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国内言论控制 -- 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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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愤之后，我们或许需要思考一下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之路！

原创 数谷子 数字化评论 昨天

疫情过半，全国人民在情绪的过山车上忽而恐惧、忽而愤怒，忽而…每当消息来临，真相总是会飞一会儿，各路的信息到达之后，才开始慢慢的显示出其本来面目！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朋友圈和微博已经一片悲痛和愤怒，每个人都在宣泄完许久以来压抑的感情，每个人都切身的感知到失去表达的权力意味着什么。不知为什么，我并没有以上的情绪。也许是我太冷血吧！也许我从骨子里认为情绪在社会学意义上更容易催生乌合之众，国家需要的是就某些概念需要更加深刻的认知，需要拿着思维的手术刀拨开残酷的真理，普及给大众；并着手寻找对的人才，建立新的机制，已解决面临的问题。虽慢，但是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行合一！

2019年10月，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大战略任务，初次听到这句话我是欣慰中有一丝不安的。在2012年当时在玩微博的时候，就感觉国家可能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新加坡之路——政治集权，经济自由模式——说实话从心底我是认可这是中国更加现实的道路选择。离那时已经过去8年，我们回顾一下，因为过去几十年，中国通过和现代科学结合，创造了全球瞩目的成绩，厉害了我的国由此诞生。尤其是最近8年，政府积极的吸收技术人才，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监控技术，让人类政府具备了前无古人的统治力，中国迅速成为全球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国家由此也提出了上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大课题。不过这奇迹发生的时候，那丝不安不断的滋长，仿佛我们失去了什么……

而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加上李医生的遭遇——或许我们可以思考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些新维度。

纵观本次疫情的发现及传播、扩散、防治以及紧随而来的舆论的恐惧、愤怒、混乱的演绎过程，暴露出国家治理能力强在『管控思维』和『监控能力』、弱在『协同思维』和『服务能力』以及伴随国家能力提升对民众话语空间的制度性保护。

问题一：国家治理能力中的管控思维、监控能力过强

纵观本次疫情的发生与扩散过程，反映出个别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疫情发现之初，由于管控思维和监控能力太强，惯性地采取『以堵为上』的处置方式。

而这种处置方式，既缺乏对舆情事实的正确认识，更缺乏疏导手段，错失了几次黄金介入的时间点，最终导致全国战疫，经济停摆的后果。假如政府监控能力再弱一点，我们或许可以让李先生的“谣言”再飞一会儿，唤醒更多人，或许全民就真的清醒了；假如政府的管控思维再弱一点，中间还有几个时间点，医学专家和相关决策人或许可以站在更加专业的角度去评估疫情的严重程度。但是历史没有假如，这一步已经选择，后果也已经由全国人们来承担。但今天或许我们并不需要大肆发泄情绪，因为历史已经验证，情绪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社会进步，反而可能铸成新的社会学灾难。

国家治理能力过于偏重管控、监控能力的建设，对谣言的模糊定义，对相应执法部门的缺少约束，最后压缩了民众的话语权。李先生不幸就是其中一员，他不但是民众，而且还是有良心的医学从业者，这个双重身份的效应就是一线医生不敢再发声，相关政府继续『堵截』疫情信息，要求相关单位及人员不在网络上发布相关信息，均由科室主任口头传达疫情感染情况；发现极度疑似感染者后，不让患者做核酸检测确诊，导致无法确诊，以致缺乏有效防护，后期疫情出现明显扩散。武汉从医人员千千万，难道无人是男儿？！非也，相信体制内的良心人士很多，只不过，在这个大机器下，大家的良心无法得到昭彰。

问题二：国家治理能力中的协同思维、服务能力太弱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在施行过程中，政府优先建设了于己有利的管控、监控能力；对于国家治理能力的协同能力、服务能力却投入不足。更多现代化国家治理方法论的运用，尚处在荒废或者懵逼的状态。

