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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整理】清朝相关论文资料整理，陆陆续续有空就补充一点 -- 阴霾信仰
我说的是世界地图被改得不忍卒视。
有本书叫《破译边疆，破解帝国：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里面就通过分析清宫所藏舆地图稿本、奏折所附军事图和耶稣会士参与测绘的世界地图，精准地捕捉到18世纪中期官修舆地图的总体特征—— 对于疆域之内的地区，地图信息准确而清晰；而 国界外的地域则是潦草改绘前代地图，或截取耶稣会地图中的相关部分拼凑而成，充满了浓重的臆测与不实的成分。
清朝的文献把欧洲国家的地理位置搞错一大堆。。。
《钦定大清一统志》把欧洲国家标在苏门答腊以西，皇清职贡图干脆说英国是荷兰属国。纪晓岚还把职方外纪对世界各国的描述批判一番认为是胡说八道。
南亚次大陆那边的地图也是乱七八糟，马世嘉通过缜密的图像对比分析， 认为欧洲制图学知识在乾隆时期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他将1760年的 《乾隆十三排图》与1751年由法国地图学家 唐维尔(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 Anville)绘制的 《亚洲地图》( Premiere Partie de la Carte d' Asie)进行仔细对照，发现唐维尔图与乾隆图中有关北印度和东印度的经纬、山脉河流的走向乃至城市的具体位置都有许多不一致之处。他认为，导致这种偏差出现的原因显然不是绘图者的粗心或疏忽，而是因为 乾隆图中的“南亚次大陆”是以康雍时期的西藏地图为底本进行增补的，要在原有的印藏边疆上硬生生挤进去一块新区域，这使得地点、位置和经纬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变形和挪移。
比如：西藏和恒河的形状，地点、位置和经纬都被乾坤大挪移，如德里和阿格拉被放到喜马拉雅以西而不是以南，亚姆纳河被与恒河切割开来并凭空多了个三角洲，印度整个变成了一个四不像的怪胎。
这一发现动摇了之前普遍被学界接受的一种看法，即认为有耶稣会士参与其中的乾隆朝舆地图在精准度上代表了当时西方制图学的最高水准。事实上，供奉清廷的耶稣会士只是起到辅助性的作用， 乾隆朝中期的地图绘制工程依旧根植于康雍时期的图像遗产，乾隆皇帝本人为了表示对康雍图像遗产的继承， 甚至有意忽略耶稣会士所提供的有关印度的准确地理信息。[9]由于地图视觉表述上存在一种区隔内外的双重标准，图像中的印度也与文献中的印度一样，呈现出含混、芜杂和模糊的面貌。
书中还有这么一段：
为什么这种海疆陆疆一体化的认识没有具化为整体性的战略措施？作者指出三点原因：
其一，将零散而多元化的地理信息整合为一体的观念，在1800年之前仅仅限于内廷和最高决策层，由于清廷禁止汉人接触边疆军事防务，人为地制造信息交流的障碍，内廷之外的汉族知识精英对印藏边疆的了解此时还停留在明末清初的认识水平上。
其二，在实际操作层面， 分而治之的驭边之策在1800年之前一直运转良好，帝国各处边疆出现的地区冲突，由各具针对性的措施分头应对，直到鸦片战争之前，朝廷经略东南海疆和西南印藏边疆的方法都是如此。这样一来，英属印度政府对喜马拉雅南麓诸国的蚕食与鲸吞，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视作零星发作的区域性事件。
其三，虽然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促使乾隆皇帝意识到广州“英夷”与印度“披楞”原为一体，但这一重要的地理学知识在嘉庆朝却渐渐被遗忘，
我个人是认为明朝的世界地图应该是利玛窦带来的欧洲地理知识结合中国自己所了解的地理知识结合制成的。李兆良的观点虽然激进，但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的。
