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推荐很有价值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纪录片《愚公移山》 -- 路很长

荷兰著名纪录片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与其夫人法国导演玛塞琳·罗丽丹·伊文思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合作拍摄的一套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系列纪录片。该片拍摄于1971年至1975年间，在周总理的指示下，中国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全程配合进行了拍摄。足迹遍及大庆、上海、南京、山东、新疆等地，广泛接触了工人、农民、渔民、教授、学生、解放军战士、售货员、演员、手工艺艺人等不同阶级人群。涉及工业、农业、军事、教育、卫生以及城市生活等诸多方面。拍摄素材长达150小时。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很多方面，是反映当时人民生活的非常珍贵的图像资料。

《愚公移山》是长达12小时的12集系列片

1.《渔村》（104分钟）

2.《一座军营》（56分钟）

3.《北京杂技团练功》（18分钟）

4.《上海电机厂》（131分钟）

5.《球的故事》（19分钟）

6.《手工艺艺人》（15分钟）

7.《大庆油田》（84分钟）

8.《对上海的印象》（60分钟）

9.《秦教授》（实为钱伟长教授）（12分钟）

10.《京剧排练》（30分钟）

11.《上海第三医药商店》（75分钟）

12.《一位妇女，一个家庭》（110分钟）

百度云：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813599034&uk=1719841777

另外，还有安东尼奥的《中国》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569765308&uk=1719841777

如果无法下载，也可以从以下地址观看

http://mzd.szhgh.com/maoshidai/2017-09-18/147804.html

http://mzd.szhgh.com/maoshidai/2017-08-24/145639.html

几点建议：

1.建议对比看看《民国老照片》中老百姓的神态衣着；

2.如果有人能采访纪录片中出现的主要人员此后40年的经历将会是非常难得的时代亲历者的口述史；

3.不知道河里是否有大能获得这些150小时拍摄素材，完全可以建立一个非常珍贵的70年代初的社会影像资料库。

4.有很多细节可以管中窥豹，例如文革期间的经济。二十多年间，一片废墟中白手起家，从无到有第一步最难。纪录片《上海电机厂》中，职工的收入不止是工资，还有奖金。而且工资的分级是较多的。而且《愚公移山》中可以看到很多职工都佩戴手表，款式并不相同。这样的经济是在崩溃边缘么？大家有兴趣可以找一找细节，看看是不是摆拍。

不是钱学森

最高105，最低新进厂的42！这是1971-1975年，我父母大学生才54。电影中这些工资数肯定是面对外国人镜头翻倍了。

我也困惑这个问题。我记忆中的父兄的工资和别人记忆中的工资，差好远。79年父恢复工作到81年离职，公社会计，最高时是36，每个月给师范读书哥哥的生活费10元。哥哥83年师范毕业小学教师转后120。

但别人的回忆，差很远，问过有七八个不同地方的人，有三四倍的差距。

老家粤北贫困县。

我记得一些六级以上的工匠都是文革前评的。

上海的工资高, 而且是重点工厂.

而且上海的物资供应非常充足.

小白菜一篮子5分钱, 工厂食堂的排骨八毛到一块, 素菜一毛到两毛.

上海电机厂上海药店的纪录片可以看到, 人民的精神面貌非常好.

电机厂那段是群众运动会还是长跑比赛, 看看那时的工人阶级, 那才是领导阶级, 而不是现在的什么弱势群体.

83年毕业一年后转正，本科生大概50元多一点。地区差也就几块钱，不可能超过60元。

如果上的是 中专师范，120元工资需要小半年。

另：师范读书每个月的生活费10元钱太高了！师范类院校听说有伙食补助（免费？）的，零花钱用不了这么多的。

电影里的工资数肯定是翻倍虚报的。

当时全国工资等级全国统一，有地区差，除了新疆西藏等边疆，内地各地区的地区差大约也就是1-3元水平。

当然，那时上海的技术水平工业水平，包括市场供应人民生活，确实是国内最好的。一直到2000后，一些老人还怀念，并说中央把上海的钱拿跑了补贴别的地区。

我父亲69年去上海出差，抱回来个五灯(晶体管)的红灯牌收音机，用了十年。后来79左右年流行自制落地音响，大晶体管还是托人从上海带。

71-75年排骨肯定没有八毛到一块，我估计3毛左右，因为80年代北京食堂的排骨也就5毛。另外，父亲的同事大约是75-77年去北京出差吃了烤鸭，两元一只。后来和我们小朋友谈到，我们惊为天价天食。

