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究竟是人不守序了？还那个序人不该守？ -- 给我打钱87405

我想明白了，我为啥赚不了钱，因为我不掌握神迹，没有显示神迹，所以赚不了钱，成不了剥削阶级。

说白了，我怒气冲冲地斗，还是羡慕嫉妒恨，恨自己为啥不是剥削阶级一员。

以下为随笔。

城市的市，大有来头。

众所周知，市场这个存在，在儒家思想中地位是很低的。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儒家思想并非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产物，而是由来已久——或者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讲，“商”历来就是不受待见的，有人说，这是因为周代了商。

据史料记载，我们今天说的市场，在西周时叫坊市。何为坊？就是用街道将城区切割成若干方块，一个方块称之为一坊。坊市，就是专门用来从事商贸活动的方块。

在西周坊市周围用墙体加以封闭，既与居民区做隔离，也可禁止非法商贩入市交易——坊市设有市门，供出入用。坊市设有管理官员，最高管理官员叫司市，他的办公处所叫思，其它官员的办公处年叫次，思和次都设在坊市中心地带一个高出商棚一截的建筑物当中。这个建筑物顶部设有旗杆。旗子升起，代表开市，旗子降下，代表闭市。这就是这一建筑物之所以要“高人一等”的一个原因。

所以后人又将思和次所在的建筑物叫旗亭。后来酒楼、酒肆门口都挂有旗子，就是来自于此，这是后话了。

市场管理官员各司其职，司市主要处理重大事务，一般官员处理普通事务，譬如一般的交易纠纷。一般官员中的“胥”守在坊市门口，是个要紧的职务。据说他往往一手执鞭一手拿尺，鞭用来显示法令的严肃和威慑，尺用来检查入市商品是否合格。

坊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设在城区的北方，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北方是煞方，不过发展到后来就有所变化了。

到了汉代，坊市又有一个新代号，叫“阛阓”，阛指的是坊市的围墙，阓指的是市门。但旗亭这个叫法还是保留了下来，一直延续到唐。

在我们印象中，唐是一个商业活动高度自由的朝代，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唐中宗就颁布过一道法令，严禁非州县之所开设坊市，意思就是只有州县以上行政机关所在城才可以设立市场。

不过唐朝商业发达倒也不假，在官方认可的坊市之外，还有草市，但草市只能在外城或者城外开设，大概相当于集市。总的来说，坊市始终都是与居民区隔离开来的，即便最简陋的坊市也要在四角立几根竿子再挂上几面旗——不要小看这如同虚设的墙与门，或有人胆敢自私“翻墙”，是要挨板子的，七十大板。

从“市容管理”来看，官方也有严格规定，譬如不得在正铺门前或左右摆设偏铺，这既是为整洁美观，也是为了避免阻塞交通，可不是我们在影视剧中见到的那样，随便找块地就可以吆喝起来做买卖了。

从西周到唐，坊市运营时间几乎没有太大变化，中午开市，傍晚闭市。只是唐朝人别出心裁的用擂鼓来通知大家，或许是因为城的规模远远超过了西周，屋檐层层叠叠，巷道曲曲折折，旗子不容易看到了罢。

所以，并不存在夜市——影视剧里的逛夜市的安排往往只是剧情需要。也不是完全没有夜市，在唐朝，一年有一次夜市，那就是正月十五灯节。苏味道有诗《正月十五夜》为证：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电视剧《大明宫词》中，情窦初开的太平公主在正月十五灯节偶遇薛绍，还是相当严谨的。

至唐中晚期，坊市制度退出历史舞台，旗亭也改变了用途，成了为商人提供服务的酒楼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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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称得上是一个历史的分水岭。

宋之前，城乡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而自宋起，城乡二元概念正式确立。

尽管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唐是一个极富足的时代，但实际上，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出现在宋代。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坊市制度的退出，以前的围墙被撤除，我们今天司空见惯的“商业大街”出现在宋朝的数座“重量级”的城市当中，譬如北宋国都汴京。

不仅是工商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娱乐业也在宋朝的城市中异常兴旺。一般性的娱乐场所包括浴堂、茶坊、勾栏（类似表演舞台）等，而瓦子则是综合娱乐场所。瓦子往往以一个或者数个勾栏为核心，周边有众多小商品摊档以及街头曲艺、酒楼、妓院等。

当时的汴京有六个瓦子，其中最大的瓦子有50个勾栏，并且这些瓦子多数都是24小时营业的。尽管我们如今无法回到宋朝，但借由今天我们的所见所闻再加 一些想象，不难推测出那时的城市生活有多么的“纸醉金迷”。

这些史实不得不让人产生这样一个疑问：究竟是什么改变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城乡风貌？

我个人以为，必然条件有两个，一个是生产力的提升“创造”出了富余的农村劳动力，这些失业的农民如骆驼祥子般涌进城市，成为工商娱乐业巨大的供给方。

另一个则是经历汉唐两代之后，士这一阶层伴随官僚系统的日趋完善不断扩张，成为新的城市生活的倡导者、引领者和消费者。这是一个巨大的需求方。

实际上，看看我们今天眼下的生活，恍惚间有一种梦回宋朝之感：城里的“士”引领着以互联网、移动网的技术核心 的新城市生活，坐在家里买衣服、买牙膏、买一顿火锅，离开了农村的“农”进城当快递小哥。