指公元1662-1795年间的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统治时期,中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景象,首先是康熙下令组织实施全国范围的天文大地测量和地图测绘,完成了《康熙皇舆全览图》[10],促进了世界地图编制,于公元1674年聘用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主持完成的《坤舆全图》（图4）,以及公元1767年乾隆聘用法国传教士蒋友任补正制作的《坤舆全图》（图5）。南怀仁《坤舆全图》在图说方面有了较多改进,其四周分布了14大段注记文字,解释自然现象,尤其是气象现象。它们的标题分别为：论四元行、论南北极、地圆论研究、论地体之圆、论雨云、潮汐之理、论风、海潮、论气行、论海水之动、论地震、论人物、论江河、论山岳。图上还有带注解和说明文字的地名[11]。
时隔近100年后的乾隆《坤舆全图》,作者蒋友任参考了当时中外绘制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涵盖了自16-18世纪50年代的东西方地理调查和地理发现的各项重要成果,内容十分丰富,用桔黄、蓝、青、绿、红5色标划区域,国界清晰,领土主权明确。他把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列屿）和中国大陆均涂上桔黄色,明确标示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列屿）属于中国版图。是当时最新的世界地图,后人评说其“堪称中国和世界制图史上集大成杰作[12]。
公元1584-1767年间,先后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与法国传教士蒋友仁等先后带来了西方人制作的世界地图与相关资料,展示了世界各国更多的地图与地理、天文、气象等自然科学成果。
清代学者积极开展了边疆和域外地理的研究,比较有名的地理著作有：张穆《蒙古游牧记》,姚莹《康輶纪行》、《东槎纪略》,何秋涛《朔方备乘》,黄沛翘《西藏图考》,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东三省舆地图说》等等。
1708年进行了全国性天文观测与星象三角测量,完成了《康熙全览图》,描绘范围东北至库页岛,东南至台湾,西至伊犁河,北至北海（贝加尔湖）,南至崖州（今海南岛）[10]。乾隆时期版图达到最大,补测了西部资料,1751年完成《乾隆皇舆全图》西到地中海,北至北冰洋,图幅和面积都超过前图一倍以上;同时还完成世界地图《坤舆全图》（图4,图5）
郭丽萍的专著《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提到的大量随军学士文人，走进西北边疆。
这些人是汉人，还是满人？
钦天监掌握了西域九十多个测量点的北极高度、东西偏度、冬至夏至的昼夜长短及节气早晚等数据
这些钦天监官员是汉人，还是满人？
张穆《蒙古游牧记》,姚莹《康輶纪行》、《东槎纪略》,何秋涛《朔方备乘》,黄沛翘《西藏图考》,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东三省舆地图说》
这些人是汉人，还是满人？
而你提到的这本书，根据我的检索：是一部标准的“新清史”著作。
即使是一部对中国怀有恶意的书籍，对乾隆的评价都比你要客观很多：
对准噶尔的最终军事胜利，创造了于满清自认为“历史之终结”的局面，正因为周遭不再有危及政权的重大对手，各方面的活力开始丧失，但如果它意识到大英帝国的存在，是否可以改写历史。
而在你眼里，清朝一无是处，你最大的乐趣就是在每个人的屁股后边嚷嚷，看看清朝这里不行，看看明朝多厉害。
然而呢，虽然在明粉眼中军队比解放军还要能打，官僚比中共还要精干，领导人更是碾压毛泽东的，但是还是被满清无情碾压，从头到尾按在地上摩擦。
似乎看过一个材料，数字记不大准，大大致是法国境内直到18世纪还有相当地区不讲法语，后来国家推行法语教育，逐渐全部法语化了
我对历史是个外行，基本就是个爱好者的水平。
但是就靠百度出的论文，就看出你的观点简直漏洞百出。
别的河友对你的评价真的没错，你心里太多执念，评论清朝完全没有客观可言，基本上失去了可信度。
以下是你的观点：
清廷禁止汉人接触边疆军事防务，人为地制造信息交流的障碍，内廷之外的汉族知识精英对印藏边疆的了解此时还停留在明末清初的认识水平上。
首先汉人怎么可能被禁止接触边疆军事？边疆的军事全是满人打的？这不用百度都能看出是妄言。
而乾隆时期不仅没有禁止汉族学者考察边疆，甚至主持考察工作的就是汉人学者。
