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新清史” -- 烤面包的胖大叔
就装备点几十上百年历史的老鸟铳，有啥好吹的。。。
拿比例来强辩。。。
骑射恰恰是雍正乾隆朝大规模推崇的。这和满清火器衰落是同步的。
《钦定工部则例造火器式》也好意思当火器书，有几个人能看到这简易说明书啊？里面内容抵得上《武备志》的百分之一吗？
其他基本都是车轱辘话，我也不多说了。
为啥搞文字狱，就因为阶级压迫？？？
明朝这书在数以千记的书铺中都极受欢迎，热销到朝鲜日本俄罗斯欧洲。
到了清朝中期，只能从犄角旮旯里面一共找出10 本图书引用过《天工开物》的内容，相比百年间历史与文化的演进、图书的著述，这 10 本图书的存在犹如沧海一粟。
虽说《开天工物》这书没有因为《四库全书》的修订该书遭到焚毁，但而是因为该书的修订导致了无人再愿意刊刻此书，造成了《天工开物》的绝版，这无论在我国图书发行史上还是科技发展史上都是一次巨大的浩劫。
这TMD和被禁了有啥区别？？？咬文嚼字有屁用啊，难道现在说没禁，就能改了从清中期到民国这书都没人知道的历史？？？
四库全书这么变态的毁书修书，就用阶级两个字就能全解释了？？？
任何技术进步，都需要积累，继承，发展。都无人问津了，还发展个P。就靠那堆满人守着碎片般的古书能干屁啊。。。
至于阴阳五行云云，我瞅了半天《天工开物》的书，咋就没找到有多少阴阳五行呢？
凡油供馔食用者，胡麻(一名脂麻)、莱菔子、黄豆、菘菜子(一名白菜)为上，苏麻(形似紫苏，粒大于胡麻)、芸苔子(江南名菜子)次之，<*木茶子(其树高丈余，子如金罂子，去壳取仁)次之，苋菜子次之，大麻仁(粒如胡荽子，剥取其皮，为纟聿索用者)为下。
燃灯则桕仁内水油为上，芸苔次之，亚麻子(陕西所种，俗名壁虱脂麻，气恶不堪食)次之，棉花子次之，胡麻次之，(燃灯最易竭)。桐油与桕混油为下。(桐油毒气熏人，桕油连皮膜则冻结不清。)造烛则桕皮油为上，蓖麻子次之，桕混油每斤入白蜡结冻次之，白蜡结冻诸清油又次之，樟树子油又次之，(其光不减，但有避香气者。)冬青子油又次之。(韶郡专用，嫌其油少，故列次。)北土广用牛油，则为下矣。
凡胡麻与蓖麻子、樟树子，每石得油四十斤。莱菔子每石得油二十七斤。(甘美异常，益人五脏。)芸苔子每石得油三十斤，其耨勤而地沃、榨法精到者，仍得四十斤。(陈历一年，则空内而无油。)<*木茶子每石得油一十五斤。(油味似猪脂，甚美，其枯则止可种火及毒鱼用。)桐子仁每石得油三十三斤。桕子分打时，皮油得二十斤，水油得十五斤，混打时共得三十三斤，(此须绝净者。)冬青子每石得油十二斤。黄豆每石得油九斤。(吴下取油食后，以其饼充豕粮。)菘菜子每石得油三十斤。(油出清如绿水。)棉花子每百斤得油七斤。(初出甚黑浊，澄半月清甚。)苋菜子每石得油三十斤。(味甚甘美，嫌性冷滑。)亚麻、大麻仁每石得油二十余斤。此其大端，其他未穷究试验，与夫一方已试而他方未知者，尚有待云。
○法具
凡取油，榨法而外，有两镬煮取法，以治蓖麻与苏麻。北京有磨法，朝鲜有舂法，以治胡麻。其余则皆从榨出也。凡榨木巨者围必合抱，而中空之。其木樟为上，檀与杞次之。(杞木为者，防地湿，则速朽。)此三木者脉理循环结长，非有纵直文。故竭力挥椎，实尖其中，而两头无璺拆之患，他木有纵文者不可为也。中土江北少合抱木者，则取四根合并为之。铁箍裹定，横拴串合而空其中，以受诸质，则散木有完木之用也。
凡开榨，空中其量随木大小。大者受一石有余，小者受五斗不足。凡开榨，辟中凿划平槽一条，以宛凿入中，削圆上下，下沿凿一小孔，犀刂一小槽，使油出之时流入承藉器中。其平槽约长三四尺，阔三四寸，视其身而为之，无定式也。实槽尖与枋唯檀木、柞子木两者宜为之，他木无望焉。其尖过斤斧而不过刨，盖欲其涩，不欲其滑，惧报转也。撞木与受撞之尖，皆以铁圈裹首，惧披散也。
榨具已整理，则取诸麻菜子入釜，文火慢炒(凡桕、桐之类属树木生者，皆不炒而碾蒸)透出香气，然后碾碎受蒸。凡炒诸麻菜子，宜铸平底锅，深止六寸者，投子仁于内，翻拌最勤。若釜底太深，翻拌疏慢，则火候交伤，减丧油质。炒锅亦斜安灶上，与蒸锅大异。凡碾埋槽土内，(木为者以铁片掩之。)其上以木竿衔铁陀，两人对举而椎之。资本广者则砌石为牛碾，一牛之力可敌十人。亦有不受碾而受磨者，则棉子之类是也。既碾而筛，择粗者再碾，细者则入釜甑受蒸。蒸气腾足，取出以稻秸与麦秸包裹如饼形。其饼外圈箍，或用铁打成，或破篾绞刺而成，与榨中则寸相稳合。
凡油原因气取，有生于无。出甑之时，包裹怠缓，则水火郁蒸之气游走，为此损油。能者疾倾，疾裹而疾箍之，得油之多，诀由于此，榨工有自少至老而不知者。包裹既定，装入榨中，随其量满，挥撞挤轧，而流泉出焉矣。包内油出滓存，名曰枯饼。凡胡麻、莱菔、芸苔诸饼，皆重新碾碎，筛去秸芒，再蒸、再裹而再榨之。初次得油二分，二次得油一分。若桕、桐诸物，则一榨已尽流出，不必再也。
若水煮法，则并用两釜。将蓖麻、苏麻子碾碎，入一釜中，注水滚煎，其上浮沫即油。以杓掠取，倾于干釜内，其下慢火熬干水气，油即成矣。然得油之数毕竟减杀。北磨麻油法，以粗麻布袋捩绞，其法再详。