偶然条件也有的。那就是宋尽管经济发达，但由于失去了一些重要的军事要地，比如宁夏甘肃一带的养马基地，宋的疆域在“汉族的历史”中显然受到了极大的挤压，不得不从北方（中原）广袤的平原地带收缩至南方的丘陵地区。空间上的窄化，带来的是城市人口密度的直线上升，原有的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不得不做出重大调整以适应这一变化。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宋的历史，恐怕有一种“不可复制性”。我们今天的城市生活之变化，与宋的城市生活变化，形似，却难以称得上神似。

另外，我们也不难发现，真正的等级歧视出现在城市中而不是农村。

在士、农、工、商这一“排位”体系中，有业之农排在士之后，正因为如此，从西周到唐，城市的重要功能是服务于农业，乃至于天子、皇帝必做的功课就是祈天拜地以得农业大丰收。

而发展至宋，越来越多的失业之农，从第二位滑到第三、四位的工、商，成为城市居民中地位最低的贱民——被称为市井小人。

这似乎是一个重要原因：都是用主义闹革命，盘踞于城市的国民党，败给了以“泥腿子”为主力军的共产党。并不是“泥腿子”们的战斗力有多么 的超凡卓越，而是城市中的等级歧视过于严重。

如果说，在宋之前，商排名最末，是因为不信任，那么自宋起，商排名最末，是因为低贱。

换而言之，或可如此论述：古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失败始于宋，因为它没有主动的、友好的、妥善的解决失业农民的“再就业”问题，从而导致原先的友善和谐的“士与农合作体”，裂变成彼此仇恨的“精英与民众矛盾对立体”。

这个问题提出的很有深度，我的感想是语言的交流效率不能满足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成为了最大阻力之一。

你观察到的人在交流中的困难与语言的掌握能力有很大关系，你还可以观察到文人，政客等一些在语言上有天份或者下过超出常人功夫的，往往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资源与能量都不是其他可以比的。

往往在一个圈子里，其他素质都差不多的一群人，其中语言能力超众的那个人一般自然而然就成为了领头羊。这里面有很多暴露人类沟通本质的地方，在一个离不开人力或者人工资源的社会商业活动中，也包括其他一切社会活动比如政治类，人的沟通能力是组织，调动，运筹的最基本要求。离开沟通人比动物高级的方面基本上都无法表现出来。

另一个考虑方向是人类的智能本身就是随着语言的产生与复杂化而发展的，不是先生鸡还是先生蛋的问题，而是语言与沟通的需要也促进了人类智能的发展，一个连带作用是人类的智慧可以超越世代，而摆脱了对生物体依赖进化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说离开语言，人是无法成为万物之灵的。

但是数学语言与抽象语言能力，这个你文中提到的教育中的倾斜问题，是否对提高沟通能力有帮助，却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能忘了，语言的基本功能是沟通，抽象可以提高沟通效率，但是对受体的智商，知识，个人经验都有很大要求，因此必然缩小了受众的范围。相反，能够满足最大公约数的语言技巧，可以更大范围的扩大受众的数量，结果那个效率更高，要看具体沟通的目的是什么，话题是什么，因此不能一概而论。

美帝的教育倾斜是明显的偏向后者，虽然这个能力与学习数学不矛盾，而且美帝还更强调语言与沟通能力的教育，这个我觉得是正确的。而数学被普遍厌倦应该是另有原因，因为人的学习过程与回报感密切相关，比如我学习打网球，网球是运动中在达到可以enjoy程度之前学习时间最长的，也就是说在达到那个临界点之前我很长时间的训练都是在捡球与打出界之间耗费体力，谈不上运动的快感，与长跑差不多。而篮球，足球甚至乒乓球，都可以在不长的时间内掌握基本技巧而自得其乐。

数学相比其他学科，也有这个特点。排除一些确有天分，或者有其他原因比如父母硬逼，学校强力鼓励等，从普遍角度说，人不喜欢数学不是不可以理解的。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中国学生中出类拔萃的多是理工科学生，哪一个小时候不是数学呱呱叫。但是成年后，除非行业需要，有几个仍然对中学大学的数学还能出口成章？但是语文，物理，甚至政治课的内容，大多数都还可以。说明如果不是从小的外界因素，天性上人是不适合数学的。

我们都是过来人，成年后看到数学很亲切，不排斥，不代表如果从小换个环境长大，你现在还一定会有如此感觉。只不过因为这些是自己从小最熟悉的知识。

昨晚因为一篇文章又去翻网上关于“Crystallized Intel." "Fluid Intelligence"的讨论。 前者的意思是学习到的知识与能力，包括经验等，后者的意思是人的灵活运用，随时随地考灵机一动解决问题的能力。人在第一次学习一个事务，到了一个新环境，都会用到后者。掌握之后大部分时间是依赖前者。两者而且随年龄而此消彼长。