远东第一大都会，领风气之先的时尚之都，不夜城，中国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中国工业的发源地，洋务运动以来百年民族工业精华的积累，轻重工业门类齐全。共产党统治了仅仅二十多年，在影片中看上去就是一个农村大集市，哪里还有当年的风采？比二战炸成一片废墟的东京如何？比上海人看不起的香港又如何？

一更：

有人说，文革时候只不过是老百姓穷一点，否认经济崩溃。那么请看看下面所列出的上海老百姓如此寒酸，窘迫的生活，这还是“全国保上海”给保出来的。说难听点，上海当时就是共产主义中国的橱窗，打扮的漂亮一点装门面来证明共产党优越性。而当时99%的中国人压根享受不到这样的窘迫，寒酸的生活。

实际上，即使这样一点点可怜的生活水平也不是每个上海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文革中有一个“上山下乡”运动，就是国家不解决新生代的上学工作就业，一股脑全部注销城市户口，赶到乡下去战天斗地。上海也不例外。下面描述的城市生活，只有在文革前毕业，招工的才有机会。以后的，这些城市生活已经和他们永别了。

上海有一个电视名人叫柏万青，她就是下乡知青出身。她曾经一次在电视里回忆，当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整整一火车一片寂静，过了好久，就是一片哭声，悲惨到极点。其实更悲惨的还在后面，她的母亲重病在床，想让女儿回来照顾一下，结果不批准。作为一个女儿，不能照顾妈妈，柏万青回忆到这里，在电视面前又是嚎啕大哭。

那么能不能回来的？偷着回来也是可以的，我们当今天子，领袖，当年下乡受不了，偷着跑回北京，后果是作为盲流，立刻被抓起来送看守所。

于是，你们可以看出，当年所谓的知青，其实和劳改犯也没有啥本质区别。

回到前面，如果说崩溃，整整一代青年人，不能上学，不能就业，甚至不能恋爱，不能照顾父母，和劳改犯一样。这样的社会，难道还不是崩溃？

这里转一篇：文革中的上海商品供应细事

文革中的上海商品供应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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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到一些帖子，得知一些年轻书友，很希望了解一些当年情形。“十年”也者，只是对那个时代的笼统说法，不必拘泥。现拟随笔写一些“细事”，不想及“巨”，姑妄言之姑听之可也。“见微知著”，或者“抓了芝麻，漏了西瓜”，都非本意。尽管“漫录”所涉，力求“客观”；而白头宫女说开天遗事，前尘影事，怅触情怀，伤心“拥髻”，终是难免“有情”。年深日久，错讹乖谬所在多有，请高明补充指正。

上海是文革重要根据地，又是张、王的基地，当时有“全国保上海”之说，主要指的是物质和物资供应。另一方面，上海人出名的会精打细算，会巧作安排。所以，表面看来，上海的情况相对于其它地方会好些，甚至好得多。“绝对情况”，则可以通过下述具体事项知悉。

当时的月收入：

年轻人：学徒12－18元（因里弄生产组、集体、国营的单位不同而异），转正后24－36元。大学刚毕业：本科48.5元，大专约42元。转正后：本科58元，大专约52元。

中老年人：纺织女工：50－75元；工程师：70－120元。

1．“衣”

一般衣料和衣服需要凭布票供应。每人每年一丈二尺（三尺？），一般靠家庭内部按照不同需要，量入为出，调剂安排使用。比如说，年纪大的，穿着不必讲究，可以靠缝缝补补，不添置新衣服，省些给孩子用（孩子发育长大，打扮，或者结婚，耗量较大）。

有海外汇款收入者，按照汇款金额发放“侨汇布票”、“侨汇票”。“侨汇票”可以购买到工业品和一些市场紧缺物品。

单位、工厂根据不同工种发放“劳动防护用品”，有：工作帽，工作大衣，套装工作服，围裙，棉纱手套，套鞋，毡皮靴……不等。不收布票和钞票。

“人造棉”布料可以不收布票，好看的就排队，售完为止。

“的确凉”（涤纶）布料，大概是按照其中含棉的比例凭布票供应。

零碎料子，会减收一点布票。上海人说：“合算”。

玩笑说：某人长得高大，是“费布票”的料，不吃香。

被子的芯子，凭“棉花票” 供应。棉衣凭布票加“棉花票”供应。当时上海流行穿中装棉衣，外面加“罩衫”。 男式“罩衫”蓝、灰两种颜色；女式“罩衫”可以花样多多，争奇斗艳。曾经流行女同志把衬衫领子翻到“罩衫”领子外面，一来好看，二来保护棉袄领子。

