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1978–1992年（未完） -- 蛋疼的蛋蛋

写这东西远远超过我的能力，太累了，还是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文章较长，格式较多，而西西河对富文本支持极少，本篇一些原文引用内容无法较好呈现出来，建议直接下载PDF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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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把参考文献和脚注放上来作为第一帖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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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企业性质、雇工、乡镇企业转变

时代背景

1976年，毛泽东逝世，党和国家粉碎了四人帮。

据世界银行数据1，1978年的中国GDP总值 仅为1490亿美元，人均GDP（现价美元）156美元，在世界银行所统计的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 区中，排名倒数第四，仅高于尼泊尔、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布隆迪三国，是名副其实的“国 穷民弱”。

本时间段党和国家的改革都基于这一时代大背景。不管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面对一个新 的时代，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试错是无法避免的。他们都认为应当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增强 民主、减轻中央财政负担、尊重价值规律、引入市场机制、加快经济建设、。各方面调整幅度 是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分歧所在。

整体意识形态转变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到1981年，在全面复查的基础上，对错划右派的3改正和落实政策工作全部完成。全国共改正错划右派54万人，占原划右派总数的98%”http://www.zgdsw.org.cn/n/2013/0125/c244520-20323571.html。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胡福明原作后经多次修订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新华社转 发。2 次日 《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拉开了全国范围内极左路线失势的序幕，华国 锋“两个凡是”理论倒台。

笔者认为需要说明的是，不考虑本文背后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其中的理论本身大部分是正 确的，也是马克思一直坚持的，他所关注的是实践中的人和社会，正是这种实践的要求， 要求理论与时俱进，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自身的批判和发展。也正因此，马克思抛弃 了形而上学的终极实存的哲学体系，也同时抛弃了纯粹的、试图超越人类历史和实践的自 然辩证法，他所提倡的是成为运动的、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人的历史唯物主义，并 试图改造世界以此让世界更加美好。但胡福明此文错在“唯一标准”，这是一种过度扩展， 有损于马克思的严谨审慎。笔者再次重申，马克思科社思想仍未脱离空想社会主义范畴， 这使其成为乌托邦。 详情请见[sec:marxkexue]一节。

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议题讨论经济。陈云在 东北组率先提出系统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凡一系列重大冤假错案。（“到1982年底， 约有300多万名干部得到平反。”）邓小平提出“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 主义事业就会被葬 送”3， 胡耀邦“认为有些农村体制如“政社合一”就应该改变。”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总结 发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提到反官僚主义、加强责任制、“允许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 先好起来”，同时对落后地区和人民给以有力支持等等。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继承了之前中央工作会议精神， 在全中国及历史层面上成为极其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另外“邓小平实际上已成为中央领导 集体的核心。”。4成 为纠正极左路线、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上来。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由党和政府系统梳理了这段历史，论述功过，极左势力下台。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所提出的“一纲四目”，进一步 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政 策。5 提出“(3)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 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4)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 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1982年，邓小平就叶剑英谈话指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国 家，两种制度”。“一国两制”随后也成为香港、澳门回归中国的重要指导思想。邓小平 在港澳回归问题上立场坚定，行动果决。

1982年1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一，陈云约请国家计委负责人座谈，强调计划经济为 主、市场经济为辅。“计划派”暂时压倒“改革派”。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致开幕词，首次 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创了全面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 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 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八十年代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 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 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6

1982年，黄克诚向陈云提到“要把经济搞活,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搞死,但搞活不能没有 秩序。这就好比一只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它就死了,要让它飞。但要让它在笼子里 飞,否则它就飞跑了。”陈云在之后两三个月里反复引用了黄克诚的谈话，并且加以补 充：“搞活经济是对的，但必须在计划的指导下搞活。” 后被称为“鸟笼经济”，此鸟笼 与我们当前的“腾笼换鸟”完全不同。陈云此时的“笼子”强调的是计划经济的作用，我 们今天的笼子强调的是空间生产。[1]

1983年10月党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整党的决定，邓小平 在会上讲话，强调整党不能走过场，要清理“三种人”（指在“文革”中追随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198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 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发出第9号通知，明确强调要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7

1984年10月20日，中共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重要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 制改革的决定》。《决定》中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 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 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 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 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此外《决定》还涉及城市重点转移、 价格改革、政企职责界定等。本文对于这些内容的探讨将分别放在下述相关章节。

张曙光评价

这样，“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代替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成为中国经济 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中指出：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 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 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8

1987年10月25日，赵紫阳在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本次大会报告《沿着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提出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 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 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 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 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 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 源。

严立贤就此报告中的“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写到

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只是强调国家计划必须依据价值规律，而在这里，国家计划必须通 过市场来实现，也即只能通过市场把企业引导到国家计划上来。这样，指令性计划必然 要退居次要位置，整个经济体制因此向市场经济迈进了一大步。9

在马克思所作的科学共产主义重要纲领性文献《哥达纲领批判》中，将共产主义分为共产 主义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我国所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 不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而是向“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过渡前的带有更多资本产权性 质的“前社会主义阶段”。

据张曙光，“我国处于什么样的阶段”的最早争论始自1979年2月5日苏绍智、冯兰瑞在理 论工作务虚会上的报告《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 》。[2]