关于何国宗：
这就是标准的理工男，从未有过什么不许汉人学习理科知识的说法。
什么文字狱吓得文人什么都不敢学习了？简直子虚乌有，学习数学不香吗？
《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提到的祁韵士也是嘉庆年间被贬去伊犁的。
马世嘉那本书里面也写了：
自嘉庆初年开始，文网渐开，朝堂内外的汉族知识精英享有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和治学空间，不再自屏于政治与时局，始有“涉世务之作”。由经学传统内部生长出的边疆舆地之学蔚然成风，“虽未必即时刊行，然能动撰述之兴，即其生机已露。”
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数十年间，包括地方官员、翰林院学者、民间知识分子在内的知识精英对西洋地理著作和本国舆地军事史均抱有持续的热情，通过各类资料来探索帝国的边疆与帝国之外的世界，打破了内廷对于军事防务和边疆信息的垄断。
地学新知的生产推动舆地学派形成新的格局，通经致用之策也借助文人之间广泛存在的交游圈而得以传播，最终在19世纪中叶形成了一个足以跟“朝堂之学”相媲美的民间话语体系。
马世嘉这本书虽然也被归入了新清史，倒没像欧立德等人那样强调“满族本位”。他认为汉族知识精英是第一批具备了国际性地理观念的群体，1860年之后，这一群体逐渐在清廷的军事和外交部门占据要职，他们把外交和条约关系纳入帝国的历史遗产，不断地将新型国际关系带来的外在压力转化为内在制度的变革动力。
可惜这批汉族知识精英还是出现得太晚了，人数也太少，隔壁锁国200年的日本到幕末的时候，各地34所兰学所培养了9000余名兰塾生。
以至于面对西方入侵时候，少数的精英能起到的作用极为有限，变革速度和周边国家比简直像把头埋沙坑里面的鸵鸟，你前面那篇文章最后盛赞的《海国图志》在日本可比在清朝要受欢迎太多了。
而是在你的表述中，汉人是被禁止学习边疆史地的。事实如此吗？
而且文字狱和四库毁书，从未禁止汉人学习边疆史地。乾隆时期有大量的汉人文人，学者进行边疆史地研究。
没有乾隆时期的铺垫，嘉庆的学术高潮会突然出现？
你批评清，我不反对，清朝当然很黑暗，但是希望你能客观一点。不要在批评清的时候，吹捧同样黑暗的明。
甚至还有人把明朝的军队吹得比解放军还厉害，官僚比GCD还厉害，朱元璋比毛主席还厉害。
是我说的明初的世界地位远超如今。
我们是从满清的谷底起来的，搞得这么辛苦的原因是什么？我的观点而非事实是：如果当初是汉族的农民起义取代明朝，中国的近代史不会如此悲惨。我也不怪满清，满清就好像中华文明蜕皮，特别虚弱时，占了空子取得政权。我们应当反思的是：怎么在蜕皮时更强大，少留点空子？
朱元璋的洪武之治，比文景之治要厉害得多。文景时期只是内政休养，对外毫无建树。而朱元璋在统一了传统的中原地区以后，先是派邓愈出兵甘肃青海，夺取了西域地区，这是自唐朝以后，汉民族王朝再一次控制西域地区；然后宣布从元朝手里接管西藏，在拉萨设立乌斯藏卫，相当于厅级军政管理机构，后来改为乌斯藏都指挥使司，上升到省部级。这也是汉民族建立的王朝第一次统治西藏，唐朝对外军事作战最强悍的唐太宗时期，面对西藏也无可奈何。
洪武四年，朱元璋又派沐英出兵云南，取得胜利，历史上第一次把云南全境（还包括今天缅甸东北部的一部分）纳入中国版图。超过了元朝，更超过了唐朝。洪武十三年，又让蓝玉带兵翻过长城进攻北元，再次取得重大胜利，基本消灭了北元反攻中原的能力。
由于朱元璋实在过于生猛——三十年如一日天天加班工作十几个小时不是白干的，留给朱棣发挥的空间不是很大了。他要想像汉武帝那样开拓那么多北方疆土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朱棣还是干出了很多超越汉武帝的成绩。
首先，亲自带兵出征蒙古，每次都是五十万大军，军粮的供应源源不断。这种战争能力已经超过了鼎盛时期的汉朝和唐朝。由于实力实在过于强大，五次出征全部都毫无悬念的获得了胜利。把北元打成了鞑靼，也就是说，把它从国家形态打回了部落形态。然后又把鞑靼打分裂了，分裂出来瓦剌和兀良哈两个部落。
朱棣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亲自带兵翻越长城北上，到塞外大漠与游牧民族决战的大一统皇帝。
在北方每次都派出五十万大军的同时。在南方，仍然在不断的用兵。永乐五年，大将军张辅率军征服越南北部，朱棣下令设立交趾布政使司。这是中华帝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把越南北部地区正式纳入版图。
