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根马尾辫 -- 冰冷雨天

一根马尾辫，在我眼前晃了10年。

一根马尾辫，在我心里晃了20年。

初中一年级，她从南京转学来的。

她是山东聊城人。山东出美女，她也很漂亮：个子很高，（比我高）皮肤很白，（比我白）眼睛很大（当然也比我大）。穿一身旧军装，是那种肩膀上带小洞的。后来才知道，她爸爸是林副主席的警卫员，55年的中校。

我是狗崽子（爷爷是国军少将），她是响当当的红五类，我们之间没有共通点的。

但是造化会做弄人，随着那架“三叉戟”撞在了温都尔汗的沙漠上，她也进入了我所属的“另册”。从那以后，每天打扫教室的不只我一个人了。

每天傍晚，两个孩子默默地打扫着教室，扫完了，各自回家，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

我知道，她和我不同。她的父辈，是共和国的功臣；而我是他们父辈的敌人的后代。我们，不是一类人。

但我还是知道了，她扎着一条马尾巴。

进了高中，邓小平复出了，她父亲的问题解决了。我呢，也可以不用每天扫地了。有谣言说，周总理接见杨振宁教授时说，大学还是要考。

谣言总归是谣言，大学还是不用考，我们还是要下乡。

离家的时候，爸爸很早就出去了，妈妈含着泪对我说：“儿子，爸爸妈妈对不起你，从此之后，你就只有自己一个人了。”说着拿了一个信封出来，“这是100块钱，家里的全部，你拿去吧，就只有这么多了。如果你将来有了出息，记着拉扯一下家里”

我不能拿，我还有弟弟妹妹，还有地主婆的奶奶，爸爸妈妈的工资已经扣发多年了，他们更困难。而我没关系，我年轻，活不下去，我可以去偷，去抢，总能活下去的。所以我从那信封里只拿了二十块钱。

我走了，背着一只脸盘，那是街道发的；一个书包，我从小学开始背的，里面有《毛选四卷》，也是街道发的；一叠《Beijing Weekly》，我们英语老师，一个右派给的，他对我说：“想法子看懂，将来也许有用的”；一本《简明英汉词典》，爸爸给买的，爸爸一直反对我学英语：“我懂三门外语，还不是在扫街，孩子，你真要学，去学木匠吧”，我没理他，还是继续抄我借来的《英华大词典》，过了几天，爸爸给我买了那本词典，三块六毛钱，我们家一个月的菜钱；一床六斤重的被子，那是我和弟弟合盖的，我拿了被子，折过来，又可以盖又可以垫，弟弟拿了褥子，折过去，又可以垫又可以盖。街道上补助了一床被子的棉花票，可我没有钱去买：那二十块钱，是给我用一辈子的！

那天，是9月16号，我过完16岁生日后的第三天。

我们又在一个生产大队，她是革干子弟，留在大队队部做广播员；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发配到大队林场去做看林人。

林场在山顶上，我住的是一个草棚，只有顶，没有墙壁（后来化了一年工夫，搓草绳，用稻草把墙封了起来）。吃饭还不成问题，知青的第一年有国家给口粮，每个月30斤大米。主要是冷，我只好把昼夜颠倒过来，晚上干活，白天在太阳底下睡觉，反正只要林子里面干干净净，谁也不会来管天高皇帝远的我。

三个月以后，我回到窝棚，看到一个马尾辫的背影，是她。她来干什么？我想不通。

她听到脚步声，回过头来对我笑了笑：“我给你送来一件军大衣”。

正宗的军大衣，土黄色的捷克斜纹卡的。那个年代，这样一件军大衣就是上流阶级的象征，很珍贵的。我不想要别人的施舍，但是我没有办法不接受别人的施舍―我需要温暖，要不然我抗不过那个冬天，我比别人更知道这个。

我问她：“为什么送这么贵重的东西给我？”

“因为你对我好，从来不欺负我。”

“那只是我没有欺负人的资格。”

“不跟你说了，我走了。”

第三年，邓小平又复出了，我们终于能考大学了，我们都考上了大学，都在上海。

进大学以后，我有钱了，那时外语人才奇缺，我在几家翻译公司打工，每个月拿个百把块钱是小意思。我带她吃遍了上海。

我问她：“你们学校帅小伙那么多，没有人追你？”

“多了去了。”

“那你怎么随叫随到，好像永远有时间？”

她的回答让我昏了过去：“他们没你有钱呀，不能成天请我吃饭。”

我说：“别胡说八道，我知道你的心意，但我们没缘分―你大我两岁”（我读书读得早，高中毕业时才16岁）。

她的脸阴了下来：“我知道你忌讳这个，我知道我们没缘分，所以我从来不说，所以我随叫随到，因为我特别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时间”。

那是我们最后在一起吃饭，最后在一起聊天。

直到现在，我在社交场合还能看到她，她还是那样光彩照人。我总是本能地知道她在的方向，把头扭过去，避免看到她，她也从没有和我打过招呼。

但我知道，她也肯定看到了我。

我的心里，一直有一条马尾辫在晃动。