笔者认为，若要更直白、更方便大众理解的话，可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替换为带有更 多国家资本主义性质，但是为迈入社会主义的阶段所不得不经历的阶段。事实上，不管苏 俄或者中国之前左的程度如何或它们如何宣称，始终都未曾脱离国家资本主义主体的范畴， 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失败后对此具有较为清醒认识。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实践中，马恩 历史唯物主义中所说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发展程度”成为无法跨越 的卡夫卡峡谷。这次大会关于生产关系等的认识虽然带有政治因素但可说是准确。

赵紫阳本次大会报告上提出“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 持改革开放列为两个基本点。 据赵紫阳《改革历程》记载，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等保 守派在中共十三大之前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意见较大，他们认为应当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为纲，改革开放为目。”

1992年1、2月，邓小平南巡讲话。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 上作《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 更好》的讲话。中国正式进入市场经济时期。

本节内容主要参考了赵紫阳回忆录《改革历程》。本书由杜导正作序，鲍彤导言，萧洪达、 姚锡华、杜星垣、杜导正根据赵紫阳下台后的录音整理而来，涉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至89事件这一段时期的历史变革及政坛风云。因此回忆录并非赵紫阳亲笔独立完成，一些意 见看法可能代表整理者看法，还请读者慎重对待。

笔者个人认为，赵紫阳在本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宏观理论、思想认识水平令人意外地浅薄，一 些设想远远漂浮于上天，另外一些政坛风云变幻写成了百姓家常。这可能有以下几个原 因：1，不便深入；2，赵紫阳年老衰退；3，一些资料因权限问题无法查证，赵紫阳在书中也 有提及这点；4，因出版和社会形势压力有所删节，避重就轻；5，赵紫阳本人确实水平有 限；6，整理者问题；7，其它。对于浅薄的主因，笔者更倾向于第5条，也就是最高职位曾达 至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政治、水平与位置不相匹配。考虑时局，邓小平之所以重用“年 轻”的胡耀邦、赵紫阳，或许也因他们各方面思想认识水平上同样“年轻”吧。

1980年5、6月讨论制定六五计划时，陈云提出确保财政平衡、信贷平衡，为此可放缓经济增 速，大大压缩基建规模、预防财政赤字、通货膨胀。

邓小平支持大力开放经济特区、吸引外资；陈云对沿海地区资本和外资投机较为警惕，对资 本的唯一目的是超额利润保持警惕，对特区有意见，希望任用的沿海领导人更为思想坚定而 不是头脑灵活。赵紫阳书中认为1981、1982年对沿海地区经济领域犯罪的打击由陈云主导， 有扩大化的错误，有碍于改革开放进程。

1984年因经济发展速度过快、信贷发放过猛、过多，基建规模过大，导致通货膨胀。陈云支 持大缩基建和财政赤字，赵紫阳支持较为柔和的软着陆。

多种资料中认为胡耀邦作为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缺乏与职位相相称的老成持重和政治、经 济知识，好大喜功。另一方面，胡耀邦个人身上似乎有着唐吉坷德式的理想色彩，并敢于为 理想以身犯险，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往往都一致高度赞誉他的个人品德，笔者也不例外。问 题是胡耀邦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缺乏实现理想的能力，笔者认为可以简单总结为大德小能， 这在各国政坛来说都很难有好结局，这种失衡也不比其他错配更加优越，同样可能对国家和 人民造成极大和无可挽回的恶果。

胡耀邦对产值和经济发展速度不是一般乐观，漠视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这种乐观中有他宏 观经济认识水平低的原因，和陈云意见两极。

中国因社会变革产生了民间人心的激荡与彷偟；因对往过的反思，知识界首先开始探讨毛时 代人道主义的缺失；因权力寻租、官僚腐败、经济通膨等问题民间也有反对声音。至始至终， 胡耀邦对知识界自由一向抱有支持态度，在1983年批判了邓力群等激进左派所要求的“清除 精神污染”运动，与激进左派矛盾加深。后来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与党内实 权老人产生激烈矛盾，成为其下台的根本原因。据林牧《习仲勋晚年的几件大事》回忆，这 一时期支持胡耀邦的高层领导人有赵紫阳、习仲勋、李先念和万里。

赵紫阳认为邓小平与胡耀邦决裂的根本原因是胡耀邦相对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当时民间有 些声音要求“民主”政治，以一些高校师生为代表。1985年9月18日，北京85学潮时有个别学 生打出了反对邓小平、胡耀邦的口号。胡耀邦对此不太在意，邓小平意见较大。

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闭幕时，陆定一不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认为这是文革时整 人的提法，王震、薄一波主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此胡耀邦的表态模棱两可，邓小平作 最后发言时批评了陆定一。赵紫阳认为胡耀邦此时表现意义不大，因为在此之前邓已经决定 拿下胡。

86年末全国一些城市兴起学潮。1987年1月1日，北京学生游行。1月2日，当局释放被关押人 士，学潮结束，这成为压倒胡耀邦的最后一根稻草。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其实就是坚持我党一党专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简单等同于 反对民主，不能说是全错或只为维持权贵利益。我国古今历史主流中从未出现过这样一种民 主体制。笔者始终认为，中国目前仍要坚持民主的集中制，民主为辅，集中制为 主。10但是民主成分如何参与到集中制来，特别是民众的民主而非高 层领导人之间的民主，这是中国仍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特重大问题，并且对这一问题的理 智探讨会艰辛和困难。民主是好的，但空喊口号太容易，具体落实怎么办？中间会出现什么 样的问题？直至今日，个别“进步”学生和师生仍存在着心中激情满满、脑中空空荡荡的严 重缺陷，不考虑历史现实。