凡皮油造浊法起广信郡，其法取洁净桕子，囫囵入釜甑蒸，蒸后倾入臼内受舂。其臼深约尺五寸，碓以石为身，不用铁嘴，石以深山结而腻者，轻重斫成限四十斤，上嵌衡木之上而舂之。其皮膜上油尽脱骨而纷落，挖起，筛于盘内再蒸，包裹入榨皆同前法。皮油已落尽，其骨为黑子。用冷腻小石磨不惧火煆者，(此磨亦从信郡深山觅取。)以红火矢围壅锻热，将黑子逐把灌入疾磨。磨破之时，风扇去其黑壳，则其内完全白仁，与梧桐子无异。将此碾蒸，包裹入榨，与前法同。榨出水油清亮无比，贮小盏之中，独根心草燃至天明，盖诸清油所不及者。入食馔即不伤人，恐有忌者，宁不用耳。
其皮油造烛，截苦竹筒两破，水中煮涨，(不然则粘带。)小篾箍勒定，用鹰嘴铁杓挽油灌入，即成一枝。插心于内，顷刻冻结，捋箍开筒而取之。或削棍为模，裁纸一方，卷于其上而成纸筒，灌入亦成一烛。此烛任置风尘中，再经寒暑，不敝坏也。
凡铁场所在有之，其铁浅浮土面，不生深穴，繁生平阳、冈埠，不生峻岭高山。质有土锭、碎砂数种。凡土锭铁，土面浮出黑块，形似枰锤。遥望宛然如铁，撚之则碎土。若起冶煎炼，浮者拾之，又乘雨湿之后牛耕起土，拾其数寸土内者。耕垦之后，其块逐日生长，愈用不穷。西北甘肃，东南泉郡，皆锭铁之薮也。燕京、遵化与山西平阳，则皆砂铁之薮也。凡砂铁一抛土膜即现其形，取来淘洗，入炉煎炼，熔化之后与锭铁无二也。
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凡铁炉用盐做造，和泥砌成。其炉多傍山穴为之，或用巨木匡围，朔造盐泥，穷月之力不容造次。盐泥有罅，尽弃全功。凡铁一炉载土二千余斤，或用硬木柴，或用煤炭，或用木炭，南北各从利便。扇炉风箱必用四人、六人带拽。土化成铁之后，从炉腰孔流出。炉孔先用泥塞。每旦昼六时，一时出铁一陀。既出即叉泥塞，鼓风再熔。
凡造生铁为冶铸用者，就此流成长条、圆块，范内取用。若造熟铁，则生铁流出时相连数尺内，低下数寸筑一方塘，短墙抵之。其铁流入塘内，数人执持柳木棍排立墙上，先以污潮泥晒干，舂筛细罗如面，一人疾手撒扌艳，众人柳棍疾搅，即时炒成熟铁。其柳棍每炒一次，烧折二三寸，再用则又更之。炒过稍冷之时，或有就塘内斩划成方块者，或有提出挥椎打圆后货者。若济阳诸冶，不知出此也。
凡钢铁炼法，用熟铁打成薄片如指头阔，长寸半许，以铁片束尖紧，生铁安置其上，(广南生铁名堕子生钢者妙甚。)又用破草履盖其上，(粘带泥土者，故不速化。)泥涂其底下。洪炉鼓鞲，火力到时，生钢先化，渗淋熟铁之中，两情投合，取出加锤。再炼再锤，不一而足。俗名团钢，亦曰灌钢者是也。
凡倭夷刀剑有百炼精纯、置日光檐下则满室辉曜者，不用生熟相和炼，又名此钢为下乘云。夷人又有以地溲淬刀剑者，(地溲乃石脑油之类，不产中国。)云钢可切玉，亦末之见也。凡铁内有硬处不可打者名铁核，以香油涂之即散。凡产铁之阴，其阳出慈石，第有数处不尽然也。
随便摘几段，明明这书是古人的工艺大全。即使是阴阳五行，也得具体看着阴阳五行用在哪里，古人的阴阳的概念很宽泛，看到阴阳五行就扣个落后的帽子也真是自己画靶子自己打。
比如这个有关大气运动的，这个讲雨云霜雾雪冰雹……很直白到下雨就跟做饭蒸馏下水蒸气遇到锅盖冷凝一个原理……我就不特意标注了，基本上把几个古代的术语换现代术语丢课本里都没问题。冰雹解释的没话说，湿气“锐起”“升高至冷”……基本上古代做到这水平已经没话说了。
结果所有的探索到了满清戛然而止。汉唐宋元明清，都是封建专制，咋就区别那么大呢？？？
就是武器使用和武器制造。
是不是给汉军，绿营用了和京八旗一样的装备，就能提高清朝的军工产业了呢？
这里的逻辑，还不明白吗？当你把所有的原因都归结为一点，不要说真正的历史，连基本的思维都会扭曲。
《钦定工部则例造火器式》是简易说明书吗？有则例就有制作档。制作档有实物，有文字，有理论。能不能在则例的基础上发展是一回事，我已经说了，在封建专制时代，则例制度容易走向僵化。僵化就是一丝一毫不能动，但这可不是什么简易说明书。
再说《武备志》，《武备志》也不算先进吧，《武备志》本身是综合性军事著作。具体到火器图说，总共记录了火器191种，《钦定工部则例造火器式》记载各种火炮85种。你的百分之一是怎么算的？
再说《武备志》里的火器，几种有实用价值？几种对军工发展有推动作用？你前边不是提“模数”吗？《武备志》里有模数吗？
至于《武备志》里的军阵，更多的偏向冷兵器，清朝更多的倾向热兵器。两种战法出现了很明显的差异，《武备志》里的军事理论对清朝的指导作用能有多大？再说，没有《武备志》清就不会打仗了？有了《武备志》明朝还不是亡了？
我在与河友的讨论里提到，清军将“火器集中使用”是出于军事的考虑，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调整自己的战略战术。一些河友坚持认为，这就是民族压迫。正好手头有一篇文章，比较客观的分析了清朝在不同的战争时期，对“集中火力”这一原则的领会和运用。
