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赢得自由 - 序 -- 88BaBa
写在前面的话
由于不愿意删改内容，这本小册子的出版碰到了一些问题。而它要传递的信息（如何建设共产主义 ^_^）又很重要，因此自然想到了自己上网冲浪的起点西西河。各位河友如果觉得帖子有意思有道理的话，请帮忙在合适的网站和平台上多多转载，让越多的人越早读到越好。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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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自由 --- 如何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
序
这本小册子讨论实现一个人人物质与精神自由的理想社会的条件和可能方法。它的第一部分（疑惑篇）证明当前的工业技术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创造出这个社会的物质条件，而不是象通常人们以为的那样需要等上几百上千年。
这个证明立即导向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直到如今仍然不能利用这威力无穷的工业体系去实现这个美好的前景？对这个问题的简单回答是：因为人们的错误思想，因为人们对社会束缚和驯化个人机制（权力和金钱）的盲从和迷恋。对应的解决方案是对社会进行有意识的改造，让社会可以培养出不再受这些陈旧思想束缚的新人，这些新人将能通过发挥工业技术的真正潜力来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整个人类社会演化史和近现代的革命史可以看作是这个解决方案的实践记录。小册子的第二部分（回顾篇）尝试对历史的这个方面进行简要的概括，说明这些实践（尤其是苏联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教训和真正成就，并指出下一次社会改造实验成功的关键在于克服权力集中造成的官僚化趋势并建立一种真正的民主生活方式。
最后的部分（展望篇）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实验下一步如何进行的设想，包括内政与对外关系两个方面。展望内篇指出当前欧美推销的“民主自由”的虚伪性，阐述自由社会里“实质民主”的含义，并描述了一条在中国当前条件下建设实质民主的可能路线。展望外篇讨论中国对外关系的几个重要原则，并说明它们将怎样导向未来的超国家人类自由共同体---也就是人们通常谈论的共产主义社会。
正如有朋友点评的，这本小册子里讨论的都是社会科学里极大的问题。小册子的作者绝对不敢那样自大，以为已经找到了这些问题的最终答案。即使他在理论推导中敢于设想用两三代人的努力建成一个人人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他读到的历史也足以让他明白通向这个美好前景的道路上会有多少无法预见的困难与危险。他希望做到的只有一点，就是能让大家开始认识到共产主义可以在看得见的将来实现。因为只要人们认识到这个可能性，他们就朝着实现这个可能性迈出了第一步。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单纯地依赖技术与科学的确是很容易犯的错误。
一个不谙世事的技术爱好者曾经天真地把解决贫困、愚昧、饥饿、污染的希望寄托于未来的科技发展。无论是培育更高产的作物品种，还是设计更为简单廉价的电脑，或者是建造无声飞速的磁悬浮列车，又或是开发永不枯竭的核聚变发电 ...... 他真诚地相信，每当人类掌握一项技术，就能解决一个对应的问题。当人类掌握了所有这些技术的时候，也就是人类解决所有问题的时候。一个令人满意的世界就会自然来临。
所有这些幼稚的想法，都在现实的岩石上象肥皂泡般的破灭了。他发现，高产作物的使用者仍然只是那些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发达国家，而和嗷嗷待哺的穷国农夫要么无缘，要么反而成为让这些人负债累累的元凶。昂贵的苹果iPhone和三星Galaxy手机大行其道，甚至让年轻人卖掉自己的器官来抢购，而旨在让所有人都能接触IT技术的人人电脑却无人问津。城市里嘈杂冒烟的小汽车越来越多，磁悬浮列车倒被人当作污染浪费的政绩工程。至于科学界公认为终极能源解决方案的核聚变，在几十年里不过花费了几百亿美元就被质疑为不切实际和空耗资源，与此同时整个世界却在每一年里将上万亿美元投入军备，也就是用在杀戮毁灭或准备杀戮毁灭上面。
世故的老人和聪明的理论家在一旁嘲笑他，告诫他早该知道改变世界从来不过是个空想，希望消灭贫富差别更是别有用心的口号。既然每个人的能力生来便不平等，那么财富的分布便也永远不可能平等，因此世界上总要有人陷在贫困之中。想用科学技术来消灭贫困，就和从前某些想建立人间天堂的主义一样，不过是痴人说梦。不仅如此，自由竞争导致的贫困本身对于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也是一剂苦口良药。如果一个普通人没有对陷入赤贫的恐惧，他又怎么会有努力工作的动力？如果一个国家的执政者没有对在产业竞争中落败后果的恐惧，他们又怎么会积极地采取有效的产业政策？为个人利益而竞争是人类的自然本性，失败者的贫困及其他悲惨遭遇是竞争的必然后果。任何科学发现，任何技术进步，或者任何思想与主义都不可能改变这种本性，因此也不可能改变本性导致的结果。一个成熟的人要做的是适应，是慢慢习惯这个让人有些不舒服的事实，是最终学会在内心欣赏和赞美这造成贫困的第一原因 ---- 难道那些成功个人的竞争与奋斗精神不值得赞美吗？
好心的技术爱好者争辩说：无论如何，一个技术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平民仍然比一个技术落后国家（比如印度）的平民生活好上太多。一个日本的中等人家也比一个非洲的酋长拥有更多先进技术带来的便利。因此技术进步仍然不失为增进全世界福利的一个有效处方。
这样的论调理所当然地要遭到专家们的迎头痛击：只有毫无历史和经济常识的人才会相信落后国家可以象先进工业国一样掌握那些重要却复杂的技术。国家与国家的力量不平等，民族与民族的能力不平等，就和人与人之间生来的不平等一样甚至更大。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便在于它们不具备掌握重要技术所需要的智慧、耐心、坚韧。这些品质是专属于那些善于创造、学习，并在一切相关的竞争中表现优异的国家与民族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像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一样，有胜利者就必然会有失败者。指望所有国家取得发达工业国的成就，就像指望一个国家内部的所有公民都贫富均等一样不切实际。当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的确有少数几个曾经落后的国家改善了自己的地位而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那还是由于其民族与文化本身的优秀，因此无法被其他懒散不羁的民族所仿效。成功的工业资本主义从前只是杰出的新教社会的产物，今天也只能被勤俭好学的儒家文明所吸收，而这两个文明一直是人类几千年历史的常胜冠军。历史在过去和今天都证明了，人种与民族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将在未来依然持续，那就是成功国家的繁荣富强和失败国家的贫穷衰弱。
更有技术常识的环保主义者会进一步指出，要让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拥有发达工业国的生活水平，会消耗多么巨大的自然资源！会对我们唯一的地球家园造成多么严重和不可逆转的伤害！向不发达国家推广先进技术不但不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阶梯，反而是在毁灭整个人类的未来。他们甚至会满怀同情地引用一句老生常谈的谚语来劝导这位可怜的技术爱好者：难道通往地狱的道路不是由人们的好意来铺造的吗？
天真的技术爱好者沉默了。他不得不开始用习惯于理解科学与技术的思维工具来解析这些论调与说词。它们虽然听上去头头是道，但却与他的直觉和信念格格不入。他痛苦地认识到那些世故老人的论断并非全无道理 --- 单靠科技进步的确永远不能解决这个世界面临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惊人的贫困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愚昧无知，战乱不安，环境恶化......但这是否意味着现状永远无法改变，人为的灾祸永远无法根除呢？
他的良知与好奇心都要求他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人类真的有可能创造一个比现在幸福得多的未来，那么为了这个未来早日实现而奋斗就应该成为所有人的第一要务；但如果人间天堂不过是少数人的异想天开，那么个人今生的财富、权力、或者单纯的感官享受就是更值得追求的目标。人类或者个人，哪一个才应该是道德判断的起点？无限却遥远的永恒与短暂却切近的今生，哪一样才是真正的实在呢？
当他苦苦思索的大脑终于理清了思绪之后，他开口对那些世故者和聪明人说了以下的话。
“我理解了你们的理论，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技术进步本身不可能让世界变得更好。正如你们所指出的，今天的人类社会其实类似达尔文笔下的动物世界，其中凶猛的肉食动物天然就要靠驯良的草食动物的血肉为生，就像商业竞争中的胜者必定要攫取败者的财富，资产者必定要榨取无产者的劳力一样。幻想只靠技术就可以消灭贫困，就像幻想可以靠魔法来让羊和狼一起吃肉，或者狼和羊一起吃草那样荒诞不经。”
那些世故者和聪明人点头微笑了，并且夸奖他擅长抓住事情的本质，有可造之才。
然而这个天真的技术爱好者并没有说出他的全部思绪，而没有说的那一部分才是关于他自己的信念的。
他想：所有世故聪明的人都认为人类世界就像动物世界，或者说，就是动物世界。但人毕竟是人，既不是吃肉的狮子老虎，也不是吃草的绵羊牛马。人的社会之所以和动物世界变得相似，只是因为这社会中的人以为他们不是要作为老虎来恐吓盘剥他人，便是要作为牛马一样逆来顺受任人宰割。改变世界的关键并不是要让这些自认为不过是高智力动物的人类拥有更多更新的技术，而是要让他们成为互助互爱而又自由独立的真正的人。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个自由而丰裕的理想社会就有可能出现在人间。
这本小册子便是这个天真的技术爱好者对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全部思考。
还在不是很久以前的孩童时代，我们都曾经在课本上读到过一个“各取所需，各尽所能”的理想社会。这个社会似乎被放在非常遥远的未来，但它的实现是必然的，就像原始生物必然要进化为高等生物，高等生物又必然会进化为人一样。我们中的许多人曾经怀着稚气的纯真相信这个理想社会必然实现，就像相信所有从书上读到的其他东西一样。
但仅仅依靠纯真的信念是不能持久的。当我们长大成人，必须面对物欲横流的现实，必须每天为了生活劳碌奔波时，昔日对这个理想社会的信仰便成了过去对现在的一种辛辣反讽。课本上遥远的未来世界有多尽善尽美，眼前的这个现实世界就有多龌龊苟且。怀疑和不满产生了，但最糟糕的是麻木，是认命地感到世界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还是如此。理想社会在最好的情况下是一种空想，在最坏的情况下是一种用心险恶的煽动 --- 许多人就是以对这个论断的接受度来检验自己和他人是否已经“成熟”的。
但世上永远都会有一些“不成熟”的人。他们仍然珍藏着旧时的信念，但却再也无法天真地相信课本上的字句。毕竟，如果一件事情“必然”会发生，那么人的努力就可有可无；而如果再说这件事“必然”发生在遥远的未来，那么这听上去就和童话故事没什么两样。对于这少数的疑惑者来说，世故的成熟和无知的纯洁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们只能用成长了的理性重新检验这个“必然”，只能在逻辑和知识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对理想社会的信念。
在一片领地里的一群狼，只有头狼夫妇有交配和繁育权。
人类不错了，因为有了农业和畜牧业，才有一夫一妻制，让弱者也可以繁育后代。
最早的自由是奴隶主贵族的自由。后来大家都认为自己有了自由。实际上，能真正拥有自由的国家，全世界屈指可数。
和中国最有可比性的国家是哪个？印度呀。
我这么一说，会有人开骂：又来比烂。
从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历史、文明的古老程度，和中国最有可比性难道不是印度？难道是美国？
对于大多数印度人和中国人来说，自由重要，还是生活重要？我想起一个著名作家写的：人民的本质就是生存。
多么痛的领悟！
在开始讨论理想社会时，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几个基本问题：一个理想的社会到底应该是什么样？这个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物质生活水平？这样的物质水平是人类今天的科学技术可以提供的吗？还是我们必须继续等待更先进的技术与发明来把我们的理想变为现实？
有人可能会觉得，在这个时代讨论理想社会本身就已经让人发笑，给理想社会确定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水平就更加不可理喻。“理想”这个词本身不就包含着随心所欲，而物质上的随心所欲难道不是等同于要每个人都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吗？不仅如此，难道人的“理想”不是一个永远水涨船高的目标吗？就算人人都有了别墅，一定会有人希望自己能住进宫殿；就算人人都住进了宫殿，又会有人想要几座金字塔来做装饰了......