胡耀邦下台的另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老人“退不退”的问题。1985年胡耀邦与时任香港《百姓》 杂志主编陆铿谈话时以及86年访欧及与四川省代表谈话时，在老人们“退不退”问题的回答 上表现不力。

在1987年1月追究胡耀邦错误，致使胡耀邦辞职的会议上，有人率先就老人“退不退”的问题 发难胡耀邦，这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是诛心之论。这个人是谁？赵紫阳《改革历程》里说是余 秋里，其他资料有说是赵紫阳。

胡耀邦辞职后，邓力群中宣部部长被免,解散书记处研究室,《红旗》杂志停刊,以及邓力群在 十三大落选,引起了陈云、王震、李先念等人等对赵紫阳的不满。“他们认为,胡耀邦那个时 候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我却干了。”赵紫阳认为是人心所向的结果。

据赵紫阳《改革历程》记载，1987年10月25日，赵紫阳正在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作《沿 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大会报告时，陈云中途离席。

1988年1月，在严重通货膨胀的态势下，赵紫阳希望沿海发展更快些，进口国外原料，利用国 内劳动力密集和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在发达国家转向知识、技术、资本密集型生产的形势 下发展出口，姚依林、李鹏担心会给全国经济过热带来影响和地缘发展不平衡，陈云等老 人担心进口国外原料后向国外的出口是否能够通畅。就今天看来，邓小平支持下的赵紫阳这 一举措是正确的，并为今日中国成为当今世界工厂奠定了基调，功不可没。

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将1988年、1989年严重通货膨胀的问题归于邓小平为解决双轨制 问题、实现并轨，采取了大幅放开市场价格的“价格闯关”。赵认为

1988 年出现的物价上涨 18.5%的严重通货膨胀,问题既不出在信贷的失控,也不是出在基 建规模过大,这两项都没有超过原“软着陆”方针下所规定的指标。主要问题是出在储蓄存 款大量下降……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我们不采取上述的思路和做法,而是继续实行调放结 合的方针,如果说感到过去步子太小了,可以把物价放开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同 时借鉴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使银行利息高于物价上涨指数,实行保值储蓄,1988年严重的 通货膨胀是可以避免的。

赵认为如果不实行激进价格闯关，调控结合，在的“软着陆”方针，只要保值储蓄那么 在“软着陆”下物价放开更大一点也不会出现问题。笔者认为，赵的说法明显站不住脚，这 几条无法同时成立，保值储蓄如何能够与通膨、基建、价改、贷款利率、中央财政负担等方 面割裂开来单独实现呢？同期陈云、李鹏、姚依林的一些担心是正确的。

赵紫阳和胡耀邦对经济问题缺乏太多所应具备的知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的 复杂关联认知相当浅薄。陈云对胡、赵二人的批评多数成立，认为要辩证看待市场经济的思 想也成立，多数高层领导人甚至西方媒体普遍认为陈云处事稳健审慎、经济知识扎实、遵守 党的纪律、党性强、阶级情感强。这里并不是完全肯定陈云。陈云的弊端是政治和经济上过 于相信计划，但因陈云当时处于被动、保守一方，在激进变革为主流的形势下，他的理论错 误没有足够的表现空间。

邓小平与陈云虽然分属两个派别，存在意见分歧，但达成了不公开化两人分歧的默契，两人 间不直接冲突，互有吸收和让步。在邓小平1992年1、2月南巡后，作为保守派的陈云随即 在4月份访问上海并表扬了上海改革开放的发展。笔者认为两人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民主，对 党的团结起到了好的作用。

1989年政治风波，加之之前经济发展过快带来的问题，保守派势力进一步发展。保守派希望 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均加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思想不变，政治上只要求一党专政， 经济上要继续改开，奔向市场经济。针对苏联解体的总结，保守派和自由派也有不同看法。 邓此时在中央处于下风，难以较好传达贯彻他的执政思想。

1991年1月1日，皇甫平（作者原名周瑞金，笔名“皇甫平”应取黄埔辅助邓小平之意。）在 上海《解放日报》援引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同志讲话“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发表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3月4月间，皇甫平连发三篇文章，引发国家上下激 辩。“4月8日，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补选朱镕基为国务院副总理。他还兼任国务院生产办 公室主任、党组书记。”但自由派仍未取得优势。

邓小平1992年1、2月以全家度假为由再次南巡，争取到省委省政府和军队的支持，以类似 于“地方包围中央”的方式，实现了他的政治抱负，确定了坚定不移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

钱理群对事不对人的分解了当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批判性相当强，但对于此时自由派战胜 保守派还是较为肯定。“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及时阻止了向‘阶级斗争治国’的毛泽东路 线回归的倾向，将中国重新拉回到‘改革开放’的轨道，这又是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笔 者认同钱理群的看法。

包干到户、村社分设

1977年11月15日，安徽省在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推动下下达了《关于当前农村经 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有“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和 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对收回的“自留地”，要按照政策规定如数退还给社 员”等内容，安徽省再兴农业改革。1978年安徽遭遇大旱，省委决定允许借地给农民 种“保命麦”，9月，肥西县山南公社黄花大队与山南公社馆西大队小井庄生产队借此政策 搞起实质“包产到户”，12月凤阳县梨园公社严岗大队小岗生产队决定“包干到 户”。