以下是这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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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火器营初考
摘要:清朝八旗满洲、八旗汉军与绿营火器营的创制，历朝《会典》、《会典事例》的记载含混。本文考证了火器营的创始时间与背景;梳理了入关前“八旗火器营”即“八旗炮手兵”到“旧汉兵”、“汉军火器营”再到“八旗满洲火器营”各军兵种的制度演进路径;探讨了清军军制变革与八旗制的形成、清朝的国家政治建设互动关系，揭示了清军军制变革的路径依赖，强调了制度变革继承性。
关键词:火器营;八旗汉军;八旗制
中图分类号:E295文章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一3451(2007)03一0125一10
作者:王涛，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
清军军兵种建设成果之一八旗火器营的建设，未被研究者充分重视。目前已有的研究往往限于历朝《清会典》、《会典事例》叙述，对于火器营创设时间、背景以及其重要意义与价值往往含混语之:乾隆朝《大清会典事例》、《皇朝文献通考》将汉军火器营的创建的具体时间定为康熙二十八年，其后的嘉庆朝《大清会典》所记载的汉军火器营的创建时间却改为康熙二十七年，并为其后官修《会典》以及《事例》所沿袭①。
基于《会典》等资料，林铁钧、史松等就认为亲征噶尔丹之时，清军创建了八旗火器营这一兵种②，而依据清《实录》的史事披露，台湾学者黄一农将火器营的创设时间提前到清入关前③，更多的清史研究者对于清朝军制，或付诸网如、或照抄《会典》泛泛而论④。要之，学界对于火器营作为一个兵种的创建、以及它的出现在清军事史乃至清前期政治史上的意义与价值的研究少有涉及⑤。
笔者披遗史料、试肪举其史事，从八旗火器营的编制过程出发，探究清朝技术兵器与八旗军兵种建设之关系，并藉之浅析与清朝八旗制、清国家建设之互动关系:八旗火器营是一个逐渐建设而成的兵种，包括八旗满洲火器营与八旗汉军火器营;而八旗火器营的建设和八旗制的形成是同步的，体现了清初政治制度演进的继承性原则，也侧证了清人关前八旗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政治统治的开放性一面。
一、萌芽期八旗火器营考辨
火器营创设时间现无相当史料可以确认，不过在清太宗围攻明北京城时候就已经作为相对独立的兵种、并承担独立的作战任务，此“火器营兵”是指实战中的作战单位而非守卫在火器储存地的士兵;其后清军在周边的围城与遭遇战中都使用了这支战术力量:
天聪三年十一月廿日辛丑(公元1630年1月3日)“大军起行逼燕京。……上立德胜门外审视虚实，谕火器营兵进前发炮火……两路进兵攻击，追至隘口，掩杀之。有遁出者，上复遣御前兵追击。”⑥
天聪三年十二月廿七日丁丑(公元1630年2月8日)“上与大贝勒代善、莽古尔泰，贝勒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衷、多铎、杜度率护军及火器营兵五百名往视蓟州情形。会有山海关步兵五千来援蓟州，距城二里许与我兵遇。……方击敌步兵时，命代善指挥左翼四旗护军攻其东面，上亲指挥右翼正黄、正红、镶红三旗护军攻其西面……额附杨古利率御前内大臣、侍卫等及正黄旗护军攻入退避之处，败之。”⑦
天聪四年正月戊子(公元163。年2月19日)“贝勒阿巴泰、岳托、豪格率副将孟乔芳、杨文魁、游击杨声远及兵四百人自永平来见。上令新入伍汉兵各缀白布于背，书‘新兵，字样，驻御营外。……上出行惺观新汉兵……命八旗炮手兵同赴庄村居住。”⑧
孟乔芳所统的降军被命名为“新汉兵”之史事，《皇清开国方略》中做如下表述:天聪四年正月初八日戊子(公元163。年2月19日)“贝勒阿巴泰、岳托、豪格率副将孟乔芳、杨文魁、游击杨声远及兵四百自永平至御营。……命降兵以白布书“新兵”各缀于背，驻御营外。……(清太宗)乃命与八旗炮兵同赴庄村居住。’，⑨
首先，要确定这里出现的“八旗火器营”是不是确指一支作战部队。清代官私修史籍中偶有使用“火器营”指称火器储存保管地点的用法，如《国朝眷献类微初编·将帅·李思忠传》曾有过这种用法:“阿敏大惊，并檄遵化守将等弃城东归。值遵化军中火器营碎为敌火箭所焚，众心惊惧。”这里“火器营”一词就有两歧之义而难于断言即为遵化驻防军中火器营军兵种，而很有可能是实指火器存放之储存场;但《清实录》前揭史料与作为历史记忆
佐证的《皇清开国方略》彼此引证，显示当时确实有使用较为轻便的火炮与火器的士兵以一个战术单位参战的事实、且这些士兵能够享受优于普通士兵的待遇，进而可以判断当时八旗军队已经分别拥有了使用火器的相当数量的士兵。