提出上面论点的人因此自然会认为：根本就不可能有理想社会这回事，所有类似“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未来社会设想都不过是有意无意的骗人鬼话 --- 真的是这样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求助于对人类欲望和需求的准确理解。当一个已经在豪华别墅里锦衣玉食的人又燃起了对金碧辉煌的宫殿的渴求时，他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他想要的有多少是宫殿建筑的那种物质存在？又有多少是由这座独一无二的宫殿带来的羡慕与畏惧？大规模地建设古代的宫殿甚至金字塔对今天的技术并不是什么难事，但任何技术甚至魔法都无法满足一颗虚荣的心，就像寓言《渔夫与金鱼》中那条神奇的金鱼无法满足贪婪的老太婆一样。
憧憬更好未来的人们应该认识到，理想社会不可能是一个试图用有限的物质来满足人类无止境虚荣和浮华的地方。这个社会必定要拥有与今天非常不同的精神生活，可以克制人类从原始动物时代遗留的一些劣根性。但精神生活总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方面能说些什么呢？
理想的社会必须为人的幸福而存在，而不是让个人成为社会机器的零件。但这并不是说，一个理想社会可以像上帝的伊甸园一样满足人的一切愿望。参照马斯洛关于人类欲望的著名理论：人最基本的需求是能够生存，然后是安全的保障，这两个最低层次的需要之上是对爱与关怀的渴求，而最高层次的追求来自于荣誉感与自我的实现。不同层次的人类需求对社会和个体的要求是不同的。
人们的生存与安全必须由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才能保障，尤其是在这个有着接近100亿人口，布满了毁灭性核武器的星球上。但任何集体与社会也不能直接向个人提供纯洁的爱、亲切的关怀、众人的赞许与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喜悦 --- 所有这些心灵的食粮只能凭借一个人自己不懈地探索与追求来获得。要赢得他人真挚的关怀与爱，你必须首先学会去关怀与爱他人；要当得起真正的荣誉，你必须首先磨砺真实的勇气与才干；要求得内心的喜悦与宁静，你必须对世界与人生积累足够深刻的理解。一个理想的社会能够而且必须做到的，是让这个社会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不再需要为了基本的生存和安全而劳苦挣扎甚至尔虞我诈，并给予他追求个人理想的自由与机遇。如果把人比作一只鸟，理想社会不是一座堆积如山的谷仓，而是可以无忧无虑自在飞翔的蓝天。
很明显的，理想社会的物质生活与今天社会的最主要区别，并不在于人人拥有更多更新奇的消费品，而在于人人拥有更多的自由 --- 最重要也最根本的，是更多时间的自由。
今日的中国大城市里，一个普通白领都可以享有一代人之前难以想象的物质生活水平。当他在光明宽敞的大超市里排排充实的货架前挑选琳琅满目的商品时，也许仍然能不无辛酸地回忆起童年时家门前那狭小空乏的供销社橱柜。在那里，他曾经为了一袋四毛钱的方便面大哭着纠缠自己囊中羞涩的父母。当他悠然地开着舒适的轿车驶往郊区的度假酒店时，少年时代在烈日下拥挤在破旧大巴里的经历也偶尔会闪现在眼前。那汗流浃背的旅程有好几个小时，只是为了在县城那只有一座假山的小公园里溜一圈。当他看到孩子学校里先进的信息化教室时，从前上课时在漏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的片段肯定会浮现在脑海中......
然而，即使他的物质生活改善是这样的大，他离幸福和自由的距离和从前相比却似乎没有多少变化。一份标准的工作要占去他百分之七十的时间，如果他身处一个鼓励“奋斗”或者“996”的企业的话还会更多，而工作时间是不提倡自由的。不仅如此，在非工作时间里他也得为了这份工作经常担惊受怕。就算他对这份工作没什么真正的热情，他也必须保住工作才能保住目前的生活水平。而为了保住工作，一个人必须要用额外的时间和努力来适应工作的环境，取悦上级与同事，讨好客户与主管部门 ...... 简而言之，在不分工作与生活的时间里，都要能保证自己成为企业机器上一个合格的零件，而零件是不需要考虑什么自由的。当网络上传遍那篇“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的辞职书时，曾经有过多少跟贴与点赞？但又有多少点赞的手敢于写下另一封同样的辞职书呢？
被谋生的工作所束缚，或者自由的面对断绝生计的威胁，这就是今天大多数人面前仅有的两个选择。鲁迅百年前的感叹，“自由是钱买不到的，但却可以为了钱而卖掉”，在百年后仍然是冷冰冰的现实。
理想的社会必须把多数人从这种两难的困境中解放出来，工作与自由必须不再成为对立的两面。这要求平均工作时间被充分地缩短，使乏味的标准化工作不能再妨碍人们追求个人精神生活的自由。要建设我们的理想社会，在保证生产水平的基础上缩短所有人的工作时间必须成为一个长期坚持的社会目标，直到将工作从枯燥的劳役改造为像体育锻炼一样的自然需求为止。普遍实行弹性的每周三天工作制将会成为这历程中的一个分界点，那时整个人类将从游猎时代以来第一次在生命的时间里中享有一半以上的自由闲暇。但这绝不会也不应成为这历程的终结，因为人类对自由的渴望是无止境的。这渴望必然会推动社会去实现每周两天、一天以至更短也更符合人类自由天性的工作制度。
我们现在可以设定一个理想社会在物质方面的量化“门槛”标准：这个社会必须能让其所有成员在每周最多工作3天的条件下，拥有不低于今天工业化社会（欧美或中国发达地区）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这个标准可以进一步地被转化为与经济社会统计相关的各项指标。人们将根据这些指标的变化来判断整个社会是否在向正确的方向前进。
干巴巴的数字标准难免会摧毁许多人对未来的浪漫想法，但只有数字的定义可以让我们对这个社会要求的生产技术有一个清晰的度量，并且以此确定最应该关注的重点 --- 我们是否仍然需要等待新的科技突破？还是技术之外的因素才是改变世界的关键？
回答是极其明确的。就在今天，人类掌握的科学技术已经是如此先进，以至于不仅用2019年的信息化机器设备，就算只用1980年甚至1950年代的陈旧技术，也足以让这世界的所有人在每周工作3天时仍然拥有前述的生活水平。
这个答案一定会让许多熟悉经济事务的人感到惊讶。今天，全部发达工业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只占世界总人口的不到十分之一，这些人的工作时间仍然是每周五天。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个人口比例只有微小的变化，连表面上翻天覆地的IT革命也没带来多少看得见的影响。不仅如此，即使这十分之一人口的生活水平似乎也是建立在对另外十分之九人口的某种剥削上的 --- 欧美市场的廉价工业品不就是中国流水线工人的血汗么？
要清晰地理解当前技术的真正生产潜力，最好把整个工业经济系统想象成一台由无数人共同操作的巨型机器 --- 不妨称之为“宏机器”。这台机器吞进能源和原材料，又吐出消费品和用来修补和扩大自身的机器零件。宏机器的生产上限取决于两个因素：1）可供机器使用的能源与原材料资源量；2）机器的规模。
让我们先来审视能源与原材料是否会限制生产的潜力，因为这种限制一直是各种悲观人士的最爱。但正像著名的罗马俱乐部争论结果所揭示的那样，对地球资源耗尽的恐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技术潜力无知和眼光狭小的表现。就拿最基础的能源来说，即使传统的煤和石油也足够支持人类社会运行几百年时间，而可以提供清洁电力的风能和太阳能早已开始大规模部署，只要几十年时间就可以完全取代这些排放温室气体的污染源。要知道，仅仅可开发的风能就足够产出10倍于2017年全世界发电量的能源，而太阳能的潜力又是风能的几十到几百倍！这在实际生产中意味着无限量的能源供给。而一旦有了无限量的能源，那么任何在今天看来难于处理的无用之物或者“不经济”的废料，都一样可以通过物理化学方法转化为有用的工业原料。最普通的石头也可以和最好的矿砂一样用来提炼钢铁和有色金属，最不适合耕种的荒原和沙漠也可以和最肥沃的田野一样多产丰收，人们甚至可以在工厂中用人造的阳光不分昼夜地在流水线上生产蔬菜粮食......所有这些描述都早已不是实验室里的小打小闹，而是已经进入规模应用的成熟技术。可以肯定地说：认为拥有现代技术的人类会因为资源不足而无法摆脱贫困，就像认为拥有了太阳能淡水机的船员们会在大海上渴死一样杞人忧天。
当然，资源悲观论者们总会有一个最后的抵抗堡垒。他们会冷笑着质问：难道你忘记了那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吗？难道不断增长的人口不会最终吃掉所有可能获得的资源吗？难道任何有限的星球可以支撑一个人口无限增长、个人难有立锥之地的社会吗？
这样的观点是根本不值一驳的。首先，人类具有所有其他动物都不具备的预见和规避危险的能力。对人口爆炸这样从工业革命以来就被反复提及的可能危险，今天的各国政府绝不可能愚蠢到把现成的节育技术扔在一边，而放任人口增长到哪怕只是接近“无立锥之地”的地步。其次，过去两百年的世界人口史已经证明，工业化会让社会的人口增长率显著下降，直至变为负增长。这是由于工业化社会中个人主要通过社会养老金获取晚年保障，而不再需要像在农业社会中那样依赖家庭，因此“养儿防老”这个生养下一代的关键动机大大弱化。这就导致一个马尔萨斯的信徒们不能理解的现象，那就是现在所有富裕的工业化国家担心的都不是人口过多，而是人口减少和老化。我们可以确定，未来的全球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保证人口总数不至于过度减少 --- 这是那些天天担心人口过剩的简单头脑所难以想象的。更为讽刺的，是那些在欧美日本担心人口减少与老龄化的人，通常也正是担心亚非拉人口增长太快的人 --- 他们真正担心的并不是人口变得太多，而是自己不关心甚至讨厌的穷人变得太多 --- 这个心理问题当然并非任何技术进步所能治得好的。
技术的确已经使得人类不再受地球资源的限制，然而许多人仍然生活在匮乏之中，这是由于当前能够利用这无尽资源的宏机器规模 --- 也就是一切与物质生产有关的机械、厂房、公路、铁路、港口、矿山等设备设施的总和 --- 仍然太小。如果我们把发达工业国的全部人口看作是生活在这台超级机器上的幸运儿，那么中国仍然有一小半的人口落在机器旁边的农田里，而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发展中国家在机器上几乎没有任何位置。这些仍然在农业时代蹒跚的人们，就像被富足华丽的工业魔法城堡关在门外的拾荒者一样，只能靠城堡里贵人们偶尔的发善心获得一点工业化生产的残羹冷炙。只有让这台宏机器变得规模更大，覆盖更广，才能保证所有人都过上充裕的生活。
怎样才能扩大机器的规模呢？是继续开发更先进的技术吗？显然不是。在工业技术打破了自然资源的限制后，宏机器规模与技术水平高低的相关性便消失了。规模的大小只取决于这台机器的控制者让它在生产吃穿住用的消费品之外，还要生产多少扩大机器所必须的机床、高炉、公路、铁道、港口等“生产资料”。或者说，决定于机器控制者进行生产积累的意愿。我们当然知道今日世界经济运行的问题 --- 一边放任许多穷人忍饥挨饿，一边却让宏机器开足马力生产只供少数富人享用的奢侈品，甚至为了战争和毁灭大肆挥霍这机器最先进的产能 --- 再先进的技术也不可能为这些问题给出满意的答案。
要实现理想社会的高效率和高产出，工业化生产的规模必须尽快扩张到足够大，这就要求不只是一个或几个国家，而是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积极地进行生产资料的积累。最重要的，不是让这机器只为少数人生产更奢侈更新奇的产品，或者干脆把它作为控制弱小国家的工具，而是要让这工业的魔法城堡尽快地对那些“农业拾荒者”们敞开大门。这就是说，要让那些完全没有工业基础的国家和地区能够尽快建立起工业体系，包括培养工业劳动者的教育体系。要能最迅速地实现这个目的，就必然需要发达工业国对落后国家进行大规模的技术与经济支援 --- 在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气氛里听上去简直是天方夜谭。但认定国际关系只能是以强凌弱而不是相互援助，全然不顾这种信条与人际关系的正常准则是多么的矛盾 --- 难道有任何科学或者技术可以解放这狭隘的心胸吗？
有人可能会质疑，即使拥有了足够的机器和操作人手，每周3天的工作时间仍然是异想天开。但这只是习于现状的头脑对新事物的平常成见。任何明了机器运作原则的人都很容易理解，机器需要的人力操作时间只决定于其自动化程度和产品的复杂度，而与其产量的关系很小。如果社会整体能把减少工作时间作为统一目标，那么当前高度自动化的机械设备可以让人均工作时间下降到不足一提的水平。不要忘记，一百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里，英法两国曾经把自己劳动力中最健壮的一半送上血肉横飞的战场，只让剩下的一半老弱病残投入生产，而产品中的一半还是除了杀人以外毫无用处的各色军火，但这两国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并没有显著下降 ---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战争，这两国完全可以让人民劳动同样的时间而获得四倍的产品，或者只工作四分之一的时间（每周一天半）而获得同样的产出。
遗憾的是，大战之后既没有出现每周一天半工作制，也没有出现四倍的产品。这两国的工业体系即使拥有这样的生产潜力，但如果少数拥有和操纵这体系的人不能从生产更多产品或扩大工业规模中获利，那么这个体系就既不会生产更多的产品，也不会扩大规模。如果未来工业的控制者们认为人类必须仍然像今天这样，把大量最先进最复杂的生产能力要么浪费在设计如何从金融衍生品中获利（也就是如何在合法的赌局中取胜），要么浪费在让一种平庸的产品从几无区别的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也就是如何合法地欺骗无知的消费者），要么浪费在搜寻某些稀少的物品以满足少数人的变态口味（比如对钻石和黑珍珠的狂热），要么浪费在寻找合法手段阻止人们进行真正的建设（比如伪造大数据来反对一项有益的公共建设）...... 那么再高水平的自动化也不可能减轻人类总体的负担，特别是那些承担最多工作的普通人的劳累与辛苦。
250年前的英国工人仇恨并捣毁那些最先进最省人力的机器，因为这些机器不但不会减少他们的劳苦，而且还要剥夺他们本来就仅堪糊口的生计。250年后的白领阶层仍然在为即将投入实用的人工智能恐慌不已，即使他们在幼时曾经对先进的技术充满了绯色的幻想 ...... 最先进的技术，最神奇的发明，如果沦落成只能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又怎么能真正帮助整个人类呢？
每周3天工作制，对于能够充分发挥当前技术潜力的社会只是举手之劳，但却永远不会在人人只以逐利和争夺为荣的社会中实现。
在我们这个时代，技术早已不再是实现理想社会的障碍。那阻碍来自我们自己 --- 来自人心。
如果我们相信，赢得自由是人类每个成员内心最根本的渴望，是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每天为之忙碌劳作与不懈努力的最重要目标。或者，更进一步，是“灵人”这个本来不过是猿猴笨拙近亲的普通物种升华为一个星球甚至星系合格主人的必然要求。
如果我们看到，今天的人类已经掌握了如此之多的自然知识与技术手段，可以从巨大恒星的光芒和微末粒子的分裂中同样的汲取热和力，可以拦住最汹涌的江河，可以劈开最险峻的山峰，可以飞得比任何鸟儿更高更远，可以游得比任何鱼儿更快更深，可以让寸草不生的沙漠变为肥沃的田野，也可以让冰封的极地成为自己探险的乐园......