天冷时，脖子上套上绒线领套或者围巾。耳朵戴上耳朵套。

彩色被面、呢绒大衣、呢绒中山装、绒线、羊毛衫、牛皮皮鞋、套鞋、尼龙袜子、卡普龙袜子等等，凭“工业品票” 供应。“工业品票”的发放数量与工资收入“正相关”。

布鞋、棉鞋、布袜子凭布票供应。

有所谓“节约领”者，就是衬衫的“领头”，穿在里面反正看不见，可以省钱省布票。

又有所谓“765皮鞋”者，是猪皮制作，不须凭票，一般人买来上班，或者学生穿用。

“毛的确凉”（70% polyester , 30% wool）裤子每条约20多元。“棉的确凉” （70% polyester , 30% cotton ）衬衫约10元。牛皮皮鞋每双约20多元。呢绒短大衣77元。尼龙袜子2.5元。羊毛围巾5－10元。混纺围巾2－3元。羊毛绒线20多元一斤，混纺的10多元。

当时曾经流行“元宝针”厚毛衣，男式的，一件需耗费绒线2斤。衬衫、夹克衫、卡其裤子等每件约10元。棉袄约15－30元；罩衫约10多元。

2．“住”

本来打算按照“衣食住行”的顺序，但是，“食”最琐碎复杂，不如参照考试的办法，先把比较简单的题目做了。

先说“住房”，上海大概算是全国最困难的了，三代人住一个12平方米的房间，包吃包撒，并非罕见。一般情况，上海人多住在市区弄堂狭小拥挤的“石库门”房子。上者，有“新式弄堂”、“公寓”等；下者，有大量的“棚户”，就是最简易的小房屋，一般都是“私房”―― 国家不愿意接收这种简陋房屋。

典型的传统弄堂“石库门”房子的结构，大致是这样的：

底层：有前门和后门。前门进去，是一个小天井，4－6平方。然后进入“客堂间”，约20－28平方不等。一般比较阴暗潮湿。再深入，经过楼梯和小卫生间，到达厨房，约6－8平方。厨房有后门。

上一道楼梯，到达“亭子间”，约6－10平方，朝北，阴冷。再上一道楼梯，到达二楼“房间”，面积与“客堂间”相等。

再上一道楼梯，就到了一个小晒台，也就是“亭子间”的房顶。再上一道楼梯，是“三层阁楼”，三角斜顶，“老虎窗”，人能够站得直得面积大约12平方。

这样的房子，原始的设计，是一家人居住。“客堂间”会客，二楼“房间”是卧室。“亭子间”和“三层阁楼”堆放杂物。结构和现在的“联体别墅”相仿。

大家知道，解放前，“亭子间”往往就是许多穷文人租住的地方。解放后，一般这么一个房子会住进四家人，最多的听说有七家的（子女结婚“派生”而来，用“硬件”或者“软件”隔开 ）。相对于“棚户”，这还算天堂了。如果男孩子住在“棚户”区，谈恋爱都大大的有问题：女方家长一般都要极力反对。当时人们说，你看到一位打扮时髦妖娆，举止似乎相当高傲的女孩子，很可能就是住在“棚户”区的，她一般不会让人知道自己住在那里，很可能吹牛说住在淮海路某公寓！

于是，你在“石库门”房子的厨房，会看到好几套煤气灶台，不少白天各自上锁，怕邻居偷着用。还有各自的点灯开关。烧饭时候，抢占水斗洗菜淘米等，难免磕磕碰碰。互不相让就会造成“邻里纠纷”。再“升级”，找人来打架，砸东西。“武斗”吃了亏的，可能会搞“阶级斗争”报复－－举报对方平时的“反动言论”，经常有鬼鬼祟祟的人聚集（其实是来往亲戚），是“反革命地下黑俱乐部”等等。由简单的“邻里纠纷”攘成大祸的，并不少见。

当然，邻居的主流，还是互相帮助，互通有无。邻居有当医生的，当老师的，卖肉的，卖衣服的……都可以沾光。自然，你也得巴结着他们。一般的，烧了好吃的，大家分点尝尝，搞好关系。如今，人们住上了独立式的高楼大厦，怀念“石库门”房子的邻里热闹，自然就“过滤”了当时那些不方便的甚至痛苦的回忆，这也是人情之常。不过，怀念归怀念，任谁也不会真正要“回去”。

住房困难，青年男女的约会，一般是“看电影”。当然醉翁之意，不是要瞻仰《列宁在十月》里列宁的胡子啦。省钱的方式，是逛马路。再要省脚力，就是到外滩的凳子上坐着谈恋爱――那是上海著名座无虚席的“情人角”。一般不成文的游戏规则，是每张凳子上背靠背坐上两对。于是有传说，最后的结果，有对角线交错了谈成功的。这个当然很难排除，不过怕是想象力的成果居多。