其次，要确定这支实战中出现过的作战单位是否已经独立编制，即是否编制了“八旗火器营”这样一个独立的兵种。黄一农氏注意到了《清实录》中这两条史料，并据之认为当时已经有了相当独立性的“火器营”:知当时八旗满洲已配置有专门的火器营，此很可能是将各牛录中原有的汉人炮手和传统火炮抽调集中所组成的⑩。黄氏将火器营作为集中抽调编组、专门性的独立编制，则似超过史料所能支持的范畴。
笔者以为八旗自创制牛录编制成军，征伐与军事动员皆以牛录为单元、以各旗为单位⑩，而此次八旗远征明朝也当遵循了八旗制的这一传统。如果此时清军的“八旗火器营”已经独立编制，那么就没有办法解释在遵化外遭遇战中皇太极虽然统领了500名的火器营兵却仍然以左右两翼各旗护军等为作战单位参战的史实⑩。
笔者以为，当时八旗制下确有“八旗炮手兵”这样一个战术单位，且充其任者均享有相对优握的待遇。皇太极当时并没有基于“八旗炮手兵”而建制一支独立的“八旗火器营”兵种，而只能作为在实战中作为战术火力支持单位、在实战中也不一定能够编组成独立的作战单位。黄氏认为“八旗火器营”是由各牛录抽调而成，从八旗军事动员的传统来推测是对的;但再进一步推断“八旗满洲已配置有专门的火器营”则过于冒险、史料难于支持，而且过于强调汉人的族裔构成，将“八旗炮手兵”等同于“汉人”，亦尚未见史料支持。
二、旧汉军、绿旗火器营、汉军火器营
八旗制要件之一是八旗汉军的编制，而八旗汉军固然为八旗之一部分，王锤翰先生等论述已多。，但是八旗汉军的制度创设如何发生，却少有论述者。
黄氏认为天聪五年正月乙未(公元1631年2月21日)授权终养性领导“旧汉兵”，是为八旗汉军成立之标志:红夷大炮终于成功铸成，……正式将独立成旗的汉兵交由伶养性管理⑧。
由上可知，黄氏将“旧汉兵”等同于“汉军”，并认为“旧汉兵”的成立强化了皇权:皇太极则透过此一新编制，强化由己所直接控制的军事力量，而不再仅仅是作为八家均分制度下的“一整黄旗贝勒”⑩。
黄氏题中之义在于强调八旗制与皇权建设的对抗性一面。就拥有自身的领导者和作战任务而言，可以说旧汉兵已经成为一支具有相当独立性的建制，但是旧汉兵自身并没有、也没有可能和八旗满族切断横向的关系:
首先，笔者认为俘养性统领下“旧汉兵”相当一部分人员仍然归属各旗所有⑩，天聪六年、七年间的臣工奏议可以证明笔者的推断:
胡贡明谏议改变“狙着故习，赏不出之公家，罚必入之私室，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地土必八家分据之。……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⑩。
对胡贡明的奏陈，“(皇太极)吩咐他(按:胡贡明):‘说的是，下次出门，必照你所言的行，’此乃汗从谏转园(按:原文如此)之善处，臣不胜欢忻。但止闻汗改养新人之例，并未言及旧人。闻汗下次出门才行，并未议及即行。’，⑩
其次，“旧汉兵”的各甲喇额真也每每兼值文馆:“天聪三年命诸儒臣分两直，译曰‘文馆’，亦曰‘书房’。置官署矣，而尚未有专官，诸儒臣皆授参将、游击，号榜式。”⑩
由于从丁壮到执事官员都不得不遵从“旧制”，所以马光远才有“八固山大小官员已照六家喇派就执事，但所管器械等项，如不时时看管收拾，临时难免误事”之忧⑩。
上述史实显示，“旧汉兵”这种新的制度在其设计、演进过程中存在着对八旗满洲旧制的路径依赖;皇太极“汉人军民一切事务付尔总理”的规定，其前提是尊重八旗各旗传统的“养人”制度。换而言之，以黄一农氏为代表的大多数研究者过于偏重制度演进中过程中“对抗性”的一面，而忽视了实际运作和历史发展脉络存在的制度继承性一面。
从军制演进的角度看，终养性的“旧汉兵”与其说是一支独立的汉军旗兵，不如说是一支战术单位、一支以使用火器尤其是重火器为其特殊性所在的兵种，而并无独立编制;与清天聪三、四年之际的“八旗炮手兵”相似的使命:“再思我国中各项汉人尚多……若果从公查出，照例编兵，派定火器，演成一股。有事出门，全擎火器，大张军威;无事归农，各安生理”⑧。
勺日汉兵”内部没有分旗，但是设置了六甲喇作为训练和战斗的次级单位，而其内部复设炮兵、步兵等次级建制单位;六甲喇额真体现了皇太极对明朝归降人的利用和倚重:
天聪六年正月廿五日癸亥(公元1632年3月25日)“上幸北演武场阅兵。额珊体养性率所统汉兵猿甲宵、执器械列于两傍，置铅子于红衣将军炮内，树的，演试之。上见其军容整肃，且以出征大凌河时能遵方略、有克捷功，赐养性雕鞍良马一匹、银百两，并赐六甲喇额真副将石国柱、金玉和、高鸿中、金砺、游击李延庚、备御图瞻，精兵额真副将石廷柱、步兵额真参将祝世昌等鞍马各一匹。”⑧
这里的旧汉兵六甲喇额真，均系明朝降人、均经历过天聪三、四年之际的对明远征，这一点尤其需要特别指出:
六甲喇之中的李延庚，系李永芳长子，张玉兴曾经有文介绍。。
六甲喇之中的石国柱，“原系苏完人，姓瓜尔佳，其父石翰移居辽东。太祖高皇帝兵临广宁，出迎、随献广宁城，后隶汉军正白旗。……太宗文皇帝知其本出满洲，命辖满洲精兵，后乃改辖汉军，虽统汉军实系满洲。”@