需要注意的是，虽有省委领导人万里推动，但不管在党内还是学界中这块内容仍然被认为是 农民先导和主导，学者高王凌将农民主导的软性反抗觉悟称为“反行为”。笔者认为，这 种“反行为”实则是中国各行各业至今仍然具有的普遍现象，有时民间俗称“潜规则”。关 于这方面的研究可能会在相当多的层面上有利于国计民生，希望有相关人士从事和深入此项 工作。

“统购统销”政策实际上是国家吸纳农村产出以支持“工农业剪刀差”的正常运作：国家财 政以相对低价格收购农村农副产品，获得剩余以补贴城镇职工及工业，使城镇职工可以保有 相对低的工资（这种做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其实是提高相对剩余价值。），同时国家也可 在自身维持的农副产品价格低价状态中获取相对于自然经济价格的利差去发展工业。毛时代 尤其侧重重工业，邓时代减弱了对重工业的扶持力度。根据薄一波所说，统购统销造成的财 政缺口是巨大的：

（统购统销）第二年（即1954至1955年度），即赔了2.5506亿元。随着粮食经营费用的增加和购销价格“倒挂”现象的出现，亏损越来越大……1987年达276亿元，1988年突破300亿元，成为国家财政的一大包袱。

1978 年开始，在统购统销的大框架下政府对粮食价格体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粮食市场 出现松动，市场机制在小范围内开始发挥作用。国家调整了1966 年以来长期未动的粮食价 格，统购价格提高了 20%，超购部分在此基础上再加价 50%。粮食的提价大大刺激了农民 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大幅提升，长期以来粮食供需紧张状况得到了缓解，代表自由市场机 制的农产品集贸市场开始出现。[3]

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从理论、舆论、政策上确立和巩 固了“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制；实行政社分设。”原来三级所有的公社、生 产大队和生产队集体组织被取缔，建立乡政府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的村民委员 会。11

合同定购制、农业价格双轨制

即使是“包干到户”这种落后小农经济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在1984年这个“特大丰收 年”已经无法去完成全面的“统购统销”了，卢迈说“中国在1984-1985年左右形成了第一次 粮食生产过剩的局面”。粮食大丰收反而使国家财政雪上加霜，为减轻此时财政负担，“将 市场风险转移给农民”，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由 农村转向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 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定购以外的粮食 可以自由上市；逐步放开生猪、水产品和大中城市、工矿区的蔬菜价格。农产品实行政府定 价和市场定价并存的“价格双轨制”，“逐步缩小合同定购数量，扩大市场议购；城市应继 续办好各类农产品批发市场和贸易中心；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等。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就是粮棉的合同定购制。

定购价格按“倒三七”比例计价12。由于“倒三七”比例加价小于（原统购统销中）超购 加价对农户生产行为刺激，以及经济作物的相对价格较高，这一时期的粮食生产出现徘徊 不前。[4]

国家定价是稳定农民预期的重要手段。1985年和1993年我们尝试将计划价和市场价并 轨，实际上是在粮食供大于求的形势下将市场风险转嫁给农民 ，这是当年粮食减产的重要 原因之一。[5]

“合同定购”没有改变指令性计划收购的性质，未相应取消统销制度。“到了1986年左右， 粮食市场调节的范围已占常年商品粮的60%。”，此一政策导致国内粮价上升过快。为应对 双轨制中农民生产积极性减弱和粮企政策性亏损（粮企对农民超出合同定购数量的粮食份额 实行议购价，议购价高于粮企销售给城市居民的统销价。），1986年10月14日，国务院发布 《国务院关于完善粮食合同定购制度的通知》。通知中对农民的优惠政策：超额部分实行议 购价——“从一九八七粮食年度开始，国家对农民完成合同定购任务外的粮食，实行随行就市， 议价收购，让农民从多卖议价粮中增加收入”，粮棉三挂钩——“一九八七年中央专项安排一 些化肥、柴油与粮食合同定购挂钩……国家对合同定购的粮食发给预购定金，由粮食部门按 合同定购粮食价款的20%发放，在农民交粮时扣还，利息由中央财政负担。”；中央对地方 和粮企的优惠政策：“中央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定购任务仍按九折包干，即90%的部分 按“倒三七”比例价结算，其余10%按‘议转平’价结算。国家弥补平价粮食收支差额所需 要的粮食，用‘议转平’的办法解决”。

1985年后的几年，政府只是取消了粮食统购，而未相应地取消粮食统销。于是，出现了两 个倒挂：一个是粮食统销量大于定购量，另一个是统销价低于议购价13。而倒挂只能由通常所说的“议转平”来解决，即 数量差额由议价粮转为平价粮来弥补，价格上的差额则由财政补贴。这使得财政对粮食的 补贴金额越来越大，统计资料显示，1986—1991年国家财政用于粮、棉、油价格补贴总额高 达1363亿元，约为同期财政农业支出的80%。

为了扭转粮食生产下滑趋势，国家重新加强了对粮食生产和流通的干预。 到1990年，“合同定购”被定义为“国家定购”（提高部分农产品定购价，同时赋予农 民交售粮食以强制性）。同时，国家也采取了投入补贴措施扶持粮食生 产。[4]

1989年，在通货膨胀严重以及粮食供应减少的情况下，实际定购价格与实际市场价格分别向 下跌与上涨两极扩张，价格差异过大14，农民不愿卖粮给国家，国家收购粮食出现困难。 以1990年，“合同定购”被定义为“国家定购”——提高部分农产品定购价，同时赋予农民交 粮以更多强制性，同期建立国家粮食专项储备制度，并成立国家粮食储备局。