恋爱成熟要结婚，是单位负责分配房子。一般，单位先调查男女双方原来居住的房屋面积。如果比较宽敞，不予分配。但可以出证明，让房管所帮助“间隔”分开。如果具备条件可以分配到一间8平方的“亭子间”作为婚房，就可以拥拥挤挤放进一套新家具和箱笼、缝纫机、马桶等物，床上堆叠摆放10－20床五颜六色的被子。当时算是十分荣耀，万分幸福的了。新婚之夜，洞房里的活计，首先要大费力气的，是把床上这堆被子搬开摆放到地板、沙发等合适的地方……

大街上常见的是“房屋交换广告”。有意图牺牲地段换取较大面积的，比如有子女要结婚。有以一换二，方便分家的……不一而足。如果认得“房管所”有权的人，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越换越好。

“寻租”，绝非自市场经济始。

3．“行”

先说市内公交。公交一般分段计费，大致每4个站为一段。当时上海有三种：

有轨电车，线路不太多，比较慢，但路线都是重要干线，比如1路车，由静安寺穿越整条南京路到虹口公园；8路车，由东新桥（广东路――浙江中路，靠近南京东路）经过秦皇岛轮船码头（往大连、青岛）到杨树浦底；而且价格便宜：3分，6分，9分，12分……

无轨电车，4分，7分，10分，15分。。。

公共汽车，5分，10分，15分，20分（这么长的线路不多）

上海人比较精打细算，一般会前面走一站，下车后再走一站，省下一段的票价。现在听起来，就3分钱，太可笑了吧？昨天我去买菜，给两个5分的硬币凑一毛钱，人家还拒收呢。可是在当时，省这几分钱乃是上海人的共同实践，主要原因当然不是上海人特别“抠门”，完全是因为经济条件啊！我们知道，当时工资收入的“流行配置”乃是36元！中老年人，家庭负担重的，还有不少是起早摸黑，步行一小时上班的。不是为了锻炼身体，而是省钱。

说到公共汽车，上班的人不少有月票，每月6元（单位根据上班路程远近给部分补贴），上车出示一下就行。有月票的人当然就不必考虑“省下一段的票价”，他们会想法尽量乘得离家更近少走路。但是如果用自行车上班，就不会有月票。

当时自然没有出租车扬招。要车可以打电话预订，但一般视为奢侈，病人出院都不会叫车，只有产妇抱小孩回家，不愿吹着冷风，才可能会叫车，这种情况，邻居也能理解。结婚，是绝对不敢叫车的！

其它比较常用的就是人力三轮车。再要省钱，单位或者什么地方借来“黄鱼车”（人力三轮运货车）用用也是有的。再其次，就是自行车带人了 ――警察要管的，最多带一段，下来走一段。过年的时候，一部自行车上面载着一家三口（一个小小孩子），车头挂着一盒大蛋糕，走亲戚，乃是当年上海的流行一景。

当然，最普遍的交通工具还是自行车。一部自行车的价格大致是150－180元，凭票供应。这个价钱，对比收入，绝对是一笔很大的投资！所以，大部分骑车人，爱护自行车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每天上班时间，用一个多小时揩拭宝车的，所在多有。这样的男人，你让他为自己的小孩洗澡他还绝对没有这么好的耐心和细致呢。还有自我规定下雨不骑的――不是怕危险，是爱护自行车。

还有极其少数的人（主要是有“外汇”收入的）会拥有机器脚踏两用车。轻骑牌或者上海牌，大约每辆600―800元。相对而言，其稀有和威风的程度，自然远胜过如今拥有大奔和宝马汽车！

市外的出行，主要是火车。上海到苏州，90公里，慢车票价1.2元。车行2小时，平均5分钟停一站。要乘快车，是以慢车票价1.2元为基础，加“加快费”0.6元（另外再给一张票），车行1小时左右。上海到西安，快车22元左右，车行约25小时。以上说的都不是卧铺，而是硬座。

那年头，不少人都会在长途火车上花去很多的钱，夫妻分居两地，探亲假以外再想团聚的；上山下乡回家探亲的（大部分家庭都会有）^不少人会说：挣来的钱都送给铁路局了，还哪有什么积蓄？

轮船比火车便宜，但费时间比较多，也有“水陆联运”的。上海到大连的船票，5等（散席）约9.3元，4等12元左右，大概是火车票的三分一。

4．“食”

