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开放性论坛及其敌人——给铁手 -- 淡淡忧伤
“1927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用武力封闭在中国各地的苏联领事馆,逮捕和屠杀苏联外交人员,断绝了同苏联的外交关系。”
27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手还伸不到北京!从论据错误看该文作者智商堪忧!
当然也有可能是休养一系的邓拓之流在暗送秋波
再就是中印战争外交需要——“62年10月27日”
人民日报原文:“1927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用武力封闭在中国各地的苏联领事馆,逮捕和屠杀苏联外交人员,断绝了同苏联的外交关系。”
于是你宣称:27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手还伸不到北京!从论据错误看该文作者智商堪忧!
人民日报原文提北京一个字了吗?张作霖搜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是1927年4月的事,人民日报说的是国民党在1927年12月的事,你怎么能把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两者扯一起的?
15日,外交部长伍朝枢赴苏驻沪总领事馆,面递断绝国交通牒,限苏领事一周内出境。同日,外交部拟定中、苏绝交办法三条:撤销该领事,领事馆人员限期离境;苏联国营商业机关一律勒令停止营业;详查苏籍侨民总数,苏侨均应领外侨执照。其后,搜查与侵占苏联领事馆房舍,监视、逮捕和杀害苏联外交人员及苏联侨民的案件相继发生。
苏联煽动中国内战存好心了吗,给汪精卫看的文件法理在哪里?
另外没收山西商人巨额财产又符合哪家的法理?
你首先是转移话题,从中东路事件的法理转移到人民日报讲27年12月国民党反苏事变是不是“论据错误智商堪忧”,最基本的事实证明“论据错误智商堪忧”的可不是人民日报。
然后你接着转移话题居然问“苏联煽动中国内战存好心了吗”,回答很简单啊,苏联大力支持中国革命,支持中国共产党和有革命倾向的国民党推翻腐朽反动且极无能的北洋军阀政权,这不是好心吗?这不是好事吗?所谓给汪精卫的文件“一,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对此必须千方百计地加以促进。但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让步;
二,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
三,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
四,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这是多么大的好心,这是多么大的好事?你还质问什么“法理”?呵呵,什么法理?谁家的法理?
至于“没收山西商人巨额财产又符合哪家的法理?”,呵呵,外蒙古没收晋商那帮敲骨吸髓的高利贷贩子在蒙财产,和解放后新中国政府没收洋人在华巨额资产一样的法理。你不服?不服你先质问新中国政府当年没收洋人在华巨额资产是什么法理吧?
不管国共,二战后承认蒙古独立是不得已,承认24年就该分裂,那是汉奸
照你逻辑,倭寇支持同盟会也是好心了
阳和平对谈徐海亮:从上海和武汉文革中工人组织的特征看两地群众运动的差异
我们必须从生产的组织形式决定着社会的组织形式这一前提来探讨文革的历史。
也就是我们必须用社会化大生产的视角,即用唯物主义的视角来考察党、群关系。
我们必须看到民主的所有制前提,即财产的归属从来不是依靠民主决定的。
社会财富掌握在谁的手里,谁才有可能在政治上当家做主。
人民群众要当家做主的话,他必须在生产领域当家做主,方能保障自己在政治上的当家做主。
要在经济领域当家做主的话,人民群众所掌控的经济就必须是一个统筹兼顾的从全局利益出发的经济体系。
因此,从全局利益出发的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就不会允许任何企业、行业、地区绑架人民群众的全局利益,也不会允许各个生产单位的那些专职协调生产的 “官僚”各自为政。
为了压制造反派的话语权,保皇派的赤卫队试图通过“三停”的总罢工来要挟中央,也期望得到承认,但由于他们罢工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话语权,仅仅只为了压制对立方而破坏生产,因而很快遭到了失败。之后工总司内部对要不要吸收参加过赤卫队的人加入造反队这一问题产生了分歧,他们连夜进行大辩论,最终避免了工人阶级内部的第一次分裂。
“有人压不了文革就破坏生产,然后再归罪于革命”,面对走资派对生产的破坏,毛泽东曾这样说。1967年初,上海几大港务装卸区工人几乎全部停工,铁路运输也严重不畅。1967年的头7天,上海到北京的直达客车都中途受阻,无一列到终点。这种时候,上海的工人和干部联合组成“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 紧跟着造反派发布了《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一个呼吁工人返回生产岗位,一个呼吁制止经济主义风潮。这些自发的行动无不说明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李逊在书中这样评价他们的行为:“这两个呼吁恢复社会和生产秩序的传单,都是造反派自己提出,而不是由中央发文提出,这符合毛泽东‘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一贯思路。”“当上海造反派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对于毛的文革所具有的巨大意义和价值时,毛泽东已经看到出路,及时抓住上海造反派的两个传单以及《文汇报》夺权事件,引发随即而来的夺权高潮。”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毛泽东的伟大和需要大家学习的地方,他不是热衷于顶层设计,而是仔细观察群众运动所能提供的素材,因势利导,就像四渡赤水那样的灵活机动。
关于上海夺权成功的原因,他认为先是走资派撂挑子,工人有了组织火线指挥部的经历和掌权的实际行动;后是以工人为主的造反派联合夺权,反对各种分裂势力。相比之下,武汉的夺权既没有走资派撂挑子工人被迫组织生产的经历,又没有强烈的反对分裂的势力。“上海的工人干部思想觉悟都比较高,干部和造反派工人很好得结合在了一起,所以上海的成绩是全国最好的。”但尽管如此,造反派内部依然存在各兵团的矛盾,张春桥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民主,不能强迫他们解散兵团。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专政的方法,要说服教育。“可以通过大辩论,争取对方大多数成员的认同,然后再取缔闹事的头头,否则只会激化矛盾。”从结果看,他们做得是比较好的。对各兵团下面的造反队,王洪文表示欢迎他们参加工总司所属造反队,这样就又一次消解了反对势力,成功整合了各兵团,避免了工人阶级的第二次分裂。
最后阳老师对上海文革的群众运动作了总结。从工人角度来讲,上海工人历史比较悠久,产业工人占绝大多数,组织性强,派性的市场比较弱,大多数基层工人对那些爱出风头、争权夺利的人是看不起的;从干部角度来讲,上海的干部也是比较优秀的,旧市委对造反派的压制比较温和,大多数干部很快就和工人造反派结合了,抵触情绪比较小。“上海的干部与工人更具备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
“李逊的《革命造反年代》一书资料非常详实,大到四人帮受审的资料、被抓前后的采访资料,小到当时的各种小报、传单上刊登的信息都有,虽然作者本身的立场是反毛、反文革的,但她尊重事实,根据具体的史料进行叙述,所以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这本书客观上也展现了张春桥、王洪文在上海文革中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他们始终从整个阶级的利益出发,在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阳老师推荐有兴趣的同志可以读读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