在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开疆拓土的同时，朱棣又派亲信太监郑和率领巨大的船队出海，船只数量超过两百艘，最大的宝船载重量可达一千吨，船队总人数超过两万七千人。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郑和船队穿过中国南海，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中国军队第一次进入印度洋。这一次远征虽然没有直接扩张土地，但灭了很多海盗，把一些不听话的国王抓回国杀掉，大大的增加了中国对印度洋贸易通道的控制能力，并在今天的印尼北部、靠近马六甲海峡的地方设立了旧港宣慰司，作为明朝的一个外派机构负责处理南海周边国家的朝贡事务，把印度洋周边的一些小国也纳入朝贡国的范围。
除此以外，朱棣还完成了迁都，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在北京修建了紫禁城——这也是中国大一统王朝中唯一的一次迁都。
为了迁都，除了修缮北京城，还把北京附近的长城修筑了一遍以保障安全，把大运河重新疏通了一遍以保障粮食供应。此外又组织了大规模的图书编撰活动，编成了《永乐大典》，全书两万两千多卷（目录占60卷），11095册，约3.7亿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百科全书。
明朝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要想同时做这么多事，几乎一定会耗尽国力。但朱棣不仅把这些事都干成了，而且明朝依然保持非常强盛的势头，民间依然非常富裕。没有爆发任何值得一提的农民起义。从中可以窥见，朱棣时期中华国力之强，实在是已经超过了唐朝和汉朝。至于北宋，则更不值得一提——和明朝相比，北宋就不能算是一个大一统政权，因为它连中华帝国核心区域范围内的燕云十六州都没有收回来，这里从春秋时代起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从疆域的广阔程度来看，朱棣时期的明朝是远远超过汉朝的，跟鼎盛时期的唐朝相比，在东北部差不多，在西北地区则有所不如（这应该和唐朝首都在西安有关，对西域控制力更强），但是在西藏、云南、越南则有了新的拓展，至于对南洋、西洋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更是远远超过了唐朝。
朱棣统治下的明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一个无论在海洋还是在陆地上都拥有无可争议的霸权的时代。直到六百年后的今天，中国有了第一艘航母，开始营建自己的蓝水海军，要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距离当年明朝在海洋上的霸主地位，还差的很远很远。
大明盛世，才是中华文明真正的巅峰。
任何朝代，都有从开始的气象一新，开拓进取到后期弊病丛生，腐化僵化的过程。满清八旗，甚至腐化得更快。太平天国时就不堪一击，开始靠绿营，发现绿营也完全不行了。这才不得不依靠曾国藩为代表的地方团练。曾国藩根本没反义，但是太平天国一灭，马上就想办法裁了湘军。这之后大家实际上都知道满清的虚弱，基本上满清就靠惯性撑着了。
以农立国的国家无法精确的告诉子民们什么时候种地，真够可以的。。。
为啥呢，因为明朝把中国古代数学最基础的筹算给传丢了，导致上古的数学书大部分看不懂，后来还是康熙年间从朝鲜学回来的。。。
明粉一般把这个责任赖到蒙古人身上，假装明朝三百年朝鲜不存在，朝鲜科举一直在考数学，所以会筹算的人随处可见，但凡有点心就能学回来。更别提元代数学最后几个大牛去世时距离明朝建立只有五十年，刘伯温都好几岁了，让蒙古人背这口锅真的很南啊。。。
以及宋元数学巅峰的天元术。
根据朝鲜方面记载，此事发生于康熙52年，何国宗的弟弟何国柱出使朝鲜，与朝鲜著名数学家洪正夏进行学术交流，何国柱对朝鲜保留下来的中国古代筹算和天元术大吃一惊，天元术为宋代发明，金代元代都有所发展，是中国传统数学的巅峰，随着明代筹算失传而在中国失传，只知道上古有此法，不知如何操作。最后何国柱把筹算带回研究，后来的清代数学家在此基础上尽力弄懂了宋元数学古书。但何国柱也跟朝鲜人提到他更擅长的西法，主要来自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和测量全义两部著作，基本上就是几何和三角函数。