这个实在牵涉太广，说来很难面面俱到，难免挂一漏万，看来要随时补充。

首先是粮食定量供应，一般每人每月27－31斤。最近才听到说，当年全国只有上海发行过“半两”的粮票。“半两”的粮票用处甚多，可以买一根油条（据说当时全国最大的油条是武汉的，一根油条要收二两粮票）；或者一碗小馄饨；或者一碗鸡粥（广东的朋友千万注意了：上海的“鸡粥”绝对不是广东的那种。它只是一碗白粥，给浇上一点鸡酱油！当时每碗5分。要吃鸡得另外买）；或者一块“奶油”蛋糕（其实是蛋白蛋糕）……

要购买米，光有粮票不行，还得带购粮证，到家里附近指定的粮店才能购买。每人每月27－31斤的定量中，规定了供应大米和籼米的比例，这个比例每月在粮店公布。粮食不够吃的，会把自家的大米定量让给别人，交换得到对方的粮票。比如一斤大米可能掉换一斤半籼米。

基本上，一切点心类食品，包括饼干，都是要收粮票的。

买肉凭票，是七十年代末才取消的。此前，上海每人每月“配给”猪肉1.50元（在全国看还是比较高的了），当时猪肉均价约每斤1元。认识卖肉的，让他在操刀的时候有所“倾斜”，绝对是当时上海人无上的荣耀。而当时对于猪肉的这些“执行总裁”们，气势之盛，也绝对不亚于水浒中的郑大官人！

购买熟食的话，0.50元的一张肉票，可以买到比如说0.80元的熟肉（红肠、叉烧之属），这也是合理的，因为熟肉经过加工，售价里含有加工费，应该“折”成“净肉”收取肉票。熟食店里的鸡头鸭脚不收票，可以买来下酒 ―― 如果经济许可的话。当然，也可以托人到山东买来“便宜”的花生，炒炒下酒，但是香烟和老酒也都要票。

买鱼要鱼票；买蛋要蛋票，买豆制品要豆制品票……只有蔬菜和酱菜不要票。

鸡鸭鹅每年大节日（春节，国庆？）供应一次。按照户口分“大户”和“小户”，供应的份量不同。每到这等时候，小菜场里半夜三点钟开始排队，也有用菜篮子当作人参加站队的。要买到这个可怜的禽类过节，大致得花6－8小时，脚也要冻僵。家中人多的，还可以替换。排队过程中，当然争吵难免。整个菜场人头潮涌，兴旺繁荣，谁能不过节？谁能不抓住这个一年一度难得的机会比较好地打打牙祭？

这种肉食供应状况，终文革十年，还延伸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逐渐好转。

所以，一般人都识相，非不得已，绝不到别人家里吃饭。

然而，自家人就不同。从外地回家，家长疼惜自己的孩子，往往把肉票用到刀口上。看到大家都不去碰那肉，家长作主，用筷子夹了肉往归来团聚的孩子碗里拣，同时也不忘记拣给家中的小小孩――小孩子不懂事的，瞪着眼睛看，不能让他们向隅啊。大人们自然都相让。而外地归来团聚的孩子呢，长者赐，不敢辞，嘴里含着肉也不知肉味，眼里噙着的泪水，禁不住滴落到喉咙里，倒是咸咸苦苦的。这肉，是长亲和家人嘴巴里省下来让自己吃的啊，吃着，就有点像吃着亲人的肉――不是他们身上的肉，而是能够让他们身上长肉的“营养”物质。

多年以后，长亲墓木已拱。当年“推食”时的慈爱笑容，伴随着血缘中的遗传信息，在后人的心底和身上，就一样留到了永远。

饭店不需要肉票，只是，不会有太多的人有足够的钞票。

“女孩儿永远是父亲的掌上明珠。不是“最小”，也要“偏怜”，更何况从小体弱多病，显得特别的娇。尽管家境不大好，父亲兜里只要有点钱，会带上女儿，来到淮海西餐馆，叫个汤和牛排，坐在一旁看着女孩儿吃的甜。终于，小女孩哭着撒娇：“爸爸，你不吃，我一个人怎么吃得下去？你不吃，我也不吃了，咱们就耗着”。没有办法，爸爸老大不情愿地为自己叫了个汤，才看到孩子破涕为笑……父亲去世多年后，当年这一顿顿的西餐，还老挂在女儿的嘴上，说个没完……

当年的上海，逛街，逛公园，妻子给丈夫和孩子买冷饮，自己欣赏着亲人吃的；或者丈夫买了好吃的单给妻子和孩子品尝而自得其乐的，不在少数。君子固穷，伤哉贫也！你没有任何办法改变自己的经济环境，别说努力了，要卖命也没有地方好卖（也有卖血的，自然得不偿失）。想做生意？那叫“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找死！