六甲喇之中的金玉和，“辽东人，后隶汉军正黄旗。太祖高皇帝天命四年征明取开原，还军界藩，玉和时为明千总……来降，授参领，予三等男爵。”④
六甲喇之中的高鸿中无本传，籍贯等情况均不详，他喜言事、曾“性逆”皇太极，《天聪朝臣工奏议》中收录有两道奏议，天聪四年出“书房”领甲喇，清太宗亲征关内之时即为参将，后任刑部承政，崇德二年和金砺一起统领水师征伐皮岛、畏难观望避战，几被处死⑩。
六甲喇之中的金砺，“辽东人，明武进士，仕镇武堡都司。本朝太祖高皇帝天命七年大兵征明、克广宁城，砺率属来降，授参领，予三等男爵。后隶汉军镶红旗。”。
六甲喇中的图瞻即将图占，“与终氏一宗，于抚顺归降”;特殊的是六甲喇中惟一的备御即牛录章京⑩。图瞻随着蒙古各部参加了皇太极天聪三年的远征，仍划归伶养性旗下，后升任甲喇章京，统辖所部汉军在天聪八年五月征明时作为战略后备力量:“又谕汉军甲喇章京图瞻、达尔汉曰:联因尔等诚信，特令留守。新附官员可时加防范，一切军器宜加意修整，随营红衣炮一十八位俱速令造车完备。”④
至于精兵额真副将石廷柱、步兵额真参将祝世昌，前者与石国柱同宗且其后在崇德二年接统左翼一旗的固山额真④。而祝世昌也是“辽阳人……世昌为镇江城游击。天命六年太祖克辽阳，世昌率三百余人来降，仍授游击，统其众。”⑧
至于精兵额真、步兵额真等名号，笔者以为当是满族人仿照汉人用语习惯、因他们所统辖的战术兵种而使用的称呼，揭示了当时“汉军”的兵种构成④。
从六甲喇额真的经历，可以看出天聪三、四年间的远征经验和教训对于满洲皇室与执事诸臣在编制“旧汉兵”时的影响:
一曰练火器。军中长技，攻打城池，必须红夷大将军，紧要必用;其别号将军炮次之，至于三眼枪、佛朗机、鸟枪等项、特城守之具耳。在兵丁喜其轻便好拿，攻城实不济事。目今火器，虽有大号将军，然尚少。宜亚谕令金、汉官员各管地方，有遗下各号大将军炮，尽致查出送来。仍再多方铸造，酌议收拾，方可有用。大炮百位不多，火药数十万犹少。我国如将火器练成一营，真无敌雄兵，以之威服天下宵余矣。伏乞上裁⑩。
基于长期实战中的经验和教训，归顺后金的明朝人对轻重火器的配备和战术使用都已经相当娴熟。将氏等将领巫迫要求强化一支火器打击力量的呼吁，肯定会引起本来就有兴趣致力于此的皇太极的充分重视。而八旗火器营在天聪三、四年间的实际作战成为一种制度预备和操作演习。所以编制一支新型的集中使用红衣火炮的兵种，既能够执行辽西走廊的攻坚作战任务、又可以使自己直接掌握最先进的军事力量，对于皇太极来说既是必要的，又是朝野达成共识、切实可行的:
一曰增兵威。往时汉兵不用，因不用火器。夫火器，南朝仗之以固守，我国火器既备，是我夺其长技。彼之兵，既不能与我相敌抗，我火器又可以破彼之固守，何不增添兵力，多擎火器，以握全胜之势?目今新编汉兵，马、步仅三千余，兵力似少，火器不能多擎;况攻战火器，必须大号将军等炮，方可有用;然大号火器擎少，又无济于事。再思我国中各项汉人尚多，人人但是皇上赤子，个个俱当出力报效。若果从公查出，照例编兵，派定火器，演成一股。有事出门，全拿火器，大张军威;无事归农，各安生理@。
其后多次实战和演习中的八旗各军证明，“旧汉兵”作为制度创新是成功的;且“旧汉兵”与扩编后“汉军”对于其后清军军制改革具有示范作用，“锁定”了其后的新兵种创设理路①。
“旧汉兵”在战术上作为火力支援者的作用，后金天聪七年十月和天聪八年三月半年内接连举行的“大阅”得到证明。这两次“大阅”证实了“旧汉兵”作为持有重火器的独立兵种火力支援者的角色。尤其有意义的是在天聪七年大阅中旧汉兵的马步兵和炮兵作为两个次级战术单位举行了对抗战术演习④。天聪八年大阅是“兵部贝勒岳托率满洲八旗、蒙古二旗、旧汉兵一旗，共十一旗行营兵俱赴集。前列旧汉兵炮手，次满洲蒙古步兵，次骑兵，次守城、各处应援等兵，次守城炮兵，各以序列”，其兵种之间的序列与阵势似已经依据各兵种打击力量和反应速度做了有意安排④。
藉此，笔者认为，从天聪七年大阅中旧汉兵的战术位置、到天聪八年大阅汇总旧汉兵作为第一线打击力量出现在整个清军的战术布局中，旧汉兵因其炮兵的作用彰显了自身在整个八旗体制内的地位。
无论是崇德二年两旗汉军、还是后来的崇德四年的四旗汉军，笔者推断这个时候清军优化汉军的兵种建设尤其是重火器兵种的思路是一贯的，也就为后来的清朝统治集团在汉军中构建“汉军火器营”做好了建军思想上的准备。
人关后编制火器营这样一个独立的建制，是在西安的川陕总督督标下设立的火器营:哈占，满洲正蓝旗人……初，占奏立火器营于西安、选屯军二千人练习，其后摧锋蹈锐、所向有功，因仍其制而以专官领之④。陕西设立火器营是旗人以地方大员角色在要地因时
制宜推行政策、并形成制度的典范;笔者依据殷化行的材料，可以大概推断哈占设立绿营火器营的时间至迟是在康熙十四年④。
相应的，汉军创制火器营即“汉军火器兼练大刀营衙门”最迟在康熙二十八年:
康熙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丁酉增设火器营操练官各五员，派每旗副都统一员兼管⑩。