关于粮价大幅上涨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目前国内主要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粮价上 涨导致通货膨胀，也就是说粮价的上涨是通货膨胀的主因。第二种意见认为粮价上涨只不过 是通货膨胀的先行军。不管是哪种意见，无法否认粮价上涨与通货膨胀的强相关。另外，因 这时期价格改革包括粮价、工商、信托及货币发行各方面，所以可以退一步认为是国家价 格改革导致这一时期全国严重通货膨胀[6]。

1989年，李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培育市场体系,发展生产资 料批发市场,试办期货市场”。期货市场第一次写入官方文件中,并作为培养市场体系的重要 内容提到实践日程。1991年3月，中国第一个粮食批发市场——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签订了第一 份小麦的远期合同，标志着中国期货交易的开始。[3]

根据农业经济专家15的研究，1978到1985年城乡收入的差距是缩小的， 从1985年起扩大。1989年到1991年农民收入增长基本停滞，城乡收入差距又恢复到1978年 以前的情况。1993年以后，由于国家提高粮食价格、乡镇企业增长快、外出务工人口收入 增长等原因，农村收入增长较快，但在城市劳动力大量剩余的情况下，这一势头正在改 变。[7]

陶昌盛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年份物价指数折算了大米、小麦、玉米的实际定购价和市 场价，结果表明三种农产品实际定购价在1987-1993年基本无波动，且均低于1985-1986年定 购价。[3]

三农问题是一个实践上的大难题，涉及工农业剪刀差、剩余劳动力、城乡流动、阶级固化等 问题，它在数年内长期困扰着中国。1992年底，统购统销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时至今日，我 们已经开始了农业工业化的道路，有的旧问题转换了表现形式本质未变，有的旧问题被解决的同 时带来了新问题，我们放在文后再讨论这两个节点吧。

乡镇企业

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 告》，并同意报告提出的将社队企业名称改为乡镇企业的建议，提出发展多种经营，乡镇企 业是多种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镇企业有利于以工补农，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减轻城市 压力等，乡镇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指出，对乡镇 企业实行信贷、税收优惠。鼓励农民发展采矿和其他开发性事业；鼓励技术转移和人才流动， 城市的各类科学技术人员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停薪留职，应聘到农村工作。放活农村金融 政策，提高资金的融通效益，农村信用社实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

　1990年2月12日，农业部公布《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及附件《农民股份合作示范章 程》，６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发布， 这两个法规为乡镇企业的发 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城市改革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提议发挥广东 优势，“在对外开放商做点文章”，邓小平就此提出“特区”概念。同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 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 区”。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人大常委会 此后正式批准此一建议。此后数年持续扩大和增强经济特区的权利和地位。1982年12月，国 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批转<当前试办经济特区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的通知》。1984年邓 小平第一次南巡。1月巡视深圳、珠海，2月巡视厦门。同年5月4日，国务院发出《沿海部分 城市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确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 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扩大厦门经济特区范 围到全岛，进一步开发海南等。随后国务院陆续批准在沿海开放城市及部分地区兴办经济开 发区，引进外资、技术，以开发工业生产新技术和科研为主，减免税收，鼓励出口创 汇。1986年2月发布《国务院关于批转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意识形态上明确 了“在经济上坚持以社会主义经济为领导，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在具体举措上则是引 进、利用外资，面向市场经济的国际市场，“以首先搞好基础设施为重点展开基本建设”、 减税或免税等有利于发展市场经济的举措。1988年4月，人大会决定设立海南省经济特区。

1984年10月20日，中共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 确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实行政企职责分开以后，要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逐步形成以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 为依托的，不同规模的，开放式、网络型的经济区……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做好城市 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政府还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和当地的条件，做 好中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使承包责任制在城市生根、开花、结果。

领导制度改革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 革》的讲话。“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 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这些意见讲得好。”，要求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 身制，建立退休制度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 http://news.12371.cn/2017/03/09/ARTI1489054449475294.shtml

本次会议对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进行了严厉批判， 将部分过往的政治内容划为封建专制主义，首次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 度”的问题。这篇讲话，后来被中共十三大认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 也被党内外的主流研究者们奉为研究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经典。16

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重要讲 话，贯彻和加强了领导制度改革。此后各级机关进行了大规模精简、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 等。1985年到198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也裁军百万。

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 大委员长、副委员长，中国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连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彭真在本次大会所作宪 法修改草案报告中就此项规定说，“这就取消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的终身制。”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会议上通过了1982年版的《中国共产党章 程》17，决定设立中央和地方各级顾问委员会。有相当资历和成绩的老党员、老人进入顾问委员会；中顾委接受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但具有建议、协调、监督、宣传等权利。

笔者认为设立中顾委的本意明确，确实如邓小平在9月13日举行的中顾委第一次会议上所 说

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 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 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18

中顾委委员和地方顾问委员会委员人选富有流动性，老顾问委员批量退休，较老的一部 分一线官员退出一线工作增补进来，并且这种流动性与日俱增。1986年10月，彭真、邓颖超、徐 向前、聂荣臻四老“全退”，不再担任任何职务。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老“半退”， 仍担任一定职务。1989年9月，邓小平明确提出十四大以后不再设立顾问委员 会。1992年10月18日，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 决议，大会同意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中顾委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就个人的政治利益而言，在邓小平1978年事实上成为核心领导人之际仍有一些与他几 乎同等资历却未必意见一致的老人。邓小平通过扶持对经济开放持激进态度的年轻领导班 子，制衡拥有巨大权力的幕后老人——尤其是希望放缓改革开放步伐的保守派老人。通过中 顾委改革的进行，政坛老人影响力和权力逐步减弱，邓小平成为实际上的“一个婆婆”， 为其执政思想方针的实施打下坚实基础。