上海人上班路远，中午一般都吃食堂。单位食堂不必交肉票（上面有计划供应，这一点条件会比外地好得多），但要交油票。油票是每人每月半斤（也比不少地方多），到外地出差，要掉换全国粮票，也得按比例交油票。在那食品贫乏的年代，肚子里缺少“油水”，每月半斤油是不够用的，只好处处留心节省着用。比如煎带鱼，锅子里只放一点点油，慢火，不时把锅子挪移，让油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一位长亲说，她至今不舍得把用过的油倒掉，虽然现在这么点油实在值不了什么钱，比起倒掉的剩菜价值差远了。这可能就是当年“油票”在潜意识中的影响。

食堂里一顿饭大概0.15―0.20元。标准配置为：一块大排骨，0.1元，一盘素菜0.03元，一碗汤0.01元；米饭3两约0.05元。

客亦知乎“汤司令”否？“汤司令”来源于当时流行的一部描写解放战争的电影，是国军将领。他亮相时，卫兵喊：“汤司令到！”给人印象深刻。而现行的“汤司令”们，则是男大当婚的小伙子，为了省钱，食堂里每顿只吃一碗汤（0.01元）下饭。下班以后，还得自己动手，奋力打制结婚用的家具，营养和体力，自然都大大透支。若干年后，听到时代精英“英年早逝”的报道，总不由想到“汤司令”，一声叹息。

说到营养，当时牛奶是凭医生证明订购，每天早上送来或者自取。奶粉则凭婴儿出生证明。

看望病人，可以买听装“乐口福”，这是当时一种有点像阿华田的冲服饮品。

上海人走亲戚，看朋友，流行买“蛋糕”，有下列品种：

“小方盒”，每盒一元。一个半软硬板纸白色方盒子（价值一角），里面可以放：一整块的方形素蛋糕，或者10个心形蛋糕；或者10块蛋白蛋糕；或者10块“干点”，如“椒盐袜底酥”之类。

方盒或者园盒整个奶油蛋糕，大小不等，价格不同。过年用的，多数园形，直径较大，盒子也高。

水果蛋糕：这是一种高密度的蛋糕，咖啡色，很实在，油水也足，价钱最贵，形状像枕头面包，每个3―5元。

早餐。一般都知道，上海人习惯吃泡饭，过饭的，可以是隔夜剩菜，或者酱菜。有时想开荤，买两根油条（每根4分，粮票半两），煎开成段放碗里，加点酱油，一家人尝个鲜。

破费点，外面吃的，有：大饼：3分，甜的4分；糍饭团（里面包一根油条，加红糖粉少许）约一毛几分，按糍饭团的份量而异（1两，1两半，2两^6……）；肉馒头5分；豆沙馒头5分；白馒头3……

点心店里坐下来吃的，有：生煎馒头，每客4个，0.12元；咖喱牛羊肉汤：2角（清汤，无肉的5分）；大汤团，每个4分；煎锅贴；豆浆：淡浆3分；咸浆5分，甜浆5分……

小馄饨0。12元；大馄饨0。20元；阳春面8分（2两）；排骨面2毛……

热天供应冷面，清冷面，每两6分。加浇头有各种品种，另计。

可以带走或买回家吃的―－糕团

双酿团9分（里面包有酥糖和豆沙两种馅子），黄团7分；豆沙条头糕6分；方糕5分……

小小孩总是嘴馋，母亲最会体谅，不时示意给孩子买块糕团。买到家里，孩子一看，欢喜雀跃，父母看着，当然都笑得灿烂，甜到心底……

下面说说“糖烟酒”，当年，这是一个“系统”，另一个类似的“系统”叫“五交化”，留待下文另说。

食糖凭票每人每月供应半斤，比较宽裕，因为亲邻常有买不完的，可以问人家要来买。

糖果凭证不凭票，前面注注兄已经说过好多。一般的，有各种“什锦糖”，就是不同品种糖果的混合。上海人最喜欢的，是到淮海路和陕西南路交界处的哈尔滨食品店买的糖果。该店是上海糖果西点“第一块牌子”，前店后厂，食品都是自己制造，很有特色。路过“哈尔滨”附近，远远就能闻到香甜的气味，是挡不住的诱惑，脚，会很自然地迈进去。

哈尔滨的蛋糕、西点、巧克力、糖果，都有本店牌子的包装，糖果的纸头也书明“哈尔滨”字样。吃起来，和市面上的“大路货”有明显的不同，高下立判。价钱，也就稍稍贵一点点。那年头，任谁也不敢“脱离工农兵广大群众”啊。