所以清人不学习是扯蛋，实际上是西法没少学，还虚心向朝鲜这个小弟学习，给明代筹算失传擦了屁股。。。
元朝除了科举时搞时不搞以外，对于文化人其实是放任自流的。元代的数学并不落后。例如朱世杰在当时天元术的基础上发展出“四元术”，也就是列出四元高次多项式方程，以及消元求解的方法。此外他还创造出“垛积法”，即高阶等差数列的求和方法，与“招差术”，即高次内插法。主要著作是《算学启蒙》与《四元玉鉴》。
顺便说一句，省的有人无脑喷。朱世杰是河北燕山人。生于1249年。当时南宋虽然未灭，但河北是蒙古的地盘。另外，天元术的创立人李冶是金代遗老，和南宋也没关系。
元代的情况是西学东渐。由于蒙古先搞了西征，因此接触阿拉伯文明，并由此得到了不少代数和几何等数学知识。蒙古大汗蒙哥本人就精研几何学。至元十年(1273年)十月北司天台申本台合用文书 的书目中，有《兀忽列的四擘算法段数十五部》一种，据学者研究认为就是欧几里得《几何原本》15卷本的阿拉伯文译本。
元代还有众多的非汉人科学家。例如耶律楚材，扎马鲁丁等在测算天文历法时也大量运用了数学知识，可知元代我国少数民族对中国数学的发展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筹算和珠算比较，筹算不如珠算方便。珠算同样是在元代开始普及。到明朝成为主流。
明朝的问题是其过于反元，结果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弄到其历法到明末都算不准了。
当然，明朝也不是没有数学家。例如王文素。这位写了一本《算学宝鉴》，算是罗致了前朝的各种数学方法。甚至有人认为其最先搞出了导数。然并卵，这本书只有手抄本传世，在明清两代基本无人知晓，到1939年才被重新发现。
论闭目塞听，掩耳盗铃的鸵鸟本领，明朝算是一绝。现在的明粉们倒是完全继承了明朝的这个特色。
朱元璋对外作战总算还有个“捕鱼儿海”。算是报了十五年前三路北伐全军覆没的仇。朱棣可完全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五次北伐徒劳无功，即没有灭掉北元，也不能开疆拓土。最后灭不掉北元，反过来打自己的藩属兀良哈三卫，算是皇帝带头杀良冒功？
朱棣死掉没几年，明朝就土木堡大败，连皇帝都被俘虏，被也先当作奴隶，这种奇耻大辱，也就徽钦二帝能超过。
当时康熙带着一帮皇子在向传教士学习代数。代数就是algebra，这个词实际来自阿拉伯文，于是传教士解释，algebra就是从东方来的意思。
结果这个时候让康熙知道了天元术的再发现，另外传教士介绍的代数中的借根法恰巧跟天元术的思路大同小异，于是乎康熙认为，天元术明代失传后却传入了西方成了代数。既然如此，没必要学习代数，直接研究天元术就好了。结果影响了一大批清代学者，一直在天元术和借根法的圈圈里打转转，导致清代数学只有继承，却没有发展（那也比传丢了的明代强）。
俺要是写个穿越小说，就写某数学美女博士，穿越到老四身边帮他教会了老爹康熙代数，因此取得了皇位，又和魏璎珞一起救下孙子永琪，乾隆三十年乾隆驾崩，永琪即位诏令天下，科举加试微积分，太皇太后亲自主持殿试，小说名字就叫延禧宫步步精算。。。
即使与阴霾兄反着说，如果主语还是朝代，其实也是落入了陷阱。
从来兄谈官僚地主阶级，才是正确的。就说数学传承的问题，朱元璋在洪武初年搞的第一次科举，明确包括算数。可是在后来，数学就在八股科举中消失了。这个即使费正清学派搞的《剑桥中国史》也不敢不有所提及。可是，可是，国内的社科类、教授文人几乎在所有的书籍中，成功地将黑锅扣在了朱皇帝头上。
我也一直不同意把程朱理学门徒用“儒家”笼统来说，那是杜维明之流孜孜致力的。孔老夫子传教六艺，到了明代，程朱的徒子徒孙们把六艺给删了一半，孔先生在天之灵会认同明清八股选出来的“士”，和他老人家的“士”以及伦理社会观，能是一回事吗？
阴霾兄坚持认同清末民初以及现在公知港台的说法：说”文字狱“迫害的虽然是文科生、结果是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也受到了影响。
然而，这个观点完全不被理科生接受，笑。
笑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