如果我们确定，人类只要能正确使用它所拥有的神奇而巨大的力量，就能在两三代人的时间里为它的所有成员赢得他们一直追求、一直梦想着的自由。而假如人类由于对自身命运与渴望的错误认识，不能或者不愿这样使用掌握在手中的可畏力量，那么它自己和它每个成员的自由就将永远是不可触及的镜花水月。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员，已经认识到它的渴望、它的能力、以及摆在它面前的两个后果截然相反的选择。如果我们也同时明白，人类整体的选择只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里行动的总和。那么我们必然要问：人们应当遵循什么样的行动原则，才能保证作为整体的人类做出那个能为我们赢得自由的正确选择呢？
为了明白人类为什么会对唾手可得的自由视而不见，我们必须从这个物种过往的全部经历中来寻找答案。
当人类在不到六百万年前从猿类中分化出来时，它在外观上只不过是一种古怪的、能直立行走的黑猩猩。在很长的时间里，这种新的猿猴只能战战兢兢地在那些更凶猛更强大的野兽身边艰难求生，就像所有其他灵长目近亲一样。自然给了它比所有动物更发达的大脑，却并没有给这鸿蒙以来最精密的器官中配上相应的知识。那是要让人类用自己刚刚脱离地面还不太灵活的双手摸索和发现的。在人类能够获得那宝贵的智慧之前，硕大的头颅将只不过是生育时的痛苦和行动时的累赘，其价值不超过今天没有安装任何软件的计算机。正因如此，人类从禽兽中脱颖而出的历程 ---- 也就是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知识的过程 ---- 才是如此步履蹒跚和危机四伏。
火的使用是人脱离动物界的第一步。可是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那第一个尝试去控制火的人需要鼓起怎样的勇气才能战胜从无数代祖先的经验中遗传下来的对“灼热红花”的恐惧，尤其在他目睹那些比他强大的多、敏捷的多的兽类在致命的热浪中化为灰烬后。我们也永远不可能知道，当纯粹的好奇心驱使他拿出让后世被荣誉和功利引诱的“英雄”们望尘莫及的胆量为人类赢得第一粒火种之后，还需要多少后继者的勇敢牺牲才能让这火种真正成为人类得心应手的工具。
最早的进步就是如此艰难而缓慢。最粗陋的石斧与木棒，最幼稚的语言交谈，处于婴儿期的人类都需要几十万年的时间来发明和完善。但这进程也在不知不觉中持续地改变着人类自身。火的使用让他能够对付猛兽的袭击，提供他更丰富的食物来源，强健他的头脑与身体。语言的交流使他与其他人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更为有效地分享和传递每个人所积累的经验。工具的制作与改进，不仅灵巧他的十指，也充实他的头脑，将他与曾经的灵长目兄弟们越来越明显地区分开来 ...... 数百万年的岁月过去，额如满月的现代人类终于昂首挺胸地挥别仍在丛林中佝偻蹒跚着的猿猴近亲，手握精巧的石矛与弓箭在曾经由虎狼统治的大地上所向披靡。几乎只是在古生物学上的一眨眼间，掌握了新式工具与抽象思维的人类就从困守非洲一隅的边缘物种变成了所有大陆上食物链最顶端的王者。这些出色的猎人凭借锐利的武器与机智的协作，轻而易举地把那些更为凶猛与巨大的动物要么赶到边远的角落，要么彻底灭绝。
成为生物圈新一代统治者的“灵人”，正像传说中被上帝安置在伊甸园里的亚当那样，既处在被驯服自然的舒适怀抱里，又处在自己所属的游猎社团成员的关爱之中。广阔的大地提供充足的果实与猎物，让采集与狩猎的工作既轻松又多变而刺激。人们有大量的时间嬉戏、思考、或是围坐在篝火前闲聊一天里的趣事。除了依据经验、体力与性别的天然分工，小小社团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贵贱、尊卑、贫富之类的概念还无从生根。不同社团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友好的，即使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也并无大碍，因为森林和草原都还广大得允许有恶感的社团之间永不再见。一个团体剥削或者奴役另外一个团体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就是人类刚刚从生物界中脱颖而出时的状态。那时的人们并不比现在更加自由，自然灾害与流行病菌时常会威胁到个人与族群的生存，就像威胁那些在从前主宰过生物圈的物种那样。但是，使他受奴役的不过是那些人类还无法对付的自然威胁，而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温暖的小集体几乎不会在天真的禁忌之外再对他有什么约束。这当然并非一个理想的“黄金时代”，但数万年相对丰裕和人人平等的生活经验必定在人类的深层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因为不管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传说与民谣在进入文明社会几千年的不平等状态之后，仍然惊人统一地把一个完美的理想社会放在过去而非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失乐园》中的故事的确发生过。那并非《圣经》中描述的，是人类由于偷吃了智慧的禁果而被上帝永远逐出了伊甸园。而是人类由于知识与技术的不断积累而在不自觉间脱离了轻松自在的游猎生活，闯进了由于自然规律和人口压力而必需 “辛苦劳作、汗流满面”的定居农业时代。
在一万年后的今天回顾，我们是否应该像老子那样悲叹人类开启农业时代的不智呢？或者，我们应该随着多数进化论者的大流，庆幸人类没有慵懒地停滞在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
老子的哀伤虽然深刻，却于事无补。既然人类的智力与知识必然会进步到能够驯化动植物的程度，而这技术又必然会引发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社团力量的增强，那么任何不掌握这知识与技术的游团便只能要么学会同样的技术，要么就被人数众多的农业社团驱逐到荒僻的角落。无论哪个选择，除非人类的智力突然退化回动物的水平，定居农业取代游猎生活都将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可是单纯地庆祝“从游猎到农业的进步”更是一种庸俗的肤浅。因为，正是从农业时代开始，曾如家庭般温暖的小游团不得不逐渐扩充为由疏远亲属组成的部落，再演进成陌生人群充斥混杂的酋邦与国家。正是在这人类无法控制的扩展和演化过程中，平等小团体中的积极个人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巨大冷酷的社会机器上一个个可替换的“人类部件”。在社会组织变得愈加强大有力的同时，组成社会的人类个体却变得愈发弱小和可有可无。从前的人类只是苦于自然界灾害的肆虐，现在的人类却发现由它自己创造的社会对待它可以比无情的自然界还要残忍凶暴许多倍。“苛政猛于虎”的故事并不只是孔子时代中国的孤例，而是农业时代开启后所有文明社会的通则。
只要人类还不能摆脱社会的操纵，不能控制社会为它自己的利益服务，这样的“进步”就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是危险的。一个完全视个体为其组成零件的社会即使不在与其他同类社会的热战之间被蘑菇云化为灰烬，也只能像《美丽新世界》那样成为一个由被彻底驯化和麻醉的“人类蚂蚁”构成的昆虫王国。真正的进步主义者必须正视这些危险，并从历史中分析社会之所以能够控制个人的力量源头。
相比游猎生产方式，成熟的农业能够在合适的土地上创造出更高的单位面积产量，因此采用农业的人类社团会在更小的地理区域里聚集更多的人口。不同社团的成员之间从前是难得碰面的，现在却要“低头不见抬头见”了。怎样才能保证他们能和平共处并通过协力合作获益呢？
在最初的阶段，当聚居规模还没有大到多数成员之间互不相识时，社团之间可以通过一定的通婚规则来建立更大一些的熟人社会，也就是把几个家庭式的游团通过婚姻联合为家族式的氏族部落。这种不超过数百人规模的部落社会是我们所知道的基本平等社会的最后形态。在这样的部落里，首领是众人推举出来的。他为所有部落成员所熟识，必须依靠自己展现的才干和智慧来主持公共事业的建设或解决成员之间的纠纷。与一般人在影视作品中经常看到的森严甚至可怕的野人头领形象恰恰相反，部落社会的首领几乎谈不上有什么“权力”。他没有任何强力或威胁手段来让人服从，只能靠言语说服或过往的声誉来赢得众人的追随。空口白牙的劝说对完成部落首领的工作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人类学家都熟知一个有趣的事实，就是任何部落的头人通常也就是整个部落里最能说会道的那个人。
这样谆谆劝导的领导方式可能非常对现代人的口味，但在实践中很难长时间地维持任何复杂的分工，更不用说保证人们能齐心协力地完成任何重大的事业了。这就是为什么虽然部落社会的个人经常会展现出惊人的独创性（尤其在艺术上）、自尊心、以及公益精神，但整个部落却从来不能创造出作为文明社会标志的壮观奇迹的原因。那种巨大的工程是需要大量人力，按照统一计划进行长期分工协作才能完成的。即使有些部落社会能够由于邻近文明的技术扩散而获得先进的技术，他们更为平等的社会性质也会导致组织能力的欠缺与整个社会能力的低下。正因如此，中美洲文明只使用石头工具就可以建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太阳金字塔和羽蛇神庙，而从罗马人那里学到了冶铁术的日耳曼部落却只能留下几座茅屋的考古遗迹。
那么，平等但松散的部落是如何演化为具有强大动员能力但等级森严的文明社会的呢？考古学与人类学的发现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结论：文明形成的过程，就是制度化权力生成与演化的过程。换言之，文明的起源和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同一进程的不同侧面。文明愈加进步，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也愈加剧烈与深入。
对这个现象的诠释并不复杂。正如前一章里荒岛案例展示的那样，人类的知识与技能并不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分布在不同的个人与群体中。要让分散的技能与知识汇集到一起发挥作用，就必须有合作分工的组织。这样的组织必然需要一个指挥者或指挥系统，并由这指挥者或系统根据某些原则（比如各人的技能与特长）分配工作与监督完成的情况，以此保证个体工作的累加能够符合总体的蓝图。很显然，为了达成分工协作的目的，指挥者必须对其他被指挥的成员拥有强制他们按照总体蓝图行动的权力，就像在困难航行中的船长必须对水手拥有绝对的指挥权一样。但与短暂的航行不同，与社会生产相关的活动是大部分人一生中的主要内容，因此生产分工导致的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是长期持久的。这会在组织成员的心理和精神上留下深刻的印记，并让人们逐渐习惯于这种由于合作而产生的不平等关系。
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需要合作分工的场合越来越多，有效分工产生的成果也越来越显著。指挥者的权威会随着每一次成功组织完成平等社团无法企及的公共事业（比如建设水利工程或公共仓库）而增强。这既使他有能力在下一次组织类似行动时更加专断而有效，也让他与被指挥者们在生产活动期间更加不平等。