从这里的跟帖惊喜地发现，竟然还有这么多大白兔奶糖的同好。我本人是每年过年必买的。

香烟是每户按月配给，每月供应的品种不同。一般是：

高端：牡丹、上海选一包，都是0.50元；中端2－3包：可选大前门、光荣。大前门三角七分，有锡纸的0.39元；光荣三角四分，有锡纸的0.36元；低端：飞马两角八分，有锡纸的0.30元。海鸥0.32元。可能免票的：劳动0.19元；勇士0.13元；经济0.08元。免票的香烟可以拆零供应。比如给一分钱，拿一支“劳动”。

中华牌香烟一般节日才“放”出。有三种，最贵的一种1.35元，最便宜的0.70元。

一般的零拷酒有时也不须凭票。节日市场的长白山葡萄酒之类，大多敞开供应。瓶装上海牌啤酒，有黄啤酒和黑啤酒两种，是按户凭证供应的，每瓶一毛多钱。散装生啤每斤几分钱，有时排队买。

关于“食”，最后说说水果。水果大致总是凭证限量的。当时不少人都会有一个愿望，但愿有朝一日，能把水果吃个够！直到文革后期，水果店有厄瓜多尔香蕉敞开供应。不过这种香蕉个头大，卖相好，价钱也高些，没有香味，中看不中吃。

大体说来，当时上海的食品供应，都是凭票或者凭证。比如糖果，尽管有充足的货源，但还是凭证。我猜测是怕大量外流吧。应该说，从外地走进上海，到南京路看看，还是会觉得商品琳琅满目，供应充足的。一打听，才知道这也凭票那也凭证，有钱也不能买。

[red]不时会有重要外宾到上海或者其它大城市参观。一般都安排好要参观的市场。这里面鱼、肉、水产、蔬菜自然供应充足，顾客不多，购物者也都是有关部门安排好的，假装挑选购买，事后再退还市场。一般上海人都“懂经”“识相”，哪敢去买？甚至走近市场门口就有人出来“挡驾”了，弄不好还得担心事后会不会遭受“调查”。[/red]关于当年这种“市场秀”，台湾著名女作家陈若曦于文革后写过一篇短篇，描写生动真切。陈若曦于1965年随丈夫从美国到南京大学工作，好像是1968年离开的。文革后，她写过有关文革的短篇小说集《尹县长》，起初被认为是“反动小说”。后来她回国访问，受到胡耀邦总书记亲切接见，耀邦同志当场赞扬《尹县长》写得好，反映的是真实情况。

关于“食”，拉拉杂杂就说这些了。

5． 其它用品

日用品的品类纷繁，不胜枚举，就能够想到的言之，洗衣肥皂，是每人每月半块，洗衣粉好像是每户两袋；香皂凭证每户每月两块。另外，草纸，卫生纸、牙膏也是凭证限量供应。

沪产自行车的顶峰是永久13型，这是文革前就有的产品，用锰钢制造的车架（据说因此曾受到周总理严厉批评），车身轻而结实，踏起来明显的感到轻快不费劲。后来的凤凰14型、18型；永久17型，都是13型的滥觞，售价均在170－180元左右。其它还有普通“蝴蝶头”26寸男女跑车；双管加固“支农型”28寸重型自行车等，都在150－160元左右。看似价格差别不大，但因为凭票，搞到票子就不容易，可不由你选择。

于是人们“自行组装”。一般都是到虹口的虬江路（四川北路口）市场淘零部件，逐步收集。那里永远热闹非凡，许多人互通有无，交换部件。零件齐备，组装成功，需要携带主要部件的发票去“上牌”，然后才能上路。组装车比整车大概便宜20－30元，但关键是不要“票”。也有组装好马上加价就地出售，或者卖到农村，然后再组装，甚至事先接受农村或者外地的“定单”而组装的。

缝纫机大约和自行车同价，每台约150元，凭票。

国产手表的价格，大概从80元到120元，按钻数（17钻；21钻）、半钢全钢、防水防震等不同功能配置不同。进口手表售价最低者为英纳格，165元左右。其它如梅花、奥米加等，再加上日历、“双历”等等，就是300元以上了。进口手表是部队官兵、野外工作者、海员等收入较高而平日消费不多者的爱宠。除了可以“摆阔”，还认为有“保值”功能。

国产照相机以120双镜头盒式的为主流，代表产品是上海牌120A/B/C，售价120－180元。其中120C可以方便地作12张/ 16张的转换，反而售价较低。都凭票。