老人政治具有相当弊端，进步空间有限，民主成分低，权力欲易过强，私心重，人治为上。 拥有极大魄力的邓小平试图去革除这一弊端，但是在现实的实施上，最后仍然走 向“一个婆婆”，由统治者个人决定了时代走向。

就“民主集中制”方面，一个良好的中国“民主集中制”因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必然不是 西方唬烂的那一套民主，但同样因此国情使我们这条道路相当艰辛、带有迷雾、需要更多 的时间和人去探索。如何在保障集中制为主的基础上加强民主和法治成分，邓小平并未走 得太远，但他确实在困境下前行了一大步，他大力推动的党和领导制度改革的功绩不能抹 杀，不能对其过于苛责。

企业改革

就业制度改革

1980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发文《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文件的通知》， 指出“要积极创造条件，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 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三结合方针，企业公开招工并可以增减人员。扭转过往片面 强调“大”和“公”的错误以及“铁饭碗”的状况。

1983年2月22日，劳动人事部发文《劳动人事部关于积极试行劳动合同制的通知》，积极实行 劳动合同制，打破“大锅饭”、“铁饭碗”，调动人民积极性，充分调动人们的社会主义积 极性，解放生产力，“（全民所有制单位及集体所有制单位）经过若干步骤，最终达到所有 职工都实行劳动合同制。”22

1986年7月12日，国务院一次性颁发四个法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 《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 业保险暂行规定》。

然而，这一改革措施只限于国营企业中新招收的工人，并没有根本动摇原有的固定工制度。 到1991年底，全民所有制单位合同制工人只有1449万人，占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总数 的14%。[???]

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和增强企业活力

1978年，四川省委、人民政府在6个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开展扩大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试点， 在1979年1月扩大至100家工业企业和40家商业企业。

1979年7月后，国务院出台一系列文件要求全国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

1982年9月16日，国务院批转物价局等部门《关于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的报 告》。1983年9月1日，国务院批转物价局等部门座谈会《关于进一步放开小商品价格的报 告》。1984年10月6日，国家物价局下达《关于全部放开小商品价格的通知》。至此小商品 价格改革基本完成。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 进一步扩大了扩大企业和厂长（经理）的自主权，在招工、劳动工资和奖惩制度等方面作出 较大放权。

1984年10月20日，中共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宏 观理论层面上确定了城市企业学习农村，大力发展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 增强企业活力，减弱政府对经济的各种管控，政企职责分开，确立企业主体地位；尊重价值 规律及建立合理价格体系等。

1985年9月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建议》中提出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实现 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的、自负盈亏；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 为主。要围绕这三个方面，配套地搞好计划体制、价格体系、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劳动工 资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主要提 出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积极试行租赁、承包、拍卖、折股。少数 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企业之间互相投资，或联合投资新建企 业，一般宜采取股份制形式；集体所有制企业一律改为自负盈亏；对免轻纺企业和其他进行 重点技术改造的大中型企业减免税收；目前仍由上级部门集中掌握的30％的折旧基金，要全 部留给企业;限期清理、撤销行政性公司，停止行政性公司管理企业的职能，半年内限期转为 经营型或服务型的经济实体，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鼓励发展企业集团。

于1988年4月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 《企业法》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是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社会主义商品生 产和经营单位，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明确了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为国有企业 制度与经营方式的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23

价格双轨制和价格闯关

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价格改革开始引入市场机制,确立了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改革 方式。[8]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发出了67号文件(即扩权10条)，其中规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以后， 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不高于计划价格20%的范围内浮动。1985年1月，国务院又发出17号文 件，干脆把20%的限制取消了：超产部分的价格由供需双方自由议定，国家不加干涉。这 样，同一种产品就有两种价格，计划内的那部分是计划价格，超产部分是市场价格。在供 不应求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大大高于计划价格。[13]

笔者已在1.4.2提及农业价格双轨制，这里不再赘述。

张曙光写到

双轨制改革的运行方式是：固定存量，放开增量，从边际上引入市场，然后再逐步用市场 蚕食计划，最后实现单一市场。在双轨制中，计划价格一轨旨在照顾原有利益格局，有利 于保持大局稳定，减少改革阻力，而市场价格一轨则能提供新的激励，有利于促进经济发 展和结构调整，从而保证了从计划调节到市场调节的平稳过渡，避免了经济的剧烈震荡， 形成了改革与发展的双赢。

笔者认为张曙光的结论有待商榷。知识界中双轨制的发起者（当时的青年一代学者张维迎、 徐景安、华生、何家成、张少杰、田源等人）和拥护者还有外国一些学者往往认为即使双轨 制的实行带有些明显副作用，但这是一种基于现实状况的选择，是市场经济改革的必经之路； 是理论创新，华生还想凭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推崇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中青年学者和政治 家至此走上中国政界、学界的主要位置。

笔者认为不管价格双轨制是否是国弱民穷下的必然政策24，是否功远远大于过，仍需要对价格双轨制的副作用着重提出。中国经济政策中 的“副作用”惯于被轻视或淡化；惯于被认为无可避免；惯于被认为功大于过；惯于以帕累 托改进甚至帕累托最优等词令作为遮羞布，掩蔽民众的利益受损，甚至以此掩盖主动剥夺民 众利益的事实，最终成为为既得利益者辩护的工具。