就这样，大规模高效率的分工合作组织在提升社会能力的同时，也慢慢地让其成员接受与习惯逐渐深化的不平等关系。由于生产活动时间在农业时代的总社会活动时间里占据了如此高的比例，因此生产活动中的不平等关系也迟早会转化为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正如卢梭的洞见所揭示的：当人们由于对分工合作益处的共同需要而被联系在一起时，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便为不平等和人对人的奴役打开了大门。
尽管如此，只要合作组织的领导者仍然是由熟悉他的部落成员所推举出来的，这样的权力就是不稳固的，这样的不平等就只是一种暂时状态。但当人们越来越安于享受在统一指挥下高效率分工的好处时，他们必然会不自觉地对任何可能阻碍这指挥权顺利产生与转交的程序或习俗感到不便。领导者的选择方式因此逐渐开始变化，从在日趋庞大的部落与部落联盟中变得愈发混乱的众人推选，渐渐地转变为简单明确的血缘继承制（许多时候是最为确定的长子继承制）。当这一转变彻底完成时，懵懂无知的人类便在不经意间为已经套在自己身上的权力枷锁焊死了最后一环。
从这时起，原本生产分工中的指挥者与被指挥者永久地转变为社会生活中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也是从这时起，平等的部落不可逆转地演化为贵族制的酋邦，部落首领的个人威信也一步步变质为酋长家族与属下的特权。人类从未见识过的权力组织开始按照自己的规律成长演化，从简单的酋长-部属架构进化为层次分明分科繁复的理性官僚体系。在这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类成员被日益扩大的组织机器吸收改造为这机器的可替换组件，并被肉体与精神上的强力或利诱驱使着，为权力的存在和壮大耗尽血汗和生命。由于正是从这过程中产生了今天每一个人都不得不终身浸淫其中，并被绝大多数人视为天经地义的各种社会习俗、法律、道德以及意识形态，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演化的经过作些简要的陈述。
在最初的酋邦里，权力还是相当有限的。酋长的职权不仅被限制在生产管理与产品再分配中，而且缺乏任何强力手段来迫使不满者服从。一个仍然习惯于平等关系的社会绝不能认同一个人有权对另一个人使用暴力惩罚，这样的惩罚只能来自上天与神灵。酋长和祭司的幸运之处在于，正是他们垄断着与上天和神灵沟通的机会。于是，曾经在部落时代对所有成员一视同仁的天意现在突然开始特别照顾手握管理权的少数人了。由于无知而对权力缺乏监督的普通大众，就这样无可奈何地任由人类孩童时期的稚气幻想在一代代的篡改扭曲中变成对酋长及其家族神圣血缘的证明。靠才干让人们心悦诚服的部落领袖不见了，酋长变成了神的直系后代，他的权威与优越现在是不证自明和不可侵犯的。平等的人与人关系消亡了，因为与神的关系远近早已先天地决定了每个人地位的高低。禁忌从前仅仅是无知的产物，现在却成为少数人处心积虑编造出来恐吓多数人的手段。在有的地方，这种恐吓是如此残酷，一个普通人可以因为不小心踩到酋长的影子而丢掉性命。在另一些地方，神的血缘对于权力是如此重要，竟然要用至亲乱伦式的婚姻来维持血统的纯正。
作为天神在地上代表的酋长现在手握巨大的权力。他们既可以更容易地为自己或酋邦从事前所未有的事业与工程，也可以用普通成员的贡赋来赞助技师、星象师、艺术家长年从事专门的工作。精美的装饰品与雕刻大量地出现了。科学开始从天文观察和土地规划的实践中萌芽。水利、道路、仓库以及其他大型公共设施开始把更多分散的部落牢牢地融合进新生的、不断成长的酋邦。
但是最壮观的工程与最宏伟的努力是留给神灵的。巍巍高耸的祭坛在世界各个角落的酋邦里都成为最醒目的标志，并在岁月里演化成风格各异但都同样令人生畏的金字塔和神庙。当芸芸众生在挥汗辛劳的间隙向那高远光辉的人神交流之处仰望希冀时，他们不单能感到天神对自己造物严厉的目光，更能听到已成为天神在地上代表的酋长贵族们的喝斥与恐吓。既然对不可知自然的畏惧在一代代酋长与祭司的操纵下被转化为少数人用以统治多数人的神权，过去由部落成员共有的土地也就在人的想象中成了神的所属物，并在现实中变成了代天神管理人间的酋长贵族们的私产。其实，何止是土地呢？整个世界都已经在人的心灵中变成了神的禁脔，而人类则从自然的宠儿变成了神的奴仆。
无知与轻率就是这样为人类在想象中创造了一个让它无限畏惧地奉上全副身心的可怕主人。他不得不按照臆想中这主人的意志，在他与生俱来的社会位置上终身劳苦，并把收获按照主人在地上代理者的命令奉献上缴。更糟糕的是，当天上的主人希望扩大自己的圣域或贪求某些出产时，地上的仆人们就不得不用暴力和流血来实现神的意志。有组织的暴力在一些地方迅速地扩大了酋邦的领土，创造出象古埃及那样规模巨大的神之国度。而在另一些地方，神的贪欲却在人间制造出旷日持久的战争，成为人类新枷锁的由来。
持续的战争要求酋邦创立常设的暴力机构 ---- 军队，并为其建立一系列特别的组织、动员、指挥体系。与日常生产管理的和缓节奏不同，军事冲突的成败远比某个工程的建设更依赖于领袖的指挥与组织才能。不利与挫败在日渐频繁的军事行动中也是家常便饭，而这必然会引起对神的威力的怀疑，或者至少是对作为天神代理者的酋长与祭司权威的怀疑。这样，在长期对外战事的推动下，军事组织及其首领的地位逐渐上升。原本独享权力的酋长发觉自己要么不得不学会兼掌军权，要么就得接受逼宫的结果退居专职的祭司，让出位置给那手握暴力机器的真正王者。本来附属在酋长神权上的管理-统治阶层，现在也开始支持一个能在外战中取胜的首领，因为他在内部也会是一个比时灵时不灵的神像更可靠的保护者。一种精妙的权力安排出现了。神权从掌控一切的前台走进幕后，而暴力组织的掌握者则坐上王座，成为真正的主宰。理性化的官僚组织方式也从军事组织发源，随着王权的巩固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靠神的意志护佑的酋邦要么在战争中被消灭，要么进化为由羽翼丰满的官僚暴力机构支撑的国家。
从酋邦到国家的转变并不仅仅是统治者头衔的变化。酋邦需要靠迷信来恐吓与支配人，这迷信甚至经常会吓唬到酋长和贵族自己。国家却是人类理性计算的产物。不论一个人是否相信神的威力，他都必须无可奈何地屈服于国家的皮鞭、刑罚、甚至屠杀。这理智的国家的确比那盲信的酋邦能够更有效地推进更大规模的分工合作，但这组织活动目的却几乎总是和大多数人的福利无关。国家最为关注的，是用更大规模与持久的战争扩张来赢取更多的领土和臣民，以及用更频繁与广泛的远程贸易来获取满足少数人军事与奢侈需求的各色矿产与奇珍异宝。
战争带来了大批的战俘。这些不幸的人在酋邦时期本来或者是作为迷信的牺牲献祭，或者按照部落时代的旧例融入仍然作为基层组织的血缘氏族中的。国家现在却在利益的计算下把他们变成奴隶，归作国王和贵族们手中会说话的财产了。外来奴隶人口的混杂，不仅使得按照血缘划分的传统人口组织方式难以为继，而且奴隶作为“会说话工具”的完全无权地位也象压舱石一般压低了整个社会里普通“自由民”的经济与政治地位。
频繁的对外贸易使得某些具有特别性质（易保存、易度量、易分割）的产品先成为批量交换中的一般等价物，再成为最早的货币。 贸易量的不断扩大使得以外部买家为目标的商品生产日益重要，并让无孔不入的货币成为国家内部经济运作的动力。由残存的氏族组织庇护着的土地公有制在改变了的经济运行模式面前动摇了，从前不能属于任何个人的土地终于变成了可以买卖的对象。土地兼并的大门打开了，本来只是交换媒介的货币变成了可以收买一切的神奇力量，并按照“损不足而补有余”的原则创造出田连阡陌的豪富与无立锥之地的赤贫。本来只是分裂为有权者和无权者的国家，从这时起又分裂为富人与穷人。在时刻威胁着要用刀锯釜镬惩治人的政治权力之外，又多出了可以让人挨冻受饿的财产权力。
神权酋邦的序幕过去了，国家与文明的正剧终于来临。对扩大政治权力的渴望把文明的边界不停地推向远方，对财产权力的占有欲则让越来越多的人为了生产可以换取金钱的商品而劳碌。两者都促使社会分工前所未有的精细化与理性化。科学与工程的知识在学者的书斋和匠人的作坊里日复一日地积累，但通常只有作为战争的工具或赢利的伎俩才能得到广泛应用。铜铁时代披坚执锐的职业军队把的礼仪式“交兵”的表演台变成了流血漂橹的修罗场。无数小国寡民的城邦和方国在战火中融合为广土众民的王国。各个王国间巨人般的倾轧争霸又造就了囊括大洲与海洋的帝国。除了边荒之地不服王化的野蛮部落，所有的人类都被强行归并到几个靠强力与金钱的力量统治着的文明帝国中。
巍峨壮丽的凯旋门与记功柱炫耀着帝国的赫赫武功，宏伟华美的宫殿和御苑昭示着统治者的权势与财富，无数的普通百姓却在暴力与金钱的枷锁下呻吟着从事最卑贱的生产。劳动本来是社会物质存在最自然的基础，但文明却把自己的基础贬斥得如此低下。当博学的亚里士多德断然地判定“奴隶、工匠、干体力活的人不配成为公民”时，高明的孟夫子也在心安理得地阐述“劳力者治于人”的合理性。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 ---- 劳动实践与理性思考的结合 ---- 就这样被文明制造的对立生生割裂。掠夺的能力，无论靠武力还是金钱，是文明社会心照不宣的最高美德。因为这两者才是统治社会的真正力量。相反的，从事生产与创造则是卑贱的证明，是无能弱者不得不接受的苦役。
没有任何人类组织能够在这样荒谬的矛盾中长久存在。表面光鲜的文明在试图压榨出奴隶与农夫们的最后一滴血汗之时，也让这些生产者们的积极性与创造力消亡殆尽。与此同时，高高在上的统治阶级却在无所事事和骄奢淫逸中不断腐化。进入帝国时代的文明社会就像一个吃掉自己的身体来养肥大脑的怪物，迟早要步上灭亡的不归路。有的是由于纯粹的油尽灯枯而内溃，有的是在面对外部更原始也更有个人活力与主动性的“野蛮”民族时无力抵抗，也有的是在一直被敲骨吸髓的被压迫阶层起来拼死反抗时土崩瓦解。只有在这些文明的“衰落”时期，新的“不文明的”统治集团或民族才能把他们的个人活力与公益精神注入到原有文明衰朽的身体里，甚至干脆在文明腐烂的尸体上重新创造出新的社会。文明整体的辉煌是以其中个体的失去活力为代价的，也只有更贴近生产现实和原始平等的“不文明”人群还能保留足够的活力与公益心让这停摆的人类共同体继续前行。
然而，在漫长的农业时代里，任何新的统治者们都只能摧毁文明的政治骨架，但却无法更改文明的原则。不论他们的初心如何，最后还是得靠暴力与金钱来建立与巩固自己的统治。这样一来， 新的文明也必然在一段时间的武勇兴盛之后，在同样的矛盾之下失去从前的活力，变得衰朽而虚弱，直到步上被他们打垮的旧文明帝国的后尘。人类在文明时代的进步，因此总是充满了“后人复哀后人”的盛衰轮回。在西方，波斯被马其顿毁灭，马其顿被罗马人降伏，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和阿拉伯人的洪流淹没……在东方，维持了四百年的汉朝在“苍天已死”的诅咒中分崩离析了，奢靡的晋朝被五胡毁灭了，武功不可一世的秦朝和隋朝被不堪压迫的农夫们推翻了……
但人类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文明的内部矛盾可以象地火肆虐过林草一般，周期性地将数不尽的王朝与帝国化为飞灰。人类知识的巨树却仍然在着火的森林中央沉默而坚定地生长着，全然忽略那些自以为将万古长存的矮小灌木噼啪的燃烧声。无论文明社会用来划分其成员的手段是如何冷酷与暴虐，这些手段仍然不得不在客观上服从分工协作的铁律，并将人类的合作推进到更复杂更精细的水平。这就必将增进人类对自然的理解与改造能力，也为人类对社会的理解与改造创造条件。
在历史画卷中巨幅的战争、流血、压迫、毁灭图景的间隙，辛勤的农夫在精心培育着新的作物，无名的工匠在持之以恒地改进着生产的工具，追求真知的学者在努力从文明的伪善假面下揭示自然和社会运行的真正规律。造纸术与印刷术普及了，本来只为少数人垄断的知识随着无数书本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指南针的使用大大推进了航海技术，使得从前只在神话中出现的远方国度变成有利可图的贸易对象。海洋不再是分割不同民族的畏途，而是把它们紧密连接的康庄大道了。即使象火药这样似乎只是和杀戮毁灭相连的发明，也同时让人类拥有了劈山填谷的神力，并以最出人意料的方式让人类通过对杀人枪炮的改进，竟然掌握了让它可以摆脱世代劳苦命运的蒸汽动力的关键技巧......