康熙二十八年闰三月初七日甲辰命八旗汉军副都统田象坤、张俊、色格印、科尔代、苏易、郎化麟、喻维邦、张朝午等各兼管本旗火器营事@。
田象坤本管镶黄旗汉军，田雄侄本管汉军镶黄旗下第一佐领第三参领⑩。袭封二等侯⑩，以军功于康熙二十五年升一等侯@。康熙二十五年六月被摧升镶黄旗汉军副都统⑧。
张俊升本管正黄旗汉军，康熙二十三年五月初十日乙亥“升参领张俊为正黄旗汉军副都统。”⑩
色格印时本管正白旗汉军，康熙二十八年闰三月，以前锋参领被摧升为正白旗汉军副都统@。
科尔代时本管正红旗汉军:康熙二十七年六月，科尔代以参领被摧升为正红旗汉军副都统⑩。
苏易时本管镶白旗汉军，后迁护军统领，再调为右卫左翼护军统领⑩。
郎化麟时本管镶红旗汉军，其升任副都统甚早，堪称久历戎行、谙熟兵机⑩。最后升任镶红旗汉军都统@。
喻维邦时本管正蓝旗汉军⑩。籍贯辽东金州，其父喻明简曾任陕西兴汉镇总兵官。。圣祖认为其“人材壮健、亦善骑射”②。
张朝午时本管镶蓝旗汉军。。康熙二十七年八月被圣祖从参领任摧升副都统，征讨噶尔丹之时无役不与，始终其事④。
既使将汉军火器营创设视为一个从入关前就开始的建设过程，康熙二十八年闰三月这次汉军八旗人事大调动仍然是具有标志意义。乾隆朝《会典》等官书将康熙二十八年作为汉军火器营筹组的时间，似与之有相关。
再由王文雄的履历可以确定，这个时期的汉军各旗火器营有司衙门，就是历朝《会典》和《事例》中提及的“汉军火器兼练大刀营衙门”⑦。汉军火器营与“旧汉兵”的继承性是明显的，体现在前者沿袭了“旧汉兵”依托兵种来划分、编组次级建制单位的组织模式，设立了两个次级训练和作战的单位:汉军晓骑火器营与汉军鸟枪营。。
乌兰布通之役清军惨胜、终国纲阵亡，而战斗的最后阶段清军最后还被噶尔丹反攻得手，这恐怕是裕亲王福全等清军统帅不敢再行追击的重要原因之一⑩。噶尔丹所部“使回教火器，教战，先鸟炮，次射，次击刺。令甲士持鸟炮短枪，腰弓矢佩刀。骆驼驮大炮。”其火器配置也相当强大，且其陆军战法也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合同。故而，乌兰布通之战八旗汉军没有在火器方面表现出对噶尔丹的明显优势，成为康熙皇帝筹建八旗满洲内部独立建制的作战单位的直接诱因:康熙帝在实战中察觉己方单恃八旗汉军火器营的力量不能占据绝对优势，故而才有八旗满洲火器营的创设⑩:
康熙廿九年九月初六日癸已谕议政大臣等:军中火器甚属紧要，应令八旗满兵每佐领选护军二名、晓骑三名演习鸟枪@。
而八旗满州火器营与汉军火器营之间的关系可以由下史料窥得一斑:
(康熙)三十年设八旗火器营。每佐领下设鸟枪前锋一名、鸟枪护军三名、鸟枪晓骑校四名。每名各给鸟枪一、满洲八旗每旗各设子母炮五位，其余大小铜铁炮位均贮汉军八旗炮局内@。
查《方略》与《实录》相关记载，八旗两支火器营均在其后清廷对嘎尔丹战争中发挥作用。所以在击败厄鲁特噶尔丹之后，清廷也只是取消了“汉军火器兼练大刀营衙门”这个战时状态下设立的机构，而对于汉军火器营这个混合兵种的编制并没有取消。。而由于横向的八旗传统管理制度，汉军火器营作为一个兵种，在没有独立衙门管理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在八旗汉军各旗下正常地训练和操演;正如虽然没有八旗火器营机构，八旗满洲炮手
兵、鸟枪兵等兵种在康熙三十年之前就一直存在。。八旗满洲火器营则作为管理机构存在下来，成为清经制机构，其内部的二级单位“曰满洲护军火器营、曰满洲晓骑火器营，并列而各别其队。”⑧后来八旗满洲火器营并划分为内外火器营两个部分函。
三、火器、战术与军制演进
从史实考辨角度讲，本文认为在清人关前即在八旗满洲内部有“八旗炮手兵”的战术兵种、并有在战术上集中使用的一种制度，但是应该没有形成独立兵种和建制。在此基础上，遵循八旗制而组建“旧汉兵”成为其后八旗汉军、满洲火器营建设的示范:八旗汉军火器营即“汉军火器兼练大刀营”衙门不迟于康熙二十八年而组建;康熙二十九年八旗满洲火器营正是基于火器尤其是重火器的使用而单独编制的兵种，它有自己的独立衙门，但是依然遵循八旗制的管理原则@。
面对明朝加速建设堡垒群、大量为关外守军配置轻重打击火器的防卫战术，后金的军事扩张遇到了重要的挑战。面对明军这种挑战，八旗开始以自身的火器化来应对之。满洲皇权政治上对汉人和汉族技术的包容性，使得后金政权得到了汉人的智力支持，而后金的技术兵器结构在皇太极时期出现了明显的火器化趋势，其军队装备从火器缴获到火炮制造的过渡转型非常迅速而顺利，为其后的军制创新提供了基础②。
皇太极在天聪四年之前的实战经验、尤其是他亲征关内的教训:缺乏重火器难于攻坚，各兵种战术合同水平低下，促使他加速推进新兵种的编制。在八旗制为基础的制度生态中，新的兵种欲迅速组建也只能依托八旗制，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独立于满洲各旗。