在张维迎《当年对双轨制认识很粗浅 没想到腐败会如此严重》与张曙光《中国经济风云史》 中同样使用了“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帕累托改进”、尊重既得利益团体等术语，且逻 辑脉络高度一致。因张曙光的论述较详细一点，以下引用张曙光书中观点。

另一种批评是说，双轨制为官员腐败创造了条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吴敬琏和荣敬本主编的 《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这一批评有一定道理。因为，实行价格双轨制，必然出现价 格落差，很多人利用计划内外价格差进行投机倒卖，谋取暴利，从而形成一批依次为业的倒 爷和公司，特别是一些掌握一部分权力的官倒，权力寻租，倒卖批文和指标，扰乱市场秩序， 破坏体制改革。不过，应当指出，寻租的条件和寻租行为本身还是有区别的，寻租行为的大 量发生，板子恐怕不能完全打在价格双轨制上。双轨制带来的负面作用也是改革不得不付的 成本和代价，否则，不可能实现制度改革。新制度其所以能够代替旧的制度，就在于它至少 必须是一个“卡尔多——希克斯改进”，也就是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 “卡尔多——希克斯改进”转化为一个“帕累托改进”，改革就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和反抗，甚 至可能根本无法进行，或者激起革命。因此，改革和革命的不同就在于是否尊重既得利益。 双轨制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尊重在旧有体系下形成的各个利益团体的既得利益（得到牌价供应 指标是一种既得利益）。他一开始在一个特殊的起点出现而没有遭到任何强烈抵制，其原因 就在这里。不错，双轨制的确为官员寻租创造了条件，但也同时减轻了拥有权力的官僚部门 的抵制。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转而支持这种改革。此外，双轨制在为 寻租提供条件的同时，也孕育了中国企业家的诞生。因为，双轨制带来了整个经济系统的开 放。这正是企业家生长的环境。

笔者对类似论述的批判如下：

第一，在所倡导政策出现问题时大量甩锅给“寻租行为本身”，通俗易懂来说就 是甩锅给体制，漠视经济的社会作用。诚然，任何体制均会有权力寻租和腐败行为，复杂巨 变的改革时期往往也是权力寻租行为转型发展期。可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推行自己所倡导的 经济政策时，他们说这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是带领社会利好的；在产生副作用时，他们又 说经济无法代替社会负主要责任。为维护和发展经济既得利益集团利益需要国家支持时，国 家是喂奶的娘；基于统一个理由需要国家放开限制时，国家又从喂奶的娘变成了讨人嫌的看 门狗。这样的双标是何等的轻松惬意。

第二，刻意滥用概念“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是指在不减少一方的福利时，通过改变 现有的资源配置而提高另一方的福利。”就历史事实和经验来说，笔者敢于断言双轨制的实 行无论如何也不会是帕累托改进。据张成思《中国通货膨胀周期回顾与宏观政策启示》

1984–1986年1984-1986年的通胀周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次周期。这次通 胀周期的背景主要是价格改革引发的价格闯关,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在1985年9月达到高峰。 这次通货膨胀周期,是改革开放以后CPI通胀率峰值首次出现高于10%的一次。

虽然信贷规模增长和货币供给加快,但国内学者对1984-1986年期间的通货膨胀有着广泛的 共识,认为主要是源于成本推动,即价格改革的因素。[6]

[fig:tongpeng30]注：图中CPI涨幅为本年相较 上一年的涨幅。

[fig:tongpeng30]注：图中CPI涨幅为本年相较 上一年的涨幅。

截止到1988年价格闯关前，通货膨胀所收取的高额通货膨胀暗税或铸币暗税；1985–1987一 些社会事件；粮食合同定购农民积极性持续下滑，以至于发展到1990年国家要实行强制性更 强的“国家定购”才能完成中央收购；党中央在邓小平、赵紫阳的主导下决定尽快双轨并轨 为市场一轨，实行激进“物价、价格闯关”的主因——“双轨制价格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 乱”——也被他们无视掉了；1988年人民恐慌挤兑抢购的事实何在，只是因为激进的价格闯关 来临，就没有之前“温和的”价格双轨制所造成的原因吗？张维迎、张曙光等对双轨制的辩 护中，他们认为计划轨的失败，本就属于双轨制改革的目的。计划轨的废除本就是目的，那 么主要依赖计划轨的民众怎么办呢？他们居然说这是无损于弱势一方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最后，理论方面，帕累托改进局限在哪里？真的会有一方利益无损而另一方利益可以尽情增 长的帕累托改进吗，它是真命题吗？笔者对西方经济学并不了解，以相当轻率和主观臆测的 态度找到几篇论文，供读者阅读，并希望读者积极回馈你们想法，尤其是对读者的批判和交 流。25价格双规制中帕累托改进的理论错误：张军《价格双轨制：是奇迹 还是神话》26；帕累托 改进的各方局限性：姚洋《作为一种分配正义原则的帕累托改进》[14]；帕累托 改进理论的伪命题：朱富强《帕累托改进原则能否应用于社会改革？——实践的可行性和内在 的保守性》[15]，宋圭武《“帕累托最优”质疑》[16]。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和数据文件，1987年CPI通胀率较上年上 升7.234%，1988年较上一年上升18.812%，1989年较上一年上升18.246%。

杨继绳[13]和张曙光就李鹏向邓小平反映价格问题的时间有出入，杨继绳 说是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张曙光说是两会后，笔者认为并没有实质的差别，以下以 张曙光记述为准。