人类经历了几千年文明制度下的痛苦挣扎，但它终于摸索出了摆脱自然奴役的道路。工业的时代到来了，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现出来。强劲的机械力量，先是蒸汽的，再是电力的、然后是从最微末的粒子里取得的，使得人们再也不需要靠筋肉与血汗来求得基本的生存。人类从贫穷和苦役的炼狱中逃脱的钥匙已经捏在他自己手里了！
可是人类仍然在这可怕的炼狱中徘徊着、呻吟着。他在这里已经生活得太久、已经太习惯于暴力与金钱的束缚，以至于以为那是自己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甚至会在幻觉里以为那副肮脏的枷锁才是生存的意义所在，并把自己所取得的进步与成就匍匐着奉献给这可憎的桎梏。
但枷锁毕竟是枷锁。只要人类还保留着一丝理智与勇气，他就迟早会看清这个事实。的确，他们之中最睿智、最勇敢的成员一直在为摧毁这最后的禁锢摸索和尝试着。正是这些摸索和尝试开启了人类最伟大的、直到今天仍在进行的斗争 --- 人类必须在这场斗争中为自己赢得自由。
在开始讲述那些英雄们的传奇故事之前，让我们先暂停播放这人类历史的雄伟正剧，静下心来认真思索那过去的一幕幕情景。
我们已经看到，最初的人类是怎样凭借百万年来小游团成员齐心协力赢得的知识成为生物圈的王者的。
我们也已经看到，当技术进步扩大了分工协作和社会组织的规模以后，人类是如何由于对自己创造的文明社会规律的无知而分裂，并逐渐成为自己造物的奴隶的。
人类的进步与文明的发展来自于知识的积累，而人类在文明中陷入困境则是由于知识的缺乏。只有探索和积累对它身在其中的文明社会的知识，才能将它从这困境之中解放出来。
今天的人类的确已经从数千年不平等社会的教训中获得了这宝贵的知识。作为一个特殊的具有高度智力的物种，人类只有借助社会组织进行的分工合作才能生存、进步、发展其中每个人的个性与潜力。但合作的便利也同时潜藏着危险，因为任何组织都会创造出权力和掌握权力的人，会在分工过程中造成暂时的不平等状态。如果人类对权力的使用不加监督，对分工不平等的后果不够警惕，那么暂时的合作领导权就迟早将变成永久的特权。这种不受控制的权力将像一个有独立意志的生命体一般，为自己的欲望和利益而剥夺普通人的自由，并把本来为大众造福的合作组织变成奴役人类的牢笼。
人类不仅要通过主动的分工协作来发展整体的能力以克服自然的限制，也要学会控制与监督这分工协作的组织 --- 社会。只有这样，这威力无穷的工具才不会反客为主地控制整个人类，而是成为人类自由与幸福的基础和保障。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破除对各种社会权力的迷信，破除在数千年无意识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对这些权力的伪饰。不论那权力是来源于暴力还是金钱，不论那口号是“君权神授”还是“神圣的私有权”。要在普通人的观念里把文明社会从一个无法改变的“服从的共同体”改造为一个为了个人成长发展而进行主动合作的“意愿的共同体”，把文明社会的种种法律、道德、习俗都用理性根据人类向自由未来前进的需要进行严格的检验。要去除那些历史沉积下来的对人类个性与才能发展的人为阻碍，只保留那些与一个自由社会相符合的合理规则。只有当大多数人能够按照这些由理性指导的，有意识地为了人类的发展和自由而制订的社会新规则行动时，科学技术的潜力才可以被充分发挥，整个人类的自由才能成为现实。
这其实正是历代先贤们一直从事的工作，只是由于前工业时代的限制而不能得到今天这样明晰的结果。这些伟大先辈被歪曲、污蔑、遗忘的结果也提醒我们，从少数先行者开始建立对社会的理性认识，到多数普通人能根据这新的认识来改造社会，中间还有多么遥远与曲折的路程。正是这路程的漫长与艰险让历史上的许多智者也哀叹人类的愚蠢和可悲，并以此作为人类永远不能赢得自由的佐证。
然而机器工业的发明已经改变了一切。当机器生产资料的充分积累使人们只需要每周工作三天、两天、甚至一天时，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将有机会和有能力学习研究社会运行的知识，并在实践中对任何形式的权力滥用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督。他们将不再被谋生的重荷压垮背脊，权力对他们来说将重新回归到人类最初合作中的暂时领导权 --- 因为需要权力指导生产协作的小段时间将不过是日常自由生活中略微紧张的间隙，就像平静阅读半天后的一场流汗却有益身心的球赛。
但生产资料的充分积累不会自然发生。如果机器只是像过去的青铜和铁器一样，作为国王和贵族威胁与恐吓平民的武器。或者，只是像现在许多人认为理所应当的那样，作为少数资本所有者让自己财富增值的一种手段。那么，这种充分积累也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生产资料的积累必然要求统一协调整个社会的努力，而这统一的力量只能来自于人们对社会和自身价值的信念。
是的，当技术已经为人类打开通向自由大门的时候，他只需要一个坚定的信念来推动自己走向自由。他必须坚信人类决不是历史上无意识形成的社会机器永久的奴隶；坚信人类可以理解、控制、改造社会；坚信可以创造出一个不是束缚与压迫个人，而是为他的个性发展服务，并为他架起通往自由桥梁的社会。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信念。
虽然社会主义的信念只是在机器工业出现以后才开始变得清晰，但它的源头却要上溯到遥远得多的时代。
在中国的百家争鸣时代，人类文献上第一次记录了对战争、暴力与财富的深刻反思。孔子开创性地认识到权力的正当性来自为人们造福，而不是来自上天的意志。他希望把本来只是为暴力强权作辩护的道德习俗反转过来，作为新的理性权力的基础 --- 如果每个人都能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与责任，那么社会的合作分工便可以不再依靠任何外在强制而进行。这样的设想虽然无法避免上层掌权者的刻意歪曲（因为他们总是可以只让“下等人”遵从道德而让自己利用规则维护权力与地位），但是毕竟给权力的滥用拴上了第一根理性的钢索。后起的墨子只需将这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原则推广到国家之间，便顺理成章地揭示出战争的荒谬与发动战争者的邪恶。“非攻”的和平主义从此一直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的标志性旗帜，即使在墨家湮没之后仍是如此。孟子更要求君主把“义”（也就是道德）作为自己行使权力的原则，并给了普通民众反抗不义掌权者的合法性。在孟子的理念里，不遵从“义”的君主不再是神权册立的“王”，而只是万人唾弃的独夫民贼。“亚圣”重新包装过的井田制更确实地显示，他心目中的权力只是协调众人生产活动并扶助弱小的社会工具而已。至于后期儒家的“大同”理想，它与今天我们观念中理想社会的相似之处更是一目了然的。
无论“王道”还是“义”的理想，在现实中都曾经无数次被“霸道”与 “利”的现实所压倒。但这些思想的火花毕竟第一次为人类描绘了一个不再靠暴力压制个人的，值得追求的社会蓝图。在后来的岁月里，无论九五之尊的皇帝，揭竿而起的绿林豪杰，或者入主中原的马背骑士，都不得不在表面上将这些原则奉为圭臬。中国大一统王朝在动乱与外族入侵之后的一次次重建，对应的正是中国人为这种“天下一家，四海兄弟”理想的一次次尝试 --- 失败 --- 再尝试的奋斗历程。
几乎在同一时期，在蔚蓝色的爱琴海滨，人类的理性也开始了认识与改造社会的尝试。著名的梭伦改革是以废除公民债务为起点的，这再好不过地表明了睿智的立法者对产权的实际认识。那就是：所谓的“私有权”只不过是一种公共的约定，因此当它损害到大众的利益时也一样可以由公共的意志来取消。
雅典的民主更是政治平等原理在文明历程中的第一次实践。我们应当记得，权力在原始社团时代曾经是无意识地归于全体成员的，但是在文明形成过程中被酋长和贵族以神的名义从人们手中僭夺了。而在雅典，公共权力在理性觉醒后再一次有意识地被交还给多数人。这个实验的意义是如此重大，促成人们在精神与物质上的自发创造是如此灿烂，以至使用奴隶的污点与在混乱中崩溃的结局也丝毫不能损害它伟大的声誉。后来的人们可以不再把民主制压在奴隶们的肩上，因为机器可以为所有人工作。他们也将不再以敌意面对几十公里外的“异邦”，因为整个地球都将成为一个城邦，不同大洲人们的交往比当年比雷埃夫斯港口水手和阿提卡平原农夫的交往还要快捷方便。古代落后的生产基础将人人皆为共同体主人的实验限制在狭小的城邦中，只是为了未来的人们在取得对自然的胜利后把这理念的种子播撒到全世界。
在爱琴海东面那片叫做迦南的小小沃土上，一代代犹太的先知也在执着地思考着自己民族的命运。在现实的神庙被摧毁之后，颠沛流离的犹太民族却在巴比伦的繁华集市中获得了精神的新生。不同文化和民族习俗的交汇让人们的眼界开阔了，让狭隘的心胸宽广了，让肤浅的智力深邃了。古老经书中无比严酷可怕的耶和华逐渐被新的传道者们赋予了情感和人性。曾经在埃及杀人如麻的战争之神，慢慢地转变为教导顽固的约拿同情异邦人的慈爱长者，直到成为耶稣基督教诲中不分国界种族的人类心灵慰藉者。一个失去了自己国家的民族，就这样在整个人类的精神上建造起一座包容和超越所有地上国界的天上国度。
在炎热多雨的恒河之滨，一个孤独的身影在蹒跚着寻找人生的意义与解脱世界苦难的方法。那个曾经锦衣玉食的王子，现在已经抛弃了一切世间的繁华和羁绊，要去追求最高的真理。他因为长期的禁食而极度消瘦，因为长期的苦行而变得虚弱迟缓，但他仍然在人海中和丛林里用理性和智慧寻找那最终的答案。他在那棵苍翠的菩提树下顿悟了真谛 --- 人生的一切痛苦都来自不知足的私欲，而这种私欲是可以被人的智慧所克服的 --- 那就是涅槃，就是把个人融入比自己更大事物的永恒之中。自然的，这个高尚的教诲不久就成为了贵族们显示权势的又一种仪式和俗人们逃避现实的又一种托词。但真正理解这要义的人知道它的可贵，所有的人都因它而成为探索自由之路上的同伴，而有限的生命则因它可以在无限的宇宙面前获得尊严。
对于无意识形成的，自在的社会的认识与反思，就这样在世界文明的不同角落萌发生长，正如同对一直存在的自然现象的认识在更早时代的萌发生长一样。人类在尝试理解天地日月和风雨雷电之后，也开始尝试理解统治者的暴虐、富人的贪婪、贫民的愚昧、奴隶的卑怯。君主有权力随意地压迫臣民吗？不！他只应该为了臣民的利益按照道义来治理国家。富人有权力用高利贷把其他人变成奴隶吗？不！因为人的自由不可以买卖，而金钱也不是会自己下蛋的母鸡。普通百姓的盲目与卑下是天生的吗？不！他们只是没有机会接受像贵族一样的教育 ......