提到这个的原因是你所说的关于数学教育涉及到了不只是不同国家的教育倾斜，更包括不同时代的人对教育的不同理解与认识。显然的西方国家在五六十年代对前者的重视对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教育观有很大影响，所谓科学救国，工程师治国等，从德日到前苏到中东，这个潮流是普遍的。后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不同的教育观，并实践了不少年，近年又出现了不同声音，以奥巴马为代表的STEM潮流，但是断言孰优孰劣还早，这是一个我们父辈没有经历过的时代，人对自身对未来对历史的了解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广度，是否数学教育是钥匙这个还太早断言。

回到开头说的那个语言效率问题与微软等技术势力的崛起，这个趋势的意义是人的社会活动被数字技术冲击改造的超出了历史一个常识可以教给我们的，也就是说人与人的沟通有很大部分转移到了人与数字技术，甚至系统之间的交流上，一个结果是对大部分人的基础教育中掌握大量知识与技能的需要在逐步降低，而少部分有天份的人的才能是不可阻挡也不依赖于教育系统的，因为技术条件已经足够完备了（世界上那些偏远山区技术不普及的地区除外），至少在发达国家是这样。

另一个因素是普及性的强化理科教育的成本与对成人后的长期心理智力后果缺乏长期研究，本质上说是违反人的天性的，毕竟人的进化上没有这种能力，一个笑话说某些未开化民族数数不超过三，再多都用许多代替。再一个因素是在科学技术上，数量不能代替质量，一两个顶尖的人才的成才不是大批人“陪读”的结果，而顶尖人才带给世界的贡献却可以超越亿万人，同样的规律也适用于次顶级，次次顶级的技术教育，而且级别越低则被技术本身帮助甚至取代的程度随着时间也越高。

一方面是技术的日益“聪明”，一方面是知识的更新换代的加速度指数提高，普及教育，至少初级教育的功能很快将会变成以培养一个适应社会的普通人，满足从心理到基本技能要求的作用，而不是以培训大批量人肉机器人的目标而存在的。这种改变对社会的影响将是深远的，也不是我们这代人成长过程中理解的教育所熟悉的，但是趋势是明显而不可能视而不见的。

至少我记得读过曲阜鲁国故城大规模几乎全城钻探，未见方式的痕迹。

曲阜没有，也不奇怪。这里面大致可以分析出有两个原因：

一则，城市的市还没有建制化、公式化，在早期就不可能普遍化了。

二来，从其它资料来看，鲁乃西周的“嫡系”，它的行政功能明显是偏强的，而临淄就不一样了，它有了后世的工商型城市的初貌——齐人也是如此这般自吹的。

有也要到战国以后，当然我可能记错。

不过您既已说西周嫡系没有，那么西周有的可能就较小了。

周与后来是不同的社会，我觉得有坊市的可能性较小。

无论如何，春秋战国的都城有很多都已被大规模发掘，又没有只需看考古证据即可。

【士、农、工、商】这一排序，在许多中国人（不论有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心目中，认为这是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奉行【轻商、抑商】政策的一个铁证。

但根据我对史料的研读来看，并非是轻商、抑商，这种安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范【官商勾结】，比如《周礼》中就规定，贵族不得进入【坊市】进行交易。

另一方面，要注意到，【坊市】和【城】是不分家的，但并非是【市场】与【城】不分家。实际上，我们完全不需要什么考古证据，就可以推测出来，商品交换从来就是人类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项主要活动。

因此，就要注意到，最开始的【城】是由原始聚落中的【议事场所】演化而来的，换言之，早期的【城】主要是一个行政中心，这个行政中心的一大特点就是【前朝后寝】，类似于作坊的【前店后厂】。“国家”行政管理人员集中于【城】内办公，同时也住在【城】中，自然也是有【购物需求】的。因此，我个人认为，【坊市】是一种特殊的市，并非是【市场】的全部。甚至可以打个比方来说，【坊市】类似于今天的【行政部门指定采购单位】。

以上，并非是为了阐述【坊市】与【城】、【商】与【官】的关系，而是为了指出文化差异造成的隔阂：

到底是轻商抑商还是防范官商勾结？

朝、野各执一词。

您说的是像唐长安那样的坊加市，您说的那种外面有围墙的，“街道将城区切割成若干方块”，所以才这么肯定，如果只是说辟一块地方做生意，那肯定早已有之。

而这是以往人类杜会其它工具都不能达到的。如果我带手上的这个手机（装上各种除围棋之外各种棋类APP）穿越回二战之前，我就可以在除围棋之外的各种棋类上抗衡当时整个人类，如果带上能运行AlphaGo Zero的电脑就能成为那个世界上的围棋之神。而同样你就是带上一个现如今世界上当量最大的氢弹则毫无用处，你甚至都不能引爆它。IT技术是人类有史以来掌握的最为锋利的工具，而大部分人用这种最锋利的工具只是用来娱乐，只能说这个世界承平己久，整个人类社会太久没有生存危机了。

太阳能电池板(*^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