在本次疫情中，地方政府及其各部门的协同能力和服务能力太弱，其具体表现可在『媒体全网寻找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密切接触者』，还需要借助媒体来实现；在医疗物资的协同调遣上，还需要一线医院不断的全网募集；武汉红十会这个猪队友在全国人们面前拙劣的表演了两周才下线……每一点都让武汉和全国的疫情走向更加危险的境地。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月28日晚，全国至少有117列火车、35架航班和3条地铁线路正在『紧急寻找』确诊患者的同行乘客。焦虑不断升级，面临着越发多的『买票都实名制了，为什么还要媒体寻人』的疑问，多地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向媒体证实：

实名制寻人和媒体找人是同步进行的，但实名制寻人需要很多手续——卫生部门并不掌控乘客信息，需将要求报送到省疾控中心，后者联系省联控联防机制单位，由他们进行寻找，最后再把相关信息反馈回地方。而在此过程中，则主要依靠着基层政府、社区的动员能力。

现实来看，我国目前为『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组织结构，纵向管控、体系严格，但就理论而言，信息化、数字化越发达，组织结构就应当越扁平化。而组织结构过于臃肿，审核流程繁杂，把信息化、数字化技术所带来的技术红利基本消耗殆尽，这样解读了部分读者的疑惑，为什么SARS过去了十七年，该犯的错还是得犯，有没有可能规避呢？！

由此对比可见，政府在现代化治理使用的方式方法上还没有来得及构建协同能力、服务能力，也并未充分重视这两项能力在政府决策上所提供的有效参考。

究其原因，其与『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甚至个人利益被法定化，部门立法过程中相互打架的情况经常出现』等问题具有相关性，在政府各部门不能高效协作的情况下，对于作为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基本内容之一的『治理手段网络化』，自然无从实现。

问题三：管控能力对公民的知情权、隐私权边界不清

在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势必会要求公民对于自身个人权益的适度让步，包括对自身一定范围知情权与隐私权的让渡。而若政府对公民个人权益使用的度边界把握不清，则会出现侵犯个人权益的后果，不仅会造成政府公信力的削弱，也最终会与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背道而驰。

在本次疫情过程中，李医生作为造谣的8壮士之一，我们能够清晰的感知到，国家并没有清晰的给民众定义什么是谣言，以至于让一个专业的从业人员，就自己专业领域发声，结果是国家后续失去了来自医学领域的专业声音，那么整个疫情失控也就成为必然。

本次事件，反映出政府在信息公开制度、谣言执法边界等方面均存在成熟度问题，更直接反映出『管控能力对民主话语空间侵犯』所带来一系列实际问题。

『三大问题』如何解决的一些逻辑推演

针对本次疫情暴露出的上述问题，我们可以看出政府的『管控思维』和『监控能力』太强；『协同思维』和『服务能力』又太弱；还缺乏对民众话语空间的呵护，最终导致局势一步步升级，最终走入到了失控区间。

兜兜转转、国家再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从管控、监控的维度上跳出来，尝试从提升国家协同、服务能力着手，同时尝试尊重民众依法自由表达的边界。

截止目前，整个朋友圈和微博都还悲痛且愤怒的情绪已经过去，也许我们该考虑悲愤之后，能否用理智来思考一下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形势：

1、今天处在决策位置的人，他们是长在文革中，心在少年时的那批人，这样就不难理解自2012年，中国社会集体向左转的趋势是怎么回事了；我们得接受，这个左转的倾向的改变还需要十年左右，等待80、90后站上决策位置，或许社会才会改变这个趋势；

2、今天我们依然可以采用情绪化抗争的方式，但是这并不可取且不成熟，国家内部矛盾的激化所带来的社会化灾难，相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会再想重蹈覆辙；

3、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姿态呢，或许我们可以继续保持我们的理智和逻辑，用思维的手术刀一刀刀剖析这背后的逻辑，将那些隐藏在背后的逻辑普及给民众，只有民众足够理智，足够成熟，民众会形成一个理智网络，最终让见不得光的东西驱逐出去。

或许，这一次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一直思考下去，而不是愤怒下去。

或许，我们也可以宽容一点，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中国的社会成熟度还不够，不管是民众、还是决策层都对表达空间和治理能力停留在概念阶段。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很好的课题，我们需要足够的战略耐心和决心，并且辅以方法论体系的支撑，才会让国家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管控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而且是数字化服务型政府。

耐心，耐心，不要错过治理模式现代化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