一个个这样的发现，虽然简单到质朴，虽然零散到不成体系，虽然经常被普通人漠视或嘲讽，虽然总是被掌权者歪曲或丑化，但在几千年的历程中仍然在不断积累，仍然默默地等待着自然科学的进展让这些理念实现它们真正力量的那一天。
科学与技术进步的时代大幕终于揭开了 --- 用血和火揭开的。火药和枪炮帮助伊比利亚的征服者们毫无人性地把整个美洲淹没在血海里，只是为了用印第安人的累累白骨发掘源源不断的金银。而这些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黄白之物，除了把国内搞得物价飞涨百业凋敝以外，不过是便宜了周围那些生产更为发达的邻邦，便宜了那些在凶悍的骑士们看来毫无气概的商人与工场主们。
西欧诸国的权力曾经是牢牢地掌握在披坚执锐的贵族骑士手里的。然而枪炮让他们日渐在战场上失去用武之地，生产的日益复杂化与商品化又让这些头脑简单的公侯们再也不能掌控领地上的收益。从美洲涌来的金银狂潮加快了这个趋势。当莎士比亚写下《雅典的泰门》里对黄金的绝妙颂歌时，他只不过在描述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人类文明的这一支流，看似威风凛凛的刀剑已经变成了“阿堵物”的佣兵。在思想还在艰难地尝试着解开社会对人的束缚时，这束缚的主要形式也在社会的变迁中逐渐变化。暴力的滥用正在被金钱的魔咒挤到一边，由资本控制的文明即将出现在地平线上。
正是人类生产技术的进步引发了这深刻的变化。当技术越发展，生产的分工越精细，政治经济组织囊括的个人便越多，战争与掠夺的破坏也变得越大，权力的重心便愈加从刀剑转向金钱。就像从前神权被刀剑从权力的舞台中心驱赶到幕后一样，在一个又一个近代化的国家里，手握刀剑的威风骑士也开始面对毫无气概的商贾们对权力的挑战。只懂得打打杀杀的军事贵族们可以轻易地从自己的封地上收取农夫的贡赋，但却无法创造或者管理复杂的手工业与贸易活动，只好不情愿地让油滑的商人与工场主去控制那暴利行业聚集的城市。长此以往，当工商业的发展开始超过农业时，经济生活的实际权力便渐渐从封建领主手中转移到资产者的钱袋里。
然而暴力毕竟是更直接更基本的威胁手段，因此金钱取代刀剑的过程绝不是风平浪静的。两个国王掉在地上的人头是对这转变激烈程度的精彩说明。同时，实际权力的转移虽然重要，却并非全部。更重要的转变发生在人的精神领域：自由平等的口号压倒了“天佑吾王”的祈祷。为了对付古老的君权神授观念，已经掌握了经济大权的资产者们援引了更为古老的希腊罗马时代的辉煌。天赋人权，政治自由，人人平等 ...... 正是这些我们今天熟悉得感到陈腐的政治观念，在那个时代却曾经以火山般的力量激励“第三等级”的有产者与无产者们，让他们在面对共同的敌人 --- 国王与贵族 --- 时同仇敌忾，即令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在这共同的斗争口号下，掩盖着几个差别巨大的阶级之间不可弥补的裂痕。资产阶级是经济权力的实际拥有者。他们物质生活富裕，在精神上早已创造出属于自己集团的文化，并在为贵族和君主效力的经历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与手腕。资产者们人数虽少，却由于商业交际的广泛而容易团结起来，因此在组织上也相当强大。相比之下，城市无产阶级是一个贫困而缺乏文化的阶级。他们在艰难的生活中几乎无暇顾及比填饱肚子更远大一些的目标，更不用说去思考公共的目标与行动原则这样抽象的东西了，而这些恰恰是领导政治运动所不可或缺的能力。因此，虽然无产者们在人数上远远地超过资产阶级，并在工场中被天然地组织的很好，但在斗争中却反而只能接受后者创造的行动原则，而无法为自己的真正利益而战斗。至于人数更多的农民们，他们在地域上是如此分散，又是如此地被日复一日的劳作束缚在土地上，要把他们捏合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领主林立的西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也同样地只能成为运动的追随者。
自由与平等对不同阶级的含义也是完全不同的。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是凭着财富与国王贵族平起平坐的平等，是让国家权力保护私产不受限制赚取利润的自由，或者更精确的说，是按金币计算的平等与自由；而无产者和农民们却想要把自由与平等贯彻到每一个人，不论他的出身、财富、地位。后者所要的显然不是前者所乐于给予的，然而即使是最单纯的头脑也可以明白后者才是自由与平等的本义。
这样的分歧看起来是无法弥补的，但资产者们高度的文化“修养”在这时发挥了关键作用：“让我们都承认私人财产的神圣与不可侵犯吧！自由与平等就是在这个不可动摇的基石上建立起来的。”多么动听的言辞！只是必须要忘记刚刚被奉为至圣的卢梭写下的讥讽：“只说财产权是神圣的，却不说它是从何而来！”更不用说作为民主偶像的梭伦为雅典公民废除债务的事迹了 --- 那简直是提也不能提的。
幸运的是，普通人民是不会有卢梭和梭伦的头脑的。既然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个人物品，这建议听上去真是合理到了极点。至于这原则实际上是承认所有的权力都归于占有绝大部分财富的资产阶级这一后果，缺乏教育的工人与农夫是难以认识明白的，即使他们在生活中时时处处都感受到被财富奴役的痛苦。因为终日劳苦而头脑麻木的劳动者们还无法意识到：属于个人的少量生活品与被一大群人在生产中共同使用的机器和土地，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前者的使用与处置是个人事务，几乎不会对他人造成影响；而后者的占用与处置则影响到整个社会，把其所有权只交给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就等于剥夺了其他人的大部分权利，自由与平等对这部分被剥夺者就成了一句空话。
虽然如此，但这两类物品间的区别却远非是一清二楚的。比如，要分清贮备粮是生活品还是生产资料就是一件很可以让经济学家挠头的难题。更不用说，由于所有物品在商品社会中都是以金钱价值来统一衡量，要在实践中分辨两者并制订正确的划分原则就需要有哲学家的脑筋。卢梭可以用他锐利的目光洞察私有制的荒谬并喊出“土地本来不属于任何人”，但几个智者的远见并不能转化为多数受苦者的行动。况且，对于这多数人来说，即使否定了私有制，新的社会又该如何管理呢？连现有社会管理经验都缺乏的无产者当然无法为自己描绘一个新世界的蓝图，因此也就无法否定资产者们抱住不放的美丽旧世界。他们面对经济与政治压迫的自发反抗，无论是英国的掘地派，还是法国的平等派，都不可避免的遭到失败的命运。
西欧最先进的两个国家 --- 英国与法国的革命结果就是如此。曾经高高在上的国王与贵族要么被打垮，要么成了有名无实的政治吉祥物，但权力却被截留在了财大气粗的商人与工场主手中。启蒙思想家用理性推导出的人的自由与平等在实践中变成了金钱的自由与平等。一个由财产多寡决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代议制”政体，既是资产者们的胜利标志，也是无产者和小农们作为失败者被奴役的证明。
与本性只是生产榨取者的王公贵族们不同，资产阶级的本行就是从组织生产交换活动中牟利。新的统治者是远比被打倒者更精明的生产管理者。工业革命在资产者最先当权的英国爆发并非一个偶然，因为工商业者的政府会为一切能带来更高利润的技术毫不犹豫地清扫任何社会障碍，即使是法律与良心也不例外。也正因如此，被飞快推进了的不仅仅是技术，所有能让金钱更快增殖的手段和伎俩也全都被推进到了空前的程度。在不见天日的矿井与工场里，大批廉价的妇女和儿童象牲口一样每天劳作十四个小时，因为每一便士压低的工资和每一分钟增加的工作时间都是最便捷的利润来源。在孟加拉苍翠的平原上，无数农夫在轻微的小灾年里就饿毙在自己耕种的田野边，因为控制土地的东印度公司在粮食缺乏时也要强迫种植更有利润的鸦片。在非洲的深处，对象牙和钻石的疯狂追求让头衔听起来软绵绵的“贸易站长”成了土著人心目中的恶魔，因为“站长”会用无法上缴象牙者的人头来装饰他住所的围栏，以保证达成万里之外公司总部下达的“业务指标”。
金钱的威力在把少数人推上顶峰的同时，也像魔鬼一样控制了他们的灵魂。在一个合格的资产者心里，整个世界只是他为手中资本攫取利润的斗兽场。他必须毫不犹豫也毫无顾忌地使用一切可以在角斗中取胜的力量与诡诈。先进的技术或者有效的管理，对他来说和对劳动者的无情压榨与对社会的无耻欺骗一样，都不过是让资本增殖的手段而已，而且后者通常更直接、更可靠、也更受欢迎。如果他不能或者不愿按照这个原则行动，那么他的资本就有缩水甚至被其他资本吞并的危险，而他本人也将被无情地淘汰出资产者的行列。
经过这样严酷的生存竞争留下的幸存者们对金钱必定要有变态的贪婪，就像患了暴食症的人对食物的病态渴望一样。金钱的权力正在这样的制度下得到了完美的最大化：这是一个有产者奴役无产者，而不可捉摸的金钱又奴役有产者的制度。它像极了文明开端时迷信弥漫的神权时代，那时酋长和祭司们一边用古老的神话恐吓普通的部落成员，一边自己也不得不战战兢兢地拜倒在臆想的天神脚下祈祷。用闪闪发光的黄金替换高高在上的神祇，用毫不掩饰的贪欲取代不可名状的恐惧，你就得到了几千年文明生活中人类精神进化的轨迹，那就是从自然的拜物教到货币的拜物教。
与建立在神权和暴力上的文明相比，以金钱为上帝的文明虽然在技术上更先进，但对其成员的残酷程度却并不稍减。在一个国家内部，每一个资本家都想方设法地压低自己企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尤其是在技术与管理的进步放缓时）以保证企业的利润与生存，结果导致工人在过度劳动与营养匮乏的处境中甚至开始丧失繁衍正常后代的能力。更糟糕的是，由于社会生产的销售额实际上是资本家投资与工人消费的总和，而工人的消费份额在资本把握国家权力后被压得愈来愈小，这就导致资本获利的前景越来越决定于资本家自己的投资与消费。或者说，越来越决定于资产者们作为一个整体对生意起伏不定的预期与情绪。而这种情绪可以因为一次投机的成功与失败、一个市场的关闭或开放、一个矿山的发现或耗竭就大起大落，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经济开始像寒热病人一样疯狂地“打摆子”。“生产过剩”对于资产者们是割心头肉一般的利润暴跌，对于大批无产者则是连只堪糊口的生计也要无情剥夺的失业海啸。这种不是天灾的“天灾”让资本统治的国家常常在风调雨顺时哀鸿遍野。工业革命开始阶段的英国虽然对有产者们是充满了机遇的流金岁月，但对绝大部分劳动者们却是远比之前乡村生活可怕得多的人间地狱。
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粗看起来“和气生财”的庸俗商人似乎应该比耀武扬威的王侯将相更容易和平共处，然而事实绝非如此。用最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眼里和心里都只有金子的“探险家”们是有史以来最残忍的种族灭绝者与最贪婪的帝国征服者。从建立一座座实为海盗巢穴的“贸易站”开始，一个又一个弱小或落后的国家成为“文明之邦”肆意鱼肉的对象，直到整个地球都被屈指可数的几个强国完全瓜分为止。在国内易受公众舆论攻击的垄断权，在被征服的土地与人民中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为资本牟取最大的回报了。在印度，誉满天下的棉纺业被处心积虑地摧毁，只为了让宗主国的布匹可以倾销赢利；在东南亚，荷兰共和国屠杀了整岛的居民来确保对香料产地的绝对所有权；在远东，英国的绅士们用炮舰和刺刀教会了中国人要尊重“自由”的毒品走私 ......