而汉军的编制过程，本身就是八旗制自身构建的重要内容;而八旗汉军的组建，增强了清朝的统治力量，八旗军制建设在这一个层面上关系到国家的存在。
修养性所统帅的新兵种跻身作战序列之中，在实战中使得八旗满洲很快掌握了对抗敌手的有效战术，提高了八旗整体的战斗力。而这种军制的成功建设与运作、军事征伐的顺利进行，本身就强化了皇权的统治力和威权，从而使得军制变革切实地影响到了政权的建设。
清朝军制的演进基础是技术兵器的使用、战术相应的提升和协同，正是这两者的互动最终使得兵种的建设与独立成为可能。由技术兵种的预演到编制的建成，在面临强敌的的特殊时期，新兴政权领袖尤其需要和既有制度、秩序做密切的关联，以减少制度建设的阻力、转而利用路径依赖，降低创新制度成本。旧汉兵的组建就是皇权比较成功的制度设计创作，只不过以前的研究者过多地关注了汉军对于八旗满洲旧制度的对抗性和突破，忽视了这个兵种和八旗制的天然血缘关系;更何况正是基于八旗制共同的平台，旧汉兵的组建本身又成为八旗制度与传统的有机构成，从政治层面上共同强化了皇权和国家的实力，
从军事层面上影响到了其后的八旗兵种建设@。
概而言之，基于八旗军制变革的历史研究，发现一个清晰的历史脉络:即科技与兵器的革新，使得战术合同、兵种创设成为可能;强健有力的皇权遵循了满洲八旗原则、成功地创新了制度，组建了“旧汉军”，而“旧汉军”作为一支火器兵种的建设又成为构建“汉军”的基础。同时，替换八旗汉军的编制过程就是八旗制超越满洲的局囿、逐渐定型的过程，且这个时期八旗制的形成和皇权的建设是同步的，军制的创新成为政治制度变革的发生平台，而这正是17世纪以后火器与军制互动在整个八旗民族、乃至国家政治中的重要研究价值所在。
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占度载这些部分都给华丽地无视了。
明朝只有《武备志》这一本书吗？
模数是吧，《火攻挈要》咋失传的？还要丁拱辰从海外重新学习介绍回国。
明朝各种兵书一大堆，比如《神器谱》，《城守筹略》，《武备要略》，《兵录》等等等等等等。
到了清朝，根本没几个人知道还有过这些书。最多有一两个孤本孤零零地幸免于难，这对技术继承发展起不到任何进步作用。
没这些书，结果就是满清越打仗越糟糕，打大小金川的时候连搞个臼炮吊射还得乾隆亲自下旨找钦天监的人来重新算弹道。
这么简单一个明末非常普及的技术，清朝愣是弄得差点失传好几回。
没人系统性继承发扬前朝经验，书都防贼一样防着汉人看，结果就是满清越来越不会打仗，战争水平离明末清初越差越大。
明朝是该灭亡，明亡于李自成也是满清都承认的。但是这些明人写的书，200多年的文明积累难道也应该和明朝一起陪葬吗？
我说了兵书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武器制造，一部分是武器使用。
武器制造部分，清朝有南怀仁制定的国家标准。
武器使用部分，清朝有自己的战争实践。我上边的贴子已经说了，《武备志》的武器使用，包括所谓的战略，军阵，着眼点是在冷兵器时代，清朝的战争实践已经是冷兵器融合。简单一句话，《武备志》落伍了。
明朝的兵书，我没有全看过，但是在禁毁理由里，乾隆很多批语是“纸上谈兵”。
一个基本的逻辑是，兵书本身是工具性，没有民族性，如果清朝防备汉人，不让汉人看就好了，为什么自己也不看呢？
原因很简单，这些书被淘汰了。
你说满清的战争水平越来越低，这不符合历史现实，历史是在一鸦之前，清朝能有效的维护的国家安全，实际控制领土面积超过明朝，一鸦之前的道光军队堪称无敌，
满清已经不是放松了创新的问题了，而是连明末的水平都赶不上了。。。
康熙时期打准格尔用得挺熟练的，三炮堕其营，然后到了乾隆时期，怎么连炮手都找不到了，要临时从钦天监和户部找文官来重新算弹道，重新摸索怎么用呢？
再接下来到了道光年间，彻底不会用了，火炮就扔在库房里面吃灰。到了一鸦时期，更是“盛京八门内，有大炮八尊装车存于房内，因无人查看，房屋栅栏倒塌，炮车大都被压土里……因年久并未放炮团练，亦徒有虚名。”
既然按乾隆说的（他倒是能看这些书，汉人看了就等着被抄家杀头发配充军吧。）明人的书是纸上谈兵没啥价值，那满清禁那么严干啥？
以至于“著述家经其陷害诛戮充徒者，不知凡几”致使“无人敢言兵器”，于所谓《四库全书》中关于兵器一端，几至阙如——周维《中国兵器史稿》。
谁说满清自己不看？只是不让汉人汉官看罢了，以至于林则徐魏源左宗棠这些人都不知道百来年前满清都用过哪些火器。
明末已经是冷热兵器混合了，这些明末的书里面有一大堆有关火器如何使用的阵型，都是满清极力禁止传播的。
至于你提到的《钦定工部则例火器式》，里面也只有简单的名称等介绍，缺乏实物和文图资料，拿着这档案，只能知道清朝有过啥炮，至于指望依照这东东造炮，根本不可能。
满清为了防汉，把各种相关知识都碎片化处理了。
比如乾隆重新搞个臼炮，从内务府出测量仪器，钦天监和户部找会算术的文官来算弹道，八旗的炮营一不配备专门炮手，二不在训练中使用该炮。就连如何运输押送这一件事都要由侍卫、工部和内务府全部掺和进来。
