长大了去当兵，带人来报仇!’可怜的母亲完全相信儿子的话。”

1927年冬，轰轰烈烈的黄麻起义失败后，陈芝斌当上了反动组织“联庄会”的头目，不仅在乡里为非作歹，还给敌人通风报信，助封为虐，与共产党为敌。李先念同志当时领导当地革命斗争。为了铲除敌人耳目，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广大农民斗争信心，先念同志决定杀掉陈芝斌。一个雪花飘飞的夜晚，先念同志亲自率领几名游击队员来到我家，对我母亲说:“我们要杀掉陈芝斌这个恶霸，为你报仇，为乡亲们除害!”听说要杀掉陈芝斌，为母亲报仇，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自告奋勇地说:“我来带路!”先念同志说:“好!由你带路，叫开他的门。”我光着脚丫子，把先念同志他们带到了陈芝斌的屋门前，叫开了门。先念同志等人一涌而上，干脆利落地干掉了陈芝斌，还在他的门口贴了布告，历数陈芝斌的种种罪恶，警告那些与共产党为敌的人，陈芝斌的下场就是他们的下场!第二天人们看到布告，消息迅速传开，周围的乡亲们奔走相告，拍手称快。

我们村也成立了农民协会，种田不交租了，苛捐杂税一律免除，取消了保甲，开仓分粮。我成了这场运动的积极分子。先是参加童子军，后又参加少先队并当队长。一天到晚带着小伙伴们在祠堂前上操、打菩萨，比大人们还忙。

当油菜花黄的时候，一支游击队正好住在我们村子附近。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好机会，便默默地做好“逃走”前的准备工作。一天夜里，我假装睡着，听到母亲打起了呼噜，姐姐弟弟也已入睡，我悄悄起身，解下手腕上的线，轻轻推开屋门，回身把门虚掩上，听听屋内没有动静，我就朝游击队住的地方跑去。

我走的那一年，是1929年4月，我14岁。

【以上摘自：《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第5-18页】

来源：新京报评论2017-05-26

“绝不让娃和没英文名的孩子同读没外教的幼儿园”，这所谓的中产鄙视链背后，是一种出身焦虑。为摆脱这种焦虑，很多家长用消费行为来定义自己的新“身份”。

▲2014年7月16日，北京市海淀区某小区楼门口张贴着托管广告，进入暑期，各种兴趣班、托管班火热开班。

文/ 张丰

最近，有媒体以“中产阶级”之名，报道了一种现象：在一个商场，有位小朋友找同伴玩耍，因为没有英文名被拒绝了。英文名意味着小朋友已经开始到补习班学习英语了，文中讲述的那位家长，每学期要为孩子花2万5千元。

这和上次成都的一些家长“每年花费4万元让孩子上国学班”是一个道理。学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花钱上补习班这件事本身。在有些家长那里，这已经变成区分阶层的一个标志：我舍得花钱，我花得起，这让我和你不同。

每个人都在通过这样的消费行为，来定义自己的“身份”。读私立学校的，比公立学校自豪；开奔驰的，可以鄙视开桑塔纳的；到国外旅游的，瞧不起去大理丽江的。媒体捕捉到的这个小朋友拒绝没有英文名的伙伴的故事，当然是一个略微极端的案例，但类似的或者更轻微的“鄙视”，却时时刻刻发生着。

但是，这种鄙视，与其说故意伤害别人，还不如说是自己奋力向上爬升时的一种下意识行为。

成都小区竞争学区房和这次“小朋友拒绝和没有英文名的一起玩”，都反映了一些富裕起来的家庭在教育领域的焦虑，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教育类话题成为社会核心议题，本身就是这些家庭社会能见度的一个标志。更精英的阶层（上层）以及真正的底层，都不会为孩子读书焦虑到如此程度。

▲2016年6月19日，北京市东城分司厅小学幼升小现场，各路小朋友在老师面前各显其能，图为两位小朋友在展示刚学的武术操。

一些家长习惯把自己此生的竞争，延续到下一代身上。把孩子与自己捆绑在一起，希望他能在自己的阶层上更进一步。自己要跑赢房价、跑赢CPI，而孩子则要在起跑线上就开始冲刺，典型如报道中所称，要“赢在子宫里”。

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出这些家长对自己出身的不满和恐慌。

这样的新闻越来越多，当然会让人感到悲哀，但这也是一些新富裕起来的家庭自身特点决定的。作为一个新兴群体，它一直是“被定义”的。被地产商定义，被汽车商定义，在更大的背景下，被城市化进程所定义。

作为大城市中新崛起的个体，这些家庭要努力寻找自己的“共同体”是相当困难的道路。每个人获得眼前的地位，都是通过激烈的竞争才达到的，他首先会把同类看成是一个竞争者来警惕，而不是相互“照顾”的利益共同体。

只是，不和没有英文名的孩子做朋友，这样的心态，还能交到真朋友吗？如果眼睛只会一味向上看，注定也会迷失。

这就是一些新富裕起来的家庭的命运。他们注定会忧郁，自我怀疑，有时候还会被嘲笑。但是不管如何，这都是我们社会中新兴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未来，同样也关乎到这个社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