世界成了几个强国争夺资源与倾销市场的大棋局，而这些强国又成了各自内部财富金字塔顶端权贵们敛财的工具。这些权贵们既然视利润为生命，当然不会对另一个国家的同行惺惺相惜。只有大片还未被占据的，可以任人宰割的蛮夷之地可以暂时让这群强盗搁下“先下手为强”的火并方案 ---- 但地球是会被划分完的，于是从未有过的血腥大战开始了，极少数人的贪欲终于导致了全人类的灾难。
金钱就这样统治了人类，并像莫洛克神一样吞噬着人的血肉和心灵。但人类没有坐以待毙，对这种统治在行动上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息过。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分析与反抗，是从根源上寻找摧毁这种统治的方法，这便是近代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历程。
让我们把这宏伟的历史正剧倒回工业革命的初期，因为让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利用机器工业造福人类的设想正是在那时开始的。
先驱者的荣誉属于后人所称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圣西门、傅里叶、欧文。他们是最早认识到工业的巨大生产力能把人类从世代辛苦中永久解放出来的先知先觉者。每个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呕心沥血地提出了一套让机器生产为所有人服务的方案，并期望人们会被这些美好的蓝图吸引着走向自由之路。傅里叶在几十年里一直等待着“正直的有产者”来赞助他的法郎吉计划；圣西门为了学习与改进社会有关的各个学科的知识耗尽了家产；欧文为“新和谐”公社搭上了自己早年经营的几乎全部成果。然而，所有这些远见与努力除了收获了寥寥可数的支持者以外，几乎没有对社会产生任何值得一提的影响。新拿到政权的资产者们视他们为自己发财路上呱噪的黑乌鸦，而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劳工们却怎么也弄不明白如何从泥泞的现实过渡到那些如同宫殿一般复杂的“新社会”中去。这些睿智的先知朦胧地看到了人类的美好未来，但却没有找到一条能够达到那光辉前景的道路。何况，这条充满荆棘的道路要远比任何人所能预见到的更加曲折和危险，它仍然等待着后来的勇敢者来发现和开拓。
与一般人印象中象牙塔里不切实际的空想者们不同，“空想”社会主义者们都是非常有实际社会经验的人。欧文是一个才能堪比今天最成功CEO的企业家。他管理下的的新拉纳克工厂在保证工人享有那时前所未有的福利时，仍然比同行的血汗工场有更高的利润。圣西门在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前是一个成功的投机商。就算在故事里傻乎乎等待慈善家的傅里叶，也曾经在许多不同的行业经过历练。他们所遭遇的问题，并不是因为人类不可能在他们设计的“更好的”社会里生活。相反的，比这些设想更为奇特、更“不合人性”的社会共同体在人类历史上也长期存在过。斯巴达社会是任何现代人都会认为缺乏人性的，但其严酷的“军营共产主义”却让它主宰希腊文明将近两百年。空想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于它不理解把社会从一种运行方式转向另一种运行方式是需要推动力的，而要掌握这推动力就必须先认清社会自身形成与发展的规律。
仅仅指出人类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是不够的，就像仅仅发现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由碳元素组成并不能把石墨变成金刚石一样。只有在发现了晶体重构的热力学之后，用石墨制造金刚石才成为可能。同样的，只有在发现了社会自身产生、发展、变化的动力学之后，把金钱统治的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改造为人人享有自由的未来社会才成为可能。
这正是马克思与恩格斯这对挚友毕生的奋斗目标。怀着用哲学改变世界的抱负，马克思对老师黑格尔反治其身，把现存社会秩序的精妙辩护变成了解剖人类历史的最有力工具。历史唯物主义粉碎了几十代文明在人类精神上层层堆砌起来的意识形态重荷。社会不再是一个天定的、不可更改的、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外来怪物。相反的，社会是人类的集体创造，并且随着人类知识的丰富与精神的进步不断地发展变化。社会是和各种自然现象一样既可以被科学认识，也可以被控制和改造的对象。《资本论》对社会经济现实的揭露与分析则赤裸裸地展示出金钱控制人类的机制，足以“让任何还存有一点良知的有产者无地自容，而让任何还没有丧失血性的无产者怒火中烧”。
但“科学社会主义”并不仅是几本符合科研标准的大部头专著里的逻辑推导和分析结论 --- 虽然今天许多在象牙塔里嘲笑或崇拜马克思的人就是这么看的。让社会主义在理论上进入科学时代的并不是呆在大学里与世无争的教授，而是为了人类解放颠沛流离了一生的革命者。对他们来说最清楚不过，而某些“客观的”学者却永远不能理解的事实是：一个社会理想是不能靠几个明白人的“灵机一动”或者“天才发现”变成现实的，必须激发并驾驭社会自身的推动力才能改造整个社会。也就是说，必须在社会中找到或创造出足够多的、组织起来的、愿意为改造社会而奋斗牺牲的人。与启蒙时代的前辈不同，人类的新一代先知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人数最多、组织最严密、最有意愿改变自身处境的社会集团 --- 也就是在几代人之前的民主革命中失败的无产阶级。
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们曾经被启蒙思想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轻视，因为他们极其缺乏改造社会所必须的知识。然而这些先辈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虽然资产阶级作为统治者掌握着通向未来世界的所有精神与物质财富，但让他们发动一场消灭自己特权的社会运动却无疑是与虎谋皮。的确，大多数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都来自有产者家庭，但这些杰出的个人在从资本安乐窝中觉醒的那一刻起便已经被自己原本的阶级作为叛徒永远地放逐了 --- 在大多数人还需要为了温饱而竭尽全力的时代，只有少数英雄能够为了全人类的未来而割舍个人的利益。这些勇敢者们将播下社会变革的火种，但火种只有与巨量的燃料结合才能点燃重铸社会的冲天烈焰。由于只有不占有任何资本的无产者才具有和人类整体利益一致的阶级利益，因此只有他们能够既为了本阶级也为了全人类利益而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有他们能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向自由未来前进的根本动力。
但这就必须克服让前辈思想家放弃无产阶级的种种弱点：由于缺乏教育而无知，由于缺乏基本的生存物品而体质虚弱士气涣散……但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忙于生计而无暇考虑个人生存之外的事务，更难于认识诸如“阶级利益”或“社会自由”之类抽象的东西。这些弱点直接导致了他们几乎从不间断的零星反抗难以被汇聚为改变社会的推动力。
两位先知对这困难的回答是坚定的，因为他们不但看到了社会车轮前进的方向，也看到了人类意志反作用于社会的可能性。由于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铁律，社会最后必定要演化为极少数资产者与绝大多数无产者之间的对峙。同时，不断扩大的机器化生产方式使得无产者们天然具有极高的组织性。这些一无所有的人只需要一个能够将他们团结起来的意志和一张建设未来世界的蓝图，就能将他们人数与组织上的潜在优势转变为推动整个世界的实际力量 --- 而革命者们将提供这个意志与这张蓝图。
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战斗目标。那浩如烟海又包罗万象的著作见证了为把这意志灌输进无产者们饥渴心灵中所做的艰苦努力。这意志告诉他们必须从个人的蝇营苟且中走出，告诉他们必须从浑浑噩噩的乌合之众凝聚成胸怀远大而团结一致的阶级大军，告诉他们必须为自己也为全人类的自由前途而斗争 ----“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将得到整个世界”---- 这便是马克思对无产者们的期望。
我读到过一些“冷静的”思想家对马克思的嘲讽，说他的理论根本不是科学：因为没有科学可以断定一个天堂般的共产主义社会必定是自然演化的最终结果，更不要说通过把粗鄙的无产者们吹捧为人类的救主来实现这个天堂了。的确，马克思对工人们可以团结一心改变世界的信念并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这种热望就像慈爱的父母相信初生的孩子会成为一个善良而幸福的人一样不“科学”。但我们必须记住：任何科学都不可能推断出一个婴儿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但这并不能阻止正直的父母按照心中的信念来养育和鼓励自己的孩子；同样的，没有任何科学可以推测出人类和宇宙的结局，但这也不可能阻止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把赢得自由的坚定信心灌输给社会中最多数的成员！
对这信心的考验是从一开始就扑面而来的。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发表，到1896年恩格斯去世，欧洲局势变化的重点是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试图初次尝试社会主义的巴黎公社只存在了七个星期，并且还是在普法战争中法兰西帝国失败的背景下产生的。同时，西欧工人的生活水平也并没有像《资本论》中预言的那样继续恶化，而是随着时间开始缓慢上升。怀疑产生了：科学社会主义是否只是一个逻辑的谬误？如果是的话，那么这谬误又发生在何处呢？
任何研究社会的人都应该牢记：社会不是一块没有生命的岩石，而是能思考、能行动、能对外界的变化作出反应的类生命体。如果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与实践，资产者们也许很快就会把他们眼中无足轻重的无产者们压迫到不团结起来反抗就不能生存的地步。但在有了政党组织和行动理论的工人大众面前，继续以前那种敲骨吸髓的赚钱方式显然是危险的。资产者们虽然贪婪，却绝不愚蠢。通往利润的道路还有许多，虽然从前那条最便捷的道路被那个犹太佬的聒噪堵住了，但其他的道路还暂时开放着。最明显的道路是从压榨另一个人转为压榨另一个国家。列强的统治阶层在对国内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增加工资和扩大投票权的斗争让步时，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国家的军事和金融力量从亚洲、非洲、拉美的落后国家获得补偿。几大强国的工人身上的压迫暂时减轻了，因为它们被越来越多地放到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农夫身上。
激励工人们为自由斗争的两位导师是知道这种策略的后果的：在短期内，西欧的工人们会安于只进行要求工资与避免失业的经济性斗争，而把建立一个跨民族新社会的理想放到一边。他们警告松懈了斗志的工人与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们，以为可以任由殖民地遭受压迫而只顾自己在国内赢得工资上涨和议会席位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愚行。因为可以征服的殖民地是有限的，殖民地劳动者可以被剥削的程度也是有限的。放纵资产者们攫取殖民地的贪欲，就必然要面对殖民地划分完毕后这伙强盗之间的分赃大战。那时每个国家的无产者们都将被自己国家的资产者们驱赶上血肉横飞的战场，并为了根本不属于自己的利益而互相残杀。这场大战在决出一个降伏其他所有列强的超级资本帝国之前是不可能停止的，而那时这个帝国也就再也无法将自己的内部矛盾向外转移了。最后的斗争只会被推迟，但却会以更大和更剧烈的形式发生。
先知们的远见是准确的，但他们将看不到那预言时刻的来临了。当绝大多数无产者们都因为苦于生计而无暇思考公共事务与社会目标时，领导他们走向自由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任务。一方面，建立全新的自由社会是一个至少几代人的过程，其中前一两代人几乎肯定要付出极大牺牲却几无收获，以至于除非是由于迫不得已，领导者将无力发动足够的人走上这条道路。另一方面，争取改善工作条件与报酬的斗争容易收到实效，但却有在短期内把无产者们驯化为本国资产者对付弱国大众的爪牙的危险。要知道，工人们由于教育缺乏，是绝不会像斯宾洛莎、卢梭、马克思这类博学智者一样自发地认为人类应该成为一个自由共同体的。恰恰相反，人性的弱点会本能地驱使弱者通过欺压更弱者来寻求补偿，沙文主义对大众的吸引力正来自于此。劳工群众的领导者必须把人类自由共同体的理想灌输到他们的精神中，就像一个负责任的教师必须把好的行为准则强行灌输给还未成年的学生一样。