收音机。当时，便携式半导体收音机早已经进入寻常人家。然而，作为家庭摆设和使用，还是以台式机为主。海燕牌全晶体管台式收音机是文革末年才出来的，当时一般还是以电子管的为主。售价从90多元（体积比较小的一种）到130多元。有红灯（上无二厂）；春雷（上无三厂）等品牌，但总的说来，品类不多。

文革前夕，上海广播器材厂、南京无线电厂的电声产品，已经比较接近国际水平（当时荷兰菲利普是老大）。说来话长，这里仅举其中一例：上海广播器材厂的上海牌133四喇叭收音机，造型紧跟国际潮流，相当美观。有三排分立的琴键功能按钮和两组隐藏式高低音音调控制拨动旋纽；有双电眼，有内藏磁性天线旋转调节旋纽，调谐指示的玻璃板宽阔大方，除了多波段接收外，还有独立的长波和超短波调谐接收，音色也美焕美伦，整机高贵雅致，蔚为大观。然而可惜的是，这部机器还没有来得及真正走向市场，就迎来了文革。而到了文革，如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东还怎么敢生产？于是低调地另外出了一种普通型的上海牌144型，其特点是面板上有三个琴键按钮，分别调控高、中、低音，售价145元。

文革期间，上海中国唱片厂的206电唱机几乎一统天下。它质量稳定，造型简朴甚至可以说不美观，售价60元。全国各地的广播站都可以申请购买一台，作为宣传广播的有力工具。当时流行的薄膜唱片每张3角，品种不少，广受欢迎，所以206电唱机也走进千家万户。在上海也是凭票供应。

逛街购物，永远是上海生活的一个主题。当时上海有十大百货商店，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南京路上的“一百”和“十百”（原“永安公司”，现“华联商厦”）。此外，南京路上还有许多专门商店，如：第一食品商店；时装商店；老介福布店；恒源祥毛线商店；华侨商店；第一医药商店；蓝棠皮鞋店（南京西路）；音乐书店（西藏路）……淮海路上有：妇女用品商店；“二百”；第二食品商店；南北土特产商店……；只怕你没有钱，没有票证。

值得一提的补充景观是“旧货商店”，那里似乎有着更热闹的人气。“旧货商店”不一定全部卖旧货，常常有各种“处理商品”在这些地方发售，实用，实惠，“合算”，而且“免票”，让人们加入长长的排队中去。

“旧货商店”，声名最著者为“淮国旧”（ 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它座落在淮海路－重庆路中心地带，店堂面积广大，商品众多，一般为生活用品，包括各种“三转一响”。比如外观略有瑕疵的套鞋，出口转内销的浴巾，工厂的次品，以及各种稀奇古怪的物品－－会有文字告诉你：可作什么什么用。顾客受到启发，一想，是啊，合算！

其它较大的“国旧”还有：南京东路－山西路，一家；南京西路－青海路的“南国旧”，也是店堂面积广大，而且有楼上，门前还有宽广的场地，可以休息；襄阳路“国旧”，特色是有大量的电子原件、自行车零配件等供应，更是“有仙则名”。其次的，还有虹口四川北路的；提篮桥的……不一而足。

每家“旧货商店”都挂有大量的旧衣裳。现在似乎很难想象，怎么敢买来穿？可是，当时却是购销两旺的。不少人会把稍许穿过的衣服卖掉，另买新的，“翻行头”。买入的人呢，也知道这情况，买来可以省钱省布票。

国旧”，也是店堂面积广大，而且有楼上，门前还有宽广的场地，可以休息；襄阳路“国旧”，特色是有大量的电子原件、自行车零配件等供应，更是“有仙则名”。其次的，还有虹口四川北路的；提篮桥的……不一而足。

每家“旧货商店”都挂有大量的旧衣裳。现在似乎很难想象，怎么敢买来穿？可是，当时却是购销两旺的。不少人会把稍许穿过的衣服卖掉，另买新的，“翻行头”。买入的人呢，也知道这情况，买来可以省钱省布票。

当年父亲的工资是算着分配的。中师没错，一个月是给寄10块。120记得的原因是当时在领村教书，所以转正后买了一辆五羊自行车，175元。那车修修用用一直用到我读完高中。

上海解放前重工业有一点，但产值很少，也没有几个门类。

文革后期增长率总体是下降的。

鲨鱼河友的说法是正确的。以我自己为例，82年大学毕业，北京工资56元，85年读研究生，助学金是工资的90%，到手76元左右。我的研究生同学助学金是本科毕业工资少2元--54元，他们老到我这儿吃大户。我在单位表现不错，3年之内工资涨得很快，但走时也没过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