这么碎片化的管理火炮和相关炮术知识，不是因为防汉还因为啥呢？
明朝那些书是“落后”啊，落后到满清官员到了一鸦时期从火药制备到铸炮再到造火箭，纷纷开始用戚继光遗法了。
无论是火器使用还是制造，雍正以后满清的水平都大幅滑坡是不争的事实。顺便说一句，同一时期，雍正乾隆反复强调“骑射立国”。
我手头正好有这书：
道光时尚未有大规模之鸟枪队，这是史实？
再说一遍，《钦定工部则例火器式》在制造火器的时候，有专门的制作档，有实物和文字。比如说乾隆征缅的时候，因为重炮携带不便，准备带着工匠和铜铁矿，到战地现场铸炮，按你说，清朝不会造炮，只会用明朝的炮，坏一尊就少一尊，还打个什么仗？
一鸦的时候，各地纷纷造炮，这都道光年间了，地方上造炮造得挺好，镇海的铁模炮，和各地的铜炮，英国人都说不错，这叫不会造炮？
这些炮都是明朝的？都是各地官员从地底挖出来，骗取经费的？
再再再再重复一下，开花炮用处不大，一鸦的时候，英军的开花炮对清军威胁都不大，何况清军的。“三炮堕其营”是有这么一说，但是这纯粹是运气，好不好？开花弹这么好用，清军是傻吗？
还有就是技术问题，你自己都说了：
这证明一点什么，理论技术没有失传，需要用的时候，完全能捡起来。没用到的仅仅是因为不需要而已。
不是喷文字狱吗？说“文字狱”禁锢思想，确实啊，清朝的理学不算发达，但是知识分子不也转行去搞数学了嘛？乾嘉学派，搞训诂的多，搞数学的也不少，戴震就是数学家。
所以算个弹道什么的，手到擒来。这么说来，是不是还要感谢文字狱推动了清朝军工产业的发展啊？
一鸦时期满清铸造的火炮无论是铸铁炮还是铜铁复合炮或是生铁熟铁复合炮，铸造精度，内膛光滑度等等水平都不及明末清初的水平。
这里是很多新铸的炮，至少说明，清朝还是会造炮，造得也还不错。
铁炮嘛，确实差一点
不过，对镇海的铁模炮，是大大的表扬一番。
还是那句话，一鸦的失败，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武器。
同时，清朝军工产业的停滞，更是和民族压迫，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谁和谁比你搞明白没？满清一鸦铸炮水平和明末纵向比，英军和满清一鸦时期横向比是一回事？？？
用铜铸炮本身就意味着铸炮水平的倒退了。
明末铁炮铸造已经相当成熟了，连果阿的葡萄牙人都请中国工匠过去铸造铁炮，到了一鸦时期，满清已经铸造不出几门合格的铁炮了，只能用铜来铸炮，这不是倒退是啥？一堆文献都记载了满清铁炮质量极差。
去各地博物馆稍微多看看就能发现，明朝的火炮的内壁基本上都比清朝的火炮要光滑。
至于明末搞出来的铜铁复合炮，《明清独特复合金属炮的兴衰 》里面就提过，从英國皇家火砲博物館藏 #2/244 鐵心銅體炮来看：
一鸦时期清朝的火炮技术比明末清初有明显退步。
你拿英国人的评价说清朝铸铜炮还行，只能说明，明末清初的铸炮水平相当高，以至于200来年以后，连这水平都赶不上的满清居然都能让英国人还觉得还有可取之处。
清朝火器衰落的转折点就是雍正年间。
你拿清初来做例子。。。真是牛头不对马尾。。。
顺境时什么都好说，逆境时最需要的是凝聚力和荣辱与共，是救亡图存的英雄和烈士，是鲜血，是牺牲，这只有民族国家才能办得到。
举个最近的例子，援助武汉时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救援的是同胞，没必要分武汉人和外地人，牺牲是值得的。援助意大利时，只能是指导，不会接手ICU，不值得冒牺牲的风险，犯不上。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民族主义存在的理由，这就是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的区别。
国家存在的根本原因是生存和安全，经济次之，我们不能因为长期的和平发展而忘了根本原因。
像美国这样没有主体民族的国家是经不起沉沦的，大难来临各自飞是必然的。像澳洲，加拿大都有这样的问题，而老欧洲不会。
看一个人不能光看他风光时，还得看他倒霉时。
你不是都说清朝不会铸炮了吗？
我这里就是告诉你，清朝会铸炮，铸炮水平也不错。
我一直说清朝的军工是停滞的，你如果说清朝的水平和明朝差不多也可以，我不否认这一点。
但是，清朝的技术还是在的。
最后，再强调一点，这和民族压迫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另外，你另一个回帖，也完全弄错了。我只是告诉你，火器营是因为“火力集中”的基本原则。
和民族压迫同样没一毛钱的关系。
说实话，我都替你着急，清朝的民族压迫政策确实有，但你说来说去，总是完美避开正确答案，也是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