可惜的是，并非每一个会背诵《资本论》的人都能理解人类先知的真正精神的，就像很少有对《圣经》滚瓜烂熟的牧师能领会耶稣基督的教诲一样。当一次大战的炮声响起时，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都用不久前才赢得的投票权投下了支持战争的一票。这些社会主义的“领袖们”替自己的群众选择了为“祖国”化作炮灰的道路，甚至声称 “因为工人具有民族意识，因此需要支持‘爱国’战争”。曾经被恩格斯痛斥过的“工人贵族”们就这样招供了他们根本不配做领袖的政客本质。旧的“和平的”社会民主主义正是随着这些无耻的投票和宣言而破产的。
这是信念坠入谷底的时刻。当无数工农的孩子为了资本的国家而在血腥的世界大战中化为腐土时，似乎一切都指向一场长期的噩梦，一个将从血海中升起的超级资本帝国。不同民族无产者们的联合反抗将是这个覆盖地球的资本帝国无限残暴统治的必然结果，但那将是许多代人的痛苦挣扎之后的事。
然而，并非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变成了资产者的帮凶。尽管联合革命的前景似乎已经远去，少数“叛国者”们却仍然在资本政府的缉捕与狂热大众的敌意中为之不懈地准备和斗争着。机会终于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在列强们野兽般嗜血的互相撕咬中，最弱的那一个首先支撑不住了。在红色的1917年，再也不愿意在杀戮场上做炮灰的俄国士兵和再也不愿意在皮鞭下做现代农奴的俄国工人首先推倒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沙皇政权，接着又把试图驱使他们重新回到战场的临时政府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转眼之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竟然已经出现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
使得这魔术般奇迹成为可能的人是列宁，一个从学生时代起就开始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并在流放和论战中度过了半生的人。正是这个人用几十年的努力创建了一个组织严密的，能够在残酷的沙皇统治下仍然成功地进行思想宣传与群众动员的“工人先锋队”政党。在这历程中他克服了数不尽的阻力与攻击。许多是来自敌人的，但更多的来自胸怀同一志向的伙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或者更为人熟悉的名字，布尔什维克）是一个纪律严明的“民主集中制”团体。它的领袖和各级机关虽然要由民主程序产生，但在民主程序结束后却要求所有成员高度服从产生的中央权威，并如臂使指地执行党内的决议。这样的组织形式在实际运作中必定会给予党的领袖极大的权力，并且这权力还可能由于事务的紧急与环境的骤变（无法召开民主会议时）而变成长期的大权独揽 ---- 这在那些坚信社会主义必然要实现最彻底民主的同志们看来，简直就是比资产者的金钱民主还要恶劣的封建专制再现。后来成为列宁最得力助手的托洛茨基曾经因此当面把列宁称作独裁者。这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能给另外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最大羞辱。
关于工人先锋队和民主集中制的激烈论战涉及到社会改造工程的一个核心难题，我们将在后面在进行严肃的理论分析。但在面对这个难题带来的危险以前，正是作为“先锋队”的布尔什维克们在沙俄庞大的军队与工厂中日复一日地坚持着。这组织秘密而持续地撒播着社会主义理想的种子，并保证这进程不会因为任何一位组织成员的流放或遇害而突然中断。组织的统一思想也保证了各地工人团队分享同一份行动纲领，从而不会在相互的理念与意气之争中消耗宝贵的力量。当大战来临时，超过半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结出了果实。忍无可忍的工人们终于如同马克思希望过的那样，作为一个阶级统一地行动起来，并且赢得了士兵和农民的支持。十月革命在几个月里摧枯拉朽的胜利是建立在之前十几年的宣传、教育、组织准备的坚实基础上的。
但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却没有丝毫胜利的欢欣，因为他们清醒的知道这次革命只是在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里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政权，而革命的真正胜利需要在全世界（至少是全欧洲）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在随后近乎疯狂的保卫政权的流血战斗中，他们经常满怀梦想地认定自己眼前残酷的斗争只不过是近在咫尺的全欧社会主义革命的艰苦前哨战。那场将要到来的伟大革命将使得整个欧洲成为一个和平与民主的联盟，其中发达的西欧将帮助其他落后的地区迅速的发展生产力与提高生活水平。先进的技术、管理方法、政治运作形式都将不受任何阻碍地普及到联盟的每个角落，并最终提供一个自由社会所必须的物质生产条件 ...... 这美好的设想被最终证明是一场幻梦。当德国和匈牙利的工人革命被镇压，而试图孤注一掷引发中欧革命的红军在华沙城下惨败之后，精疲力竭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终于意识到：世界革命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发生了，偏居一角的苏维埃是这次革命大潮中唯一存活下来的社会主义政权。
俄国革命的领导者们现在发觉自己掉进了一个可怕的深渊 ---- 他们正处在那种按照他们熟悉的理论必然会失败的历史状况里。马克思在半个世纪前推演的社会主义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这个社会中的无产阶级既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又富有对最先进技术的使用与管理经验，同时也在与“金钱民主”的斗争中熟悉和养成了自己的民主生活习惯。在这样的条件下，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权将很容易通过变私人企业利润为社会整体积累的手段，大幅度地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进程甚至可以简单到保留大部分的中小私营企业，而只由代表全民的委员会来管理那些本来就已经处于少数人垄断下的重要生产行业，比如铁路、石油、水电供应等等。通过这些温和的经济措施就足以显著并持续地提升各阶层的生活水平与个人自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程度的加深与个人自由水平的提升将是相互促进、水到渠成的。
与理论的美好设想相反，俄国的现实是社会主义者能想到的最大噩梦。它的工业本来就稀少而落后，三年的内战又让这点可怜的工业也几乎化为灰烬。工人只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并且缺乏文化与管理技能，导致工厂要么在工人管理下效率大减，要么由于关键的技术与管理岗位被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占据而成为隐形的阶级战场。两者的结果都是让工业产出下降到不堪忍受的水平。在这样的状况下，城市当然无法和平地利用工业产品交换农村的粮食。而为了不让工人饿死就必须对农民实施“余粮收集制"，也就是组织工人到农村直接抢粮！农民们的激烈反抗是意料之中的，但他们失去生产积极性后引发的饥荒才是最可怕的 ---- 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五年里，人吃人的惨景已经在苏俄的土地上演了两次。在国境之外，刚刚从狗咬狗的大战中停下来喘一口气的列强也在虎视眈眈。它们虽然一时无法发动金钱的十字军东征，但是贸易禁运已经掐断了新生政权的工业技术来源。由于没有先进的工业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经济与社会，这种看似人道的措施最干脆也最残忍地宣判了苏俄社会主义的死刑。
然而这些钢铁般坚强的先行者们没有在命运面前屈服。当智慧超群的罗素伯爵在平静的书斋里心灰意冷地哀叹“人类丧失了新生的机会”时，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却决定要用意志和生命在理论从未照到过的黑暗里开辟出一条道路。革命政党开始用它掌握在手中的行政权和思想的强制力推动和运转已经濒临瘫痪的经济机器，试图迫使这机器以它最快的速度进行生产、积累、增长。这场人类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的指挥者们清楚地知道，只有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组织和思想的力量才能重启和创造拥有巨大生产能力的工业机器，而只有这威力无穷的机器巨人才能把革命从万丈深渊里托举出来。
但这些指挥者们也同样知道他们走上了一条多么危险的道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是民主运作的，因为只有完全民主的运作方式才能控制社会对其成员的各种权力，并保证这些权力只为其成员的福利而被明智的使用 ---- 这也是列宁预备作为政治遗言的《国家与革命》中的主要思想。但现在为了推动经济机器运转而采取的几乎不受限制的行政与思想强制却在摧毁民主生活的基础，因为这些权宜之计已经在实践中把唯一的中央权力强化和泛滥到连法老和凯撒都会害怕的程度。让一个政权对整个社会拥有如此绝对而广泛的控制是史无前例的，而“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可不是一句只对资产者或者王公贵族有效的描述。只要这样的绝对权力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它就会为自己创造出无所不在的对权力和等级崇拜的环境。在那里一切崇高的理想都会被遗忘或者空洞化，而任何试图捍卫理想的真正社会主义者都会被当成必须除掉的异端 --- 那将是一个把马克思的文字刻上方尖碑的现代法老王国，由一小撮伪装成社会主义卫道士的特权官僚压在众多现代奴工的头上 --- 这将是所有为自由斗争的人们能想到的最大梦魇。
正因如此，罗素才会在1920年发出惨淡的断言：“布尔什维克或者被消灭，或者为了生存变成嗜权的怪兽并吞没那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同样的忧虑想必也在俄国革命领袖们的脑海中不止一次地闪现过，因为托洛茨基也几乎在同一时间写下“...社会主义的斗争还将持续很久，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人，都将是斗争的...殉道者”。他已经看到了那头将吞噬社会主义希望的“嗜权怪兽”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景象。
在领袖之下执行这绝境求生计划的还是那个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党。更准确的说，是党内那几千名经历过长期地下活动和革命内战考验的忠诚骨干，或者后人所称的“老近卫军”们。这些充满了勇气和热情的年轻人不一定能看到让领袖们忧心忡忡的阴暗前景，但在这权力机器运转的每一天里，他们都会隐隐地感到某种无法控制的威胁正在逼近。曾经热烈的小组讨论现在经常鸦雀无声，因为党同伐异的权力斗争已经消灭了追求真理与自由的热情；个人与组织的腐败逐渐像霉菌一样在各个机构与地区滋长，并把他们本该服务与领向自由的民众变成欲取欲与的新农奴；更为可怕的是，曾经只有最勇敢和最有牺牲精神的个人才能加入的党组织，现在争先恐后挤进来的却多半是利欲熏心的溜须拍马之辈。这些人看待共产党人民委员的目光，就如同从前的沙俄小公务员看着沙皇部长大臣的目光一样羡慕与贪婪......每一天，经济在恢复，工厂在新建，但社会主义的真正捍卫者的人数却在减少。他们或者在工作中因为不识时务而被排挤，或者就干脆在这种官僚专制环境里腐化成自己原本最厌恶的样子。
不可负荷的重担落在最高领袖的肩上：专政集权是一条随时可能反噬的毒蛇，但他只能用这条蛇鞭来驱策尚未觉醒的人民朝着远方的乐土尽快前行。他崇高的威望和明智的指导暂时还像魔法一样使毒蛇无法张口噬人，也只有他的威信和经验可以做到这一点。然而最不幸的事情在这充满了希望与恐惧的时刻发生了：列宁在所有人最需要他的时候过早去世，权力的毒蛇终于毫不掩饰地露出了可怖的尖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