1988年3月25日到4月13日，一年一度的“两会”在北京召开，物价和‘官倒’问题成为会 议议论的焦点。代表们强烈抨击双轨制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痛斥社会风气每况愈下。

两会后，李鹏向邓小平汇报会议情况。邓小平问代表们意见最大的是什么事情，李鹏说是 价格问题，双轨价格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邓小平再次提出要闯过价格改革这一关。 并认为“晚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事后，李鹏向中央政 治局传达了邓小平价格闯关的意见。

1988年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价格、 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价格闯关正式开始，部分烟酒市场价较原来提高10倍，全国挤兑抢 购现象相当严重。1989年2月，CPI通胀率同比（去1988年2月相比）增长28.4%，为改革开放 以来同比最高比例。

1988年9月26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向这次全会提出 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治理经济环 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目前经济生活中特 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 象。 ”27 价格改革彻底失败。

由于连续两年的治理整顿，再加上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国的经济运行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经济过热变成增长过慢，从通货膨胀变成通货紧缩。1988年和1989年GDP分别增 长4.1%和3.8%，1990年和1991年零售物价上涨率从1988年的18.5%和1989年的17.8%下 降到1990年的2.1%和1991年的2.9%。市场秩序也发生了逆转，从紧张变成疲软，从旺销 变成滞销，持续了几十年的卖方市场第一次出现了买方市场，这就导致了计划内外价差的 缩小，计划价格变成了市场价格。于是，双规价格自然而然地实现了并轨，到1991年底， 80%的商品价格都已经放开，基本上实现了市场化。这真是“踏遍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 费功夫”。

笔者想，一些领导人和经济学家极力推动，举国之力想要完成的事情都没有完成，却被历史 和真正市场（并非以现代西方经济学所应用的市场）以一种荒谬、戏谑众生和神奇的自我调 节方式实现了并轨……

他们不设想未来的具体社会形态，而是说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把马克思和空想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不是原来空想社会主义的意思，是概念的混淆。

赞成唯一过分了。

政经笔记看第三遍了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萌芽在封建社会。

社会主义是與论先行，再夺其政权，改造其生产关系，以此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力向前进了，之前的先进生产关系又会有不适应生产力的地方要加以重新改造。但生产关系的改造是要从上层建筑开始，所以上层建筑改造好了才能理顺好的生产关系，以最终推动生产力的进步。

我比较赞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对此也要加以继承和批判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自然……不认可科社部分。

这方面我有写过草稿，也是我想做的电子书的一部分，但还未修订

https://zhuanlan.zhihu.com/p/47620891

毛在九评后也对毛思想进行了修正。

如何认识这种修正？马毛在此问题上孰对孰错？

中国人民的历史实践已作出了回答。

当年毛是以马克思的普遍原理对以上问题作出解释的。

我不赞成你的推断，主席另一段话说的更清楚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难道自76事变以批“两个凡事“开始的走资派夺权不是如此开始的吗？

从走资派到现在的彻头彻尾的权贵资本主义，其间也经历了一次对邓思想的意识形态解构，相比真理标准大讨论那种暴风聚雨式的舆情斗争，这次解构是个和风细雨式的漫长进程，并且此段历史仍处现在进行时。

从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江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再到现在完全踢开毛的社会主义，只推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后三代核心都在篡改邓思想，因主席的生前切割.［1］，毛思想他们是难以篡改得了，等以后权力与资本的斗争公开化后，这些人可能连势都借不上，人民永远是最狡黠。

毛的上段结论在现有中国历史阶段仍旧是个普遍真理。这是我的观点。

［1］:反反复复阅读56反右至62九评这段历史的相关文献后，我越发感到邓的修正主义历史角色定位。

邓缺乏毛那种成体系的哲学观及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集体主义，由此错误的把毛自己都已扬弃的56前的几十年历史实践经验奉作正确的毛思想，而把毛62之后所发展出的正确晚年思想，错误的加以“历史决议“否定。

邓不是个马列主义者，但他确实称得上“半个“毛主义者，只是他这“半个“毛思想“正是毛晚年思想的对立面。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不能苛求邓，苛求邓就是苟求毛的前半生，邓改开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依靠知识分子“管理、技术“要绩效等等言论都在主席56那几年文稿中有体现。

56后，毛的思想向前进了，并摔开他的战友一大截，以至他们只见到主席一个尾巴（八大思想），而那正是毛所要努力甩掉的，却恰恰被邓当成宝样的捡起来并安放到神坛，这就是历史（现在河里对邓的争议正是来自世人对毛思想的不完全理解，以56为转折点，毛的“两件事“辨证的统一成完整的毛思想，如果后件事是毛的左，56之前就是毛的右，邓正处于此位置。我们承认毛左边的晚年思想，就应坚决的扬弃毛的右，这才是辨证的唯物史观）。

“卡夫丁峡谷”不是指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灾难。

根本的问题在于你不了解现代工业生产（生产力的发展）。

按照普通老百姓能理解的通俗说法，生产力包含了科学和技术，科学是原理，技术则是原理的具体实现。科学理论可以在学校研究所做出来，但是具体的真正的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则一定是在工厂里面做出来的，任何一个所谓的科研人员都不可能自己去开车床。

读书笔记做的不错，但是我想说的是，马克思的理论还有一个别名叫做不是理论的理论，窝在书桌边是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的。

斯大林和毛泽东用国家代行了这种原始积累，虽然他们有个终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